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的命题/邓小平政治理论/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传统，终结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认为，“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无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时求助于黑格尔的人类“普遍史”和“历史终结论”，即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福山必须要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注：参见雅克·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2.3首先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语言体系中，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中，形成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资本主义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岭。对于形成资本主义政治设施的基本架构的原则来说，黑格尔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难说有根本性的东西，而大多是“土拨鼠式”的枝节工作。因而可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终结”的观念，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并给出一个终结性的历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正是利用这种批评割裂了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联系（注：关于这种“联系”，学界公认黑格尔作为分水岭式人物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涵盖力。萨拜因甚至展开分析了黑格尔对英国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各种原则的涵盖。柏克猛烈批评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这样表述他对革命的这个根本看法：“那些坚持反对这一人间强大潮流的人，将显得与其说是单单反对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反对天命本身。”这几乎直接就是黑格尔式的表述。所以萨拜因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更不用说黑格尔在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中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已非当时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而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获得承认”这一柏拉图的古老命题把黑格尔纳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尔主张，历史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而走向终结，因为驱动历史过程承认斗争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才获得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制度更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历史的变化。”（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对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超越的最初发源，与黑格尔的逻辑语源密切相关。黑格尔在批判法国大革命兼及康德、费希特时，发现了理想主义自由观念的“纯粹形式性”，而这种“纯粹形式性”包含着“应有”与“实有”的无法调和的对立。黑格尔用他庞大的辩证法体系来整合“应有”与“实有”，这一体系的开端就是“实存”、“实有”、“现有”。他从“现有”中发现“应有”，通过“应有”来扬弃“实有”，继而发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语汇”，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始跳板。但是，当黑格尔从“遭到歧视的存在”出发，经过他的逻辑推演，完成的却是一个终结式的神秘主义国家哲学。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突破黑格尔的边界，展开对“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形成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历史上实存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发生分析起：“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在这里，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国家获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保留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随着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的人也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这是形式的普遍性与实存的特殊性的分离和对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这种分离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离和对立，黑格尔用国家的普遍性来综合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逻辑作了一种伽利略式的“辩证的实验方法”的反思。马克思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表明，市民社会的“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因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应该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为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时对千年理念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对黑格尔的国家普遍性构成挑战。到1859年，马克思回顾自己的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经历了这一番“苦恼的疑问”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获得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结论。（注：不少论者认为，马克思获得这一结论，得力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此论有一定道理，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仍然处于朦胧状态，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远未成熟，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对马克思确起过助推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正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过黑格尔。——作者顺按。）

基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以人权、自由、平等、安全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作出了远远超越于黑格尔之上的说明：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具体地说：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的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这是马克思考察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普什尔宪法》所作出的论说，而这些宪法成果却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尔正是综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了后面，而弗兰西斯·福山至今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圈子。

3.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视角

3.1在对上述命题作出历史哲学中的说明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各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当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的任务，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因而西方舆论有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时，有人在邓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与马克思命题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的发生，当然可以诉诸于未能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真实把握。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这种现实状况的把握，陷于对问题的实用式的说明，就可能陷于对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的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理解。所以，在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必须性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中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力图用历史来整合“应有”与“实有”，最终神秘主义地实现于“自由国家”之中。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作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会的事实不平等是一个特定阶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对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当波普尔一辈以及福山同辈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的时候，马克思不是如一个伦理主义者那样站在其中的一边，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边，而是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特性的说明中否定了“平衡点”寻找本身，否定了这种对立状态存在的全部历史理由。

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立场，也就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历史进步性的立场。他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通公民。由于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3.3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理论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4.1“争得民主”，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笔特殊财富在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资格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具有更高综合性的、更能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民主观，比经典自由主义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当人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时，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远未展开的主题。特别是20世纪晚期，民主价值的选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被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话题。从世界文明的客观进程看，当今的全球化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兆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现象，至今其基础性的进程仍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家总是把这一进程染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为由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消失推进的过程，描述为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描述为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必须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说明，必须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实践中显示出力量。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的命题/邓小平政治理论/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论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传统，终结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认为，“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无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时求助于黑格尔的人类“普遍史”和“历史终结论”，即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福山必须要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注：参见雅克·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2.3首先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语言体系中，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中，形成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资本主义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岭。对于形成资本主义政治设施的基本架构的原则来说，黑格尔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难说有根本性的东西，而大多是“土拨鼠式”的枝节工作。因而可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终结”的观念，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并给出一个终结性的历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正是利用这种批评割裂了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联系（注：关于这种“联系”，学界公认黑格尔作为分水岭式人物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涵盖力。萨拜因甚至展开分析了黑格尔对英国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各种原则的涵盖。柏克猛烈批评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这样表述他对革命的这个根本看法：“那些坚持反对这一人间强大潮流的人，将显得与其说是单单反对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反对天命本身。”这几乎直接就是黑格尔式的表述。所以萨拜因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更不用说黑格尔在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中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已非当时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而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获得承认”这一柏拉图的古老命题把黑格尔纳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尔主张，历史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而走向终结，因为驱动历史过程承认斗争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才获得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制度更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历史的变化。”（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对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超越的最初发源，与黑格尔的逻辑语源密切相关。黑格尔在批判法国大革命兼及康德、费希特时，发现了理想主义自由观念的“纯粹形式性”，而这种“纯粹形式性”包含着“应有”与“实有”的无法调和的对立。黑格尔用他庞大的辩证法体系来整合“应有”与“实有”，这一体系的开端就是“实存”、“实有”、“现有”。他从“现有”中发现“应有”，通过“应有”来扬弃“实有”，继而发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语汇”，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始跳板。但是，当黑格尔从“遭到歧视的存在”出发，经过他的逻辑推演，完成的却是一个终结式的神秘主义国家哲学。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突破黑格尔的边界，展开对“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形成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历史上实存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发生分析起：“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在这里，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国家获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保留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随着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的人也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这是形式的普遍性与实存的特殊性的分离和对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这种分离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离和对立，黑格尔用国家的普遍性来综合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逻辑作了一种伽利略式的“辩证的实验方法”的反思。马克思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表明，市民社会的“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因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应该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为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时对千年理念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对黑格尔的国家普遍性构成挑战。到1859年，马克思回顾自己的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经历了这一番“苦恼的疑问”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获得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结论。（注：不少论者认为，马克思获得这一结论，得力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此论有一定道理，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仍然处于朦胧状态，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远未成熟，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对马克思确起过助推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正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过黑格尔。——作者顺按。）

基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以人权、自由、平等、安全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作出了远远超越于黑格尔之上的说明：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具体地说：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的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这是马克思考察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普什尔宪法》所作出的论说，而这些宪法成果却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尔正是综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了后面，而弗兰西斯·福山至今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圈子。

3.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视角

3.1在对上述命题作出历史哲学中的说明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各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当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的任务，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因而西方舆论有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时，有人在邓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与马克思命题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的发生，当然可以诉诸于未能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真实把握。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这种现实状况的把握，陷于对问题的实用式的说明，就可能陷于对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的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理解。所以，在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运动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必须性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中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形式理性与现实实存的二律背反时，黑格尔力图用历史来整合“应有”与“实有”，最终神秘主义地实现于“自由国家”之中。而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作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会的事实不平等是一个特定阶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对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解放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当波普尔一辈以及福山同辈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的时候，马克思不是如一个伦理主义者那样站在其中的一边，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边，而是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特性的说明中否定了“平衡点”寻找本身，否定了这种对立状态存在的全部历史理由。

在历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立场，也就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理清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则的历史进步性的立场。他的结论是，对于中世纪“动物时代”的政治蒙昧来说，“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国家事务变成普遍的公民事务，使政治生活领域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公共生活领域；政治解放摧毁一切等级、行帮和特权，解除了市民社会的羁绊，使人们脱离了旧的直接的政治共同体，成为独立的个人，获得了作为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并承认了这种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尽管被迫在这种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毕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纪马厩里的“动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天国”中的普通公民。由于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

3.3如此在历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为了论理过程上的一种满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设想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双重人格中生活的时候，虽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种“政治天国”中的平等，但毕竟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于是，历史形成的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克服市民社会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灭平等本身；是要从形式和实质的对立走向统一，而不是用实质去消灭形式。如果把对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为对民主、自由理论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径探索

4.1“争得民主”，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笔特殊财富在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马克思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代人类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资格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具有更高综合性的、更能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民主观，比经典自由主义更能说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当人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时，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远未展开的主题。特别是20世纪晚期，民主价值的选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被捆绑在一起，成为热门话题。从世界文明的客观进程看，当今的全球化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兆现象。作为一个客观现象，至今其基础性的进程仍主要是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学界的一些理论家总是把这一进程染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为由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铁幕”的消失推进的过程，描述为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描述为西方民主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必须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说明，必须对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实践中显示出力量。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3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观点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与马列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p415)这三句话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据此，我们把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局势依旧动荡，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而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p319）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p348）

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民主”等问题，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邓小平认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权而言，“真正说起来国权必人权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心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权！”[2]（p348）在邓小平看来，谈人权离不开国权，人权首先由国权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论及霸权主义，邓小平常常把它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相提并论。可以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本质则是帝国主义性质所决定，是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压迫、控制和剥削。邓小平指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正义，“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2]（p162）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2]（p283）“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p359）邓小平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2]（p360）科索沃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得伊拉克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世界上不得人心，最终必然会遭到失败。

（二）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发展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从宏观上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84年0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度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p96）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是邓小平反复论述的重要思想，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第一，“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2]（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p127）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因此，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p127）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度不能不考虑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以增强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三，“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2]（p329）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可能会形成三极或四极或更多的多极世界。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本身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需要，发展商是和平的目的和保证。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解决，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团结合作密不可分。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2]（p56）“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2]（p104）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南方不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就没有出路；南北贫富差距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2]（p56）甚至影响世界的稳定。因此，邓小平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要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药材虚心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p20）南方发展了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迫切问题，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2]（p104）

（三）第三世界之间包括中国相互加强团结与合作，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世界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仍程度不同地遭受着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发面的控制和剥削。渴望和平，反对霸权，谋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的愿望。邓小平从世界战略的高度，就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加强联合，增进合作，谋求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构成了其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第三世界希望发展，不希望发生战争，在维护和平发面，广大第三世界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p105）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需要第三世界加强联合和合作。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阿南北对话，更需要南南合作，邓小平对南南合作非常赞赏，反复强调要加强南南合作，而些要采取新途径。认为“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2]（p106）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第三，第三世界发展经济需要联合与合作，第三世界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也需要加强联合与合作，这样才能抑制霸权主义的控制与干涉。

第四，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贡献。邓小平说：“帝撒播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2]（p56）冷战结束以后，邓小平同第三世界领导人会谈时反复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3]（p166）而且强调这“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做。”[2]（p282）

第五，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命运，发展水平接近，读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与第三世界合作，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个发面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其他两个发面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则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主体和核心，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则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理论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是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具体地讲，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一是和马列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相衔接，二是和三个世界理论相联结。邓小平强调的和平问题主要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反映，南北问题的实质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列级斗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在历史上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同时指出了国际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变化的情况后，指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列宁指出：“现在地球上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4]（p123）针对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理论，指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根据列宁的观点，国际阶级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更加尖锐、激烈，加上帝国之一本身的矛盾，世界已进入了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建国之后，制定了维护国家权益，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战略原则。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加以创新和发展。他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大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老殖民主义。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之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国政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p382）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说，这就是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37）“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3]（p48）邓小平还说，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5]（p126）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p380）“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着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p344）因此，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高枕无忧。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70年代初开始使用“三个世界”、“第三世界”的提法。1974年2月他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6]（p441）的这一战略思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上流行的“三个世界”和“第三个世界”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政治含义。

第三世界从50年代形成以来，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极体制瓦解过程中，进一步显示了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继承和发展了的三个世界理论，更加明确了“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作用。第一，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5]（p22）也大致等同于“南方”的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第二，从人口数量上说，第三世界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第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即使今后发达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属于第三世界。[5]（p40）

邓小平曾指出：“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p127）并赞扬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战略“是多么英名，多么富有远见”，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p160）应该看到，从到邓小平，都非常重视第三世界，把它与发达国家并列，作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加强第三世界团结与联合，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和重要贡献。

三、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度没有解决；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发展趋势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必然为共产主义时代所取代的“大时代观”，后来列宁、斯大林认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也长期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用革命制止战争”。列宁、斯大林、都是依据其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大时代观”的的框架内来把握时代主题的。本世纪中期以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和一度存在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有其必然性。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人民痛恨战争，和平运动不断发展，各种力量都不希望发生新的大战，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发达资本之一国家由于内部调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说，50、60年代世界形势已在逐渐发生变化，7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两发面的基本含义：其一，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2]（p127）“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2]（p127）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我们党从1987年十三大开始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明确表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并将仍然是“时代主题”，世代主题是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题中已有之义，作为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当今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这一时代主题仍没有改变。其二，和平与发展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一种现实的努力。邓小平是出：“和平是有希望的，”“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多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2]（p383）可以说，经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避免战争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后，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越来越大。21世纪，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在干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她别是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计划”更具威胁性。从北约东扩到以反恐为名的伊拉克战争，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否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两极对立格局已逐渐向多极化转变。多极之间的牵制、制衡比起两霸象征格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稳定，对霸权主义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多极化趋势是一个过渡状态，能不能形成多极格局，与国际斗争的力量对比相关，目前多极格局还未最终形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愿看到多极化格局，力图阻挠多极化趋势，就是想独霸天下。尽管这种企图难以得逞，但应该看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p289）也强调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之一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公务员之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所有

（二）第三世界国家既面临着谋求发展经济任务，也有维护主权、独立的政治任务；第三世界可以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贡献，也需要加强团结和与合作。

邓小平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是人们认识到，第三世界谋求经济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没有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将面临许多问题，人类的共同发展就难以实现，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

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需要南南合作，也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这不是一种施舍和恩惠，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为经济全球化，“北方也需要南方”，需要自身的“继续发展”。同时应看到，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国际垄断资本业是一个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实际上通过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链条仍然在剥削第三世界，使利润流向西方。在这一链条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受剥削最深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以直接政治统治为表现形式的殖民提醒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形成的以国际垄断资本龙之链条为表现形式的新殖民体系。

从维护主权、独立、保持领土完整的角度说，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艰巨的政治任务。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不断以人权、反恐等种种借口和理由，入侵亚非拉一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别国内部事务，以武力推行其政治理念，其实质都是为建立一霸主宰的世界体系作铺垫。

第三世界的崛起，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发展中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面临艰巨的经济、政任务，内部矛盾复杂，民族宗教纠纷不断，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是有发生，因此，第三世界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增进联合，共同发展。

（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来观察中国和世界。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要经过“很长期的斗争，”“是一个很长期的历史过程。”[5]（p73）回顾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理由并存，而且并存还将是长期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并存，已不像过去那样阵营分明、双峰对峙，而是相互联系、渗透，又相互制约、斗争，既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与斗争，还有为我所用、扬长避短的相互吸引与借鉴，表现出复杂微妙的关系。的呢高小平高瞻远瞩，把握历史机遇，倡导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方向发展，正是着眼于世界范围和长远历史过程看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她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225）“更重要的是想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135） 

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是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前提。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坚定性的具体表现。西方国家“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p344）“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打我们的主义。”[2]（p319）在和西方七国集团制裁我们的时候，邓小平非常沉重地说，“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这点小风吹不倒我们。”[2]（p359）

韬光养晦欲有所作为是辩证统一的。我们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包括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p321）“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57）也就是把握机遇发展自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在社会主义占主体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团结、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一个较为长期的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4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观点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与马列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p415)这三句话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据此，我们把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局势依旧动荡，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而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p319）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p348）

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民主”等问题，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邓小平认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权而言，“真正说起来国权必人权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心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权！”[2]（p348）在邓小平看来，谈人权离不开国权，人权首先由国权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论及霸权主义，邓小平常常把它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相提并论。可以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本质则是帝国主义性质所决定，是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压迫、控制和剥削。邓小平指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正义，“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2]（p162）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2]（p283）“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p359）邓小平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2]（p360）科索沃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最近得伊拉克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世界上不得人心，最终必然会遭到失败。

（二）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发展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洞察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从宏观上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84年0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就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度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2]（p96）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是邓小平反复论述的重要思想，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第一，“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2]（p105）“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p127）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因此，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p127）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度不能不考虑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以增强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三，“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2]（p329）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可能会形成三极或四极或更多的多极世界。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本身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需要，发展商是和平的目的和保证。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解决，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团结合作密不可分。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2]（p56）“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2]（p104）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南方不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的发展就受到限制，就没有出路；南北贫富差距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2]（p56）甚至影响世界的稳定。因此，邓小平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要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药材虚心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p20）南方发展了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面临着发展的迫切问题，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2]（p104）

（三）第三世界之间包括中国相互加强团结与合作，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世界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掠夺，经济不发达、至今仍程度不同地遭受着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发面的控制和剥削。渴望和平，反对霸权，谋求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的愿望。邓小平从世界战略的高度，就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加强联合，增进合作，谋求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构成了其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第三世界希望发展，不希望发生战争，在维护和平发面，广大第三世界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p105）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需要第三世界加强联合和合作。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阿南北对话，更需要南南合作，邓小平对南南合作非常赞赏，反复强调要加强南南合作，而些要采取新途径。认为“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2]（p106）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第三，第三世界发展经济需要联合与合作，第三世界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也需要加强联合与合作，这样才能抑制霸权主义的控制与干涉。

第四，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贡献。邓小平说：“帝撒播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2]（p56）冷战结束以后，邓小平同第三世界领导人会谈时反复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因为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3]（p166）而且强调这“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做。”[2]（p282）

第五，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命运，发展水平接近，读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中国要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与第三世界合作，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个发面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其他两个发面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求的世界发展则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主体和核心，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则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理论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是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具体地讲，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一是和马列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相衔接，二是和三个世界理论相联结。邓小平强调的和平问题主要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反映，南北问题的实质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列级斗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在历史上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同时指出了国际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变化的情况后，指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列宁指出：“现在地球上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4]（p123）针对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理论，指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根据列宁的观点，国际阶级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更加尖锐、激烈，加上帝国之一本身的矛盾，世界已进入了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他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建国之后，制定了维护国家权益，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战略原则。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加以创新和发展。他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大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老殖民主义。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之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国政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2]（p382）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说，这就是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37）“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3]（p48）邓小平还说，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5]（p126）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p380）“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着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p344）因此，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高枕无忧。

（二）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70年代初开始使用“三个世界”、“第三世界”的提法。1974年2月他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6]（p441）的这一战略思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上流行的“三个世界”和“第三个世界”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政治含义。

第三世界从50年代形成以来，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极体制瓦解过程中，进一步显示了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继承和发展了的三个世界理论，更加明确了“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作用。第一，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5]（p22）也大致等同于“南方”的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第二，从人口数量上说，第三世界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第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即使今后发达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属于第三世界。[5]（p40）

邓小平曾指出：“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1]（p127）并赞扬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战略“是多么英名，多么富有远见”，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p160）应该看到，从到邓小平，都非常重视第三世界，把它与发达国家并列，作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加强第三世界团结与联合，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些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和重要贡献。

三、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

（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度没有解决；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公务员之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所有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发展趋势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时代必然为共产主义时代所取代的“大时代观”，后来列宁、斯大林认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也长期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用革命制止战争”。列宁、斯大林、都是依据其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在马克思主义“大时代观”的的框架内来把握时代主题的。本世纪中期以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和一度存在的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有其必然性。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人民痛恨战争，和平运动不断发展，各种力量都不希望发生新的大战，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发达资本之一国家由于内部调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说，50、60年代世界形势已在逐渐发生变化，7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两发面的基本含义：其一，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2]（p127）“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2]（p127）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我们党从1987年十三大开始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明确表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并将仍然是“时代主题”，世代主题是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题中已有之义，作为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当今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这一时代主题仍没有改变。其二，和平与发展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一种现实的努力。邓小平是出：“和平是有希望的，”“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多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到1992年，邓小平再次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2]（p383）可以说，经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避免战争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后，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越来越大。21世纪，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在干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她别是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计划”更具威胁性。从北约东扩到以反恐为名的伊拉克战争，世界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否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两极对立格局已逐渐向多极化转变。多极之间的牵制、制衡比起两霸象征格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稳定，对霸权主义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多极化趋势是一个过渡状态，能不能形成多极格局，与国际斗争的力量对比相关，目前多极格局还未最终形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愿看到多极化格局，力图阻挠多极化趋势，就是想独霸天下。尽管这种企图难以得逞，但应该看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p289）也强调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之一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二）第三世界国家既面临着谋求发展经济任务，也有维护主权、独立的政治任务；第三世界可以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贡献，也需要加强团结和与合作。

邓小平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是人们认识到，第三世界谋求经济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没有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将面临许多问题，人类的共同发展就难以实现，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

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需要南南合作，也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这不是一种施舍和恩惠，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为经济全球化，“北方也需要南方”，需要自身的“继续发展”。同时应看到，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国际垄断资本业是一个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实际上通过一个控制与被控制的链条仍然在剥削第三世界，使利润流向西方。在这一链条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受剥削最深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以直接政治统治为表现形式的殖民提醒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形成的以国际垄断资本龙之链条为表现形式的新殖民体系。

从维护主权、独立、保持领土完整的角度说，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艰巨的政治任务。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不断以人权、反恐等种种借口和理由，入侵亚非拉一些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别国内部事务，以武力推行其政治理念，其实质都是为建立一霸主宰的世界体系作铺垫。

第三世界的崛起，对于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发展中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面临艰巨的经济、政任务，内部矛盾复杂，民族宗教纠纷不断，地区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是有发生，因此，第三世界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增进联合，共同发展。

（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来观察中国和世界。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这要经过“很长期的斗争，”“是一个很长期的历史过程。”[5]（p73）回顾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理由并存，而且并存还将是长期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并存，已不像过去那样阵营分明、双峰对峙，而是相互联系、渗透，又相互制约、斗争，既有不可避免的摩擦与斗争，还有为我所用、扬长避短的相互吸引与借鉴，表现出复杂微妙的关系。的呢高小平高瞻远瞩，把握历史机遇，倡导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方向发展，正是着眼于世界范围和长远历史过程看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她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p225）“更重要的是想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135）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5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结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框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为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公务员之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所有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论”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念，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2.2把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宣布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性表述，并非弗兰西斯·福山的发明。在欧洲的早斯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当中，以及整个启蒙时代，也包括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当中，形式平等原则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次上获得论证，所有这些论证无不视这一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念为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终极性表述。只是在20世纪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个“现实的”历史终结，因而显得特别惹眼。由于以扬弃政治解放为历史责任的政治实践的不成熟和各种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弹和向更广阔地带扩展，获得了反向的动力，其普遍价值和永恒价值似乎真的被证明了。哈贝马斯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时指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主义具有价值的每一种东西都已经在社会民主时代得到实践。”“官僚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溃崩似乎表明现代性正在开拓边界——西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文明，而且作为一种民主传统正在夺取东方。”（注：哈贝马斯：《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页。）塞缪尔·亨廷顿面对前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苏亚雷斯在葡萄牙阻滞共产党执政趋势而获得执政地位，以及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保守主义而引发的政治动向，用“第三次民主长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个成 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撒切尔夫人作为保守党国际头面人物，早就对这种“扩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党国际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未来属于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历史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上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播到全世界。”（注：参见《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页。）后来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使这位保守党国际的头面人物得遂了“历史发展”和“真理传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历史哲学中宣布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终结于西方式的民主传统，终结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福山认为，“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无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立场时求助于黑格尔的人类“普遍史”和“历史终结论”，即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福山必须要去求助于他所谓的以‘为认识而奋斗’为基础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非唯物主义的阐释”。（注：参见雅克·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41页。）

2.3首先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语言体系中，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尔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中，形成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资本主义政治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岭。对于形成资本主义政治设施的基本架构的原则来说，黑格尔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难说有根本性的东西，而大多是“土拨鼠式”的枝节工作。因而可以说在黑格尔这里，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在其思想形式上达到了“完成”。这种“完成”，使黑格尔宣布了一种“永恒价值”的出现，一种“唯一的真理”，一种“历史的终结”，尽管这种宣布与他的辩证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尔的这一“终结”的观念，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并给出一个终结性的历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尔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但他正是利用这种批评割裂了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联系（注：关于这种“联系”，学界公认黑格尔作为分水岭式人物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涵盖力。萨拜因甚至展开分析了黑格尔对英国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柏克的各种原则的涵盖。柏克猛烈批评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这样表述他对革命的这个根本看法：“那些坚持反对这一人间强大潮流的人，将显得与其说是单单反对人的意图，不如说是反对天命本身。”这几乎直接就是黑格尔式的表述。所以萨拜因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地含有柏克零星发表的所有原则。”更不用说黑格尔在他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中对自由主义的表述已非当时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而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获得承认”这一柏拉图的古老命题把黑格尔纳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尔主张，历史因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而走向终结，因为驱动历史过程承认斗争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才获得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制度更能满足这种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发生历史的变化。”（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对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尔框架构思着一个“历史终结”的地方，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超越的最初发源，与黑格尔的逻辑语源密切相关。黑格尔在批判法国大革命兼及康德、费希特时，发现了理想主义自由观念的“纯粹形式性”，而这种“纯粹形式性”包含着“应有”与“实有”的无法调和的对立。黑格尔用他庞大的辩证法体系来整合“应有”与“实有”，这一体系的开端就是“实存”、“实有”、“现有”。他从“现有”中发现“应有”，通过“应有”来扬弃“实有”，继而发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重要命题。这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语汇”，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始跳板。但是，当黑格尔从“遭到歧视的存在”出发，经过他的逻辑推演，完成的却是一个终结式的神秘主义国家哲学。马克思正是在这里突破黑格尔的边界，展开对“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形成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历史上实存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发生分析起：“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在这里，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中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国家获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保留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随着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的人也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这是形式的普遍性与实存的特殊性的分离和对立，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造就了这种分离和对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这种分离和对立。

面对这种分离和对立，黑格尔用国家的普遍性来综合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则对这种神秘主义逻辑作了一种伽利略式的“辩证的实验方法”的反思。马克思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表明，市民社会的“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和切实的考验”，“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因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国家的立场上来，所以国家就应该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为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页。）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从比萨斜塔上落下时对千年理念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对黑格尔的国家普遍性构成挑战。到1859年，马克思回顾自己的这一段思想经历时曾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经历了这一番“苦恼的疑问”和“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获得了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结论。（注：不少论者认为，马克思获得这一结论，得力于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此论有一定道理，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仍然处于朦胧状态，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远未成熟，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方法对马克思确起过助推作用。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正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过黑格尔。——作者顺按。）基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对以人权、自由、平等、安全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作出了远远超越于黑格尔之上的说明：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具体地说：自由“是作为独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做孤独的单子”，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页。）这是马克思考察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新罕普什尔宪法》所作出的论说，而这些宪法成果却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尔正是综合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精神原则宣布了一个“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的结论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旗帜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当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他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黑格尔被马克思远远抛在了后面，而弗兰西斯·福山至今还在黑格尔的边界内打圈子。

3.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视角

3.1在对上述命题作出历史哲学中的说明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历史是具体的。正因为历史是具体的，所以它常常走着曲折回环的道路，生成各种时空条件下异彩纷呈、鲜活丰美的特殊个性。对于固守灰色的逻辑定则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盲目满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挥霍乃至践踏批判的理论财富的人来说，邓小平顽强的改革探索是一种充满悖论而不可理解的努力。当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的任务，强调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因而西方舆论有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时，有人在邓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与马克思命题之间关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的发生，当然可以诉诸于未能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真实把握。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这种现实状况的把握，陷于对问题的实用式的说明，就可能陷于对邓小平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的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理解。所以，在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的同时，要弄清邓小平何以能够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

这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态度，一种和马克思建立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相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对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主观价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应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历史批判意义上的超越。只有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实现批判的视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否定，因而也才能对政治解放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传承与利用作出合理说明。

3.2卡尔·波普尔是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他在批评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现象的否定时，看上去颇具几分合理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疏忽：“他疏忽了一个最有希望改善多数经济弱者处境的重要理论，同时也疏忽了一种潜在的对人类自由最具危险的东西。”（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他认为这种疏忽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方面“事实不平等”，因而对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尤其是他们选择政治的权力一律轻蔑地视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证据是，“谁有金钱，谁就有力量，因为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金钱购买枪杆子甚至盗匪”。然后他接着证明，其实“金钱并不是特别有危险的。只有当金钱能购买力量（直接购买或奴役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自己的经济弱者）时，才具有危险”。因而必须控制金钱（经济）对力量的购买，这就需要依靠政治权力，即“人民有权来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北，第795-796页。）。如果马克思仅仅是一位同情、关心多数经济弱者利益的伦理主义者，因而讨论问题的视界就如福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构成自由社会的原理，而是自由与平等的适当平衡点究竟想在哪个地方的问题”（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那么波普尔的批评倒是颇为聪明和精巧的。但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位伦理主义者，马克思对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观念的批判决不是从同情和关心经济弱者的利益而展开的否定。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6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公务员之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所有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7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组部、《关于建立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的若干意见》，以及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直各单位干部学习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为了促进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现就建立后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考试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后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考试制度的重要性

后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考试制度，是规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增强学习自觉性的必要措施，也是提高政治理论学习质量，检验政治理论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建立健全这一制度，是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对于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巩固和扩大''''三讲''''教育成果，进一步兴起理论学习的新高潮，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考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考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试标准和考试体系，逐步实施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领导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考试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注意实效原则。既要考后备干部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情况，又要考后备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把考试重点放在学以致用上。二是考用结合原则。把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情况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把政治理论学习的考试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三是便于操作原则。要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后备干部的特点，确定具体考试方案，增强考试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形式主义。

三、考试对象

考试对象为后备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市委负责对县处级后备干部进行考试，区（县）市委、市直战线党组织负责对所属单位科级后备干部进行考试。

四、考试的主要内容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党史党建基础知识；市场经济和金融知识；现代科技知识；法律2知识和时事政治内容等。重点考核后备干部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省、市相关重要文件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同时考核履行工作职责所必备的理论知识以及运用理论指导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

五、考试形式

后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考试一律实行集中闭卷。

六、组织领导和步骤

考试在市委干教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共同组织实施。市委组织部确定、组织参考对象，市委宣传部为主组织考试、市委组织部参与有关具体工作。

考试与后备干部调整同步进行，第一次考试不合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若届中调整新补充的后备干部，必须通过政治理论水平考试。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宣传部分别建立后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考试档案。档案中，除填写考试成绩外，并对述学、评学、考学进行综合评估。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8

敬爱的党支部：

通过对《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选》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一笔新的宝贵财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奋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途上的中国人民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认识到必须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的要求，结合进居入户的启发，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刻剖析，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扬长避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现根据自身情况和工作实际，从思想和工作两方面对照检查如下：

一、主要好的方面

1、注重理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革命史，对党的性质、宗旨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树立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志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和精神，认真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

2、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充分认识到自己阅历浅、经验少的不足，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争做好各项工作，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弥补自己的缺陷；兢兢业业，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持了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饱满的精神状态。通过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各项工作，丰富了自己的阅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欠缺，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学习不刻苦，没有系统地钻研政治理论，特别是对原著的研读欠缺，只注重表面学习，没能准确把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忽视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对待理论学习，只满足于片面地引用个别原理，而不能有效地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2、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鉴别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对“×××”邪教组织的危害性认识不深，一开始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自己和家属没有练习“×××”就行了，别的管不着，直到全国上下深入揭批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的邪教本质，才充分认清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看透其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未能牢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一年多来，虽多次进居入户，但都是匆匆来、急急走，只注重于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存在问题的根源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政治理论修养不到家。对学习自觉性稍差、重视不够以及政治鉴别力缺乏的问题，究其思想根源：一是没有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学习存在片面性，这是政治理论不成熟的具体表现。二是理论与实践隔离，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唯物关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只满足于记住几条重要论断和几句讲话，缺乏系统性、经常性的深入学习，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不具备用邓小平理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由于对自己的要求标准不高、不严格，导致大错误没有犯，小失误没有断。对基层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时间短的难处认识不深，思想准备不充分，产生了马虎应付的心理；未能全面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碰到问题才急急忙忙找资料，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没有碰到的问题，没有主动去了解，较突出地表现在社保工作，上头怎么说怎么做，社保业务知识贫乏。

3、群众工作经验不丰富，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对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群众观念淡薄，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缺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思想。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决心通过这次对照检查，找准问题，抓住产生问题的根源，认清今后努力方向，虚心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弥补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不足。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益为落脚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特别要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挖其中的规律性；善于从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善于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3、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想方设法提高办事效率，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接待来办事的居民，耐心解答居民的疑问，绝不让“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发生。牢记“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重要观点，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丰富群众工作经验，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

以上是我近期的思想汇报。希望党组织及时给于我批评指导，我会虚心接受意见，不断改正缺点和不足，从思想上、行动上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9

一、主要好的方面

1、注重理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革命史，对党的性质、宗旨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树立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志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和精神，认真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

2、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充分认识到自己阅历浅、经验少的不足，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争做好各项工作，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弥补自己的缺陷；兢兢业业，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持了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饱满的精神状态。通过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各项工作，丰富了自己的阅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欠缺，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学习不刻苦，没有系统地钻研政治理论，特别是对原著的研读欠缺，只注重表面学习，没能准确把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忽视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对待理论学习，只满足于片面地引用个别原理，而不能有效地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2、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鉴别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对“”邪教组织的危害性认识不深，一开始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自己和家属没有练习“”就行了，别的管不着，直到全国上下深入揭批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的邪教本质，才充分认清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看透其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未能牢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一年多来，虽多次进居入户，但都是匆匆来、急急走，只注重于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存在问题的根源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政治理论修养不到家。对学习自觉性稍差、重视不够以及政治鉴别力缺乏的问题，究其思想根源：一是没有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学习存在片面性，这是政治理论不成熟的具体表现。二是理论与实践隔离，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唯物关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只满足于记住几条重要论断和几句讲话，缺乏系统性、经常性的深入学习，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不具备用邓小平理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由于对自己的要求标准不高、不严格，导致大错误没有犯，小失误没有断。对基层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时间短的难处认识不深，思想准备不充分，产生了马虎应付的心理；未能全面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碰到问题才急急忙忙找资料，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没有碰到的问题，没有主动去了解，较突出地表现在社保工作，上头怎么说怎么做，社保业务知识贫乏。

3、群众工作经验不丰富，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对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群众观念淡薄，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缺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思想。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决心通过这次对照检查，找准问题，抓住产生问题的根源，认清今后努力方向，虚心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弥补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不足。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益为落脚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特别要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深挖其中的规律性；善于从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从政治、全局的高度认识事物；善于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邓小平政治理论范文篇10

一、主要好的方面

1、注重理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追求思想进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革命史，对党的性质、宗旨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心，树立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志向，积极向党组织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决定和精神，认真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

2、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能充分认识到自己阅历浅、经验少的不足，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力争做好各项工作，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弥补自己的缺陷；兢兢业业，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保持了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饱满的精神状态。通过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各项工作，丰富了自己的阅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欠缺，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学习不刻苦，没有系统地钻研政治理论，特别是对原著的研读欠缺，只注重表面学习，没能准确把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忽视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导致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脱节，对待理论学习，只满足于片面地引用个别原理，而不能有效地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2、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鉴别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对“”邪教组织的危害性认识不深，一开始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自己和家属没有练习“”就行了，别的管不着，直到全国上下深入揭批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的邪教本质，才充分认清李洪志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看透其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未能牢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一年多来，虽多次进居入户，但都是匆匆来、急急走，只注重于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有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存在问题的根源

1、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政治理论修养不到家。对学习自觉性稍差、重视不够以及政治鉴别力缺乏的问题，究其思想根源：一是没有把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学习存在片面性，这是政治理论不成熟的具体表现。二是理论与实践隔离，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唯物关系，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只满足于记住几条重要论断和几句讲话，缺乏系统性、经常性的深入学习，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不具备用邓小平理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由于对自己的要求标准不高、不严格，导致大错误没有犯，小失误没有断。对基层任务多、责任重、压力大、时间短的难处认识不深，思想准备不充分，产生了马虎应付的心理；未能全面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政策和文件精神，碰到问题才急急忙忙找资料，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没有碰到的问题，没有主动去了解，较突出地表现在社保工作，上头怎么说怎么做，社保业务知识贫乏。

3、群众工作经验不丰富，宗旨意识淡薄。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对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群众观念淡薄，密切联系群众不够，缺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思想。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决心通过这次对照检查，找准问题，抓住产生问题的根源，认清今后努力方向，虚心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弥补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不足。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益为落脚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特别要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