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1

求知心理。调查性报道通常是以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为报道对象，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事实，纵横对比新闻事实提炼新闻主题，表现了超出一般社会认知水平的“深入”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前瞻性的思维预见问题，以发散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全方位的思维来提供建议，一个调查性报道通常就会解决人们对一个社会热点、焦点的疑惑，人们可以全面的知道新闻背后的故事。以《焦点访谈》为例，该栏目深入报道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重大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现典型事件、现象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并请权威人士具体评论指导，老百姓有了疑惑就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求新心理。调查性报道的深度决定了其时效性的削弱，调查性记者一般要用数周甚至一年、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证据、整理材料。水门事件的报道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焦点访谈》对冠生园事件的调查也持续了一年有余。但是，时效性较差的调查性报道同样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内容多为当事人有意隐蔽，不欲为人知的内幕黑幕，不经过船头守望者的观察审视，一般的受众是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其中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二、受益心理或者受益期待心理

调查性报道记者敢于揭黑幕，通常都是以正义维护者和受害群体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推动者——著名报人普利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认为“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利……（我们的报纸）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普利策的理论对后来的调查性栏目的采编人员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的调查性记者通常担负着各种潜在的或者现实的风险，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软性和硬性的压力，这种事实对采编人员的各种素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他们披上了一件金碧辉煌的外衣，公众会以自己人、代言人甚至恩人的概念来界定这些守望者，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守望者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会为他们伸张正义，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守望者苦心经营的栏目和报道自然也树立了极强的公信力。

另外，公众在社会中或多或少的要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通过媒体去求得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和受损权利的救济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途径。中央电视台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找《焦点访谈》“告状”的群众，这种对媒体的信任感正是群众在受益心理驱使下对《焦点访谈》“为民说话”形象的行为反馈。

三、宣泄心理

宣泄是排泄痛苦的一个重要方式。传媒的批评揭露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公众发泄对于种种社会问题的怨气，从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用美国新闻界的一句话来概括，即“你掏钱买我的报纸，我替你出一口恶气”。这种宣泄心理通常以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和其权利得到补偿后的欣慰，对于公共“敌人”最终被惩罚的快意为表现形式，这种心理抑制了怨气的无限膨胀，及时排解了心理毒素，压制了反社会人格的畸形，因此，对维护受众心理健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审美需求的满足

调查性报道报道内容通常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属于悲剧的范畴。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美学上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悲剧由于唤起了悲悯和畏惧之情，进而使主体的这种情感得到了净化，于是能获得快感。调查性报道中的灾难、伤害、死亡、失败、疾病、贫困、挫折等悲剧性内容，直接进入受众的审美世界，产生激动、义愤、悲苦、痛楚、同情、惊愕等情感体验，强烈激发受众的审美情绪，因而这种以负面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调查性报道始终强烈地吸引人。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最佳作品大部分都是悲剧性报道内容。有统计表明，在1917年至1990年的580个普利策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2

人类学是将所要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对象作为文化之主体和群体来看待，以一种人类学家的视野和人文关怀的态度去探索人类的生活本质和文化形态。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做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研究者需要从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意义；唯其如此，才能够对事件或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研究对象做出“类”的概括并达到对研究内容的普遍意义的认识。因此，它要求人类学家置身于研究的族群中，深入了解和理解被观察对象的生活和文化，以便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人类学方法“深描”所导致的理解超脱于“生硬的事实”之上，它追求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的对象——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层叠叠的符号世界里的跨时空漫游，其索要阐明的是意义的人生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对于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而言，人类学这样广博的胸襟和宽怀，可以打开调查记者的视域，在遭遇调查对象和面对繁杂的事件时，有“开放的心胸，周密的大脑”。

新闻记者进入新闻现场时，从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搜寻相关知识和资料到分析与整理资料，再到呈现信息，很容易受自己职业主义所认定的价值原理和行规支配和暗示，对调查对象仅仅作为新闻源对待，在自身立场中有一些内在的不被察觉的决定因素，这往往束缚记者的视野，就很难避免在对事件的调查中引入一种陈规。如果依照人类学者的立场去理解，将调查对象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对象去“观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而人类学的研究态度更值得学习借鉴，因为“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了解和解释他或她的研究对象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时刻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理论观点和假设有自觉。……如果说优秀的研究都离不开自省。那么。参与观察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的自省对于参与观察法，显得尤其重要。”因而新闻记者是否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必须时刻特别注意保持一种反思性态度：避免由于与很多观察研究对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而深涉其中不能自拔。坚守方法上的警醒，保持一种必要的超然性，应内化为记者的自觉。

人类学有一种“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的基本策略，即对常识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这些做法均以使读者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为目的。对一般人来说，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似乎感到有足够的理解和把握，在自己的头脑中有对这一事物认知的图式，因而不会就这一事物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对自己所陌生的事物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陌生而完全不感兴趣，从而不愿去接触和了解；另一种情况是，对陌生的事物有一种欲知的好奇和冲动，对该事物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以及因果关系都想作深入的探测。对于调查性新闻记者而言，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接触和了解所谓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经年累月，习以为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熟悉的，这就容易使他们产生新闻职业的常规事务感和“疲劳”感。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变熟为生”的策略，以打破陈规的视角对发生的社会事件以“陌生化”的审视，不仅对调查性记者有启发，而且其报道也将会给读者以新意。

二、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

1调查的“局内人”与“局外人”态度、“主位”与“客位”意识

人类学研究的“局内人”指的是那些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他们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与“局内人”通常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观察和倾听来了解“局内人”的行为和想法。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视角对其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的影响，相对应的是主位(emic)和客位(etic)两个概念，主位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内部的世界观以及所谓的“贴近感知经验”，它是内部的描写，也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是一种文化持有者的惟一的谨慎的判断者和定名者；而客位是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以及“遥距感知经验”，它代表着一种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囿于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会使人类学研究者淹没在眼前所系现象中而忽略实质，而局限于遥距感知经验也容易流于艰涩抽象而使人不得要领。费孝通先生认为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者能“出得来”，而参与观察则是要求人类学者能“进得去”。如何通过以“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阐释，也是新闻记者所应该考虑并用于实践中的。

对于调查记者最难的一步是接近调查对象，调查性报道揭示真相的性质往往使被调查对象或逃避或胆怯或不情愿，视记者为局外人，常怀戒备心理，甚至有敌意，这与人类学家初到异文化环境中会遭到拒斥类似；但如果记者能够坚持以一种“主位”意识去接近调查对象，取得与之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就可以进一步通过努力。以“局内人”身份获得信任，进而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访谈。

以主位意识进行调查访谈，比较容易考虑事件中的人物的感受和意见，以他们的视角看待事件，并注重尊重被访对象，因而容易透过表面事实而进行深入了解。对于调查贩毒、犯罪等事件，可以探寻到事件真相。不过，以主位意识访谈，往往容易因置身于被访对象的文化或生活圈内，其主人身份而带有强烈的共同体感，面对问题和情景不能抽离出来，站在圈内人的一边而容易带有倾向性。

作为“局外人”的调查记者与被调查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在行为上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与被访者在心理上和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往往比“局内人”更容易看清事件的全貌和整体发展脉络。而且，由于“局外人”处“局”之外，他们通常不会像“局内人”那样与被调查对象之间形成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或利益纠葛，对“局内”发生的事情如此介意。完全客位的局外人观察，可以具有一种冷静的、旁观者的心境、态度和立场，将记者个人的主观偏好摒弃；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使得记者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心态。其报道也会相对更“中立”。但不足的是很难获得被访者的真正信任，从而不能接触到可靠的或秘密的有价值的线索，仅仅看到表象，难以发现更深层的背景和原因；也很难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文化，或当地人的生活、行为规则以及社会事件中隐含的微妙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心理上的距离也往往使记者很难体察对方内心复杂的感受和深层的意义，与对方对话时缺乏虚构的“共通性”而难以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臆测和推断就难免出现和产生，轻者会被事件的当事人认为“不是那么回事”，重者会被视为“歪曲事实”。

2调查者身份的公开与隐蔽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有两个维度，一是研究者对被观察行为的参与程度，即公开式参与，二是观察的隐匿程度。田野调查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既可以保持距离。也可以参与其中。公开调查在道德上更加可取，而隐蔽式调查意味着研究者对观察对象的渗透程度更深。隐蔽式调查以某种方式将那些歪曲或伤害群体成员的信息公开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研究对象并不知道自己在被观察，所搜集到的信息更为有效。参与式调查允许自我以群体一员的身份对群体进行观察，它具有更彻底的民族志特征。

当调查记者进行调查时会有两种情况：身份的公开或隐蔽。公开记者身份，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媒体了解和支持的被调查对象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记者身份的隐蔽，以一种“局内人”的身份比较容易接近被调查对象而进入事件中。对一些揭黑幕或复杂的事件，被调查对象往往会出于防御性回避，拒绝甚至驱逐身份公开的记者。因此，记者进行暗访，常常扮以当事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和事件中。

记者进行调查的另一种情况是：陌生人效应。假如记者与被调查对象关系熟悉，往往不易得到真实的信息，而被调查对象视为陌生人时，却能够获得更隐密的情况。因为常人情愿向陌生人吐露心声，而不愿向熟人或朋友尤其是“靠不住的朋友”诉说隐私，陌生人不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威胁和风险。尤其在了解调查对象的某些内部行为规则时，由于陌生人的角色，会被事件中的群体认为不知道该集团内部规则而详细地告知，对圈内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知道的，就无法获得其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或事实真相。

对一位调查记者来说，保持“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抱持“主位”与“客位”意识。对于进行深入调查是最可取的。这样。既有“贴近感知经验”的体验，又可以保持“遥距感知经验”的视角。在参与程度上，既可以“参与”进被调查对象的生活与事件中，有可以保持“观察者”的空间距离，从而进行整体观照。这两种身份的或公开或隐蔽所形成的张力为记者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为获得真实可靠的新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总之，察同辨异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探讨调查性报道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有着新闻学学科方法探索的意义，同时可以丰富和深化新闻学理论与实践。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3

调查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采访活动。相对独立是指调查记者的采访是一种独立自主的采访活动，而不是仅仅依托于某个部门的调查结果。

美国新闻学者威廉.c.盖恩斯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是记者原创的作品，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他们所提供的是没有记者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他们对于公众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罗伯特.格瑞斯（robertw.greence）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搜集必须是记者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组织的调查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②

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越来越认同记者在调查性报道中的独立调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其中第一条就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南京大学新闻学者杜骏飞、胡翼青在论述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区别时指出：“较为重大的批评性报道，大都是在内部已经得出结论的情况下才展开的，有些甚至中可以说是一种情况通报……然而，调查性报道不是这样，它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最初没有任何结论，甚至没有任何线索，全要靠记者的深入挖掘来完成这一过程。”③

在新闻实践中，每一则调查性报道都渗透着调查记者的辛苦劳动。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新闻线索，然后确定选题，策划调查方案，在调查时，他们要采访各种消息源，尽最大努力找到第一手资料，寻觅知情人、目击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调查记者还要避开权力集团为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有时候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美国著名调查记者西摩.m.赫什是一个令美国官方感到恐怖的人，因为它的调查性报道总能够掀起轩然大波。1968年，美国一个连队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个村子的居民全被杀害，不少妇女遭到性侵犯。西摩.m.赫什偶然了解到一个美军中尉因为杀害越南平民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消息后，就冲破重重障碍到监狱找到了这个军官，从他的嘴里，西摩.m.赫什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并且写出了《在美莱，我们疯了》这篇美国官方极不愿意看到的调查性报道。报道刊出后，数十家媒体转载，在美国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西摩.m.赫什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又深入采访参与美莱大屠杀的美军士兵，写出了《美莱四号：对一场大屠杀和其后果的报道》，这些报道最后获得了1970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奖。对美莱大屠杀的报道是西摩.m.赫什的成名作，此后，他又采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美国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揭露。在采写这则调查性报道作品时西摩.m.赫什遇到了来自军方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然通过独立的调查采访摸清了新闻事实，并且勇敢地公布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记者的采访虽然是一种主体意识很强的采访活动，但是并不是绝对独立的，在很多情况下，调查记者的采访活动需要其他人和机构的帮助，尤其我国的调查记者，更需要国家党、政机关、司法部门的配合。

因为这首先是调查记者获得新闻线索的需要。调查记者不排斥个人或者机构提供的新闻线索，只要他们的报道有记者深入的调查，报道的对象是被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或者被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它的报道就是调查性报道。

调查记者需要其他人或者机构的帮助也是保护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调查记者面对的是恶势力，如果他们一味单打独斗，就有可能遇到危险和不测，许多血淋淋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调查记者在不影响报道实质的前提下主动获取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帮助不失为明智之举。

另外，调查记者并不是“无冕之王”，在他们面前也会有很多法律禁区，有时候为了把调查进行下去，调查记者也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配合。2000年，《新快报》记者得到新闻线索：粤西电白县有人利用bp机准备在高考时组织大规模作弊活动。《新快报》记者立刻派记者进行了前期调查，在初步掌握证据后，报社考虑到舞弊事件牵涉到教育部门及公安部门，作弊事件的调查取证以及今后的处理也必然离不开这两个部门，于是将这一情况分别向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公安厅作了反映，这两个部门当即决定派人赶往电白调查。在《新快报》和两个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电白高考舞弊事件被彻底揭露出来，有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新快报》通过这次调查报道既扩大了影响，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广东省教育厅考试中心负责人说：“这次《新快报》记者深入暗访掌握的主要线索为破案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快报》立了一大功”。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在对记者表示衷心感谢之余不止一次说：“和公安人员相比，《新快报》记者的暗访能力毫不逊色”。④

在采访时，调查记者常常会陷于两难境地。单纯看重报道的独立性就可能会举步维艰，有时甚至调查不下去；而过分依赖某些部门又会丧失报道的调查品质，使报道流于一般，有时甚至由于报道了对方提供的不实信息导致虚假新闻出笼。这时候，调查记者需要把握好度，要像一个游走在水火之间的高明魔术师，通过适度的调谐，使水火不容变成水火相济。

二、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更加科学

调查记者的采访不是盲目和随意的，而是有科学的规定和方法，它是一种融合了新闻采访学、侦查学、证据学、社会调查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社会行为。

新闻采访学是调查记者采访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新闻采访学是研究新闻工作者采访活动的一门学科，通过学习它，新闻工作者可以了解新闻采访的一般规律，明白新闻采访的一般流程，掌握新闻采访的基本方法，这些是作为调查记者必须首先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如果调查记者缺乏这些知识，他就无从知晓从哪里获取新闻线索，即使获取了新闻线索也无法判断其新闻价值，到了新闻现场，更不会选择采访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采访方法。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调查记者，我们必须要从打好自己的新闻采访业务根底做起。

侦查学是研究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侦查部门如何通过科学的侦察手段和技术发现、揭露和证实违法犯罪活动的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目前，侦查学已经发展出刑事侦查学、侦查心理学、现场查勘学、侦查思维学等学科分支。侦查学中的许多知识对调查记者有借鉴价值，比如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手段、措施、方法、谋略等等，有人曾经把调查记者称为“侦探记者”，就是因为他们在调查采访活动中运用了大量侦察学的方法和技术。

调查记者不但要“用事实说话”，还要学会“用证据说话”。证据是事实的一部分，但又不是普通的事实，这就需要调查记者掌握证据学的一般原理和知识。证据学是研究在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过程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其他法律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学科。⑤而证据实际上是一种认定事实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认识经验和认识手段。⑥调查记者的报道对象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个人或者组织，他们的目的是揭露犯罪，曝光黑幕，因此在调查过程中就需要记者运用证据学的知识寻找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受害人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笔录、视听资料等等。

注重证据不但是节目调查的需要，也是调查记者自我保护的手段。调查记者是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稍有不慎就可能惹上新闻官司。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新闻侵权诉讼就达200多起。在第一次新闻侵权诉讼十年后的1996年，全国新闻侵权案件已经超过一千件。到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发生的新闻侵权诉讼案件达到了三千多件，⑦这些案件中不乏由于调查性报道引发的诉讼。新闻侵权诉讼数量的与日俱增为调查记者敲响了警钟，在采访时必须注重证据的搜集，报道中每一个观点和结论都必须要有强有力证据的支持，这样，即使调查记者因为报道站在了被告席上也能够全身而退。

调查性报道有时还要用到社会调查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诞生了一种被称作“精确新闻”的报道方式。精确新闻是指新闻记者在采写新闻时，运用制作量表、搜集数据、实验调查、内容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来搜集信息、调查研究的采访方法。说起精确新闻的诞生，其中还有调查性报道的功劳，在1964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评选中，调查性报道获得了6项奖励中的4项，一时间，调查性报道成为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但是个别调查记者却无法忍耐调查性报道耀眼光环后的艰苦劳动，就通过记录传闻、留言来报道新闻，使调查性报道声誉受损，人们普遍呼唤一种“科学”的新闻报道方式，后来，调查记者也把一些社会调查方法引入调查性报道，丰富了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手段。

三、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投入较大

调查性报道和一般新闻报道方式不同，它更多地体现着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对时新性的要求并不高。由于调查性报道的时间要求相对较低，对客观事实的深入调查又比较艰苦，所以调查性报道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新闻调查》采访制作一期节目至少要半个月以上，陈峰报道“孙志刚事件”用了一个多月，王克勤采写《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内幕》用了半年时间，《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连续跟踪报道一直持续了三年零七个月。西方国家的记者在采写调查性报道时花费的时间更多，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揭开“水门事件”的黑幕用了22个月。而美国《费城问讯报》记者毕辛格、彼德尔和图尔斯基在采写《法院的失序》这篇报道时，竟然花费了3年多时间。

调查性报道不仅需要记者投入大量时间，还需要他们投入大量劳动，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调查性报道的几乎所有环节都要比其他报道投入大。例如选题，调查性报道的选题比较苛刻，要求既要是被掩盖或者忽视的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或者社会问题，还要求有调查的空间和文本的张力，如果新闻事实过于简单，那么调查出来的报道就不会对受众有吸引力，正因为有了一个好选题，调查性报道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调查记者是在精挑细选之后才开始采访的。记者的调查采访是最辛苦的环节，《武汉晨报》摄影记者王浩为了拍摄一伙“飞车大盗”偷盗铁路运输物资的情景把自己打扮成乞丐并且装疯卖傻13天，终于摸清了这伙人作案的整个过程，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刊登在报纸上并且帮助公安干警将这个60多人的“飞车大盗”团伙一网打尽。有时候，记者为了能够调查清楚事实，甚至“踏破铁鞋、掘地三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地方报纸与美联社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某研究机构开发财团行贿的调查性报道。那次调查性报道的成功，最终取决于翻腾垃圾场。一开始，记者怀疑该财团有经济问题，要求采访，但是遭到拒绝，经过了两年的辛苦调查，他们掌握了一些材料，但是关键性的财务收支记录一直没有找到，最后根据勤杂工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垃圾场，他们穿上工作服，开着推土机，把堆积三年的垃圾场翻了个底朝天，结果真地找到了几个球箱，在箱子里发现了原始的财务收支纪录，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写出了成功的调查性报道。

另外，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威胁和利诱时刻考验着调查记者的职业精神，调查记者需要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信念，才能抵制住各方压力为公众仗义执言。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是一种投入较大的采访还体现在它的投入产出比上。由于调查性报道的特殊性，调查记者费尽周折采制的报道不一定都能够刊播，有时候会被无情地“枪毙”。《新闻调查》尽管是中央一级新闻媒体的拳头栏目，仍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据统计，《新闻调查》中不能正常播出的节目约占所有节目的10%。

“无限风光在险峰”。尽管调查性报道是一种投入巨大，有时候甚至需要记者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报道形式，但是它仍然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媒体和记者趋之若鹜，无怨无悔地置身其中，流连忘返。

四、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更加复杂

相对于其他报道，调查性报道的采访更加复杂。记者最基本的采访方法有四种：访问、搜集资料、观察和体验感受（包括暗访）。记者采访一般的新闻报道大多只需要运用其中的两三种，而调查记者在采访时经常要运用三种

方法，甚至将四种方法综合运用。

我们以《焦点访谈》2002年1-3月播出的调查性报道为例，看这些节目中运用了几种采访方法。注：a代表搜集资料；b代表访问；c代表观察；d代表体验感受。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不仅方法复杂，采访对象也比较复杂。调查记者要完成一个报道需要跑很多部门，采访很多人。比如安徽省有一个被判刑的犯人到派出所要求重上户口时才被发现是一个未服刑的犯人。调查记者在采访这件事时就调查了以下对象：（1）犯人本人；（2）法院；（3）看守所；（4）监狱；（5）公安局；（6）犯人家乡；（7）司法专家（8）法律规定（9）司法部门的有关领导（10）其他知情人或者当事人；（11）检察院。⑧王克勤在采访北京的出租车市场时采访了100多名出租车司机，联系了30多个机关单位和20多家出租车公司。

由于调查性报道投入大，影响显著，所以采访环节也相对复杂。《新闻调查》的采访分三个大环节：选题——前前期调查——前期拍摄。每个大的环节又可以分成一些小环节，比如选题又可以分成选题遴选——选题申报——选题策划。《新闻调查》的前前期调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节，据《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介绍，前前期调查指的是在正式拍摄前的前期调研和论证工作，它一般由编导和策划来完成，就是对事件的新闻源、核心当事人进行核实。为什么要进行前前期调查？是由于《新闻调查》是一个非常大的栏目，摄制组一般由5到6个人组成，两个摄像一个录音，加上编导和出镜记者。这样一种大的投入，必须保证事实值得《新闻调查》去开掘。但是在目前新闻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很多信息源与事实本身出入较大。前期调研对大投入栏目非常必要，前期调研回来后，会形成一个详细的拍摄策划案，经过认可，整个摄制组就到一线进行采访拍摄，这个过程大概是十天左右。

总之，调查记者的采访特点决定了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报道的特殊报道方式。调查记者的采访是调查性报道的起点，它决定着报道的写作，因此在整个报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威廉.c.盖恩斯著：《调查性报道》，刘波、翁昌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3页。

2[美]布兰特.休斯顿莱恩.布卢兹斯史蒂夫.温伯格著：《调查记者手册—文件、数据及技巧指南》，张威、许海滨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3杜骏飞、胡翼青著：《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39-40页。

4新快报《深度阳光》编辑委员会编著：《深度阳光——新快报调查性新闻十大案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2页。

5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12页。

6陈浩然著：《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7刘海涛郑金雄沈荣著：《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8欧阳明著：《深度报道写作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33页。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4

在国内外的一些公司案件中，通过财经媒体的曝光引起监管层注意从而推出相关法令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第一案”银广厦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2003年1月9日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法院系统如何受理、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为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民事索赔事件提供了先例和法律支持。2005年的东方电子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涉及全国6989名原告，诉讼总标的4.42亿元，最终成功调解率达到97%。2009年，杭萧钢构因为虚假陈述被判向118名股东赔偿400万元。再如，经财经媒体报道了“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美国证券市场开始实行《萨班斯法案》，大大加强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并对控制、披露工作不适当的公司进行了严厉惩罚。这些法律制度的完善使财经媒体在揭露公司真相的同时，也推动了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转。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保护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看，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证券市场就越发达。

对中小投资者：维护知情权

在信息即财富的证券市场，公司信息披露、政策信息出台都是财富变动的源泉，谁能最早获取准确信息，谁就能最快知道股票定价的准确与否并从中获利，因此财经媒体应该以准确传播真实客观的资本信息为根本职能。中小投资者或者说散户，一直是市场的弱势群体，他们资金量少、专业知识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少，容易被外界不良信息诱惑误导，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高和套牢中徘徊不前，究其原因，是他们对证券市场的信息知道得太少。财经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是有助于中小投资者深入了解市场、了解公司的有效途径，是维护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的有力保障，通过财经媒体的报道，能够增强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减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投资者能更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正确判断良公司和劣公司、良股和劣股，消除“柠檬市场”i现象，更好地判断股票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更好地控制风险。

对公司：舆论监督促进公司的体制完善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5

【论文摘要】:《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文章拟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发展变化为主线，试图对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有人说，“除了综艺娱乐类节目不做以外，《新闻调查》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新闻调查》以其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现出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可是，外界的这句话也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每个电视栏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内容侧重点，这样才形成自己的个性，而无所不包的结果则是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从而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内在品质。所以，外界的批评其实也是在提醒：《新闻调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精选符合自己栏目特色的题材。

那么什么是《新闻调查》的特色呢？这决定于《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⑶，可是从字面来看，它应该是“调查类报道栏目”，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调查类报道”产生于美国，由揭发黑幕而兴起。它的特点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⑷。《新闻学大辞典》将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关里某些人的违法活动及腐化丑闻，最典型的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机关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报道”又是什么呢？《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联系、矛盾演变、影响作风、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做进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这么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要大得多，调查类报道显然和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所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中指出，“解释性、调查性、分析评述性、问题探讨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内容深度报道都可归属于广泛的深度报道范畴”。这么看来，调查类报道只能算在广义的深度报道范围内，但它绝对不是狭义的深度报道，即新闻文体中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平面媒体中深度报道的体例已经比较完备，这样的报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它由于涉及内容的广泛又被称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电视形态深度报道较典型的例子现在还很难举出，这主要是因为电视的这种报道形式还刚刚起步，还远未到较完备的地步。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6

之所以区分“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这两个概念，目的就在于说明调查类报道只能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报道范围，而不能代替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狭义的深度报道以及可涵盖这三者的广泛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否则它也就不是调查类报道了。那么回到《新闻调查》这里，它的性质到底是“深度报道”呢还是“调查性报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栏目的实际：新闻调查创办之初，定位语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时，他们已经鲜明的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寻事实真相”。新闻背后的新闻是什么，是调查；探寻事实真相又是什么，还是调查。如果说《新闻调查》刚创办时把自己定位于调查类栏目还只是一个尝试的话，那么可以说经过5年的实践和思考，《新闻调查》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调查！所以如果要给《新闻调查》一个明确定性的话时，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认定它为“调查性报道”更准确一点。它自己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深度报道，它应该是一个属的概念。《新闻调查》是属概念意义上的深度报道，更是种概念意义上的调查类报道。明确这一性质，就是为了避免《新闻调查》混淆自己与其他报道特别是狭义的深度报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负载过多的内容，也从而避免由于这种信息过载和定位模糊而给观众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闻调查》在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可能会引起许多疑问：在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深度报道栏目的情况下，这样划分《新闻调查》的选题范围是否有意义？如果连《新闻调查》都不可以作深度报道类节目，那么深度报道又该让谁去做呢？这确实是《新闻调查》如今在实际工作中的两难境地：既要保持栏目特性，又要承担做深度报道的任务。在一个深度报道类栏目产生之前，这种尴尬局面肯定要持续下去。《新闻调查》不可避免还要继续做一些深度报道，这是电视事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从实际情况来评价，对《新闻调查》的这种做法也不能求全责备。等有一天深度报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栏目自然也就出现了，那时《新闻调查》也就可以一门心思做调查了。文章的目的无意于对《新闻调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区分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认识：在进行一些深度报道的同时，《新闻调查》必须时时记住自己的特质——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对观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永葆自己栏目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袁正明等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版.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7

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袁正明等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王晴川.《〈新闻调查〉定位何在》,载于《南方电视学刊》新网页1.

[3]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8

[摘要]：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实践”，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优势和劣势的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等。研究显示，要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准确地介绍精确新闻报道，还要努力使之实践精确新闻报道。

abstract:thisstudyuseexperimentmethodtoanalyzehowunderstandingandpracticingtheprecisionjournalismmakeeffectstothepeople’sevaluationsontheadvantageanddisadvantageoftheprecisionjournalism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hisresearchindicatesthatifwewan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precisionjournalisminchina,wemustintroduceitcompletelyandaccuratelytothemediapractitioners,aswellasmakethempracticeit.

keywords:precisionjournalism;comprehend;practice;experimentresearch

一、研究的目的

1983年1月29日，《中国日报》以《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读者相信报纸》为题，将1982年北京调查[1]的结果刊登在国内新闻版的头条位置上。这是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刊发的首篇精确新闻报道。其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并对新闻媒介快速、准确地反映民意乃至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精确新闻报道目前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重要问题：（1）、报道的规范性不够；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依据美国全国民意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关于新闻媒介刊发社会调查的基本要求，对中国大陆的有关精确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并科学、客观的评价了其中存在的诸多不规范性（杨光，彭泰权，2006；肖明，2000）；（2）、报道刊发的持续性不足，尚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尤其是专版、专栏严重缺乏。我们考察中国大陆新闻媒介的栏目设置可以发现，目前诸如《北京青年报〈精确新闻〉》、《中国青年报〈调查观察〉》这样的连续性刊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精确新闻报道专版（专栏）微乎其微。

如何进一步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的健康、快速发展？这成为当下中国大陆新闻媒介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考察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以及相关操作，对评价精确新闻报道的优势和劣势的影响等，从一个侧面分析影响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因素，从而为确实推动新闻媒介采用精确新闻报道提供研究资料和理论思考。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所谓精确新闻报道，就是指记者运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进而报道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精确新闻报道在美国等西方新闻媒介得到大量的采用。这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对民意的重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精确新闻报道等课程）等（罗文辉，2001）。

其中，上述对民意的重视，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对新闻媒介的运作提出的重要外在要求；而后三者因素综合起来，就集中反映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成熟及相应人才对其掌握”上；也就是说精确新闻报道和传统报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的把握和应用，也正因此，这一专门技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影响新闻媒介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接受精确新闻报道？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依据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创新扩散理论》，我们知道，在采用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对新事物的“了解”和“试用”，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与传统新闻报道相比较，我们可以把精确新闻报道看作一种新的报道形态。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实践”（即一定程度上的试用），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优劣势的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等。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

（1）对精确新闻报道越了解，是否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越高；

（2）参与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是否增加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认同。

本研究选取一组控制组和两组实验组。我们首先较为全面的对两组实验组介绍精确新闻报道，并让其中一组参与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然后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控制组则只做简单的提示，不给他们介绍精确新闻报道、也不让他们参加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直接进行问卷调查。

具体来说，本研究选取本学期选修《精确新闻报道》课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为实验组。我们首先花费两节课的时间，对这些同学介绍了精确新闻报道的定义、主要特点，操作的基本程序等，让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有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随机组织其中一半的同学参加有关近期举行的全国“两会”内容的电话调查，让他们亲身实践精确新闻报道的主要操作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试用精确新闻报道。然后，就精确新闻报道的有关问题对所有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同时，本研究选取15名未选修《精确新闻报道》课程的本学院的同年级同学作为控制组。基于同学对精确新闻报道这一概念知晓的有限，我们对这些同学仅简单介绍了精确新闻报道是一种什么新闻报道样式，即记者运用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查证事实，进而报道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然后，采用上述同一问卷对他们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看法。

本研究将主要比较参加电话调查实验组、未参与电话调查实验组以及控制组三者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以及相关测量如下：

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我们采用7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数字越大，表示认同度越高，即：1=认同度最低，7=认同度最高），即“有人把精确新闻报道方法和传统新闻报道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下面一些关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说法，你是否同意？：报道更真实准确、报道更全面完整、评论更客观公正、可读性更强、信息量更大、分析更深入、可信度更高、反映群众意见更充分”；

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同上我们采用7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即“有人把精确新闻报道方法和传统新闻报道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下面一些关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说法，你是否同意？：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技术要求高，操作难、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耗费大量的时间”；

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判断，即“你认为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1）、很好（2）、比较好（3）、说不清楚（4）、不太好（5）、不好”；

对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即“你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如何？（1）、很熟悉（2）、比较熟悉（3）、说不清楚（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我们采用5级量表测量被试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即“你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如何？（1）、很熟悉（2）、比较熟悉（3）、说不清楚（4）、不太熟悉（5）、不熟悉”；

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我们询问被试接受“两会”调查之外的调查的情况，即“你还参加过其它调查吗？（1）、接受别人的调查（2）、调查别人（3）、既没有接受别人的调查，也没有调查过别人”。

本研究主要考察被试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评价和态度，因此，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判断等变量是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如前所述，精确新闻报道的特点就在于应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于新闻报道中，被试对这一方法的了解和实践自然对评价精确新闻报道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把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等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的主要结果

（一）实验的分组情况

我们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最后确认有效问卷42份。我们把这些问卷的数据输入电脑，利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如表（一）所示，本研究共有被试42名，其中控制组14名，参加调查的实验组16名，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12名。同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被试，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依次增加，但三组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程度。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被试，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最高，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控制组介于两者之间，但三组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三组在对“定量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和对“（社会）统计学”的熟悉程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但就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而言，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与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即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调查经验更丰富。但控制组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三组在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这个变量上，本研究没有实现严格的控制；但同时，我们看到三组之间的差异特征，正符合本研究的目的，即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更多地实践精确新闻报道的重要环节（调查）。因此，我们可以围绕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对这些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

（二）研究的主要结果

1、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的正面评价，呈现三种模式：一是“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反映在“信息量更大”、“可信度更高”和“可读信更强”三个方面，实验组更认同。二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反映在“报道更真实准确”、“评论更客观公正”、“分析更深入”和“反映群众意见更充分”四个方面，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认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不认同，控制组介于其中。三是关于“报道更全面完整”一项的评价，控制组的评价最高，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介与其中。2、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看法，也呈现三种模式：一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高，操作难”、“耗费大量的时间”两个方面，控制组更认同。二是“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控制组→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模式，这主要集中在“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两个方面，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认同，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不认同，控制组介于其中。三是关于“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一项的评价，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的评价最高，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低，控制组介与其中。3、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在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实验组比控制组持更乐观的态度，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最乐观。

表（四）：控制组和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看法的均值比较四、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应用研究，旨在发现和解决影响采用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关因素和问题。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控制组、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的相关差异，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和“实践”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评价、态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从数理统计的结果来看，三组被试在相关问题上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但我们通过分析其间存在的关系模式，依然可以看到三组之间的差异的存在。

1、参加调查的实验组

参加调查的实验组高度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它只在“报道更全面完整”一项上的认同度不及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的判断上，参加调查的实验组高度认同“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两项，也比较认同“技术要求高，操作难”、“耗费大量时间”两项，对“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的认同度低。也就是说，参加调查的实验组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同时较为全面、深入地看到其操作难度，因此谨慎地判断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2、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

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认同度低，在“报道更真实准确”、“报道更全面完整”、“评论更客观公正”、“分析更深入”和“反映群众意见充分”五个方面的认同度最低，在其余“信息量更大”、“可信度更高”和“可读性更强”三个方面的认同度仅高于控制组。同时，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的操作难度的认同度也低，在“适用范围有限”、“资料收集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和“耗费大量时间”四个方面认同度最低，但在“用枯燥的数字说话不易为读者所接受”一项上认同度最高。也就是说，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既不大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也不大认可其操作的难度。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最乐观。

3、控制组

控制组对精确新闻的优点的认同度介于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之间，主要认同“报道更全面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控制组不大认同精确新闻报道的优点。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操作难度的评价，主要认同“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和“耗费大量时间”，这反映出他们主要看到的是精确新闻报道操作难度中的外在表现。控制组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持保守态度。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主要发现，总结在表（五）中。

我们该如何解读表（五）？

首先，我们比较控制组和参加调查的实验组，可以看到，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和“实践”，将增进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优点和操作难度的认同），也使人们更愿意接受它，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持更乐观的态度。其次，我们再来观察未参加调查的实验组，他们虽然接受了有关精确新闻报道的介绍、但未参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精确新闻报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但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却盲目乐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准确地介绍精确新闻报道，还要努力使之实践精确新闻报道。

最后，我们也需要看到本研究还有许多局限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改进。例如，研究对象主要是新闻学院的学生，我们需要对精确新闻报道的直接采用者即媒介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本研究对参加调查和未参加调查实验组的界定以及参与社会调查的经验的考量等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只是从对精确新闻报道特性的评价方面展开研究，新闻媒介对精确新闻报道的采用必然涉及人员、资金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善和拓展。

[注释]

[作者简介]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项目《创新课程：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

[1]1982年6月至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及《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组成的调查组，首次对北京地区进行科学的受众调查。

[参考文献]

杨光，彭泰权（2006）．记者应如何报道“调查报道”——从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的调查说起．新闻记者，（4）.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9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2]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并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以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二、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舆论环境

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赴深圳调查边民逃港事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写下了四篇内参，建议建立深圳特别政策优惠区。这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优秀调查性报道之一--尽管它并未被公开发表。

1980年，《工人日报》率先披露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当成喜事办"的企图，这一报道促使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领导的责任。[3]

从连云山的"内参"到《工人日报》公开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公开报道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从"内参"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从而使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众视线及强大压力之下，调查性报道乃得以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

跨入90年代，媒体开始把反映民众呼声，从事舆论监督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

三、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要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作出恰当的评价，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调查性报道的风行，首先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换言之，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例如，全国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时，各媒体进行的相关调查性报道，就获得了立法者的关注，其调查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反映。调查性报道的有力监督，还促使政府加快进行制度改革。近年来，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暴光下促成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调查性报道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调查性报道的另一个突出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震惊全国的"8.24"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词严厉的、态度明朗的评论。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进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也失去了机会。这种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当权人物不能不有所顾忌。两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想见，如果《大河报》没有进行这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身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统少数人的"帮助"下逍遥法外。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很大意义上可视之为媒体运用调查性报道遏止腐败的胜利。再如2001年广受公众关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是《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等一批权威媒体的加入，促使司法机关介入了对于传闻的调查，并最终对龚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钱的裁判采取了行动。

此外，调查性报道还有重要的制定议程的能力，提醒公民们有那些问题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虽然持续的新闻关注并不能确保问题得到讨论和解决--例如：司法机构采取调查行动并诉讼渎职者--但它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否则，问题可能被永久性地掩盖在假象之下。《南方周末》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关于三峡水库的报道中，提醒公众：三峡的建设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它可能导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对足球界的"黑哨风波"进行了深入采访。尽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这期报道最终和其他媒体的调查一起，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原本对介入持消极态度的司法机关开始了岁黑幕的长期调查。

凡事都有两面性，调查性报道尤其堪称新闻的双韧剑。因此我们在运用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尺度，找准方向，尽量避免其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它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

调查性报道范文篇10

[关键词]精确新闻报道；内容分析；北京青年报；公布原则

精确新闻及其发展

精确新闻（precisionjournalism），也称精确新闻报道、精确报道，是指记者在采访新闻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以及查证事实，以波导新闻（meyer，1973）。目前新闻界最经常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民意调查（罗文辉，1987）。在大陆，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精确新闻泛指以各种民意待查结果为新闻报道（姜秀珍，1998）。

精确新闻一词由美国记者philipmeyer于1967年提出。1973年，philipmeyer总结多年心血出版《精确新闻学》（precisionjournalism）一书。经philipmeyer大力倡导，精确新闻报道在美国逐渐受到重视。1975年以后，美国各大学的新闻系陆续开设有关精确新闻的课程，民意测验受到媒体的支持，无数新闻记者和传播学者研究精确新闻的写作（苏蘅，1993）。

台湾地区的新闻机构，在1983年左右，开始采用精确新闻的报道技巧报道新闻。《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先后成立民意调查小组，经常对各种政治、财经以及社会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由于这两家报社的推动，目前精确新闻报道在台湾地区，普遍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罗文辉，1987）。

大陆于1983年1月29日在英文版《中国日报》（chinadaily）刊登了1982年完成的北京市受众调查结果。此后，类似报道在一些报纸中出现。90年代新闻改革的深入，推动了精确新闻报道，1996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将其公众调查专版冠以“精确新闻”，拉开了我国媒体科学、规范的精确新闻报道的序幕。目前国内已有几十家报刊定期或不定期地刊登精确新闻报道（姜秀珍，1998）。

精确新闻的公布原则

30多年来，精确新闻获得了媒介和受众的认可。但随着精确新闻越来越多，学者们对精确新闻的质量不断提出质疑。为了确保精确新闻报道的水平和可信度，有关组织机构提出，媒介报道民意调查应该列出有关调查本身的一些信息。

下表所列的分别是美联社执行编辑协会（theassociatedpressmanagingeditorsassociation，apme）、美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publicopinionresearch，aapor）和美国全国民意测验评议会（thenationalcouncilonpublicpolls，ncpp）建议或规定的大众媒体报道民意调查的公布原则（theprinciplesofdisclosure）。

各个组织机构建议的民意调查的公布原则大同小异，都涉及民意调查的技术性说明，有学者建议公布原则应加上抽样方法和样本结构（罗文辉，1988）。

apmeaaporncpp

1支持以及调查执行机构样本数主持机构

2列出问卷中所有的问题负责机构进行访问时间

3抽样总体抽样误差访问方式

4样本量以及访问成功率抽样总体抽样总体

5抽样误差访问方法样本大小

6依据的是调查的全部结果或部分结果访问时间代替样本的规模及有关描述

7访问方式问卷问题所有公布在媒体上的问题，用字须以原来访问的形式出现

8访问时间是否依据全部样本结论所用的百分比根据

综合以上标准，同时为了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笔者将用以下10项标准来评估《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

1.委托及执行机构：是什么机构执行的调查实施，以及是受什么单位委托进行的；

2.访问时间：调查访问的实施时间；

3.访问方式：常用的访问方式有面访、电话访问以及邮寄访问；

4.样本量：成功访问的个案（case）；

5.访问成功率：有效的个案与全部访问个案的比值；

6.抽样总体：被访对象代表什么样的人群；

7.抽样方法：抽样方法的不同决定样本代表性的不同，理想的抽样方法是保证随机原则，即每一个合适的对象被访问的机会是相同的；

8.抽样误差：抽样方法和样本量决定抽样误差的大小；

9.列出问卷：是否列出了原始调查问卷的问题和答案；

10.样本结构：包括年龄、性别以及文化程度等的分布情况。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的精确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单位，按照以上10项民意调查公布的标准，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评估所刊登的精确新闻与10项标准的符合程度，目的在于考察大陆精确新闻报道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北京青年报》是大陆最早刊登精确新闻的媒介之一，从1996年1月3日起，不定期地在星期三开辟专栏“精确新闻”公布民意调查结果，是大陆影响比较大的调查版之一。

通过查询《北京青年报》网络版（），收集了从1999年7月1日到2000年6月30日一年中全部“精确新闻”栏目所刊登的精确新闻，共有47篇报道（如果精确新闻报道有背景资料，则合起来算一篇）。其中有一篇是用商场的销售数量来说明问题，不是以人作为调查对象的民意测验，排除之，故最终的研究对象包括46篇来自于民意调查的精确新闻。

研究结果

从精确新闻的数量和时间分布来看，一年共有46篇，每月平均3.8篇，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1.委托及执行机构

46篇精确新闻说明了谁是调查执行单位。

从执行单位来看，共涉及10家执行机构。46次报道中，各执行机构调查的次数分别是：“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公司社会调查中心”35次，“世纪蓝图”1次，“盖洛普”2次，“零点调查公司”2次，“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1次，“北京科思瑞智市场调查公司”2次，“bms企业顾问公司”1次，“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1次，“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1次，“易观网络研究公司”1次。

其中，有35次调查是受《北京青年报》委托的，即“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公司社会调查中心”和“易观网络研究公司”执行的调查，由此看来，四分之三以上的精确新闻报道是由媒介委托的，由相对固定的欧洲杯投注官网的合作伙伴来完成的。

2.访问时间

46篇精确新闻，有38篇报告了访问执行时间。

年1999年2000年

月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

日142141815*2229*132027317241815*222912*1926216231815*222951931017243114*21

数量217336437253

合计2224

注：打星号（*）表示当天登有两篇精确新闻

没有一篇报道的访问时间是精确到具体时段的，最精确的说法是“1999年11月12日晚”。其中有31篇给出了具体的日期，另外7篇只给出调查的大概时间，如“新千年即将到来时”、“三八妇女节前夕”、“二月底”以及“四月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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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问方式

有40篇精确新闻交代了访问方式。

“电话”访问占绝大多数，共有35次；其余5次为面访；没有涉及邮寄调查，随着电话普及率的提高，电话访问的低成本、高速度将可能使之成为民意调查的主要访问方式。

4.样本量

46篇精确新闻中有44篇报告了样本量。

样本量在千人以上的有次，最多近18000人；样本量在300—1000之间的有6次。大部分的样本量在200人左右，共有34次。面访调查的样本量一般要大于电话调查。《北京青年报》委托的调查样本量多在200左右。

笔者认为，样本量为200过少了，当样本量为200左右时，即使采取了随机抽样方法，在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可能达到7％。下表列出了在95％置信水平下，对应于不同最大允许误差水平，非常简单随机抽样所需要的最小样本量（柯惠新，1992）。

抽样误差1％2％3％4％5％6％7％

样本量960424011067600384267196

国外著名民意调查机构所用的样本量多在1200到1500之间（bradburn＆sudman，1988），建议为精确新闻服务的民意调查的样本量不低于600，即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为4％。

5.访问成功率

46篇报道中，有29篇报告了访问成功率。

有1篇人户面访的报道直接给出了访问成功率，为71％；另有28篇电话调查给出了抽取的有效号码数以及获得的有效样本的数目，如果我们把有效样本数与抽取的有效号码数的比值作为成功率的话，则28项电话调查的成功率在20％到53％之间，平均值为35.7％，标准差为8.8％。

6.抽样总体

46篇报道中，有43篇指出了调查的总体，即调查结果可以代表什么样的看法。但没有一篇给出了抽样框。

另一个问题是对总体交代不清楚，例如43篇报道中有3篇是有关足球的，写明调查总体是“北京六城区（东城、西城、重温、宣武、朝阳、海淀）拥有家庭电话的19—60岁的球迷”。北京六城区、拥有家庭电话、年龄在19—60岁，这些概念很清楚，不会有歧义。但“球迷”就需要界定一下，不同人心木中“球迷”的标准不同，但3篇精确新闻中都没有指出文中的“球迷”是如何定义和筛选的。

7.抽样方法

46篇精确新闻报道中，有13篇没有说明抽样方法，指出抽样方法的有33篇。

报告抽样方法的33项调查中，2项采用的是街头拦截或配额抽样的方法，这类方法属于非概率抽样，样本不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不能推断到总体；有31项调查采用的是随机抽样或者pps（概率与规模大小成比例）方法。

建议精确新闻的民意调查应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使调查结论可以推广。

8.抽样误差

全部报道都未指出调查抽样误差是多少。

对于非概率抽样，无法计算抽样误差。如果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样本量已知的情况下，可以粗略计算抽样误差。比如样本量为200的随机抽样，则在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不超过7％。在1999年7月21日的《看看市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中，样本量为201，随机抽样，则在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可能达到7％。也就是说小于7％的结果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9.列出问卷

全部的报道在报道调查结果时，都没有列出调查问卷的全部问题和答案，无从了解在原问卷中是如何陈述问题的。

10.样本结构

全部的报道都没有报告样本结构。无法了解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是否有显著差异，无法判断调查结果是否有代表性。

横向比较

为横向了解《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做得到底如何，把《北京青年报》1999年7月1日到2000年6月31日全部精确新闻报道与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1986年11月1日到1987年10月31日的全部精确新闻报道（罗文辉，1988）进行了比较，详细情况如下表。

在时间长度都是一年的情况下，《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在数量上要多一些。

从10个评价指标来看，则《北京青年报》在报告“问卷问题”、“样本结构”和“抽样误差”三个方面明显不如《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综上所述，《北京青年报》的精确新闻报道在结果的代表性（体现在样本量太少）和公布结果的规范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北京青年报》《联合报》《中国时报》

报导总数46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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