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1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2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和核心是比较利益理论和要素禀赋学说。按照比较利益理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交换中换取其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要素禀赋学说，各国应出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因此根据传统理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很大，两者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应该占据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

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制成品内部的贸易比重上升，初级产品的贸易下降；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额越来越大。这些现象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及政策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1.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1)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2)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3)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2.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厂商所占有，这些厂商可能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等奖出限入措施，对现在的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企业）进行支持和资助，增强其竞争能力，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最终实现增加本国福利的目的。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政策主张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各国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都能获益的模式与现实相距甚远。认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又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要靠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效率的源泉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从宏观层面来说，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还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资本资源和知识资源。又可以分为基本要素（自然资源、非熟练劳动力等）和高级要素（高科技、熟练劳动力等）。但比较起来，高级要素更有价值，如果一国基本要素不足，但高级要素在世界上具有优势，这个国家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2)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大，有利于企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而且如果国内消费者善于挑剔，就会迫使企业不断努力，以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服务水平，使之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3)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指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的国内产业。国内具有发达的、完善的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它们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逐步扩溢到主导产业中，本行业就能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从而建立自己的优势。

(4)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企业的竞争能力与企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而良好的企业管理体制的选择，不仅与企业的内部条件和所处的产业性质有关，而且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强大的本国竞争对手是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并得以长期保持的最强有力的刺激，同时也迫使企业到国外市场去开拓。

除了上面这四个基本因素外，机遇和政府的作用也被认为对形成国家竞争优势起着辅助作用。

认为一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推动阶段，此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在生产要素上拥有的优势，即是否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此阶段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大量投资可以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和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研究和开发。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它明确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确切内涵，使我们认识到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在于主导产业优势的建立，而产业优势的建立又在于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它还重视各国生产力的动态变化，强调了主观努力在赢得优势地位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过度强调了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而低估了政府的作用，它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而实际上，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主要因素，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可能要经历很长的时期才能孕育成熟。例如生产要素中的高级要素的培育，仅靠企业自己是难以完成的，这样就会导致原来处于劣势的国家永远处于劣势，原来处于优势的国家永远处于优势；就国内需求而言，如果国内市场得不到适当保护，国内企业没有能力与国外企业竞争，更不可能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就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而言，也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来促进其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主导产业的发展。

二、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1.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不同的概念，但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具有竞争优势。

长期以来，国际分工按照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贸易结构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各国的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是不能长期化的，如一味地单纯以自己的资源和成本优势来确定国际贸易的结构，势必会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这种贸易结构还存在如下问题：(1)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2)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收入，会由于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投资品而漏出一部分到国外，大大削弱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3)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有其脆弱性，优势容易丧失。这样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中可能陷入既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又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确立优势的境地。所以，我国不能满足于按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确立自己的外贸战略，而要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

2.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3.要重视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4.要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5.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1.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我国应在原有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自已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来源于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要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必须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

第一，扩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资本和技术投入，提高其知识、技术密集度。第二，在市场选择上，国家要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第三，通过兼并和联合等方式，扩大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节约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走规模经营之路。第四，对外资进入我国要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壁垒，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我国。

2，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相结合，培育优势产业

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对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并对外向性产业结构转换以及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积极效应。我国的大国经济特点，使我国不能过度依赖出口替代，而要同时重视进口替代，不过进口替代也是为了培养出口替代的能力。所以，我国应实行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二者缺一不可。

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其立足点是培植优势产业。具体而言：(1)实行进口替代的产业部门一般应是关键的幼稚产业部门，并对其保护的期限有明确的规定，促使其发展成熟，具备出口替代的能力。(2)通过利用外资，同外商合资、合作或独资发展现代创造的产业部门，有效地实现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的结合。(3)国家应选准战略产业，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其加以强有力的扶持和保护。

3.适度贸易保护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实行适度贸易保护。但是贸易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避免引起别国的报复。在加入wto以后，要重视利用对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3

现今的国际贸易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整学科专业确定的，属于应用经济学，在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它同其它9个二级学科同属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020206)中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地区)间商品与劳务交换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很强实践性特点的学科”。但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人员、知识产权交换及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这些比纯粹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包括在内。在欧洲杯买球平台的业务范围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与管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组织”。从当今学科发展的实践来看，它注重了理论与政策，贸易的实务，没有指出国际经济合作这个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欧洲杯买球平台的业务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指定的博士学位专业课中，指定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跨国公司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硕士学位专业课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及结合培养方向的其他专业课”。这些指定，一是笼统，二是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贸组织、国际金融、国际经贸法规等类重要课程没有提及。在指出的主要相关学科中，仅列出了“金融学和世界经济学”。而与之关系极密切的国际经济法、企业管理、国际关系等没有提及，比起其他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来相关学科很单纯。

在以上学科研究范围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设置的研究范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总体上以文字中规定的为主，领域较小，对我国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有重大作用的对外投资(走出去)、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引进来)研究较少，偏重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当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与研究机构未受影响，影响主要是对一般性大学，它们多局限于以上给出的范围。实际的对外经贸情况早已突破了上述设置的范围，研究外资、外经的文章充满了主要国际贸易学类杂志，但在权威的“指导简介”中没有。

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学科基金申报填表的学科目录中，在应用经济学24个二级学科里，竟然没有了“国际贸易学”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我们申报表只好填写成“应用经济其他学科”，作为全国最权威的管理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学科领域及其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

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我国国家标准gff13735-92将学科定义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划分是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它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一些新的知识也归于原来的体系，这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发展规律。划分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专于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研究，以求学科有新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1)从国际贸易最初的知识体系来说，就是直接的出口和进口，后来有了国际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mundel，1957)：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二者具有相互替代性；bhagwati(1973)：过多的引致投资可能带来贸易的“悲惨性(贫困化)增长”。markuson(1983)，svensson(1984)：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具有互补性，如果贸易和投资之间不合作，则出现相互替代关系，如果相互合作，则是互补关系，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还出现外贸对外资的促进发展(陈泽星等，2005)；相当多的学者都承认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相互渗透发展的现实和趋势。(2)我国实践也证明，外资利用大大促进了对外出口和进口。在经济全球化下，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跨国投资，它的地位和利益的所得，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出口和进口，仅以外贸来衡量利益的大小已经不能反映一国得到的外贸实际利益，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是对外贸易自然的延伸或替代。

无论任何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战略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从目前我国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家职能部门，也可看出国际贸易学应该研究哪些领域：最高有国务院的经贸委，国家商务部，以下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商务厅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在以下是市县的相应部门。商务部的主要下属职能机构有近20个，但无论多少，职能业务总体可分为外经贸法规政策部门、进出口管理部门、外商投资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或对外经济合作部门四大类，当然新设立的商务部增加了管理国内市场和商贸一项大内容，倾向于内外贸一体化，这也是个新的研究点。省级商务厅或外经贸厅的主要职能机构有：没有设商务厅的省暂时不管内贸，其他管理职能部门如同商务部：外经贸法规政策(原政策法规处，现为综合处)、对外贸易(有贸易发展处、贸易管理处、贸易促进、机电进出口处)、外商投资(外资处、投资促进处、开发区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处、境外处)。对于无形贸易，如旅游、运输、金融、保险的进出口，则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学，它应该的研究范围是很宽泛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成为必然，载体是跨国企业和人员，因此，对跨国企业和人员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国际竞争的加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不好时，次多边即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几个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或双边一体化的发展都在涌现，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应放在一个日益关注的地位。

国际贸易学科研究面较小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学校对纯理论研究较多，应用性对策研究较少，成果鉴定重期刊发表及档次，轻政策对策性研究报告，使我们的理论成果与实际需要脱节，失去了研究成果应有的价值，也抑制了研究面的扩大。

此外，学生，甚至我们个别的同行，也把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内容理解为仅是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这种对学科和专业的片面或错误理解，导致的负面效应是严重的。首先，它使我们研究领域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不利于开拓应有领域或新领域，使研究水平很难提高，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次，由于这个专业的热度非凡，我们的学生和其他有关从业人员是社会上人数增长最快和总量居前茅的，但学生如果仅做外贸单证或坐办公室，跑海关和工商税务局，这种单一的就业面，现已人满为患，中专生、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同抢一个饭碗，我们的本科生与他们竞争没有多少优势。这样片面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现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能简单地就理解为国际贸易专业，而是一个“大外经贸”专业。

二、国际贸易学科应拓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的指导思想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对学科专业的改革结构调整提出了原则，如提出：学科专业调整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全局性、战略性调整”，“要以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优先发展适应加入wto急需的金融、法律、贸易等类本科专业”；“大力开展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鼓励高等学校积极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的新机制”我们应根据以此指导思想并结合外经贸发展的实际和未来的趋势，拓宽研究领域与方向。

(二)学科研究总体要增加的内容

在对学科研究规律内容的界定中，应增加“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与交换”，以补充原来仅有的“商品和劳务交换”，体现当今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强调应用性、对策性，体现学科特点。在主要相关学科中，除原来列出的“金融学、世界经济”外，应增加“国际法学、国际关系、企业管理”等几个重要相关学科，体现与它的知识体系相关的重要学科。

(三)从整个再生产纳入全球的现实来考虑国际贸易或对外贸易

我们要从经济全球化，生产贸易国际化来看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它与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利益的分配也不局限于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国际化生产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三大阶段来看：

g--w...p...w’---g’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仅在w’--g’间，纯粹用的是本国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也叫一般贸易。

传统的进口贸易是g--w，从国外进口来直接消费。

加工贸易，外商用进口的原材料加工出口，则是g--w...p…w’---g’。

如果是在境外国外利用当地原材料生产并就地销售，则是w…p...w’--g’。

这几种方式，都是与贸易有关的，包括了直接出口(传统出口，或自己进料加工出口)；直接进口(传统进口)；间接出口(来料、来样加工出口，外商要扣除进料外汇)；间接出口和进口(跨国企业利用母国的设备、东道国的原材料、人力加工生产后在东道国当地销售，或转销其他国家，或产品返销母国)。

以上表面上是进口与出口，实际上是利用外资来加工生产再出口；对外投资进行生产在东道国销售或转销他国或返销母国。这就是现资、加工、生产、贸易的复杂关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直接进出口，也就是传统的外贸，这是第一层次的外贸，也是狭义的外贸；第二层次的外贸，是利用外资加工生产后的外贸和国内贸易；第三层次的外贸是到境外国外投资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后的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或其他国家)或返销母国的进口。从利益上讲，第三层次的外贸综合利益最大。所以，仅以简单的出口和进口来看国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看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与贸易直接有关的且利益更大。

以上是国际贸易学最核心的内容，可概括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简言之，即外贸、外资、外经三大领域，我国管理外经贸的政府机构，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领域设置的。

(四)从与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及其相关性来分类细化研究领域与方向

以下研究领域大都出现于外经贸实践中，但从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总体较小，有的研究虽然有，但不深入，有的没有开拓和创立，应拓展领域和方向。这里并非要每个学校都要面面俱到，而是指全国应有如下研究：

(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从古典到当代，各种理论与学说，这是最基本的重点的研究领域，要开拓新方向；(2)国际贸易实务研究：国际经贸惯例、贸易合同、争议与仲裁、物流、运输与保险、信用证等单证运用、商务谈判等，要深入研究，开创新的方向；(3)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研究：wto规则，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议，原料生产与输出国组织规则，联合国经济贸易组织规则，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组与协议；(4)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区域和次多边经济贸易关系、双边贸易关系，要深入或开创研究新方向；(5)国际贸易法规政策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法，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各国政策，要开创新研究点；(6)货物贸易研究：机电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类、农林渔水产品贸易研究、原料与资源产品贸易研究，要深入研究或开拓新研究方向；(7)服务贸易研究：金融、电信、运输与保险、旅游、会展等研究，领域大，行业多，在不断扩展，地位日渐重要，是重点开拓研究的领域；(8)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走出去”战略与政策，投资方式、投资环境等，这是现在和未来都要大力进行并开拓的，是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领域；(9)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引进来”战略，产业政策，招商引资环境、方式，开发区，跨国公司研究，与上面都属国际投资的内容，研究理论多，形式及内容更多，要深入研究，以外资促进外贸；(10)国际工程承包研究：国际承包市场，招标投标，竞争能力等，要深入研究，开创研究新方向，是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方面；(u)劳务输出与自然人流动研究：这是现在和未来要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是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点项目，可部分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是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以上(7)、(10)、(11)，是我国重点开拓的贸易增长新领域，必须加强研究；(12)国际市场营销研究：市场预测分析，营销策略与手段，开拓的新领域；(13)国际金融研究：国际金融市场，贸易融资，国际货币体制及人民币汇率，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与运作，要结合外经贸深入研究；(14)贸易方式研究：、经销、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采购、期货贸易及电子商务等，要大力开拓、开创研究；(15)国际企业管理：跨国经营与管理，要重点开拓研究，为“走出去”服务；(16)贸易摩擦与应对研究：问题层出不穷，要深入进行研究。

三、国际贸易学科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换名或同名及可否上升为一级学科问题

从以上国际贸易学需要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看，它涵盖的内容很多，但从字面意思上看，它没有包涵这些内容，与实际要求的内容差别太大。更重要的是用“国际贸易”这个学科名，容易使人们对它产生狭义的或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少数人，甚至包括了实际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我们在毕业论文封面上写学科与专业名称时，不只是学生写错，而且相当部分老师也是模糊的，其他专业的人，就更不用说是片面理解和错误理解了。这种误解，对学科研究与专业的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不如将学科名称与专业名称互相替换，学科名称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名称定为“国际贸易”。但从“大贸易”或“大经贸”看，专业名和学科名都定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更好一些。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4

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5

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

出口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出口是以初级原料型产品为主，以量取胜，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明显优化，但是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和污染严重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由于缺乏对环境的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内蒙古几百吨发菜和山野菜出口带来了2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沙化；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地盲目挖采甘草出口，加重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广西桂林出口钟乳石造成了珍贵旅游资源的破坏等等。

进口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进口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外国污染废物，即洋垃圾进口现象。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工业化国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企图向我国出口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废旧物资的事件。我国对“洋垃圾”的关注始于1993年10月，当时南京1288吨韩国化学废物进口案震惊了全国。几年来，广东、福建、江苏、江西等省的口岸陆续发现一些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加工废塑料和其他废物为名，从国外进口夹杂大量污秽物、细菌、病毒的垃圾。

引进技术、资金带来的环境问题。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同国家环境标准差异的存在，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纷纷向环境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不少国家利用出口资金、技术之便，将大量的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例如，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在我国沿海地区投资兴建了75家生产泡沫塑料、灭火剂、制冷剂的企业，而这些产品中相当多的化学成分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所禁止或限制的物质。

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策略

深入认识和明确把握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摆正位置，权衡利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走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增强环保观念意识

“经济腾飞，环保欠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已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但仍然存在当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又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情况。为此，迫切需要树立环保意识，重视环境因素。第一，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进行全民生态知识和环境保护的普及教育，使保护环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第二，提高各级政府、企业的环保意识，倡导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例如，江苏的无锡市2001年对该市新上的19个工业、房地产项目因为“环境影响评价”无法过关而予以否决。第三，在我国消费者中普及绿色观念，引导绿色消费，为我国的绿色产业发展开拓空间。第四，重视环境因素对贸易的影响，破除“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廉价”的错误观念。

完善法规政策

强化完善环境贸易法规我国目前已制订了《环境保护法》等6部环保法律和《森林法》等9部资源保护法律。另外，其他已经制定的与贸易有关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措施也达18项。应该说，我国已经建立起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框架。但是，我国目前不少法规还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差，实施效果难免大打折扣。现在急需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制定一套完善的、便于操作的、适合于我国国情又与国际衔接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办法，通过切实的贯彻实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健全完善环境制度第一，完善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有关控制、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和。我国的环境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过低。在我国19278项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此外，国外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落后，周期也长”（薛荣久，2002）。为此，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提高环境标准，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尤为重要。第二，积极开展iso14000国际认证。我国于1996年开始引入iso14000标准，并颁布了国家标准，开始在国内企业中开展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但是我国能够获得认证的企业却为数不多。对此，我国应当积极关注iso14000标准的修改、推广过程，将已颁布的标准结合国情等同化为我国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认证工作，推动企业跨越绿色环境壁垒，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

培育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我国的绿色环保产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现已初具规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小、结构单一；技术基础薄弱、质量难以保证；配套设施缺乏、市场化程度低。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绿色环保产业，必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支持作用。首先，制定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在深入分析环保市场前景和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确定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其次，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完善产业管理体系。第三，建立绿色环保产业风险投资机制。绿色环保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正外部性、公益性、非直接经济效益等特征。政府应尽快建立绿色环保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开辟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渠道。

建立绿色贸易制度第一，调整出口产业结构。从长远看，要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节约能源、低污染的产业。在短期产业结构无法迅速升级的状况下，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大前提，重新评估我国以前大力提倡的各种出口导向产业：对于出口份额较大的高污染产业施加必要的压力；对于绿色环保产业，从贸易方面给予支持。第二，严格进口产业的环境审查，坚决抵制“洋垃圾”。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进口的“洋垃圾”从1990年的9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1750万吨，对我国的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作用。我国对此应提高警惕，明确进口商品的环境标准，加强进口商品的管理、审查、检测，坚决杜绝危险、有毒的废旧物质进口。

加强国际合作方面

及时跟踪国外环境壁垒动态国家应及时收集、跟踪国外的环境壁垒动态，建立有关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咨询机构，加强研究和信息收集工作，建立新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特别是对于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应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环境壁垒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加强对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技术的研究，建立咨询点，方便企业查询，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6

就国内而言，国际贸易顺差增量加大会带动货币供应增加，从而刺激通货膨胀。就国际而言，国际贸易越来越大的顺差必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与相关国家今后外贸关系的必然摩擦。这些都需要从可行性及操作性的层面考虑，既要高屋建瓴地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外贸，从成本、效率和风险角度，全面考查我国的外贸策略，又要从相关国家的利益角度(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做变位思考。也许更能看出巨大贸易顺差背后的利益冲突。

变位思考即逆向思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创造性思维方式。通过变位思考的方式，可以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及面、由此及彼地进行多向化、多元化的思维，从多方面、全方位的看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本文通过变位思考的方法，针对我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分别进行分析，强调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要如何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以期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中美外贸的变位思考

中美外贸赤字是近些年的热门话题，站在美国立场，近年来与我国的外贸出口总是小于进口，外贸逆差总体趋势在加大。媒体从1975年起就一直在报道美国存在的巨大贸易赤字，商品与服务进口一直大于出口，与之相反，日本、德国、法国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具有商品贸易顺差。

如此长期的外贸逆差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对此问题的争论，也应该引发我国的变位思考。

2006年以来美国经济继续走强。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依靠强势美元的支撑，美国近些年一直走的是高消费、低储蓄甚至负储蓄的路。最近两年，美国更是用不断升息作为重要手段，支撑强势美元。从2004年6月第一次加息到2006年3月已是第15次加息，平均每年加息5次以上，短期利率从1%提升到4.75%，近期又上调到5%。在短期利率不断提升时，长期利率却不升反降，作为长期利率基础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4年6月的4.87%降至一年后的3.89%，2005年12月甚至跌到两年期收益率之下，这样操作就带来了楼市和股市的繁荣。2005年房价上涨了13%，道琼斯指数也创新高，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用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大量进口商品，外贸赤字的形成本来就在估计之内。对此美国政府并不十分担心。因为各国持有的美元再作为投资资本购买美元资产流入美国，支持了高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既实现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又完成了世界经济的循环。因此，至少从近期看，外贸逆差并不能构成对美国经济的危害，甚至反而是一种互补，是世界经济循环中顺理成章的一个环节。

而我国需要密切注意的不是美国媒体对美中外贸逆差的巨大反响，而是美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从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看，随着近年加息不断进行，2006年4月初，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4.905%，而市场预期则肯定会突破5%，且短期内不会下降。那么，长期利率的攀升就会改变美国人贷款购房、负债消费的行为。2006年2月，美国新房销售已下降1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如果进一步发展，就会刺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打击美国的经济，并进而打破现行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循环。如果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进口减少，现行经济循环就会中断。

国际因素的变化主要是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变化。欧洲经济正在恢复，日本经济则强劲复苏。如果欧元日元同时加息，美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维持目前的利率不变，保持楼市不垮，却必然造成资本流入减少；如果继续升息，吸引资本流入，就会刺破房地产泡沫。这两种选择都会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循环程序，因此，需要美国政府全力应对。至于中美外贸的逆差，在美国看来，只是外部国际因素中一个非主流的因素，只是美国经济循环中一个非主流的问题，甚至还不是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当整个国际经济循环需要做大的变动时，美中贸易逆差这一问题才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中日外贸的变位思考

中日国际贸易的变位思考主要应着眼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从经济上讲，双方外贸数额巨大。2005年，总额达到1894亿美元，2006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自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1979年始，历经日本20任内阁，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的日本“政府开放援助”，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面对我国民间强烈反日情绪，日本企业2005年度在我国的直接投资额仍比2004年度猛增19.8%，达到65.3亿美元的历史新纪录。面对如此增速的巨额经济投资，中国人是否应该变位来想一想。日本首相小泉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作为普通人完全可以理解，所有的激情抗议也好，漫骂也好，皆不为过，但是对于制定富国强民的决策者，一定要理性的对待这些问题。小泉果然是故意惹恼中方，企图以无罪的形象与我国抗衡。

小泉在日本开创了小泉时代，结束了他前几任首相的短命内阁时代，他打碎了旧的自民党，组建了三党(自民党、公明党、社会党)联合政府；他的政府结构改革成效显著，确立了适应21世纪的经济社会体系；他批评“全权政治”，建议并领导了邮政事业民营化，拆散拥有340万亿日元(占日本国民储蓄25%)资产，27万名公务员(占日本政府人员构成的30%)的邮政系统，将其彻底民营化。今天，“邮政”成为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确”，大方向已不容逆转并在客观上决定了“后小泉时代”政权的性质。今天在日本，改革被公认为政治正确，用小泉自己的话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小泉时代使日本经济走出了长期低迷，改革已见成效，今年已走上强劲复苏。

当今各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如何看待日本，也是国民素质的重要表现。如果以开放豁达的心态来看待日本这个民族，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有了真正的大国强国心态，反日情绪是可以不必那么激动的。近百年来日本民族以藐视和征服的心态看待我国，以冷战式的结盟对付我国，最近几年在政治上双方又多有摩擦，但是中日贸易却一直在做着大买卖。

我国和欧盟外贸的变位思考

我国与欧盟的国际贸易一直在稳步发展。双方外贸增长的同时却并不能使欧盟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欧盟看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是不完整的，由此造成近些年来外贸摩擦不断，反对我国倾销的呼声此起彼伏。

欧盟都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组成。面对我国近年来经济上的崛起，西方媒体议论的热点包括：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具有扩张倾向；中国将对邻国构成威胁；中国不仅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资源产品，还试图控制他们，中国同伊朗、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商讨双边协定，以便获得并控制那里的石油、天然气，中国为此还保护这些国家免受联合国的制裁和禁运；中国的国企，甚至还控制了非洲诸多的矿井、土地、林场和渔场。上述这些，构成了“中国威胁论”。

按照某些西方人的推想，我国在看得见的未来会向世界源源不断地索取庞大的能源和原材料，也许还会用武力胁迫弱小国家。西方人的这种担忧类似于美国人当年对德国工业化崛起时的担忧。因此欧盟内的一些国家，就得出了应当遏制我国发展的结论。尽管2001年我国作出重大让步后加入wto，但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依旧盛行。欧盟在2005年初取消从我国进口服装配额后，只过了几个月又恢复了配额。从1995年至2004年，我国遭遇411起反倾销指控，属欧盟的55起。我国的对策是仅2004年一年内，我国也提起27宗反倾销指控，相当数量是针对欧盟的。如果此种现象恶性循环，欧洲杯投注官网的合作伙伴必将成为强劲对手。变位思考一下，就是如何将竞争对手变做双赢伙伴？

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变位思考就是多换几个角度和出发点的思考，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中美外贸在近期内将维持现状。在短期内仍将互让互利，长期摩擦也将继续。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个长期过程，两国对外贸还存在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判断体系，还有美国经常想转嫁国内问题，特别在大选时尤为明显。但短期内的变化无法改变中美外贸的进一步发展的走势。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7

1.dup活动的定义。本世纪70年代，许多国际贸易学家进入对寻租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与丰富了寻租理论的学术空间。对国际贸易中寻租活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成为当时经济学分析的屈指可数的前沿研究课题之一。

尽管有众多国际贸易学家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寻租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只有巴格沃蒂等少数学者系统地给出了此领域中的寻租定义—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activities，简称dup活动）：“这种活动带来的利润（收入）是直接非生产性的亦即这种活动能产生货币收入，但是这种活动既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商品或劳务，也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包含的中间商品或劳务”（bhagwati，1982）。

巴格沃蒂等人的dup活动定义强调，这些活动尽管对个人是有利的，但对全社会来说却是有害的。这一方面造成了经济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使其结果的社会产出为零，因此它们导致对经济可供量的收缩。

2.dup活动与寻租活动的概念比较。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对寻租一词的定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寻租一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经济行为，在那里，追求满足私利的个人竭力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buchanan，1980）。

“个人的投资事实上既不会提高生产力水平，也不会降低生产力水平，但却会因此而获得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力而提高他的收入，这就是寻租”（tullock，1980）。

“寻租被定义为通过政府干预获利”（anderson,rowley&tollison,1988）。

在上述寻租一词的若干定义中，布坎南的寻租定义着重于强调寻租对社会造成了损失的结果：塔洛克的定义则着重于寻租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却使寻租的个人获得益处；而托利森的寻租定义则隐含有这样的观点，既然这些真实的资源可以用于增加社会产品或劳务的产出，也没有这样做，而去用于从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活动，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浪费；安德森、罗利和托利森的定义仅仅是一种个人追求利益方式的行为描述，与这种方式对社会产生的效果毫无关系。

于是，我们仍能从各自的定义中找出其差别，寻租定义强调的是一种通过游说、疏通政府干预寻求特权保护的行为；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定义却没有表明这一点。但双方的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参与这类活动的经济主体其目的在于自己获利，而其结果对社会不仅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从双方的研究领域具体问题上面，公共选择学派着重强调对寻求市场中的垄断特权保护行为分析，而国际贸易学派则着重强调对保护性关税、偷（避）关税等的分析。

二、dup活动的实证分析及评价

1.逃避关税和巴格沃蒂——汉森模型及其评价。1973年巴格沃蒂和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走私的理论分析”，对国际贸易领域中逃避关税的走私问题进行系统地理论分析，并得到以下的基本结论：在非限制关税条件下，如果走私活动是完全竞争的，当走私的固定成本小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那么无法判断走私与合法贸易对福利影响谁优谁劣；当走私的固定成本等于包含有关税的价格时，则走私对福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走私的成本是递增的，走私必然对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如果走私是垄断的，则无法判断走私对福利的影响，但走私的垄断好于走私的竞争状况，然而，在限制性关税条件下，走私必然优于合法贸易活动的福利效果。

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两位学者对他们的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一是早年任职于加拿大经济委员会后又任职于加拿大财政部的麦纳·谢克（munira.sheikh），其二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皮特（markm.pitt）。谢克于1974年与1989年分别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与《世界发展》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走私的论文（sheikh，1974、1989），将走私活动的风险及走私引起的价格差异纳入巴格沃蒂与汉森的模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谢克的模型与巴格沃蒂—汉森模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与走私活动无关的；而在谢克的模型中，生产贸易商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则是随着走私变化而变化。谢克认为，非法贸易将利用基本生产要素改变贸易品的产出，对于初始状况是关税扭曲的条件下，它却可能增加该国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减少福利水平。

皮特于1981年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走私和价格差异”一文（pitt，1981），皮特沿着前两个模型的分析方法与思路，运用了价格差异，即走私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合法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差额来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咖啡与橡胶的进出口贸易问题，并得出走私会提高福利的结论。

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理论模型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以下缺陷：（1）假设上的失真性。经济学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将繁琐复杂的经济生活明细化，将毫无头绪的诸多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用清晰的理论链条描绘出来。但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模型高度理想化假设，即两种产品与两种要素的2×2模型、固定贸易条件等，却始终没有回到真实世界的情况。（2）理论中的矛盾性，在巴格沃蒂—汉森的走私模型中，许多场合下得出走私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结论。但是他们在对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下定义时，却是再三强调这些活动不可能给社会福利提高带来效果。（3）政策建议问题，经济学的宗旨在于给实际经济工作者的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即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走私活动（当走私能提高社会福利时），在什么情况下禁止走私活动（当走私不能提高社会福利反而使社会福利下降时）以及其具体的政策措施等，但他们的分析却并没有这些内容。

2.寻求收益和巴格沃蒂—斯里尼瓦桑模型及其评价。寻求收益就是指当关税以保护的理由存在时，引起对它潜在的收益寻求的游说、疏通活动现象。对这种活动现象作出分析的国际经济学家主要有巴格沃蒂与斯里瓦桑（bhagwati&srinivasan，1980、1983），巴格瓦蒂、布雷克与斯里尼瓦桑（bhagwati，brecher&srinivasan，1984）等。当然，他们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巴格沃蒂与斯里尼瓦桑于1980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那篇“寻求收益”的文章。当时已经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巴格沃蒂与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斯里尼瓦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讨论了寻求收益可以使进口商品产出减少和提高该国的福利的状况。但是他们进一步指出，寻求关税合法收益对该国的福利影响有提高和降低的结果，其具体的结果由该国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与消费状况）决定。

巴格沃蒂和斯里尼瓦桑的对寻求关税收益的分析是国际贸易领域中关税收益问题研究的另一篇经典文献，这篇文献以及其它相关的文章，都充分奠定了巴格沃蒂对国际贸易学说以及寻租学说的理论突出地位，但他们的分析与模型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处理方法上的严重失误性。经济学对经济行为处理的两个标准就是两个最大化原理，其条件也就是收益的一阶导数为零。但他们这里对寻求关税收益的分析时，却只是以“一对一”假设进行简单的处理。

3.寻求收益与克鲁格模型及其评价。安妮·克鲁格（anne.o.kruger）是最早提出寻租一词的国际贸易学派经济学家，早在1974年，当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克鲁格就对国际贸易中的进口配额进行独到的分析，并将其研究的结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在这篇经典寻租理论文献中，克鲁格率先提出论证了租金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人为制造稀缺的结果，租金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寻租活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克鲁格还从政府对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进口配额许可证进行了例证分析，并得出几点政策含义，即：第一，如果在发放配额的许可证方面存在竞争，则禁止进口比使用进口配额更为可取。第二，在伴有寻租配额限制的情况下，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租金的价值就越大，寻租造成的资源损失也越多。第三，人们通常认为，进口商之间的竞争将会比独家垄断更好地配置资源，但在寻租条件下，其结果并非如此。第五，在数量限制情况下的本国货币贬值除了会影响进口外，还可能产生重大的资源分配效果，因为降低进口许可证的价值也就减少了寻租活动（kruger，1974）。

克鲁格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寻租理论中首创寻租一词的经典性文献。她既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由进口额限制等行政管制而产生为租金而进行的竞争，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较为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表述，明确指出寻租行为是政府干预经济使租金形成后的直接结果，并且寻租活动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等。尽管如此，克鲁格的模型分析也存在着与其他学者一样的不足之处：（1）理论上假设的失真性。克鲁格的理论假设比其他国际贸易学家的理论假设更为理想化，即两种商品、一种生产要素、小国模型、固定国际贸易条件等。（2）处理方法上的失误。在克鲁格的分析中，她同样也认为寻求进口许可证的投入与许可证的租金相等。（3）缺少治理寻租的政策建议分析，既然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那么怎样治理寻租就成为必然的研究话题，但是克鲁格在这方面没有深入下去。

4.寻求关税理论及其评价。在前面无论是关于走私的分析，还是关于寻求收益的分析，其基本假定都是关税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关税给定是无代价的，而事实上关税和垄断特权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天然给定而是dup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对进口物品施加关税本身就是一种寻租行为。

较早地提出这方面问题并对此作过简单地分析的学者，却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塔洛克，而并非国际贸易学派的学者。塔洛克于1967年发表的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章就涉及到对寻求关税问题的分析（tullock，1967），塔洛克指出，社会经济中的各利益集团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运用资源的dup活动进行疏通游说，以期望通过施加进口关税来增加自己的经济租金（关税的额外收益），另一方面，这些利益dup的活动努力又会导致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一部分的利益集团也会采取相应的dup活动努力，去阻止施加关税，这种利益集团运用经济资源的dup活动造成的损失，就是整个社会经济损失。塔洛克的思想后来分别由布洛克与麦吉（brock&magee，1978）、芬德莱与韦丽斯（findlay&wellis，1982）以及费斯特拉与巴格沃蒂（feenstra&bhagwati，1982）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的发展只是在分析方法上，对于塔洛克的结论没有改善。

在寻求关税的理论分析中，芬德莱与韦丽斯的研究和芬斯特拉与巴格沃蒂还分别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即寻求关税降低了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福利。尽管他们的分析从自己的假设到自己的结论都非常值得肯定，但他们的分析仍然同样存在理论假设上是易于处理而不真实，缺少对寻求关税与社会经济效果之间的机制作用分析，以及缺少对引起不同社会经济效果的寻求关税活动的政策管制措施等问题的分析。

三、dup活动的规范分析及评价

对dup活动的规范分析，就是着重考察这些dup活动对社会经济效果（社会福利）的影响。规范的分析不同于实证的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在于对dup行为现象进行描述等，而不涉及价值判断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等，而规范则试图在此问题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对dup行为进行系统的规范研究要算巴格沃蒂本人了。1982年，当时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就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一文（bhagwati，1982），对所有的dup活动依照他们对社会经济效果的影响作了详细分类，并且分析了每一种活动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巴格沃蒂从dup活动产生前后经济的扭曲与非扭曲（最优与非最优）状况，dup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相关性，dup活动的合法性，dup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损耗方面出发，将dup活动从规范分析角度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和最终状态都是扭曲的。第二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扭曲，但最终状况不扭曲。第三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不扭曲，但最终被扭曲。第四类是社会经济的初始状况不扭曲，并且最终状况也不扭曲。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8

一、跨国公司的出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主体——跨国公司既是一体化的主要体现方式，生产国际一体化的载体，又是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明朗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生产基地所应考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战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认定只有贸易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因此，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衍生出来，其创始人海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提出垄断优势理论，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利益分配，这一前提与战前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跨国公司理论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发现：知识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追求高利润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标。他主张从不完全竞争及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认为不仅国际市场，而且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正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场表现为商品特异性、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场表现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资本市场上的便利以及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方面的差异等,市场的不完全性还表现在规模经济以及不同国家在关税、税收、利率、汇率上的差异等方面。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正是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可以跨越国界，克服跨国经营中增加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跨国公司具有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

从新要素论开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走向融合,新要素论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进行了扩展，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这一理论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贸易、许可证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投资实际包括人力资本在各国间的转移，而贸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产品出口，许可证的转移也往往产生于某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强调自然资源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禀赋除了解释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解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尤其是企业为了获得原材料的供给而进行的向后垂直一体化国际投资,但新要素论仍然假定各国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各国之间则不存在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

二、对企业所做选择的分析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统一于竞争优势的分析

较早把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创立者弗农。他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指出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彻底说明跨国公司为什么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领市场，而不选择产品出口或许可证形式来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垄断优势与工业区位相结合，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考察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动态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企业具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并通过出口贸易的形式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一阶段企业拥有垄断技术且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低，同时，产品尚未定型，国内生产可以不断改进产品并保持同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产品的“增长”阶段，出口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逐渐接近并超过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国外仿制者出现。创新国家的企业到与本国需求类型相接近的国家投资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扩大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当产品进入“成熟和衰退”阶段以后，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企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转让其标准化技术，同时从国外进口所需要的产品。

1974年，弗农又发表了《经济活动的选址》一文，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进一步发展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定义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寡占阶段,弗农不再强调只有美国才是新产品的创新国，指出与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为主的美国新产品相比，日本的新产品以节约原材料为主，而欧洲的新产品则以节约土地和原材料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阶段。弗农强调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如先发制人效应、示范效应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阶段。此时，进入障碍影响着创新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一国由于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垄断地位，国际贸易恰好发生在垄断优势存在的时滞期间，在此期间，技术领先国家大量出口产品，世界其余国家则对该国的一家企业或一项产业的发明进行模仿，随着技术的传播及其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逐渐接近，比较利益将偏向于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技术优势来源于研究与开发所导致的发明、规模经济、产品特异等方面；这样，新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各国间生产函数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论分析的核心——技术垄断导致的不完全竞争，正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观层次的国家分析与微观层次的企业分析相联系的动态分析方法，使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分析方法出现了交叉。

在技术差异的来源分析方面，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出现了与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相交叉的重大转变，尤其与约翰逊、凯夫斯和尼克尔博克等人在发展垄断优势理论过程中的各种解释极为相似：约翰逊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论”，强调信息(技术、知识)的专有性，即企业对信息所产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凯夫斯的“产品差异能力论”强调产品的差异性即企业创造差异产品的能力；尼克尔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论。他认为，由少数大公司组成的寡头垄断行业中，一个公司的行动会对其主要竞争对手产生直接影响，从而迫使它们很快采取类似的行动。此时，如果一家厂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资建厂，其他的对手就会相距采取跟进策略；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竞争关系的平衡，巩固竞争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使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找到了融合的衔接点，两者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相似地，几乎是相同的解释变量说明了在现代国际经济活动中，企业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选择。例如，无论发展出口还是投资，都需要依靠某种其它竞争对手所没有的特定优势来进行，这包括公司的技术与创新能力、生产“异质”产品的能力、研究与发展的实力、新产品开拓、企业规模、管理技术以及经济效益等等。很明显，现代国际经济所面临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大公司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利用和开拓它们的优势，服务于外国市场可以用出口贸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资或是技术转让的方法，其选择标准是一组变量的比较和选择。例如，公司所拥有优势的特点和转移性、国内和国外的控制和生产成本、出口贸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拥有的优势有较大的可转移性，国外的控制成本比较低，而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样的话公司有可能选择直接投资。反之就用贸易的方法进入。

最早的关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选择的理论是曼德尔模式，他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禀赋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国际投资与自由贸易是完全替代的关系的结论，曼德尔将资本的流动视为两国资源禀赋量发生变动时，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结果。

赫尔希从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业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模型，该模型以比较简洁的方式说明了企业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出口，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对外投资，即当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类似许可证形式)时，企业将选择出口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当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小于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时，企业将选择对外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

该模型具有较强的综合作用，实际上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国家之间的区位因素，因而可对各种投资理论进行很好的解释。

赫尔希的选择模型提出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补充、修改和发展，其中以英国学者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最有影响，针对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邓宁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结合，形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力图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完整的解释，邓宁主张在研究跨国公司时要引进区位理论，并与俄林的要素禀赋，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创立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因此，折衷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三者整合的结果。邓宁称之为“三优势”模式。

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一种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能够补偿国外生产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和货币优势。邓宁同时指出：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将这些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外部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所有的各种优势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企业只有通过内部化，在一个共同所有的企业内部实行供给与需求的交换关系，由企业自己控制的程序来配置资源，才能使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垄断优势。区位优势是属于东道国所有的有利条件和资源禀赋，如果公司希望它能与自己独有的能力结合起来，就需要在该地点直接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它解释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问题。邓宁认为，跨国公司拥有“三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动的国家资源在各国间的非均衡分布和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他进一步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三种优势，而出口只需要拥有前两种优势，不一定需要拥有区位优势。但如果只有所有权优势，既没有能力使之内部化，也不能利用国外区位优势，那只有采用技术转移的办法。

虽然有学者认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特色仅仅是平庸的折衷和杂烩式兼容，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综合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邓宁全面阐述了投资国及其企业的竞争优势，涵盖了对外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转让在内的各项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既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概念，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最终，得出结论：一国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内部化优势既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促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取决于投资国和与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三优势”的强弱，而“三优势”的均衡决定了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

在标准的投资决策理论中，跨国公司何时进行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净现值法计算加以确定。跨国公司还可以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某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分散所面临的风险，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选择权理论认为：现在进行的投资相当于跨国公司购买了某种权利的选择权，因此对现在投资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种选择权的价值，现在的投资可以从未来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体现出其价值，即现在的投资相当于未来投资的一个“平台”。20世纪90年代后，鲍尔曼和柯伽特等人将选择权理论运用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形成战略选择权理论。该理论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决定现在不投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决定现在就投资意味着放弃了不投资的选择权，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资的选择权可能很有价值，投资的可逆转性和投资的可推迟性两个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资是不可推迟的且完全可逆转，则跨国公司可以现在就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是可推迟的且是不可逆转的，则跨国公司只有当现在投资所能获得的净现值大于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而推迟投资所带来的净现值时，才可决定现在投资，否则应决定推迟投资。

将战略选择权理论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起来，在将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时机确定问题，认为投资的可逆转性和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相关，投资的可推迟性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完全可逆转，那么跨国公司就没有理由推迟净现值为正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越强，则投资后变卖收现就越困难，对外直接投资的可逆转性就越差。因此，较强的内部化优势将提高在不确定环境下推迟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带来的选择权的价值，即较强的内部化优势提高了用“等待”来替代现在就投资的可能性。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越强，则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推迟投资而获得的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就越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发表了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批评早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原则的作用。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这样，不仅消除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摩擦，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他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亦称为切合比较优势原理一经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尤其是日本学者如小泽辉智等对此大加赞赏，并纷纷撰文沿着这条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小岛清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由于小岛清分析的对象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对。

小岛清继承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他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包括实物资产、技术等)来替代，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他认为，各国的劳动与经营资源的比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使比较利润率出现差异，因此，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依据这一原理，一国应大力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该产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的产业，进口该产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获得贸易的利益。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上述理论指出不同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这样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统一在对竞争优势的分析上。

三、理论发展的历史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全融合是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

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仅加速了两种理论的融合，而且使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放弃了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企业行为被分成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

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理论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或国家层次，而是力求将企业行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的分析，而更多地从产业或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两者的分析基础及其基本结论日趋一致。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

波特指出全球性产业意味着竞争者在主要地区或国家性市场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它们全球总体地位的影响，所以公司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他指出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差别：“与国内竞争相比，在全球性产业中竞争出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国家间要素成本的差异、国外市场的不同环境、外国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标、手段和监测外国竞争对手的能力的差别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所以，“全球性产业中的结构分析必须包括外国竞争对手、更广泛的潜在进入者、更大范围内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业目标不同、企业个性不同、对战略性重要因素认识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分析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和竞争障碍。全球性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全球化经验、产品歧异化、专有的产品技术及生产的可移动性；全球性竞争的障碍则主要包括经济障碍、管理障碍及制度障碍。有些障碍是给全球性竞争带来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碍不一定直接影响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务的复杂性。

波特注意到了政治因素对全球性产业竞争的影响：“企业与本国政府和购买国政府的特殊关系已真正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地位。竞争战略可能不得不包括刻意积累政治资本的行动，比如即使经济效率不高仍在主要市场上进行装配。”跨国公司而言，不仅要取得本国政府的支持，还必须注意在主要市场上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9

一、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为维持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行，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联合干预、管理和调节，以及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的方式及其起作用的过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和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首先，世界经济是开放经济。所谓开放既是一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及相互依赖的程度，也是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溶为有机整全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开放性，有了开放经济才有世界经济。正是世界经济的开放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开放的国民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必然性。因为开放经济间相互联系的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的条件变了，国际协调就不可避免，相互开放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因此，开放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前提，而协调是为了使开放进一步顺利和健康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

其次，世界经济是市场经济。各国经济不管其宏观管理模式如何，分配体制怎样，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是世界商品的生产者。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在于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为实现其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展开的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商品生产者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或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的商品的国际交换价值，他们之间的竞争往往要超过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但是，对世界市场和竞争行为的规范无法象一国国内那样依靠强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确立，而只能通过国际经济协调来实现。当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所引起的矛盾尖锐化、激烈化，以至影响世界市场的正常运行时，国际经济协调就不可避免。伴随着国际市场商品竞争的日益加剧，协调就越来越经常和重要，可以说国际经济协调是与世界经济的市场深化相联系的。

第三，世界经济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体系。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存在和扩大，使所有国家的生产愈来愈专业化，各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依赖于他国的生产，同时也满足他国的需要，世界生产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参与者被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国界所阻隔，但所有的参与者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不仅必须遵守自己国家的规则，而且还必须遵守其他主权国家的规则。世界市场和生产体系与各国政府的管辖权是矛盾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的国家的自决能力，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难以独立地实施，政府决策的效应弱化，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从协调建立国际经济行为规则，适应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角度而言，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世界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协调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整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

在认识世界经济的基本特性是国际经济的客观基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影响，因为当代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国际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度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就目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调节国际化的一种形式，整个协调过程和协调机制都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强化促进了国际经济协调，而国际协调的发展又反过来使国家垄断地们加强。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仲裁者，作为上层建筑从外部提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同时又是直接参与者，作为经济基础深入经济生活内部调节和干预运转。随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由国家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国际干预和调节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特别是当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衰退出现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往往会采取国际协调的方式。而国际经济协调又必然会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能力，单个国家干预往往力不从心，通过国际协调则效果显著。

2.区域经济集团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既是国际协调的产物，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新的高级形式。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经济集团，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同时也是国际经济协调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

3.跨国垄断资本全球性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也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迫切需要国家政权间的经济协调，以保证它们具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稳定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经济协调也是私人资本与国家政权融合和合作的形式，是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生活的国际延伸。

二、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目标是为了消除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减少贸易障碍，以推动各国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领域活动的经济协调组织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体系。在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关贸总协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贸总协定进行的国际协调具有全局性。目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已达100多个，由这些国家进行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85％以上。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关贸总协定协调下进行的。而且，关贸总协定的协调十分广泛，协调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商品，并在乌拉圭回合中把它进一步扩展到农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二是关贸总协定对其他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活动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实行的贸易政策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协调必须服从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为了增加各国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促使所有缔约方更好地遵守关贸总协定规则和履行承诺，保证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关贸总协定1989年建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通过定期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来审议缔约方的贸易政策和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规定着其他贸易协调的方向，使后者表现为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延伸。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协调活动虽然具有与关贸总协定类似的广泛性，但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论坛的性质，在采取实际国际措施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全局性贸易协调中只是对关贸总协定体制的一种补充。

在关贸总协定的总体框架之下，国际间还广泛进行局部协调。局部协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特定商品的协调，主要通过国际商品协定或各种双边贸易协定进行；另一种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协调，主要采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区域经济集团和贸易协定、国际会议等方式进行。局部协调对关贸总协定的全面协调起补充和促进作用，并与后者共同组成系统的国际协调机制。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管理措施的。

（一）关税政策协调

它通过在国际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和修改有关国家相互间进口关税水平，达到调整相互贸易关系和贸易状态的目的。关税协调使各国关税的形成方式发生变化，协定关税日愈取代自主关税而占据主导地位。关税协调主要是通过改变各国关税结构和关税水平实现的。其变化首先是使关税从单一税率结构向多样化税率发展，目前各国已普遍以复式税则取代了单一税则。在复式税则中，其最惠国税率、普惠制税率、特惠税以及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内部的关税免除等，都是通过各务关税政策协调之后，才最终确定的。关税协调的另一影响是使各国税率水平降低。这是由于各国关税中协定税率比重较大，而且关贸总协定通过不断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使各国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

（二）非关税政策及管理措施的协调

非关税协调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国际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这方面贸易障碍主要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建立的，并对世界贸易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害。基于这一教训，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强调取消进口数量限制，以关税作为唯一保护手段原则，试图通过推动各国外贸调控手段以非关税措施向关税措施转化。再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对立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体制。关税总协定自肯尼迪回合开始，推动缔约方限制非关税措施举行谈判，达成了若干有关协议。但是由于各国利益难于协调，关贸总协定不得不放松对缔约方执行上述规则的要求，允许缔约方在例外情况下，利用保障条款保护国内市场。另外，关贸总协定把涉及货币储备、国际收支和外汇安排的非关税政策协调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要求全体缔约方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与之合作。

在区域范围进行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关税协调是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它能够比较彻底地排除成员国间的非关税壁垒，并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协调范围。在不能立即取消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利用签订清算及支付协定摆脱它对贸易的限制。各国还经常采取协商建立某种出口数量控制机制的做法，避免和取代非协调的单方面进口限制，如多种纤维协定等协调进出口双方行为的国家政府间商品协定，以及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有秩序销售协议等。

（三）交易活动管理措施的协调

这类国际协调主要存在于出口领域，指若干国家通过建立原料生产国与输出国组织、签订商品协定等，统一规定和调整成员国某种商品的交易数量、价格或者交易商品的种类。发展中国家采取这种协调方式较多，主要用于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宗敏感性初级产品的出口管理。发达国家一般对本国出口产品较少干预，但也存在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或为了实行经济制裁进行联合出口管制的做法，如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管制、发达国家的联合禁运和封锁、冻结政府贷款以限制国内企业对象国家的出口等联合行动。

三、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

战后世界贸易基本上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贸易差额在趋于缩小，各种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加强，这些都是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分不开的。但是，从目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关贸总协定所倡导的宗旨目标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运行及其功能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

（一）不能有效协调利益的分配

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为各国所分享。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对外经济活动中受益，如利用发达国家市场扩大出口，吸收发达国家资金扩大积累，取得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通过密切相互关系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以上各方面本应享有的国际经济利益，却以不同形式被发达国家获取。国际经济利益共享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可以说是国际利益分配向发达国家的倾斜。这种利益的倾斜与国际协调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也受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条件的影响。

1．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弱于发达国家，从而在供求调节的利益分配中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组织形式低，发达国家则多为国际垄断组织；发展中国家产品多为竞争性市场结构，发达国家产品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市场上主要是作为购买者，而发达国家作为供方对技术具有垄断优势；由于制造业落后、资金短缺和缺乏技术开发能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品、资金、技术的需求具有刚性且难以取代，使价格、利率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还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所进行经济调控的不利地位等。

2．发展中国家不能自主选择参与和协调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以国际货币制度为列，目前发达国家主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它的正常运行以灵活的金融交易和各国较发达的开放型金融市场为背景，使频繁的汇率变动在幅度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现行汇率主要受资金流动的影响，其规模和流向的较大变动，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期望在浮动汇率下保持汇率稳定，而这一点对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地区分布、主要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为了避免汇率波动，它们不得不普遍实行对主要货币或一揽子货币的挂钩制度。但这种被迫的选择使发展中国利益受到多方面损害。首先是需要较多的国际储备，从而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和外汇短缺状况。而且，增加国际储备的方法是在对发行储备货币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中取得顺差，使实际资源向储备货币发行国转移，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其次是汇率波动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不同。对巴西等国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元升值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上变动特征是，出口价格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价格下降幅度。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在汇率波动中受到损害。

3．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例如，发展中国家通常不能对所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进行有效控制。发展中国家用进口限制等手段改善贸易条件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为其自身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刚性强。发展中国家还因缺乏国际交易的经验和知识技巧，对进出口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而蒙受损失。

（二）协调机制渠道不畅

运行机制的协调、资源配置等功能是世界贸易协调发展，实现高效率的保障。但是现实世界贸易的运转远未达到高效、合理、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其中比较实出的问题是：最需要借助于国际商品交换和技术转让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却很低，而发达国家又主要发展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资金流动同样主要在发达国家间进行，外汇及资金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所需要资金，甚至出现资金倒流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国际投资，出主要集中于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严重、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国际债务积累和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情况表明，国际贸易运行机制并未能充分、有效地对世界经济状态进行合理调节。

（三）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摩擦

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呈多元化结构，便其最基本特征是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二元结构并存。政策机制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但在实际运行中两种机制的作用常常发生矛盾。一是在时效上搭配不当。制定政策、付诸实施、产生效果的政策调节过程起动较慢，对市场变动反应存在时滞，开始调节时，经济波动方向可能已经改变，导致它同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相互抵消。二是存在目标矛盾。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由政策机制来弥补，包括国际经济协调和自主政策协调。二者之间也存在种种摩擦，其中存在一个实出的问题，即政策分歧或政策对立。它根源于各国国民经济状况的差异，相对独立性和国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的自主政策往往在方向及措施上相互矛盾与冲突，给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和世界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债务危机等问题的解决造成障碍，也干扰了国际协调的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具有单一目标导向的特征，政策机制则表现为多重目标，因此会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干扰。

（四）全球协调与地区协调、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的矛盾

在国际贸易协调中，全球性协调与地区性协调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多边协调与双边协调同时进行，同一国家、同一市场的经济活动受到来自不同国际协调组织的干预。一国自主的经济调节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这一多重方式进行的。这就使国际协调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多环节结构。如国际资金流动的基本原因是存在预期收益的国际差异，因此利率机制调节着国际资金的配制与流动。但是同时，由于资金在不同的货币区之间进行，汇率也对它产生重要影响，较小的利率差被汇率波动抵消。

国际贸易毕业论文范文篇10

（一）公正是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基本依据

国际贸易要长远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体系化规则的保障，缺少规则规范的国际贸易，其经济活动秩序必将失衡，呈现出不稳定的局面。然而，国际贸易作为社会长久的经济活动方式，缺少规则的支撑与制约，人们的安全将会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导致其国际贸易合作失去相互的信任。公正作为制定合理有序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其基本价值的理念源泉。缺少公正的规则体系做保障，国际贸易发展必将陷入一种畸形的状态，最终导致崩溃瓦解。

（二）公正对提升生产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正的机会平等原则与贡献原则在激发人的潜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机会平等原则将先赋性等不公正的因素排除，使每个贸易参与者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合作地位与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了每个贸易参与者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能力，以积极的投身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另外，公正的贡献原则保障了每个贸易参与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贡献付出的所烧，而获取其应得的部分。很好的将每个贸易参与者的利益纳入整个国际贸易经济活动链条之中，充分地激发调动了每个贸易参与者的工作热情。以上两种原则的提出，为国际贸易良好的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撑与保障，对于提升各国际贸易主体的生产效率与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国际贸易的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引导意义。

（三）公正是保障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实现国际贸易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

国际贸易公正是维系与保障国际贸易个经济主体良性合作的基本前提。在国际贸易中，公正的国际贸易肯定了各贸易主体的主权与合作地位，充分地保证了国际贸易各经济参与主体的基本权利与基本尊严，是国际贸易合作的必然前提。在最大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国家之间、各国企业之间的文化的隔阂与政治的冲突，使国际贸易的安全运行得以实现，成为维护国际贸易安全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健康有序的发展。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公正作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的道德基础，其作用日益突显。这也使得如何构建国际贸易公正体系成为了当下讨论的焦点。

二、对实现国际贸易公正的途径探讨

（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国际贸易中，其公正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上，这使得如何将利益公正地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成为了国际贸易公正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逐渐巩固，促使全球经济得到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将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自发性带进了市场中，这使得单纯的依靠经济制度变得难以把握和调控市场。道德作为市场运行的保障，是各经济主体获得最大利益的前提。为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这对市场中的各个经济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各经济主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义利要遵循中道的原则，爱财取之有道。同时，也要意识到诚信乃经营之本，各经济主体要本着诚信经营的理念，这样才能使国际贸易得以公正的运行。

（二）建立平等对话，谋求共同发展

在国际贸易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部分发达国家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通过强权政治、贸易壁垒等非公正的手段干预到国际贸易中，这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要使国际贸易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发达国家不能一味地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去发展本国的经济，双方贸易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以促进共同的发展。另外，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应倡导包容性发展的经济理念，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同时，发达国家也要正确地认识发展中国家不足，在合作中去尊重对方在贸易中的地位和应有的权利，各取所长，和谐发展，互利共赢。

（三）加强国际交流，发挥贸易组织重要作用

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公正的更好的发展，各国间应加强沟通与交流，在沟通中让彼此更了解。同时，在交流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学习到一些先进的技术，以提升与完善自身技术的薄弱环节，确保本国产品质量能够达到国际标准水平。同时，国际贸易公正的实现还有赖于贸易组织的监督与维护，各国要充分发挥贸易组织的重要力量，对于不公正的现象进行监督检举，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这对于国际贸易公正秩序的建立与公正体系的长远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