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关系演变的内在机制-欧洲杯买球平台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的观点，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技术进步，探讨了人工智能推动劳动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最终得出，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演变的影响机制主要有：第一，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进步，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并未超越马克思有关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与劳资关系演化的基本逻辑；第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兴劳动形式缺乏劳工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博弈可能出现资本主导的单边演变趋势；第三，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引起的劳动关系演变更为复杂；第四，人工智能技术从研发到成熟的不同阶段所带来的预期超额利润经历了从实现到消失，期间也会引起劳资双方的关系变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工智能；劳动关系；技术进步；技术溢出

1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资本提供生产资料、劳方提供劳动力使用权的传统二元格局被打破，劳动者对企业的从属程度不断降低，劳动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以线上智能化就业为主要形式的“新就业方式”，如零工劳动、远程劳动、共享劳动和委托劳动等新型的劳动组织形式，超越了当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规制范畴。由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所凸显的一些劳动关系纠纷现象与劳资争议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劳动关系建设的关注，可见在人工智能不断深化普及的背景下，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新时期人工智能技术的稳健发展与合理应用，而且对于构建新时期高质量的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从学术界当前研究来看，有关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影响的文献主要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步对劳动替代角度展开，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各方面内容的影响。首先是人工智能与劳动组织方式的研究：田思路、刘兆光(2019)指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形态呈多元化的演化趋势，并可能出现出全面非典型化的特征[1]；刘大卫(2020)指出，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会对传统稳定的劳动关系形成侵蚀[2]。其次是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分配的研究：acemoglurestrepo(2017)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及生产自动化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但对工资的总效应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确定[3]；蔡跃洲、陈楠(2019)的研究显示，在人工智能推进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在所占份额将发生降低[4]。再次是人工智能与劳动就业的研究：katz&margo(2014)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岗位产生的挤出效应会引起劳动力相对剩余[5]；朱巧玲、李敏(2018)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及智力劳动均存在替代效应，其中体力劳动的替代效应最大。最后，是人工智能与劳动法律法规的研究[6]：王从烈(2018)指出，人工智能将对现有劳动保护法的构成要素带来挑战[7]；田野(2018)重点强调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现行劳动法应进行系统化的因应性调整，尤其是完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法制[8]。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关系内在逻辑主要是通过影响生产关系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来实现。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关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演变的经典论述展开，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

3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生产跨越的过程中，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改变，大幅提高了劳动社会生产力。技术进步与应用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推动生产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做出相应调整，劳动组织形式及其劳动结构都伴随着变革。马克思指出，相较于手工业，机器代表着巨大的技术进步，其形成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9]。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引起积累过程中可变资本所占比例趋于减少，将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市场和劳动关系带来重大影响。马克思认为，机器作为资本承担者，成为把工作日延长至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有力手段，直接使劳动力维持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减少，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提高剩余价值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使得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更为对立紧张。

4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

4.1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述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科学地解释了技术进步与劳动之间的替代效应。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本质上仍属于一种技术进步，因此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并未脱离马克思有关机器大生产对劳动力替代的基本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取决于雇主和劳动力对生产活动控制权的争夺，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方会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普及，并通过某些环节的智能化生产替代工人，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获取劳资谈判中的主动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智能化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进一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状态，此时劳资关系中资本家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任何时代的技术进步均不能完全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在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不能被替代的那部分生产环节的劳动者将逐渐掌握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力，并通过学习过程向市场扩散这一技能，当劳动者对那些新技能及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劳动技能掌握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具备了同雇主谈判的能力，劳动关系将再一次发生变化。

4.2劳动者与雇主的市场博弈机制

劳动者与雇主资本家之间的市场博弈机制，是指在技术革命发生时，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或技术条件)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同样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导致劳资双方互相博弈以取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分配方式，并引起劳动关系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博弈策略均包括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如何选择适当的博弈策略直接影响劳动关系的演变路径。劳工组织的存在，一方面能够通过联合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另一方面能够形成较为一致的博弈策略，有助于同雇主达成新的劳资关系。在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随着部分产业的智能化生产程度不断加深，劳资双方的市场博弈形式呈多样化趋势，并引起了劳动关系的变化。在现代市场经济调节中，劳资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劳动者个人同雇主间的直接对话，通常表现为工会组织和资本家代表之间的谈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复杂化与非典型性特征，将导致现有的劳资博弈机制发生变化，尤其是智能化阶段以互联网信息虚拟空间为载体的零工劳动、远程劳动、共享劳动和委托劳动等，缺乏统一的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关系博弈过程中，这些具有智能生产化特征的劳动者如何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劳工组织，并参与劳资谈判过程，将直接影响劳动关系的调整方向。

4.3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机制

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机制，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生技术革命时，先进技术所在国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根据东道国状况调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和技术应用，从而影响东道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净流动，并对东道国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发生关键在于，劳动保护的国别间差异为跨国投资提供了强化对劳工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的有效途径[10]。一般而言，这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主要为技术先进和产业高端的国家或地区向技术相对落后或产业低端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对东道国而言，先进技术和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推动东道国劳资关系进入相对和谐的周期。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由不同国家主导，因此在不同行业的国际市场上，由于不同国家均有相对领先地位的智能化技术优势，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溢出机制具有交叉性，从而导致这种由于国际市场上技术外溢效应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动表现得更为复杂。

4.4技术更迭周期的内在机制

技术更迭周期的内在机制，是指技术本身从研发到普及应用再到衰退直至被淘汰的过程，具有内在周期性，伴随着技术的阶段性，技术所处的不同周期对应技术的产业应用状况，同样会对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新技术的研发初期与技术成熟后的衰退期，相关产业的劳动关系变动更为明显。通常情况下，在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初期，由于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预期超额利润和市场潜力，雇主资本家更愿意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应用和普及，新技术使用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开始消失，此时劳资之间开始出现矛盾，劳动关系进一步激化。当新技术进入衰退期，技术投入无法给雇主带来更多利润，技术的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将导致劳资双方关系对立，直到新一代技术研发使劳资关系缓和。由于人工智能还处于初期研发阶段，劳动关系整体上处于和谐阶段，新兴的智能化产业与新型劳动形式还处于新技术的边际产出递增阶段，新价值的增加为劳资双方维持稳定的合作状态提供了基础。

5结语

本文将人工智能视为新时期一种替代人力劳动的技术进步，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演变的经典观点，探讨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进步推动劳动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首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部分替代脑力劳动的技术进步，并未超越马克思有关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演变的论述，“机器替人”的动力机制体现为马克思有关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与劳资关系演化的基本逻辑；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双方博弈过程直接引起劳动关系的演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所催生的新兴劳动关系，缺乏劳工组织条件下的劳资博弈过程将可能出现资本主导的单边劳动关系演变趋势；再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新技术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对东道国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而处于研发初期的人工智能在不同国家具有主导性技术的情况下，相关产业资本流动的东道国劳动关系演变将更为复杂；最后，新技术从研发到被淘汰的整个过程中，技术本身的周期性迭代会影响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即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同阶段带来的市场预期超额利润从实现到消失的过程也会引起劳动关系的演变。

参考文献

[1]田思路,刘兆光.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演变与法律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19(2):212-221 282 2.

[2]刘大卫.人工智能背景下人力资源雇佣关系重构及社会影响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20(1):47-52.

[3]acemoglud,restrepop.robotsandjobs:evidencefromuslabormarkets[j].nberworkingpa-pers,2017(17):1-88.

[4]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5):3-22.

[5]katzlf,margora.technicalchangeandtherelativedemandforskilledlabor:theunitedstatesinhistoricalperspective[j].nberchapters,2014:15-57.

[6]朱巧玲,李敏.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结构优化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6):36-41.

[7]王从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劳动法治保障建设的对策研究[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4-62.

[8]田野.劳动法遭遇人工智能:挑战与因应[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57-64.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刘思源.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9(12).

作者：李保民 王更 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