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1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

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2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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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位伟人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性质、前途、命运、道路的把握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表现为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

“翻身不忘，富裕不忘邓小平”。这样两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与怀念；道出了两位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贡献。他们以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见长，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继承了这一事业，并把它成功地推向前进。探索两位伟人相似的轨迹会对我们深入领悟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所启迪。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共识

谈到两位伟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1927年党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八七”会议，邓小平和的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天会议，他们俩之间不可能有单独交往，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对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城市中心论”照搬苏联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领城市，广大农村是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会合”，更便于同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个别结论和共产国际指示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样低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坚持农村中心、抵制城市中心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l0月，“左”倾错误领导者撤销了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并对赞成正确主张的福建书记罗明以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了错误打击。邓小平也因拥护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子”，从而第一次被“打倒”。这应该说是两位思想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的第一次不谋而和。

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国情、阶段性的共识

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他领导的改革中也是抓住中国的国情，从农村开始，解决丁农民的温饱。而今中国的农民脱贫致富，直奔小康，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恰如的观点，中国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可见，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两代伟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都是情有独钟。

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的关系犹如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丰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后，在理论界掀起了关于国情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的改革从农村首开先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真的温饱了。正如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我们的党同样调动了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愈来愈清晰。党的十三大给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定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像对新民主主义定性一样，我们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但却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贵探索。也就是说在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注重了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研究，克服了“左”倾盲动和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思想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定位和“三步走”战略，充分体现了两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阶段性的准确定位。

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性质、前途的共识

中共二大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初步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出现过“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和右的“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命题，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作了科学的理论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公务员之家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的状态。因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认识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性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4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翼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小康社会;大同;理论创新:指导意义

导言

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到8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视好下的“小康社会，会出现一个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上的进化和革命。马克思留给我们一句经典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引马克思在写给荷兰社会创始人之一纽文胡斯的复信中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isi既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让人民过上富裕殷实的小康生活，就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如果听任贫困落后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小康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小康社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化。

(二)“大同”—中国化“小康社会”的原生形态

小康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礼记。礼运》曾谈到“大同”和“小康”，这大概是“小康”在文献中的始见。197

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肾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绿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城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都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在孔子是指夏商周以前的尧舜时代。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孔子根据传说而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小康”是指的夏商周三代，是从禹开始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的时代。“小康”，是出现私有制、有了礼的社会。

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祟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提出了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这应该说是从《礼运》大同、小康、乱世三世说推演出来的。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前后引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厦门网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州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引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川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川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理论在本质上是创新性的、开拓性的。开拓创新自始至终体现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邓小平理论创新，既源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和实践，又源于邓小平同志个人的理论素养和坚定的党性以及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不可缺少的政治素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力的源泉所在，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理论保证。本文试就试邓小平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条件及其表现作一探讨。

一

邓小平理论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邓小平同志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开拓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而不是教条式地和图解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或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敢于这样去做，本身便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也离不开个人具有的很高的政治理论素养。我们认为促使邓小平在理论上创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曲折的斗争历程和丰富的建设实践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邓小平同志从事革命和建设生涯长达近80年，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其奠定了十分丰富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更是获得了十分宝贵治国安邦的经验。概而言之，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精神与非凡的政治生涯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第二、渊博的知识，精深的理论素养，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内在因素。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和处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他在开拓新道路的过程中，“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给他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带来了丰厚的理论底蕴和创新的方法钥匙。

第三，坚定的党性和对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邓小平把毕生的精力都交付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有勇于为共产主义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求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至现在六十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无私无畏、不屈不挠、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荣辱进退，总是以大局为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所以他既能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思想的正确立场，又能大胆地扬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过时或不合时代具体环境的结论，而代之以符合实践需要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结论，体现了伟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

第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世界发展潮流是邓小平产生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时代呼唤并造就伟人的理论创新，社会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给邓小平向理论创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处在中国历史新的转折时期，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新时代，邓小平又能敏锐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使他的理论必然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关键时代使他的理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二

党的十六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而且提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正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在本质上是开拓性的，是创新性的。开拓创新自始至终体现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一)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同党内在各个阶段出现过的“左”或左倾路线作无所畏惧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与科学。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他大力拥护的正确路线，与当时所谓“正统”观念相违背，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并被撤职，政治生涯中严重受挫。但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不折不挠地同“左”倾错误理论作斗争，体现了顽强的斗志和惊人的理论勇气，并为我党恢复和确立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期间，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再一次被“打倒”，但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一直没有停止同极“左”的思潮无情斗争。1975年他复出后，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和措施，强调要“敢字当前，横下一条心”对“”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他号召人们大胆地起来抵制“左”的思想，鼓励人们消除头脑中的“仙”字，要求干部和党员“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他还提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主张抓生产实现四化的思想是对“”理论的“背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惊人的胆略、不屈的斗志和伟大的理论勇气。虽然这导致了他的第三次下台。但“整顿的业绩和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中，党内外有部分受极“左”思潮毒害至深者，攻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用极“左”观念来曲解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一些主张搞资产阶段自由化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进行全面否定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谬论。这两股“黑流”皆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干扰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后者在八十年代末发展到顶峰，使我党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在这种情势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正是由于邓小平有坚定清醒的立场，敢于坚持理论创新，才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了立国之本的保障，才使“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道路蓬勃发展。”

(二)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既敢于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又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十年内乱结束后，如何正确对待同志晚年错误和思想的问题，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何去何从的关键。而当时，党内有些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继续执行“”的极“左”路线，使拨乱反正工作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与恢复受到禁锢。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非凡的理论勇气，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人手进行拨乱反正。一方面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一另方面，他在领导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及时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他一再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坚持“两个凡是”必然亡党亡国。同时，他又科学地指出：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样使我党既冲破了教条主义迷信的束缚，又维护了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科学真理，使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我国从此走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平了思想轨道。公务员之家

(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的最重要、也是突出的表现方面则是他不拘泥于经典，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论断和理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要坚持真理又要发展真理，二者相互促进，皆不可偏废。在邓小平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便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其中，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关系上的理论阐述，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新概括，对“用资”、“允资”方面的理论贡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按照经典作家们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单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现实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特别是70年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遇到了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上义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这一理论。邓小平率领全党勇敢地迎接现实理论的挑战。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等几个重要认识阶段的发展，终于由邓小平在1992年初作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科学结论。这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挠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并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对党的十五大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6

只有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条件，使我们自己融入时展的主流之中，把握和利用历史所提供的机遇，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引导我们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前进，加快自己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和所面临的外在环境条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时代是一个内涵丰富使用广泛的概念，是指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综合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全局性概念，即由某个进步阶级所开辟的历史时期，其中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时代就是这种大的历史时期与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的辨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时代是指哪一个阶级处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决定着该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主要发展方向和历史特征。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所撰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把握时代特征与制定正确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只有在……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时代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1］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质，明确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制定符合时代特点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代观，解决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科学洞察力、判断力和理论思维的方式，正是我们每个人在解决自身的人生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的生存竞争能力，需要学习掌握的基本素质技能和思维方法。毫无疑问，任何个人的发展，必须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明确自身对于社会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对客观环境作出科学准确的分析判断，才能够找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准确定位，发现并抓住机遇，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比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外在的就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的专业设置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进行有效地调整，大学毕业生必须准确地认识并把握这种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就业取向，避免陷于所谓结构性就业不足的困境。

所以，学习掌握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代观，解决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科学洞察力、判断力和理论思维的能力，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理论素养，解决大学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实践哲学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实践哲学［2］的范畴，是邓小平适应时展的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进行的哲学思考的重要理论成果，为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实践哲学思想，尤其要学习作为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具体转化形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对于大学生解决生存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指导价值。

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具体转化形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即：一心一意、扭住不放的思想工作方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思想工作方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工作方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的思想工作方法，走一步回头看一下的思想工作方法。

邓小平实践哲学思想给与我们的启示是，必须要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抵抗各种干扰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全面地分析形势，冷静地处理各种矛盾，准确地把握大局，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决策者的洞察力、判断力不强，思维的方式方法有失科学规范，而没有能够发现机会，也就谈不上抓住时机的问题了。事过境迁，才发现坐失良机，但为时已晚，只能痛苦地欣赏着别人的发展成就。但许多人在解决个人发展问题时，往往是抓住一个方面而不计其余，其结果是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问题或矛盾，反而必然会使问题或矛盾更加复杂化，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三个面向”的思想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必须起点要高，视野要广，视点要远；必须突破狭隘的自我中心意识、本位主义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广阔范围，以及未来的长远利益追求的立场出发，确立战略性的和前瞻性思维方式。我们既要树立务实的实干精神，又要确立科学的风险意识。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没有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有风险而裹足不前，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什么事情都不做，暂时来看似乎不会有风险，其实存在着最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既要敢于冒险，目标坚定胆子大，务实真干，又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只要做工作，只要在努力奋斗，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错误，找到根源，改正错误，尤其不要犯重复性的错误，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3.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要求我们，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在的成分。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把它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忘党亡国”［5］。将“与使俱进”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强调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整体性和动态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指出，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求真务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固有特征并构成其核心内容［6］。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同样是解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人生存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

3.1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不仅需要我们的主观努力要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否则，主观的努力一旦背离了客观的实际，实践上的行为一旦背离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仅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在实践上造成程度不同的危害和损失。

3.2解决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样需要我们突破思想观念上的主观偏见、习惯势力的束缚，在实际工作学习中，注重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养成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作风和大胆创新的理论品格，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3.3要养成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良好工作作风。尊重实践，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深入基层，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增长才干。尊重群众，即遵循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特别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关心群众的疾苦，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的概念是具体的而决不是抽象的。如果不能与本部门、组织团体的员工，不能与所在区域的居民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那么，你就必然会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必然会被群众所抛弃，成为瞎子、聋子，成为孤家寡人，即使你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也必然会使这种愿望成为空中楼阁，在实践上一事无成。

可见，大学生要真正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问题，也必须确立并实施正确的思想路线。

4.结论

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同样需要深入实践，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态度，从邓小平理论的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一理论；在贯彻落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只有用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武装人们的头脑，才能将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引向深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参考文献：

［1］、［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第35页、第143页.

［2］陈占安，“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党的思想路线”，北京马列主义学院编《邓小评理论专题讲座》，第2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的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以自己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的哲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派别”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邓小平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长期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且把马列主义、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台阶式发展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理论”等等，一方面自始至终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体会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基础，重新确立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一贯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违反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确立，并且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中国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经济仍处在崩溃的“边缘”，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比五十年代时还要大，还要明显，周边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迅速崛起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潜在的威胁，人民群众在“”中受到的伤害急需得到疗治和补偿，等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在那里？如何去“求”？邓小平的答案是“摸索”，在摸索中“求是”。他坦率地承认，“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摸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了改革一切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怎么改？邓小平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实验。实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③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选择一定的地区作为试点。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区域作为经济特区。特区实验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内地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④在“事实”中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定、甚至更快，“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⑤但是，邓小平又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的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⑥

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1986年邓小平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阐述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⑦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30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⑧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终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论”，“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突出了“两点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⑨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辩证法强调事物都是不断地发展运动，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质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10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1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综上所述，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历史使命决定邓小平理论不是按章节写的系统的理论专著，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事求是”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经济建设“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到建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进一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为每一个共产党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76页、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8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结论。他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结论的分量不言而喻，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理论信念。因此，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我们的理论创新，指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并用以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既然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坚持、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

总结过去，邓小平理论解决了哪些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它何以能够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载体？

着眼现实，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业已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发展？

展望未来，在竞争更加激烈的21世纪，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党的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就可能会发生偏差。

坚持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

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这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的。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是怎样解决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这还得从党的理论创新说起。

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上个世纪初叶，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即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派林立中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靠什么去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引入实践？除了创新别无它途。思想，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使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生了根，结了果。

说得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之所以说更长，是因为夺取政权，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基本问题。想一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素质状况以及我们长期所处的外部环境，不难看出，要在中国真正解决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更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创新过程。所以，早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这样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的使命的。

这依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的严重错误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已经开始缩短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们却还在被温饱问题所困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对在场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邓小平的话一语道破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真实处境：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迅速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可能会亡党亡国；再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了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主题，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并引发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上没有现成的结论，现实中没有可效仿的成功模式，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新。然而，我们的创新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中国的发展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做根基？其实质是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怎样看待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从一开始就不容回避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大问题。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老祖宗不能丢。丢掉了马列主义、思想，就丢掉了根本，丧失了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否定基本制度，另起炉灶，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就是自我毁灭。苏联和东欧后来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因此，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扬与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统一党的思想，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要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特别是突破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实践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牢牢地把握住这个精髓，党的理论思维才会不断地走向成熟，中国的基本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解释、正确处理。

历史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邓小平理论已经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我们从贫穷带入了小康，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一定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本前提，这是我们的事业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理论创新的主题

今天我们党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这样的主题，既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需要，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和任何先进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科学理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只有不断地吸取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才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里，首先需要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概念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它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即是说，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它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它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的逝世而告终结的，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命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决定的。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过程就不会完结。因此，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样是需要它的创立者及其以后的几代人努力开拓创新的。

在理论创新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理论“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党的十四大在确定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指导方针之后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到了十五大，同志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上升到更新的高度，郑重宣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为什么从十三大起，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论述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都要强调必须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呢？其实质和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因此，有理由认为，同志所说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一致的，它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切实地履行好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确立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即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国内外形势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美国称雄的不和谐现象，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角色，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可以说，多极化的格局目前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一种共同遏制美国称霸的联合力量，这是世界局势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第一，随着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市场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较前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与过去计划体制一统天下和两种体制并行的双轨制的情况有了质的变化。第二，人民的社会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丰衣足食，这一人类与生俱来追求的美好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伟大变革。这种变革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丰衣足食以后追求什么？怎样生活？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的深化，必然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摩擦、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去说明、去解决，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邓小平理论就失去指导意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围绕着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个主题进行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所作的理论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十四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初步构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设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论断，使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四大以后，同志提出了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创新程度，可以和邓小平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点相提并论：一是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四项基本原则就其每一个具体原则而言，正如邓小平所说，并不是新的，都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把它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确立为我们的立国之本，这就是创新。“三个代表”也一样，每一个代表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同志根据时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确定为我们的立党之本，这就是新概括，新成果。一个立国之本，一个立党之本，是党和国家立足与发展的根基。二是可以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相提并论。如果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取得的最新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则从根本上阐明了党的属性和本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一个社会主义问题，一个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对这两大基本问题认识清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趋势和历史进程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特征，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到基本纲领，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生产力理论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提出了“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等新观点。党中央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这些都反映了党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认识上的深化。

——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方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末，针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又制定实施了开发西部战略。这是尽快缩短东西部贫富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设想的回应和创造性的发挥。

90年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旋律。

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党的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同志要郑重地向全党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深入的思考，致力于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指导21世纪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二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使人民过上了小康社会新生活。21世纪，中国共产党还将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21世纪，中国共产党任重道远，使命非凡。她背负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心驰神往的美好理想，担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责任。对此，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估计、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信念。

毫无疑义，在21世纪的征途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法宝。

为什么我们会有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信念？最根本的，是因为21世纪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困难和风险，究其实质，还是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有了信念之后还要提理论创新？因为21世纪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高层次的问题，是比以前更尖锐、更复杂、更突出、更难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尚没有遇到甚至难以预料的。惟有创新，惟有发展，我们才能够应变自如，才能攻克最后的难关。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风云变幻、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高新科学技术手段，将继续保持在世界发展中的优势地位。总体上看，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在以高新技术和综合实力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中，我们还势单力薄，处于下风。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遏制，将愈益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采用分化、西化、思想渗透、粗暴干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们的发展，逼迫我们就范。可以说，在21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始终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国内来自经济生活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经济上，按照既定目标，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人口还要有所增长，翻番的难度势必更大。社会政治生活上，21世纪前半期，中国将进入由小康社会向中等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人民未曾遇到过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对于受几千年封建小生产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小康之后如何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的科学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新的课题。由小康到现代化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将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合理地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告诫全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必须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21世纪的神圣责任。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9

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现时代的深刻体现和典型展示。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具有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为指导，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它的跨世纪的时代价值首先就在于此。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由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僵化观念和体制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性遭受了严重的制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在危机的反省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某种程度的借鉴，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特点；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和基本原则，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不得不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自然，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从根本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

21世纪的时代主题所以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因素：其一，随着世界民主独立力量的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将愈益凸现，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在多极化格局中将赢得更多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其二，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追求发展特别是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将面临着更多的发展课题。其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可回避地必须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难以生存。改革和调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主潮流。人类在改革与调整潮流中将创造更多的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机遇。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世界。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重大战略问题，只能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系统揭示。这些基本规律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由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大贡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重要成果。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精辟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论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来设计21世纪初叶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主义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的。第一，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点出发”。这一论断，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排除各种干扰，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第二，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从9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概括，由此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了进一步科学、准确的揭示，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论断，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第四，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系统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及其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论断，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了，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思路。第五，十五大报告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提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突破，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一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乃至顺利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以上五个主要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坚持和发展，这种发展和升华，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由此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现实问题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归根到底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神圣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不仅是我们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武器，而且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指南。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而要科学地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所以需要改革，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种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精辟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出发，对我国跨世纪改革事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最突出之处是把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作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突破口”。作这样的认识和部署，根本依据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大而又公、纯而又纯，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两个主要方面——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重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新的突破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此种种重要观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是继续推进21世纪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逐步形成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是初级阶段，因而不可能一下子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因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时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业，在社会主义主干上嫁接现代市场经济机制，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仅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关键。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容构成和实现途径，从而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价值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建设实践。首先，邓小平理论指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和自由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必须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作为载体和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邓小平理论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实行富民政策、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等等，这样就把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核心内容的人的发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学说获得了现实的实现和科学的拓展。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是更加走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必须更加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有效途径。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时代内涵，凝聚着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面伟大旗帜，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指引方向的作用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邓小平理论所以具有超越世纪的时代价值，归根到底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的伟大旗帜。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指明了和保证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

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起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亿万人民共同旗帜的深刻社会原因。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表现在改革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实际地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他非常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理论上来指导实践，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邓小平这种坚定而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胜利前进，无疑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理论，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在当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特征。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是我们在21世纪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一切重大战略问题的最重要思想武器。

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并不断坚持的历史。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和运用，是寻求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确道路的先导与保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必须高举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1)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并把这条思想路线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检验、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3)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实际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在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4)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的大氛围中加以考虑，理清世界局势，把握发展机遇。这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是在20世纪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而且是在新世纪的实践中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对当代中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断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新形象的总设计。理论是形象的灵魂，旗帜就是形象。在新世纪征途上，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才能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不衰朽。

注重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设计，首先是执政党形象的设计，党的领导集体形象的设计，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突出体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自强不息的新形象，是邓小平总体设计并全力加以塑造的。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之后，邓小平更加把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提到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严肃的政治高度。他反复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邓小平把党的领导集体的形象的设计郑重地作为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315-316页、301页）有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也就有了根本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就有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正是由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坚定不移贯彻执行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国际社会和全国人民面前卓有成效地树立起改革开放和自强不息的新形象，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屡经考验而愈益坚强，历尽困难而愈益充满信心，有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深刻展示了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同样内在地具有发展的本质和要求：它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又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身。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实践性及其发展本质，决定了它既不会因为它的创始人去世而终止，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更替而枯竭。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之后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本质和时代价值的生动体现。

对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只能以客观存在的条件和事实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运用前人科学理论的精髓和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能动地推动现实实践的发展，从而使前人的科学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创造性地推向前进。离开现实的条件和客观依据，侈谈丰富和发展，那只能是一种臆造，最终阉割科学理论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依据于三个方面的客观条件。

一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格局。以邓小平为榜样，历来注重对国际大势的分析，善于站在国际格局新变化的制高点上把握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他反复强调，只有了解天下大势，才能谋好国内大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党许多关于国际格局新变化的科学分析，以及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相应决策，正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深透地了解天下大势、把握国际格局的结果。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这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这就为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制定我国跨世纪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十五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拓展的实践反复证明，正是由于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旗帜鲜明而又脚踏实地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作出新的深入的阐发，才真正地用邓小平理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卓有成效地贯彻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三是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稳定面临新的情况，以市场经济为启动力量的经济社会转型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愈益凸显，人民群众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极为关注。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和风格，一贯把深入地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构，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抑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直至应对严峻挑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建党思想，都注重从剖析社会问题和矛盾出发，从理清人民群众的情绪出发。由此，更为深层地贯彻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路线，更加主动地顺应了社会变革趋势和人民群众意愿。这可以说是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跨进21世纪并展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的重要保证。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

第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像邓小平一样，十分注重对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新变化、新趋势的研究，并以此来拓展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引导人们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世界的眼光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深入的求实精神。谙熟地把握住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十分注重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中求实、求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把邓小平理论不断推向前进。他深刻指出：“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

第三，全面的大局意识。善于从大局的高度分析形势，认识问题，统一思想，鼓舞民心，这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坚持的重要原则。20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根据邓小平理论和新的社会实际，反复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加快发展”的大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篇10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尽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文化转型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来的文化转型并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决定论就是指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把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决定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也是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难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五四以后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该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根本弱点。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看上去似乎重视文化变革的作用，实则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出路和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曾长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然而，这些文化理论都没有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都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换言之，以往的文化判决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语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这种重视中西文化形式差异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文化形式体用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学中源论”，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文化形式体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共同特点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精神实质出发。

3.“中国化”的困境。所谓“中国化”，就是外来的文化变成中国的，即经过中国人的消化、选择、吸收，使外来的文化具有中国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实质是外来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斗争的、双向选择的过程。通过斗争和选择，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所改变。重新结合的东西，既是外来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当然，“中国化”的本义包含开放性。“中国化”主要不是自己化自己，而是把外来的东西“化”成中国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文化结构的现代演变是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同步迈进的。从走欧美日本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向苏联学习”到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设道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省中觉悟，在觉悟中超脱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来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主旋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实现了这一历史使命。他们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对我国民族文化有较深造诣，并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但由于党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又加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左”的错误开始泛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歪曲、僵化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误区。从50年代末的“”到70年代末“”结束后的徘徊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时代化的问题开始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转型理论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结束后，中国处在痛苦的徘徊期。在历经“全面内乱”的震荡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从此，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前人没有完成的文化大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

1.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他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文化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主张通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全面解决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主张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体用论的框架。

一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首先，他重新肯定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2]，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其次，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4]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影响，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这不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而且也必须从国家体制改革上进行根本解决。

二是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到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使文化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强，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民族性向国际性转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

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走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新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就必然在社会主义共性的基础上形成其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对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性的发展和具体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必然要有所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

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实现的自我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当代“现代化”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了。邓小平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坚持了过去“中国化”运动的成果，而且将其发展到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阶段。

三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备答案。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犯过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照搬其它国家建设经验和发展模式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没有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敏锐地观察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里，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样，邓小平就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确切地说，这种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只是“中国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这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突破和超越。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总之，从文化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是在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它突破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提供了思想指导又进行了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2][4][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212,33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