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货币体系范文篇1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货币体系范文篇2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主要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国际金融制度或国际货币制度，提供了“一种使一国的居民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居民进行支付的机制”〔1〕。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起，以其为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形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与美元挂钩，美国通过这个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而缺乏稳定运行的基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世界开始进入对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探索的过程。从1972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上日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达成协议，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牙买加协议规定黄金退出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在演进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使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存在自身的矛盾，基础不稳定，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第一，当代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日元、英镑、欧元以及特别提款权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与美元共同作为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仍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处于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中心，但其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代以后形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的此消彼涨的竞争局面。由于欧元与美元抗衡，加之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然是下降的趋势，不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增加，各国货币当局对储备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二，汇率制度多样化，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根据本国的国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各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当前各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即放弃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通常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水平波幅内的钉住汇率制度，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爬行波幅汇率制度，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多元化国际储备缺乏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造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不仅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经常性、全面性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甚至引致世界性经济危机。1978年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中。在多元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美元仍然是各国的重要选择，美元依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连续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严重削弱了美元的国家信用，丧失储备货币领先地位，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二，国际货币制度调节功能失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起，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组织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背景及组织运行方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不公平性，体现出大国国家利益及其谋划世界秩序的野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制度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方面。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权利。在牙买加体系下，作为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无法通过政策监督采取措施杜绝金融危机产生，无法降低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弱，话语权较少，其利益不仅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而且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整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特别是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拥有支配力，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承担相应的责任。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困境

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解决三个专门问题:清偿、调整和信心。清偿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为贸易融通资金，调整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制定解决各国收支不平衡的办法，信心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防止各国金融储备构成出现不稳定的变动。〔2〕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针对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远无法满足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需求的状况，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长期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这种改革主要集中在国际和地区两个层次。

第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桥梁的改革陷入权力之争。围绕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干预问题，各国提出改革的设想，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做出较大调整，体现国际公平。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退让自己的利益，对改革不仅没有积极性，甚至可能千方百计阻挠改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配额改革列入计划，预期相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良好开端，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实践中，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操作还有很艰难的路程要走。

第二，以国际多边协调为形式的改革陷入利益之争。当代国际货币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它还涉及了国际经济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问题。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多国博弈。作为新的国际经济多边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对世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渠道，每年的g20峰会在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同时，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中，各国的协调与合作会在不同阶段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为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平稳发挥作用。各国竞相提出货币方案，但是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不尽相同。美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而更多关注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国内经济复苏，欧洲各国偏好于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对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期望更高，更偏好于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等问题。多边国际金融协调也表现在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中，欧元区、亚太区以及北美区的经济区域化发展过程中，关于货币合作的议题也在进行中。同时，双边贸易和经济协议更多地关注着货币可兑换和汇率协调问题，如2008年12月签署的中韩、日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等。长期看，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逐渐削弱，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美、欧、亚三种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因为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石油、黄金、粮食等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所以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是很难的，美元目前还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面对依然强大的美国，各国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最突出的利益之争。一是美国与其他多元货币的利益之争，二是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利益之争。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竞争会演变成货币之间的竞争，这对于作为金融服务层面的货币合作是不利的。

三、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因素

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来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实力。拥有经济综合实力的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拥有话语权，支配着改革的方向，并主宰着国际金融体系。正因为如此，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不可能马上进行大幅度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析一些影响因素，以便在参与到国际货币合作活动过程中能够维护国家利益。

1．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各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传达出的信号能够增强国际间互信。各国加强国际合作能够共同稳定金融市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各经济体大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采取具体的财政整顿措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减轻通胀压力，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各国政治经济利益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诉求不同。各国从促进经济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方面考虑，会纷纷采取本国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增加话语权，提高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基本投票权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受财政赤字和债务严重威胁，其诉求主要表现在应对本国债务危机，寻求更多的资金市场。目前阶段，美国的经济波动和利率及汇率的变动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以美国的战略和构想为基础而确立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一系列规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引发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动失衡。日元长期维持低利率，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长期困扰。欧债危机频频爆发充分暴露欧元内在制度缺陷。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处于经济转型期等原因更关注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本国货币的作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各国还停留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决择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主要衡量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为维持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自顾不暇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会停留在不断的议论与谈判过程当中，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2．地缘政治因素。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根本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欧盟、北美以及亚太三大区域经济竞争制约着国际货币体系统一的规范与制度的形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地缘政治障碍。首先是区域性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如欧盟峰会和欧元区峰会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地区内危机的方案和建议，欧元区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影响力，应对短期经济脆弱性问题等。然后是在全球构建一个超越这三大区域差别的国际货币协调机制，不能不涉及地缘性的政治体制差异、政治文化差异、历史习惯差异等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比如g20集团能否进一步深入加强合作与协调，为国际社会合作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发挥实际可行的重要作用。但是，欧元、美元的争夺仍然是货币多元化的重点。

货币体系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汇率金融危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尚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著名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赫然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二、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左顾右盼的窘状，便不难理解个中的关节。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

毫无疑问，所谓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无尽折磨，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有人建议要更为充分地发挥sdr的作用。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堪称完善，也符合创设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的实践显示，在全球经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难以改变的条件下，希冀在技术上创设一种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相脱离并剥夺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新的记账单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储备资产，是不现实的。sdr的创设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这实在是个缺乏历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地区蒙受巨额损失，致使投资者蜂起购买黄金保值。这种状况唤起了人们对金本位的回忆，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金本位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野蛮的货币制度，它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分布不均、产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数大亨的钱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并且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实，只要了解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如何艰难地摆脱其黄金束缚并获得其现代形式的历史，便可以知晓，恢复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难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控制。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形成一体化的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具体说，在世界的一极，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在世界的另一极，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南美洲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四、上海在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机遇

我们认为，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货币体系范文篇4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主权。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1]李太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时代金融,2007,(10).

[2]钟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3]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金融研究,2002,(5).

货币体系范文篇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货币体系范文篇6

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贸易顺差、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贸易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主要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迫切

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发展。第二，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第三，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一）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他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平等的利益需要。首先，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再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货币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货币体系范文篇7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3)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1999年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是规范各国间货币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创新的特殊利益分配，这其中包含了制度变迁主导型国家对他国的部分权力控制。如以美国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大受“铸造税”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在二战后独霸西方社会的战略企图在经济领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悬殊，大量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货币制度的愿望最为强烈，是制度变迁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无力承担制度创新的责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给。但同时美国在全球社会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实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决定制度供给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制度供给，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潜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特别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这其中发展中国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与日元的崛起，将与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单一国际货币的最终目标也会越来越遥远。储备货币的确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而对储备货币的所在国来讲又意味着极大的制度创新的优势。美国、欧盟与日本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都有着强烈的制度创新的意愿，纷纷提出有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框架的设想，从实力比较，因此美国、欧盟与日本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边际的和局部的，这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渐进与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丽：《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宇燕：《东亚金融危机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3-4期。

货币体系范文篇8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保障国际收支顺利进行、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而就国际间货币关系、国际收支调整等问题达成的一系列准则、协议，所建立的国际机构，以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主要涉及国际储备资产的性质、构成及作用，汇率制度以及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等问题。其作用在于确保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促成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的便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国际金本位体系（1873-194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和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三个时期，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均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刺激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却导致新兴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各国寄希望于本币贬值来刺激外部需求，竞相在外汇市场上操纵汇率。在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汇率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逐渐形成后，各国学者已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质疑，对其进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被再次提上议程。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分析

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多样化的货币调节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这一时期，汇率波动频繁，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频发……种种现象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这一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①。这种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结构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不适应，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国内政策功能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适应，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与跨国金融交易日益频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形势不适应。具体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储备体系不稳定

传统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本币币值的变动会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动，而无需过多国际储备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种需求主要通过美元资产来满足。美国凭借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核心地位支撑了连年的赤字消费②，并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③。同时，这一地位使得美国在危机期间可以依照本国需求独立地制定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向其他国家“溢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储备资产单一化使得各国货币地位不公，“特里芬两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严重危及了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动荡也在所难免。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国的巨额外债、美国货币供给的急剧增加、美国的巨额赤字，所有这些长期因素都指向一个结果：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余永定，2009），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必将成为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堰塞湖”（管涛，2009）。

（二）全球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

牙买加体系中的汇率安排是美元、欧元、日元等核心货币自由浮动，其他国家根据需要选择“钉住”某一种或几种核心货币。这种汇率制度缺乏稳定性，汇率波动频繁加大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风险和折算风险。此外，核心国家的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刺激了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④，弱化了一国维持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⑤，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⑥。同时，它还使得货币危机频发，危机的蔓延速度加快，对金融系统的破坏力加大⑦。2008年危机后，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狂潮，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2010年热钱流入355亿美元，2011年12月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推动美元升值又使得外资从我国撤出，这种资本的大幅波动正是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结果。

（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

greenwald和stiglitz（2008）提出判断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国际收支可持续；第二，稳定的汇率；第三，单个经济体既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赤字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损失，也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损失。他们认为，这三个标准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没能达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全球调整纪律，使得一国可以长期积累大规模的失衡而不用承担调整压力。obstfeld和rogoff（2005）曾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视作为“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认为美国收支失衡是不可持续的。

（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充分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政策协调合作变得很困难，各国央行都根据本国的经济情况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各国可自由管理他们的资本账户并制定汇率制度，世界经济通过全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同时，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成倍增加。imf前总裁michelcamdessus（2011）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管理以及兼备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决策组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确保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一致性而且有助于维持全球稳定，亦无法提供处理领导人之间以及核心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关系的正式框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各国应对策略的冲突充分地印证了这一事实。

（五）全球金融监管不全面

尽管存在国家间的相互监督⑧，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金融监管的职责主要由imf来承担。imf由于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合理，并未能充分代表成员国的权利，不仅缺乏系统的跨境金融监管体系，对美欧的金融风险扩张行为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也百般刁难，没有发挥其成立之初所设定的“对成员国宏观经济实施连续监测、向出现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安排”的目标职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学者对imf存在合理性的质疑达到了顶峰，集中反映出它既不能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以影响较大会员国政策的重大缺陷。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评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h.summers甚至把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的世界经济称为“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offinancialterror）”⑨。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在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变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的变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重回金本位制或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上均优于牙买加体系。mundell、欧洲央行行长trichet、mckinnon等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重回金本位制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这些学者在恢复金本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具体措施、恢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等问题上，都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故其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

（二）实行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暴露了钉住美元、维持固定汇率的缺陷。然而，即使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大部分国家仍然选择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各国在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依旧只能被动地承受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后果。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建设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最理想的。汇率完全浮动的确具有很多优势，但在这种体系下，汇率大幅波动对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nurkse、mundell和kindleberger都认为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可能出现内外均衡自动调节效率降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大、货币政策滥用情况增多、通货膨胀国际传导迅速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汇率的完全自由化容易造成投机资本活动频繁，这对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小国均无法驾驭，故这种方案也不具备可行性。

（三）多元货币本位

mundel（l1997）曾经预测，21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元和欧元能和谐共处，直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多元货币本位。历史上，几种替代货币可以同时存在，eichengreen（2009）认为，上世纪20-40年代英镑和美元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市场纪律建设。美元和欧元在过去10年的竞争提高了经济政策的有效性（bergsten，2009）。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下，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有限，同时，这更加符合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国际区域货币,摆脱对某一国货币的过度依赖。但是，多元本位制仍存在很多难题。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各国难以承受的，“特里芬两难”也仍未解决，只不过从单一的美元变成了多种国家的货币。多元核心货币的引入只能暂时缓解全球失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是以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最终都必将出现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似的情况。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各国政治博弈的结果，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多元货币本位的构建之路必将充满荆棘。

（四）超主权货币本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周小川（2009）提到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全球化的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令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跳出了原有的框架，既有利于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也解决了未来单个货币和单个国家无法建立全球性信誉的问题。首先，超主权货币的发行可以起到储备分散化的作用。对美国而言，这将减少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从而缓和美国的外部失衡；对其他国家而言，外部流动性的引入也会减轻其取得储备资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维持其汇率的动态调整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其次，外汇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再次，“烫手的山芋”问题被解决了———只要一国的贸易赤字等于该国所获得的新储备，该国就不需担心爆发支付危机⑩。

尽管创造单一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很完美，但其实施的难度却是空前的。首先，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未来的货币体系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是艰难的尝试。其次，让世界各国放弃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涉及经济金融领域，更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再次，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要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对此持消极态度。此外，超主权货币同样是信用发行，其制度安排上不一定优于现在的美元信用本位。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市场，超主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将大打折扣。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短期内的实施难度很大。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可以将sdr发展为超主权货币。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储备资产，sdr具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均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发展一种新型的储备资产，缓解储备不平衡，而且可以减少汇率波动，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事实是，只占全球储备4%的sdr无论是在价值的稳定性、还是在适用范围上均不符合要求。同时，由于sdr不能用来干预外汇市场、不能用来偿付跨境债务，故其不能完成储备资产的两大基本任务。此外，面对美元强大的“网络外部性”輯訛輥，要想将目前仅作为补充性储备资产的sdr发展为日后全功能的超主权货币，必须在其具体的运行机制、各国份额的安排、国际发行量、市场流动性、市场准入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四、结论及启示中国gdp占全球规模的10%，人民币却未能进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这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地位。回顾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果和利益，这不仅要靠市场的倒逼机制，还需要国际政策协调的引导。

货币体系范文篇9

关键字：货币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中心-构架。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担负着提供国际货币的职能，而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国际货币过程的对应面，就是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实质资源的过程。换句话说，国家以支付国际铸币税为代价，获得了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波多(michaelbordo)和弗兰德若(marcflandreau)比较了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当前的中心-构架后认为，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把货币和黄金固定，国家或者仿效中心国家和黄金固定，或者实行浮动汇率。国家的大量外债以中心国家的货币计值，因此国家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失败的打击。货币贬值意味着国家债务负担更重，它们不得不在“保持汇率浮动的同时严格限制外国借款”和“投入巨大资源维持与中心国家的硬钉住”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在当前的中心-构架下，中心国家能够成功地实行浮动汇率，而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成熟，依然需要借入大量以中心国家货币计值的债务，并且同样害怕汇率波动。为了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它们不得不选择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中心-构架的形式不断演进，但实质并没有改变，即中心国家对整个构架具有支配权，国家只能是被动依附。（注：michaelbordoandmarcflandreau,"core,eriphery,exchangerateregimes,andglobalization,"nberworkingpaper,no.8584,november2001.）

我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一种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引入初期，总能适应该时期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于国际流动性和清偿力的要求，从而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往往是几十年时间，例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延续了3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之后，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变得系统不相容了。此时，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注：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系统相容性分析》，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6～28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构架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心国家和国家彼此之间可能相互转化，经济实力的衰落可以使中心国家蜕变成国家(例如金本位制下的英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英国，地位就完全不同)，经济实力的上升或者国家之间的联合可以使国家升级为中心国家(例如牙买加体系下的日本和德国升级到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的日本和德国)。第二，中心国家的数量可能发生改变，既可以只有一个中心(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也可以有多个中心(例如金本位制和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构架的演进过程中，国际货币的输出方式和实质资源的注入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这种资源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中心-构架的变迁，并且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并给出几点具有普遍意义但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的结论。（注：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下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划分。我们把从1870年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划分为4个时期：金本位时期(187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1918～193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4～1973年)、牙买加体系(全球浮动汇率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本文不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因为这一时期里并没有成熟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金本位制下的资源流动

在金本位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实行金本位制的30多年时间里，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汇率平价几乎没有发生变动。（注：richardbaldwinandphilippemartin,"twowavesofglobalization:superficialsimilarities,fundamentaldifferences,"nberworkingpaper,no.6904,january1999.）黄金事实上充当了世界货币，金币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兑换，甚至自由铸造或融化。金币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各国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与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铸造或融化保证了各国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此，金本位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促进了该时期国际汇率的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理解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构架的话，就不能脱离这个时代的特征去孤立地分析。这一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三大货币区鼎立的货币体系，英镑区、法郎区和美元区以各自的殖民地为核心进行构筑。在殖民地国家里，整个经济体系和货币制度都严重依赖于殖民者所在的国家。很多殖民地国家甚至没有本国货币；即使在存在本国通货的国家里，也基本上把殖民者国家的货币视为官方认可的硬通货。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如图1所示。

图1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在图1中，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该体系是一个多中心的构架)。位于这一构架的国家是各货币区的其他国家，主要是各中心国的殖民地国家。以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为例，英国把英镑输出到英属殖民地，这往往是通过两种手段，第一种是进口殖民地的资源和初等工业品，第二种是到殖民地进行直接投资，而这两种手段都换来了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实际资源的注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过程视为英国向所述殖民地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的过程，英国获得了实际资源，而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国际流动性便利(因为殖民地国家的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支付)。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都保持了持续性顺差(见表1)，也就意味着上述的第一条路径在净值上是反向的，即通过进口发出的银行券又通过出口收回来了，而且收回来的更多。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货币而得到实质资源，从净值上只能通过上述第二条渠道(即资本项目渠道)完成。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的资源一方面是资源等初级产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黄金。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以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黄金持续不断累积为特征，国家则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黄金不断流失为特征，黄金越来越集中于中心国家手中。

表1金本位时期各主要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占gdp比例的平均值（注：整个样本期各国的时间范围为：澳大利亚(1861～1945年)、加拿大(1870～1945年)、丹麦(1874～1914年、1921～1945年)、芬兰(1872～1945年)、法国(1851～1913年、1919～1938年)、德国(1877～1913年、1925～1938年)、意大利(1861～1936年)、日本(1885～1944年)、俄罗斯(1885～1913年)、瑞典(1875～1945年)、英国(1869～1945年)、美国(1870～1945年)。matthewjonesandmauriceobstfeld,"saving,investment,andgold:areassessmentofistoricalcurrentaccountdata,"inguillermocalvo,rudidornbuschandmauriceobstfeld.eds.,money,capitalmobility,andtrade:essaysinhonorofrobertmundell,cambridge,ma.:mitpress,2001,pp.303-364.）国家整个样本期间1885～1913年

原始经调整后的原始经调整后的

常项目经常项目常项目经常项目

澳大利亚-3.9-4.2-2.4-2.8

加拿大-3.5-3.4-7.2-6.9

丹麦-0.2-1.2-2.6-2.6

芬兰-5.2-5.1-5.8-5.8

法国2.62.63.12.6

德国1.21.21.61.6

意大利-1.3-1.30.80.8

日本-0.20.1-0.8-0.3

挪威-1.7-1.7-3.2-3.1

俄罗斯-1.0-0.4-1.0-0.4

瑞典-0.8-0.8-2.3-2.4

英国2.32.34.84.6

美国0.50.50.10.1

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构架，金本位制的崩溃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货币区国家不断向中心国家输出黄金，从而无法维持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第二，各中心国家内部发生了问题，中心国家之间也会进行商品贸易，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黄金越来越集中在个别大国手里(例如英国)，从而造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实力很强大，一方面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向世界范围内输出国际通货。第三，金本位制具有过于刚性的弊端，它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受制于黄金产量的增长。上述原因决定了金本位制最后走向衰亡。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孤立和封锁，美国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必然是美国承担主要义务和占有主要收益的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结构赋予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应了该时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对实力，各国货币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黄金挂钩，维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赢得了二战后20年的“黄金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如图2所示。美元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各国位于这一体系的。美国在这一体系下也是通过两条渠道向世界范围内发行通货，并从世界范围内吸收实质的资源。第一条渠道是经常项目渠道，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注入。而其他国家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美元，扩充自身的美元储备，以满足自己进行国际支付和偿还外币贷款的需求。但是，在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在大多数年份都是保持经常项目顺差(见图3)，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这一渠道才逐渐显现出来。第二条渠道是最主要的渠道，即美国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主要是美国公司大量到海外投资，不断向世界范围内提供通货。

图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图3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的经常项目

附图

资料来源：thewhitehouse,economicreportofthepresident,washington,d.c.: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tingoffice,2005,p.328.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单中心的构架，即单一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两难。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而美元的输出要么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累积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几年)，要么以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部分年份)。无论哪一种赤字累积到一定水平时，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元的价值和信誉产生疑虑，于是就会不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的国际收支特点为：经常项目长期顺差，资本项目长期逆差，黄金储备持续减少(见图4)，美元信誉最终难以维系。

图4布雷顿森林系下美国储备资产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四牙买加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被称之为“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仍。在这一时期内，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新经济以及欧元的诞生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亮点，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日本“失去的10年”、拉美国家的积弱不振和债务危机以及东亚奇迹的破灭和美国新经济下的公司丑闻与经济衰退。可以说，牙买加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还比不上前面两种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如图5所示。美元依旧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形式保留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的手段回笼到美国国内。另一类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向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注：michaeldooley,davidfolkerts-landauandpetergarber,"anessayon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nberworkingpaper,no.9971,september2003.）

图5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与第二类国家的往来中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美国企业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不需要继续融资)。牙买加体系的特征有三：一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断累积(见图6)；二是东亚地区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见图7)；三是欧洲国家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基本不变。

图6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和经常项目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图7牙买加体系下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累积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cd-rom),september2004.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构架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注：匿名评审专家对此处观点以及文中其他地方的类似判断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是否和货币制度紧密联系仍然有待讨论。感谢评审人的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认同。）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国家日益边缘化，并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事实上常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载吴敬琏主编：《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57～90页。）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卡明斯基(gracielakaminsky)和瑞因哈特(garmenreinhart)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问题，区分出冲击的3种传递途径：(1)国家→国家→国家；(2)国家→中心国家→国家；(3)中心国家→国家→国家。结论为：如果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家。（注：gracielakaminskyandcarmenm.reinhart,"thecenterandtheperiphery:theglobalizationoffinancialturmoil,"nberworkingpaper,no.9479,november2001.）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货币金融危机在“中心-”国家间的危机传染具有单向特征：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危机的泄洪区；国家出现危机时，危机不会继续传染到中心国家。

中心-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国家累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处于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或者预期心理等渠道进行扩散和传染。如果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出了问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牙买加体系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必将被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构架所取代。欧元的诞生和逐渐走强已经使得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初现雏形。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依靠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尤其是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国家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与中心国家的对话力量。

五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将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三大货币区鼎立的结构，即所谓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注：robertmundell,"areconsiderationofthe20thcentury,"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2000,pp.327-331.）我们认为，在21世纪，全球浮动汇率制可能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出“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的基本构架，并且伴生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注：钟伟、张明：《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和亚元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6，2001年。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在东亚地区可能形成共同货币区，并且逐渐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亚元区可能采用核心国家的货币，例如日元或者人民币；可能采用区域外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元；也可能采用新创立的区域货币，例如acu(asiancurrencyunit，亚洲货币单位)。亚元区的中心国家包括所有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国家，国家是指其他不参与合作但是使用亚元的国家。）

在三大货币区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中心-构架(如图8所示)。因为在每一个货币区中都存在着中心国家：在欧元区内是德国和法国；在美元区内是美国；在亚元区内是日本和中国。虽然在货币区内所使用的货币未必是国别货币，但是这些中心国家依然能够控制货币区内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区域货币的利率和发行量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因此这些中心国家依然可以向货币区内的国家征收铸币税——即实体资源的注入，或者在分享铸币税上占据优势，或者在政策外部性上占据优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即使在遥远的将来出现了统一的世界货币，那么到时候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对于世界货币政策的支配性权利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

图8未来的中心-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构架和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颇为相似。这种从多中心构架向单中心构架发展，再从单中心构架向多中心构架复归的趋势表明，单中心构架只适合全球只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而多中心构架和全球多极化趋势更相符合。当然，金本位制下的中心-构架和未来的中心-构架也存在不同之处，即金本位制下主要是由国别货币来充当区域货币，由黄金来充当全球货币；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区域货币来充当全球货币。

六结论

第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内，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中心-构架。在这种构架下，中心国家向国家输出通货，不但能够征收铸币税，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了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动性。

第二，中心-构架里中心国家数量的多少是与各国实力对比相关的。单中心构架和世界的单极化相关联，而多中心构架与世界的多极化相关联。由此可以断定，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出现多中心的构架。

货币体系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经济失衡，历史重演，“特里芬难题”再现

一、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是责任分担式的协调还是责任不对等的协调？当各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对国际本位货币没有需要；对国际本位货币的需要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扩大相联系的，而国际本位货币的选择和构成变化，则主要是同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相联系。

国际本位货币曾经采用实物形式。用实物来充当国际货币本位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国际清偿手段无限增长的要求，而任何实物的供给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实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匀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点上的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

在金本位的黄金时期（1870-1914年），就包含着实物充当国际货币本位所面临的矛盾。但存在一个缓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实际运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国家的关键通货所替代，而这种关键通货往往已具备了信用货币特征，不受实物有限的约束。19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英国是关键通货国，英镑是关键通货货币，英国通过贸易逆差实现的平均资本输出占其gdp的5%，个别年份高达7%-9%，英国政府承诺英镑可以自由兑换成为黄金。其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以黄金和英镑为主的国际储备增长迅速——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国际储备翻了两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国的储备也大量增加。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是：英镑得以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起因，在于这个国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自由兑换，但一旦英镑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产生滥用的冲动并最终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额的境外英镑结存已经对金本位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金本位的垮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战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变化，如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实物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本位的缺陷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各国官方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美国为此需要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应对。同金本位制度时的英国一样，兑付承诺使得美国发行货币还有个硬约束，但由于私人市场参与者不享有从美国财政部获得黄金兑换的权利，这种约束相对于金本位时对英镑的约束已经削弱了。这种约束并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量发行货币，以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美元，结果美元面临逐步增大的贬值压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就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被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3）。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具体分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存有的黄金已经减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由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贬值为280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走向逆差的趋势得到缓解，其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再次不断下降，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二、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的货币政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的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政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三、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政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摆脱由黄金兑换产生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发行货币，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账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出口导向，这些国家采取了压低汇率、钉住美元、鼓励储蓄等政策措施，直接的结果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196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西欧，198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日本。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家”阵营“毕业”。随后，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也选择了西欧和日本曾经的发展模式，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国家行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80年代前，它们要不微不足道，要么游离世界市场体系之外。）。近十几年来，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第二，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认识到本国货币无法进行国际借贷，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用于国内长期借款（由于国内长期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不发达。），不得不通过国际借款来实现融资，使得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因而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和银行危机。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四、结论和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西欧和日本。本文的分析说明，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