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4-04 21:05:35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1

1.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模式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特别是近几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和低利率的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也促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贷者推销住房贷款,与此同时,美国大量居民还可以利用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来获得更多贷款。从2001年至2005年的四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提取了近1万亿美元的“收益”,作为他们日常消费开支。美国的储蓄率为负数,欠债的人多如牛毛,花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2.金融衍生品泛滥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另一重要原因

所谓金融衍生品,指的是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这样一来,不仅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了,而且这种证券既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还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流通。也就把住房抵押贷款问题由局部问题变成全局问题、由地区问题变成全国问题,以致全球问题。

3.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失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首先,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股价惨跌,直接对股市大盘造成冲击。受危机影响,去年7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去年9月,世界最大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寻求政府保护;紧接着,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均遭到重创,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这标志着去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终于将美国拖入自1929年以来罕见的严重金融危机。

其次,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从法国巴黎到德国法兰克福再到日本东京,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动荡不已,总体是持续下跌势头。到去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遭到更大压力、频频出现暴跌。

再次,这场金融危机已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受出口需求减少信贷紧缩等不利因素影响,2008年亚洲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低于2007年的7.5%,而2009年这一数字将大幅降至4.9%。被视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数据表明,2008年第三季度,该组织成员国的经济7年来首次出现0.1%的负增长。预计2008年第四季度为负1.4%,其中美国为负2.8%,欧元区和日本为负1%。据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已全面进入衰退。因此,已有学者将这次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三、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面对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互相携手才能将其带来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正如主席2008年10月24日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1.携手抵御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识

首先,美国于去年9月底,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金融救援行动。10月3日,众议院通过这一方案,布什总统迅速签署了这一方案;

10月12日,欧元区15国领导人在巴黎召开有史以来的首次首脑会议,并通过了一项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计划,德、法和英国等国根据这一计划,随即纷纷出台了各自救市举措;10月之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的措施日渐清晰,一场世纪大救援全面展开,从西方7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汇聚美国华盛顿,11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2008年会召开;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到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以及2008年亚太经济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从主要经济体数次联手降息,到各国相继出台刺激经济、稳定金融市场举措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合作,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应对举措。

其次,11月22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重振经济信心,保持本地区长期增长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主张,提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个招数”。“第一招”,承诺要保持密切协作,采取全面行动应对当前危机。

“第二招”,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

“第三招”,重申“茂物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四招”,认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的成果,支持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主席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世界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内,而不是救助陷入危机的外国经济体和金融机构。

2008年11月5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我国自去年9月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需显著减少,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日益显现的现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公布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和4万亿元投资计划,包括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公布今后两年4万亿元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明确提出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工作要求。

上述这些举措就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欧日股市进入“寒冬”.辽宁日报.2008年11月22日

[2]apec四招应对金融危机.新商报.2008年11月24日

[3]世界经济衰退何时触底.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6日

[4]imp预计明年亚洲经济增长:亚洲4.9%,日本0.2%.新商报.2008年11月26日

[5]杨圣明.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中国社科院研究院

[6]过度创新与金融风暴——初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应对(上).人民日报.2008年11月5日

[7]“透支消费”何时成为危机的渊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8]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哪些警示.光明日报.2008年11月24日

[9]震撼世界金融的60天——全球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纪实.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

[10]总理.坚定信心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在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年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09年1月29日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2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 (s-rd)×η×(1 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 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 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 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 (s s×m×f-rd)×η×(1 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 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 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 m×(rd 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1]田宝良.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1]郁洪良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2]徐倩.中国外资流入的现实危机度分析.金融观察.2006(11)

[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3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 (s-rd)×η×(1 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 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 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 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 (s s×m×f-rd)×η×(1 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 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 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 m×(rd 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4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 (s-rd)×η×(1 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 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 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 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 (s s×m×f-rd)×η×(1 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 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 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 m×(rd 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1]田宝良.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1]郁洪良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2]徐倩.中国外资流入的现实危机度分析.金融观察.2006(11)

[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5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 (s-rd)×η×(1 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 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 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 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 (s s×m×f-rd)×η×(1 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 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 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 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 m×(rd 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公务员之家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文参考文献:

[1]田宝良.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1]郁洪良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2]徐倩.中国外资流入的现实危机度分析.金融观察.2006(11)

[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6

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158年的历史。而全美500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117家面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牵连的企业数量多范围广,资金困难的美国企业为了解决本国金融危机的困难,在中国的有些资金就不得不套现,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的套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陈东琪认为,这种影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还将进一步放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信心层面了。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陈东琪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要做全面的评估。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准备。

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但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着急,要把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一些真实的情况摸清楚再做决定。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陈东琪认为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我们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大的金融活动”,陈东琪强调。

不过,虽然应对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过度紧张,陈东琪指出,此次调整与前三次调整还是不一样。1985、1988、1996年的三次调整都要比这次强烈。“本轮调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率都比前三次要明显的低,所以经济过热的程度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比以前的低”,陈东琪认为,经济向下调整应当说比前几次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现在有三个盈余做支撑。第一是财政盈余,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第二是贸易盈余,我们1-8月的顺差比上半年的顺差虽然是减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盈余,数据表明:七月贸易顺差为253亿,八月为286亿。

“我们全年的顺差可能在2300-2500亿之间”,陈东琪预测。而第三个盈余就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前三次调整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外汇储备”,陈东琪介绍。另外,我们现在的财政储蓄、企业储蓄和国民储蓄,三个储蓄加在一起超过45万亿。我们的储蓄资源还是很充足的。

这些[www_lunwennet_com]决定着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减速,应当是和前三次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调整得好,有可能实现比较温和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两年时间左右,总体来讲,两年时间让经济从原来的12%左右调减到9%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政策操作得当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陈东琪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且能够不影响就业机会。

机遇

“短期来讲是有一定的压力”,陈东琪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调如果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企业也许会有一定的阵痛,特别是那些耗能多、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吸纳多、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来讲是机遇。“把压力转变成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动力,让短期的平衡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做出牺牲,短期经济的降温为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机遇,陈东琪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我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而对油、气、电、水、粮食等方面的价格改革,陈东琪给出三个词:分类、分布、渐进,也就是要讲策略不能一刀切。因为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改革也可以在这段时间进行,比如可以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渐的试验,让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有比较大的自我选择权,确定自己的贷款利率,从而加快他们的竞争能力,”陈东琪说。

汇率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国有产权、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实现。“总之经济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价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在这个阶段,陈东琪认为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7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只要蓄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对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释。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六、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8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滞胀的早期征毙

200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世界上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滞胀的早期迹象。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这一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离滞胀越来越近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经济尚未陷入滞胀,但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虽然2007年欧元区的gdp增长了2.6%,略低于上一年的2.8%,但是全年经济波动较大,第二季度仅增长0.3%,是2005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欧洲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

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虽然经济仍能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分别增长11.4%、8.9%和8.1%,cp1分别上涨4.8%、5.2%和9.4%,均超过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

总的来看,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部分抵消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趋势还不明显,但通货膨胀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态延续,全球通货膨胀进一步向恶性势态发展,目前发展尚好的新兴国家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果真如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涵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滞胀幽灵将在不远的将来显身。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滞胀,当时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叠货膨胀全球扩散

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2001年至2004年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国际粮食价格也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一年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产量降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国家进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种植大量油料作物缩小了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和能源的高度关联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迅速“惨透”到总体物价,加剧通货膨胀,严重威胁对粮食和原材料依赖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韵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

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应对全球经济滞胀的政策选捧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9

调整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培育和扩大国内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尽可能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及农民的收入,最终扩大消费需求,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由居民收入增长来拉动市场销售额增长,进而拉动投资增长及整个经济增长,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一)加大分配改革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是放在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总量,有针对地搞好下岗及失业职工的再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提高这部分人的工资性收入,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在农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农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制约农民消费的障碍。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费

刺激消费的关键在于使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期。目前,传统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条件逐渐转为市场来提供,而有关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健全和完善,人们出于对自身和家庭未来经济安全的担心,不得不约束消费,乃至不计机会成本地扩张储蓄。因此,消费萎缩、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状况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乘数效应的发挥。应当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低收入者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来增加入们的消费倾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收入发展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第二产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这种滞后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第三产业中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潜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国债投资资金时,应该考虑加大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数量,重点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就业。

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社会供给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来看,过剩经济的实质是在产品结构未能适时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情况下产生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错位问题。从长期来看,作用于总量的需求扩张政策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而产品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取决于投资结构。因此,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也要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改善供给,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使得政策调控不仅能够解决短期需求总量不足问题,还要着眼于中长期供给结构的改善。

(一)通过完善产业组织优化供给

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关闭那些规模不经济的落后小企业。对于那些技术条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小企业,在生产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提供无效和低效供给。目前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正是淘汰落后技术和过剩产品的最佳时机,如果单纯扩张总需求则可能使落后技术与产品幸存下来并在经济繁荣时期到来时再度膨胀。因此对于衰退行业和落后产能,应加大淘汰力度。落后产能和衰退行业的自行退出会面临一些障碍,应在财政支持下安排产业调整援助基金,完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基金等。

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总量,有针对地搞好下岗及失业职工的再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提高这部分人的工资性收入,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购买能力: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在农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农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制约农民消费的障碍。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费

刺激消费的关键在于使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良好的预期。目前,传统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条件逐渐转为市场来提供,而有关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健全和完善,人们出于对自身和家庭未来经济安全的担心,不得不约束消费,乃至不计机会成本地扩张储蓄。因此,消费萎缩、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状况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乘数效应的发挥。应当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低收入者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来增加入们的消费倾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收入发展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第二产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这种滞后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第三产业中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潜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国债投资资金时,应该考虑加大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数量,重点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就业。

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社会供给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从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来看,过剩经济的实质是在产品结构未能适时提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情况下产生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错位问题。从长期来看,作用于总量的需求扩张政策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而产品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取决于投资结构。因此,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也要利用金融危机的时机改善供给,提高国内产品竞争力,使得政策调控不仅能够解决短期需求总量不足问题,还要着眼于中长期供给结构的改善。

(一)通过完善产业组织优化供给

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关闭那些规模不经济的落后小企业。对于那些技术条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较低下的小企业,在生产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提供无效和低效供给。目前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正是淘汰落后技术和过剩产品的最佳时机,如果单纯扩张总需求则可能使落后技术与产品幸存下来并在经济繁荣时期到来时再度膨胀。因此对于衰退行业和落后产能,应加大淘汰力度。落后产能和衰退行业的自行退出会面临一些障碍,应在财政支持下安排产业调整援助基金,完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基金等。

2.消除各种垄断,尤其是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往往会引发无效供给与低效供给,形成需求不足性的供求关系失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范围应以市场是否失效为准则。凡是可以由市场解决的,应当由市场来解决,政府不应插手其中。赢利性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达到资源的高效配置,政府主导往往会因体制性问题导致效率低下,创新能力有限,使得经济增长缺乏微观基础。而民间投资则更重视效益,更善于发现和捕捉市场机会,不断开发新产品来创造需求引导需求,因此增加民间投资更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为此必须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减少政府在赢利性项目中的投资比例。

(二)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供给技术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需求的增加:

1.技术创新本身就是新的需求,因为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并因此而刺激需求。

2.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扩大需求。

3.技术创新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扩大需求。

在发达且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赢利性领域的结构调整是市场自发进行的。但在我国市场残缺以及赢利性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且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就需要政府及其财政的参与。政府要在参与基础部门投资的同时积极支持主导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淘汰落后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以此来促进市场导向下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在政策运作上要废弃计划体制下完全无偿、全面介入的方式,改为选择重点主导产业,着眼技术进步,采用财政投融资或贴息担保等方式参与。

三、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大市场监督和监管力度

加强社会信用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培育消费信用法制环境,切实保护诚实守信,进而发展消费信贷,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度。消费者协会、产品质量监督与市场监管机构,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净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依法惩处各种制假售假、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非法行为,消除消费者惧怕假冒伪劣的心理障碍,使人们敢于消费,放心消费,从而间接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晓红.扩大内需:实现“一保一控”经济目标的战略选择[j].改革与发展,2008,6:70-72

[2]刘辉.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政策走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6:51-56

[3]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舒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金融危机应对论文范文篇10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4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