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4-10 11:57:34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1
1.为什么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二)导入新课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现阶段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网点多了,什么商场、商城、购物中心、早市、夜市、集贸市场,还有庙会、物资交流中心,比比皆是;商品丰富了,吃的、穿的、用的,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提问: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教师:这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市场的繁荣。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这是商品经济的共同属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作用必然会越来越强,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我国为什么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讲授新课
板书: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商品生产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
教师:那么什么是市场呢?“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指导划书)
①从市场指的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角度讲,它有集市、庙会、物资交流会、交易所、店铺、商场、超级市场、批发站等形式。
②从市场是商品交换的领域角度讲,它泛指凡是发生商品买卖行为的,都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市场是所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在本课中谈到市场、市场作用,绝大部分是从它是商品交换的领域这个角度讲的。下面我们来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市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板书:
(2)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配置资源
教师: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实际上已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环脱节,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部门。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就越大,就越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配置资源。那么,按比例配置资源的手段有哪几种呢?
板书:
(3)计划和市场是按比例配置资源的两种经济手段
教师:按一定比例进行资源配置,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两种经济手段来实现。一种是计划,一种是市场。
板书:
①计划手段,即“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方案,有目的、有计划地调节”。
教师:“计划”通常是指国民经济计划,它是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而制定的经济活动的长期和短期的规划和方案,如我们国家制定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
计划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为了使生产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在时间上、空间上相互衔接,紧密配合,就必须运用计划调节手段从宏观经济管理上进行调控,以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事实证明,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现代化大生产,就需要用计划手段来调节。
板书:
②市场手段,是指“通过市场竞争,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
(注:此问题可用复习讨论法,让学生运用价值规律的第一个作用进行分析说明)
教师归纳:……价值规律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流向,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合理、高效。不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调节都是一种自发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板书:
(4)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①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和主要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②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a.区别: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教师: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的,它考察的是生产是否为交换而进行的问题;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它考察的是资源用什么方式来配置的问题,侧重于运行机制。
b.联系: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教师:从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看,由来已久,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中。它经历了原始商品经济萌芽(原始社会末期)、简单商品经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种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史。市场经济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诞生,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所取代,市场范围急剧扩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进行了交换市场,交换的领域扩大,交换的密度增加,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现代商品经济时,才是市场经济。可见,从时间上看,商品经济出现在前,市场经济出现在后。所以“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指导划书)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怎样的呢?
板书:
2.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
(注:此问题采用阅读讨论法)
提问:阅读本框第5自然段,请说明:市场经济何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这段教材说明了三个问题。
板书:
(1)市场经济形成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
我们从前边分析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中已经知道,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但商品经济只有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诞生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竞争阶段。
板书:
(2)自由竞争阶段资源配置完全在市场上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提问:资源配置完全在市场上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
学生答(略)
教师归纳: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资源配置上完全靠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一方面使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建立暂时的、大体上平衡的比例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另方面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趋尖税化,从而爆发了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提出由政府出面对经济实行干预。
板书: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原有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了计划手段
教师: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原有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了计划手段,其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作用中看出。请同学们回忆高一上册第三课的有关内容:什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形式有哪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学生答(略)。
教师归纳:……正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一样,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也不可能做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
上面我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国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是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
板书: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注:此问题教材写得比较充分,采用阅读讨论法)
阅读教材:本框6—7自然段,说明以下问题:①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根源是什么?②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是什么?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
板书:
(1)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根源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从认识根源上,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发展商品经济相对立,只看到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物质利益的一面;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对抗,忽视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产品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把各种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并单纯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
板书:
(2)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其表现有二:
①不能按社会需求安排生产,使生产和需要严重脱节;
②违背了价值规律的要求,导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实践证明,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曾起过积极作用。如我国50年代搞成的156项重点工程,60年代初就初步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的时候,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板书:
4.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结果教师: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板书:
(1)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教师:传统观念与改革开放后新观念的主要分歧是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大致经过如下几个阶段:
①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③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④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⑤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从而使我们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⑦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更加系统化、具体化。
板书:
(2)实践证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阅读思考:阅读教材本框题第7自然段,说明教材是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的?用你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实来说明。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教材所举实例分三个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一是放开产品价格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使价格逐渐趋于合理;二是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乡镇企业,其经济活力发展势头好于尚未完全转换经营机制的国有企业;三是市场作用发挥充分的沿海开发区,其发展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我们再从全国发展的总规模、总水平上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带来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综合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近五年增长速度更快。从1962年到1980年,我国综合国力指数在世界上从第10倍上升到第8位,用了18年;1980年到1988年,又从第8位上升到第6倍,用了不到10年;而从1989年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已接近9%,居世界第2位,这预示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本世纪末之前一定会实现向更高档位的大跨越。事实雄辩地说明,旧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新的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深化的结果。”(划书)
板书:
5.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1)我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阶段
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按市场取向进行的,因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抛开计划经济,而只能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文章。随着改革的进程,计划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少,市场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大,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阶段。因此,经济生活中仍然会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还没有转变经营机制,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效益至今还比较差,大概是1/3企业有盈利,1/3企业是潜亏(即表面上不盈不亏,实际上还是亏损),1/3的企业亏损。两种经济体制并存也有摩擦,比如某些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为倒买倒卖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投资体制没有理顺,投资规模很难控制,重复建设一再出现等。
板书:
(2)要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教师:上述新旧体制交替存在的摩擦、矛盾和问题,说明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要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有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国内角度看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接轨、增强我国与世界经济竞争能力的需要。
板书: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有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教师: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国内市场,进而发展到国际市场,通过市场在全社会以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逻辑。所以,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注:当前学生对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很感兴趣,可作适当介绍。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等都将极为有利。有机遇,也有挑战,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我国的现行体制如何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际经济体系相互协调的问题。所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有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四)课堂小结
通过本框题的学习,使我们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有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注:本框题内容较多,且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建议安排2课时。第1课时讲问题1——2;第2课时讲问题3——6)
复习题:
1.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有哪几种?
2.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怎样?
3.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源配置上的方式如何?
4.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是什么?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2
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十八世纪仍是势单力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第一节
我在以前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十九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骗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的欧洲,在日本、中国、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了,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1572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内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措施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1)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推理。杜尔哥(2)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3)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五十余年以来,在经验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第二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shonfield)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不可胜数的争吵和辩论。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20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十五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骗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成语“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或热那亚,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十六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fernhandel(德文,意为远程贸易)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牡览硪彩视糜诘迅j贝挠⒐?br>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德国,在十三世纪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katari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katair;negociant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与negoziant(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发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间。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热点之间:如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十五—十七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办法,即puttingout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puttingout系统相比,工场直至十九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十四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从1579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1612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独点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第四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s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r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w苤纳浅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5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十八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主权,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主权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注释:
(1)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2)杜尔哥(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3)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得多。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3
计量监管是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手段。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计量科学技术对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洽谈、技术交流等活动中,都要靠计量得以保证,否则社会经济生产无法正常运转,没有精确的计量仪器和测量方法,科学实验甚至高新技术的研究与进步将不能正常进行。我国在法律方面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通过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计量条例》以及县级以上计量测试研究所(院)等手段来强化计量监管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
2目前的市场经济对计量监管提出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
2.1计量监管力度不够,技术机构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计量执法力度,执法人员在工作时,被检查对象拒检或者群众围攻的情况屡见不鲜,尤其是集市贸易、偏远乡镇地区,由于监管对象分散、覆盖范围有限,无疑加大执法的难度,说明我国在计量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且处罚力度也不够。目前的许可证制度采取一次合格审查多次监督复查的形式,对于大多数企业和监督部门而言,监督手段有限,使日常监督抽查流于形式,归根究底源于我国的法制计量滞后和不够完善。如《计量法》是在85年制定实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该法多条款项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在接到消费者计量方面的投诉时,没有严格的处理流程和对外公开机制,加上违法成本低,投诉成本高,且处罚力度也不够,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投诉,使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查处。
2.2计量技术机构人员素质偏低,人才短缺。部分县市的技术机构检测人才匮乏,计量检定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计量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工作积极性不够、有得过且过的思想,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无法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发展,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对计量法律法规及如何运用等方面的知识相对缺乏,对计量器具的使用方法和原理知之甚少,对电子技术、电脑、综合实验等新兴技术的使用不够灵活或不会使用,大多数计量检定人员的思想状态仍处于度量衡的传统时代,严重影响计量监管职能在当今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发挥。
2.3计量技术机构重复建设严重,服务意识薄弱。计量工作量广面宽,需要人力物力方面的配套完善,检查技术装备实时维护和不断更新,这些都离不开财政补贴,一旦经费得不到满足,在开始市场检查时会出现逃检、拒检、漏检等情况,据调查,美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共45种,且主要是度量衡器,工业计量不受政府部门的监管,由工业企业自行监管[2]。美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不多,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将检定和执法合并,而我国实行强制管理的器具多达116种,其他计量器具各级计量行政部门还进行监督检查,投入的财力资源造成严重浪费,效果差强人意。对外服务窗口是联系百姓与政府的桥梁,是搭建计量监管的有力平台,而目前部分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外服务窗口的建立仍是空白。
3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计量监管的作用
3.1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系统,畅通计量监管渠道。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质监部门应该积极完善信息反馈系统的建设,使社会公众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查询各种计量器具的准确使用方法,消费者还可利用计量器具的条码随时通过互联网或手机或短信获取到该计量器具是否已检定的信息查询,其次,各个地区的质监网站应设立监督投诉模块,公示投诉流程图,如消费者遇到某些不法商家使用未经检定或经检定为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可通过多种信息渠道告知当地质检部门查处,既有效约束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又提高计量监督的效率,使百姓意识到“投诉有因,处理有果”的监管理念,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2学习外省先进计量监管理念,营造和谐计量环境。以广西为例,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环境,广西在计量监管方面应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积极学习外省先进的计量监管理念。为推动计量监管工作,北京市质监局与中石化北京石油分公司共同研究,决定依据国际标准,在公司内建立测量管理体系,对油品的运输、储存和销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计量数据有效管理,及时对加油站的计量检测工作进行系统控制[3];山东泰安市充分利用“5•20世界计量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6•6爱眼日”等有利时机,联合医疗卫生单位、眼镜店、计量器具生产企业等,组织开展免费测试、开放实验室、计量器具新欧洲杯投注官网的产品展示[4]。同时,强化“重视民生计量,营造和谐计量环境”理念,将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的诸多计量管理工作列入质监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各级行政机关和技术机构的监管下,大力加强宣传和管理力度,将计量监管延伸到市场经济的每一个主体上,使计量监管进社区、进企业、走进千家万户,形成计量监管无处不在、处处都有、消费者安心、企业满意的社会和谐局面。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礼仪等道德规范被一部分中国人所抛弃。诚信危机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重视诚信教育,建立诚信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1.诚信缺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
(1)诚信缺失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诚信问题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重要性,首先表现在,诚信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2)诚信缺失将从根本上制约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诚信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诚信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诚信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涉及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诚实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由此可见,诚信缺失正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1)“假冒伪劣”盛行。据统计,1998年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假冒商品总值超过1300亿元。始自2000年10月26日的“全国打假联合行动”这一规模空前的整治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战绩,但假冒产品仍可能每年给我国政府造成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的税收损失。眼下,假冒伪劣类型多:第一,产品假冒伪劣;第二,经济信息作假;第三,上市公司造假;第四,保险公司不保险;第五,广告虚假。
(2)“欺骗、欺诈”成风。在欺骗、欺诈中,当前最突出的现象是:第一,金融诈骗。有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信用证诈骗等8种类型。第二,保险欺诈。80年代末期,全国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欺诈的占2%左右;1994年末,上升至6%;到2000年上升至9.1%。保险欺诈,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心脏”,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就好比向“心脏”刺了一刀,轻则破坏银行信用,让银行蒙受损失,重则造成金融风险,最终酿成经济危机;同时,要知道,银行信用一旦受到破坏,将动摇整个社会信用、社会诚信的根基。
(3)“旁门左道”得利。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今天,“走私”成为冲击正常贸易,助长腐败,危害我国社会公正和诚信建设的公害。自1998年7月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海关加大了反走私腐败的力度。1999年,全国海关、公安等部门共查获走私案件20000多宗,案值达100多亿元。
3.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1)信用体系的不成熟、不健全,直接影响人们的诚信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成熟,正徘徊在“信用经济”的台阶之下,人们可以选择“守信”,但当人们感觉“守信”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守信”并没什么惩罚,反而获大利时,他必然会选择“不守信”。不守信、没信誉,不仅导致个人、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总成本的大大提高,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而且会严重地侵蚀“社会诚信资源”。
(2)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用、信誉机制的形成。信用、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而形成,而政府干预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可以这么讲,如果企业只是凭一己之力而形成市场垄断,所能达到的结果非常有限。因此,真正可怕的是一般的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时候再没有人能够挑战它。政府干预、控制正是法定垄断的根源。政府的控制与干预的初衷可能是限制垄断,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将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种法定垄断形成后,因为没有挑战,就与其他垄断不一样,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够限制它。
(3)企业尚未建立起内在信用责任制度,导致全社会信用关系、诚信关系的基础十分脆弱。企业是社会信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我国企业信用意识之所以淡薄,除了企业自身尚未建立起内在的信用责任制度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与社会没有对企业构成强有力的外在信用约束机制。在市场层面上,由于没有建立必要的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和全国统一的信用登记制度,致使失信行为并不构成对企业信誉的损害。在社会层面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失效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诚信体系难以建设起来的一个重大原因。银行、企业信用体系的组织创新适应不了市场发展的需要。使得市场运行具有较大程度的非理性和风险性。在产权制度上,产权是人们诚信、讲求道德操守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如果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
4.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的对策。
(1)合理安排社会制度和利用社会结构功能的互补,为重塑“诚信形象”,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奠定基础。在一个多元化结构的社会中,有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伦理与法的力量等等在起作用。多元的结构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同时又能够在功能上互补,构成社会有序的基础,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紊乱。比如,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市场在利益分配上起拉大差距的作用,这是市场的性质以及所承担的功能所必需的,否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而政府要起的作用则与此不同,政府的作用是在于利用行政的手段调节由市场造成的过大的利益差距。伦理与法则不仅要维护正义、公平与公正,而且要提倡诚实守信,提倡对物欲的超越。正是这三个系统的不同取向的功能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在转型社会中,往往是在一个中心之下,不同结构体的功能取向高度趋同,并由此造成功能的变形与扭曲。市场中拉开不应该拉开的差距,政府在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伦理文化则在对大款顶礼膜拜,无视失信、欺骗等不道德现象。于是,就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混乱。社会结构中不同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制度安排。制度建设首先的一点是减少信守诚信道德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使诚信者不吃亏。这就需要社会中制度安排能够保障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得到维护的时候,诚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诚信道德规范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其次是不能使违反诚信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当违反诚信道德的行为往往能够带来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有害的误导。当今盛行的假冒伪劣就是这种误导的产物。假冒伪劣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因此,必须通过社会中的制度安排,使不诚信者、不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要付出惨重的成本与代价。(2)建立诚信信息传输系统,促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信息是经济与社会得以正常运作、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不透明,或者说信息失灵,就可能给假冒伪劣、欺诈等行为造成可乘之机,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市场经济在使信息复杂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好的信息传输手段和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市场。
当前,应用it技术建立各种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网站,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第一,建立“企业资信信息网”。建立一个综合的公共性的“企业资信信息网”,既符合国际信用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推进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更有利于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有关企业资信信息。企业一旦有违反诚信的情况,即可公之于众。这样,必将大大加强企业的行为自律。第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经营行为大大增加,自然人的市场信誉等信用情况也成为重要信息。为了防范打击种种个人诈骗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有必要建立一个“个人信用信息网”。目前,银行有关于个人信贷情况的内部查询网,工商部门也有对私企、个体户基本情况的详细记录。我们可以通过整合这些与个人信用有关的信息资源,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网”,通过“个人信用信息网”,使之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也有利于培养个人诚信意识和信用责任感,维护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3、建立“行业诚信信息网”。行业自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管措施,而其中通过由地区性的行业协会来建立公布行业内各企业信用状况的“行业诚信信息网”,让行业成员共同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既是纠正行业作风不正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行业诚信发展的有效途径。
(3)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培育市民诚实守信的思想品德。当前,要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我们还要发扬我国“诚信”的传统文化,树立公民“诚信”的典型,通过典型示范来带动全社会的“诚信”。重建诚实守信的伦理规范,需要注重培养市民的诚信品德。第一,要培育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首先,要认真贯彻执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诚实守信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其次,要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契机,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上,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经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教育,用诚实守信将人们的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与遵循的行为准则。第二,要建立规范的社会诚信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从制度和法规上约束失信行为,为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要在制度和法规上保证诚实守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必须承担其行为造成的成本,不仅要对其予以舆论谴责,更要其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具有长期效益又能对改良社会信用程度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只要这项工程启动,企业法人或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就得掂量一下自己的行为,若因信用不良而被列入有损形象的“黑名单”,很多机会的大门就会对其关上,且重塑信用形象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了这层顾忌,社会的内在约束机制也就自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有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高尚属性;传承创新;时代责任
一、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由于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生活水平的不同,也就注定在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也会不尽相同,但是不同文化的特色不容被忽视,其绚丽多彩的文化繁荣背后,勾勒出分化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当然,文化的传承不能仅仅依靠文化自身,要为文化的发展寻找一个有价值、有内涵的载体,从而焕发先进文化对实际的推动作用,达到一个为“我所用,用之适宜”的目的。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就需要本民族大大加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的程度,合理看待外来文化。正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将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一路上披荆斩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努力。(2)经济因素。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国家过于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忽略了文化产业的价值,造成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中国的文化产业止步不前,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方面调整,这不得不需要文化产业去适应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人们从以传统的角度看待文化,转变用经济的角度看待文化发展。新世纪的开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人们开始从享受传统的物质文化生活转变向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对消费高质量的文化需求也大大提高,文化一词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甚至被反复提及,足见其现有地位的提升。(3)先进文化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挥者、引领者。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反映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可以说,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对这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解,在对文化发展现状了解的同时或多或少折射处经济发展的长处与不足。总之,绝对不能将发展经济与发展文化分裂开来,否则,也实现不了经济繁荣,即使出现所谓的经济迈步恐怕也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下去。(4)文化环境孕育文化发展。如果想实现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不单单是拥有良好的文化资源就可以的,还需要其发展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氛围,这些貌似是国家层面的,其实都离不开你我的努力。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文化环境。毕竟产业的发展是以文化需求为依托的,有什么样的文化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因此,这取决于国家社会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也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文化环境是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培养液。各类文化企业要共同维护平等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项根本性工作,如果这项都做不好,就难以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
(1)网络剧的任意改编,电视剧的粗制滥造,似乎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动向。文化产业,本应立足于文化的内容进行生产,通过运营无形资产,使企业做大做强。的确,我们的国家从来不缺历史,我们的国家从来不缺故事,缺的是:创造文化的人才,对文化进行创造和加工的能力。不难看到,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需要。发展消费具有很大的消费空间。广大文化创作者,必须深入消费者心里,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确保能够逐步提高文化产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丰富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喜悦感。(2)2017年,文化 ,将融合到国民经济更加全面的领域,在提高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的格局。让文化创意与其他产业相结合,让产品和服务更加,具有文化的气息和温度,更加符合广大消费者,对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满足,2017年,我国文化企业要全面增强时代所赋予的工匠精神,在文化领域,精耕细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加主动的肩负起文化发展创新的时代责任,立足企业自身发展中,努力成就自身成长,创就百年基业,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自身的成长秘籍。
三、文化产业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
随着社会生产的蓬勃发展,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生产水平,应当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的需要。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文化建设这一重大部分的,可见,文化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文化建设能够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增长,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主义产业转变升级,社会生产结构趋向合理化,调整社会消费结构。而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是基石。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要从根本上,把握着文化生产的方向和性质,也总体上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研究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这就为经济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增添了一门新的学科,同时为政治经济等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实现具有重要意义。1、将网络作为宣传文化发展的工具。伴随着现代信息产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综合性强的网站,和社会各类、各专业网站应运而生。这些网站通过合法经营,合理竞争,拥有自己的优秀团队,弘扬时代主旋律,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用和谐的方法来实现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各显神通,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将网络作为宣传文化发展的工具,是具有一定意义和一定借鉴的。首先网络宣传成本低,流通性强,针对性强,受关注率高,传播范围广,网络宣传的特点十分明显。互联网的益处不胜枚举,在这里我进行简要概括,最为代表性的两个作用:(1)新文化诞生的场地。互联网也是新文化诞生的发祥地,伴随着信息化产业和智能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原本的流行在互联网上面的网络用语,已经慢慢的来到利寻常百姓家,甚至跨过了年龄的界限,不只属于年轻一代人,也打破了区域的限制,来到了不同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从前我们还无法想象,高端的互联网技术如今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互联网爆炸式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互联网是产生优秀新文化的场地,能够有力的支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发展的舞台,依托文化大发展的契机,使文化真正的实现大发展大繁荣。(2)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进行文化传播,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能让一个新兴的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网络有着纸质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快捷性和实效性,能够迅速的传播到世界各地,哪怕对中华文化不够知晓的地方也能够逐渐的了解,想当初国外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手段进行文化传播,而如今我们也可以,很巧妙的利用这个手段,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西方人认可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文化,肯定中华文化,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逐步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国际地位。从而进一步抵挡外来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2、必须掌握互联网运行的客观途径。相对于早就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已久的平面传媒体的传播。因此要想利用好互联网传播网络这一途径,就必须掌握其发展的运行规律,发展形势以及发展趋势,发展现状,发展动态。把握互联网传播,文化产业的主流。要充分的认识到,互联网发展文化产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予了优秀文化先进文化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给予了落后、糟粕的、腐朽文化一定的发展机会。如果认识不到这一发展规律,也就是对我国文化数量上的增加,但恐怕在质量上是倒退,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氛围,树立全新的文化发展道德理念,坚决打击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进行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要给全社会树立一个标准。关于上述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掌握发展的规律,同时利用已经掌握的发展规律,描绘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及趋势,通过科学系统的手段,把握文化发展的命脉,要贯彻落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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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琴.试论新形势下的中国传统文化[m].人民出版社,2010
[4]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6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仍需宏观调控,其中,法律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济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重要的行为规范,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配套完善的法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含了许多质的规定,其重要内涵是市场主体为自由、平等、开放、竞争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这些主体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都能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经济急需经济法,并不是以牺牲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设,由于民法的性质,特别是对市场主体之规定,决定它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下面仅从三方面说明: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仍处于基本法地位
法律体系是法律的内部结构,即指一国现行法,无论其外部表现形式多么零乱,都是分成不同部门而又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或整体,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把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有各自的特点,又互相配合,互相照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门和规范,其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其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实质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层次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所决定,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制约,又呈现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现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并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种特殊性反映在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律层次划分上。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始终是法律的首要任务,而财产权、人身权制度都是由民法规定的。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7
如此,我只好进一步交代道德市场经济想法的来龙去脉了。
一、不道德的市场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其实就一直有市场经济,到明清时,已经相当发达。农业上,棉、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1];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例如纺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并从工场内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从所有制上,官营手工业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清初实行“听民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政策后,民营矿冶业获得空前发展,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国民营铁产量达到45000吨,占当时世界第一位;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27000吨,比英国1737年的18000吨还要多[2]。与农业商业化和手工业发达相应,商业也十分繁荣,明代即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拥资动辄数十万,清代更加发达,大商业资本已达千万两白银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却始终是最低下的,士农工商排末位。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恐怕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欧洲边陲的大不列颠群岛。然而,中国的商人总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缠万贯,即或买地成为乡绅,或买官步入政坛,或舞文弄墨,树碑立传,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上往前挪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脚下。而在欧洲,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谴责;继之,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笼(1776年),雄辩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神奇机制,当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这样,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谴责。从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私利即公益”,“私恶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恶即为善”,成为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好辩护。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辩护者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然而,如果社会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被淘汰的话,这样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随着弱肉强食进程的加剧,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整个社会烧成灰烬。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才会有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伦理道德的孔子才会被尊为圣人。斯密学说所以能在英国成立,客观上是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和贸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强者,其盘剥对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国,被本国圈地运动赶出农村的农民(本国弱者)又可以漂洋过海到北美谋生。因此,斯密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是在英国一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较短时期内,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会得到彻底展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两极分化加剧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都是斯密逻辑破产的最好证明。但是,由于斯密逻辑使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掠夺穷人,而大学、传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逻辑至今一直被当作神圣教条供奉在大学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东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归,合流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现代商业文明。只有到当代,才真正做到了无商不奸;也只有到当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标价,道德、良心、法律、正义、权力、符号都成了商品,每一个人都成了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商人,而且——无商不奸。这样,当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道德的市场经济。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斯密学说导致市场无道德化,而是市场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缺德者将击败有德者。因此,不是无商不奸,而是无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讲道德,则讲道德的商人会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会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并且一样变得不讲道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某市猪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铺出售正常猪肉。道理很简单,如果甲出售注水肉获利厚利,则此人有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吸引更多顾客前来购买,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会减少。有聪明者就会打听甲的发财奥秘,照方抓药。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个摊位,谁不服从这一规则,谁就要赔钱。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位坚持出售正常猪肉,并且向顾客说明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侵犯众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暴尸街头。在西方经济学上,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又如传销,传销的机制实际上是传销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点微薄的信用资源,至少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相信他。传销者把石头说成金子,卖给亲戚朋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欺诈;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性出售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信用资源。被骗者开始不觉得受骗,慢慢发现后,后悔莫及。为挽回损失,更加主动地进入了传销网,接过行骗的接力棒,在亲戚朋友中寻找下家。这样,随着传销网的不断扩散,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丧失殆尽。
进一步分析,传销机制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则存在于每一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掌握更充分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使交易价格对自己有利。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指卖方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当买方知道这一奥秘后,他就会在别的交易中主动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造成定价对强者有利,垄断定价就是如此。人们在一次交易中作为弱者吃亏以后,往往就会在另一次交易中充分利用强者地位压低对方报价(买者强势),或抬高己方定价(卖方强势。通俗地说,就是被骗了之后,转身去骗别人;被强者打了以后,转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准则,不欺压弱小,那么自己就会成为单纯的被欺压者,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使缺德者打败有德者,因此,市场经济是内在地无道德的,而不是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使市场经济变得无道德。
然而,市场经济内在无道德,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不可以进入市场,道德一定会被市场经济排斥出来。这取决于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弱对比。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例如欧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即如此;当道德力量比较弱小时,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渐渐摆脱国家力量的制约,全球金融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工会被摧毁,福利被削减,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如里根—撒切尔革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仅如此,当道德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麦、挪威、瑞典被称为制度化福利国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执政下,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财政开支占gnp的比例逐渐上升到60%左右。三国公民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担心失业、疾病、灾害,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费,人均住房面积占世界首位。社会公平程度超过当时的苏联,甚至超过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国。虽然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有,但由于实行陡升的高额累进所得说,政府部长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工人税后收入比仅为2:1,基尼系数仅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会却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所想象的培养懒汉,失去动力。北欧三国失业率欧洲最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居欧洲之首,当然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是道德力量强大,而是社会的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如果北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和普通公民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钻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无论那项制度都会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欧各国资产阶级抓住把柄,逐一击破的。北欧各国社会之所以能上台执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他们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执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仍然成为与保守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却得益于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支撑。我曾经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还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额累进所得税。后来,瑞典绿党的一位议员向我解释,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产生了很强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包括大老板们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本人身兼欧盟议会议员,工资远远高于瑞典议员,他主动将高出部分工资交给绿党。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预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设计者要有道德,公民个人还可在受限的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形中,政府设计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场机制。当道德力量继续增强时,还有第三种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备道德主动性,“出污泥而不染”,处自私之境而谋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怀。这样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场的前两种方式都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有关),但也有时候出现在企业界,如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工厂主欧文,中国南街村王宏斌等。他们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们处于直接竞争之中,不仅没有被击败,而且还获得了胜利。其基本标志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工人工资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工厂的水平,企业扩张有力。这类企业胜利的奥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逻辑,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实现了自利,即过去中国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由于采用利他原则,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亦即新制度学派所谓交易成本)可以极大降低,而工人产生的积极性可以极大提高,因此效率远高于采取利己原则下的分工合作。同时,由于采用利他原则,收益的分配就会相对公平。斯密论述扣针生产的分工合作时,假定工人出于自利进行分工合作,实现了效率。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即使有细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场主的严重剥削,则效率会大大下降,有时候甚至会破坏工具。这正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斯密所观察到的高效率扣针生产厂,很可能同时是分配比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岗位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厂。斯密实际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结合产生的效益单纯地归结为利己因素的功劳了。
从理论上来说,欧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复制、被遗传的。但当欧文试图在美国办新协和村,复制其在英国的经验时,却惨遭失败。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是因为欧文也有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这也难怪,连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间罪恶就会消除)。他以为,只要把他在英国的制度加以总结完善就可以到处复制了。事实上,欧文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欧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被复制。如果可以,则市场经济就能从缺德市场经济渐变为道德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欧文这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自私是人性的本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无非是人们给自己开脱的遁词。在这一前提下,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比市场经济更合理。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科学发明如雨后春笋,财富增长如大潮涌流。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神话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据说纽约的穷人比北京的知识分子过得还好呢。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市场经济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已经包含了反市场的调节与控制在内,包含了倡导、设计、执行调节与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纽约的穷人恐怕和中国的穷人一样穷。失去反市场力量制约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导致这一结果。其次,财富的增长与其说靠市场机制,毋宁说更是靠科学,靠自然资源。单纯就财富增长而言,计划体制其实更加有效。苏联七十年,或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亚于甚至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方。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市场经济恐怕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财富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带来友谊与信任,带来激情与希望。“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现实使人人画地为牢,眼界和心灵都变得更加狭隘、肤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谁都不会否认的确有人无私。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人无私,就不能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定义的自私者却也是极少数。什么叫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即时的、物质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远期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非物质、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同情心会引起物质或感官利益的损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报恩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个人利益最大化;养育子女、赡养父母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规则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劳当然更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钻是傻瓜,有油水不捞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鸟。父母当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份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份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力。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力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右派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更加走投无路。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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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97-6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2]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03-60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3]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11-62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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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过于强调道德,反思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在许多地区,各级各部门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脏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以放大道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机制的制订者还往往是强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走入了“无法无天”荒蛮地带。
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再一次迎来血光之灾。
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国”方针的深层原因吧。五、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加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陆游、范仲淹、文天祥,谭嗣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但那只是极少数啊!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过去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只能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个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兽欲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兽性猖獗的时代,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了。
道德市场经济并不是以所有制或运行机制来定义的一种经济制度或形态,而是指通过增强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来渐进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政策主张。因此,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但否定其未来合理性。道德市场经济者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逻辑,批判一切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义,在当前特别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现实多数人的自私,但否认性恶论,而主张人性的文化论。即现实多数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而是文化使然,因此主张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性恶论文化。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人性是理性,因而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无非各自的理想不同罢了。斯密式的理想将把社会带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全面冲突,使人类面临灭绝性的灾难,因此必须予以认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理想,即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其目的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内心三大关系和谐的社会,其出发点则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其实现方式是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战胜斯密教条的信奉者。
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在自私前提下,市场经济必然是弱肉强食经济,其基本机制是表面上平等交易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随着弱肉强食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展开和积累,社会必然会两极分化,造成强与弱周期性地同归于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甚至消除弱肉强食并非不可能,其基本途径有四:一、政府干预交易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弱力量不平衡。例如,公开市场平均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规定产品性能、质量和欧洲杯投注官网的售后服务标准,统一会计标准,技术监督局代表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等,都属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制定反垄断法,允许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提高工人失业津贴,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都属于减少力量不平衡的措施。而且,同一措施往往有双重效果。二、政府干预交易结果,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三、交易中的强势方遵守商业道德,不利用强势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四、具备道德主动性者利用道德资源优势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在外部市场竞争中击败缺德竞争者,迫使对手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认输,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针对这四种基本途径,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有三种不同层次的选择;最低层次信守商业道德,不恃强欺弱,但也争取不被强者欺侮,相互间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其次是积极介入政治和政府运作,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为弱者服务;第三是争取在市场上击败缺德竞争者。
就现实政策而言,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民主建设。在市场经济中,最需要政治权利的是弱者。有了政治权利,弱者才能组织起来争取更公平的交易条件,政府政策才会体现弱者的呼声。民主政治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力量,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与市场相反的平等合作的原则,是道德力量的制度化表达。其次,在民主性增强的同时,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官员的腐败是道德沦丧的主要力量。第三,认清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弱者地位,揭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又给民族工业以明确保护。在争取不到充分保护空间的前提下,宁可不加入wto。第四,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机床工业为核心的战略产业群。这些产业目前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只要清除腐败,重振士气,加强管理,无需私有化即可有很大发展。私有化反而使这些企业暴露在国际竞争下,只能自取灭亡。同一产业一分为二也不利于集中国家资源。第五,在农村人均一亩耕地只起社会保障作用的前提下,免征农业生产税,改征与城市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并用国家财政支付农村教育和行政费用,以从制度上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第六,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降低起征点,加大累进率,使所得税、遗产税成为调节市场不平等的主要税种;第七,严厉打击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当前,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充分发展,加以中国经济迟迟未能摆脱通货紧缩,大量生产性资金投资无门,流入股市获取高额投机利润,促成股市虚升。百业萧条,股市独秀,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的黑洞。而投机性的高涨则又使股市成为道德资源流失的黑洞。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庄家,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取消股市。第八,建立国际接口,放弃国际接轨口号,拒绝人民币自由兑换,牢牢掌握国家经济主权,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第九,发掘各种减少交易过程不平等的具体形式,并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即所谓微观调控。第十,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开征燃油、燃煤环境税,提高矿产资源税,把地铁和公交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抑制小轿车消费,从而放慢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速度。
七、从道德市场经济通向和谐社会
实行道德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形成共识,出现一批身体力行者。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数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强,道德市场经济就会渐渐地向目的地前进。因此,道德市场经济的最紧要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形成对市场机制及其广泛深远影响的正确认识,重新找回理想与道德力量。
有人曾问,如果可以培养出具有如此水平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而要搞市场经济?难道你忘了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吗?
如果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我承认计划经济将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民主,更公平,甚至更自由(当计划成为公意时,服从计划就是服从自己,这是卢梭的民主自由观)。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坚信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将不断增多,但在初期,这样的人还将是少数。少数道德精英带领多数自利者搞计划经济,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指责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合理成份。因此,与其在道德资源不够时实现计划经济,不如在市场经济中增强道德力量。事实上,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的增加,随着他们在竞争中击败缺德者,并在相互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助,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合作性和协调性就会渐渐增强,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合作就会被建设性合作代替,市场经济的无计划性就会渐渐地被计划性所替代。只是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计划形成是通过相互协调,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不知不觉地,市场经济就会从网状竞争经济变成网状协调经济或网状计划经济。市场竞争中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灵活性仍然会保留,而市场竞争的破坏力却会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
这不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和谐社会吗?
八、一点攀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是遭到左右翼共同怀疑的[3],甚至文件也含蓄地承认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4]既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就可能失败,甚至根本就不成立。同样,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民间的舆论共识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只是对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同志的某种妥协和安慰。
然而,如果有了道德市场经济的眼光,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不可能,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向共产主义也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市场的现实合理性,又破解市场的神圣性。更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不丧失理想。
[1]鲁迅:《且介亭杂文》,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8
在互联网持续发展、市场经济形式愈加多元化的形势下,使得部分经由网络开展的市场经济活动形式也渐渐盛行起来。在司法实践中,市场经济主体主要通过一些与公共秩序、优良民俗相符的民法观念,进而约束市场的主体双方。其当事人应当将交易主体的信用度以及能力纳入考虑范畴之内,对对方的资金用途以及身份进行核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便是以市场为核心手段,对资源进行分配的。国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生转变以后,即以市场经济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之后,依然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其中,法律调控便是一种核心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以法治经济为重心。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任意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交换与分配均是以市场主体为依托,采用合同的形式发生的。为了确保此类合同能够得以充分履行,应当采用健全的法律制度对此进行调整,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以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市场经济意味着法治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非一个单一的法律部门,它是由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与管理的法规组成的,是一种综合法律体系,将程序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商法、民法有机结合了起来。它们在社会主义下,维持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大角色。其中,在笔者看来,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民法处于基本法地位,它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民法观念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民法观念在所有经济交易活动中,会起到一种不易察觉的指导作用,民法观念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同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交易原则完全相符,由前者引发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相应法律体制的约束作用以及国内相关法律体制的保护作用。为此,民法观念以及市场经济分别属于法律现象、经济现象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路线下,我国市场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民法观念能够为国内传统的市场经济规章体制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并为整体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对于国内资本市场而言,民法观念的确立能够为产业结构向着资本项目的开放型方向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使用,使得该市场能够把握发展契机,进而为国民市场经济的全面、稳定发展,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总而言之,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民法最为基础,并且与人民日常生活最为贴近,它不但能够将市场经济关系直接体现出来,并且能够对该市场关系,起到直接影响作用。相较于其他法律部门,民法能够给商品生产、交易与流通带来直接、深刻的影响。、合伙、法人制度等民法中的其他法制,均以较为直接的方式,反映着商品流动、交易、生产等市场经济关系,作为一种有着关键意义的法律依据,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并为此提供了有力保障。民法借助于各主体市场经济活动的自主开展,借助于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对彼此间的关系进行调节,进而确保社会市场稳健、正常、有序地运行,进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民法分别是以权利、民事主体、自治、基本制度、责任制度为中心、基点、基本理念、手段、保障,使得市场经济的法治化目标得以实现,并为此建立了一个成熟的法治模式以及系统化的法治基础。
3市场经济对民法观念的约束与影响
在经济发展形式日趋多元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传统的民法观念已经难以与经济发展之需保持同步,国内金融机构中,信贷资金匮乏的问题,可以借助于市场经济资金按照需求,随时供出的优势,进而得以有效解决,并在社会主义路线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需保持同步,能够为非大型企业短期内资金周转的快速实现,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由此使得国内民法观念,基于对平等自由的重视、效率的追求、市场经济中灵活而多元化的担保形式,为国内市场资金整体利用率的提升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也拓展了资金的获取渠道。在理念的层面上,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不但发挥了市场经济中民法观念的引导作用,弥补了政府宏观方向的调节控制给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且也使得资源得以合理分配。民法是对平等主体间财产以及人身关系进行调节的法律规范的统称。但在民法中,平等原则不过是对于抽象的人格平等的片面注重,它往往忽视了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此类现象大多是社会群体以及经济个体的差距所致。市场机制奉行优胜劣汰的基本准则,对于民法而言,此类现实状态的不平等为此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在市场经济下,民法的调节作用也显得顾此失彼。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发展成熟,由此也给当前我国民法观念带来了抑制作用,与此有关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虽然我国最高院颁布了大量与市场经济规范相关的司法解释,但由于它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落后性,使之难以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保持同步。
4保护市场经济建设,民法必须与时俱进
就国内当前社会主义路线下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论,民法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已无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需保持同步。在内容方面,国内当前推行的《民法通则》显得过于抽象,在社会生活中,无法将其引导作用体现出来,其中,有不少规定已经落伍,缺乏科学性。譬如针对无效合同所做出的规定,事实上,已经对民事主体的权利构成了侵害。不限于此,内容存在过多疏漏,无法规范错综复杂而易于变化的民事活动,而市场经济活动更是难以与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保持同步。从中不难得知,我们务必废除《民法通则》,重新确立一部民法,使之具有极强的可行性、内容全面、结构合理,进而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需保持同步,进而维护民众的权益。当前亟须解决该问题。为此,倘若不确立一部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需保持同步的民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法律势必会成我国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5结论
综上所述,在具体实施阶段,国内民法理念同市场经济的互相融合作用,并未全面体现出来。尽管民法观念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与之有关的民事法律自身也具备一定局限性,为此,我们应当端正心态,协调好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同所有权责间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应当在我国民法观念的引导下,对权利行使阶段权利主体同义务主体间的潜在冲突因素进行协调。本文借助于对民法观念同市场经济相关问题的探究,对其与民法观念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深入探究与讨论。在笔者看来,民法观念的无形指导与日益改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不但有助于实现权利人同义务人间利益的协调处理,并且还有助于多元化价值目标以及社会正义的实现,为国内市场的平稳发展,起到良好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铁会.浅析民法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关系[j].中国经贸,2010(24):108.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9
1市场经济下办公室的职能
从中国经济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自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不断地产生。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完善,各行各业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办公室职能的发挥程度,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办公室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1参与政务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办公室需要以企业为核心,围绕着企业的发展开展各种任务,并充分地发挥其职能,为企业的领导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实现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
1.2管理事务
在企业发展的过中,办公室也对企业的各项事务进行管理,因此也具有管理事务的职能和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办公室要为生产车间、车辆管理等提供服务,保证企业的各项服务处于一流水平,帮助企业花费最少的资金,办到最多的事。
1.3检查督办
办公室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发展中还起着监督检查的职能,对企业的各项工作实施监督,有效地推动企业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企业的每一个政策、决策推出前后,办公室都会对其展开一系列的监督检查工作,防止出现各种问题,影响政策的实施和企业的发展[1]。除了以上三个职能之外,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企业办公室还发挥着综合协调、政治教育等职能和作用,促进企业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发展,为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获得更多的优势。
2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办公室作用
我们知道,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企业领导与员工联系的重要场所和桥梁,在企业发展中起着协调的作用等,也是企业形象塑造的重要基地。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办公室的作用进行分析,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2.1参谋助手企业发展中的各项决策很多是在办公室产生的,所以办公室是企业发展的源头,其为企业的发展和各项决策的制定提供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办公室作为重要的办公场所,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制定中,并为政策、决策实施的可行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进行验证、监督,围绕着企业发展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调研工作[2]。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企业发展中决策的可行性方案,把握时机,有效地进行协调,成为企业办公的得力助手。办公室在企业发展中主要进行的是记录、整理、修改、完善等相关的工作,并保证各项工作可以顺利地完成,提高企业的参谋助手水平。2.2提高效益加强企业办公室职能作用的发挥,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在此基础上促进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并有效地进行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办公室在企业的日常运行中,是主要的枢纽场所,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加强沟通、落实各项决策,并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制订计划[3]。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人员需要起到带头的作用,加强资源的利用,降低企业办公室的资源消费成本,同时并充分地发挥企业办公室的作用,兼顾企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调动所有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效益。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的职能作用还有很多,这些作用在企业的日常办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围绕着企业的各项工作,充分地发挥办公室的作用和职能,对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协调等,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刺激下,不断地完善自我功能,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
3市场经济下办公室职能作用有效实施的措施
3.1转变观念
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这个背景下,企业的办公室职能想要充分有效地发挥,需要企业领导人转变观念,认识到办公室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办公室在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更新管理理念[4]。企业的经营者、领导者需要从企业自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提高自身的前瞻能力、信息分析能力、问题处理能力等,促进办公室职能、作用的发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3.2制定办公室管理机制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职能和作用的发挥,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促进其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所以需要制定办公室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全面了解办公室工作的意义,加强办公室的协调能力,使其在企业发展中,能有效发挥其中心枢纽的作用。办公室机制的完善和制定,与办公室服务质量密切相关,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质量,将办公室相关机制完善,为办公室工作提供保障,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重保障。
3.3提升办公室整体素质
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场所,办公室需要有一支团结合作、思想素质、业务能力高的团队。在企业发展中,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办公室制度,并提高办公室的整体素质,促进办公室人员树立整体意识,加强合作,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思想、精神面貌,适宜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促进企业形象的提升。
3.4强化督促检查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监督检查。在企业各项工作进行中,加强监督检查,并推动企业各项政策、决策的实施,改变企业员工的工作面貌,有效地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5]。在企业发展中,充分有效地实施办公室职能作用的督促检查工作,可以从企业的重大事项的请示、汇报;企业的发展中的改革工作;企业决定性会议、文件的落实等方面进行加强,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围绕着中心进行开展,提高工作效率,并充分地发挥办公室的职能。除此之外,办公室监督检查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相关工作小组,承担相应的工作等方面实现,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业务能力等提升,使其更好地发挥其监督检查的职能。
3.5加强自身建设
在企业发展中,加强办公室的自身建设,对企业而言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以促进企业办公室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促进办公室职能的发挥,促进办公室服务质量的提升,改善办公室的工作作风等,所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办公室的自身建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企业办公室自身建设的途径主要有:第一,加强办公室人员的学习,使其有计划、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学习,并促进企业办公室的正常工作。第二,加强企业办公室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办公室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量大、员工繁忙,情感交流甚少,为了提高办公室的凝聚力、团结合作能力,可以利用下班时间、业余时间,详细开展交谈活动,加强员工思想、情感上的沟通、交流,为办公室的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办公室员工的工作效率,保证各项工作都有制度进行约束和支持,促进职业工作的细致化、规范化等。第四,强化作风建设,为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树立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办公室的形象影响着企业整体形象的建设,加强企业办公室作风的建设,可以促进企业整体形象的提升,促进办公室工作质量的提升等。在实际的工作中,企业办公室发挥的作用以及办公室的职能,除了本次所见到的内容之外,还有很多,这些职能和作用,在企业的发展和形象的建设中有重要的意义,并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生存。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在企业发展中,充分有效地利用企业办公室的职能和作用,使其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4结语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篇10
1.1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地提高,自然而然的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住房是人们最为基本的生活需求,房地产行业就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多层到高层,从扶梯到电梯,人们的住宅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1.2促进社会进步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最为基本的就是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比如说,房屋销售工作,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有效地缓解了连年紧张的就业矛盾。在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房价过高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不满,这不但加大了社会矛盾,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以分析,追根溯源,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对房地产经济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引导,从而使房地产经济能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2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2.1价格与价值出现不协调
房地产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引发了强烈的市场波动,价格是围绕着价值进行波动的,但现阶段的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这也就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其主要是由于开发商的非法销售手段以及炒房团的影响,造成房地产行业出现泡沫经济,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反的,难以保障房地产经济向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泡沫经济的问题,导致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并随时面临着市场破裂的现象。房地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并在建设的过程中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不仅对房地产行业有着一定的影响,也阻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2.2政府的过度干预
我国对房地产的发展较为重视,所以对其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相对较大,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没有对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进行解决。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虽然对炒房投机的现象进行了抑制,但对市场的刚性需求的影响不大,虽然使二手房的交易成本提高,但对一手房的影响却是相对较小。房地产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国家的政策难以对市场的状况进行解决。现阶段房地产经济依然被认为是财产保值的主要方式,目前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并没有受到政策的影响,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的价格差异相对较小。尤其是现阶段很多的政策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对市场进行研究,所以市场也就无法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只是按照民意来对市场的秩序进行干预,这也就难以将政策贯彻落实,更是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流于形式。
2.3对资源利用的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经导致很多不利的要素在环境中慢慢滋生,这其中包括对土地无计划、无节制的开发,没有环保和节能的概念,都加剧了环境的污染与能源的破坏,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无法保障。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这些年房地产行业对土地的开发,已经破坏了我国的自然环境,加大了能源矛盾,不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更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3解决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对策
3.1调控房地长价格
现阶段房地产价格偏高,违反了价值规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进行有效调节,调节并不是要打压房地产价格,更不是无底线地降低房价,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手段来使房地产的价格与它真实的价值相适应,稳定房地产动荡的现状。近些年,我国房地产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房价过高。而在金融危机时候,我国的房地产又是由于价格过低,企业的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地运转,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一度受到阻碍。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房地产的价格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否则都不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有关部门应该做好调控工作,地房产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调研和把关,从而正确地判断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协调程度,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其实,价格始终是引导房地产发展的关键因素,泡沫经济也是由此而来。因此通过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地引导使得房地产的价格回到与其价值相适应的范围内,建立正确房地产行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3.2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金融监管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金融方面的监管力度以便保障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够和谐发展。房地产的各个环节都应该进行有效地管理,特别是在投资和还款能力上,对这些方面进行管理是加强房地产与银行间合作的基石。将房地产的借贷业务与资金流动进行控制,是保证银行的资产结构更加地科学化和合理化。
3.3加快房地产经济的转型
社会发展进行时,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房地产经济中倡导环保、节能新理念是时下的风尚,是人们对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更是我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本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还需要政府来管理房地产行业将环保和节能的理念落实到位,才能保障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政府还可以以奖励的方式来鼓励那些自觉进行低碳和环保的房地产商,也可以调整贷款利率的方式来促进房地产企业改变思路,把企业向着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也是房地产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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