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文 -欧洲杯买球平台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以经济手段为基本调控手段。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对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依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即财政政策的主体依然是各级政府。因此，对宏观调控的行政干预过多，产生了争相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较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控制为中性。但从“积极干预”转为“影响中性”不能搞“急刹车”，否则无论是经济全局还是财政本身都无法承受这种突然的变化。所以，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最终的目标，但受当前具体情况的约束而不能马上实现。

其次，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阶段性特点和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这是财政政策的“一般”。而“稳健的财政政策”则是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的，是财政政策的“特殊”，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目前要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理论上完全意义的扩张、紧缩或中性，而是为了达到中性，采取相对紧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产生扩张效应的政策，出于一定的政治愿望，我国政府将其定位为“稳健”。因此，“稳健”和“中性”既是一致的又是相互区别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达到中性财政政策之前、“渐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是财政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篇2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增长过快对原材料及交通、煤、电、油、运等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此外由国债投资及其配套贷款所引发的货币贷款增长过猛所形成的通胀压力增大。因此通过国债投资的适度调整，减少对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引导银行相应地减少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等的贷款规模，从而抑制对生产资料及投资品的市场需求，并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抑制通胀提供宽松条件。3、财政转型有利于市场经济完善和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完善市场经济要求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发展经济而不是行政计划方法。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由国家集中发行，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抑制微观经济活力的发挥，偏离市场化改革方向。因此国债适当淡出并减少生产投资，增加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将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合理性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4、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克服“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当前一些领域制定的入市门槛对民间资本来说还是很高，同时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在社会可利用资本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过多的发行国债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而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不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提出2005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三、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通过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优化国债支出方向、适当增加社会公共开支，达到有效地规避财政风险，减少国债资金安排使用中的负面影响，更好地促进财政稳定增长、提高经济建设资金运用效果，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立，最终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

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南水北调、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大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加强国债资金管理，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管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支出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当前需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3、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

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第二，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第三，要改革和完善农业税费制度，停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第四，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

4、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启动民间资本

要坚持“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政策上加以引导扶持，搭建民间资本进入的平台。一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和领域，取消对民间投资竞争性行业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公共领域等。二是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增强执法的透明度，保护公平竞争，努力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和部门垄断，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三是在财政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包括规范和简化税制，防止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歧视，同时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在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同等待遇，对其发展给予资金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5、加大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农业，财政政策必须有所作为。要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收入仍然较低，财政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要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安全阀”。因此要花大力气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首先建立统一的覆盖城镇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覆盖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多渠道筹资模式，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建设，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尽快构建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水平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逐步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做好“两个确保”工作，真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二是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基金的不足。三是在合适的时机，将社保资金由收费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实现社保资金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

参考文献：

[1]《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金人庆，《人民日报》（2004年12月7日）

[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孙其龙，《财政与税务》（2004年第1期）

[3]《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研究》，林跃勤》，《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86期）

[4]《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要性、条件与对策》，安体富，《财政与税务》（2003年第12期）

[5]《财政政策目标重新定位及其改革思路》，夏杰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0期）

[6]《明年财政政策为何舍“中”取“稳”》，阎坤，于树一，《上海证券报》（2004年12月8日）

[7]《从“积极”到“稳健”：财政政策转型》，贾康，《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2月7日）

[8]《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吕炜，《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9]《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看法》，高培勇，《经济参考报》（2004年8月18日）

篇3

[关键词]金融风波;财政政策;税收;预算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35-03

一、财政政策的短期运行状况

1.1998-2004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能够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即在国民经济存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时候,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额以达到供求平衡。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体现了组合政策目标,包括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社会安定、增强人民信心、改善出口竞争力等。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反周期调节,以期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项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继续开拓国外市场和吸引外资,规范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标准,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贴息的办法;清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不合法、不合理基金,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金融危机过后,虽然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很快出现了好转的势头,但危机产生的影响远未消除,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而且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形势不容乐观。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年,中国出口形势依然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居民消费意愿不强、企业效益不高、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2.2005-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2004年12月3～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5年调整财政政策取向,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即“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支出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1] 2006年是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年头,着力点有所侧重,更多的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透视公共财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财政支农的力度加大;二是科技投入资金规模加大,鼓励自主创新;三是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加大。2007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目标是继续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基本定位仍然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但我国经济是否会走向过热是需要注意的问题。2008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2009年至今向积极财政政策转向。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做法是: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这和4万亿元扩大内需投资计划是紧密结合的,投资的比例依次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达45%(1.8万亿元),灾后重建达25%(1万亿元),农村民生建设9.25%(3700亿元),生态环保8.75%(33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7%(2800亿元),产业结构创新4%(1600亿元)和医教文卫1%(400亿元)。[2]二是实行结构性减税,预计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5000亿元左右;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促进消费;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3]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当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时,无论是企业还是私人,由于外部的冲击――资产泡沫的破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偏好――目标从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转移到负债最小化,为了不使技术上已处于破产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显性化,企业和私人都会忙于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借贷不足进而导致信贷紧缩、流动性停滞。此时,货币政策失灵,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应对衰退的不二选择。[4]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促进了就业,拉动了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其二,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民间投资,增加了税收,培育和扩大了消费需求。其三,国债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作用已经明显显露出来,企业技术水平明显上升。同时规范了收费制度,减轻了社会负担,从而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消费的心理预期并增加了社会保障投入,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5]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由过去的高涨期转入低迷期,从宏观的财政政策来看必须作出具体调整。从实施财政政策的具体效果来看,当时我国已处于复苏的“拐点”。经济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增多,经济增长速度上升较快,“保八”前景明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消费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货币信贷快速增加,外汇储备再创新高;工业企稳增长,农业总体形势稳定。随着宏观经济的企稳向好,2009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状况也随之改善,虽在总量上财政收入规模尚未完全恢复,但月度数据已呈良性增长态势。[6]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有效防止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局面的发生。降低中央财政赤字,由2004年的3192亿元减少到2007年的2000亿元,相应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下降到0.8%。其二,鼓励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是积极促进节能减排的落实。2007年中央财政支出23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十大节能工程、中西部城市配套管网建设、“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淘汰落后产能等。二是鼓励自主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200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上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上年的1.44%有所提高。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23.5万元,比上年增加2.1万元。其三,采取积极措施,调整进出口。2006年后积极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工具对出口贸易进行调整。几番调整对2007年的出口贸易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年出口增长下降到25.7%,比2006年下降了近1.48个百分点。仅2008年第三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就给企业增加1500亿元的利润。此次调整兼顾了短期应对危机,长期结构调整、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等诸方面的影响。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的思路

1.重视政策组合拳的运用,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从实施效果来看,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作用巨大。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财政政策调控乏力现象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针对中国国情适当配给政策,诸如货币政策、土地政策等,尤其是要加强土地政策的运用。因为,通观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实现农村城镇化,即实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跨越式发展,不能脱离土地而孤立探讨;另一方面,在城市,房地产市场时而动荡不安,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基于土地的特性,重视土地政策的工具,配以其足够的宏观调控职责,使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2.立足国内实际,创新财政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政府预算、税收、公债等。财政政策的实施应以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为宗旨。经济持续增长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从需求的角度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消费与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投资需求则是一定意义上消费需求的派生,最终要依存于消费需求。没有消费的最终需求,投资需求也将相应萎缩。所以扩大投资可以作为启动经济的手段,但不能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措施。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资源和需求上,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依靠民间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3.稳健型财政是财政政策未来的主要选择。统筹考虑调整经济结构、民生改善、体制改革、科技投入等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着眼“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发展态势,必须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较高的增长速度总是伴随着较高的物价涨幅;而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则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固定资产增长持续高位运行,物价面临较大的上涨压力,继续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投资结构,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保留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有利于保持宏观调控的政策操作空间,更好地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与力度,以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7]

4.稳定财政政策,改善财政运行环境。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使用工具、扶持对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基础上能否维持一个良性的财政运行环境考验着政府的能力和实力。应把握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具体做法是:减少长期建设国债项目资金规模,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自主投资增长能力;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一般预算支出结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健全其他相关税收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支持和促进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和农村扶贫开发等工作的支持,逐步将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科技文化等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

5.强化预警机制,防范政策风险。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和干扰世界经济的罪魁。因此,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一方面,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必须着眼于政策的落实,不能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警惕财政政策的风险性,并科学规避、防范和化解。一是建立政府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全面清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实行政府全口径债务定期报告制度。二是合理控制财政赤字,改革国债规模管理办法,将国债管理由年初确定年度发行规模改为余额管理,并建立完善的政府偿债准备金制度。三是积极化解各种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消化不良资产损失,化解金融财务风险。四是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全方位监控体系。在现行政府部门职能体系框架下,可以考虑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金融运行预警机制和公共风险控制指标体系,以提高政府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主动性和有效性。[8]

参考文献:

[1]金人庆.实行稳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j].决策与信息,2005,(1).

[2]许柳鹏.国际金融危机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j].法商论丛,2009,(6).

[3]宋凯,刘国旺.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n],中国财经报,2009-03-07.

[4]解保华,李彬联.积极财政政策的冷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5]李林红.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的适时转型[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11).

[6]闫坤,张鹏.2009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n].经济参考报,2009-07-30.

篇4

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认真回顾总结党的*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情况，深入查找、聚焦提炼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在谋划、推动和实现财政科学发展方面凝聚了新的共识。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

党的*以来，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了学习态度上自觉，思想认识上坚定，工作实践上一以贯之，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工作，理财思路提升到新境界。几年来，我们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分析财政形势、审视理财观念、提升工作思路。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讲科学、求规范、重创新，兴财政、促发展、为人民”的基本理财思路，唱响了“为民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规范理财、高效理财、廉洁理财”的现财原则，组织开展了建设“服务型、高效型、廉洁型、学习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活动。通过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以人为本意识、统筹发展意识、持续发展意识、改革创新意识。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工作思路，用正确思路推动工作深化，用工作成效检验科学发展，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坚持发展第一要义，财政促进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始终把促进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重要职责，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两项突出任务，不断健全职能、完善机制。先后实施两轮激励性财政体制。充分运用财政担保、贴息等方式，支持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和技术改造，在全国率先安排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资金，妥善解决职工安置和历史遗留问题。完善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奖励制度，加大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力支持自主创新，认真落实有关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政策，推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稳步推进收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脱钩管理，降低非税收入在地方收入中的比重，近期又停收、取消、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1*项。筹措运作资金，大力支持“三年大变样”工作，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培育城市经济增长点，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体制机制创新迈出新步伐。着眼于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从财政体制、预算制度、国库管理、政府采购、财政监督各个方面协调推进财政改革。在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和完善了省以下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制定了异地投资税收分享办法和促进沿海经济隆起带形成的体制优惠政策，进行了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在预算管理方面，创新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资金分配决策机制，完善了发展性财政资金预算项目的筛选、论证和审核机制，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发展性支出三年滚动预算编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了对发展性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的范围。在国库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省级实现了对授权支付资金的网络实时监控，一级预算单位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稳步开展财政专户资金增值运作。在政府采购方面，着力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在财政监督方面，逐步完善财政监督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在全国率先开展向省直部门派驻监督试点，对部分设区市实行了派驻监察员巡回监督改革试点，财政监督效果不断提高。

(四)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改善民生达到新水平。把积极改善民生作为理财管钱的核心理念，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理财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大中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大力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积极解决上学难问题。大力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全覆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扩大到9个设区市，加大对基层卫生体系和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投入，进一步缓解了群众看病难问题。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五保户供养等社会保障标准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努力做好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努力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性收入水平。

(五)坚持突出实践特色，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20*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日益加深，全省经济发展出现增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一方面继续抓好既定预算执行，一方面把落实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内容，积极主动谋求对策，确保全省经济平稳增长。从增加政府投资、落实税费减免、提高居民收入等六个方面，研究制定了26项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措施。配合有关部门，谋划筛选了一大批符合国家政策的投资项目，及时拨付了24.7亿元资金。统筹财政支出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国家配套投资，科学编制2009年预算，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

总结这几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绩，结合这次学习实践活动，我们有六点深刻体会。

(一)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财政发展的行动指南。只有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财政工作的正确思路、推进财政工作的政策措施、领导财政工作的实际能力，才能确保财政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二)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在于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所在。谋划推动财政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只有这样，财政发展才能不断推上新境界。

(三)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财政工作必须始终追求的价值取向。财政的钱是人民的钱，财政的“权”也是人民的“权”。必须坚持为民理财、民主理财的原则，把财政资金花出效益、花在刀刃上、花在增进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上，让省委省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这是财政发展的根基所在。

(四)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培养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财政发展必须立足今天，放眼未来；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只有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充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财政管理经验，深刻把握公共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财政发展才能在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轨道上阔步前进。

(五)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又好又快发展这条主线。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目标是又好又快发展。财政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必须把服务发展、推动发展、支持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推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六)谋划推进财政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这个关键。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勇于创新，永不停滞。财政工作今天的成就源于改革创新，明天的发展有赖于改革创新。坚持不懈地深化财政改革，是我省财政工作的好传统、好经验，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扬，这是财政事业的活力所在、希望所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尽管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又有了新的提高，但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本质来衡量，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和不足。通过反复调研、分析、聚焦、提炼，我们认为，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领会还不够系统和深刻。尽管我们坚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理财能力的重要渠道，坚持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改造主观世界，但是在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科学内涵、根本要求的领会、理解上还不够系统和深刻。特别是在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与我省省情的具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把科学发展观的普遍真理与财政工作的特殊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把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与破解财政问题的有效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等一些方面还有差距，有时思路还不十分清晰、措施还不够有力，与省委、省政府要求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距离。

(二)保障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还不够完善。这些年来，我们始终重视财政体制对于保障科学发展的根本性、长远性、稳定性作用，在全国分税制体制尚未根本调整的前提下，对我省省以下财政体制按照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要求，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国家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限制，我省财政体制仍然不够完善，与科学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一是财政“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依然存在。财政一方面仍然承担着一些本应由市场和社会负责的支出，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保障还不够有力，影响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界定还不够明晰，支出责任与财力状况不十分匹配。尽管我省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试点工作已经启动，但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仍然是粗线条的，各级政府间支出责任科学合理划分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三是转移支付还不够科学、规范。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体结构的影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般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仍然较低，专项转移支付过于散和碎，影响了资金分配的公平度、合理性。四是省级财政调控能力相对较弱。2003年实施激励性财政体制以来，省级财力快速下移，省级财政多返还市县财力114亿元。这样的调整，虽然激励了市县发展，但省级财政调控能力明显下降，目前我省省级可支配财力占全省比重为17.6%，在全国排倒数第五位。省级财力比重与承担的支出责任明显不相匹配，特别是当前形势下，中央着眼于扩大内需的投资政策，要求中西部地区项目配套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使我省省级难以拿出更多资金安排与中央配套，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面临很大压力。五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如何继续推进相对规范的分税制与统收统支加激励相结合的财政体制，如何落实省对产粮大县的财政直管等问题，需要不断加大探索和实践力度。

(三)促进科学发展的财政管理机制仍存有弊端。这些年来，我们始终重视财政管理的效益导向，在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整合财政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由于受体制惯性和利益阻力的影响，改革还不到位。一是集中财力办大事机制还不完善。目前只在一般预算资金整合方面有了比较明显进展，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等资金整合尚未取得实质进展，财政资金层层分割、使用分散问题仍然存在。二是预算项目库建设尚需进一步完善，项目论证、遴选、确定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滚动预算实施范围还比较小，绩效评价还不深入，效果还不显著。四是财政监督机制还不完善。财政资金使用中的挤占挪用、挥霍浪费现象仍然存在，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体现科学发展成果的民心工程有待进一步加大投入。这些年来，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大了对农业、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领域的投入，财政支出取向和结构向民心工程倾斜。但是由于受财力制约、受财政分配固化利益格局的影响，一些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好。比如，农业义务教育基础设施还较落后，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节能减排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但也为加大财政投入提出了迫切要求。

(五)实现科学发展的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改进。这些年来，我们把机关建设、队伍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作为保障财政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下大气力抓在手上，使全省财政系统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在行风评比、机关效能评比中得到省委、省政府肯定。但是仍存有差距，主要是：有些干部主动创新意识不强，仍然靠惯性思维工作；有些干部全局观念不强，缺乏从经济发展全局谋划财政工作的意识；有些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不强，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还不高；有些干部思想不够解放、视野不够开阔，与财政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继续抓出成效。

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原因。

从客观上看，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解决得不彻底、不到位是客观条件所限。这些年来，我省财政改革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为全国财政改革探索出了很多好做法、好经验，但受全国财政改革总体进程和其他方面配套改革的制约，不可能走的过快、超越过多，只能适度超前、稳步推进，改革到位还有一个过程。

从主观上看，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不强，还没有完全摆布好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的关系，平时忙具体业务工作多，政治理论学习时间少，政治理论功底还不够扎实。二是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不强，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作用的认识不深刻，还不能自觉从科学发展观高度去认识和把握财政工作。三是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特别是与财政发展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与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要求相比，与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相比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财政改革的推进、财政难题的破解。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和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巩固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始终坚持以深化财政改革为主旋律，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不断健全财政职能、完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财政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作用。

(一)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继续扩大实施促进经济增长极发展的激励性体制，制定出台对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以外每市一个开发区、工业园区或产业聚集区的财政体制优惠政策，促进全省经济多极增长、竞相发展。深化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调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结构，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分级负担比例，进一步提高省级专项转移支付调控效果。逐步对产粮大县实行省财政直接管理体制，认真组织好第一批改革试点，保证体制平稳过渡，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全面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基层财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水平。

(二)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引导企业增加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落实好国家提高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落实好对重点企业支撑项目、新建扩建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关键行业和重点产业加快发展。落实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启动扩大内需。落实好收费和基金减免政策，确保国家和省公布的取消、停征、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政策落到实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三)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落实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筹措资金，配合有关部门谋划筛选对接项目，拓展财政筹资渠道。认真落实有关减免税费政策。加强国债资金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效益。二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自主创新支持力度，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电、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开展自主研发，运用政府采购手段促进新产品、节能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着力支持节能减排，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支持节能减排政策体系。支持做大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善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落实财政补助政策，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依法破产衔接以及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后续工作。三是全面落实惠农政策。落实好扶持粮食、生猪、奶业、食用油料生产发展的财政奖励政策。深入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推进农村公益工程建设。增加财政投入，确保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支出60%以上用于农村，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四是支持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统筹使用财政性资金，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城市棚户区和旧城区居民住房改造。发挥财政补贴和贴息作用，加快农村危房改造，推进农村“新民居”示范工程建设。五是支持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职业教育投入新机制，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大中专学生资助政策。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支持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基层政法经费保障标准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继续保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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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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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 (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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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农村税费问题的讨论中，理论界存在多种看法，其中很多学者认为，目前的财税体系是造成农民税费负担的关键。中央利用分税制一方面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到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所控制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各省、地、市、县、乡之间的财政安排倾向也基本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日常开支无法从上级政府获取，但正是这些财政收入得不到确保的基层政府，却承担着绝大多数中央政策的实施任务。各级政府在责、权、利方面的不对称，必然使得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地扩大收入来源，最终导致农民税费负担加重。

该论点指出了中国目前财税体系上的一个致命弱点，但财税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任何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成本都是可以观测的，那么财税体系上的矛盾将很容易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去克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管制执行的成本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那么，就无法建立制度化和透明化的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体系。正是由于上述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实施的诸如粮食收购、计划生育、各种升级达标活动等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必然会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当然，目前我国财税体制的显著缺陷，客观上进一步为基层政府大肆收取税费直接提供了条件和借口。

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对于财政体制改革与农村税费负担的研究，始终将财税体制的缺陷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没有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根源。各级政府在责、权、利上的不对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自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已经存在），为什么中央政府至今都没有、或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呢？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五级政府行政设置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就越沉重。根据世界银行在2002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县乡两级政府承担的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负责所有的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而通常社会保障和救济通常由中央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则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分税制改革以来，从中央财政支出的结构上看，不难发现中央虽然集中了一半的税收收入，却没有完全负担起弥补国有企业亏损和社会保障的任务（类似东欧国家那样）。中央的开支中，只有两项是占据了大头，一是资本建设性支出；二是清偿国债。这种只改财政收入划分，却不改财政支出责任的做法，在农村税改中再次重演。中央为什么在94年要强化财政收入的控制呢？中央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收入，而却始终没有承担各种社会服务性的支出，同时极力维持其在资本建设性支出的地位，其原因何在？

实际上，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财政收入分成和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实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财税体制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内生于中央政府的潜在政策动机。我们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假说：中央政府为了维系管制政策，从而有意识地设计了目前这种扭曲的财政体制，以强化其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从而可以有效地贯彻管制目标。这既包括中央政府直接的财政投入（到一些特殊的投资项目中去），又包括中央利用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权力（税收返还），控制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中央在财政制度的安排上是一种维系政府干预能力（从支出角度）和激励地方积极性（从收入角度）上的权衡。事实上，无论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前还是之后，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的分配规则上，都始终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激励原则，即对于那些财政收入和收入上缴均处于较高水平、或者增长较快的省份，其一直均具有更大的收入留成、或者税收返还。这从直觉上，无疑可能源于中央为了刺激地方政府提升财政收入。

从实施上级政府各种管制政策的角度来理解财税体制的内生性，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分税制作为一种划分收入，而不界定支出的改革，仅仅意味着中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利用执行管制政策之机，人为提高政策实施成本，扩大预算外收入（税费摊派）。

中央要保持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导致了目前财政体制的缺陷。越落后的地方，干预就越多。不妨通过某些统计证据来说明财税体制的特征和政府管制之间的联系。我们曾经系统地测量了中国28个省1978－1999年政府总体管制强度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越落后的省份，管制强度就越高；80年代，几乎所有的省份的管制强度都处于下降趋势，而90年代，许多中西部省份的管制强度不降反升。注意，管制强度从下降转为上升是从92年前后开始的。这是否说明，当中央再度准备加强干预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就在所难免了呢？

与此同时，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相对于各省收入水平的严重累退性，其中"收入返还"一项尤为明显。但是在地方的财政收入中，中央所能够控制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同样具有收入的累退性。即，尽管转移支付在地区之间是及其不平衡的，而且完全向发达地区倾斜，但是越是落后的地区就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换言之，各省的管制政策强度与其财政对中央的依赖度正向相关。因此，我们不妨推测，财政收入上越是制肘于中央的省份，在具体行为举措上也就要越听命于中央。一个例子是甘肃，随着其管制强度的上升，其经济发展日益落后，而到1999年，其省级财政收入中已经有80％来自中央的拨付。从宏观数据上讲，90年代落后省份的财政收支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储蓄－投资缺口没有缩减，即落后省份是资本输入地区，发达省份反之。那么，是什么资本流入了落后地区呢？从直觉上讲，这显然不是私人资本直接投资的结果。原因要么是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要么是中央的资金投入。

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情况也能够佐证上述观点：虽然每次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地方间财政关系进行变更。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变税制和中央-地方财政安排，后者必须接受，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因此，如果中央不放弃既有管制措施，只是扩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转移支付，可能最终会进一步加大落后省份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度，结果是地方经济自主性下降，管制在基层被不断强化（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一起到来的是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最终反而促使农民负担和收入差距恶化。有学者建议从根本上调整税收征收和转移支付的地区结构。比如在增值税分成比例上，向贫困地区倾斜。但按照我们的分析，这种做法依旧只是治标不治本，且在很大程度上会负向激励地方政府。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地方财政收入中中央所控制的比例越高，经济干预就越严重。1978-84年间，中央在总体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持续提高，但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却在下降。因为，在80年代中央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信贷配给、价格控制、指令计划等）干预经济，从而未见得一定要加强控制财政收入。另外，在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中，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到地方，或者先返还给地方，并以此来影响、控制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央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所准备贯彻的政策的特性（政策的实施本身是否便于直接控制）。随着中央直属企业影响的下降，地方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和其实际经济干预程度才逐渐联系在一起。

二　 财税体制改革的出路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政府管制是造成农民负担及其累退性的主要原因，而财税体制的诸多是伴生的。寻求税费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将无疑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为此，需要我们关注一下许多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存在中国的农民负担之类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如何划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财政联邦主义"以通过政府间契约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为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备合约问题。按照美国的宪法规定，除了宪法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外，其它所有的权力均归州政府。即剩余权力（residual claim）均归地方。这样就比较明确地划定了中央/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从而抑制了其干预地方经济的可能。

相比之下，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虽然每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通过契约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但中央政府并不真正受到这些契约和协议的约束，而是根据财政形势的需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变更。例如在1980年和1985年中央政府两次对财政体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力图增加所谓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又开始酝酿对税制进行新的改革以实现"两个比重"的提高，并最终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94年的财政改革为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地方政府可以在某些条款或具体的转移支付项目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但由于中国中央集权的体制特征，在是否接受新税制以及在整个财政体制的安排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多少谈判能力。因此，一旦中央政府决定要改变税制和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地方政府必须接受，后者最多只能在边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即，中央政府始终不愿意放弃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权及其所需要的财政能力。

2．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用手投票）。

基层税费征管权必须下放，这是由中国复杂的国情所决定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在中央和地方分税法制化的前提下，必须给予地方自行设立部分税收体制和税收内容的权利，实现税收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统一。地方财税体系的建立和设计协调方面必须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另一方面，每个地区究竟应当收多少税，怎样收，均应由当地居民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决定，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在目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颁布的条件下，对"村提留"资金的改革，既不应该将其"并税"，也不应该由中央政府决定其是否应该保留或取消，更不应该硬性规定其收取的比例。我们要充分相信，只要允许实行彻底的村民自治，广大村民有能力、至少会在村民自治过程中逐步积累管理村社区事务的能力，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建设、村公共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应由村民民主解决。

3．地区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用脚投票）

财政联邦化并不足以阻止政府干预，因为地方政府同样可以走上中央政府的老路。而即使有了地方选举的民主体制，也未见得就一定能够产生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所以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地区竞争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要使得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和财政体制改革真正满足这三个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上述所有改革的前提却是中央政府首先要放松管制。否则，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将无从谈起。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言，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一起到来的，将是更多的政策性负担，而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强力的中央政府干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扭曲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使得各地方经济的民主自治和自由竞争成为空谈。当然，放松管制本身必须与其它制度改革相配套，而其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合极为关键。例如，倘若要重新规范中央、省、县、乡四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则至少要做三方面的工作：（1）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实现中央和地方分税法制化；（2）基层税费征管权必须下放，税费的内容和征收方式均应由当地居民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决定，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3）实现税收征管权和收入权的统一。显然，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结论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松以至彻底解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财政体制改革只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一个配套措施和附带结果。但"放松管制"也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上级政府多数的管制措施没有解除、甚至有所强化的情况下，由国家层层下达的一系列政策、任务或指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都是硬性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地方政府必须面临减轻农民负担和完成上级政府管制的两难处境，或者说上级政府的管制实施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之间本身就存在不相容。在目前行政体制所提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往往选择首先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管制，毕竟，减轻农民负担还必须配合以官僚机构的改革和人员的裁减，势必触及地方官员的利益，并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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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政策理论简介

公共政策学，又被称为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学，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兴起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领域，是当代西方行政学和政治学的一次“革命”。①政策科学以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及评估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行政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行为影响社会公共问题解决进程的过程中，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是关乎政策目标达成的关键环节。公共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过程的起点，本身也是社会公共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受到广泛的社会察觉，并且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在现实与利益预期之间存在较强烈的冲突性，受到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的高度关注，认为其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并存在政府采取政策行动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主观性的因素，也有客观性的因素，需要对其进行清晰的梳理和界定。通常来讲进行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有多角度分析、类别分析、边界分析和假设分析等。公共问题通过政策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标对象。公共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跟踪以及评估等环节的主要依据，是公共政策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而具体制定的目标参数体系，并且围绕政策目标的达成而产生一系列具体政策行动。因此，对公共政策目标的分析也是进行政策分析和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践与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财政支农政策实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79年至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支农实践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是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确立了农户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微观主体地位。 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消除耕地减少、森林过伐和人口膨胀这三大隐患。 198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一要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二要充分认识农业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三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一是取消执行了三十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规定仅对粮棉等少数产品采取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二是提出要从产业结构调整、人才流动、放活金 融 政 策 等 十 个 方 面 活 跃 农 村 经 济。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样以一号文形式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确立了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性地位，明确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二）1993年一2003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强化阶段

该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中央政府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简称《农业法》)，为财政支农投入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4年，我国开始分税制改革，此后财政收入开始持续大幅度增长，财政支农投入也随之逐年上升。分税制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分税制实施后连续6年税收年增1000亿元，2000年开始，年增收入跃上了2000亿元的新台阶，税收规模也不断增长，1989年我国税收2500多亿元，1999年突破万亿元，2003年 突 破 了 两 万 亿 元，2006年 达 到3.5万亿元，2008年达到了5.4万亿元；②二是通过将60%的税收收入和主要税权集中到中央的方式，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加强了中央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保障和力度。1998年至2000年期间，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和气象、粮库基本建设的支出达到1,236亿元，其中60%以上的资金是国债资金。 2000年开始，为支持我国在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国家财政每年增加400多亿元③用于弥补农村基层组织运转经费缺口，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三）2004年至今：我国财政支农实践的崭新阶段

2004年1月，中央在时隔20年以后再次以一号文形式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促进粮食增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提出“城乡统筹发展”、“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确立了新时期财政支农的重要指导思想。 2005年，我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三个高于”的具体要求:一是用于农村建设的预算内建设资金和国债比重要高于上年;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三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投入规模要高于上年。 2007年，我国政府了《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要在农业生产中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物质条件和现代产业体系。财政支农投入中重点安排了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财政扶贫开发投入等专项资金，此外还专门安排了农村低保支出30亿元，用来支持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标志着农民低保问题正式纳入中央决策的议事议程。 2008年，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要求，提出了要以多种形式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围绕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工作，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都相应加大了对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农村社保体系的建设投入力度，使得土地对农民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号文件为《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措施，抓住机遇，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和农民收入徘徊，要确保农业稳步发展和农村安定。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从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改善农村民生、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协调城乡改革五个方面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公共资源向农村配置，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增强农业、农村活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13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也是建国62年以来，首次就水利改革发展工作做了系统部署。强调要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严格水资源管理，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三、美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践与发展

（一）美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到本世纪初，美国财政支农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美国建国到南北战争期间，该阶段的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主要方式是对本国农业给予关税保护，向农民出售公有地以及投资建设交通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这个阶段的财政支农政策实施效果是为今后开展大规模、区域化的农业种植创造了条件。第二个阶段是1865年至1929年爆发世界性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受前阶段财政支农政策影响，美国农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轨道。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将该阶段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调整为增加供给、促进生产以及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及推广，该阶段的政策效果是促使美国农业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2002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大爆发的重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农产品开始出现了过剩现象，而且日益严重。为此美国政府再次调整了该时期内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开始重视扩大农产品出口和加强对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此举一定程度增强了美国农业的竞争力，并缓和了危机的冲击。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至今，该阶段的美国财政支农政策主要是在wto农业规则条件限制下，将之前财政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调整为wto框架下的农业“绿箱政策”，变相增加了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规模，加强了政府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力度。

（二）美国财政支农政策 的主要 内容[2][3]

美国最主要的财政支农政策内容一个是价格支持制度，另一个是收入支持制度。美国现行的价格支持有:一是农产品贷款。农民可以用特定农产品做抵押，从政府投资的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无追索权贷款，此举对解决剩余农产品的销售问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政府采购。主要用来控制牛奶市场的供应量，支持奶制品的市场价格。三是税率配额与关税制度。其中税率配额主要用于烟草、花生、牛肉、糖、奶制品、棉花及其部分制品，关税和税率配额使本国农产品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四是出口补贴。目前，美国政府提供出口补贴的范围仅为奶制品和禽类的出口。美国现行的收入支持有:一是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即政府根据单产和种植面积数值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收入支持，补贴的农产品对象主要是大米、小麦、饲料粮食、油籽、花生和陆地棉。二是流通环节的反周期补贴。该补贴是政府在农产品市场价低于目标价时，为农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收入支持。补贴对象范围是陆地棉、小麦、油籽和花生、饲料粮食和大米。三是灾害救助补贴。发生自然灾害或者经济形势不景气时，农业生产者可以从政府财政获得损失补偿。四是奶制品市场损失补贴。即政府在奶制品月度价格低于国家确定价格的时候，为其生产者提供月度收入补贴。五是农民收入和农作物补贴保险。即政府财政为农民保险提供补贴补助，当农民收入水平或农作物单产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时候，农民可以得到补偿。六是贷款缺额补贴和交易援助贷款。该两项补贴允许农民在市场利率利息低于贷款时的原定利率利息时，选择按低于原定利率利息水平偿还借款，或选择数量相等的财政补贴。

四、中美财政支农政策的比较

（一）对政策问题界定和政策目标的比较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美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自始至终都是紧紧围绕农业发展问题而展开，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农民收入补贴都是以促进农业发展为目的，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间接目标。而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民的医保、低保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普遍不在财政支农政策内容范围之内。而国内财政支农政策的政策问题是“三农”问题，既有与美国财政支 农 政 策 共 同 的 政 策 问 题———农 业 问题，也有我国特有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政策目标也与“三农”问题相对应而定位于促进农业发达、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

（二）对政策问题产生机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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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政策设计；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效应

我国的财政政策在支撑经济增长方面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进行一番全面审视的话，也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特别注意三个问题：政策的力度、目标、效应。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财政政策设计未能与国情很好的结合，致使财政政策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财政政策力度难衡量

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两个手段来实现经济稳定的，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可量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就存在一个力度大小的问题。政策力度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政策力度大小只有同经济不稳定程度相适应，才能取得较好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同发达国家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

在发达国家，政策力度衡量很简单，如果政府支出越多一般就可理解政策力度越大，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支出，但不能说政府增加支出就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按罗斯托的观点：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公共品需求非常大。由此决定了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虑， 需要提供大量公共品，如道路、教育、环境卫生、法律秩序等。社会对公共品的巨大需求会导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包括绝对支出和相对支出，而这些与经济稳定无关的财政支出增加，不能视作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非常大，这会导致政府支出年年增加，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政府支出的增加全部视作稳定经济的需要， 并理解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否则就会影响对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为了准确衡量政策力度，我们一定要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计划增加的支出和为了经济稳定而相机抉择增加的支出分开来，不能单纯根据政府支出的多少来衡量政策力度的大小。同样，我们也不能单纯根据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来衡量政策力度大小。

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收入就会下降，运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就只能采用债务融资，所以自1997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年年增加，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根据发债规模来判断政策力度大小。稳定经济实行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国债发行，但发债增加并非完全为了稳定经济，如前所述，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也会增加国债发行。另外为了满足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需要，以及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对无风险资产的需要，也要大量发行国债。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根据发债规模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力度大小。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衡量我国财政政策力度呢？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财政政策设计时，对政府预算帐户采取分类核算，以便将稳定经济的支出和发债与其它的支出和发债区别开来。具体做法就是将政府帐户分为三类———经常帐户、投资帐户和稳定帐户。经常帐户包括经常性支出（包括国债利息支出）和除政府借债之外的经常性收入，它表明了政府在日常业务方面的责任，遵循个人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即收支相等原则。投资帐户表明政府的非经常性支出，主要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公共品投资支出，这种支出可通过发债来满足，其债务偿还和公共品运营及维护成本归属于经常性成本。稳定帐户表明政府纯粹为履行稳定经济职能而设立，无论是经济处于衰退还是通胀状态，在稳定帐户中政府根据经济不稳定状态，分别机动的选择预算平衡、盈余或赤字。如此当经济不稳定时，人们很容易根据稳定帐户中支出的变化，清楚的看出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因为这些支出完全是为了对抗经济不稳定，支出的多少自然也就反映了政策力度大小。不仅如此，政府预算分为三大帐户还可明确政府的三种不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看出稳定帐户中任何预算状态，无论是平衡与否都无所谓好坏，不必因采取财政政策出现赤字而担心，因为实际上经济稳定和预算平衡两者不可能同时达到。

二、财政政策目标欠合理

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这种稳定状态常用四个经济目标来描述，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可用社会总目标———自由、公正、安定和富裕的实现来说明。由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经济目标的实现，并且在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经济目标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但政府在设计政策目标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目标的从属性和工具性。例如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充分就业，则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经济持续增长，而政策目标如果设计为经济增长，则仅在短期可较快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经济增长，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考虑，可以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在1998至2004的连续七年中，gdp增长分别为7. 8%，　7. 1%，8. 8%，7. 3%，8. 0%，9. 3%，9. 2%，有效的将gdp增长保持在7%以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并未向安定、公正的目标趋进，如社会治安形式严峻、收入分配悬殊、因贫困、疾病、失业而自杀的人数激增，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总目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调整。

政府在设计经济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更能促进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在设计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考虑人口众多、社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现实状况，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根据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经济目标中最重要的和对社会总目标影响最大的是充分就业。

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虽说经济稳定是用四个目标来描述的，但真正决定经济稳定的只有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个目标，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目标才是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条件下，具体是用财政政策刺激就业，用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而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并非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前者是一个独立的目标，后者是一个中间目标，政策不能通过调整独立目标和中间目标来实现经济稳定。即使就增长和就业这两个目标而言，就业也比经济增长重要，就业率提高会使经济向潜在产出（也就是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相反，产出增加不一定带来就业相应的增加，在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损耗，效果并非“奥肯定理”所言，这也可从我国就业产出和就业的关系变化中得到证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为0. 308，而到2000年该指标却下降到0. 139，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仅就目前失业和经济增长两者反映的问题看，前者也远大于后者。在1998至2004的七年中，我国失业率分别为6. 0%，7 .0%，8. 0%，9. 5%，11%，11. 3%，11. 5%，失业率逐年上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不稳定状态，而经济增长只要保持在5%以上已属较高，远不足为优。

从社会总目标来看，就业率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公平目标的实现，而依赖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仅在短期有利于代表财富的gdp的增加，长期并非如此。因此，在我国目前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情况下，政府在设计经济稳定目标时，无论是从社会总目标还是从经济稳定目标自身考虑，都要特别重视就业率这个经济稳定目标，如此，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三、财政政策效应不稳定

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否达到要依政策效应而定，而我们在评价政策效应时要从两方面进行。从静态的角度看：分析每次政策实施是否达到目标值；从动态角度看：分析如果政策停止实施后目标值能否连续保持，如果能就说明政策效应具有了持续性，这时政策的直接目的才算真正达到，应该说财政政策的效应体现在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难点也在于此。那么，自1997年起实施的财政政策效应究竟如何呢？从静态看，政策是产生了效应的，表现在每年政策的实施都带来了7%以上的增长。但从动态看，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表现在：随着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需求的增加相当部分是政府投资在其中唱了主角，而要维持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性投资需求长期启而不动。消费需求不足可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得到证明，据统计：在1997至2003年间，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分别为31 .8%，33 .8%，80%，　79 .7%，　83%，86 .3%，85 .3%.生产性投资可从同期反映贷款不能转化为投资的银行存贷比的变动中得到证明，据统计：　1997至2003年间银行存贷比分别为90 .9%，90 .4%，86. 2%，80. 3%，78. 2%，76. 8%，76. 2%.显然这些数据清楚的说明了政府投资在总需求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若停止实施，总需求减少将难以避免，增长将难以持续，这说明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又使政策实施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经济的长期稳定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内在机制，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另一方面，在政府支出占了总需求相当部分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又对财政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

那么为何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财政政策设计时经济目标选择不合理。经济目标的不同选择，可带来政策的不同效应，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为经济增长，那么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品的投资支出，就可直接增加总需求以增加gdp，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简单直接，但效应的持续性差，因为增加的产出中相当部分来自政府的非生产性投资增加，由此引起的未来产出增加有限。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在充分就业，那么政策手段就应通过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增加劳动需求和劳动的有效供给，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复杂间接，但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好。

实际上经济的稳定源于要素市场的稳定，也就是厂商投资和就业的稳定。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和增加支出，在要素市场上刺激厂商投资，如此从静态分析：投资增加带动就业增加，由此在商品市场上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从供给看，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增加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从需求看，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产出增加，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可极大的减少周期性失业，使经济向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特别是提高就业率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从而不仅有利于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保证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而且也有利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极大的增强政策效应。从动态看，投资增加不仅有利于短期总需求增加，而且还有利于长期总供给增加，从而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同时政府也应通过增加支出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这主要是提供免费的培训和就业信息，使技能和岗位相适应，减少结构性失业。

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政策只有在刺激厂商投资提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经济才能稳定，政策效应才会持续，政策也才可鸣金收兵。也只有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才能持续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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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现行乡镇财政会计核算制度在保障我县乡镇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反映乡镇财政收支全貌、规范乡镇预算债务管理、增强财政资金监管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乡镇财政财务会计核算工作正朝着更加科学、规范、精细、完整方向迈进。在工作实践中，笔者发现现行乡镇财政会计核算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1、乡镇财政总会计核算职能上有缺位。目前乡镇财政所设有总预算会计、企事业财务专管员、农村财务专管员、惠民补贴一折通专管员、非税收入及票据专管员、经费会计及出纳等业务岗位，而其中乡镇财政总预算会计应有的调控、核算职能却有所弱化，现行乡镇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制度还没有全面反映乡镇财政管理的财政性资金收支状况，诸如乡镇惠农补贴类、民生救助类、村级三项资金类、涉农涉企专项建设补助类、乡镇融资债务类等项目平台资金，执行着单项会计制度和核算办法，多数采用县直接支付和直接报账单独结算模式，未全额纳入乡镇总预算会计账套统一核算，发挥不了总预算会计资金总关口、总核算、总监督的职能作用，不利于完善财政所内部监督机制，不利于确保财政项目资金运行安全。

2、乡镇财政会计基础工作待规范。会计基础工作的好坏，决定了会计核算、反映和监督职能的质量和效率。过去推行的“乡镇财政总预算会计基础工作达标”创建工作，有力促进了乡镇政府当家理财业务的规范，同时提高了乡镇财政财务工作者应有的地位。在当前乡镇财政管理的资金规模逐年加大、项目逐年增多、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要求逐步提高的形势下，我们的会计基础工作尚有以下欠缺：一是财政预决算核算统计口径不统一。目前个别乡镇对预算外收入核算口径把握不清，出现了预算外收支业务放在镇会计站（或会计核算中心）账套中核算反映；总预算会计将财政支出中预算内支出与预算外支出核算“两账合一”，不能直观反映乡镇财政预算内和政府预算外支出的实际情况，导致乡镇总会计在编制预决算报表时取数随意性较大、选用核算科目的选项权较大，年终容易出现人为调节预算外支出或挂账，导致预算支出不实情况的发生。二是账簿设置不健全，有账账不符、账实不符、账表不符现象。部分乡(文秘站:)镇总预算会计账簿及辅助台账设置不健全。有的不设预算指标账或以表代账；有的即使建立了指标账,但平时记载不及时,年终突出补记；有的不设财政周转金总账和明细账，以表代账；有的对往来款项明细核算不清，往来单位个人名称或资金性质记载不明。年终报送财政决算报表经上级主管部门调整有关数据后，对调整事项未及时作会计处理，容易出现账账不符、账实不符、账表不符问题。三是预算收入记账核算不及时。由于国税、地税行政区域管理体制与乡镇政府区域管理体制不一致，导致税务部门不能够按月及时地向各乡镇财政所提供月度税收入库报表纸质资料，加之各乡镇每月未入库税收有调增调减事项，需经县财政部门认定后才予确认，致使乡镇总预算会计不能在账套中及时核算每月税收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往往只有在每年度终了时，县镇财政结算才一次性记账核算。

3、 往来资金长期不清，资金占用过大。笔者经调查发现，乡镇总预算会计账套和原财政周转金账套中，财政性债权债务发生时间久远、累计余额较大。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以上的事项较多，累计余额也较大。由于乡镇领导重视程度不一，长期挂账往来的有效性较差，有些往来已根本不存在，有些因会计人员业务核算错误，应将收支核算业务记入往来科目核算，有的确实成了无法清收的呆账、死账，也容易给单位不法人员产生经济舞弊行为提供可能。

4、财政报表信息失真。在乡镇财政审计中常见到的一种不良现象，就是财政收支数据“掺水分”。乡镇政府迫于上级财税收入指标考核需要，想方设法“做税”或“引税”，从而虚增收入；另一方面，乡镇财政受收入来源少、支出保障压力大、基建投入多、债务负担过重、增收节支管理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年终出现财政赤字多，但为了谋求面子上的收支平衡，只好采取虚减支出、赤字挂列“暂付款”或部分“暂存款”转为收入，任意调整往来科目。最终导致财政决算报表数据不真实，给决策者带来决策上的失误。

5、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难到位。目前乡镇政府财政性资金收入基本纳入了总预算会计账户归口管理，收入缴存入镇财政所预算专户；但所有的支出拨款未实行集中支付制度，仍通过镇财政所预算专户再转拨至镇会计站（或会计核算中心）专户，再由镇会计站账户支付结算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者用款单位，从而不利于乡镇总预算会计加强对用款单位各项收入和支出资金的适时监控。

二、加强乡镇财政会计核算的主要对策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受财税政策体制方面制约因素，二是多数乡镇分管领导和财政财务人员主观能动性不足，会计人员有意或无意的产生核算错误。针对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完善乡镇总预算会计核算制度。乡镇总预算会计核算制度应当适应新时期乡镇财政预算管理和债务管理的要求，适应国家强农惠农补贴政策核算要求，适应财政项目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加强乡镇财政财务内控体系的建设，严格财务收支与镇村债权债务审核与管理，完善拨款支出的审批流程，严格财政专户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结算制度，充分发挥乡镇总预算会计职能作用，有效控制各项财政财务资金的收支，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完整。

二是增强乡镇分管领导的财经法纪意识。单位领导必须牢固树立财经法纪观念，深入学习财政、税收、财务等重要法律法规，提高财经政策理论水平，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增强依法理财、管财和治财的自觉性，坚决杜绝违法违纪行为，支持会计人员坚持会计原则，履行会计职责。

三是加强对财政财务会计人员的业务教育与培训。近年来，乡镇财政所充实了部分年轻干部，由于部分会计人员良莠不齐，他们参加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少，还 没有具备独立承担会计核算工作的素质能力。要使这些同志尽快能够适应和满足财政会计核算工作岗位的需要，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整合现有财政会计队伍资源，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财政会计人员开展业务检查辅导活动，增强财政会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财政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