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4-02 15:57:22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1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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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研究特色
邓小平理论不但很好的遵循和继承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还特别体现和突出了一些有关时代和我国自身的特色。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正好说明了我国的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科学水平,因此它不仅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也有特别深远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这些特色正是邓小平同志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完美典范。
一、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产生了两个著名的理论成果,一个是思想,另一个就是邓小平理论。所有理论的创立都是来自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和要求,邓小平理论便是如此,虽然理论的创立也有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集体努力,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邓小平同志的素质条件,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最鲜明特色便当属它的时代特色。
(一)主题上的特色
邓小平理论时代特色的根本在于它非常准确的揭示和体现了时代和平与发展的这个主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革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也开始悄然兴起,世界上的政治慢慢走向了多极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了众多国家最中心的任务。正是这些种种的变化与冲击,让邓小平开始走出旧观念的束缚,作出了一个属于当今时代的新判断。他说,此时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和平的问题,一个是事关经济的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这样的一个判断代表着对于国内国际新形势下的一个比较总体的认识,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因为这些,他才提出了要通过经济建设来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巩固的理论。
(二)继承性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一些特色,不光是对于时代背景的准确把握,还表现在它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思想的一些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创新,它也有继承。邓小平理论完全可以称为当代社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分析问题时,用得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但很好的坚持和理解、运用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还着重克服剔除了其中的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一些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的也是最先回答了怎样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新的背景下,也用比较新的思想和观点发展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三)实践性特色
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实践性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之后,我国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新理论的诞生,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邓小平理论诞生了。另外,邓小平还坚持着理论要指导实践的思想,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中国建设道路该如何走进行了辛苦的探索,也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些观点和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框架也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得到了奠定。我们可以自豪的说,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在指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
(四)创新性特色
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有着自己的创新性,而这个创新性还不是简单的细枝末节的创新,而是一个系统上的创新。他以坚持马克思主为创新的提前,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的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新问题、新情况的时候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以此同时,还应做到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和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
二、邓小平理论在立论基础上的特色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情况结合的完美典范,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理论基础也就显得比较特殊。
(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最初是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继承与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方面革命与建设时,它是我们最为珍贵的法宝之一,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却开始偏离了这个思想路线,便是典型的例子,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面对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最先重新让实事求是的路线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也因此让中国开始了新的航向。也正是因为在这个重新引导我党走入正确思想路线中,邓小平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到了一起,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有特色的新内涵和内容。邓小平认为,思想与实际的符合,主观与客观的符合便是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有了这样一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路线之后,我党解决了有关国家和党前途的重大问题,也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因此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动力,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是建立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基础上的。可以说如何科学系统的把握住社会主义本质,是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不但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偏颇认识,还改变了原本的模式下的本质内容,可以说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创新提炼。但是这却并不是说这个理论就完全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同样坚持了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所有科学和符合实际的观念。只是在原本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却成为了我们有力的思想武器,把我们从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种解放出来,让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了很好的更新。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和我国国情的具体结合,是邓小平理论的很大一个特色,也是这个理论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没有了中国这个具体的实际,根本就不可能对邓小平理论有个真正的了解,也就说不上要怎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了。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问题,并且明确的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可是由于他们没有经历建设的实践,因此对于发展中要经历多少阶段没有作出更具体的论断。而列宁在领导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明确的把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而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划分明确提了出来,将建立与建成做了区分。在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邓小平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开始逐步走向了成熟,在十三大前夕,他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很精辟的概括: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就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3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
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中国社会发展谋划布局,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同时,还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用新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局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1.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历史性的飞跃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是不同的,每一阶段内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作为指导。邓小平理论在推动社会主义由传统体制到现代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始终准确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跨越式地走在时代前列,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路线,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历史性的飞跃。2.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的一种科学理论。从本质上看,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它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提高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水平。它还对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3.邓小平理论首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首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从发展进程上看,邓小平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它立足于中国国情,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首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4.邓小平理论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同三民主义、思想有同等地位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巨变,分别涌现出了孙中山、、邓小平三位伟人。其中,孙中山在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形下创立了三民主义,开展了革命斗争,挽救了民族危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思想,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并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在中国步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力挽狂澜,领导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二、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精神内涵
1.邓小平理论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从文化背景来看,邓小平理论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不仅包含传统文化,还包含社会主义新文化。从具体内容上看,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辩证法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实务”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学用一致”精神相统一;邓小平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与《周易》中“阴阳相生”和《老子》中“祸福相依”相统一。另外,邓小平理论在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对马列主义、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他极富远见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还对中国思想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不拘泥固有形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邓小平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内涵邓小平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理论的创新精神。邓小平理论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制于教条的束缚,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用新思想、新观点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其理论内容上看,邓小平理论是在准确理解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本质上与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实践源泉来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邓小平理论在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集中群众智慧进行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邓小平理论还放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吸收和借鉴各种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让创新绵延不绝。3.邓小平理论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大量论述,并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与总结。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还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向:“只有两个文明搞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精神文明的主体思想上看,邓小平理论对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看,邓小平理论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快“四有”新人建设;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内容上看,邓小平对我党、我军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思想和精神进行有效总结,并以此进行引导,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精神。从整体上看,邓小平理论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还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4.邓小平理论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理论也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邓小平理论以国家大局为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支撑,坚持统一祖国的坚定立场和高尚的民族气节。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得我们的民族更有凝聚力,更有战斗力,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理论始终站在科学理性的最高峰,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其精神内涵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生等各方面的内容。它以人民大众为根基,以民族复兴大业为己任,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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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范文篇5
邓小平理论视好下的“小康社会,会出现一个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上的进化和革命。马克思留给我们一句经典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引马克思在写给荷兰社会创始人之一纽文胡斯的复信中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isi既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让人民过上富裕殷实的小康生活,就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如果听任贫困落后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小康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小康社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化。
(二)“大同”—中国化“小康社会”的原生形态
小康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礼记。礼运》曾谈到“大同”和“小康”,这大概是“小康”在文献中的始见。197
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肾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绿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城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都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在孔子是指夏商周以前的尧舜时代。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孔子根据传说而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小康”是指的夏商周三代,是从禹开始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的时代。“小康”,是出现私有制、有了礼的社会。
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祟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提出了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这应该说是从《礼运》大同、小康、乱世三世说推演出来的。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前后引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厦门网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州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引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川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川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6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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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7
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创新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下面从三个方面的创新来进行分析:
第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邓小平提出这一理论主要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他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鲜明的表现了: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只谈理论而不实践。这一创新的理论成果,积极地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自身的条件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对世界其他国家面临自身存在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第二,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发展创新所得出的重大理论成果。面对国际上科技力量的巨大冲击和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的所处地位,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并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产物,而是在立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市场经济恰好适应了个体的发展,个体的繁荣带动了整个市场的繁荣,从而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市场竞争是其内在机制,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并不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将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完美的结合,这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举动。
第三,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创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创造性的文化成果,是在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创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更有利于邓小平理论进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更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且将两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深入发展以及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通过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创新,人们开始从精神思想上有了重大的转变,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对教育文化程度的要求也有了相应提高,从而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更加迅速。邓小平理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结语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新思路/思想/邓小平理论
【正文】
邓小平理论虽然是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客观依据的,但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材料。这种思想材料,既包括马列主义,又包括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p369)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循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探索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内容如下:(1)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21](p502)离开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的社会。(3)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将有计划地进行。(4)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和货币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6)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也随之消亡。(7)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们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256)这些设想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的,反映了较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们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p373)这一理论概括,不仅是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认识和考察的成果,也是他对马克思上述设想从本质上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一设想的主要观点包括:(1)东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p438)(2)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是东方社会“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p437)二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尽快地奠定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要想顺利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必须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条件,即马克思所说:“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p326)马克思还指出:这一设想“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p431)这一设想不但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p273)邓小平的这一对外开放的思想虽然立足于当今时代特征,但从理论来源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
二、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是邓小平理论又一重要的思想来源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起初,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践表明,这个政策虽然对当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战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使列宁不得不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迂回曲折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其基本内容是:(1)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2)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p399)(3)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4)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为了强调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p520)(5)利用市场和商业建设社会主义。(6)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适应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列宁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p369)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规律,因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都能在列宁的新思路中找到思想源头。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l(p139)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首先,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孕育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作了详细地阐述。其要点包括:(1)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3)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4)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具体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p369)(5)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要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们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思想来源。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虽然走了许多曲折的路,但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和生长点。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问题。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包含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在1960年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久,又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学习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哲学品质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所创立的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邓小平理论是朴实的、鲜活的、而又博大精深的,充满了时代感、现实感和针对性,但又处处闪烁着哲学智慧的光辉。现从三个论题加以解读,便可对其理论品质略见一斑。
一、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粉碎“”不久,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是新时期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它使党和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它使人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冲破了长期束缚思想的枷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可以说,邓小平的全部活动,包括理论创新,都是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解放思想。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实质及哲学思维方法。
关于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邓小平说的很明确,“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要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需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比如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为什么邓小平唯独或者说特别把“解放思想”加以强调呢?这是理解“解放思想”实质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也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立足点是解决问题(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但关键是“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解放思想是的直接目的,就是正确看待、正确理解、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换言之,解放思想是从哪里往外解放呢?就是要从被僵化、教条化、绝对化、“凡是”化、迷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因为,它是阻碍我们实事求是的主要羁绊,它已经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伟大的社会历史学说,它一经产生,就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热烈拥护和称赞,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在20世纪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推进和发展,形成列宁主义、思想。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特别是“左”的东西的干扰和破坏。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确立,以致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制定,都无不如此。阻碍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主要不是敌人的强大或困难的严重,而是绝对化了的、“凡是”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左”的东西。而且这些“左”的东西有时还上升为主导思想。例如斯大林、晚年就犯了“左”的错误。相反,被斥为“修正主义”、“右倾保守”的一些思想,则包含着正确的内容,如所谓的“刘邓路线”。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便主要成了解放思想、突破教条的过程。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大凡有权威的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权威的产生,表明它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非凡的卓越贡献,竖起一座伟大的丰碑。于是,人民才拥戴它,推崇它,才成其为一面旗帜,在权威的正确指引下,人民汇集于旗下,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成就伟业。这是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另一个方面,权威的存在,特别是当权威被神化、绝对化时,权威就成了入门继续前进、不断创造的无形障碍。大多数人难以摆脱巍巍权威阴影的束缚,即使有人想挑战权威,也容易遭到众人的压制和扼杀。这是权威存在的难以避免的消极一面。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很多。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新创立的学说在西方上千年里没有人敢去挑战这一权威,或有微弱的挑战也以失败告终,直到伽利略的出现,才使这一状况得以改观。牛顿的经典力学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权威周期律”。
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是应该可以摆脱这种“权威周期律”的。马克思这一的唯物辩证法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务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务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务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还曾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方法而不是教条,而且他们本人就是不断自我修正、自我发展的榜样。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关于共产党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列宁、也给我们作了正确对待权威的良好示范。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完全跳出“权威周期律”。它的每一步发展,都要冒“背叛”之险。它的每一步发展的实现,都是破除迷信、敢闯敢冒的结果。一言蔽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路,就是从神化、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论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英明。
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真理是相对具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实的变化不断突破自我、发展自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
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摸着石头过河”与绝对历史决定论的突破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都是罕见的,既没有现成“本本”以指导,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所以,面对这样的“实事”,邓小平指明了如何“求是”的道路,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和“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同时“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步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一条不行,不能蛮干”。这些思想既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确立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发现问题赶快改”,这些朴实通俗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它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实践唯物史观的回归。
在人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前提,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历史的结果,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剧中人”,受历史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他有自由意志。这种悖论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到底是服从决定论还是服从非决定论,并由此引发出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之间的长期争论。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联系、必然性和规律性,人类的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而历史选择论则否认这些,夸大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人们意志的作用,它把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不确定的随机过程。历史决定论在西方长期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先后出现了神学历史观的决定论、思辨历史哲学的决定论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决定论三种表现形态。这些决定论把历史过程看成是纯粹的客观过程,从根本上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排除在历史必然性的因果链接之外,这就抹杀了历史主体的能动活动和创造历史的作用,把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历史观流行必然会带来这么一种结果:一部分人会因为听信特定的历史规律与必然性,放弃改造世界的主观努力,从而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同时会有另一些人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以历史规律的代言人、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号令他人听从自己的指挥调遣,以历史性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建构自己的乌托邦殿堂,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时常出现,制造了无数荒唐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统一,是辩证的实践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而实践活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按因果规律所进行的客观物质活动,另一方面,又是按目的性的原则进行的主观能动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承认人的能动活动对历史的创造和对历史道路的选择作用,肯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由意志和历史选择活动的存在,“历史不过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就是一条基本的规律。人的选择受着各种客观环境的制约,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它是一种以往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既得力量;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它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它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以往历史决定论的辩证否定。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体现了理论上的开放与实践上的务实,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客观规律,也承认“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要“探索”,要“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们又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我们应该去探索发展的规律与路子,我们可以进行一种能动选择,当然在探索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所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回归,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它还是解放思想的体现,是突破僵化教条的可行之路,是实现创新的可行之路,是真正抵达理想彼岸的可行之路。
那种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强调“实干”、是理论贫乏的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错误的。殊不知,“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理论观点,是对实践(包括试验)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基本的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形象表达。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克服了历史决定论的影响,突破了教条主义的坚冰,摒弃了无谓的争论,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
要在“实事”中求得“是”,首先要认清“实事”。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当代的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一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基本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根本和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认识不清,革命虽然已经成功,但革命思维依然具有惯性,以革命的思维来搞国家建设,以至于整天忙于“抓革命”、斗“资”批“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转移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即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十分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是否容许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已经过时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一定的反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提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劳动产品还不够丰富,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流充分涌流。而在过去,从苏联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方面,更多的是片面强调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忽视或轻视更为根本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就说过,“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过多地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不搞上层建设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至于到了“”期间,在、“”的破坏下,出现了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荒谬口号。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惟生产力论”,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这种过分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要脱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理论范文篇10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取得中国民族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了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的历史飞跃所进行的重要准备。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理论基础则相同的,即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和某个孤立的原理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运用内化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中,并取得中国民族化、中国特色化的形式。
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一)继承、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哲学方法———唯物史观。3.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俄、中及其他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4.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5.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且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经历了列宁主义、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继承、坚持和创新、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三)创新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定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制度,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贡献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走向了当代形态,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和继承发展性、实践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束缚,使思想符号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才能求实创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再次,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邓小平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创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在总结“”以及“洋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总结三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第一,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统一的经验,并从解决台湾问题转移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来。第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总结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坐而论道不行,主观主义想当然不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邓小平从我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两种社会的比较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概括起来,主要创新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作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思想中又一创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方面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