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理论十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民俗文化理论篇1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我国传统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文化内涵深厚，具有支持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合理利用农村现有的传统民俗资源，把传统民俗资源打造成农村发展经济的优势，打造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充分发掘传统生产工艺，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江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其中许多传统民俗资源具有产品开发的重要价值。进贤文港的制笔生产工艺民俗就是其中之一。进贤县文港镇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笔的悠久历史，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文港传统制笔工艺闻名遐迩，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赞美(文港原属古临川县管辖)。新时期以来，进贤县文港镇充分利用制笔的特色工艺民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用品生产营销基地”。文港的“一支笔”，成为文港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镇制笔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毛笔、钢笔、水笔、中性笔产销量达17．5亿支，实现总产值35．83亿元。全镇从事文化用品产业的劳动力17500．人，占劳力总数的70％，在外经销人员1万多人，文港镇则因为传统制笔产业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的工贸大镇。除了进贤县文港制笔之外，江西还有生产文房四宝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象铅山县连四纸、婺源县龙尾砚和星子县金星砚、婺源县徽墨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瑰宝将发扬光大并形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建成以后，将形成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宝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扩大知名度，又将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把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如充分挖掘江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历史风情歌舞《神奇赣鄱》，惊艳了所有观众。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饮食、工艺、文化产品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产业园”，把传统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经营结合起来，将九江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风情在园区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众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赓续不断的源泉，应该成为当代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如中国的年画，吉祥是年画表现的主题。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在庐陵古民居装饰中，祈福纳吉包括招财进宝、延年益寿、交合化育、功名利禄、大福大贵等内容，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福寿双全”、“八仙庆寿”、“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进爵”等。在赣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有各种符号文字和吉祥图案等，特别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门楼上的砖雕、大门两边的对联、厅堂歇檐两侧或厢房山墙上镶嵌的砖刻家训格言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全是儒雅的汉字文化和耕读历史传统的表象，这些喜闻乐见的朴素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意义，表达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精神的关注，对生生不息、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不仅通过绘画和雕刻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通过匾额、楹联、家训等无处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们是雕刻的宝库、书画的海洋，人们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书写着心中的期盼，传达着人生希望。这些传统年画和民居建筑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国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江西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商业文化传统，其中有“讲究信用”、“和气生财”、“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和“回报家乡”等优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劳，极为讲究职业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民俗文化理论篇2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民俗文化理论篇3

制约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过于追求经济价值、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以及宣传教育的缺失，具体内容如下：

（一）过于追求经济价值。开发的过程中，旅游行业一直都是主角。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由于相关部门过度追求经济价值，没有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开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没有真正将工作落到实处，只是把民俗体育文化当成赚钱的资源。

（二）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体系有待完善。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人民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有效的传承途径还没有得以明确。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丰富民俗体育文化，按理说，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体系应相当成熟，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却非常的滞后，这就使得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非常不牢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护和继承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宣传教育的缺失。可以说，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历史悠久，因此，它的继承和发展是一项非常宏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想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依靠的还是广大群众的力量。然而，我国的青年一代，由于他们从小很少有机会真正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由于受西方体育文化的较大影响，他们对nba、足球世界杯等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而对中国的民俗体育文化像划龙舟、舞龙狮等却知之甚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我国对民俗体育文化所进行的教育和宣传相对缺失，使得他们这一方面知识的严重匮乏，同时，对民俗体育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新时期发展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有效途径

发展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有效途径主要有：完善相关机制，政府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强化理论研究，继承的同时加快其发展，加大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以文化价值为前提，再适度开发经济价值。具体内容如下：

（一）完善相关机制。众所周知，制度是约束行为的有效准绳。因此，只要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各项制度加以完善，才能促进民俗体育文化的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法律地位加以明确，使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使其能够受到有效地保护。

（二）强化理论研究，继承的同时加快其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是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传承的发展的基础，因此，强化对民俗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时展的必然需求。同时，在继承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还应加快其发展速度，在对不同特质的民俗体育文化继承过程中，还要加速推进其理论和制度的创新的脚步，从而促进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唤醒人民群众对中华民俗体育的文化自觉性，为促进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加大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力度。相关部门可以把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引入学校，开展民俗体育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这样就可以让青少年有更多了解到民俗体育文化的机会，培养他们的自觉意识，从而促进他们民俗体育文化意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应把中华民俗体育文化推向全世界，促进全世界人类体育文化的共同繁荣。

（四）以文化价值为前提，再适度开发经济价值。为了适应时展的需求，可以把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功能适度地转换成经济功能，这也是帮助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传统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在这两种功能进行转化的过程中，要意识到，文化功能始终占有主要地位，要秉持适度开发民俗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的原则。否则，就会使中华民俗体育文化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三、结束语

民俗文化理论篇4

关键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功能主义；外宣翻译

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

赣南民俗体育是指在赣南的民俗土壤之中，由广大赣南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依托赣南民俗节日产生发展的民间体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赣南民俗体育具有强身健体、团结乡邻的作用。此外，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联，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担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

1．1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主要形式

赣南占地4万平方公里，辖区内18个县市（区），共有民俗体育数百项。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流传范围不同，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1．1村落农耕类

民俗体育。赣南村落农耕民俗体育种类繁多，主要有舞春牛、花棍舞、扁担顶力、禾秆拔河、稻草龙、打石子、扭秧歌、抬杆、抖空竹、骑竹马等。

1．1．2节日庆典类

民俗体育。赣南地区民俗体育集中在上九会、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寒食、除夕、元旦等节日中。每个节日，都有多姿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包括九师拜象、竹篙火龙、抢打轿、扮故事、凌龙、罗汉舞、梨狮、席狮、板凳龙灯、龙舟竞渡、傩舞等。

1．1．3墟市庙会类

民俗体育。赣南庙会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有上刀山、过火练、跳花灯、舞香火龙、驰火马、游烛龙迭灯、飞刀圈、打莲池、甩碗等。

1．1．4宗族军事类

民俗体育。赣南客家武术主要为南拳流派拳种，主要流派有朱家教、钟家教、李家教、岳家教、流民教、刘夙山派、昆仑拳，此外还有字门拳、法门拳、硬门拳、五百前、梅花剑等。

1．2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特征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文化反映了赣南客家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心里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既是汉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又有别于其它区域汉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汉民族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其主要特征如下：

1．2．1多元共存与兼容并蓄性

由于赣南客家来源于历史上客家民系多次大迁移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这就使得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既有早期南迁客家先民创造的赣南本土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又有清代太平天国时期江、浙、闽、粤居民内迁和抗日战争时期粤北难民回迁赣南谋生等带来的外来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经过数百年漫长历史的潜移默化和兼容并蓄，既延续了中原汉民俗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创新，从而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

1．2．2山区农耕性

赣南客家人聚集山区之中繁衍生息，以拓荒、种植的山区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为主，故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典型的山区农耕乡土特色，许多民俗体育文化项目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一是活动内容方式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

1．2．3节庆与宗教祭祀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带有浓重的宗教文化色彩．在赣南客家人的生活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每当岁时节日都要举行节庆礼仪及宗教祭祀活动，许多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活动都源于岁时节庆、和祖先崇拜礼仪活动。

1．2．4宗族性

客家祖先从中原南迁初到赣南时，生活环境十分艰苦，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与敌人抗争、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保存种族，繁衍后代，壮大家族势力成为客家人第一要务．为维系和不断壮大家族势力，通常都是通过修谱、建祠堂、开展祭祀活动，来统一族人精神信仰，加强宗族凝聚力。

1．2．5鲜明的地域性

赣南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纯客家县，但由于各县乡镇村落客家人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方，其迁徙历史、入居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使得赣南各县乡镇村落的节庆民俗体育文化活动也各具特色。

1．2．6竞争性

赣南客家节庆民俗体育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中国自古崇尚和而不同，客家节庆民俗体育活动同样在和谐之中存在着积极的竞争，正所谓“祭礼所以别尊贵，射礼所以辨实力”祭祀以宗族为别，各宗祠往往别具一格；在祭祀时各宗族会比哪宗族人丁兴旺，场面宏大，技艺精湛，节目精彩。

2．功能主义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力经诸多翻译理论家的研究和发展，至今已成为体系完善、影响广泛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与实践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卡塔琳娜•赖斯的翻译理论

卡塔琳娜•赖斯德根据不同的语言功能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信息型文本，主要功能是描述事物和事实，向他人传达信息和交流观点。对于这类文本类型，翻译时要按要求做到简单明了。第二类文本类型是以小说、诗歌和散文为代表的，以形式为重和表达型的文本，主要强调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作者或者说话者的情感和语言的美学功能。翻译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辨别的方法，采用源文作者的观点，以传达美学形式。第三类是以诉请为重得施为型文本，强调最终的效果，如广告和演说等。这种文本类型需采用归化的，能达到相同效果，引起预想反应的翻译方法。

2．2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

汉斯•弗米尔认为任何翻译都有特点的目的，译者在翻译时应选择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最佳方式。他提出译者应根据翻译行为委托人指定的翻译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创作出可读性强的高品质译文。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是目的性、连贯性和忠实性原则。目的性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要求译者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译文要为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同时也需要充分展现原文内涵。连贯性原则是指译文的语内连贯，具有可读性，符合目标语的句法表达习惯，具有交际意义。忠实性原则强调译文应忠实于源文而不是脱离源语文本，随意对译文进行臆造。

2．3贾斯特•赫尔兹•曼塔莉及其翻译行动理论

曼塔莉以交际理论和行动理论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为达到特定目的的复杂行动。她的翻译行动理论目的不在研究和知道人们如何进行词语、句子或者篇章的翻译，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跨越文化障碍，完成交际行动。

2．4克里斯蒂安•诺德及其翻译“功能加忠诚”理论

克里斯蒂安•诺德在学习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学者将重心从源文转移到译文，忽略了“忠实”的原则。她在尊重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把忠诚原则加入了功能主义模式———“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对译语文化接受者起作用的目的”，而“忠诚”强调的是“译者应当把翻译交际行为所有参与方的意图和期望都加以考虑”。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译者在源文上做出了改动，译者应当向译文读者解释。在翻译特殊文化现象时，这种“忠诚”翻译行为在源文作者和译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信任的桥梁。源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有权利知道和了解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诺德的翻译理论完善和推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了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

3．功能主义视域下的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策略及建议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符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根据上述功能翻译理论，结合地方特色文化的翻译实践，对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提出以下策略和建议：

3．1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浓郁的乡土和生产特色，娱乐与健康、游戏性与竞争性和谐统一，形势古朴多样，内容灵活多变。但是，当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传承主要依靠口授身传，大部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运用现代多媒体数据库技术，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以搜集、挖掘、整理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对其进行深化研究。

3．2建设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翻译语料库

3．2．1收集一定数量的关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资料，然后进行整理、规范化和翻译，最后建设成一定数量的赣南地方文化内容翻译语料库。语料采集的主要渠道是网络，通过网络爬虫软件抓取涉及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双语网页。3．2．2利用语料库，通过语料库检索软件的词表功能，梳理和翻译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词，并结合不同的翻译目的，从多个不同翻译中选取合适的翻译，必要时进行重新翻译。这些关键词的梳理与翻译可以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为其他翻译者提供积极的参考作用。同时由于这些翻译与当地文化传播需求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英语翻译的文化传播价值。

3．3提升译者翻译能力

实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的专业化。首先，译者要提高自己的英汉双语的熟练程度与驾驭能力。同时，译者还需非常了解和熟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对其文化内涵充分了解。最后，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向目标语读者展现。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翻译出高水平的译文，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

3．4根据赣南客家民俗

体育文化外宣翻译目的，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做好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外宣工作，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源文的主要交际目的来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根据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功能，翻译可以分为文献性翻译和工具性翻译。所谓文献性翻译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将其独特的专有的内容再现出来。文献性翻译适合再现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所包含的地方传统文化信息在英文中找不到具体对应物和相应的英文词汇来表达。由于目的与的缺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音译加文内注解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让英语读者容易接受，有能保持地方文化特色，从而达到双重效果。对于介绍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理论和运动技巧的应用性文体，可以采用工具性翻译，以实现译文的文本功能。译文可以和原文保持一致，也可以不拘泥于原文，抓住语言实质，进行适当的增删甚至重写，使译文实现既定的功能即可。

参考文献：

［1］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研究［j］．作家杂志，2010（10）：183－184．

［2］谭东辉．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及应用［j］．兰台世界2010（8）：21－22．

民俗文化理论篇5

关键词：藏族；天葬习俗；人生礼仪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091-07

天葬是藏族人生礼仪中重要的通过仪式之一，是藏族特有的丧葬形式和藏族民众普遍接受的人生终结处理形式。“仪礼具有共同的意义就是都可以使人实现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1]。天葬习俗研究是藏族人生礼仪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藏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葬（bya-gtor）、（dur-khrod-du-skyel-ba），意为“喂鸟（鹰鹫）”、“送尸去丧葬场”，因而称之为天葬应更名为“鸟葬”或者“鹰（鹫）葬”更符合其文化内涵。① ①天葬习俗相比较与土葬、水葬、树葬等丧葬习俗而言，概念含混而模糊，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给人以明确的印象与理解。“天葬”这一名称使用范围较广，有的学者把树葬、悬棺葬和内蒙地区的“野葬”统称之为“天葬”。《滇南新语》：“悬尸山树之极巅以风，曰‘天葬’”。孙进己、千志耿称东北地区的树葬为“天葬”，参见孙进己，千志耿.我国古代北方各族葬俗试析[j].东北师大学报，1982（3）：98.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也将澳大利亚的树葬称作“天葬”，参见（苏）c.a.托卡列夫、c.n.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　[m].北京：三联书店，1981，307-308。熊坤新，陶晓辉.天葬起源之探索[j].研究，1988（3）：98.夏之乾.关于鸟葬产生的地域问题[j].民族研究，1996（6）：40-41.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249.等论文和著作中，都分别从不从和角度说明和论证了“天葬”亦作“鸟葬”更符合藏族这种丧葬习俗的文化内涵。当然，藏民族除了天葬习俗以外还，还有塔葬、火葬、土葬和水葬等丧葬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始阶段因天葬习俗独特的文化内涵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经过研究拓荒期和高潮期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缘于天葬习俗对尸体独特处理方式和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定严禁参观拍摄天葬，对于天葬习俗研究只停留在一般的介绍性层面，天葬学术性研究进入停滞期。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多样化以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开始应用，更多学者参与到这一专题研究队伍中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针对国内天葬习俗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现就近30年来汉文天葬习俗研究成果和动态分类予以回顾和总结，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天葬习俗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天葬习俗研究的专著

近30年来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专著极少，主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不通晓藏文，受到地域环境和以及天葬过程的血腥等条件限制，无法收集到第一手资料。目前能看到的仅有以下几本：首推尕藏才旦，格桑木《天葬――藏族丧葬文化》研究藏族独特葬俗的专门性著作。介绍了的葬俗现象，通过对藏人丧葬礼仪的讲述、研究，挖掘了青藏高原的开拓者――雪域藏人的风俗，探讨他们从远古迄今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以及演变发展历史[2]。本书还在介绍青藏高原塔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仪式的基础上，从历史、生存地理、生活生产、经济文化、、美学心理、价值观念等方面剖析藏族丧葬的真实面貌和深刻内涵，但对天葬习俗的研究却并没有定论，其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关系研究有限。另外有关天葬习俗的研究都包含在一些著作的相关章节中以介绍为主，如夏之乾《中国少数民族的丧葬》相关章节对天葬习俗的叙论；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一书中“天葬漫谈”；[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一书第六章“葬俗文化”[4]等著作。以上研究者对宗教民俗文化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都非常熟悉，又研究者为藏族、或从事藏学研究的资深专家、或曾在藏区从事长期调查，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天葬习俗有深刻独特的体会，故而能够著述较为科学的研究成果。

二、天葬习俗研究的学术论文

（一）天葬习俗形成及变迁研究

1.对天葬习俗的概括性研究。对天葬习俗的概括性研究主要包括对天葬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全面性的小综合研究，非属天葬习俗研究大专题下小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后，杨效平开启了天葬习俗研究的先河，他在《天葬新议》认为天葬习俗是藏族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在青海各地藏族中也普遍流行。论述了天葬习俗的历史渊源，认为大凡风俗总是递相延传；天葬习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礼俗，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葬俗非孤立而是反映社会生活和宗教观念的风俗现象。还介绍了1979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主题《自然・社会・人》影展中的“天葬”近景照情况[5]。该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研究天葬习俗的成果。王康《藏家人生礼仪点滴》相关部分简介了寓意深邃的天葬习俗仪式过程及寓意，认为天葬习俗是藏族人传统心目中对自然界“天”崇高敬意及佛教化和理想化了“极乐世界”的向往，通过施行天葬习俗达到让死者借助“神鸟”双翼而升天之目的，迎合了第一代藏王从“天”而降完成使命返回的初肇[6]。其研究文献引用率很高。汤惠生《藏族天葬和断身仪轨源流考》认为天葬习俗是与“断身”相关的丧葬习俗，天葬习俗是一种“断身”的变异形式，其本质文化内涵同样也是“再生”[7]，研究视角独特。马志华《试析藏族爱情叙事诗中的天葬习俗》用民俗学视角，以《上达奈沟与下豪仓川》、《奔仑姑娘》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藏族爱情叙事诗为例，以叙事诗学的研究视阈，通过对叙事诗中传达天葬习俗信息的民俗素，民俗链等民俗单位的分析阐述其中印证的天葬习俗，为天葬习俗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民俗学视角。此类概括性研究的文章还有：林志《亡灵驾鹰上云天――巴塘天葬台及玉树藏族天葬文化》、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次仁德吉《独特的天葬习俗》、黄林《天葬青海藏人的再生圣礼》、苗凡卒《天葬――让光荣随鹰背苍茫远去》、丹增才让《热贡地区的丧葬简述》等。

2.天葬习俗形成的原因研究。虽然前人在对天葬习俗进行概括性介绍的同时也涉及天葬习俗的形成原因，但是研究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对天葬习俗形成原因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吴均《藏族的天葬与所谓“戴天头”》认为藏族古代社会受苯教的影响，佛教传入后，天葬习俗为佛教吸纳融合，因佛教在的弘扬和传播，天葬习俗成为后来藏族地区普遍采用和流行的葬仪，为探究天葬习俗成因提供了新视角。熊坤新，陶晓辉《天葬起源之探索》以大量详实资料为基础，从四方面论述了天葬习俗的起源及演进历程，得出天葬习俗并非起源于佛教的结论。以上两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早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探索天葬习俗起源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关研究还有宗政《葬俗疏议》和蔡景峰《天葬》。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藏族的天葬习俗受到来自中亚的祆教的影响，火祆教普遍实行天葬。90年代初期，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以大量的详实史料分析论述了天葬习俗的沿革情况及其在古代中亚地区的一些遗痕，其中涉及天葬习俗在敦煌卷子中和佛教经卷中的遗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该教以及天葬习俗的传播情况。霍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据资料撰文《天葬风俗起源辨析》认为天葬习俗风俗可能是受到来自中亚古代民族、尤其是“拜火教”的影响所致，印度的天葬之源与天葬习俗应该是同出自一源，都是来自古代中亚波斯拜火教葬仪的影响，但是没有充分地论据可以证明，为天葬习俗是受印度的影响而产生[8]，并用资料予以佐证和旁证。该文推动了学术的争鸣和研究的深化，时至今日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是关于天葬习俗起源新的代表性成果。相关研究还有阎振中《光荣随鹰背苍茫而远去――天葬及其起源》分上、下两篇详实的论述了天葬习俗的临终关怀、中阴超度、天葬习俗仪轨、天葬台及其形成、天葬师及其生活、鹰鹫、天葬习俗的形成、天葬习俗与宗教的关系、天葬习俗与医学等内容，并对天葬习俗的起源推演和验证。作者以大量一手资料详细描绘了一副天葬习俗全景并叙论了其对天葬习俗独特的见解，是全解天葬习俗不可缺少的成果。边巴琼达《浅析天葬习俗的成因及文化含义》、杜林渊，崔炜《藏族地区的丧葬习俗》、高浩《藏族天葬习俗探微》和李苗苗《藏族天葬源起及文化价值探析》的研究共识是天葬习俗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调适，倡导平等地尊重和保护藏民族的丧葬风俗习惯，其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余仕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史志资料撰文《藏族传统社会天葬习俗的缘由辨析》，认为天葬成为一种习俗与佛教传入吐蕃有关，但并非直接源于佛教教义。在从五个不同角度分析后又从佛苯斗争、佛教教义、印度葬俗的影响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论证认为天葬习俗成为葬俗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探索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为我们认识天葬习俗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面而详实的图景，是最新的关于天葬习俗的缘由辨析的研究成果。

3.天葬习俗的文化变迁研究。变迁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永恒专题，天葬习俗文化变迁研究更是不例外。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清朝统治者为了革除藏族的天葬习俗，广贴告示禁止藏族实行天葬。曲青山是比较早从历史角度关注天葬习俗变迁的研究者，其《1793年地区丧俗改革述略》在梳理丧俗改革史料内容的基础上认为清朝统治者倡导“以重人伦，以厚风俗”的丧葬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的主因。该文是为数不多且较早研究地区丧俗改革的文章，代表对历史解读的又一观点。十年后，张窗《丧葬风俗的演变及其原因》运用考古工作所提供材料和调查资料，结合部分文献记载论述了早期的丧葬风俗是土葬，天葬习俗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葬俗，佛教传播是新葬俗取代旧葬俗的重要条件，天葬习俗流行的自身社会条件，佛苯之争在葬俗演变中的作用和自然条件对葬俗演变的制约。研究认为虽然天葬习俗在藏族地区的兴起，变化令人瞩目，但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道相合的，这种变化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曲折地反映出复杂的政治、宗教等社会的背景和自然经济状况的发展轨迹。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广泛应用。安雪芸的《藏族丧葬礼仪中的文化变化》从人类学文化涵化的角度论证了天葬习俗形成的涵化反应是a b=c：即a为传统的苯教文化，b为传播来的佛教文化。a与b产生文化汇融形成新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化c即天葬习俗，该文是用人类学方法对天葬文化变迁研究较早成果。

（二）多学科视阈下的天葬习俗研究

1.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白玛措以人类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撰文《由丧葬仪礼到文亿变化接受的比较研究》以“文化型式”（culture　type）中最为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作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透视圈[9]，论述了天葬习俗仪式过程及天葬习俗包含在文化自身内部的两个主要因素。认为作为丧葬“文化型式”中的许多“文化特质”至今仍有着对佛教传人后汉、藏文化对这种新文化要素的不同反映，证明文化中的“政治力”和“经济行为”是决定文化传播发生时涵化反应结果的重要因素。该文是相对较早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天葬习俗的成果。阙岳用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方法撰文《藏族丧葬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从藏族特有的生态环境、本教、佛教和汉文化等民族文化背景和葬俗的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对藏族以天葬习俗为主的丧葬习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归结出藏族丧葬习俗所承载的伦理教化、心理平复、调适社会关系和生态环保四项主要社会功能，是应用新方法对天葬习俗研究和探索。李志农以文化边缘的视阈撰写《文化边缘视野下的云南藏族丧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奔子栏村为例》认为地处德钦县奔子栏村的藏民因不具备天葬和火葬的条件，而毗邻金沙江的便利使奔子栏一带的水葬也被视为与天葬一样是利他施舍、以身祭祀神灵、获得新生的丧葬方式。用田野调查文本资料呈现了天葬文化由藏文化的核心地带向处于汉藏文化边缘地带传播，因文化多元性和地域性变化以及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后，对于藏民，对于生态、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适应，生与死的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调适展演，是典型的“民族志”式研究。藏拉以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略论玉树地区独特的丧葬文化――天葬》认为天葬习俗是对“人”的重塑与回归。贵赛白姆以人类学的视角，利用罗布特・海孜提出的“丧葬礼仪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间的三角关系”[10]分析方法在其文《试析拉萨藏族丧葬传统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就拉萨藏族丧葬习俗不同阶段的仪式的初衷和人们对于这些风俗的理解进行分析和阐述。总览以上研究为我们全面地了解天葬习俗、藏民族及其文化发展沿革提供一个窗口。

2.天葬习俗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前人的研究大多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天葬习俗，洛嘉、温志大另辟蹊径，从医学的角度对天葬习俗展开研究。洛嘉《藏族天葬与古代解剖学》认为天葬习俗使藏族人民有机会较早获得较多的人体结构、人休解剖、人体胚胎形成和发育等知识。藏族的天葬习俗为古代解剖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国外解剖学发展对比，是较早从天葬习俗与医学发展的关系视角解读天葬习俗的研究成果。温志大以一个科班出身医师的视角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和资料把《天葬习俗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葬俗宏观背景下审视，并论述了天葬习俗活动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历程，藏医在胚胎学等领域里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罕见奇迹，也为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高原医学的研究中，天葬习俗活动也为临床病理诊断提供了极为可靠和难得的解剖资料。该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现实意义，为人们正确认识天葬习俗的实践意义提供了坐标。同时也为医学人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树立了典范，促进了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学科本身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

3.天葬习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藏族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东部在发展经济时的那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短暂发展的做法不能用于西部，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对天葬习俗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的共识，也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提供了宽阔的拓展领域。除了有关文章涉及生态环境的论述外，专文论述有许劭立的《地理环境与葬俗》，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直接对葬俗产生着影响，是较早关注地理环境与葬俗关系的专题性研究。夏之乾《关于鸟葬产生的地域问题》论述了“天葬”命名、起源、成因、地域归属问题，认为对于鸟葬地域问题讨论的实质是把鸟葬产生的地域统统地归之于一元论和文化传播论，即先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后再向其他地方传播，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文献应用率较高。韦韧等《丧葬习俗的地理学研究――以天葬为例》分析了90%　以上的藏族同胞接受天葬习俗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天葬习俗在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天葬习俗研究的其他专题

1.天葬师研究。天葬习俗离不开天葬师，他是天葬习俗得以传承的灵魂人物，维系着天葬习俗的各个重要环节，然而却没有专题研究。2000年后有学者开始研究，主要是以民族志的形式体现出来。格央《天葬师》展示了一个无名天葬师一生的生活，是这一阶段研究天葬师的第一人，为我们全面了解天葬师的生活提供了感性材料。何永胜以人物传记式书写了《天葬台操刀手》，记叙了旦日杰措在解放前后由天葬师转变成为可里西昂草原第一个革命军人后的变化，为认知天葬师随着时代的变迁展演了一副全景画面。类似研究还有唯色以一手资料《天葬场与天葬师》叙论的共产党员天葬师、柯拉乡畜防站的站长仁青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被《意林》转载张德宁的《飞向天空》展现了索朗平措作为职业天葬师的内心世界、情感变化及其作业过程。佳琪《藏族丧葬文化中的关怀意识》等成果对此专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2.天葬习俗与藏民族信仰关系研究。天葬习俗的产生和形成是如前所述是诸多因素多位一体、协调作用的产物。闵文义从苯教、佛教、火祆教等对天葬习俗的影响角度撰文《天葬形成的宗教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认为天葬习俗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条件就是青藏高原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活环境。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和代表性，是较早关注天葬习俗与民族信仰关系的专文，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从该文较高的文献应用率可见一斑。俄项多杰比较水葬、土葬、火葬和天葬习俗等藏族丧葬习俗及功能成文《佛教思想影响下的藏族丧葬习俗》，阐述了与佛教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藏族独有的丧葬文化特性，特别揭示了天葬习俗对环境保护、人与动物协调共生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谐共生意义彰显其中。

3.天葬习俗之天葬台、颅骨墙及相关研究。颅骨墙、天葬台及相关研究是天葬习俗研究值得关注的内容，多以图文结合形式介绍了各地情况。唐不甜《在中国藏区看天葬（celestial　burial　in　tibetan　inhabited　area）》以图文形式介绍了林芝地区的天葬习俗、天葬台、鹰鹫、天葬师和天葬过程，是国外研究者关注天葬习俗并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还有詹建军《神秘的达木天葬台――纪行之三》和李路阳《自愿做天葬师的普尔古》。达摩寺“多多卡”天葬台和其院两面墙上镶嵌的颅骨，称之为“颅骨墙”或者“骷髅墙”，张国云《藏北神秘的骷髅墙》做了相关介绍。相关文章有沈海清《“历险”藏北颅骨墙》。有关天葬台及相关研究有孙雅楠《在天葬台脚下》、塔热・次仁玉珍《天鹰的天葬台》、马晨明《鹰鹫，震撼人心的聚拢――关于天葬的随笔》，这些图文并茂的成果为我们全面认知天葬习俗缩短了视距。

4.硕士论文专题研究。以人类学“礼物”研究为切入点，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民俗研究方向藏族硕士生南措姐的硕士论文《藏族人生礼仪馈赠礼俗研究――以青海安多赤噶（贵德县）藏区为例》，以赤噶藏区藏族人生仪礼中的馈赠习俗田野调查资料为中心点，全面详实地论述了赤噶藏区人生仪礼中礼物交换的过程，其中相关章节涉天葬习俗及死者亡灵祭献的祭品的论述。论文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的新的视阈和方法，利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支持论述。西北民族大学伦理学专业民族伦理学方向汉族硕士研究生高洁的硕士论文《藏族天葬文化的伦理意义研究》从天葬习俗文化中的宗教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生命伦理学、天葬师的职业伦理、天葬习俗对于医学的贡献等方面论述了藏族天葬习俗文化的伦理意义，探索了天葬习俗对于当代社会厚养薄葬、环境保护、殡葬事业改革、天葬师的奉献精神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本着传播民族文化，加强民族间沟通，进而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呼吁天葬习俗文化对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论文分析论证充分，是结合了典型性和现实性的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天葬习俗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天葬习俗研究随时间整体呈现出正弦曲线变化趋势。虽有专题性和相关著作问世，但是研究专著和深入程度有限。对其研究从20世纪80年初才开始进入拓荒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90年代步入了发展期和高潮期，研究成果相对颇丰但尚未达到成熟期。2000年进入缓滞期，除个别专著以外论文多以介绍为主。20092010年开始，民族志和硕士论文对天葬习俗的研究关注代表了一定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天葬习俗的研究前景非常广阔，有待于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近30年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专题从基本的天葬习俗名称、天葬师、天葬台、仪轨到天葬习俗的形成，从天葬习俗的变迁到其与人文关怀，从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到天葬习俗与医学的发展研究，从天葬习俗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到其与民族信仰的关系，天葬习俗的伦理意义等相关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各个研究主题都有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自2010年以来研究生对天葬习俗已有涉及，增添了活力。梳理相关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尤其是对于天葬习俗的基本研究和天葬习俗成因探索占据了30年研究成果的大部分。对于天葬习俗研究方法由传统的学术研究逐步向应用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类学理论及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概而言之，对于天葬习俗的研究由传统研究范式逐步向新的范式过度，尤其是代表科研的生力军的硕士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研究，代表着未来的研究趋势。研究人员方面，囊括了藏、汉两族各级、各层次的人员，有藏学、考古、民俗人员，各级社科院研究人员，高校的教职人员和硕士生、专职医师，甚至还有国外学人都是这一研究队伍的组成者，学科背景各有不同，甚至有些拥有多学科知识，这为天葬习俗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藏学研究的资料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限和难以搜集的，而对于天葬习俗的资料整理更是如此。近30年以来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资料利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的资料来源以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应用为主，后10多年以来的新资料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资料。用田野调查法获得一手资料，这是天葬习俗研究的在资料方面由历史资料整理向新资料收集转型主要特点，新资料的调查整理为天葬习俗研究的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在天葬习俗研究的理论选择上，由单一传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向以之为基础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如以“文化型式”（culture　type）中最为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作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透视圈、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方法、文化边缘地带传播理论、“丧葬礼仪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间的三角关系”分析理论、人类学文化涵化反应是a b=c等理论来研究天葬习俗，进一步强化了理论的应用和研究。

近年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日渐走出结合资料，以“天葬习俗及基本研究”和“天葬习俗起源与成因”为主单一主题的研究范式，逐步结合田野调查资料为主与多学科新方法应用的范式，开启了21世纪以来天葬习俗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但要确立传统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以“民族志”范式来研究天葬习俗文化，还需要不断的实践、反思和总结。换言之，从历史层面对天葬习俗文化内容和形成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而对现实层面，尤其是建立在对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天葬习俗文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有待加强和完善。如前所述尽管天葬习俗的研究内容已经形成了很多的专题，但亟待拓宽和加深，尤其是天葬习俗与临终关怀、天葬习俗的伦理意义、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天葬习俗与民族信仰关系、天葬习俗与和谐社会建设，天葬习俗的未来发展等现实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题领域，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资料需要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沉寂与其他史料中的有关天葬习俗的资料和邻近地区、国家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尤其是藏文史料的翻译和应用需要加强。在新资料的获取方面，田野调查方法是获取一手资料的有效方法。藏、汉、英等多种文字的研究资料和田野调查获得的新资料并予以综合使用，对于天葬习俗研究的创新将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综合近30年来对于天葬习俗文化事象的研究成果较多，虽然已对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引用与创新，但是其广度和深度不够，而结合天葬习俗文化本身特点的特色理论、方法、创新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很少，理论研究有待加强。与此同时，作为整个天葬习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性天葬习俗文化的研究同样需要加强。天葬习俗包含多样文化特点，以多学科的视阈研究的同时应该加强综合性研究，应用交叉学科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这一单一民族文化事象予以研究，全面的认识和解读民族文化，把握其中隐藏的一般规律并用来指导实践。

四、结语

天葬习俗伴随着藏民族一路走来，是一种延绵不绝的认同与实践。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天葬习俗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是“一种永远的文化”，其研究也将需要不断深入，天葬习俗研究相对文化而言属于一个微观和专题研究，相对于其下的各个专题而言又是一个宏观研究对象，因此，天葬习俗研究在不同的研究场域中就显得既宏观又微观。“事实上，占领死人的世界，也就是为了更有利地占领活人的精神世界”[11]。今后，我们要以文化整体观审视天葬习俗文化，将其置于丧葬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多学科全面客观的研究，探究其蕴含的规律，取得更多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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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尕藏才旦，格桑木.天葬――藏族丧葬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

[3]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4]　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5]　杨效平.天葬新议[j].青海社会科学，1980（1）：113-114.

[6]　王　康.藏家人生礼仪点滴[j].民俗，1996（2）：8-11.

[7]　汤惠生.藏族天葬和断身仪轨源流考[j].中国藏学，2001（1）：51-67.

[8]　霍　巍.天葬风俗起源辨析[j].民族研究，1990（5）：39-45.

[9]　白玛措.由丧葬仪礼到文化变化接受的比较研究[j].研究，1999（4）：95-101.

民俗文化理论篇6

关键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生态民俗学；环境民俗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中期，人类周围的环境质量开始普遍下降，并朝着持续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系统失衡，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条件、幸福与利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整体性趋势扩展。

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与严重性，使得人类开始对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节制地改造自然的近代化发展道路等进行反思。从而，展开了人文科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新学科领域，如生态人类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分支。近20至30年来，关于人文、社科、历史等的生态学视角研究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民俗学也不例外，在各个学科都展开了有关环境、生态视角研究之际，民俗学也开始了学科领域的反思与探索，学界的中坚力量更是力倡环境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本文以日本环境民俗学的发展为契机，思考中国现代民俗学对于生态、环境研究的可能性趋势。

一、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1

民俗学研究领域里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包涵人类自身在内的环境或自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只有客体存在的环境或自然。对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就是“以自然这个整体概念被重新统合后所描绘的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进行研究，从而“对迄今为止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以及民俗学本身的意义进行重新的认识。”（菅丰）

日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菅丰教授总结为三个潮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关于“生态民俗学”的民俗志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主要以野本宽一为代表，野本从其研究的“日本大井川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地区的民居屋顶的使用材料情况，发现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是各自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来选择适合于自身屋顶材料的植物来铺盖屋顶的”出发，并指出应把民俗现象放回到“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上，然后进行重新认识，这其实就是从生态学的观点重新认识民俗文化。他进而还指明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以民俗学为研究主体，“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在自然环境中对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把握。”（野本宽一）

菅丰肯定野本在揭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详尽信息，生动地描述在河川流域中生活的人们及其地域性，尝试作为整体性的民俗志的实践的同时，也对其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批评。他指出，野本把现在的民俗和古代或者基层文化之类的东西轻易地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没能够从民俗学的恶习中摆脱出来；野本将民俗事象轻易地当作与环境相预定调和的东西来理解，但他并没有进行探讨和验证。（菅丰）

第二个时期是关于“民俗自然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以筱原彻为代表，对“民俗自然志”进行方法性探讨：有关自然的物质文化、技术志的研究；把有关自然的生产作为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活动进行探讨的研究；作为风险分散战略的多资源适应的自然生产论研究；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对应中寻求生产复合意义的自然生产论研究（菅丰）。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上，可以看出，皆是从生态的、经济的侧面，作为“量”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的，从而致使有关生产的质的问题一直被忽略。

关于“质”的方面，主要是松井健“次要的生产”研究，探求生产活动的“质”问题：1）从生产到消费是直接相连的；2）与自然保持紧密关系的；3）在单纯的技术水准中要求具有高难度的技法；4）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经济性的意义；5）受到空间性、时间性的限制；6）通过身体性，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之本来的位相关系（菅丰）。菅丰肯定了松井健关于“次要的生产”概念与分析，并指明“内在的乐趣”是开始或继续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

第三个时期是关于“环境民俗学”的研究。野本宽一在其《提倡生态民俗学》中已有提及，并认为生态民俗学是环境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和趋势。然而，将环境民俗学发展开来的却是鸟越皓之先生。他以对滋贺县琵琶湖的研究作为基础，提出坚持抽出生活者内在理念之立场的“生活环境主义”2概念，此概念是为解决居住者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以生活者内在理念为基础的实践性意义。以这样的视角及主义，在民俗学中形成的研究即是“环境民俗学”（菅丰）。

鸟越认为，环境民俗学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具有如此意义的“自然环境”（被加工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巧妙机关进行研究的领域（鸟越皓之），并指出了环境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共生”；以环境为媒介的“人类相互的关系”。鸟越从加于人类之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相互的关系入手的研究方法，为环境民俗学成立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日本关于自然的民俗研究，可谓是“以传承的民俗为基础，对现代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实践性尝试”（菅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关对自然的民俗研究，恢复了日本民俗学对现实社会作贡献的实践性研究方向，从而也确立了有关自然的民俗研究所应有的地位。

二、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概况

关于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从环境民俗学的提出到发展至今仍较鲜见。至今为止，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乌丙安和江帆两位学者对“生态民俗学”进行了论述。

（一）乌丙安的“生态民俗学”构想

1994年，乌丙安以文化人类学关于旧大陆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类型的研究为契机，点明了文化人类学在对中国北方麦黍、南方稻米的农耕文化分野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形成两大农耕文化分野的生态环境解析”，指出“从生态民俗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从而以生态学中的食物链为桥梁，认为“联系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叫做生态民俗。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生态民俗的提法。

1999年，乌丙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俗学》中，明确地将民俗划分为四个大的类别，（1）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习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2）社会民俗：包括家族与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社会仪礼、婚姻的民俗传承；（3）信仰民俗：包括传统的迷信与俗信、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4）游艺民俗：包括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及民间竞技4。这是国内学者在对民俗事象的把握中，首次将“自然生态民俗”作为一个细目明确地提出来。

2002年，在意识到生态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之后，乌丙安有了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同时，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5于是，他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学科设想，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野、植物生态民俗、动物生态民俗、自然周期生态民俗、人类在食物链中居统治地位的生态民俗五个方面，论述了确立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江帆的“生态民俗学”构建

在认识到“生态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时，江帆的《生态民俗学》一书将“构建生态民俗学学科”这一构想变为现实。江帆通过生态学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民俗学的提出，围绕民俗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阐述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与特点，并就民俗生成的生态型本原、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游艺民俗等内容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解读，系统阐发了生态民俗视角的多元视角及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等。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生态民俗学具有学科的综合性、理念的整体性、研究的实用性等主要特点。

《生态民俗学》从两部分阐明了民俗学对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功用，即运用民俗学已有的知识系统对有关生态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与诠释；对民俗学者研究方向及其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引导。在对第一个功用进行阐述时，作者以“功能生态位的视角”指出，民间信仰与禁忌中包含有民众对地方物种持续存在与永续利用的观念，这些观念内化为历代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并以习俗的方式传承下来，从而保持和维护了生态平衡，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以生态视角来理解民间信仰与禁忌的作用，阐明了民俗之于生态系统的维护功能，并积极寻找其现实意义，这为我们对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作者指出民俗价值观的指向，从来都密切关联着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对于民俗价值观的探寻，唯有回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来探讨。

作者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既希望通过民俗学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构建对民俗事项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的学科视角，也希望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让民俗学走出停留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和解释问题上的研究困境。

三、日本环境民俗学研究带来的思考

从以上关于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中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民俗学正逐步朝着学科理论、实践的建设方向不断前进着，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由此可推测，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研究，将是未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而国内关于环境民俗学的探讨与研究仍然较少，就目前的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探讨上。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并不乏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民俗事项。

然而可喜的是，国内学界对长期忽视的民俗事项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开始有了普遍的关注与回应，并于2007年10月27－28日，在北京召开了“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教授指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推动民俗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升民俗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进行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就成为一个热门6。此次大会就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等7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和具体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虽然这只是一个“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学术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中嗅出国内民俗学界对环境民俗学的关注与探讨势必将“流行”开来。然而，从日本环境民俗学已有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我们在用生态学视角、环境学视角等对民俗事项展开研究时，不能忽视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这一关键要素，可借鉴日本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摒弃其中的历史还原论、预定调和论等缺陷。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内自身的具体情况，思考在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俗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摒弃传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特点，关注我国民俗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人文关系。从而使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在解决社会发展、环境危机等问题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依据的理论知识，使环境民俗学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道路上走出的“实践性”一步。

注释：

1.本文所参引之日本主要文献：菅丰《关于自然之民俗研究

的三大潮流》，野本宽一《提倡生态民俗学》，鸟越皓之

《试论环境民俗学》，皆为课堂使用资料，即将在中国发表

2.生活环境主义，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

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宋金文，

《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

活者视角”》《河海大学学报》，2009年6月第ⅱ卷第2期

3.乌丙安，《生态民俗链和北方民间信仰》，《民俗研

究》，1994年第1期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乌丙安，《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5月第24卷第3期

民俗文化理论篇7

参与民俗文化保护，意味着综合档案馆在社会文化服务体系中生态位置和活动空间的调整与延展。相对而言，民俗文化具有分布范围广、群众基础深等特点，开展民俗文化调研与保护工作，将综合档案馆的活动延伸至民众生活地区，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民俗文化及民族地区群众档案需求的了解，也将密切综合档案馆与广大公众的社会联系，拓展其活动空间和欧洲杯买球平台的业务范围。同时，在民俗文化保护过程中，文化、科研、政府、企业等机构离不开综合档案馆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这也十分有利于综合档案馆在这些部门的业务触角的延伸和生态空间的成长。有利于功能生态位的丰化。档案馆功能生态位表征的是档案馆在特定生态系统中职能承担和作用发挥的情况。在社会文化服务系统扮演的角色越多，发挥的作用越大，档案馆的功能生态位就越大。如前所述，在以政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家范式”主导下，综合档案馆服务功能的发挥受到极大制约，严重限制了其社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在民俗文化保护工作中，综合档案馆或可为其提供文献、人才、经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或可直接参与对民俗文化的记录、收集、转化、管理、开发与创造，为民俗文化传承及民间文化生态的维护作出具体贡献，从而成为民众生活记忆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这将促使综合档案馆树立民本化的服务倾向，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促成其服务功能的丰化与拓展。

加强合作，提供指导与帮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具有群体共享性、多态性、变化性等性质。因而，民俗文化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文化、旅游、社区管理、科研、媒体以及当地民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之间司职恰当、协调统一，民俗文化保护才能取得最佳效果。综合档案馆要在民俗文化保护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强化与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以及民族地群众等机构或个人的合作，充分利用自身在档案资源及其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其提供多种支持。其一，利用馆藏的历史文化档案或民俗文化记载，为已经或即将消失而具有传承价值的民俗文化的修复、再现提供原始参考；有条件的综合档案馆还可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承担民俗文化保护的课题研究，为民俗文化保护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其二，提供民俗文化档案构建、征集和管理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在民俗文化的调查、确认、登记、研究、保护与宣传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大量的记录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及后续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综合档案馆作为保管党和国家档案的科学文化服务机构，在档案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储备，这些正是相应的职能部门所欠缺与亟需的，综合档案馆应在方法、技术和方案等角度主动为这些记录的建立及后续的立档、保管辅以指导与帮助。

参与调研，构建民俗文化档案。2011年，国家档案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列入其的《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第一批）》，明确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专业主管部门、省级专业主管部门应根据《目录》要求编制本地区的相应种类的专业档案归档范围和管理办法，这标志着建立、管理民俗文化档案不仅是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了档案部门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因为大部分民俗文化即为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综合档案馆要安排专门人员，独立或合作参与政府、文化保护等部门组织的民间文化调研活动，有序、深入地进行民俗文化的普查、鉴定和确认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职能辖区内民俗文化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文化生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加强对民俗文化历史档案的收集，通过多种途径使其进入档案馆得到科学保管；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进行档案化转换，建立“活态”档案。根据民俗文化的具体特征和差别进行记录，形成文字、图形、图像、音频等各种资料，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处理，构建起特色突出、涵盖各种内容的民俗文化档案目录与数据库。从国内外民俗文化保护的经验和要求来看，其内容除了上述提及的民俗文化历史档案外，还应包括：⑴有关民俗文化调研及其保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原始资料；⑵对民族地区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手工艺术、民间观念、宗教巫术、婚丧嫁娶及房屋建筑等民俗物象及其演化的各种记录；⑶民俗文化空间即民俗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的记录；⑷针对非物质民俗文化无形、易流失，且一旦文化传承人死亡就难以挽回的现实，应着重加强对非物质民俗文化传承人档案的构建与管理。

促进开发，营造文化保护氛围。按照“集体记忆理论”奠基人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在因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冲击而急速走向衰亡、消失的背景下，作为特定时空内民众集体记忆的民俗文化要想得到很好的保存，就离不开以档案馆这类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为媒介而搭建起来的文化交流、接触与审美活动，以帮助人们寻找“文字记载的历史”，唤醒“事件与感觉的记忆”。因而，综合档案馆还需积极促进对民俗文化档案的开发与利用，为民俗文化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宣传效应。首先，考虑到民俗文化的生成、传承主体多分布在边远落后地区，经济、技术欠发达，获取民俗文化档案的途径相当有限。因此，在民俗文化档案库的建设中，应照顾本地民众的语言特色和使用习惯，引入双语字典，使用民族语言，建立便于检索和浏览的档案数据库界面，方便本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档案的查询与使用。其次，开展对民俗文化档案的编研与阐释。为保障民俗文化情境化，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民族（历史）文献，可能已经失去当时的情境，零散而不能提供内在联系，需要注释和分析。再者，很多民俗文化档案来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传统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与隔阂，在利用过程中需进行研究、诠释和翻译。再次，要定期举办各种民俗文化主题活动、展览、论坛和专业性讨论，组织专家开展讲座等，以激发民众兴趣，加深民众对民俗文化及其保护事业的认识，自觉加入到民俗文化保护工作中来。最后，要努力利用档案网站、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加强对民俗文化的宣传，使民俗文化得到深入广泛传播，帮助扭转其在传播上的颓势与边缘化的地位。

作者：康蠡 周铭 单位：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民俗文化理论篇8

关键词：身体；民俗；旅游

本文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专项项目《宝鸡赤沙血社火民俗事象研究》(编号by14)阶段性成果

一、“身体”概念的历史性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以及至国内学术界对身体的兴趣和研究愈演愈烈，它代表了人们对从传统的身体观到现代身体观转变的自觉。这种转变除了社会生产方式和身体存在经验所提供的根本动力，学术研究自身的转向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很多学者曾指出，学界对于身体的兴趣深受哲学、政治转向的影响。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和肉体分属两个世界，而且肉体低于、从属于灵魂。肉体属于现实世界，是幻象，是影子；而灵魂属于理念世界，是实在，是永恒的。所以，灵魂可以直接关照知识、智慧和真理，而肉体却是和情感、欲望和感性这些真理的障碍相关的。从那时起，西方哲学对肉体的态度就十分纠结复杂，鄙视它，却又无法彻底摆脱它，到笛卡尔，从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出发，他依然坚持认为肉体和心灵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于真理来说，只有心灵是必要的。正是笛卡尔式的这一彻底的二元论使得精神和肉体的研究得以归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学科。

到尼采，西方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采以极端的姿态反对以意识来定义人的本质。他说：“不能把‘有意识的世界’当作价值出发点，也就是当作客观设定价值的必然性……根本错误就在于，我们把意识设定为标准，设定为生命的最高价值状态，而不是把它视为总生命的个别，也就是与总体相关的一部分。……但我们要对他们说，正因为这样，生命才会变成怪胎；应该说，‘上帝’和全部感觉器官就等于使生命遭受谴责的东西……”“要以肉体为准绳――……”“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后者乃是对肉体垂死状态的非科学观察的结果。”对尼采来说，不仅不存在独立的纯粹的意识，而且意识只是身体存在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要恢复身体和意识之间的正确关系和正确位置，是现代文化的首要前提和必由出路。在知识学的发展史上，尼采的身体观念的新发现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它直接导致福柯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话语的提出，使身体真正成为可以运用的分析范畴。但是福科的身体总是被动而驯顺的，是权力与历史刻写与规范的对象。身体也是权力关系与权力斗争的场地，通过展示和分析历史对身体的控制和影响，就可了解历史是怎样以生动可感的具体方式深入构建个体身体的。随着福科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在医学、惩戒和性方面细致深入的研究，西方传统文化中那个抽象的、扁平的、永恒不变的、没有历史的身体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鲜活的、丰富多样的身体。

二、民俗学的诞生与复兴

在西方，民俗学的诞生一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众所周知，意大利的维科在其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把民众当作文化的承担者、创造者，而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和其在同一本书中的核心概念“诗性智慧”分不开的。“诗性智慧”正是维科区别于当时灵肉二元思维的新概念――原始的完整的身体实践的智慧。受维科的影响，德国的赫尔德认为只有民众的文艺是表现本民族的且是表现全人类普遍心理的东西，因而对其搜集研究。他们对民俗学理论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到1846年。著名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用folklore来描述这种民众的知识学问。自此，一般认为，民俗学这门学科诞生了。

在民俗学界，普遍认可的民俗学研究对象是民俗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民俗文化存在与传承中无法抹去、不可忽视的媒介是活生生的身体。布迪厄曾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种是与身体分离的知识，它通过其他媒介而流传，如文字；另一种是身体全身心投入而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知识的传承只能通过融入身体的状态才能流传下来，这种知识因而也同传承它们的身体无法分开。我们可以说民俗生活与文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知识的习得的、融入身体的知识，是一种“体知”。所以，无论是口头文学，精美的手工艺品，还是节日、仪式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都是在感觉、情感、行为等方面与身体合一的知识。同时，这种知识在产生和传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历史的身体进行形塑。在此意义上，身体性，应当是民俗的基本属性之一。

从民俗和身体之间的密切关联可以看到，民俗学的诞生和复兴是和整个西方文化中身体这一概念的历史转变分不开的，甚至从国际到国内以官方姿态呈现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无法彻底摆脱这一伟大的历史文化背景。

三、身体民俗美学

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一词，其目的不仅在于使“身体成为民俗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更重要的是探讨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到今天，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已超越了对身体习俗的一般性探究，而是将身体看成民俗学研究基本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受其影响，国内学者近来也开始深入探讨民俗的身体性问题。

纵观美国民俗学近年来的身体研究，大致可见两条研究的路径：一条受福科的影响，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塑造身体，如何刻写身体，使身体成为权力、文化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另一条则可以追溯到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具体的丰富的活生生的肉体性。它关注身体的感觉、经验、能力和能动性，探讨具体的身体在民俗文化传承中主动的创生性。

学术界受福科理论影响的主导倾向是，辨析身体、社会、历史和文化之间复杂纠缠的权力关系，美国民俗学界也不例外。凯瑟琳・扬在《身体民俗》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文化刻写在身体上。我们关于身体的信仰，对于身体的感知，以及赋予它的特性，无论是本意还是象征的，都是被文化所构建的。身体总在被发明出来。我们维持体态、举手投足和穿衣戴帽的方式都体现出我们是某一文化的成员。表面的刻写划破身体、拉长身体甚或刺入身体的象征财产。”

另一种研究身体的路径，把着眼点放在活生生的身体上，关注身体的各种具体的感觉经验和情绪，研究“体悟”和“体知”的方式与状态的具体发生。这些研究试图超越在文化的传承中心灵的、视觉的单一或主导地位，揭示和考察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身体其他感官经验在文化生成中所展示出的丰富多样性和主观能动性。当然，这两种路径并非完全格格不入，而是事实上，在具体发生中不可分割。当历史与文化的刻写，使身体成为特定文化塑造的身体时，不可忽视的是身体已经进行了能动的选择、创造和实践。所以，身体视角的引入就是要探寻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这个双向过程中传承与书写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田野作业的独特方法正是体现了身体概念富于民

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由此可见，民俗身体美学流派的显著成就是和其对民俗与身体关系的敏锐和正确的认识分不开的。

四、从身体民俗的角度看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民俗旅游更是成为一大抢眼的文化产业。但伴随着民俗旅游业的蒸蒸日上，在具体的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经济效益至上而造成的漠视或无视甚至背离民俗文化发展传承的内在规律，及对民俗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呈现出虚假化、庸俗化、形式化等倾向；因为对民俗文化自身缺乏正确的价值估价而导致的开发利用中的审美化、政治化、以及一切的意识形态化，都使民俗文化在传承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和健康的方向。

针对以上现实问题，要发展好民俗旅游业，必须首先确立传承民俗文化至上的基本原则，而不是经济效益第一，这也是文化产业区别于经济产业最根本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遵循民俗文化在发展传承中自身的、内在的规律，即立足于具体身体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历史性，以此作为发展民俗旅游业的指导方法。这一指导方法可具体表现于以下几点：

1.立足于真实的、完整的、活生生的身体概念的角度，重新估价民俗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强调其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的独有的优越性。因此，尊重其真实性、原始性、神秘性，甚至于物质性等特征的呈现，而不是立足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的角度对其任意改造，使其审美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否则，就是对民俗文化的亵渎，更重要的是人为的造成其加速灭亡的结果。我们必须肯定，民俗代表的是人们基本的历史的生存方式，它使我们看到的是直接的、具体的历史存在，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历史。这应该是我们开发和利用民俗旅游资源的基本态度。

2.只有立足于真实的、完整的、健康的、活生生的身体的基础，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民俗和旅游结合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变异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民俗旅游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民俗文化的变异现象简单地、绝对地归罪于旅游。正如同不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民俗文化也要传承，也要变异，那么，我们何不把其看成一个普遍的民俗文化的传承问题。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的传承中，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活生生的身体，民俗文化健康而良好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很难想象的。其次，一味强调保护民俗旅游资源的民族性、原始性、真实性，甚至采取立法保护，反对外来文化、经济行为的破坏和异化，实在是隔靴搔痒，颇不得法。只要把民俗旅游业中民俗文化的变异看成一个一般的民俗文化的传承问题，那么，民俗文化变异的方向和力度必然会依靠这样一个天然的途径――民俗文化对一个具体的、丰富的、完整的、历史的身体的建构和这个具体的身体对民俗文化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建设来进行自发双向调控。所以，重要的是个体身体真正的投入和参预，而不是流于形式，走马观花。

3.立足于真实的、完整的、活生生的身体，就是强调在民俗旅游资源的具体开发中，注重身体全面性地参预，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视觉。要动手，要亲身体验，要全身实践，不仅要全面调动视、听、嗅、味、触所有感官，还要激感、想象、记忆，甚至分析、概括和思辨。这是搞活民俗旅游业、解决其各种现实问题一劳永逸的根本办法。因为只要这样做，就既不用担心因为旅游的介入，民俗文化不正常或不健康的变异问题，也不用担心因为关注民族文化而影响了经济效益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82-183，37.84.

2.曲金良.民俗美学发生论[j].文艺研究.1989(2)：42-48.

3.转引自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j].民俗研究2010(3)：16-32.

民俗文化理论篇9

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历史的进程民俗文化面临着生存环境逐渐缩小，它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制定公共政策引导其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新时期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促进文化繁荣的要求，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传承人类文明，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和谐文化的期待。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能够正确认识到民俗文化历史的发展轨迹，定位及其现状，了解民俗文化的渊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2.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检验公共文化改革对民俗文化的引导的科学性，有效性，全面性，增强我们实践中制定文化政策的能力。

3.能够增强我们的民俗文化保护意识和树立促进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为制定引导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打好思想基础。

三、研究现状

在对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方面，目前还没有较完备的专门的政策体系，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化书刊类关于民俗文化的专著都较少的给予深入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去论述民俗文化的意义，都是一些零散的言论，缺乏系统性，本文在参考多数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方面的理论资源，并提出了个人的观点，看法，为进一步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四、研究方法

系统综合，比较分析，列举事例。

(正文)

一、民俗文化的概念和范围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 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民族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论着，从而给人们提供了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发展与心理特点形成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也提供了认识不同民族心理及其独特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中民俗文化处在低层，如同未提炼的矿石①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意识团在人类文化意识的长河中，民俗以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为核心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与心理的意想原型。

民俗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都是重点：精神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各种禁忌、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游艺竞技等，此外还有心理民俗是指民俗对某一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

中国各民族在其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以及移民迁徙、地域变迁、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事象和民俗行为，以及独特的民俗艺术。例如，心意民俗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石填东海的悲壮举动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②中国民俗文化以文化和风俗为主体包括了生产与生活习俗、娱乐竞技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礼仪制习俗、民间文艺等。内容非常庞杂丰富。

二、我国民俗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落后

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的不足，不够深入，民俗文化被误解为没落文化遗留，是农民、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认为民俗文化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有意义。于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对民俗文化没有好的感觉。不会在认识方面给予其过多的探讨与关注，人们在对其的学术研究领域步入了死角，导致学识理念的落伍与滞后，遏制了民俗文化前进的步伐,于是便出现了对民俗文化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批判与否定，认为那是愚蠢之行。这些以神话构筑的民俗成为不少现代人攻击的对象。

事实上这种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正是现实中学术偏见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相当多的民俗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是落后的，腐朽的、倒退的，同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而言，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文化生活现象，在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就是民众生活里那些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或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是流传程序化的不成问的规定。任何民族中每个人都无法脱离一定的民俗圈而生活。在他们身上都打上这样或是那样的烙印，以科学思维的尺度衡量，难免看出某个民俗事象形成中的无知，愚昧和荒谬，可是它并不是个体的失误，也不是现代人全盘否定的依据。”③又如由于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东北民俗文化--二人转也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对这种民俗文化的认知在学术界也是批判多于赞扬，骂声多于掌声，批判它“低级，庸俗，丑恶”，骂它“黄的不能再黄”强烈批判它的庸俗化和难登大雅之堂。

显然这种论断有失对民俗文化的全面性了解，这种思想意识领域对民俗文化的极端性的做法，首先将民俗文化置于遗弃的状态。因此在大众化的思想领域里，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被遗弃的考验。

（二）民俗文化的遗失与没落现象严重

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战争﹑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灾难﹑时间与空间交替﹑沧海桑田，不断变化，同时也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前进，民间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越来越虚弱了，原本强势的地位已变得极其脆弱了,其中大量的民族文化被遗失和伴随时代的变化而没落,比如在贵州有三万多个自然村寨，生活着苗、瑶、布依、侗、水、仡佬、土家、彝族等17种少数民族他们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只占30%而70%的者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其中包括大量优秀的民俗文化。而黄河流域可谓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中河南省是中原文明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据《河南民俗志》记载有近八成以上的有如各种历史上出现过的如神话故事，节日，歌舞，民俗礼仪风尚等没有流传到今天而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④

（三）现实的羁绊束缚了民俗文化的发展

1.长期以来，民俗文化领域由于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工作思路以及运作方式，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导致文化单位较多的强调民俗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民俗文化事业属性忽视民俗文化的产业属性。对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心存疑虑放不开手脚。

2.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家办什么，老百姓就无偿地欣赏”什么的被动接受状态，文化消费的结构单一消费促生产的氛围始终没有形成，导致民俗文化发展缓慢。

3.有利于民俗文化发展的有关政策不配套，在税收,土地，政府补贴，社会融资及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还没有完善的配套政策。

4.整个文化体制的不到位机制不顺畅﹒而作为文化子目的民俗文化必然受到影响。因而，缺乏强有力的发展民俗文化的驱动力。

5.资金投入不足，经营人才缺乏。在民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上，民营资本投资民俗文化建设的数量仍显不足，特别是缺少大手笔的项目。另外，民俗文化的产生需要经济，文化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民俗文化领域的人才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

三、发展思路及对策

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应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建设小康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高度来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拓展民俗文化的产业领域，不断丰富产业样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产业效能。

（一）发展民俗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宽容性原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公共文化政策制订过程中应当具有允许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胸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思想，担负起保护民俗文化，发展民俗产业的责任，扮演民俗文化“守夜人”的角色。

2.选择性原则

不可否认民俗文化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文化理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其特点。在比较优劣中筛选，对其精心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做到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目的。

3.创新性原则

把高新技术引入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科技含量以求以信息化推动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俗文化发展政策体系的完善

政府大力加强建立健全民俗文化产业扶植政策，确保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1.重点引导和培养典型民俗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政策出台为一些典型的民俗文化“正名”给予其政策和机会，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东北二人转不应再认为它是“黄”不应再认为它是低俗，没落的代名词。要进一步放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其以产业化竞争的姿态走向世界，以同等的文化身份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正如二人转专家田子馥所认为的 “专业二人转演出的潜在市场很大，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他们开辟一个市场，那么专业二人转演出市场将有一轰而起之势”。

由此可见二人转受到的“压抑”和它期待发展的渴望。事实上二人转这个东北的民俗文化已经彰显其潜在的产业优势，以长春和平大戏院为例，他们在长春市共有4个剧场，以观众1200人计，每天的票房收入可达27600元一年的票房收入就达上千万元。这便是一个显示民俗文化潜在经济价值的事例。与此同时公共文化部门更要注重对二人转的引导，如对二人转艺人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对欲从艺者进行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实行持证上岗提高演员素质，对二人转艺人艺德试行年终评审制。坚决杜绝“脏口”，发展“绿色二人转”，以政策的推动确保这一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

2.优秀民俗文化发掘保护政策

联合教育 ，宣传部门搞好民俗文化的发掘，宣传，教育工作。在对待民俗文化的问题上，文化主管部门以政策待遇鼓励考古研究人员，认真发掘发现我们已经遗失或没落的优秀民俗文化，来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

对优秀者加以继承和弘扬，协助好教育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民俗文化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

如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进行民俗文化教育增强民俗文化意识，培养优秀民俗文化人才，提高受教育者的民俗文化素质。

3.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民俗文化发展的贷款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发展前景好的民俗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拓展适合民俗文化产业机构特点的贷款融资方式和相关保险服务。

4.投资政策

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形成多渠道投入的体制。提倡事业型文化单位走国家投资和自我发展并重，向经营管理型转变的道路，鼓励适当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不足；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横向联合，争取企业长期稳定的投资；吸纳社会捐资赞助；允许文物，博物机构利用外资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保护；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兴办国家倡导的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设施。

5.人才培养政策

鼓励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放宽政策、简化手续，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类高素质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实行人事代理制，逐步推行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自主择业。允许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其拥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创作成果和科研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占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鼓励民俗文化产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发展与民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如可尝试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设立民俗文化相关专业，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民俗文化高级专门人才，为民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如二人转进入中戏，长春师大等高校就是鲜明的例子，试想还可以设立民俗文化考古专业专门培养民俗文化的考古发掘人才，同样还有民俗戏曲，民俗舞蹈等等，总之在如何保持良好的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必需的要务。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让民俗文化氛围在整个文化氛围中不再如以往的冷清与沉默。

重点培养一批熟悉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业务并掌握有关国际规则的人才，以及民俗文化经纪人、主持人、艺术家和会展策划等专门人才。

6.扶植民营民俗文化产业政策

鼓励个人，企业社会，以各种形式创办国家政策许可的民俗文化产业，对其在规划建设，土地使用，税费政策，从业人员职称等方面与国有民俗文化单位同等对待。

（三）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某些变迁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应阻挠也是无法阻挠的事实上任何民俗文化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民俗文化要充满活力就必须与其它文化相接触交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弘扬本民俗文化的同时去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借鉴国外先进民俗文化成果，然后在与这些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实现民俗文化的发展创新促进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四）民俗文化改革和发展并重的文化政策

文化部门制定政策引导民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认识到民俗文化尽管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的不科学的成分，我们当在认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同时尽量最大程度的反映真实的民俗文化。因为“如果一种民俗（如传说神化，民间故事，成年礼）等内容，与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和态度偏离太远，他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被流传下去，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有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

所以说在坚持对传统民俗文化改革的时候要保持其原生态的一面。我们应当认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自己民俗文化的特色，也基本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更无法实现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

同时在对民俗文化进行产业运做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利用民俗文化追求经济利益，如果只顾赚钱使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民俗，因商业气息过浓而流于庸俗化，失去了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与质朴，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实践中应当做到保护民俗文化的职责。

四、公共文化政策对民俗文化发展的意义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许多传统民俗文化濒临消亡，这是非常严酷的现实。面临着这种窘境，我们制定公共文化政策来引导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研究、开发民俗文化能充分认识到民俗价值所在，“找到我们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智能、灵感源泉和启动创造力的钥匙”，能揭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的真谛,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

我国56个民族的民风、民俗各具特色，多彩多姿，民俗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因此，尊重民俗，尊重民俗主体，促进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维系民族感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新时期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方面

民俗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历史积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是生产力,因此民俗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产业经济去经营、可以作为文化资本去投入生产,“民俗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一旦植入经济，必将发挥巨大作用”因而它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如当今兴起的民俗文化旅游业，就是把民俗文化作为经济资源与旅游业的紧密结合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所以引导和保护民俗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研究民俗文化要与振兴经济相结合,打造自己特有的品牌，扩大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保护传统民俗文化对经济文化产业的开发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社会生活方面

对于传承统民俗文化来说，保护传统美德、传统歌舞、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民俗是传统民俗能够在现代生活中传承发展的基础，民俗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生活，积极的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使我们有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

注释:

①陈勤建：19 89《中国民俗》中国民间出版社

②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4年9月20日本版语萃

2004年9月20日

③ [美]维特巴诺《心理人类学》p4212001版

参考文献:

[1] 马华泉,王淑娟,《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第19卷第5期

[2] 宋云飞 《现行民俗旅游开发的弊端及对策研究》 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5第15卷第1期

[3]新华网吉林频道 二人转《学者艺术家艺人把脉二人转》

[4] 叶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5] 陶立璠《现代化带来民俗文化的变迁》

[6] 林国良，周克立 《当代文化行政学》p332

[7]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8]厦门日报《呼唤民俗文化的价值回归》

[9]《中原民俗志》 hyperlink

民俗文化理论篇10

关键字:民俗;西部电影;凝视

民俗即传统民间风俗,它包括了一个地域精神生活所有宗教、文化、历史、伦理、审美等的种种信息,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说过:“我们需要认识当前世界文化的现状,也必须知道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历史。”①因此研究和继承民俗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源泉。

西部电影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和浓郁的地方风情。不论是80年代的第五代“寻根”电影,90年代的转型电影以及到现在异彩纷呈的电影,尽管题材主题各不相同,但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深刻的民俗内涵,精神和气质。

在电影创作中有机地运用民俗元素,不仅能够在细节、道具、场景、气氛,以及人物塑造等很多方面,有效地提升影片的时空质感、地域特色,而且还能通过隐喻、象征等途径,含蓄而多元地凸现出特定的人文意蕴,从而有效地增添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民族气质;尤其在90年代出现了一批将民俗元素放在电影较为重要位置,以打开国际电影节为目的的影片。他们大都以表现与现代文明社会距离较远的民俗,这里的民俗经过改造变成满足各种欲望的手段和类型。

在西部电影之所以在众多影片中能够独树一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民俗。而它与其他地区电影中民俗造成的影响不同的原因之一就是“凝视”作用使然。将拉康所创立凝视理论运用于电影中,主要从主体(电影)形成的角度探讨观众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发现主体性,文本和社会关系等的问题。凝视理论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性别、种族和阐释等众多方面。在此分析西部电影中民俗元素时,我们仅截取其中的部分理论,当然它并不是断章取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部电影中有诸多能够让其他地区观众感到差异性的元素。如《红高粱》中的颠轿,《人生》中的陕北民歌,《活着》中的陕西皮影,《菊豆》中的出殡场景等等各种口头表演,传统表演和社会风俗在影片中无处不在。“西部电影并不是依据其具体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它主要是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韵和人文气息而言的。西部电影在主题思想上的深刻内蕴主要得益于影片对于西部历史、文化、民俗的吸收与消化。”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西部电影中所体现出独特的地域情况和文化底蕴是产生差异性的根源。麦茨曾经说过,对电影的理解有赖于身份认同的过程,其中必定包含了所有结构。这种身份认同始于电影观众的差异性位置,也就是前面说的民俗产生的差异。在电影观众与电影及其意义的层面上处置自己的位置时,就成为他的自我意识,即电影观众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是一种自我认同“观众与自己产生认同,与做出纯理解行为的自己认同...作为可被理解的可能性状况,因而也是作为一种透明的主体,他与一切所在之物相遇。”③民俗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别的地区或民族(这其中也包括外国)看来必然是与他们本身不同的民俗,也就是他们眼中的异类。这种差异性心理对于受众的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他们对民俗主体的幻想,他所发展的主题是主体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它既是通过凝视,又是以白日梦,或是幻想作用来获得实现的。作为电影观众幻觉的过程就是电影自身,而观看电影的行为就成为了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发出的重要举动。在西部电影中,观众所受到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多半来自不同的民俗文化,这也直接产生了观众希望了解和体会的欲望。但是他们只有通过看电影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却并不能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也就造成了观影过程中对自己身份和位置的幻想。

接下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一些民俗风格强烈的西部电影中的两性关系都已较为原始的状态呈现,在这其中一个的焦点就是女性。这里的被凝视者――女人,从理论上讲,对其的客体化或对象化一般可以获得两种可能的形式,一种是她被贬低、妖魔化为典型的性堕落的符号,一种是被高看、圣女化为供人膜拜的恋物,两种形式都会产生一种特定的典型化的女性特质。而往往这些影片中女性都是作为前者被定义的。在《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被逼嫁给体弱多病的作坊老板的路上,“我爷爷”通过颠轿表达了内心的愤懑,而之后两人违背伦理在高粱地中野合即后来的真正结合,在以父权为主影片中和影片外都将“我奶奶”视为妖魔。在西部电影中的女性因为家庭不合生活不顺而被周围人视为“扫把星”之类的鬼怪的电影十分多。这种情况造成了女性角色和女性观众的反抗,同时也必然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不论在西部电影中亦或是中国电影中,都应该准确把握民俗的文化内核并以影视语言进行展现。不应该再让原本应被继承和发扬的民俗传统在影片中有失偏颇的表现对观众负面影响,当然这种现象的背后不能不考虑的历史的影响。而应是将民俗作为一个艺术的美的形象放在电影中去欣赏,增强电影的可观赏性,走出未来西部电影发展的独特道路。

注释:

①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第十页

②张阿利, 论西部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电影艺术,2005年12月

③电影理论新发展, [美]帕特里克•富而赖, 2004,第十三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