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3-28 13:02:27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对于为什么要开展这种对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种对话到底应在什么基础上展开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可能，人们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和深层的追问；相应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加自觉和有效地开展对话，人们也缺乏深入的探讨。由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的个体性学术研究活动中，这种对话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并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内部或不同个体之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的教师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方法之间，却很难说是真正自觉合理有效地在开展对话。本文就积极开展这种对话的一些前提和方法论提供以下不成熟的断想，向学界同仁讨教。

这种对话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本来就是一种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个半世纪以后，提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以后主要是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实现，而与西方文化有所脱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对峙。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隔离与对峙，加强二者的交流与沟通。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还是看作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外化和世界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目前的理论定位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被看作一种中国哲学还是外来哲学？它在当今中国的根源性和基础性究竟何在？这既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前提性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自觉合理设定我们在对话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本来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由于它依托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加上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特别关注并将对其的思考自觉地融会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地域和民族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正是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自己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而对每个民族来说，则有一个对于外来哲学的了解和认同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中，尤其是在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实现。然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就提出了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的问题。

当然，对于为什么要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这种对话，今天人们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对此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角度和看法：在最低的程度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因此，即便为了批判西方哲学也要了解西方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是为拓展自己的哲学研究视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要说通过这种对话去发展本来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恐怕还只能是一种愿望，但通过这种对话可以有助于发展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正是从这些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出发，人们对于这种跨学科对话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期待和态度，采取着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不尽合理的现象，仅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对话问题，尽管都有一定的历史缘由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相当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哲学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高度来考虑现有各分支哲学的对话问题，使之能够真正超越各具体学科的局限和狭隘眼界，促进各分支哲学的沟通与融合，建构起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内涵、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从这样的高度上，也许我们能够提高开展对话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这种对话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

一般承认不同哲学之间可以对话并不困难，但要说清这种对话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可能的则不那么简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并发展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有不同的学术基点和关注重心；不同的哲学流派之成为独特的哲学流派，本身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哲学观念、哲学范式和哲学方法，有不同的哲学理解和价值观念等；某些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哲学流派的研究者和代言人，正在于他们能够接受并运用一定的哲学理论、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而这必然带来他们不同的致思理路和学术取向。这样，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表面看来是哲学家之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对话，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哲学理念、不同哲学方法等之间在进行着交流与碰撞。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重要的“文化围场”或叫“哲学围场”——你不真正进入一种哲学你就没有能力和资格以某种哲学的名义来说话，而当你真正进入一种哲学后则必然表现出对于其它哲学的异己性和排他性。这就势必使不同哲学之间的真正有效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应该说，文化围场和哲学围场都是客观的现实，我们的任务正在于提高对于围场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加自觉地进入围场和走出围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p52)而且正是由于它“完整而严密”，才给我们提供了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世界观”[2]。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此，应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辩证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品格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的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3](p642)体系，那种“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与“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作为反映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和一元性，也是通过与时代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中恰当的时代表现形式而得以表征和确定的。可见，它的严整性既凝聚了原创者及其同时代战友、学生们的心血和成果，也凝聚了以后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更凝聚了当代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突出贡献。从马恩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表明，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5](p341)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形式上的严密性、完整性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对此，任何肢解和割裂的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就要与种种类型的“割裂论”划清界线，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与科学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1)有人借口马克思本人也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或者借口马克思年轻时期手稿的被发现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作为人道的马克思与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对立，将马克思本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分割开来。(2)有人借口恩格斯在撰写《＜法兰西内战＞导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前后两个时期理论观点的重大转变，即从“暴力论”到“和平转变论”的转化，而制造两个恩格斯的对立，使恩格斯统一的思想被分化。(3)有人借口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的理论变化，而将列宁主义截为两段，并以维护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列宁主义”为幌子，而批判此前所谓“旧的列宁主义”。(4)有人要么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前者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停留于一般的唯物主义；要么将马恩与列宁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主张“多国同时胜利论”和“兴社灭资论”，而后者则主张“一国胜利论”和“以资兴社论”等等。(5)更有甚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肢解为：“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穷汉的马克思主义”、“富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7]。

3.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割裂论”的表现

(1)有人将改良家的马克思、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与革命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修正为它们自己所需要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历史论证的人道主义者。(2)有人将马克思的原本与对这一原本的理解对立起来，将列宁与斯大林对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堆砌了许多非法性建筑。(3)有人在所谓“新思维”中，宣扬民主的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理论上有力的配合了西方大国对前苏联“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4)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实践主义、唯科学主义对立起来，并以主观主义或者急功近利的纯经验主义替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家与理论家对立起来，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等[8]。国际上的各种“割裂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跪着造反”，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9]。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割裂论”表现

(1)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实际，在山沟沟里是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化不出什么结果的。(2)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对立起来，认为“‘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把马列主义与思想割裂开来的做法，“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10]。(3)有人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割裂开来，认为马列主义、思想只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我们处于建设时期，因而只提邓小平理论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是以邓小平理论替代了马克思主义。(4)还有人将“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它理论形态割裂开来，曲解同志提出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论断，认为实际上是要丢掉“老祖宗”仅用“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等等。上述“割裂论”的种种表现，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和实践性的扭曲，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品质的曲解。不懂得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内在关系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将诱导重大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不统一，历来是造成组织上分裂、政治上瓦解的直接原因。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即内在研究，这种研究对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彰显它的当代价值，表征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意蕴以及激活它的现代生命机能，从而确保它的完整性，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值得警觉的是内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裂痕，直接威胁并消解着它的严整性。这种“裂痕”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与方法割裂开来。有人依据马恩的观点：如果结论不能得以发展，“就毫不足取”，如果它再变成“固步自封”的东西，则“毫无用处”，[3](p642)从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永远大于结论，如果结论是金子，那么它的方法才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因而结论是死的东西，方法才是活的灵魂。我们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的重要性，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智慧窄化为方法，并使方法论与世界观相脱离，这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只能说是对它的一种巧妙地解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观点、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不会孤立存在，任何方法都存在于对某种结论的谋取和表征之中，将二者割裂开来，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仅仅在于它的方法”[11]，这将直接危机到它的生存。

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策略割裂开来。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其抽象性程度很高，因而不能以纯然的、直接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具体实践中的作用很有限；相反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密切联系着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项具体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与之融为一体，成为实践性、可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性论说。因而在当代中国，只强调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的指导地位就足够了。这是巧妙地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整性的又一歪理。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一样，它的实践理性(策略理性)与理论理性也是内在统一的。列宁对此曾有过经典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理论与策略的关系上尤为如此。认为它的理论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p52)

3.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割裂开来。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高于政治功能，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大于实践性、价值性、政治性，它具有自动征服人心的内在魅力，在实践中学不学、学多少都无所谓；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功能大于、高于理论功能，尤其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甚至认为其理性内涵较少，因而只要政治上重视就行了，勿须深入细致地学习。可见，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功能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将理论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割裂开来，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观上的统一性。

4.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有人认为带有“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被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了，其理论品位不高，哲学含量比较贫乏，在研究中应将二者明确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无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学脉渊承的一贯性，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继承者、发展者的观点对立起来，实质上是否定贬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和旗帜作用，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活力。

5.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诠释与现代旨趣割裂开来。有人依据我们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是沿袭于前苏联三十年代的模式，强烈地打上了极“左”的政治烙印，是对前苏联单一计划体制的政治性迎合，已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因而只有回到原典的马克思才能消除传统框架的先在性强制，才能敞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历史原象。但是，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回归从来就不是现在向过去的归属”[2](p36)，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味对现代旨趣和重大时代课题无动于衷，而只是说着只有少数业内人士才听得懂的话，它究竟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返本与开新，应有机地统一于现代语境中。

6.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两大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历史上曾有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应将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而当代学界也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观，有的只是某些经济观点和某些策略思想以及为了装饰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某些个别的哲学点缀；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等同于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拼盘，它的严整性应受到质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严整性最集中地体现于它的哲学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组成部分割裂开来，实质上是从理论核心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7.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与前苏联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推广论”不同，在我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在它之外的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能将之傍置或分割出去，而现行教科书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只是为了凸现历史观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独创地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而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的唯物主义没有实质的差别，马克思向来对之持批判立场，而我国现行教科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别称而已，保留它不过是为了延伸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已没有特定的内涵[12](p75)。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严整性，大大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所具有的划时代变革的伟大意义。

8.外在细节问题上，还有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生存观与发展观、真理观与价值观、辩证法与历史观等等割裂开来的做法。这些内部的“割裂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在其内部是通过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与环节的浑然一体、内在关联而体现出来的，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多方面认识的历史性总和”。这种“割裂式”研究不是什么创新，更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而只能弄断或挖空它存在的内在根基，使它退化与僵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根据就在于它自身的批判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中丰富它的严整性的，这既立足于它对自己不断提供的理论前提和内在结构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中重构或重建，也立足于它对各种分支学科、部门学科、具体的实证科学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的批判性反思和审视，并在这种批判审视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实现互补、互动与互渗。然而，与体系内部的研究已出现了诸多裂痕不同，它的外部研究中已有的裂痕正在扩张，严重危及着它的生存。这在理论上也有许多表现，主要有：

1.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各国哲学形态的关系，只重视内在研究。在学界，有一种纯学术化的理论格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作“精神贵族”，囿于象牙塔内而孤芳自赏，断绝与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仔细地品味着“高级精神奢侈品”——哲学概念。这种研究格调不懂得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都处在相互影响、相互砥砺之中，“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它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哲学思想也必然互相影响”[13]的道理，既背离了人类理性认识发展的互动性规律，也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提供一个宽泛的世界性哲学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处在一个封闭性、内耗性的小圈子里，因负熵流不断减少而丧失生机活力。

2.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老到成熟的、封建的、落后的文明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属于现代文明形态，二者不论在研究模式、理论旨趣上抑或在文明风格、内在本质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注入中国传统理念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退化。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抹煞了中国传统哲学以特定方式映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的积极贡献，也抹杀了其具有现代性的、跨越时空间距的内在精神因子向现代文明跃迁、对接、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传统哲学理念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能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子，并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健康的精神元素参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4]。

3.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属于西方哲学传统，有人却将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视作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全盘抛弃，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缺乏西方哲学的整体性背景或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取向一再逸出当代研究者的视野，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价值。实际上列宁对此早就做过透彻的说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p34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确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除了靠实践的推动外，它离不开西方哲学所提供的精神营养，也更需要从西方哲学的错误教训那里得到有益启示。因而，无论是捍卫或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

4.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在当代学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大量引介，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性范畴，而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性范畴，二者既有时代之差又有民族之异，因而后现代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种异质性话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和根本出路，并致力于早日建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割裂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关系，没有弄清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不期而遇的历史必然性[15]，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真实意义：既彰显了在传统框架中被忽略、抑制乃至遗忘的部分，又使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意蕴得以敞亮。这样，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性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振或重写，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应保持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崩溃的逻辑、精神自杀行为，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空上或者在实质上都有着太大的间距[16]。

5.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17]。而国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应该用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践已失去了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实践的有机统一关系，不懂得我们虽然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这种建设的每一步，我们所选择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等一切内容，都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相反，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支柱的。而且，二十多年来的中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致力于从理论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建构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才使得我们的建设顺利进行；相反，正是由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致使引导苏联的社会主义走向了歧途，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

6.在理论上还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割裂开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性背景割裂开来，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竞争的新动势割裂开来，与国内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文化大背景割裂开来，与国内改革向深层推动所产生的正负影响割裂开来，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割裂开来，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党的执政规律割裂开来等等，由于这些“割裂论”的存在，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源因子的严重缺席，不能充分地激活其内源因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也严重限制了它的先进性、科学性、真理性程度的发挥和强大生命力的展现。

四、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以及在我国当代学界内外研究视域中所存在的三类“割裂论”，既相互区别又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其区别在于：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及其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割裂论”，尽管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大都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互相对立起来所导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超越特定民族文化的限制从而具有时代性(共时性)；作为“世界的一般文学”，它又能凌驾于特定的民族和时代之上，并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和时代之间进行“公共商谈”，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能范导一切民族和时代的世界性哲学(历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它虽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但它的功能和价值早已超出特定的德国疆域和时代局限，而成为一种活在各个时代和民族的开放性学说。在历史上，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意义、永恒的历史价值和总体的精神指向功能的曲解，才兹生了各种各样的“割裂论”。

2.与前者不同，在学界的内在研究中，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割裂论”，主要是由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激烈论争和相互碰撞所导致的。这种论争和碰撞主要产生于学院派别之间(如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人学、历史哲学等等)、学院派与实践派之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之间。与前者企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腌割、歪曲、附加和解构不同，内在研究中的种种“割裂论”，在学理上主要表现为学派或学人之间理论旨趣、研究论域、思维方式与方法、学术传统与个体知识储备等等方面的互异与疏离。应该说，这种局面对激活学界精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推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必要的、正常的。但又要看到在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对之培根固本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割断或挖空它的理论根基，从而从内部推翻它。

3.在外在研究中的“割裂论”，既与谱系学或学脉渊承上的对立有别，也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内容、体系、结构与方法等方面的论争不同，而是在中西马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在学理上直接牵涉到能否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与当代人类实践的合理化的辩证统一，也从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趋向和前途命运。

另一方面，其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这样那样的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关键则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本源处”——科学的实践观的曲解或误解。只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对立起来，或者是抓住其中一个方面而将另一个方面抹煞掉，或者将一种片面性融入到另一种片面性中，总之，只要偏离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而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推动它向深层开掘，就要首先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而要正确的诠释和运用科学的实践观，就必须清除对实践及其本质和功能的上述种种“割裂论”。科学的实践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相统一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与体系、功能与方法相统一的基础，还是中西马以及各种意识形式取得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作为各种统一的串线，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也贯穿于当代学界内外研究的各个层面的中。因而，只有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制高点上，才能打通并整合各种研究视域，消除种种“割裂论”的瓦解效应，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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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3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3.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割裂论”的表现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割裂论”表现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在研究中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四、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以及在我国当代学界内外研究视域中所存在的三类“割裂论”，既相互区别又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其区别在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4

[摘要]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在中国应用、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才能被中国人真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互动。[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前，艾思奇是在我国最具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介绍、宣传普及、学术研究、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深深地刻上了他的印记。从今天的视野看，在艾思奇的诸多成就中，有一点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一、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本人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1]在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值得关注的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3]在这里，艾思奇所倡导的哲学的中国化运动，有一个中心，因为“没有中心就说不上运动。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4]，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哲学的中国化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在中国从世界观层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5]应当说，这种应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的，体现着哲学的普遍性特点，在这种应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发挥着作用。其次，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艾思奇强调得较多。例如，他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政策。”[6]在艾思奇看来，“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论，而要由理论具体化为各种术的方法规则，就在于通过‘术’而与实践结合起来”。[7]可以说，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脱去其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形态，而具体化或者说转化为某种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和方针了。再次，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艾思奇看来，“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8]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指出，所谓“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而马克思主义“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需要“愈更能创造”，这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9]艾思奇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决不全靠输入的。”[10]更明确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多地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如果脱却了创造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究也摆脱不了本本主义的束缚。有鉴于此，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动“不是书斋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来运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11]。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具体化和发展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贯通的，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三个方面，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都会具有片面性。可以说，在应用、具体化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应用和具体化，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的链条。为了捍卫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述定位的合理性，艾思奇还对当时的两种质疑或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第一种意见是叶青提出来的，他认为应用、运用、理解、宣传等等还谈不上中国化，因为所谓中国化“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12]艾思奇则认为，在应用过程中体现着创造和发展，此外，中国化也并不意味着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第二种意见是林冰提出来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直接运用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后者要依赖于具体科学的认识。艾思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渗透在具体的科学认识之中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应用的。[13]二、为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化的资质。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地研究问题的引导。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1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15]，由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资质，或者说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必须要中国化呢？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在艾思奇看来，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只能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的诸多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则只能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明确提出来的。在1938年10月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6]在这里，的意思比较明确，这就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并借助于个别而存在。其用意在于指出，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借助于民族形式，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艾思奇认同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发道：“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然而并不因此就丢开马克思主义。”[17]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完成自身。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空理论，而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行动有分不开的联系”；“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不存在于名词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纯逻辑’的空‘理论’里，而存在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无论说一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18]“理论的作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离开实际，就转化为死教条，成为主观的空调头。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里看来，也许这仍然是‘理论’，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体现为理论形态，而主要体现为实践形态，实践形态包括着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则需要上升为实践形态。所谓上升到实践形态，就是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在中国则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很忠实于马克思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某种程度上说，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成为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灵魂。再次，只有实现中国化，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种无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对其承担责任。在中国，这些主体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怎样才能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呢？艾思奇认为：“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目标，与研究其他哲学不同，研究其他哲学，大都只要能够‘著书立说’，讲出一套理论（这就是说，只要能够‘说明世界’），就算是有了成就。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则不然。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纯理论本身讲得多么熟练，而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上给予正确的解决。能够常常正确解决问题时，才算是达到了研究的目标，才算是把握了辩证法唯物论。”[21]在艾思奇看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判断的标准根本上不在于理论的熟悉程度和讲出的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契合程度，而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于实践。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哲学，这自然需要中国化。[1][2][][]综上所述，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中国化，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中心的问题。他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22]这段话是艾思奇在1941年讲的，在具体用词和时代限定上有着历史性，但是，这段话的根本精神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是适用的。三、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不过，该问题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笔者看来，可以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理解为两个层面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这种统一，某种意义上是两种视域的融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与中国视域的融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方面来讲，主要包括三层意思。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化，对于诸多哲学流派来说，可能不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甚至是一些哲学流派排斥的问题，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阶级性要求它自身由理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转变为实践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而这就需要通俗化、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艾思奇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大众哲学》一书，该书在解放前正式印行了32版，社会影响非常大。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组成部分。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做的通俗化工作，艾思奇在1938年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4]其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方面的内容与大众化的内容不同，后者主要是宣传、普及理论和改造人心的工作，前者这里主要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借用了的说法，把它称之为有的放矢。他指出：“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依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5]艾思奇还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过程，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26]，它需要逐步完善，也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结合。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和斗争的过程而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更完善的境地的。”[27]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28]，这即是说，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重点的，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是着[于解决正在做的实际事情的。再次，实现实事求是。这层含义比第二层含义更进了一步，第二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角度讲的，这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角度上讲的。从精神实质的层面关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境界和思维方式，它脱去了理论的外貌，转化为一种洞明的智慧，而用这种智慧来观照中国，就是要求我们中国人做到实事求是。艾思奇在1942年写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中就体现着这种智慧。他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真正的‘实事求是’……就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29]上述四条，显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一种活的精神了，已经实现了“得意而忘象”了，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化境。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则主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艾思奇历来反对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在他看来，“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就是“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于世界性，艾思奇用了一个词，叫做国际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这国际主义的表现，首先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其次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各自所走的道路如何不同，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为着共同的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而斗争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事业上利害上，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有连带性的。”然而在现在的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这个民族的不同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它绝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对中国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其体现出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显然并不是“把国际主义挤掉”，“相反地正是要使国际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得到具体的表现”。[30]其次，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艾思奇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件事，也是他自己的追求。为此，艾思奇本人不断地通过著书立说进行实践。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更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例如，其晚年就花了很大的精力阐述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问题。这实际上同时意味着，艾思奇把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项集体的、共同的事业。下面一段话颇能展现艾思奇的心路：“如果有人说，中国人自己没有写出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外来的，那我们就答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的，要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问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的党是不是做了惊天动地的，推动中国民族的广大人民向前进步的事业，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这样的事业，并且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31]四、简要的评价和反思根据上述粗略的梳理，可以有理由说，艾思奇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他的这个观点，从今天的视角看，其基本的方面仍然没有过时。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对纯理论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这里所说的纯理论，指的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基础理论。其次，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功利化倾向。事实上，实际存在着多种形态，有些实际是摸不着、看不见但却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关于时代本质的实际，哲学常常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实际，并从而使哲学体现为思想中的时代。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哲学忽略不得，否则就是失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层次划分上还不够细致。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层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普世性的时代精神与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由于中华优良精神既具有普世性的一面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一面，所以这其中的融合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普世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另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尽管有以上质疑，而且还可能是不当的质疑，但笔者觉得，这些质疑无非是提出了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向前推进的愿望。注释：[1]出于政治的考虑，后来用“在中国具体化”替换了“中国化”这一术语。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2][3][4][6][9][10][11][12][14][15][17][18][21][24][30][31]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91，492，491，774，774-775，547，491，772，775-779，778，779，720-721，721-722，491，779，778.[5]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609.[7][8][13][19][22][25][26][28][29]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6，259，250-251，312，248，312，249，355，296-298.[16]转引自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9.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在《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没有出现。[20][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16.[27]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450.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5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

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

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

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

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

——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

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

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

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

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

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

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

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

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

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

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

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被操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

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

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

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

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

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

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

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方法。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

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

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

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

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

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

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

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被操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

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

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

究中的客体被操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

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置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

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

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

，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问题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研究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

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

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

——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

置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

，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

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理论。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

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

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

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

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

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

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

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

有意识地实现和发展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人成为人。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

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艺术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科学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

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

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不因为人必然要死就为死而奋斗。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

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

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

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

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

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

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

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

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

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

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内容，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

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

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

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

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分析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

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网

络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

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

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

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

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

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

，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规律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

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

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

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

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

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

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

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

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

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

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

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

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

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

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

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

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

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方法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

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

。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

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

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三篇的主题。

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工业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

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

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

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

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这个工程思想体系总体的主题名称。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

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

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

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

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

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应用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

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

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

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总结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

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

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

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

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时代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

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一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

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

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

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

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

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

《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

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

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

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

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

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帜。笔者坚信，只有从

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

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影响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

[3]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6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欧洲杯买球平台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前者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域，使理论更具现实针对性，更深刻更具群众基础；后者则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使现实世界与思维世界进一步通达。理论批判是实践批判的指针和导向，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掌握群众源自理论批判；实践的批判是理论批判的继续与深化。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没有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没有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无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滞留于理论层面，必须推进到实践的批判。没有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革命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品格。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走出困境。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7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当代性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认识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其哲学的当代性主要是由于它具有的实践性，然而，这里所说的实践性是以人为中心所开展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系列对象化的活动。其对象化是以人为主导地位，有一定预期目标，且在其实施的对象方面得以实现。他指出，唯有在人这一主体融入的前提下，才会有认识的存在，不然不会有认识论的形成。因此，马克思对实践的认识是将人行为的本质看做是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实践在检验真理方面的重要性，并且真理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体现它的价值。人类思维的客观真理性已经从实践问题的层面上来判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理论性问题。而外界客观环境的变化与人的活动是保持统一性的，马克思对于哲学的认识虽然是从每个小点着手来提出自己的认识与观点，但是其中包含特别深刻的哲理，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是通过不停的实践来完成的。故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性。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在1845年哲学革命之后，实践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伦理意义，而是指作为社会生活之本质规定的人类的感性物质实践。说到实践我们就要提一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篇11条都离不开实践这一重点，将它的重要性阐述的淋漓尽致。《提纲》不仅意味着西方哲学转向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不反对也不赞成，而是提出来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对于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理解，以及在提纲最后一条对于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做出了阐述，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同时提出了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都是实践。社会关系是通过人来维持的，其本质是人类通过实践来完成的。因此证实，只有通过人类社会活动和实践才能使人类自身得以发展，才能使历史得以进步。

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拥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实践性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科学性凸显出当代价值这三个特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够得以发展，在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时代背景。故而我们才能够在这里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当代价值。2.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共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一项重要提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作为基本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广大群众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总的发展目标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中提出来的，并且还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2国家“管理”变为国家“治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管理”变为国家“治理”，从实践这一层面来说有了本质的提高。其一，主体。政府部门为管理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治理的主体。其二，权力。政府的管理权力是由国家相关权利部门所下达的，治理权力则是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的；其三，运行方式。国家治理的运行方式是通过互相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的，在治理过程中受到大家的理解与重视，整体有效性十分显著。因此我们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管理”变为国家“治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2.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实践是包含所有社会关系的一种产物。从马克思哲学的层面进行分析，社会的发展主客观方面皆是实践创造的一种结果。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并非以抽象的形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方式对世界进行客观或主观性的不断创造。人们进行世界的不断创造过程中，与社会实践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来获得一种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形成全新的思想理念。文化作为一面旗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之上，使人类社会发展更加稳定而持续，因此来说，人类哲学历史上真真正正的实践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它成功汲取了传统哲学思维的精华，并且在哲学方法论方面对传统哲学的实践观作出了进一步的创新。2.4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社会建设放置到最为关键的地位，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公共服务系统还需继续创建完善，社会管理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改革，这样才可以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美好稳健的发展。“取代阶级和阶级对立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事物自由发展的客观条件”这句话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它向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向。由此可以了解到，马克思是通过劳动实践来看到社会与自认界之间关系的，他将努力推动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由此我们应该明白，国家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3结语

中国革命以及社会建设的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才一步一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当代的实践意义，并且具备一定的时代性、历史性的意义，实践性开创了新颖的思维模式，科学性彰显出很好的当代性价值。故而我们能够看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当代性特征，还具备了显著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汪岩桥.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展的几个问题[j].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3）.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9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确立

从受私塾教育到受学校教育、从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从国内到东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欧，不断观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开阔新视野，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留日潮”影响下，东渡日本到东京继续求学。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加之正值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例如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以及《社会问题研究》《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通过这些书籍，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使他从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为进一步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欧国家留学考察。自旅欧之后，他广读博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开始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俄罗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1]57文中还对社会主义革命首现于经济落后的俄国作了精辟论述，并号召工业后进的国家认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实价值，仿效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观加以论证，指出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2]381。依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2]378。中国的出路在于应先实行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发展生产力，“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2]382。可见，此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人的行动是受世界观所支配的，一个人哲学理论的高度决定着其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名卓越的设计者和伟大实施者，之所以能带领新中国在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称得上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一）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强调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哲学思想的最突出特点，更是其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主张一切工作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3]313。曾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想正确解决问题就“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4]129。他极力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从武汉出发沿长江而上实地调研，与水利专家一起为三峡工程选择坝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食堂供给和评工记分的情况，得出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结论。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庆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为大庆矿区提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发展方针。正是在这种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他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使他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二）坚持辩证法，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掌握了这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不仅牢牢掌握了这一点，而且还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他不但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对抗性的矛盾中寻求非对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我们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了党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确处理了我国和他国的外交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4]215可见，统一战线不应是“求同非异”，而只能是“求同存异”；如果是“非异”，即去除了斗争性，那么党就可能会失去领导权，甚至被对方吃掉，只有“存异”即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斗争性，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55年，在亚非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异”。之后，“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还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做法，提倡对待事物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分析。在观看昆曲《十五贯》之后，认为在艺术创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鉴国外的长处，还要辩证地吸收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好东西，为我所用。在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对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废文。他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3]467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上，主张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方法，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3]197，我们要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441。（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体来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符合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更应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他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过分拔高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决不能违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3]375。还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要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3]159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他还适时提出对于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深化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3]266。可见，正是以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指导，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办事，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循序渐进地稳步发展。（四）坚持群众观点，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对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脱离了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3]31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但是组织原则，还是工作原则，他认为我们党的智慧来源于人民群众，我们要“善于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3]386。在坚持群众观点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同志学习的号召，并且系统地阐释了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要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4]331。是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思想。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的同时，他还辩证地指出绝不要把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并号召全国青年要向同志学习。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理论武器，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一）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中国风格。自幼熟读经典古籍，深受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留学西欧后，又接触到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化学反应式的融合。中国自古就有“求真”的传统，早在《汉书》中就记载了实事求是的典故，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接触唯物辩证法之后的哲学思想中又增加了“思辨”的因素。“求真”使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躬行实践、从不狂想；“思辨”使他能全面、联系、发展地看问题和做事情，不走极端。这种中西哲学思想的融合使既不是一个狂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求真”和“思辨”一直贯穿在他革命生涯的始终，渗透在他工作的各个方面。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生动形象、富有哲理的中国语言展现出来，并且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例如，把辩证法用“一分为二”“求同存异”等来概括，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用“做实事”“说实话”“收实效”等来表达，把外交哲学策略表述为“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弯弓不发”，等等。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新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飞跃。（二）在实践中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然而，任何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不能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而必须放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纯粹地为了理论而理论、将理论与现实问题割裂，必然使理论失去了现实的基础，最终沦为意识的空话；反之，单纯地为实践而实践，则必然使实践成为盲目、漫无目的地蛮干。一种理论必须从现实出发，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寻求合理的解答，并在实践检验中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国际地位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从而也反过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三）在实践中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所包含的容量，它不可能包含其前提中所未包含的东西，也不可能解决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给定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敢于不断同每一时代对话的批判性理论体系。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坚持奉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之中。他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同时，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的理论建树和工作成就都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它在这个时代依然管用，虽然马克思本人已经逝世，但是其哲学思想仍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政论选（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2]早期文集（下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3]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郑重宣布，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该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写作训练首要的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属性和功能看，它是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就是它所提供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大大小小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意义的方法[2]85。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对大学生论文写作思维的训练、写作水平提升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

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具有合理性，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3]。第一，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所谓写作理念是指写作论文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论文写作不同于散文或记叙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理念不同。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仍然用中学写散文、记叙文的思维方式来写大学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忽略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论文写作以论为主，以说理为目的。论文选题合理、结构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语句顺畅、观点明确等均是写作理念科学性、规范性的题中之意。论文写作还应遵循实践性的理念，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解释和改造，即论文写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揭示问题的本质，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教育教学、实验、生产等）提供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为确立科学的、规范的写作理念提供了一种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学生论文写作既合乎科学规范又合乎实践性。第二，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方法指为达成写作论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行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论文写作实践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在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答客观现实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方式或程序的总和。通常，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到如文献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实践性思维的指导，往往会在论文写作中出现观点堆砌、词不达意、表达冗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脱离实际情况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践，强调的方法论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以大学生的实践为思维切入点，以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论文写作，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剖析文献资料，摒弃教条式、堆砌式、形而上学式的写作方法。第三，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根本指向，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大学生论文写作提出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返回实践检验”多次往复的论文写作路径，既体现论文的理论性水平又体现论文的实践性指向。第四，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强调的是人实践本质的规定性、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是人的自主行为。由于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它能启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激励和鼓舞人们对自己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学生论文写作既需要论文成果评优、评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等外在激励，更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追求，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研究方向、研究热点，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夯实学科基础，提升学术研究涵养。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转变的培养。以往长期的文理分科，导致文科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被搁置一边，缺乏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清晰认知，进而导致论文写作偏向理论搭建，缺少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严密与审慎的逻辑。而理工科的大学生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缺乏人文润泽，论文写作词不达意、文提不符、逻辑思维混乱等问题也很常见。因而，高校亟须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转变，既要提升其人文素质涵养还要培养其科学素养。一是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专业的师资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理论的研究与授课，以促进大学生实践思维范式的转变。二是尽可能多地吸纳不同专业背景的兼职教师，从事论文写作指导，引导学生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论证撰写的过程中，尽量结合自身实践活动，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三是成立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吸纳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参与每一学期的论文写作与研讨。学期末，指导教师按照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选取典型的学生论文习作与学生共同探讨，引导学生在论文写作中注重实践思维导向，尊重客观实际，杜绝形而上式的写作思维。（二）论文写作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指导教师应当重视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大学生主动独立思考，站在实践哲学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立足于论文写作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去总结、去反思，通过必要的实践调查研究获取论文写作必要的素材、材料支撑、数据支撑，并综合运用分析、综合、演绎、归纳、批判、预设、生成等方式，对论文写作计划、过程、成果做一个前瞻性与反思性相结合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是对联系、全面、变化的肯定，是基于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相统一的视角去把握对象世界与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摒弃形而上式的片面与孤立。在论文写作中，大学生运用实践思维理念，形成论文写作计划、框架设计、程序、方法和论证撰写，把握学科热点、学科前沿动态，提高选题能力和水平。大学生还应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在志愿服务、实习、暑期“三下乡”活动中，开拓实践思维，激发写作兴趣和深层的写作智慧，激活思维的创造性。同时，大学生还应与时俱进，关注所学学科、研究方向、学术实时动态，尝试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新措施，拓宽思路，主动思考与主动实践相结合，刻苦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批判的、辩证的、实践的、求真的思维精髓内化为理解相关论文写作的规则、途径。

三、结语

实践思维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它的运用对大学生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淑霞.清华将在2018级学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2020年将覆盖所有本科生[n].新清华,2018-05-25(2).

[2]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的三大转变[j].教学与研究,2007(3):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