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州长篇小说的题材突围论文-欧洲杯买球平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恩施州业余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体裁佳作叠出。除微型的与短篇的文学作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外，长篇小说（含长篇纪实文学）也时见高山耸立、大河奔泻。一脉清江，在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光里，渐呈惊涛拍岸之态。1991年7月，龚光美再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西南风云变幻斗争场景的《美人赠我金错刀》，被《今古传奇》党建70周年专号头条推出，标志着我州本土作者的长篇小说正式登上文艺期刊的大雅之堂。后来，亦有孙文轩的《边镇》、赵春峰的《天残地缺》等，相继刊发于《今古传奇》。跨入21世纪迄今，更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王月圣）、《中国神兵》（胡飞扬）、《沧海之恋》（龚光美）、《神农溪风云》（王成雄）、《军嫂》（宋福祥）、《荣与辱》（王月圣）、《苍天有眼》（陈步松）、《奇情商海》（陈步松）、《鹞子》（郑家隆）、《墓棚》（碧辉）、《棋侠》（郑江）、《魔土》（杨大忠）、《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周长国）、《紫玉兰》（郑家隆）、《蓝色争妍》（赵文学）等，相继以各种方式与广大读者见面。2009年12月13日，雨燕的长篇小说《这方凉水长青苔》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北京举行了规格较高的学术研讨会。这部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落之历史兴衰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被资深评论家认定为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原创味很浓的”、从“乡土文化”向“文化中国”转变的小说，是“在全国长篇小说现实的创作态势下令人眼前一亮”、“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总之，我们选取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题材后，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究竟是采用传统的历史主义手法还是新历史主义手法或者二者的有机结合？还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里的“菜”与“体”就是题材本身，当然，也包括自身的文学功底和语言习惯等等。恩施州本土作家已有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美人赠我金错刀》、《中国神兵》、《沧海之恋》、《神农溪风云》以及长篇纪实文学《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大体上可归属于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旧历史主义小说。作者始终站在官方“正史”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有爱有恨，或褒或贬，树立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揭示了政治学、社会学早已界定了的历史发展规律。遗憾的是，恩施州迄今为止尚无用非现实主义手法来进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新历史小说）。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眼光和勇气仍然受到一定条条框框的局限，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二．从现实人生中选材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人生，是指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所谓“现在”，即文学作者自已在他所处的时代亲经亲历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直接经验，显然还包括作者对所熟悉的若干社会生活场景深刻独到的感受和体验。就我和我的同辈人而言，我们大体上生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坎坷磨难、起伏曲折以及变革发展同步。数十年现实人生的风风雨雨，感情世界的悲悲喜喜，再加上我们恩施这方老、少、边、山、穷的水土赋予我们独特的风情世界与苦乐年华，客观形成了我们创作取材的基本范畴。当然，用文学表现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积累诚然十分重要，但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仅有个人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少个人经验对于文学题材来说仍然是陈旧的，缺乏新意的，如“”恩怨等）。小说不是总结，不是传记，不能仅仅倾诉个人的苦乐悲欢，展示个人的是非恩怨，还得有机地融入宏观的社会思考，丰厚的人生哲理，特殊人物、特殊故事与特殊场景的普遍意义；还得从宏观的文学现状中找出有别于他人选材的独特性，以免重啃别人“嚼过的馍”而索然无味。小说作者必须以关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人生的眼光，来提升与强化自己直接感受到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必须从直接的与间接的生活感悟中，挖掘出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断面与生活细节，并采用高远的立意、精密的结构、形象化的语言和饱和着“爱与忧患”的感情加以表述。恩施州的业余作者大多是普通百姓，我们广泛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基本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和司空见惯的景所构成。但由于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人、事、景又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一个文学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善于通过冷静的观察与独到的发现，将他熟知的人、事、景加以合理想象，营构成一片错综复杂的“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有泾渭分明的所谓正面反面形象，也有既非大忠大孝之辈、也非大奸大恶之徒的所谓碌碌众生；有酸甜苦辣，也有爱憎生死；有社会嬗变，也有地域风情；有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所谓发展趋势，也有令人难以骤信的荒诞、怪异和偶发事件；有流动的生聚与演变，也有静止的沉寂与轮回……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作为艺术世界的小说，其核心因素也是人。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是小说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无论是纯文学、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作为小说，均是关于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的一片艺术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其创作源头均是现实生活，只不过其表现方式各有千秋。现实主义是在所谓核心价值体系的光照下，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进行描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上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元独尊，并由于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在“典型化”上过分地集中与拔高，使之达到“神化”的境界，已致畸变为“瞒”与“骗”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如“三突出”理论）。80年代中后期，浪漫主义的萌发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使文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首先，现实主义小说得到恢复与深化，其特征是突破“三突出”的罗网而恢复“真正的直面人生”，如伤痕小说（《伤痕》、《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将军吟》等）、反思小说（《灵与肉》、《绿化树》、《天云山传奇》、《冬天里的春天》等）、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河魂》、《秋天的愤怒》等）的大量涌现。一直到《白鹿原》、《废都》等以及后来的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倡廉文学”（《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均可视为现实主义的传承与深化。

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潮水般涌入国门，各种非现实主义小说大量产生，文学作者“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常见的非现实主义小说有：浪漫主义小说（如《黑骏马》、《驼峰上的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孽债》等一类寻根小说、知青小说、乡土小说）；意识流小说（如王蒙的小说《蝴蝶》、《布礼》等）；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人的小说）；新写实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可视为开山之作，其特点：对生存环境的态度是认同、忍耐；从食色角度来展露生存状态，消解人生主题；还原凡人俗事与市民生活的原味。后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推向高潮）；先锋派小说（马原、苏童、洪峰、格非等人的小说，其探索主题为性、宗教仪式、死亡、暴力等）；新历史小说（如前所述）；新女性小说（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徐坤、虹影为代表，主要特点：反抗男性话语霸权、颠覆男权社会铁壁，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或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另类写作（如卫慧、绵绵的“身体写作”，不同于新女性小说在幽闭中呈现女性的隐秘，而是在开放中暴露女性的情欲，使女性在性中变为主动）；网络文学（其特点为普泛性，无功利性，匿名性）等，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正是由于小说创作出现大量创新的手法，对我们“恩施人如何写恩施”的命题提出了近乎严峻而苛酷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冲动，更无法使我们的作品“冲出围城”、“杀开血路”而登上纯文学期刊与高层文学评奖的大雅之堂。正如某评论家所言：“创新就像疯狗一样追赶着我们”，“精英意识正让人日益地走向孤独”。因此，如果我们只知道死死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条条框框写作，就会发现我们的小说总是落后于这个风起云涌、花样翻新的文学时代，更不用说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我以为我们在继续弘扬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应该从诸类非现实主义手法中吸取营养，并巧妙地借他人的方式，挖掘自己所熟知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感受。纵观恩施州以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史，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即所谓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以讴歌正面形象、弘扬社会光明和人生美好的主旋律为主，兼及批判落后的、保守的东西，让小说人物美丑分明、善恶有报，让故事情节通过无数曲折走向光明与理想。作者们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与向善的理念呼之欲出。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方面批判封建家长制与官僚主义沆瀣一气妨害社会文明进步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吴春月这个正面形象的塑造，预示到贫困山区决裂旧传统和治贫治愚的光明前景。《天残地缺》虽然发表于通俗文学期刊，但作品展示的决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而是以凤城为窗口，揭示出历史嬗变时期中小城市一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流氓、赌徒、毒枭、淫棍以及邪教等兴风作浪，大量青春女性被迫沦落到风月场所无力自拔……作者在展示现实人生种种劣根的同时，处处张扬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拳拳之忱。《这方凉水长青苔》让笔触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人生，集中表现一个家族的繁华凋零、功过是非，一类中西合璧、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辉煌与沉沦、回望与关照。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为文化而殉情与殉身的悲剧女性的形象，是一曲文化与人性的悲壮挽歌。篇末，随着锦屏庄园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凸现出一种苦难后的欣慰，让“逝去的生命”在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下焕发出几许诗意与活力。但同样，我以为这几部小说在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前提下，又融入了大量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如《太阳从西边出来》，在表现贫困山村近亲结婚、“自产自销”的无爱性生活的同时，赤裸裸揭示出人的“生殖本能”、“生存本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变态，作者的笔调凄婉而又冷峻；《天残地缺》借助夸张与变形，绘声绘色勾勒出欲望驱使下原色的生活与原色的人，从人物日常生存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这方凉水长青苔》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成功地利用“性”这个人际关系的锁钥，血淋淋地展示出人性的几多无奈、几多凄凉、几多丑恶、几多遗憾。小说中的“性”，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将“性”视为牺牲，来换取对于某种文化的固守，如夏澄荷的几度“献身”；一类是将“性”视为占有与玩弄，如柳广翰之于翠叶，耿长风、赵毛弟之于伍小春，陈三金之于柳蝉儿，赵毛弟之于竹丫；一类是将“性”视为向上爬的阶梯，如杜兴来之于沈岫云、林雨寒、江艳红……，当然也还有一种性是出于爱情，如夏澄荷之于柳子禹、柳蝉儿之于黄承业，柳蝶儿之于牟天顺。《青苔》中部分关于“性”的描写，虽然迥异于林白、陈染们“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的新女性小说，迥异于卫慧、棉棉们“在开放中暴露女性情欲”的所谓“身体写作”，但其大胆逼视“生命力”畸形的泄露，无疑是非现实主义小说将笔触伸进原生态的深层、通过人欲之丑恶来探寻文化病根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以为，恩施作者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选材方面既可以关注重大题材，展开宏大叙事，继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亦可以借助新写实小说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原生态，冷峻、客观地搜索饮食男女们的人间烟火，从为衣食住行而烦恼的小人物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塑造人物方面既可以揭示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可以突出人的自然本能，强调遗传、病变等对人心理的作用力；投入感情方面即可以让小说人物真善美与假恶丑泾渭分明，对比强烈，也可以打破单一思维，建构多向空间，对“碌碌众生”之类小人物采取多角度、多方位的认识与描述；叙述语言方面既可以用强烈的爱憎来评判人事、铺叙情节，淋漓尽致地挥洒自由情感，也可以采用全知视角，强调“零度写作”（让作者完全退出作品），用平淡、冷静、无动于衷的笔法来摹写客观现实。

最后，我诚恳希望我州写作长篇小说的朋友们切实做到：

1．计划写长篇，必须对自己的直接生活与间接知识进行一番系统的爬剔梳理，即“搜尽奇峰打草稿”，全方位构建自己感知中的“第二世界”，像蝶恋花、蜂酿蜜一般去采摘生活并将其“迹化”为一组一组的艺术形象，让有形的山水自然、人物事件“在心灵中流动起来”。

2．计划写长篇，必须来一番伏案苦读，多从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中吸取艺术营养。所读之物除多种手法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政治、法律以及各类相关的自然科学，来一番切切实实的理性思考，从而定准自己落笔的言说基调与风格建构。

3．计划写长篇，必须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学会讲究流畅、新奇、别致、调侃、幽默、简洁、凝重，学会用多种感觉来表现事物细节与人物心理，注重语言的弹性与节奏，注重采用博喻通感、矛盾形容、名词独用、积极修辞等技巧来加大语言的张力与深度。

4．计划写长篇，必须要有进行持久战、攻坚战的从容心态，做好“十年磨一剑”的准备，不要心急火燎，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一曝十寒，不要人云亦云。要在舍弃急利近利的前提下，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背负沉重而又光辉的十字架从荆棘丛中开拓前进。生命不息，锤炼不已！

世界眼光，中国气派，民族意识，百姓情怀，恩施特色，个性风采，乃是我们在今后几年里长篇小说创作突围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