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恩施范文篇1

一、大山区兴起沼气热

恩施州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辖六县二市，耕地面积379万亩，农业人口306万人。近年来，他们大力推进以农村沼气为中心的生态家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州已累计建设沼气池30万口，占适宜地区农户的42%，高于全国10.6%的平均水平，呈现出热潮趋势。

氛围浓。走进恩施农村，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沼气热，农民朋友谈起沼气池无不津津乐道，喜笑颜开。“一口沼气池，解放农家女；一盏沼气灯，照亮新农村；一台沼气淋浴器，洗掉农村旧习气”是恩施州农村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也是该州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州政府负责人的介绍中了解到，这里主要在三个方面形成了氛围。领导高度重视。州、县（市）两级成立了以州、县长挂帅，财政、计划、农业、扶贫、农行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生态家园建设领导小组，将沼气池建设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2003年以来，州政府连续三年把沼气池建设纳入向社会承诺的10件实事之一；组织机构健全。根据工作需要，原创：恩施州政府将原州农村能源办公室升格为副处级的生态能源局，配备8名工作人员。各县、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宣传发动到位。州农业局与州电视台常年联办《对话—沼气》节目，请专家座谈、典型户现身说法。今年8月，人民日报社等9大中央新闻媒体齐聚恩施采访，宣传推介恩施以沼气池为龙头的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成效和经验。

投入大。恩施把各级项目资金与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有机整合，形成了“政府引导投入、项目捆绑投入、群众自愿投入”的推动机制。一是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2000年以来，恩施争取农业部沼气池建设项目资金6000多万元。二是加大资金捆绑使用力度。从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民族地区建设等渠道进行资金捆绑、集中投入。2003年以来，全州共捆绑资金7000多万元用于沼气池及其配套建设。三是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行贷款。今年已落实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650万元，2000万美元世行贷款项目列入2006年利用外资计划。四是动员社会结对帮扶。全州500多个州县（市）直单位、5000多名干部与农户结成对子，挤出资金帮助农户建沼气池。

质量高。恩施从四个方面确保建池质量。首先是加强技术攻关。安排专项经费，集中精干力量，对恩施州不同地区建池技术进行科研攻关，重点解决高山地区沼气池因温度低导致产气率低的技术问题。大力推广新技术，重点加强了沼气池新池型（旋流布料式、强回流式）、预制件建池、脚踏式沼液冲便器的示范和推广。狠抓分级培训，实行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目前全州已有农业部颁发施工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2744人，确保了建池的技术力量。其次是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州县乡村四级服务体系，特别是在村里设立服务网点，每个网点培养3-4个当地农民作为技术员，设置了维修专号电话，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使用沼气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效益好。恩施沼气建设已显示出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生态效益分析，沼气建设使农村人畜粪便等被闲置废弃的农业资源得到综合利用，长期以柴草为燃料的生活习惯得到根本改变，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利用和保护。2000年以来，全州森林覆盖率由64%提高到67%，森林活立木总蓄积达4500万立方米，“鄂西林海”的美誉得到恢复。从经济效益分析，按每口沼气池年产气300立方米，每立方米按单价1.2元计算，直接经济效益达到1亿元左右，每口沼气池沼液沼渣综合利用节约化肥、农药费用一年按100元计算，可节约生产费用2900万元，农民人平增收38元。

二、圣火点亮农村文明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沼气池的综合效益，恩施首创“五改三建”模式（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建家、建园、建池）。“建成沼气户、走上水泥路、饮用自来水、筑起防渗渠、生产有机肥、吃上有机菜”，群众称赞沼气为圣火，农业部肯定为对生态家园内涵极大丰富的“恩施模式”。

把沼气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恩施的沼气工程就是具体举措和好路子。他们把沼气建设与文明新村建设相结合，通过推广“五改三建”生态家园模式，全州700多个村初步建成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始县野韭池村，原来是一个脏乱村、贫困村，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40元，60%的村民饮水困难。2002年，该村以沼气建设为突破口，推广“五改三建”模式，小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沼气入户率达到90.3%，家家用上自来水，户户通上硬化路，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70元。恩施的实践告诉我们，沼气综合配套建设既能促进生产发展，使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又能美化村容村貌，使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

把沼气建设与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现阶段的农业结构调整，不是解决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的问题，而是解决农产品在市场上实现较高价值，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其战略性主要体现为紧跟市场消费需求，生产优质、安全、高效农产品，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恩施州把沼气建设与开发特色产业结合起来，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牲猪、茶叶、魔芋、药材、蔬菜等特色产业获得长足发展。目前全州年牲猪饲养量达到300多万头，比2000年增长20%；富硒茶4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富硒茶基地；魔芋总面积30万亩，是全国四大魔芋主产区之一；药材80多万亩，号称“华中药库”；薇菜等特色山野菜基地60万亩；38个品种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恩施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沼气是提升产业发展档次的加速器，是整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连接器，只有把沼气建设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紧密结合，发挥最大效益，才能使沼气具备旺盛的生命力。

把沼气建设与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结合起来。沼气是可再生清洁能源，既可替代秸杆、薪柴等生物能源，又可替代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1个沼气池每年可替代0.8吨标准煤、50方薪柴。恩施充分发挥沼气的生态功能，把沼气开发作为生态示范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积极引导农户用沼气烧水做饭，用沼肥替代化肥，农村长期以化肥为肥料、以薪柴为燃料的传统生产生活习惯逐步转变，既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生态环境。通过发展沼气，近三年恩施农民节约农资开支2900万元，森林覆盖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恩施的实践告诉我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沼气建设及其综合利用为切入点，构筑农业生态产业链，催生“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模式，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把沼气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就是要让广大农村享受现代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成果，让全国数亿农民安居乐业，在农村也能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恩施把沼气建设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结合起来，全州通电率达到100%，通路率80%，40万贫困人口饮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如今的恩施，没有污水横流、泥泞满地，不见烟熏火燎、灰尘遍撒，取而代之的，是树荫夹道的公路网、清洁明亮的卫生间、灵便实用的沼气煲、和谐美观的家院，一部分老百姓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恩施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以沼气建设为切入点，象重视城市能源建设一样重视农村沼气建设，象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样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经济更繁荣，促进城乡经济良性互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

三、做好小池子这篇大文章

恩施的实践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和谐，造福人民群众为目标，加大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力度，全面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到2010年，全市沼气池总数达到30万个，占适宜户的30%；“三改”配套户达到24万户，配套率达到80%；一半以上的村庄建成生态家园文明新村。

1．要把农村沼气工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抓好资金投入。沼气产业是一项投入较大的产业，必须千方百计拓宽投资渠道，驱动“财政、项目、部门、银信”四个轮子一起转，逐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财政投入为先导。最基本的要求，各级沼气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也是考核地方党委政府重不重视沼气建设的重要指标。项目投入为主体。在一定时期内，项目投入仍是沼气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紧紧抓住国家重视支持沼气事业发展的有利机遇，优化项目，加强汇报，积极联系，勤跑多动，在争取国债项目上舍得花精力、下功夫，力争每年都有国债项目落户我市。部门投入为助力。发动机关干部和有关部门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沼气建设，特别是农村能源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年都要挤出一定专项资金，集中起来，捆绑使用。信贷投入为后盾。引导信贷部门加大小额贷款投放额度，重点扶持一批积极性高、资金不足的农户建设沼气池。

2．要把农村沼气工程作为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抓好综合利用。沼气是农业深度开发的一根重要纽带，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沼气建设的效益，必须坚持“三个结合”，突出“三个效应”。一是坚持与结构调整相结合，突出经济效益。大力推广“猪牛羊 沼气 果蔬渔”等一些高效生态农业模式，使结构调整与沼气建设相互整合、相互配套、相互补充，通过沼气建设巩固结构调整的成果，进而又带动沼气建设，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坚持与退耕还林相结合，突出生态效益。解决好广大农村封山不封林的现实矛盾，确保退耕还林退得下、不反弹，就必须加强退耕还林地区的沼气建设。各地特别是山区县要集中力量，在连片造林区域加快沼气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促进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三是坚持与文明村镇建设结合起来，突出社会效益。在发展沼气的同时，要大力推行“一池多改”、“一气多用”，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综合进行房屋改造及道路、田间、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村能留住农民、吸引市民。

恩施范文篇2

关键词:体育舞蹈;恩施土家族;文化融合;拉丁舞

1前言

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密切，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渗透到每个角落，同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后面临着的发展问题，比如就恩施州体育舞蹈与恩施土家文化交流融合后会有怎样的机遇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有时怎样促进两者发展。体育舞蹈应该如何与地区民族文化结合推陈出新以拉丁舞来表达土家文化的特有体育舞蹈，彰显了土家文化风采，同时怎样促进体育舞蹈在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扩大了体育舞蹈的传播途径，会对体育舞蹈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取长补短为该民族文化输入新的文化元素，使土家文化更具朝气、创造力和生命力。同时对恩施地区思想开放也有一定助力作用。加深世界文化与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进恩施土家地域体育舞蹈文化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好为恩施地区所用，为艺术家们供给许多的舞蹈艺术创作灵感和空间。

2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州土家文化元素的作用

2．1提升恩施土家族自豪感。恩施体育舞蹈者长久处于仿学阶段，不管是舞步还是衣饰，就连原始体育舞蹈启蒙阶段的音乐也全是外洋体育舞蹈音乐曲目，在体育舞蹈国际赛场能引发运动员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体育舞蹈中融入恩施土家元素后，在归纳体育舞蹈时具有土家族特色装饰、采用表现本民族卓越劳动智慧结晶的图腾，在颜色的选择上可选用带有土家族代表性的女儿红等。如在表演舞或行列舞的比赛中还可以增添恩施土家族情节的故事《哭嫁》作为编创的依据。在配乐的选择上，可融入恩施古典音乐，民乐等恩施土家著名音乐作品。比如《龙船调》的音乐能帮助体育舞蹈运动员展现出婉转的土家女儿的柔情。这样的试用与变动必定会在赛场上激励出拉丁舞运动员民族自豪感，也增长了拉丁舞运动员获胜的信念。2．2提高舞蹈动作编排的创新性。当前国内还未设立体育舞蹈编导专业，能突显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育舞蹈作品甚少。恩施土家族元素的融入增加了拉丁舞动作创新、套路编排上的可选择点。如恩施土家传统哭嫁、土家族摆手舞及吸取土家文化精髓的传统哭嫁。在队列舞的队形编排上，可以加入恩施传统“摆手舞”图形的队形，土家女儿红、土家族额西南卡普等。在符合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赛程法例的根础上融入土家特色文化符号上融入土家民歌龙船调，在舞蹈动作上加入土家舞蹈摆手舞，在服饰上采用土家女儿装等显性土家元素，并且用体育舞蹈的形式演绎出土家文化的隐性底蕴。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13级体育舞蹈专选班就把土家文化中显性的土家音乐民歌《龙船调》作为体育舞蹈改编音乐，具有土家特色的西南卡普服饰作为演出服，把土家舞蹈甩筷舞动作融入拉丁牛仔舞动作中使两种舞蹈动作穿插结合，而成功创编成的以土家民俗命名的《哭嫁》，这是一支带有土家特色文化的民族韵味体育舞蹈，从而提高了体育舞蹈动作编排的创新性。2．3促进恩施土家文化的传播及交流互动。艺术的发展承载着许多人的劳动与智慧，恩施土家族文化呈现了土家族数千年文明的积淀。当以拉丁舞形式演绎能承载文化内涵的时候，土家元素的融入就开始显现出民族风貌。体育舞蹈可以作为恩施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不管是从动作编排、舞台背景、人物衣饰、妆容、音乐、道具等都体现出浓浓的土家情节。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土家文化元素，在恩施州生根发芽，文化视野wenhuashiye显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加强世界文化与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进恩施土家地区体育舞蹈文明经济产业的迅速发展，更好为该地域所用，为艺术家们供给很多的舞蹈艺术创作灵感和空间。恩施州体育舞蹈的起步需根于土家族肥沃的土壤，接上地气，让体育舞蹈中的拉丁舞担负起传承和推陈出新恩施土家族悠远历史文明的重任，使体育舞蹈文化与恩施土家文化在当今大环境下更加密切交流，友好互动。

3土家文化元素融入拉丁舞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3．1对土家文化内涵理解不透彻。“土家文化”所代表的不光是物质的元素，更多是土家儿女精神世界的寄托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这样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在土家文化元素的运用上不能局限于音乐、服饰、礼仪这样显而易见的有形的“土家文化元素”，而没带上潜在，隐藏的“土家原始气质”。3．2盲目融入土家文化元素。融入土家元素，应在深刻理解土家文化的内涵、拉丁舞的特点以及拉丁舞比赛规则基础上，按照不同的需求融入土家元素。土家族传统音乐、民族音乐，民族民间舞蹈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有的特色且差别很大。盲从使用土家文化元素会对跳舞蹈本身产生对抗性，且每个舞蹈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体育舞蹈无论与任何一种舞种相融，总能以体育舞蹈的元素、舞步、举动作为载体，在融入历程中，必须认真考虑体育舞蹈的特色性，体育舞蹈比赛规则，驾驭好融入土家文化的“度”，切勿疏忽体育舞蹈本身的特点。

4建议

4．1体育舞蹈与恩施民族元素和谐的结合。根据不同项目需求，可在体育舞蹈音乐、舞蹈动作、衣饰妆容、礼节、道具、舞蹈作品名称中融入土家文化元素，其办法方式复杂多变。在音乐中融入恩施土民族元素的方式为:变动音乐节奏、舞蹈形式。在动作编排中融入民族元素的方式为:选定具有土家特色的音乐，如《龙船调》和《女儿会》混入后根据音乐编排动作;先编排带有土家特色的舞蹈动作，再增添契合舞蹈动作编排的音乐。在衣饰妆容中融入土家元素的方式:西方款型、面料、搭配具有土家特色的颜料、图腾;土家民族特色服饰款式、样纹搭配突显体育舞蹈风格特点的颜色;运用土家民族妆容及发饰。4．2找寻拉丁舞与恩施州土家族甩筷舞两种舞蹈的融合。我们在编排中运用恩施土家民歌《龙船调》和《女儿会》为混合的音乐片段命名为《哭嫁》这部体育舞蹈优秀作品中有拉丁舞与恩施土家族的甩筷舞相融合，采用上肢动作以甩筷为原型，下肢动作以体育舞蹈中的牛仔的踢腿基本步为原型的形式使整个舞蹈动作和谐美感相统一，这就是体育舞蹈与恩施土家文化和谐融合的成功案例，是以两个风格不同的舞蹈动作之间相通性与结合的协调性来达到两种文化的融合后的发展。4．3政府部门应赋予政策帮助，增加投资，完善教学训练设施条件。土家族文化元素与体育舞蹈的和谐融合，彰显了土家文化风采，同时怎样促进体育舞蹈在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发展。对恩施思想开放也有一定助力作用。加深世界文化与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进恩施土家地域体育舞蹈文化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好为恩施土家族地域所用，政府部门应在政策上给予帮助，且对现今的办学机构予以适当的资金支持，完善教学场地设施，美化教学环境。奖励办学优秀的办学组织机构，在物质与精神上给予支持和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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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娟．浅谈我国民族舞蹈与体育舞蹈文化［j］．民族体育时空，2011．09，29－31页．

［3］武培．文化视野下的体育舞蹈礼仪文化探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3，第三卷第29期189－190页．

［4］于丹．体育舞蹈礼仪文化综述［j］．学术展台，第292期第325页．

［5］董坤．浅谈全球视角下中西文化的差异及融合［n］．茂名学院学报，2009．4第2期第19卷第19－21页．

恩施范文篇3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总之，我们选取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题材后，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究竟是采用传统的历史主义手法还是新历史主义手法或者二者的有机结合？还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里的“菜”与“体”就是题材本身，当然，也包括自身的文学功底和语言习惯等等。恩施州本土作家已有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美人赠我金错刀》、《中国神兵》、《沧海之恋》、《神农溪风云》以及长篇纪实文学《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大体上可归属于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旧历史主义小说。作者始终站在官方“正史”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有爱有恨，或褒或贬，树立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揭示了政治学、社会学早已界定了的历史发展规律。遗憾的是，恩施州迄今为止尚无用非现实主义手法来进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新历史小说）。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眼光和勇气仍然受到一定条条框框的局限，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二．从现实人生中选材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人生，是指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所谓“现在”，即文学作者自已在他所处的时代亲经亲历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直接经验，显然还包括作者对所熟悉的若干社会生活场景深刻独到的感受和体验。就我和我的同辈人而言，我们大体上生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坎坷磨难、起伏曲折以及变革发展同步。数十年现实人生的风风雨雨，感情世界的悲悲喜喜，再加上我们恩施这方老、少、边、山、穷的水土赋予我们独特的风情世界与苦乐年华，客观形成了我们创作取材的基本范畴。当然，用文学表现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积累诚然十分重要，但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仅有个人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少个人经验对于文学题材来说仍然是陈旧的，缺乏新意的，如“”恩怨等）。小说不是总结，不是传记，不能仅仅倾诉个人的苦乐悲欢，展示个人的是非恩怨，还得有机地融入宏观的社会思考，丰厚的人生哲理，特殊人物、特殊故事与特殊场景的普遍意义；还得从宏观的文学现状中找出有别于他人选材的独特性，以免重啃别人“嚼过的馍”而索然无味。小说作者必须以关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人生的眼光，来提升与强化自己直接感受到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必须从直接的与间接的生活感悟中，挖掘出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断面与生活细节，并采用高远的立意、精密的结构、形象化的语言和饱和着“爱与忧患”的感情加以表述。恩施州的业余作者大多是普通百姓，我们广泛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基本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和司空见惯的景所构成。但由于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人、事、景又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一个文学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善于通过冷静的观察与独到的发现，将他熟知的人、事、景加以合理想象，营构成一片错综复杂的“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有泾渭分明的所谓正面反面形象，也有既非大忠大孝之辈、也非大奸大恶之徒的所谓碌碌众生；有酸甜苦辣，也有爱憎生死；有社会嬗变，也有地域风情；有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所谓发展趋势，也有令人难以骤信的荒诞、怪异和偶发事件；有流动的生聚与演变，也有静止的沉寂与轮回……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作为艺术世界的小说，其核心因素也是人。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是小说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无论是纯文学、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作为小说，均是关于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的一片艺术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其创作源头均是现实生活，只不过其表现方式各有千秋。现实主义是在所谓核心价值体系的光照下，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进行描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上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元独尊，并由于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在“典型化”上过分地集中与拔高，使之达到“神化”的境界，已致畸变为“瞒”与“骗”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如“三突出”理论）。80年代中后期，浪漫主义的萌发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使文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首先，现实主义小说得到恢复与深化，其特征是突破“三突出”的罗网而恢复“真正的直面人生”，如伤痕小说（《伤痕》、《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将军吟》等）、反思小说（《灵与肉》、《绿化树》、《天云山传奇》、《冬天里的春天》等）、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河魂》、《秋天的愤怒》等）的大量涌现。一直到《白鹿原》、《废都》等以及后来的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倡廉文学”（《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均可视为现实主义的传承与深化。

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潮水般涌入国门，各种非现实主义小说大量产生，文学作者“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常见的非现实主义小说有：浪漫主义小说（如《黑骏马》、《驼峰上的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孽债》等一类寻根小说、知青小说、乡土小说）；意识流小说（如王蒙的小说《蝴蝶》、《布礼》等）；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人的小说）；新写实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可视为开山之作，其特点：对生存环境的态度是认同、忍耐；从食色角度来展露生存状态，消解人生主题；还原凡人俗事与市民生活的原味。后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推向高潮）；先锋派小说（马原、苏童、洪峰、格非等人的小说，其探索主题为性、宗教仪式、死亡、暴力等）；新历史小说（如前所述）；新女性小说（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徐坤、虹影为代表，主要特点：反抗男性话语霸权、颠覆男权社会铁壁，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或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另类写作（如卫慧、绵绵的“身体写作”，不同于新女性小说在幽闭中呈现女性的隐秘，而是在开放中暴露女性的情欲，使女性在性中变为主动）；网络文学（其特点为普泛性，无功利性，匿名性）等，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正是由于小说创作出现大量创新的手法，对我们“恩施人如何写恩施”的命题提出了近乎严峻而苛酷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冲动，更无法使我们的作品“冲出围城”、“杀开血路”而登上纯文学期刊与高层文学评奖的大雅之堂。正如某评论家所言：“创新就像疯狗一样追赶着我们”，“精英意识正让人日益地走向孤独”。因此，如果我们只知道死死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条条框框写作，就会发现我们的小说总是落后于这个风起云涌、花样翻新的文学时代，更不用说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我以为我们在继续弘扬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应该从诸类非现实主义手法中吸取营养，并巧妙地借他人的方式，挖掘自己所熟知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感受。纵观恩施州以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史，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即所谓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以讴歌正面形象、弘扬社会光明和人生美好的主旋律为主，兼及批判落后的、保守的东西，让小说人物美丑分明、善恶有报，让故事情节通过无数曲折走向光明与理想。作者们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与向善的理念呼之欲出。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方面批判封建家长制与官僚主义沆瀣一气妨害社会文明进步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吴春月这个正面形象的塑造，预示到贫困山区决裂旧传统和治贫治愚的光明前景。《天残地缺》虽然发表于通俗文学期刊，但作品展示的决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而是以凤城为窗口，揭示出历史嬗变时期中小城市一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流氓、赌徒、毒枭、淫棍以及邪教等兴风作浪，大量青春女性被迫沦落到风月场所无力自拔……作者在展示现实人生种种劣根的同时，处处张扬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拳拳之忱。《这方凉水长青苔》让笔触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人生，集中表现一个家族的繁华凋零、功过是非，一类中西合璧、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辉煌与沉沦、回望与关照。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为文化而殉情与殉身的悲剧女性的形象，是一曲文化与人性的悲壮挽歌。篇末，随着锦屏庄园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凸现出一种苦难后的欣慰，让“逝去的生命”在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下焕发出几许诗意与活力。但同样，我以为这几部小说在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前提下，又融入了大量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如《太阳从西边出来》，在表现贫困山村近亲结婚、“自产自销”的无爱性生活的同时，赤裸裸揭示出人的“生殖本能”、“生存本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变态，作者的笔调凄婉而又冷峻；《天残地缺》借助夸张与变形，绘声绘色勾勒出欲望驱使下原色的生活与原色的人，从人物日常生存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这方凉水长青苔》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成功地利用“性”这个人际关系的锁钥，血淋淋地展示出人性的几多无奈、几多凄凉、几多丑恶、几多遗憾。小说中的“性”，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将“性”视为牺牲，来换取对于某种文化的固守，如夏澄荷的几度“献身”；一类是将“性”视为占有与玩弄，如柳广翰之于翠叶，耿长风、赵毛弟之于伍小春，陈三金之于柳蝉儿，赵毛弟之于竹丫；一类是将“性”视为向上爬的阶梯，如杜兴来之于沈岫云、林雨寒、江艳红……，当然也还有一种性是出于爱情，如夏澄荷之于柳子禹、柳蝉儿之于黄承业，柳蝶儿之于牟天顺。《青苔》中部分关于“性”的描写，虽然迥异于林白、陈染们“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的新女性小说，迥异于卫慧、棉棉们“在开放中暴露女性情欲”的所谓“身体写作”，但其大胆逼视“生命力”畸形的泄露，无疑是非现实主义小说将笔触伸进原生态的深层、通过人欲之丑恶来探寻文化病根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以为，恩施作者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选材方面既可以关注重大题材，展开宏大叙事，继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亦可以借助新写实小说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原生态，冷峻、客观地搜索饮食男女们的人间烟火，从为衣食住行而烦恼的小人物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塑造人物方面既可以揭示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可以突出人的自然本能，强调遗传、病变等对人心理的作用力；投入感情方面即可以让小说人物真善美与假恶丑泾渭分明，对比强烈，也可以打破单一思维，建构多向空间，对“碌碌众生”之类小人物采取多角度、多方位的认识与描述；叙述语言方面既可以用强烈的爱憎来评判人事、铺叙情节，淋漓尽致地挥洒自由情感，也可以采用全知视角，强调“零度写作”（让作者完全退出作品），用平淡、冷静、无动于衷的笔法来摹写客观现实。

最后，我诚恳希望我州写作长篇小说的朋友们切实做到：

1．计划写长篇，必须对自己的直接生活与间接知识进行一番系统的爬剔梳理，即“搜尽奇峰打草稿”，全方位构建自己感知中的“第二世界”，像蝶恋花、蜂酿蜜一般去采摘生活并将其“迹化”为一组一组的艺术形象，让有形的山水自然、人物事件“在心灵中流动起来”。

2．计划写长篇，必须来一番伏案苦读，多从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中吸取艺术营养。所读之物除多种手法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政治、法律以及各类相关的自然科学，来一番切切实实的理性思考，从而定准自己落笔的言说基调与风格建构。

3．计划写长篇，必须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学会讲究流畅、新奇、别致、调侃、幽默、简洁、凝重，学会用多种感觉来表现事物细节与人物心理，注重语言的弹性与节奏，注重采用博喻通感、矛盾形容、名词独用、积极修辞等技巧来加大语言的张力与深度。

恩施范文篇4

一、建筑结构与样式

武圣宫中采用传统古建筑的抬梁式的构架；如戏台、前殿和回廊，都是采用这种建筑手法，用来扩大室内空间。其中的抬梁式构造是在柱础上立柱，柱子中端开卯口，梁头做成榫头，把梁柱由上方插入柱子的卯口，柱子直接承托屋顶横木。当然，这也是湖北该地区在明、清时期对建筑抬梁式构架普遍采用的结构方式（见图1、图2）。图1回廊抬梁式构架图2前殿抬梁式构架武圣宫建筑中的戏台梁架为两层，下层为通道，上层为戏台采用的是抬梁式构架，高8.50米。由五柱、六檩撑托，前后檐采用高石础的落地柱。柱与柱之间用梁、枋连接。前檐砌有砖墙，后檐支出有挑檐檩。戏台底层地面为方石、条石铺置，第二层则是木楼板。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戏台的第二层是2003年维修时所作现代人字形构架，建筑格局上也还保留着历史遗风，高约为10米左右，共有四柱、十三檩，前后均有檐柱落地，高石础。柱间用梁、枋连接。戏台屋面为歇山顶，正脊、垂脊、戗脊均为灰色，正脊中间安有“寿”字装饰，两端则各有一条张开大嘴的石鱼。垂脊和戗脊则没有多余的装饰。回廊房顶为单檐的硬山顶，正脊石灰粉砖块砌成。据说戏楼下原有一对石马，现遗存有石马蹲放的柱形盘石，从其形式的大小来判断，不难想象当时的武圣宫建筑气势。前殿的梁架为抬梁式构架，前殿为五柱、七檩，前、后檐柱落地，高石础，前、后檐柱间用五架梁、三架梁连接。前、后檐有挑枋来承托檐檩。屋面为单檐硬山顶，小布瓦覆盖，砖砌脊，石灰粉脊。东、西山墙前檐有墀头为饰。后殿为十三柱和十四檩支撑，前后有五根柱落地，底部以石柱为础，房梁运用六架梁和五架梁及三架梁连接前、后金柱。大殿东面和西面配的房梁架同为抬梁式构架，共有七根木柱承八檩，有三柱落地以石柱为础。前檐柱与后金柱间用五架梁、三架梁连接。后金柱与后檐柱间用单步梁连接。前檐出挑枋，承托挑檐檩。屋面为单檐硬山顶，砖砌石灰粉脊。东、西配房与前殿共山墙。在后殿两侧的山墙上采用另一种建筑穿斗式构造形式。这是从汉代以来发展较为成熟的穿斗式构架，柱距较密，较细的落地柱直接撑托屋顶横木，在柱子和柱子间，沿房屋进深方向不设架空的梁，用枋木，把柱子组成排架，利用挑坊来托住挑檐。这种构架有两个特点，“第一为使用的木料较为细小所以相对比较节省材料；第二是柱与柱间距较密，所以作为山墙，抗风性较好。1”然而由于柱距较密，致使室内空间与抬梁式相比显得较为狭窄（见图3）。图3穿斗式百度网武圣宫建筑为了扩大每个房间的内部空间，在大殿和前殿的屋顶采用了勾连搭的做法，因而使其建筑结构十分紧凑。显然，武圣宫建筑集中反映出当时的恩施地区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建筑技术，而该建筑结构典型的例证。

二、建筑文化与雕刻艺术

武圣宫建筑所遗存的文化与雕刻艺术数量众多，内容信息量丰富；其中墙壁上多处镶嵌有清代乾隆皇帝开始至光绪皇帝年间的24块古老的石碑，是武圣宫建筑发展及历史的主要实物文献资料。同时，建筑的一些装饰物也是民间雕刻艺术的集中体现，共同丰富了该建筑的文化艺术价值。图4大殿墙壁石刻图5回廊墙壁石碑当时的武圣宫，主要是施南府军队用来进行祭祀以及举办其他军事活动的场地，所以石碑中对于施南协三营对军队中年老、衣食短缺等给予帮助章程的记载较多。施南府在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建立了“协级”军事机构，称为施南协。从公元1814年到1888年期间，共有7块石碑对其进行了记载，石碑中详细陈列了章程的内容，随情况当时的变化，对其进行修订。在1839年的一块碑刻中记载了“经查明陈大恩昌充施南协右营病故守兵亲属认领义助而立碑饬警”。1885年的两块碑刻中还记载了有关与武圣宫置办的田地房产，招佃收租，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香火祭祀。公元1777年（清朝乾隆皇帝四十二年），道光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以及道光三十年间的五块碑刻，记载了当时武圣宫对于，军队中伤亡而没有人认领的兵卒进行安葬、祭扫的事件，并将这些兵卒遗留下来的钱财捐助于武圣宫。公元1842年的一石碑中有关于恩施当地于1841年有大批军队出征及后事安排的战事记载，公元1841年处于鸦片战争时期，石刻的内容是对恩施地区在鸦片战争中出兵抗英历史的记载。公元1871年的一块石碑中对武圣宫曾经的维修事件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可见这此维修应是对武圣宫建筑的较大型规模的整修。这些石碑不仅成为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使武圣宫的建筑成为了历史文化价值的见证(见图4、图5)。武圣宫的木雕装饰中包括方格雀替、木花栏杆、木花窗等等。戏台的看楼前檐设置了木质花栏杆，栏板中间还有木雕“暗八仙”图案，房檐下也设置有花格雀替，在东回廊第二层南山墙安放了砖花窗。武圣宫木花栏杆主要集中在戏台的看楼上。其栏杆构造相对简单，主要是起保护作用，它可以把人拦在安全范围内，避免人们在高处时处于边缘位置，造成跌落所采取的一种建筑安全措施，因而省略了传统栏杆建筑中的望柱、地栿等构件。从“栏杆”起源来看主要是木质材料编织而成的遮拦物，所以栏杆原也称作“阑杆”。后来才演变出了石、砖等不同的材料，样式也越来越丰富，尤其到明清时期栏杆的雕刻装饰也越加繁复，精美多样。然而，武圣宫的栏杆上的镂空木雕呈简单多样的几何构造，简洁、素雅、大方，没有繁复的感觉；在正中的栏板上雕刻有“暗八仙”的装饰图案。所谓的“暗八仙”便是我国民间流传甚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中八位神仙各持的八件神器。显然，人们不仅把故事人物及花草作为建筑装饰雕刻中的主要内容，而且还融入了传统的吉祥寓意和对神明的崇拜，反应出人们在装饰雕刻中所蕴含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见图6、图7）。图6木花栏杆图7暗八仙武圣宫回廊的柱头上的雀替2雕刻手法相对比较简洁没有太多繁杂的雕刻内容，具有较强的装饰作用。雀替位于建筑的梁枋与立柱的相交处，其作用是为了缩短横梁的净跨度，增强横梁的载力；减少横梁与柱子连接处向下的剪力；避免梁枋与柱子相交的角度发生倾斜。外观轮廓由生硬的直线逐渐转变成柔和多变的曲线，由单一的方形转变成灵活、丰富的多边形。形状似双翼置于柱头的两侧，也成为解决柱头装饰部分一种很好的形式，雕刻内容丰富极具装饰趣味。武圣宫的雀替应该属于花牙子雀替样式。所谓花牙子，在建筑构造上没有前面所说的雀替在力学上所具备的使用价值，纯属装饰作用，镂空的几何形构造，符合了武圣宫整体简洁的建筑风格，灵活简单的线条带走了木头本身的沉闷呆板之气，增强了建筑的观赏性（见图8）。武圣宫中的花窗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具有十分富有文化底蕴，而且在建筑中具有较强的装饰作用。其传统的建筑花窗图案样式多样，包括了各种变形和多种组合图形的形式。如简单的几何图案样式，其中包括四方、六方、三角等；另外还有多种几何样式组合而成的比较复杂的图案，如内圆外方的图形和冰裂纹等样式。除此，还有传统建筑花窗雕刻中常见的文字装饰图案的样式。其中草、隶、篆、楷等多种书法艺术作为装饰图案，如福禄寿等文字图案，其不同的内容代表了吉祥等多种不同的寓意。图8方格雀替图9花窗在武圣宫的建筑花窗中，其图案简洁，花窗分为六个方格，既似多种几何图形的组合，每格图案的中心又好似佛教中的万“卐”，寓意为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见图9）。因此，简洁精美的花窗不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而且还汇聚了文化中富贵与儒雅的特点，反映出人们在建筑装饰中的一种美好追求。综上所述，恩施武圣宫建筑保存相对完整的雕刻艺术，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还是该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建筑雕刻艺术缩影。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不仅对于提高城镇文化发展的内涵，提升旅游的文化品味，发展旅游文化生态所不可缺少的一道人文景观。

作者:龚健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

恩施范文篇5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安排造成的，是经过长期形成和演变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从最初的以土地问题为主到改革前的粮食问题为主，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农民负担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包括农民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农村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来进行，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种途径来实现，要有城乡统筹观念、全局意识、长期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坚持可持续的、统筹兼顾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共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总的来说，对于三农问题而言，广大农民是主体，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扩大就业是途径，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现状

恩施自治州是农业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所辖六县二市均被国务院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州有88个乡、镇、办事处，2462个村，国土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0万亩（水田108万亩）；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29.47万。州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仅1500元，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

近几年来，全州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行努力，狠抓了特种蔬菜、魔芋、草本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瘦肉型猪以及以山羊、菜牛为主的草食性牲畜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生产全面增长。2000年全州农业总产值实现76.4亿万元，全州又有8.67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下降到农村人口的2.3%。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经济受全球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作为温饱刚刚解决的恩施州如何进一步大胆开拓，开展“二次创业”，实现温饱向小康的跨越，是一个沉重而艰难的课题。

1.种植业结构不优，耕地产出效益低下

2000年全州粮食播种总面积661.19万亩，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常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而亩平产值低，夏粮亩平产值大约仅在308.4元左右，秋粮亩平产值也仅在360元左右，且难以转化成为现金价值，而调整后的烟叶、茶叶、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亩平产值可以突破1000元以上。可见，我州亩平产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50多元，全年减少农业产值15亿元左右，农民减收5亿元的症结在于结构不优，耕地产出效益低下。

2.土地资源现状不适宜发展单纯粮食生产

我州现有耕地总面积623.06万亩，其中坡耕地占568.84万亩，除去等高梯田170.29万亩，坡地还占398.05万亩，25°以上的坡耕地占228.97万亩，占坡耕地总面积的40.25%，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迫使人们不得不向坡地进军；二是耕地生产力水平不高，产出率低，粮食供给不足,迫使农民开荒种粮。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后，我州耕地面积锐减，全州人均只有1.04亩的耕地，况且全州总耕地中有88.3%的中低产田，从单纯的粮食种植上获得增收，对农民来讲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3.粮食生产丰年有余，灾年不足的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更改的现状

全州从1989年到1997年的农业人口平均粮食分别为703斤、733斤、703斤、711斤、649斤、799斤、818斤、869斤、929斤，除去人平生存700斤的口粮外，其人平富余粮食仅3斤、33斤、3斤、11斤、-51斤、99斤、118斤、169斤、229斤，而此时农业人均占有耕地1.14亩，当退耕还林后，人均占有耕地1.04亩时，人均粮食大约在788斤，这其中还没有包括非农人员的耗用粮食及饲料用粮，可见单纯的粮食生产及耕地资源限制，农民人均种植业产值只可能在500元左右。始终只会在温饱线上挣扎。

4.市场运行趋缓，农产品市场出现新变化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分析，恩施州的农产品市场现状基本呈全面滞销，价格下滑态势，农民增收形势严峻，据有关人员分析，农产品市场出现了五个新的变化。一是农产品供求由短缺变丰余，农民难以象过去那样从增量中增收，简当地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理想的增收目的；二是农产品价格已在高位运行，靠提价增收的余地很小，部分农产品价格继续下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三是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选择性增强，目光更多地聚焦在高质多样的农产品上，特别是面对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农产品市场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四是由于城镇部分职工下岗、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尚在起步阶段，就业岗位有减无增，农民靠就业增收的难度加大，劳力资源转化受到一定限制；五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农产品增加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发生变化，旧的农业增长方式已不大可能使农民收入继续得到较快增长。

5.农民收入结构不当，种植业发展缺乏后劲

从我州农民收入结构来看，据有关人士分析，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少，1998年仅为46%，比全省少11.6个百分点，1999年仍只有49.2%；二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少，1998年所占比重为11.4%，比全省少6.82个百分点，1999年也只占14.2%。由于现金收入少，农业生产及农业机械化投入也就偏少，种植业持续发展的难度就会逐步增大。综上可见，农民收入结构不优、来源渠道不宽，决定了受农产品市场波动制约大，这种现状不尽快解决，难以适应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增加农民收入，难以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难以实现农村经济以至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保证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的出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重点应以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为重点，努力改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理性认识程度、领导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

1．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效果。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带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和创新效果之关键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以及相应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和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尤其按照“三支队伍一齐抓”的方针，加强广大农村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管理教育与培训。现代领导干部必须既懂管理理论，又具备管理经验。我们不否认通过“干中学”也可以造就出杰出的领导干部，但这种干部培育机制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何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间成本对我们来说已是非常昂贵。我们知道，二战后，日本就开始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日本经济起飞的秘诀之一就是所谓的“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在美国，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批受过管理专业教育的职业经理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并导致了一场所谓“企业的管理革命”。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现有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接受过管理专业教育，这与时展和形势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农村干部培训和管理强化教育，以尽快提高党和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2．加快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步伐，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要求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家庭承包制创新解决了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农业生产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未能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如何导入农业及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解决好恩施州的“三农”问题的关系，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提出一致要求，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和保护，不断增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利益表达能力，争取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我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有效率的组织载体，其中，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实践证明，通过龙头企业（公司）和合作组织 基地 农户等组织体制创新，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农业现代化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资金、人才和信息等需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规模经济及区域比较优势，节约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生产和收入的大起大落，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赢利、政府减负增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按照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要求，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业机制和投资机制。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是坚持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城乡分配关系和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政策保护，加大对西部农村的开发和支持力度，善待进城农民工，依法保护好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法律环境。针对当前农民流动的盲动性和无序性，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迫在眉睫。各级政府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观念，积极改进工作方式，既要着眼于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又要着眼于农民的外出务工就业。在建立以劳动部门为主体的农民外出务工管理机构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将农民外出务工的职业推介、技能培训、务工监督管理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积极探索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形成促进农民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

4．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认真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离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仅有45%，而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80%甚至更高。因此，必须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开发的平台和团队建设，加大主导产业（品）研究开发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农民和农业企业经营者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逐步建立起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广大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力度，积极扶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创设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鼓励、支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应用步伐。

恩施范文篇6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安排造成的，是经过长期形成和演变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从最初的以土地问题为主到改革前的粮食问题为主，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农民负担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包括农民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农村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来进行，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种途径来实现，要有城乡统筹观念、全局意识、长期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坚持可持续的、统筹兼顾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共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总的来说，对于三农问题而言，广大农民是主体，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扩大就业是途径，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现状

恩施自治州是农业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所辖六县二市均被国务院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州有88个乡、镇、办事处，2462个村，国土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0万亩（水田108万亩）；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29.47万。州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仅1500元，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

近几年来，全州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行努力，狠抓了特种蔬菜、魔芋、草本药材等高效经济作物的发展和瘦肉型猪以及以山羊、菜牛为主的草食性牲畜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生产全面增长。2000年全州农业总产值实现76.4亿万元，全州又有8.67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下降到农村人口的2.3%。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经济受全球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作为温饱刚刚解决的恩施州如何进一步大胆开拓，开展“二次创业”，实现温饱向小康的跨越，是一个沉重而艰难的课题。

1.种植业结构不优，耕地产出效益低下

2000年全州粮食播种总面积661.19万亩，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常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而亩平产值低，夏粮亩平产值大约仅在308.4元左右，秋粮亩平产值也仅在360元左右，且难以转化成为现金价值，而调整后的烟叶、茶叶、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亩平产值可以突破1000元以上。可见，我州亩平产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50多元，全年减少农业产值15亿元左右，农民减收5亿元的症结在于结构不优，耕地产出效益低下。

2.土地资源现状不适宜发展单纯粮食生产

我州现有耕地总面积623.06万亩，其中坡耕地占568.84万亩，除去等高梯田170.29万亩，坡地还占398.05万亩，25°以上的坡耕地占228.97万亩，占坡耕地总面积的40.25%，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迫使人们不得不向坡地进军；二是耕地生产力水平不高，产出率低，粮食供给不足,迫使农民开荒种粮。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后，我州耕地面积锐减，全州人均只有1.04亩的耕地，况且全州总耕地中有88.3%的中低产田，从单纯的粮食种植上获得增收，对农民来讲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3.粮食生产丰年有余，灾年不足的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更改的现状

全州从1989年到1997年的农业人口平均粮食分别为703斤、733斤、703斤、711斤、649斤、799斤、818斤、869斤、929斤，除去人平生存700斤的口粮外，其人平富余粮食仅3斤、33斤、3斤、11斤、-51斤、99斤、118斤、169斤、229斤，而此时农业人均占有耕地1.14亩，当退耕还林后，人均占有耕地1.04亩时，人均粮食大约在788斤，这其中还没有包括非农人员的耗用粮食及饲料用粮，可见单纯的粮食生产及耕地资源限制，农民人均种植业产值只可能在500元左右。始终只会在温饱线上挣扎。

4.市场运行趋缓，农产品市场出现新变化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分析，恩施州的农产品市场现状基本呈全面滞销，价格下滑态势，农民增收形势严峻，据有关人员分析，农产品市场出现了五个新的变化。一是农产品供求由短缺变丰余，农民难以象过去那样从增量中增收，简当地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理想的增收目的；二是农产品价格已在高位运行，靠提价增收的余地很小，部分农产品价格继续下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三是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选择性增强，目光更多地聚焦在高质多样的农产品上，特别是面对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农产品市场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四是由于城镇部分职工下岗、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尚在起步阶段，就业岗位有减无增，农民靠就业增收的难度加大，劳力资源转化受到一定限制；五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农产品增加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发生变化，旧的农业增长方式已不大可能使农民收入继续得到较快增长。

5.农民收入结构不当，种植业发展缺乏后劲

从我州农民收入结构来看，据有关人士分析，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少，1998年仅为46%，比全省少11.6个百分点，1999年仍只有49.2%；二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少，1998年所占比重为11.4%，比全省少6.82个百分点，1999年也只占14.2%。由于现金收入少，农业生产及农业机械化投入也就偏少，种植业持续发展的难度就会逐步增大。综上可见，农民收入结构不优、来源渠道不宽，决定了受农产品市场波动制约大，这种现状不尽快解决，难以适应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增加农民收入，难以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难以实现农村经济以至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保证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的出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重点应以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为重点，努力改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理性认识程度、领导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

1．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效果。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带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创新水平和创新效果之关键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以及相应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解决干部队伍中知识贫困和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与培训，尤其按照“三支队伍一齐抓”的方针，加强广大农村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管理教育与培训。现代领导干部必须既懂管理理论，又具备管理经验。我们不否认通过“干中学”也可以造就出杰出的领导干部，但这种干部培育机制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何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间成本对我们来说已是非常昂贵。我们知道，二战后，日本就开始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日本经济起飞的秘诀之一就是所谓的“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在美国，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批受过管理专业教育的职业经理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并导致了一场所谓“企业的管理革命”。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现有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曾接受过管理专业教育，这与时展和形势要求是很不相适应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农村干部培训和管理强化教育，以尽快提高党和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2．加快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培育步伐，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要求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管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家庭承包制创新解决了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农业生产组织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未能解决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如何导入农业及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解决好恩施州的“三农”问题的关系，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提高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利益表达的能力。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提出一致要求，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和保护，不断增进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形成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强化利益表达能力，争取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我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有效率的组织载体，其中，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实践证明，通过龙头企业（公司）和合作组织 基地 农户等组织体制创新，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农业现代化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资金、人才和信息等需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规模经济及区域比较优势，节约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生产和收入的大起大落，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企业赢利、政府减负增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按照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的要求，优化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业机制和投资机制。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是坚持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逐步理顺城乡分配关系和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政策保护，加大对西部农村的开发和支持力度，善待进城农民工，依法保护好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法律环境。针对当前农民流动的盲动性和无序性，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迫在眉睫。各级政府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观念，积极改进工作方式，既要着眼于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再就业，又要着眼于农民的外出务工就业。在建立以劳动部门为主体的农民外出务工管理机构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将农民外出务工的职业推介、技能培训、务工监督管理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积极探索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形成促进农民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

4．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认真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离开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长期以来我们比较热衷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技术，而较少地看到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尤其违背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转化规律，长期忽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加之僵化的农业推广体制，使得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异常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仅有45%，而发达国家（地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80%甚至更高。因此，必须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开发的平台和团队建设，加大主导产业（品）研究开发力度，完善农业推广体系，加强农民和农业企业经营者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逐步建立起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广大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力度，积极扶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创设农业技术创新中心，鼓励、支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应用步伐。

恩施范文篇7

一、主要作法

（一）在政治上关心。一是注重从广大基层干部中发展新党员，成熟一个，纳新一个，每年都有240名以上的基层干部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二是对优秀基层干部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使他们的辛勤工作得到充分认可。在每年召开的庆祝“七一”大会上，都按照适当倾斜的原则，表彰一批党的优秀基层干部。2000年以来，全市共有200名基层干部获得优秀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三是对优秀基层干部优先选拔任用，让他们有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2000年以来，全市共有65名乡镇基层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原恩施市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章言，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破格提拔为原市民贸局局长，现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二）在工作上支持。一是鼓励建言献策，树立基层干部主人翁意识。市委通过设立电子信箱、意见箱，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经常性地征求广大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化建议及时采纳，并对建议人予以表扬。二是建立下派优秀干部挂职工作机制,帮助乡镇基层干部开创工作新局面。2005年，市委从市直单位遴选30名年轻优秀干部到部分村任两委班子主要负责人，帮助基层开展工作，加快小康建设步伐。三是切实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基层干部工作能力。2000年以来，市委共组织培训各级各类干部25000人次，其中乡镇基层干部12750人次，占51％。四是安排部署工作充分考虑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尽量给他们“减负”。坚决不安排可有可无的检查，必要的检查集中进行；尽量减少会议，非开不可的会议合并召开。

（三）在生活上关心。全市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改善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市16个乡镇办，有15个乡镇办先后建起了办公大楼，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办公条件，10个乡镇办由政府牵头，为广大基层干部集中盖起了实惠、实用的宿舍楼，改善了他们的住房条件。近年来，在财政状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市压缩其他开支，对基层干部实行工资打卡制度，确保基层干部的工资接月足额到位。在家属子女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对广大基层干部都优先考虑，对家庭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的干部，给予特殊照顾和帮助，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四）在成长中爱护。一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恩施市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办法》，始终把工作实绩作为选用干部最重要的依据，对基层干部实行跟踪考察，及时发现和选拔任用有能力、实绩突出的干部，调整不思进取、工作不力的干部。坚决遏制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凭实绩求进取。二是加强防腐免疫教育。各级党组织通过打招呼、进行诫勉谈话等形式，时刻提醒广大基层干部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市委组织部充分利用党员电化教育和远程教育手段，通过正反面典型对基层干部进行激励教育和警示教育，防患于未然。三是加强管理监督与惩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严格要求就是关心爱护”的原则，对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基层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严惩，一方面教育本人，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起到震慑警示作用。

二、主要问题

（一）由于受编制和职数的限制，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难度较大。

（二）市场经济带来人才择业的高度自主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基层年轻干部队伍的稳定。

（三）体制不顺，年轻干部“半途而废”。一些优秀的农民青年被招聘到乡镇领导干部岗位后，由于国家正式干部与聘用制干部转换上、管理上不够配套，致使一些聘用干部在个人的升降去留上“顾虑重重”，有的出现离岗、甩岗现象。

（四）少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存在不务实现象。三、对策及建议

（一）严格选人标准，建立公正的用人机制。一是按德才兼备标准选人。要根据基层工作实际，坚持德才兼备标准，严格选拔任用基层干部，要挑选那些政治上强、作风上正、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公道、勤政廉洁的人，掌握市场信息、懂经营、善管理、能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人，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二是凭实绩选人。选任基层干部时，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看硬绩，又看软绩；既看全绩，又看主绩。真正把说实话、干实事、出实绩的人选进基层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中来。三是重“公认”选人。基层领导干部的选任，必须广开民主渠道，多方听取意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二）强化教育培训，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突出抓好两个方面：一是突出重点。要根据基层干部队伍的特点和农村工作的实际，进行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要改进培训方式。要建立和完善基层干部的培训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学习培训，做到长短结合、脱产与业余相结合、个人自学与集体培训相结合，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恩施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伯恩斯坦/黑格尔/海德格尔

【正文】

一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一直因被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这类研究均是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各执一端：在第二国际，这种价值和事实各执一端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立中。伯恩斯坦从道德的视角强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人化的意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在诉说“道德意识”在社会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时，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说法。

伯恩施坦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几乎和施蒂纳一样，屈从于非道德主义，只不过马克思是用“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党”代替了施蒂纳的“我”。伯恩斯坦确信，如果不歪曲逻辑的话，人们是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类似的“实际”结论，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马克思的论述也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至此，魏尔纳·桑巴特教授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伦理的倾向”称作是它的“特异的标记”。伯恩斯坦基本赞同桑巴特这个说法，并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正，认为“反伦理的倾向”是一个选择得不大恰当的说法，因为，“反伦理的”一词首先引起人的这样的观念联想：“好象应该把伦理一概取消似的”，实际上，按桑巴特的意思来讲，“反伦理的倾向”只是“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这一说法的同义语[1]。伯恩斯坦的如上说法，把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描绘成试图以科学原则取代“我”，进而与阶级意识联结，即马克思让自己的“个体言说”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以赢得社会法权时，把纯然个体性的价值关涉转换为超个体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正如马克思向我们提示的那样：“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2]。这样，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因为，它是从“历史的客观性”中演绎出意义（价值）论断的。所以，伯恩斯坦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作为基础力量的）伦理的。恰恰相反。三番五次地提及伦理，其目的只是为了去证明它的不足”。

另一方面，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跟这种理论上的否定态度有着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谁也无法否认，“《资本论》中充满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用语。把雇佣关系称作一种剥削关系，就假定了道德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诈取的污点”。另外，“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客观性毕竟只是对抽象研究才存在的。这个学说只要一付诸应用，它反倒立刻就显出是一个伦理问题，而群众也始终是从道德上去理解它的”[3]。因此，伯恩斯坦指责考茨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那种想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还不存在时，社会主义还需寻求别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康德式的道德要求”。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只有经过伦理道德因素的改写才能有效。

应该指出，伯恩斯坦已注意到马克思提到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与体现者，人格化”，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所以，他认为，的确还要再补充的是：前者个人不应当为正当的“侵占”而受到非难，“他只是在做并非他所造成的势态下他有权做的事。”[5]可以看到，在这个语境中，伯恩斯坦不仅没有外在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寻找伦理、价值因素，而且，直接了当地排除了自我意识自足体。自我意识自足体的排除是对伦理学情境的存在的最根本的消解。因为，伦理学情境的中心乃主体的伦理选择情境，此选择过程正在依存于自主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如无此意志的自主和自由，选择就成为一种向客观规律认同的行为，这样的主客合一行为不是伦理学式的。

当然，由于伯恩施坦认定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和黑格尔之间更接近的多，因而，他不会离开康德伦理教条太远。在紧接上面所引的那句话之后他说道：“但是恰恰在这个原谅中就包含着一种想法：侵占剩余价值根本不是一件不正当的事”[6]。在这里，伯恩施坦并不在经验有效性上提出这一价值判断，而是纯主观性地对主体自身信念的预制，这正是伦理学特有的区域。在他看来，主观伦理运作区域还是马克思学说所缺乏的，因而需要有一门伦理学来补充。从此，伯恩斯坦开了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之端绪。

这种解释是以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区分，科学认知和主观设定规范之间不克服的分裂为特征的。伯恩施坦说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区别不在于它完全不带任何空想。不带空想是任何关于未来的学说所做不到的。”[7]这样，伯恩施坦极其简单地证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伦理学或康德伦理学相似的境况。

二

一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克罗齐(benedettocroce)，在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概念的说明与批评》一文中评论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是道德哲学家，而他们的伟大智力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也不多。……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认识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4]。

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总是在对理论对手的批判中以辨论方式来谈道德问题的，所以关于道德方面，他们的否定性说法占主要地位——关于不是道德的事物的讨论。即使在“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即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称得上是伦理学概念的也廖廖无几，在其中，也不过是“异化”、“平等”、“自由”等三、四个概念。从构建理论的目标来看，单凭这三、四个概念是难以统辖和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格局的深意在于：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人们在传统伦理学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在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背景中理解各种伦理学问题，以凸现其不容易看清楚的大背景和大意义。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伦理学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围中思考。恩格斯写下面这段话时所暗示的正是这一意思，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革命的终极原因不是对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不应该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8]。也许，人们猜想经济具有自主性是物化社会关系的自主性，是以往社会中从未有过的。因此它只与经济的某一特殊历史形态相联系，它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经济成了自主的东西，正如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古代政治起决定作用一样。事实上，这种论证忽视了：古代之所以政治起决定作用，中世纪所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当今之世之所以经济和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乃至在未来社会经济拜物教和劳动物化性质将会消失，恰恰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作出说明，可以通过阐释这些社会各自的经济结构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具有普适性。海德格尔正是由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9]

海德格尔之同情马克思是因为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异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已在马克思那里有过清晰的表达。他说，“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考这种天命。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尤其是从存在之天命而来形而上学之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10]。

这段叙述诚然讲得很明白，但仍有一些东西需要强调。

初初一瞥，此处，海德格尔在对世界历史性的讨论中，对“天命”和“命运”范畴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似乎含有某种宿命论的意味。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虽没有提及人们因为什么下决心的内容和价值，却的确大谈“决心”一词，对他来说，命运决不是一个任意的和一系列无名的事件，靠“环境”与“事故”的碰头产生不出命运。“环境”与“事故”也围绕着没有决心的人，而且更甚于围绕已作了选择的人，“没有决心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命运”[11]。显然，我们看到海德格尔让“决心”（意志）与“天命”融合的意图，亦即“意志”和“命运”彼此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飘游无据的体验接续”，“历史的演历涉及的是主客体的‘链系’”[12]。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满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意志论和宿命论的调和，但是，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一旦人们忽略历史“动因”与历史结构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人们对历史性和世界历史的基本建构，就必然会陷入“意志”和“命运”的二律背反之中，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并不陌生。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学说所根据的原理——主体与客体在历史过程中辩证的交互作用（卢卡奇语）——如果被隐去一部分后，在伦理学理论的层次上就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其一是走上机械唯物论的路子，视观念为附属现象。其二是修正主义者所采取的路线，重拾建立像传统哲学一样的、非历史的理论伦理学的可能性，而引介一种意志论的立场，使得理想的呈现与其真正的实现之间无常规可循，这便是伯恩斯坦所采取的立场。

在谈到希腊时代“伦理学”一词的根源时，海德格尔说“伦理学”与“逻辑学”、“物理学”一道，最早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出现的。这些学科产生便是使思想变成“哲学”（形而上学）的时候。当人们去从事“哲学”时，这样的一些职业活动的竞赛就公然表现为各种主义，思想也就偏离其“思想成为一种思想的那个东西”[13]。海德格尔的这种解释使人联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指出，自人类文明伊始，“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同时，海德格尔也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看到了各种主义的“竞赛”，“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隐蔽于其中的经济根源，海德格尔则看到了文明时代使“思想更合乎学科的要求”。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在此时代之前的思想家既不知“逻辑学”，亦不知“伦理学”，亦不知“物理学”。“但他们的思想既不是非逻辑的，亦不是非道德的”[14]。这样，海德格尔运用含混的字眼，通过玄学化的解释遂使现实生活的伦理思考失去其人本经验和社会基础。

尤其能说明海德格尔哲学非伦理学化的是他对传统哲学的人的概念的批判。与传统的主体概念相比，海德格尔的此在并不支配什么、控制什么。相反，他自己也不在其位，他自己还必须听从存在真理的召唤，进入语言的家。甚至他都不是他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他。他只是一个听者。人若要再度成为“存在的近邻”，必先学会在无名中生存，先得忘掉自己，如此等等。这样，自我意识自主域的观念被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构之后，任何道德理想主义岂能存在？！

海德格尔是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的。但他不明白，黑格尔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展开其抑制主观伦理意志工作的。

黑格尔哲学是现代反主观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基本论证在于：历史的进步是通过完全与历史的目的无关的主观动机来进行的。黑格尔认为，个人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活动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个人的意志是与他的热情和私欲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只是从现象和有限意识看，从本质看，历史同样也是理性的表演，因为理性在利用热情本身作为实现它的目的的工具。历史行动的主观的意向决不应该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来考虑。所以，黑格尔对那种浪漫的主观主义发出警告，因为他们忽视意向与结果的辩证法，并局限于一种单纯主观动机的道德评价和非难方面。他说，“这种的非难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只着眼于个人和他的错处，而没有看到无微不入的‘理性’；而且这种非难既然自命有极好的存心，为了全体的福利着想，装出了好心肠的样子，所以它就装模作样，盛气凌人”[15]。此外，黑格尔以为，必须对“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的“骄傲自大”表明自己的态度。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哲学（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已为其哲学系统内相关部分所包括，其伦理学问题是置于其系统哲学内部处理的）只能把“灰色绘成灰色”，哲学是真正的后思。“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16]。于是，黑格尔就以历史逻辑取代了主体意志。人虽然是自由行动者，他只有在行动后才知其所是。正是人的自由本性使人根本上是时间性、历史性的。

当黑格尔将伦理学的问题转化为历史哲学的问题，把主体的实践纳入宇宙演化规律和绝对精神中考虑时，已显示其伦理学的客观主义性格。其道德实践问题乃主体如何顺应客观道德价值问题，在道德选择功能上不再是主体本位的。道德领域内的发展过程就是要扬弃道德自身以达于伦理，即扬弃“应然的观点”，扬弃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差别，使“主体性”即“概念的定在”符合“概念本身”，“从而使理念获得真正的实现”，而这就使道德领域进展到了伦理领域[17]。

根据黑格尔的前提，去建构马克思所试图奠定的那种历史发展的理性架构，作为对道德问题的综合研究和伦理分析的立足点，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这样说，倒不在于言辞上的一致，而是实质性的“兴趣”上的一致。黑格尔对历史上道德价值合理性的兴趣远高过对伦理主体构成的兴趣。与此相契，马克思的理论兴趣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趋势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生活目的和义务问题，以及个人在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行为中应有的自由和责任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经济生活关系当作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实是出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出于价值的考虑。

在终极的意义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道德权威的性格将不会要求要保留‘义务’或‘职责’这些康德哲学的要素，因为这牵涉到每个人必须去遵从他所不能相容的道德规范”[18]。这表明：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关心康德提出的道德问题。黑格尔哲学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消解作用，一脉相传于马克思哲学。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示了共产主义要“废除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如果有人由此责难“共产主义是同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话，那么“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19]？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不都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吗？

也许因为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经济的性质”以及废除“道德”，所以人们就像对待海德格尔哲学一样对待马克思哲学，对一种据说是胆敢蔑视人性的哲学惊恐不已。但是，正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只有那些思想完全为“认识论”和“逻辑”所充塞，以至把“一切与通常的昏聩意见相违悖的东西都立即算作可鄙的反面”[20]，才会以为宣布伦理学的终结，无异于全面引入虚无主义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谓的“胡作非为”，而不是对道德、伦理这一精神范畴局限的一个清醒的历史判断。更何况，海德格尔不重视“社会存在”和没有沿着“共在”的思路作纵深思考之失，毕竟专属他自己的，而不是马克思的。

【参考文献】

[1][3][5][6][7]［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m]．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238；238-239；240；240；245．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2：121～122；425．

[4]［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m]．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242．

[9][10][13][14]［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401；400；369-417；417．

[11][1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33-435；439．

[1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7．

[1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1961：14．

[17]参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18．

[18]纪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m]．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361．

恩施范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1)04-0020-04

一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一直因被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这类研究均是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各执一端：在第二国际，这种价值和事实各执一端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立中。伯恩斯坦从道德的视角强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人化的意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在诉说“道德意识”在社会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时，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说法。

伯恩施坦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几乎和施蒂纳一样，屈从于非道德主义，只不过马克思是用“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党”代替了施蒂纳的“我”。伯恩斯坦确信，如果不歪曲逻辑的话，人们是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类似的“实际”结论，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马克思的论述也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至此，魏尔纳·桑巴特教授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伦理的倾向”称作是它的“特异的标记”。伯恩斯坦基本赞同桑巴特这个说法，并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正，认为“反伦理的倾向”是一个选择得不大恰当的说法，因为，“反伦理的”一词首先引起人的这样的观念联想：“好象应该把伦理一概取消似的”，实际上，按桑巴特的意思来讲，“反伦理的倾向”只是“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这一说法的同义语[1]。伯恩斯坦的如上说法，把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描绘成试图以科学原则取代“我”，进而与阶级意识联结，即马克思让自己的“个体言说”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以赢得社会法权时，把纯然个体性的价值关涉转换为超个体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正如马克思向我们提示的那样：“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2]。这样，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因为，它是从“历史的客观性”中演绎出意义（价值）论断的。所以，伯恩斯坦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作为基础力量的）伦理的。恰恰相反。三番五次地提及伦理，其目的只是为了去证明它的不足”。

另一方面，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跟这种理论上的否定态度有着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谁也无法否认，“《资本论》中充满以道德判断为基础的用语。把雇佣关系称作一种剥削关系，就假定了道德判断，因为若谈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剥削这个概念总是包含着不正当的侵占的污点、诈取的污点”。另外，“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客观性毕竟只是对抽象研究才存在的。这个学说只要一付诸应用，它反倒立刻就显出是一个伦理问题，而群众也始终是从道德上去理解它的”[3]。因此，伯恩斯坦指责考茨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那种想法。并认为，当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还不存在时，社会主义还需寻求别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康德式的道德要求”。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史观只有经过伦理道德因素的改写才能有效。

应该指出，伯恩斯坦已注意到马克思提到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与体现者，人格化”，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所以，他认为，的确还要再补充的是：前者个人不应当为正当的“侵占”而受到非难，“他只是在做并非他所造成的势态下他有权做的事。”[5]可以看到，在这个语境中，伯恩斯坦不仅没有外在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寻找伦理、价值因素，而且，直接了当地排除了自我意识自足体。自我意识自足体的排除是对伦理学情境的存在的最根本的消解。因为，伦理学情境的中心乃主体的伦理选择情境，此选择过程正在依存于自主的主体意志的自由。如无此意志的自主和自由，选择就成为一种向客观规律认同的行为，这样的主客合一行为不是伦理学式的。

当然，由于伯恩施坦认定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和黑格尔之间更接近的多，因而，他不会离开康德伦理教条太远。在紧接上面所引的那句话之后他说道：“但是恰恰在这个原谅中就包含着一种想法：侵占剩余价值根本不是一件不正当的事”[6]。在这里，伯恩施坦并不在经验有效性上提出这一价值判断，而是纯主观性地对主体自身信念的预制，这正是伦理学特有的区域。在他看来，主观伦理运作区域还是马克思学说所缺乏的，因而需要有一门伦理学来补充。从此，伯恩斯坦开了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之端绪。

这种解释是以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区分，科学认知和主观设定规范之间不克服的分裂为特征的。伯恩施坦说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区别不在于它完全不带任何空想。不带空想是任何关于未来的学说所做不到的。”[7]这样，伯恩施坦极其简单地证明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伦理学或康德伦理学相似的境况。

二

一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克罗齐(benedettocroce)，在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概念的说明与批评》一文中评论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是道德哲学家，而他们的伟大智力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也不多。……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认识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4]。

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总是在对理论对手的批判中以辨论方式来谈道德问题的，所以关于道德方面，他们的否定性说法占主要地位——关于不是道德的事物的讨论。即使在“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即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称得上是伦理学概念的也廖廖无几，在其中，也不过是“异化”、“平等”、“自由”等三、四个概念。从构建理论的目标来看，单凭这三、四个概念是难以统辖和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格局的深意在于：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人们在传统伦理学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在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背景中理解各种伦理学问题，以凸现其不容易看清楚的大背景和大意义。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伦理学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围中思考。恩格斯写下面这段话时所暗示的正是这一意思，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革命的终极原因不是对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不应该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8]。也许，人们猜想经济具有自主性是物化社会关系的自主性，是以往社会中从未有过的。因此它只与经济的某一特殊历史形态相联系，它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经济成了自主的东西，正如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古代政治起决定作用一样。事实上，这种论证忽视了：古代之所以政治起决定作用，中世纪所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当今之世之所以经济和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乃至在未来社会经济拜物教和劳动物化性质将会消失，恰恰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作出说明，可以通过阐释这些社会各自的经济结构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具有普适性。海德格尔正是由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9]

海德格尔之同情马克思是因为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异化”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已在马克思那里有过清晰的表达。他说，“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考这种天命。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尤其是从存在之天命而来形而上学之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10]。

这段叙述诚然讲得很明白，但仍有一些东西需要强调。

初初一瞥，此处，海德格尔在对世界历史性的讨论中，对“天命”和“命运”范畴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似乎含有某种宿命论的意味。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虽没有提及人们因为什么下决心的内容和价值，却的确大谈“决心”一词，对他来说，命运决不是一个任意的和一系列无名的事件，靠“环境”与“事故”的碰头产生不出命运。“环境”与“事故”也围绕着没有决心的人，而且更甚于围绕已作了选择的人，“没有决心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命运”[11]。显然，我们看到海德格尔让“决心”（意志）与“天命”融合的意图，亦即“意志”和“命运”彼此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飘游无据的体验接续”，“历史的演历涉及的是主客体的‘链系’”[12]。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满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意志论和宿命论的调和，但是，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一旦人们忽略历史“动因”与历史结构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人们对历史性和世界历史的基本建构，就必然会陷入“意志”和“命运”的二律背反之中，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并不陌生。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学说所根据的原理——主体与客体在历史过程中辩证的交互作用（卢卡奇语）——如果被隐去一部分后，在伦理学理论的层次上就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其一是走上机械唯物论的路子，视观念为附属现象。其二是修正主义者所采取的路线，重拾建立像传统哲学一样的、非历史的理论伦理学的可能性，而引介一种意志论的立场，使得理想的呈现与其真正的实现之间无常规可循，这便是伯恩斯坦所采取的立场。

在谈到希腊时代“伦理学”一词的根源时，海德格尔说“伦理学”与“逻辑学”、“物理学”一道，最早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出现的。这些学科产生便是使思想变成“哲学”（形而上学）的时候。当人们去从事“哲学”时，这样的一些职业活动的竞赛就公然表现为各种主义，思想也就偏离其“思想成为一种思想的那个东西”[13]。海德格尔的这种解释使人联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指出，自人类文明伊始，“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同时，海德格尔也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看到了各种主义的“竞赛”，“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隐蔽于其中的经济根源，海德格尔则看到了文明时代使“思想更合乎学科的要求”。而对海德格尔来说，在此时代之前的思想家既不知“逻辑学”，亦不知“伦理学”，亦不知“物理学”。“但他们的思想既不是非逻辑的，亦不是非道德的”[14]。这样，海德格尔运用含混的字眼，通过玄学化的解释遂使现实生活的伦理思考失去其人本经验和社会基础。公务员之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所有

尤其能说明海德格尔哲学非伦理学化的是他对传统哲学的人的概念的批判。与传统的主体概念相比，海德格尔的此在并不支配什么、控制什么。相反，他自己也不在其位，他自己还必须听从存在真理的召唤，进入语言的家。甚至他都不是他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他。他只是一个听者。人若要再度成为“存在的近邻”，必先学会在无名中生存，先得忘掉自己，如此等等。这样，自我意识自主域的观念被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构之后，任何道德理想主义岂能存在？！

海德格尔是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的。但他不明白，黑格尔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展开其抑制主观伦理意志工作的。

黑格尔哲学是现代反主观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基本论证在于：历史的进步是通过完全与历史的目的无关的主观动机来进行的。黑格尔认为，个人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活动力量来源于他的意志，而个人的意志是与他的热情和私欲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只是从现象和有限意识看，从本质看，历史同样也是理性的表演，因为理性在利用热情本身作为实现它的目的的工具。历史行动的主观的意向决不应该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来考虑。所以，黑格尔对那种浪漫的主观主义发出警告，因为他们忽视意向与结果的辩证法，并局限于一种单纯主观动机的道德评价和非难方面。他说，“这种的非难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只着眼于个人和他的错处，而没有看到无微不入的‘理性’；而且这种非难既然自命有极好的存心，为了全体的福利着想，装出了好心肠的样子，所以它就装模作样，盛气凌人”[15]。此外，黑格尔以为，必须对“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的“骄傲自大”表明自己的态度。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哲学（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已为其哲学系统内相关部分所包括，其伦理学问题是置于其系统哲学内部处理的）只能把“灰色绘成灰色”，哲学是真正的后思。“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16]。于是，黑格尔就以历史逻辑取代了主体意志。人虽然是自由行动者，他只有在行动后才知其所是。正是人的自由本性使人根本上是时间性、历史性的。

当黑格尔将伦理学的问题转化为历史哲学的问题，把主体的实践纳入宇宙演化规律和绝对精神中考虑时，已显示其伦理学的客观主义性格。其道德实践问题乃主体如何顺应客观道德价值问题，在道德选择功能上不再是主体本位的。道德领域内的发展过程就是要扬弃道德自身以达于伦理，即扬弃“应然的观点”，扬弃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差别，使“主体性”即“概念的定在”符合“概念本身”，“从而使理念获得真正的实现”，而这就使道德领域进展到了伦理领域[17]。

根据黑格尔的前提，去建构马克思所试图奠定的那种历史发展的理性架构，作为对道德问题的综合研究和伦理分析的立足点，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这样说，倒不在于言辞上的一致，而是实质性的“兴趣”上的一致。黑格尔对历史上道德价值合理性的兴趣远高过对伦理主体构成的兴趣。与此相契，马克思的理论兴趣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趋势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生活目的和义务问题，以及个人在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行为中应有的自由和责任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经济生活关系当作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实是出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出于价值的考虑。

恩施范文篇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在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阳春四月，我们高兴地迎来了全国民航界的领导和各位佳宾前来参加恩施航空运输市场开发推介会，这不仅是恩施机场公司的盛事，更是恩施州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恩施州委、州人民政府向推介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各位领导和各位佳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恩施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延部分，位于湖北省的西南部，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邻渝黔，北靠神农架，是湖北省唯一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区，还是我国中西部两个经济带的结合部。全州辖恩施、利川两市和巴东、建始、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六县，版土面积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万，年建州，是共和国最年轻的自治州。

恩施州是资源富集的自治州。原创：四大资源富集，一是矿产资源蕴藏丰富。已经探明的恩施州的金属矿产有种，有种金属或非金属的储量在湖北省居第一位，硒矿在全世界居第一位，享有“世界硒都”之美称。二是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恩施有“华中药库、烟草王国、鄂西林海、中华植物基因库”的美称。莼菜、薇菜、蕨菜、山野菜等特色资源斐声海内外；全州有优质烟叶万亩，是全国最大的白肋烟基地；全州有优质茶园万亩，宣恩县伍家台贡茶在清朝就是钦定贡品，乾隆皇帝亲赐匾额“皇恩宠赐”；全州中药材的品种有种，比《本草纲目》多多种，恩施州在历史上是道地药材的故乡。中华药典中有很多中药被冠以“川”字，原产地都在恩施，如川黄连、川贝母、川木桐、川乌等等。三是水电资源十分丰富。恩施州的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是多万千瓦，可开发的在万千瓦左右，是仅次于宜昌三峡的水能基地。四是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恩施州号称中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加上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良好的生态、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使恩施州成为名符其实的“绿色恩施州，土（家）苗风情园”，与张家界、长江三峡构成了中国黄金旅游线上的“金三角”，是世界级生态旅游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恩施州是一块正在开发和极具开发前景的热土。年，恩施州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加之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民族地区扶持政策等历史机遇，恩施已开始进入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几代恩施人盼望的铁路梦、高速公路梦、绿色产业梦都将在近十年内成为现实。未来的十年，国家将有亿元的资金投向恩施，恩施州因此将成为投资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区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恩施机场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机场。建州年来，历届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恩施机场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州委、州政府把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作为恩施州的生命工程和对外开放的形象工程来抓。年，恩施机场整体并入湖北机场集团公司，正式成为首都机场公司的新成员，为恩施机场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搭建了恩施机场大发展的新平台。今后年内，随着“铁、公、机”立体交通网的形成，恩施州将成为武陵地区投资最集中和最具开发潜力的地区，不仅将促进恩施航空事业的大发展，而且将促进恩施州经济社会持续、快续、健康发展。

在国家发改委、国家民航总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在民航中南管理局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恩施机场于年底开始扩建。本次扩建总投资近一亿元，其中国家发改委批准扩建项目投资万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和湖北机场集团公司投资万元，支持完善航站区配套工程，预计整个扩建工程今年内竣工，配套工程明年完成，其中飞行区场道工程、助航灯光工程将于今年月底以前完成。本次扩建工程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万人次需要设计，跑道长度由米扩建到米，新增停机坪面积平方米，新建航站楼平方米等相关设施和设备。原创：扩建完成后，飞行正常率将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夜航的开通，机场将全天候开放使用，波音、空客及以下飞机将自由进出恩施，恩施机场将在全国支线机场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