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三农问题范文篇1

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效益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

将来我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这个目标，首先“三农之外”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目标，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也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开放，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最终会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和过时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学习，土地稀缺、人口密集，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密集型”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世界任何国家，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现在政策对农民的支持不是产量的支持，第一。而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的搞。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补，觉得这个有两个误区需要注意：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总搞间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去年七百亿，今年预算补贴又是七百亿，连续几年来我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个亿。12.85亿人中，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还是有能力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第二。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减到合理安全界线，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并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农村金融改革。目前，第三。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三农问题范文篇2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公务员之家:

三农问题范文篇3

农民：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与城市居民形成对称的二元国民的弱势群体。占我国总人口近70%。非指自然意义上居住在农村，并从事种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植、养殖业的农业劳动者。其划分的标准并非产业，而是以父母的户籍为唯一标准划分的群体。

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与其它产业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其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二是产业链条中断，农业只指其中间的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环节则不属农业范畴。它是二、三次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20世纪末，其创造的gdp占整体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下。

农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区以外的广大国土地域。即人口集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问题：是指系统中不相匹配的环节或子系统。即与其它环节和子系统在运动中不相匹配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系统中某一环节或子系统存在状态与其他子系统或环节差距的描述。

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罢了。

三农问题的根源有以下五点:

1、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2、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3、劳动主体的弱质性。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4、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5、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三农问题范文篇4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税的减免，使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无税时代。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远没有根本改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为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的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体制的改革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农村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自身发展的能力，所以必须从外部注入大的资金。单靠一般的政策性倾斜，或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三农面貌。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必须在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三个方面下手，三管齐下。就是说，应该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大头转向农村和农业。

以2004年为例，在国家空前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共2626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8274.39亿元，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到总支出的15%。200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亿元，其中农村11452亿元，城镇58620亿元，农村投资不到城市投资的1/5。银行信贷资金农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怜，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应该使用于发展农村和农业的国家财政、社会投资、银行信贷的规模起码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适应，即分别达到63%或者以上，则中国农业和农村应该得到的份额将分别达到11386亿、44145亿和12.5万亿或者以上。这对中国农村来说，简直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样，中国农村和农业将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财政外，地方财政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农村地区，主要应该用于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电通、水通、汽通、网通。争取用几年的时间，使农村乡、镇以上地区做到高速路或准高速路连接，电、水、汽基础设施完备，通讯网络覆盖，以便为吸引大量投资做好准备。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除一般基础教育以外，还应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为使他们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创造条件。农村教育有一个师资问题。所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首先应从培训农村教师开始，建议规定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都要承担定向为农村培训教师的任务，财政上可以由国家给予全额或部分补贴。另外，国家应该鼓励和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师去农村从教或办学。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于农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享受和城里职工同等的待遇。

社会投资应转向以农村地区为主。国家应该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制定优惠政策（如三年免税）鼓励投资商到农村地区投资，特别是鼓励大中型项目到农村地区去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一个大项目，就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63%，即441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可以在农村地区建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000多个。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乡镇总数38290个，其中镇20226个，乡18064个，平均每年每个乡和镇都可以获得一个以上的亿元投资项目。有人担心农村投资的效益问题。实际是，农村地价便宜、劳动力便宜。只要能够实现“五通”，投资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地区市场的发展，可以肯定，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效益会大大高于现有城市。

信贷和金融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不仅使银行信贷的规模与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规模相适应，而且应该多方面为农村发展开辟财源。中国现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钱往农村流动，反而使农村的钱流入了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钱往农村流动的金融体制。例如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农村项目优先的原则，以及利率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门用于农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关键是要加强监管，防止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严格管理和监督的条件下，还可考虑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农村多渠道进行集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农村市场利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城里人也会愿意把钱投入农村。此外，也可以考虑发行三农，设立国家三农发展基金等。公务员之家

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争取三到五年内做到。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是应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了。

三农问题范文篇5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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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蔡社宝.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证(z).维普资讯.

三农问题范文篇6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三农问题范文篇7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编辑：何延波）

附参考：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傅立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关键要在调整农业结构。我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创新理念、创新思维。简单的讲就是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确立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市场容量大、单位产出高、经济效益好的区域优势产品。一是依托市场，定位产业。清远是一个欠发达贫困山区，起步较晚，但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所以说，清远有一块广阔的丰富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不断培育和优化我市的主导产业。而当前我市农业重点要发展的是水果、蔬菜、水产养殖、鸡、鹅、猪、茶叶、竹木和笋竹等八大农业主导产业。二是整合资源，布局产业。按照不同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做好特色经济文章。三是打造品牌，壮大产业。清远也有自己的品牌，但不多，没有很好的充分利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围绕创“品牌”这一环节，积极调整产品品种结构，大力发展名、优、特、稀、新品种，使之尽快成为我市的品牌，以整体形象去参与市场竞争。

二、注重化解和规避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风险。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1、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很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须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能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规避市场风险。2、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和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掌握新的技术，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3、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

三、要确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根据我市的实际和发展战略，我们应把农业重点定位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这五大功能，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权资产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优、特、稀、新”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农业的定型上，要着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农业。有了这样的定位、定型，确定发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确的思考依据。

三农问题范文篇8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当前，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但并不理解这个三农问题背后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强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政策解决。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城镇化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已经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4亿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

三农问题范文篇9

(一)调查研究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况,剖析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先决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p109)。在《农村调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强调调查是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确的对农态度和政策就必须了解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种社会调查的方法给我们研究三农问题以有益的启示。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这种状态,必须反思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正确。多年来,我们研究问题、出台政策多依赖于官方的统计数据,缺乏实地社会调查。而中国现有的干部考核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官方统计的不真实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实际、软化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揭露了大量县、乡镇政府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更让我们意识到眼睛向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实际现状:(1)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生产过剩阶段,在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价格的大形势下,农业增产不增收。因此,不能简单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思路解决农民问题。为了实现增收,政府出台了调整农业结构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强制性的指导调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仅侵犯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而且使农民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损失。(2)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农业生产微利甚至亏损,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走向贫困化和边缘化。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农村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刀切的税费改革,不顾农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实际盲目推广农业产业化,不顾中西部农村的现状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将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3)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加剧,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产生了庞大的乡镇官僚体制,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逐渐加重。出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现有的体制所造成的。政府的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关键是改革没有农民的声音,没有真正落实农民的民主。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研究三农问题如果离开了农民这个视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农民的生存现状、行为反映中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事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出台和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问题为契入点,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唤起农民自救的自觉意识;因此,不能武断、强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观的指导。

(二)立足三农问题的根本,尊重农民的自由选

择,解除农民的束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在中国革命早期,党内存在着对待农民态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以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倾向,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种切合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形成了其在中国革命时期始终尊重农民、联合农民、团结农民的根本态度和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相关政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没有农民的小康,希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只能是空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亿农民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必须立足于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的生存问题,必须以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解放农民为核心内容。

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必须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赋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资格和权利。(1)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取消市场准入的壁垒,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目前,我国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农民只有选择生产的自由,没有选择不生产和休耕的自由。农民不生产仍要交税,甚至有些地区对撂荒还加收资源闲置费。另一方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只有产中的有限自主权,没有产前与产后的自主权。由于大量农资的供应和大部分农副产品的销售都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团,农民很难进入利润丰厚的产前与产后市场。这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获利机会。(2)取消农民自由选择职业的限制,赋予农民迁徙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从观念上改变农民是一种固定身份的看法,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农民的这种自由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当农业生产无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在城市有了理想的获利机会时,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因此,必须破除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的“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传统,取消农民离乡进城的一切行政限制。(3)取消体制上对农民的歧视,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体制上滋生了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农民在劳动报酬和安全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享受公共物品的服务、纳税义务的承担等各方面的待遇得不到正常的保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农民对中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相符,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农民生存的基本权利。有两项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必须强化农民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自由流转和继承,可以对抗土地所有人的任意干涉;其次,必须建立适合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承包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机制,真正发挥土地的财产功能。只有首先从制度上确定了这两点,才能保障农民生产和择业自主权的实现。

解放农民,必须以回报农民为重点逐步取消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而不单纯是进行税费改革。首先,这是保障农民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是一个循环积累的过程,沉重的税费负担不仅将农民有限的收入剥夺殆尽,甚至使一些农民债台高筑,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再加上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由,不得不举债生产,导致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其次,这是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加入到世界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农民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世界上的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大都取消了农民的负担,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我国农民将会丧失竞争力。最后,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我国从建国后就确立了农业为工业服务的经济建设方针。几十年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分配方式,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资源。农业已为工业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大量贡献。现在中国应当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都应当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应有的回报。

(三)适当地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的智慧,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1927年,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1](p13)必须承认农民革命的力量是压抑不住,是不容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支持、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组织———农会解决事关农民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是严峻的。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大规模的对抗事件,是责难压制,还是疏通、引导;是置农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还是正确对待农民的反抗,支持组织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解决三农的问题上没有救世主,只能依靠农民。

三农问题范文篇10

1.1问题的提出: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什么总是放在一起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农民、农业和农村几乎总是被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工业、工人和城市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候才联在一起进行观察和研究,“三农”和“三农问题”这些概念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反映。我们的农业经济学,不仅研究农业,也研究农民和农村;我们的农业部门不仅管农业的事情,也管农民和农村的事情。“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其解决的办法,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思路:在三农中解决三农问题,通过三农解决三农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合并提为三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迟缓,农村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制约内需的增长。企图通过三农内部来解决三农问题,被实践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讨论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而言三农,而是要跳出狭隘的三农领域[1]。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三农”思维定势[2]。

传统解决思路是基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关联性:农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业的投资就可以增加,从而农业也就发展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改善,农业也能够发展,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这些现象并没有如我们所愿而出现。传统解决思路过分关注于三者的关联性,而没有注意到三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根本的独立性,这需要我们对三者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1)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从事农业活动和居住在农村的特殊属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最优化进行决策的行动者,其同时或分别扮演三类角色: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和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农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的公民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主要或长期从事农业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以及主要或长期居住在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区域,农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农民所掌握的资源主要是土地;②农民所拥有的技能主要是农业活动的技能;③基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④基于农业的生产特点,农民以分散居住为主。

(2)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由农民主导和在农村进行的特殊属性。经济活动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其产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没有区别。但基于农业自身经营对象的特点,并由农民这一特殊的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在农村这一特殊的区域进行,农业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种类、数量、结构和质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①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和分散性形成了农业活动的封闭性;②农业活动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对发展技能的需求,反过来制约了农业活动的技术进步;③农民生活的封闭性降低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兴趣,从而制约了农业规模的扩大;④农村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设施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成本。

(3)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具有一般生产生活地理区域的共同属性,同时在现阶段也具有主要承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殊属性。生产生活地理区域主要以资源、生产生活设施、经济活动密度和人口密度为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农村与其他生产生活地理区域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农村在具体属性方面表现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现为:①为了适应农业的土地密集型特点,农村在区域面积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制约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载农业活动,农业活动的剩余制约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的发展;④由于主要承载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收入制约了农村生活设施的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村作为一类生产生活地理区域,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的农民并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具体的农业并不一定要由现有的农民来经营和主导;具体的农村也不一定只是供农民来从事农业活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①具体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联系是怎样被固化下来的?②三农困局是否与这种固化的联系有关?③这种被固化的联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联系能否破解三农困局?

2二元结构与三农的关联性

2.1二元结构的形成

“二元经济”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这个术语最初是由荷兰社会学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4]。

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中并存着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系统,且这种并存状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应包括: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承载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地理区域。不同发展程度表现为经济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贡献,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和产出能力,以及生产和生活设施的充分程度。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系统能够相对稳定的并存,说明必然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两个系统的要素相互流动。经济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如果人可以在两个系统中自由流动,二元结构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二元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讲就是存在某种障碍因素阻碍了经济主体在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流动。

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没有形成显著的二元结构。①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经济活动的要素基本属于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内生性和自主性,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关系较紧密,在自由市场体制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障碍难以形成。③技术进步也以自主发展为主,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与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工业的利润增长不需要来自于对农业进行剥削,而主要来自于世界市场,从而农业的发展有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结构没有存在的基础。

二战后才逐步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过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结构。这些落后的农业国是在世界市场已被少数工业国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的二元结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独立需要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背景,这些国家大都没有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较多,经济活动的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②工业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动性,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国内经济自然发展引致,而是由于学习国外的发展模式,或接受外国投资而形成,从而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而非紧密的自然关系。③工业技术以学习和引进为主,技术进步较快,同时大多数农业成为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原料产业,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技术鸿沟。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的发展在国际上受压榨,从而便以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对农业进行剥削,从而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显著性各有不同。

2.2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联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二元结构是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而形成的。同时,二元结构的形成又反过来进一步阻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恶性循环的具体机理是什么,三农的关系是怎样被固化的?

(1)农业和农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展滞后。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受到国际国内的双重挤压:出口部分的农业受国际寡头控制,利润极低,技术进展缓慢;国内与工业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国内工业化的需要,贸易政策对农业极端不利,农业和农村缺少必要的发展资金。农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封闭性和分散型,而这一现实在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术鸿沟要求农业和农村保有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工业和城市无法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传统农业延续下来的落后的技术水平,为了保障农产品的供应,农业需要保有相当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农业的技术进展缓慢,那么农村人口比重就不会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工业发展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工业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当有限,所以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如果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

(3)传统农民滞留农村进一步阻碍了两类经济系统的要素流通,从而固化了三农的联系,也进一步阻碍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传统农民滞留农村,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外来资本的进入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促使三农关联进入稳定的恶性循环状态。三农关联的恶性循环导致两个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三农发展停滞不前的“三农问题”就产生了。

(4)就三农内部来讲,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其实,从循环的过程来看,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农业的落后会制约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制约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落后同样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和素质的提高;农民素质的高低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循环过程来讲,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历史和逻辑上分析,三农低水平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发展滞后。农业基于生产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进行,这样将始终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主体在相对分散的区域进行农业活动。同时,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基础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财富才能够为经济主体和生产生活区域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农业发展滞后对其经济主体和地理区域的发展将形成关键性制约作用。

综上,由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基础,从而二元结构是以农业发展滞后为根源。所以,从根本上讲,二元结构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农业的发展:这一类经济活动发展滞后,依附它的经济主体和承载它的区域必不能获得较多的剩余,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尽管二元结构同时又是以三农恶性循环为现实基础,但二元结构的突破点却不是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农民在农村发展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成功的选择:①农民并不一定要从事农业才能够获得收入,强调或局限农民从事于农业,限制了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②农业不一定要由农民来经营,限制农业只能有农民来经营,违背了要素优化配置原则。③农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农的独立性。

3三农的独立性与三农问题的破解

3.1三农的独立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并无本质区别,农村与承载其它经济活动的地理区域也无本质区别,现实中农民、农村和农业之所以被紧密关联在一起是基于历史延续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这种紧密关联导致这些特殊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处在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状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这一紧密关联。打破这一关联的基础在于三农内在的相互独立性。

(1)农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农民可以依据其禀赋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从农民个体来观察,农民和农业、农村并无本质和必然联系。作为个体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选择成为资本供给者、劳动者或土地供给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农民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选择成为任意行业的劳动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管理禀赋选择成为企业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使用权成为土地供给者;可以根据所拥有的资本成为资本供给者;也可以根据多种资源和禀赋成为上述经济主体的综合。农民个体选择哪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取决于每一种方式的收入和成本。农民的独立性体现在作为个体的农民并没有也不应该打上先天农村和农业的烙印。

(2)农业的独立性。作为一类经济活动,农业尽管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特点主要在土地资源相对较丰富的农村进行,但仍可以依据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选择参与的要素:包括经营者、劳动者和资本供给者。参与农业活动的经济主体包括农业经营者、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供给者,而这些经济主体并非与现实的农民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农业活动的开展应当根据各要素的具体质量和数量所可能引致的农业活动效率进行优胜劣汰,而不能全部由农民来包办,这样不仅制约了农业,也束缚了农民。

(3)农村的独立性。作为一类地理区域,尽管农村首先需要承载农业活动,但在满足农业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据效率的原则承载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他工业和商业活动,以及其他非农业经济主体的生活活动。

三农的内在独立性说明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联系,在本质上他们分别与其他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地理区域并没有区别。他们历史地并相对稳定地成了农业经济主体、农业经济活动和农业地理区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决定的,这些特殊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他们历史的特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3.2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

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是农民贫困、农业效率低和农村落后三个问题的改善停滞不前,但从本质上看,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被联在一起是因为政策和人们的意识把农民、农业和农村始终捆绑在一起。三农被政策人为的捆绑在一起是三农问题的根源,而三农问题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农。拆解三农就是要打破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关联,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①农民可以从事农业经营和劳动,也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从而还原农民的普通经营者或劳动者的本来面目;②农业可以由农民来经营和劳动,也可以由其他经济主体来经营和劳动,从而还原农业的普通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③农村可以承载农业和居住农民,也可以承载其他经济活动和居住其他经济主体,从而还原普通地理区域的本来面目。

3.3拆解三农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农的实质就是要对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进行分别思考和解决:①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民作为一类经济主体,研究怎样通过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资源和禀赋来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来解决;②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仅仅把农业作为一类经济活动,研究怎样通过增加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质量来增进这类经济活动的产出效率,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民的发展来解决;③解决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就是仅仅把农村作为一类地理区域,研究怎样通过聚集经济活动和居民,从而增加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投入来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而不再只着眼于通过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来解决。

三农问题恶性循环自农业效率低开始,至农村落后,再到农民贫困,并周而复始,但要拆解三农却不能从农业开始。如果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首先开放农业经营,把农民强制推向大市场,其结果只能产生更复杂和混乱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规模城市无业游民就是这样政策的结果。因此,拆解三农必须从农民开始。

(1)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目的,经济要素是资源,经济活动是手段。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农的核心和首要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由于三农存在相互制约的问题,所有需要优先考虑农民的问题。基于拆解三农并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所以把农民从农业和农村中释放出来,实现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农的第一步。农民自由选择获取收入方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①解除农民的身份限制。农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对农民进入非农行业和进入城市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会保障上与其它居民进行区别。这些限制和区别固化了农民和农业农村的关系,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阻碍了其他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符合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民工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5]。只有解除这些限制和消除这些区别,还原农民的普通经济主体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为最终解决这些经济主体的收入问题奠定基础。②解除农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选择是一种权利,自由就业却是一种能力,能力问题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够解决。获得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条件,需要持续和相对稳定的就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就业岗位的稳定性较低,要在不断变换的就业岗位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就业,需要相当的就业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就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预期,失业风险增大。农民的恋土情结(即尽管在非农产业或城市就业也不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经营权)是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无法获得持续稳定就业的集中表现,而其中的根源除了农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业能力的限制,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岗位以极不稳定的体力劳动为主。解除农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径是对现有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以及对潜在农民———农民子女进行平等的基础教育。

(2)把农业从农民经营中释放出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必须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才能实现[6]。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保障能够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中获得而不再依赖于土地时,作为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农业就可以摆脱由农民经营的束缚。农业只能由农民经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垄断,一种低水平的阻碍产业进步的垄断,显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当农民不再需要用垄断农业(土地)经营来保障其生存时,农业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便不是问题。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经营主体有利于农业经营的优胜劣汰,并进一步导致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关键在于在限制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