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1

当代空间认识论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它强调空间的能动性、自我生成性、异质性，由此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后者将话语重心转向忽视已久的“文学空间”问题，以期在对文学空间的重新审视中，建构适应于当代空间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也表征着20世纪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形式的内部研究走向侧重社会文化的外部研究的历程和重心变换。文学文本学空间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中，巴赫金最早真正注意到了文学空间问题，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小说的时空体概念。巴赫金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强调文学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文学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空间和时间标示融合在一起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1］，他以时空体为基点分析了从古希腊到现实主义小说，指出时空体是区分叙事类型特征的基础，它经历了从公共空间(狂欢广场)到私人空间领域的演变。巴赫金站在历史诗学的角度，于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审美纬度中洞察文学空间问题，提出文学的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框架。同时，弗兰克在对乔伊斯、庞德等现代小说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形式”概念，它是现代小说中使用并置、主题重复、多重故事、夸大反讽等的艺术手段，用以说明现代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空间化倾向。弗兰克继承了西方诗画对比说的古老传统，在形式美学角度考虑文学空间问题，把现代小说中出现的碎片化、拼贴等形式美学技巧视为现代小说的新趋向，使文本形式呈现出绘画一样的空间效果。巴什拉独树一帜，他运用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法专门研究文学文本中具有诗意的空间意象和其间蕴涵的存在论哲理意蕴。对于巴什拉而言，文学文本中的诗意空间“并非物理空间和抽象逻辑空间图示，它是想象的，体验的，印证人此在的内部空间……”［2］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对文学空间的探讨角度多样，既有形式纬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生存哲理纬度，文学空间含义不断扩大，从背景的、想象的、形式的、情感的、时空一体的到隐喻的、诗意的、哲理的，但对文学空间注意还只限于文本某个层面范围。

70年代以后，古伦、米切尔、佐伦等人对文学空间研究进一步深化，直接谈论“文学空间”概念和整体构成上。古伦提出文学空间是文本的空间，认为在文本中具有操纵力量是创作，它产生了文学艺术品这一文学空间，它是文字语言的，具有时间纬度，又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人格化的、认知的，总之要将文学空间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要和时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联系起来而非分割开来理解。古伦首次正面论述了“文学空间”概念，他要求将作者、读者和文本空间联系起来考察，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当代文学空间研究仍有启迪。w.t.j.米切尔将重点放在文本空间的整体构成上，他以“空间形式”指代文本整体空间，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它是多层的，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为此，他将文本空间分为字面层、描述层、结构形式层、意蕴层来考察文本整体空间。加百列•佐伦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一文意在阐明文本空间结构一般模型，他将文学空间严格限定在“模仿真实空间存在于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3］，进一步细化文本空间整体构成，在垂直和水平维度上分析空间整体结构模式。相比前人，佐伦对文本空间结构分析最为严谨和细致，但是佐伦科学理性地建构他的文本空间模型，基本排斥了文学空间的想象性、情感性、隐喻性、动态性等多元内涵。

21世纪初，文学研究和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浪潮，对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影响到文学空间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试图突破叙事理论封闭自足、过多强调时间忽视空间的缺陷，试图将社会文化语境与文本空间结合起来。弗里德曼重点放在文本再现空间(叙事)层面，为凸显文本再现空间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语境，引入作者和读者两极，格外强调读者阅读的心理建构，认为叙事文本空间结构是在阅读中逐渐建构起的，提出叙述横纵轴空间化阅读和阐释策略，水平轴是虚构人物在文本时空体的运动，纵轴是作者书写读者阐释，如此，文本与文学、社会与历史形成互文对话。弗里德曼引入作者、读者、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将文本空间构成指向一个动态形态，突破了前人将文学文本空间视为静态、同质、被动的狭隘观点，但是他立足于文本再现世界而悬置了文本空间其他层面，忽视了文本本身复杂性、多重的空间层面，且将文本叙事空间构成完全转移到读者心理建构上的做法也未必完全妥当。随后，玛丽•拉热瑞尔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指出叙事学的空间概念不应仅局限于承载事件和场所容器样的再现世界中，应包括文本各个层面。他将叙事文本空间划分为叙述空间、文本的空间延伸、文本载体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形式，提出要结合叙述视角对文本再现空间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的疏漏。文化学文学空间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当代另有一条从社会文化路径通往文学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所，它以跨学科的视域，融合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洞悉文本再现空间中意识形态元语言，形成目前极为热门的当代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深受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空间认识论转型的影响。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对传统的空间观发起挑战，赋予空间和时间一样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的社会生成力量和异质性、多元性、能动性提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空间的生产，将空间视为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90年代以来，后现代地理学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清算时，意欲建构历史—空间—社会的三维辩证法，以形成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地理批判话语，实现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理论和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空间的推动下，人文知识领域各学科(包括文学)纷纷参与空间问题的探讨上，共同积极建构空间理论，探讨空间问题，完成从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跨学科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和研究形成互动策应关系: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领域，对空间的分析多少涉及文学艺术，文学理论和研究也积极参与空间理论的建构，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在吸收跨学科空间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积极构筑出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话语。它以文学文本再现世界中的地理、场景、地点等再现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社会角度切入，关注文本再现空间的指涉系统，挖掘其间隐藏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意旨在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批评成果。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的兴趣并不在于追寻“文学空间”概念和“文学”本身，对它们而言，文学空间便是“文学景观”，是文学表述层面中的地理、地点、场景等再现空间和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等指涉，“文学景观最好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和知识的景观。”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之所以聚焦于文本再现空间，重要原因在于它非但是跨学科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和产物，还源自目前身处的文学文化转向语境。文学空间理论批评与其他文学文化、意识形态批评一样，不再纠缠于文本审美性、文学性等问题，而将它们视为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性构成的产物，是漂浮的能指和社会实践的话语结果，不再具有终极的意义价值。为此，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与后现代人文学科一道，将文学再现空间置于前台，将之视为浓缩着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文化表征和符码，对它进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实现社会批判功能。文学再现空间和文学一样成为文化研究的实践，益处在于“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

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以外部研究方法积极探索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体现出文学与文化间复杂的关联，尤其将文学空间拓展到能动、异质和社会生成力层面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空间研究。如果说世界是符号系统的差异性关系的话语建构，那么文学则是关于这个话语的话语，文学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逻辑，文学空间并不等于现实空间和地理。但文学空间理论却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一个层面，完全忽视文本审美维度和自主性，一味趋向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必然引起丧失文学本体论的身份定位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新的空间认识论坚持空间的多元性、开放性、异质性，文学空间理论和批评也必须以此为依据，在文学学科视野中，重新界定“文学空间”，建构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法策略。在这点上，文学空间理论还有待继续深化和亟待自我理论建构的完善。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2

翻译一般意义上指翻译者的个体行为，因此它的目的和影响是偶然的、可变的。但是当翻译某一种特定类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持续了一定时间的集体活动时，就不能再简单看待。首先，这种现象出现一定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受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往往成为翻译事业能否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外来文化鉴别和选择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下面我将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经翻译、科技著作翻译、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三次潮流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佛经翻译

1、佛经翻译潮流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经翻译开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鼎盛。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赋役日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大众渴望在宗教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解脱。这种精神上的渴求使得宗教成为了古代人民的一种需要。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而佛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填补了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空白。这成为佛经翻译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祈求神明保佑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历代的佛经翻译大都有官方授权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佛教教育人们要安心现状，期待来世。无疑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佛经翻译得以大规模实施。

2、佛经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佛经翻译扩充了我国的汉语词汇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如“如果”，成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俗语谚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歇后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等都是来源于佛教。其次，梁启超曾说道：“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佛经翻译不仅创造了白话文体，促进了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还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歌曲、弹词、平话、戏剧等体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三，佛经翻译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从两汉到唐代近千年的时间里，我国佛教翻译著作达两万多卷，佛教思想也渐渐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个侧面。一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可以通过音乐、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等亲身感受到佛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三、科技著作翻译

1、科技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明末清初，欧洲一批企图通过“学术传教”方式来满足侵略扩张意图的传教士来华，与中国一批士大夫一起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著作。他们的活动以传教为宗旨，希望通过翻译活动，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但同时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文化的交流。首先，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中国文化传统使科学技术极大落后于西方。但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而使科技翻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其次，当时整个社会被程朱理学窒息，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立足点的学术传教方式，“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与反理学的文人士大夫们“经世致用”观点相吻合，得到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的接受和推崇。

2、科学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输入中国，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其次，科技著作满足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经几千年发展产生的僵化局面，中国文化开始了多元化的趋势，开始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第三，在西学的影响刺激下，科技思想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经世致用的风气开始在一些士大夫中出现。中国学者也开始整理、发掘泯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此外，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奇器”的输入，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可见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科技和科学精神，在士大夫当中产生了学以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为后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打下了基础。

四、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

1、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于末年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盲目排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对外交流被终止，系统的翻译工作也随之停止。百余年的不思进取和闭关锁国，最终导致国力衰竭，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惨败。因此一定层面上讲，这次社科类著作的翻译高潮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的。战败的耻辱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原因。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传统封建文化使中国不能顺应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正是这种情况使维新派加大西方社会科学类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中国变法的借鉴。中国的文化输入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到社会科学领域。

2、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在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及文学的译作，初步介绍了西方天赋人权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为“五四”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次，文学作品翻译为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学习、仿效的艺术范本，为中国打开了一扇与世界文学沟通交流的窗口，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买下了伏笔。第三，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引入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从理论上打破了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愚昧观念。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校园文化;基础性;功能作用;历史透视

校园文化是以师生为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1］在教育教学研究中，校园文化一直都是关注度很高的热点话题，目前学界注重研究的问题多在如何建设的策略、方案等操作层面上，比如，有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有的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有的与地域特色相结合，等等，相对缺乏的是其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推进。本文试图对校园文化的价值主旨做个性化发掘，借助社会历史的视角，论述其在高校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以丰富其理论研究。

1校园文化在高校发展中的基础性

所谓校园文化的基础性是指校园文化所特有的激发高校生存发展生命活力的那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价值如同一个高大建筑的基础一样，没有这样的基础，高校发展就会垮掉。高校是以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的场所。高校的生存发展需要诸多条件:物质的如办公教学大楼、桌椅教材等;精神的如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学风气等。物质条件容易达成，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就能如愿建成，为难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不是靠投入多少资金就能取得的内容。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对大学的存在意义，不仅是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教师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教育目标的榜样存在，发挥着营造积极向上、奋发进取氛围的作用，有大师的引领和带头，学校才会迸发出勃勃生机，获得充足的提升动力，凝结在大师身上的不同寻常的特质便是其高端的文化素养。新时期里，曾经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先生认为，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而大学的文化则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文化、严谨务实的文化、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还是一种明德修身的道德文化。名家们的思想认识，共同揭示了大学生存发展的真谛:大学不在于物理空间有多大，物质条件有多高，最关键的还是其有没有文化。可见，文化是一个大学安身立命的基础。进一步分析，校园文化就层次而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深层次的内容，这一部分内容特指大学的精神和风气等等，它具有高度的凝结性，较为抽象，不身在其中往往无法感知，这一部分内容作为大学文化的内核，是一个大学长期培育积累所得，也是一个学校引为骄傲的内容。一个学校的校训就属于这样的内容。世界上各个大学的校训表述不尽相同，充分反映出各个学校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淀，不同校训背后折射出的是各具特色的生命活力。另一部分为表层次的内容，这一部分内容特指那些在不同时期里、在不同场合下、在不同空间里呈现给师生的学术报告、文艺表演、体育竞赛、板报宣传等等有形的、可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高校校园内丰富了学生生活、提供了锻炼机会、搭建了交流平台、传播了各类知识、营造了文化氛围、调动了多种积极性，是大学凝聚师生之心，激发教学活力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一部分内容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更适合年青学生的身心成长之需，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途径，它还更接近于生活本真。学校通过更多接近本真的活动展示，教学才能有效地进入求真的轨道。校园文化具有基础性，可借用社会有机体的理论来阐述。该理论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各种关系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能呈现出各构成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等重要特性［2］。认识社会有机体理论，能给我们很好的方法论启示。认识校园文化的基础性价值时，我们可将其置于学校存在发展的诸要素中进行分析。学校发展的要素从大的方面来分类，可有四项，一是物质条件，包括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资金等;二是师生条件，包括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等;三是学校的种种规章制度，四是学校文化，包括学校的办学理念、教风学风和人文精神等。在这四类要素中，学校的物质条件可以随时改善，师资队伍可以通过市场交流得以改善，学校的制度受其校园文化影响，唯有校园文化是难以随便获得的，需经长期不懈的努力积淀而成。一个不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单位是很难办出特色，很难取得骄人成绩的。

2校园文化基础性意义的社会历史透视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学校出现于夏朝，而类似于现代意义的大学则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其最初的形式，仅指一种可以采用任何组织形式培育人才、促进社会发展的团体或社区，并没有突出其学校教育的作用和功能［3］。在对校园文化的历史审视中，我们深深觉得，是所有存在的和已经消亡的学校文化共同构建了历史长河的校园文化大系，又以这样的集体文化壮大了社会文化整体，使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丰富丰满、五彩斑斓。

2．1中西方校园文化的多元差异是校园文化基础性的外在表现

因为中西方办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文化传统不同，校园文化自然也不会相同，甚至完全相异，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校园文化，这些相异的校园文化伴随着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或社会价值传承下来，个性十足，让彼此相互惊叹。(1)校园硬件设施，如:校园建筑、校园图书馆、体育场所等体现出校园文化差异。以校园建筑为例，西方多数大学校园一般是“无围墙大学”，且可向社区开放，体现出其开放性文化特征。而在我国，校园建筑结构如同家居一样，注重完整性、封闭性、独立性，显示出学校与社会的分隔，如此明显的差别更多地受制于其历史文化基础，是校园建设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果。(2)大学理念培育的差异制约校园文化基础性的价值的取向。西方大学注重以独特的、多元性发展的办学理念引领学校发展，如: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办学传统、英国大学的博雅教育、美国大学重教学与科研、服务社会的大学理念等等;其共性是“以培养人”为目标，培养这个“目标人”会学习、会选择、会合作。相较于此，我国教育的任务虽然基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但历朝历代所确立的学习目标则是担当“治国平天下”之责，追求“学而优则仕”的前途，在此传统教育理念下，校园文化更多的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3)注重“学术自由，培养个性”是培育校园文化基础性良性氛围的差异点。“学术自由”的思想最早由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他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在大学教育中的体现是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营造了良好的文化传播与革新的氛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大学教育在近展中，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学术自由的呼声纷纷在大学响起。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治理下，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学风，形成了北大优秀的办学传统，奠定了新北大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这样的学术自由氛围并未能在我们的办学历史中普及并延续，因而校园文化建设极容易随波逐流，脱离文化的高雅，偏向世俗。(4)创新意识培养是校园文化核心内容的新亮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出现了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改革浪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其培养途径有三:一是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二是设立创新基地，在实践中创新;三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参加科研活动。与国外大学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各种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措施在实践中普遍应用，比如，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给新生配备导师制，设立学生科研奖励等等，但各类学校的发展并不平衡，整体创新能力偏弱，这些不足使得校园文化的厚重性不足。

2．2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相溶是校园文化基础性意义的活力源泉

校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追根溯源来自社会文化的土壤。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又以其独特的方式服务社会，丰富社会的文化发展，促进社会的文化进步。首先，学校的生成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独特领域，这就决定了校园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性，以我国校园的礼仪文化教育形式为例，可见一斑。我国素有“礼义之邦”之称，在我国古代社会学校教育中，礼仪制度教育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4］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礼制建设。为了富有成效地施行礼制，需要建造专门的场地演练，需要培养专门的人才实施，需要专门研究礼制的完善，因此，催生出了古代学校的形成，催生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礼制文化教育。礼仪制度的教育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校园文化的教育形式与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深深打上了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其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辐射作用。学校从独立于社会之后，并没有完全与世隔断，而是有许多途径通向社会，与社会交融。它的老师来自社会，它的校园建筑敞开向社会，它的实践场所依托于社会，它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社会的支助，这些通道引入了丰沛的社会文化营养，这些营养在滋润学校发展时，也同时孵化出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这些校园文化又借助于其教师、学生和校园课堂本身，汇入社会文化，影响社会文化，与社会文化相得益彰，共同营造社会文明的良性循环体系。

2．3校长岗位是增厚校园文化基础的关键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评论它的校长。”［5］大学校长不仅是办学特色形成的主导力量，同样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校园文化的传承发展力度都与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以及管理能力紧密相联。中外各类名校办学成功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6］。在西方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柏林大学，离不开洪堡的锐意改革;对哈佛大学产生深远影响的霍普金斯大学，离不开吉尔曼的开拓性创举;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著名的“硅谷”，离不开校长斯德林和副校长特曼的创新。在我国，古代孔圣人创办的教育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现代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开创了乡村教育的先例，让教育的奢侈变成普通民众望而可及的内容;蔡元培主政北大，创造了一个个性丰富，生机勃勃的北大，奠定了其在今日中国的第一大学地位等，不胜枚举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校长是一个学校成长发展的灵魂，是培育一个学校文化基础厚度的规划大师。因此，一个成名学校的背后总是相连着一个成功的校长，一个成功的校长身后往往矗立着一个成名的学校，造就文化品位高尚的思想家、教育家类型的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3校园文化基础性的几点要求

校园文化基础性价值的发挥，相伴着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本质上是一个多环节的、持续的、开放的实践项目，在其建设过程中包含着较多较高的要求。

3．1文化建设的时空性

营造校园文化，就基础性要求而言需要全面覆盖，减少死角，因此，客观上既有空间上的要求，也有时间上的要求。空间上要求校内的各个角落都应有文化的形式、各个人都应有文化的修养和品味，这类文化形式可以是静态的艺术作品、树木山石或办学成果集锦，也可以是动态的礼仪、行为、比赛或表演，校园文化应遍布校园各处，从办公场所到活动场所、从课堂到食堂、从路道到绿化，师生活动涉及的地方就应体现文化气息，这才是空间上建设的应有表现。在时间上营造校园文化要求具有持续性，即在各个时期里都有文化表现和亮点。校园文化是累积起来的，不能靠随意或突击来完成，一定是一个学校时时有校园文化意识、多年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

3．2文化活动的计划性

要做到校园文化的时空存在，就要对校园文化做好规划，就要具备校园战略发展的长远眼光。要把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上升为学校发展战略，并将其制度化，以保证其得以顺利传承，不因不同阶段的领导更换而改变其文化特色或削弱其建设力度，真正让校园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发展。校园文化的建设计划既需要围绕学校办学特色的主题做“顶层设计”，也需要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走群众路线，培育全体师生员工校园文化建设的“自觉”氛围，还需要专家学者献计献策、从不同专业的视角进行创新和批评完善。

3．3办学质量提升中的包容性

包容对个人来说是一种修养，对一个单位来说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生存文化。学校是聚集人的地方，除了老师还有众多学生，每个人都有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个性，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变化，在这样的群体中，固然群体意识很重要，群体目标很重要，但若在主张群体意识的时候，漠视和排斥个体意识，这对教学工作进展，并不有利，因为教学是以教师个体活动为单位完成的，出色的教学工作来自于教师个体的榜样力量和创造性。漠视和排斥个体意识很容易扼杀个体的创造性。因此，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往往能汇集较多很有个性、很有学术成就、很受学生喜爱、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

3．4方式途径上的亲切性

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式和途径众多，每个建设内容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校园文化可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通常不太容易让师生厌烦。但这不等于说，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式和途径不需要讲究艺术，实际上，要想让校园文化建设的效果出彩，反而特别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艺术性问题，这种校园文化建设方式和途径的艺术性是要让每个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都能给人亲切感。校园环境建设具有亲切感，人们就乐于进校，乐于工作生活在校园;教师上课具有亲切感，学生就会得到平等尊重的认同，就容易进入教学互动的场景;学校领导具有亲切感，教师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就容易被调动。方式和途径的亲切性，是校园文化建设者的身心修养高度、智慧高度和艺术水准的生动体现。

总之，校园文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办学资源，较多的研究者均将其看作为一种“隐性课程”贯串于学校办学的历史中，其对学生的影响是间接的、持续的、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式的。［7］因此，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的隐形基础。

作者:许金如 唐开鹏 徐开金 单位:扬州职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德斌．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6):107－109．

［2］刘忠孝，万宁宁．试析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对高校德育社会化的理论支撑［j］．学术交流，2012(1):167－171．

［3］程方平．高等教育的发展创新历程———国外大学发展概说［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89－100．

［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c］//林志均: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36．

［5］陶行知．陶行知选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4

一、高度重视。

广大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社会，一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加快，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引导群众、教育群众，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有力武器，提升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发展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途径，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中具有其他方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加强文化硬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二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手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更是重中之中。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不断加强艺术创作，切实加快社会文化建设，着力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才能引领社会风尚、重塑城市形象，增强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文化软实力的综合提升。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一个没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城市，三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是建设文化强市的必然选择。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驱力。没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打造“一枢纽、两中心、三基地，建设秦巴地区经济文化强市”中，特别需要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支撑。有历史悠久的巴渠文化、光辉灿烂的红军文化和极富特色的川东民间文化，建设文化强市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只有繁荣发展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才能有效利用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底蕴、着力发挥文化张力，让文化建设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以新文化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和带动全市经济的大发展。

二、强化三种意识。

艺术工作的根本所在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础工作，创作。艺术创作要特别强化三种意识。

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要坚持用精品意识来引导艺术创作。不管是哪一种文艺体裁和形式，一要强化“精品”意识。艺术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都应该树立精品意识，要以提高艺术质量和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力，以至逐渐形成文艺品牌为原则，打造艺术作品。不管是大型剧目，还是中小型剧目，都应该精益求精，不断打磨，好作品是打磨出来的要通过无数次打磨才能成为精品。要坚持用精品标准来检验艺术作品。

文艺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源泉，二要强化“创新”意识。创新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动力。也是文艺的巨大魅力所在当代的艺术创作必须既善于继承又要勇于创新，要通过理论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尽快建立适应事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机制。要在主题观念上创新、表现形式上创新、艺术个性风格上创新，唱响时代主旋律的探索与创造中，繁荣和发展有特色的文艺事业。

艺术创作受到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双重制导。一方面要遵循艺术自身创作和发展规律，三要强化“产业”意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也要强化产业意识，顺从市场的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对艺术生产的促进作用，尽最大的努力寻求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辨证统一，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强化产业意识，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体现时代特征、展示特点，具有部级和级水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艺精品，要充分利用我市艺术创作的优势，举办高质量艺术展览，组织创作和编排一些优秀剧（节目参加大型演出活动，创造条件将部分舞台精品剧目制作成音像制品向社会发行，逐步树立艺术创作品牌，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三、切实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核心内容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公益性。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为社会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各地要抢抓机遇，通过“抓工程、抓项目、抓活动”切实加快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提速文化建设。

构建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文化工程是民生工程，一抢抓民生工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无论从量、质还是面上都大幅度提升。只有抓好文化民生工程，才能以各种先进的手段和周到服务改变着人们生活，才能让城乡群众公平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系统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一是实施文化网络全覆盖工程。切实加大社会文化建设“3211工程”建设力度，建成惠及全民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市650万人口中消除文化空白点。要加快博物馆陈列布展工作进度，确保年底前正式对外开放。加快市文化馆建设立项进程，力争将其纳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盘子。增添措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全面完成国家、国下达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任务。二是实施社区文化建设“五个一”工程。以出台社区文化建设新政策为契机，以参加全国“四进社区”展演及“全国文化先进社区”评选活动为手段，全市每个社区建立一个图书室、一个共享工程服务点、一支演出队伍、一个文化广场、一项文化活动品牌，逐步形成一社区、一特色、一品牌，使居民就近方便地享受到公益性文化服务，构建和谐城市。三是实施古籍抢救保护工程。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典籍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处于前列。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市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整合市县图书馆资源，加大古籍整理和编纂工作力度，使历代巴渠文化的宝藏能得以传承保护、惠泽人类。

就要在管好”用好”上下功夫，二抓好“软件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加强公共文化“软件”建设。建得起”转得动”可持续”上下力气。要改革管理体制，使各个文化主体充满活力。要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调高行政效率和工作效率。要借鉴现代科技成果实现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创新，更好维护和发展包括特殊群体在内的群众文化权益。一是深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要以举办中国·元九”登高节为龙头，带动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着力提高广场群众文化活动质量，着力扩大“送文化下乡”覆盖范围，着力提升群众文化辅导工作成效，着力组建群众业余文艺队伍。二是稳步推进公共文化免费服务工作。要按照国家、上的统一部署，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服务。各级图书馆要根据国务院第492号令要求，设置“政府信息查询专题阅览室”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各级文化馆要根据《文化馆管理办法》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管理办法》承担起指导社区文化中心和乡镇文化站建设，并为他配送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的新职能。三是高度重视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策划启动文化人才“薪火工程”着手建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着力解决基层文化专业人员比例偏低，素质不高，能力水平较低的问题；要注重发挥基层文化骨干、文化能人、文化名人的积极作用，巩固基层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四是切实加强群众文化创作工作。群众文化创作作为社会文化工作的基本内容，确保社会文化持续的必然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单位要把群众文化创作同专业艺术创作提到同样的高度加以重视，要纳入目标，明确创作任务，要适时召开群众文化创作作品改稿会，对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娱乐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实施攻关，反复修改，使其成为精品，参加国家、群星奖”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并力争获奖。

增强特色文化品牌效应。建设文化强市，三抓好品牌工程。必须品牌先行。市上确立了打造以巴人文化为代表的巴渠历史文化品牌、以红军文化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以中国·元九”登高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品牌、以“作家群”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展演品牌的总体工作思路。各县（市、区要加强调研，科学论证，积极探索，加快推进，一县一品”建设上抓出实实在成效。

四、切实加强领导。

两手都要硬”方针，一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两手抓。充分认识加强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把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目标考核，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协调，各有关领导、群众团体齐抓共建的群众文化工作组织领导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级级有责任，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为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也有着鲜明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扶持保障机制，二建立健全扶持保障机制。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有着突出的群众性和社会性。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对艺术创作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制定艺术创作发展规划，设立艺术创作专项基金，落实奖励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加大社会文化建设扶持力度，把重点文化设施建设列入当地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加大向上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的力度，为社会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社会文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办社会文化的新局面。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5

心理学史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心理学史是必备的知识基础，也是学习和未来从事研究的起点。而对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更是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性行为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然而，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观念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课目。即便是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在这样短的教学时数内，授课教师不得不将深厚庞杂的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加以高度浓缩，以概略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等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专业特点从中丧失殆尽，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他们学科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心理学史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那些生硬的历史知识，除了考试取得学分之外别无益处，心理学史于是成为纯粹的学习“负担”。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6

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直接促进心理学的学科发展

心理学史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心理学史是必备的知识基础，也是学习和未来从事研究的起点。而对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更是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性行为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然而，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观念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课目。即便是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在这样短的教学时数内，授课教师不得不将深厚庞杂的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加以高度浓缩，以概略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等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专业特点从中丧失殆尽，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他们学科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心理学史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那些生硬的历史知识，除了考试取得学分之外别无益处，心理学史于是成为纯粹的学习“负担”。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自慰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analysis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literatureandart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8

摘要:宜兴均陶堆贴装饰工艺是民间艺术中极具代表性和艺术特色的一种堆贴装饰技法。在江南陶都宜兴的民间陶文化艺林中,它与精陶、紫砂、青瓷、彩陶曾繁极一时,史称陶都民间陶艺的“五朵金花”。时至今日,陶都陶瓷业界却成了紫砂陶“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时代生活发展的趋势使然,然而要振兴现代均陶工艺,我们就很有必要深入剖析研究它的装饰工艺手法,而后结合时展的需求进行艺术创新。

关键词:均陶装饰创新

时代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而传统均陶堆贴工艺的受众对象是日常生活器皿,当玻璃、塑料等材质的现代生活器皿占据了人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主流时,均陶民间工艺生存土壤的日益减少,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客观因素。但同样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宜兴紫砂陶却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迎来了空前繁荣时期,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均陶工艺是否自身存在它的艺术局限性了,只有深究它的内在因素,再结合客观环境因素对其改进创新,那样现代均陶工艺才能得到发展振兴。

宜兴传统均陶工艺中存在的艺术局限性有:缺乏艺术性;缺少文化气息;工艺技法单一。既然了解了它的不足,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艺术局限性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从而实现现代宜兴均陶工艺的时代创新发展,最终实现它的艺术振兴之路。

1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形式的创新

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形式与时代生活需求相违背,在日常实用品上被挤出历史舞台,而在艺术工艺品方面又缺少发展与竞争力,因此我们要对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形式上进行变革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均陶工艺品的定位方向和均陶工艺品的艺术内涵。

(1)现代宜兴均陶工艺品的需求定位,从生活需求大器皿向生活装饰艺术品过渡。

在现代生活需求中,均陶工艺产品因其质粗体大而受到冷落,市面上又泛滥着粗制滥造的统货,而匮乏有艺术内涵的精致工艺品。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宜兴均陶艺术品的定位方向从生活大器皿向生活装饰艺术品进行过渡,这一点是借鉴紫砂陶的艺术成功之处。

(2)对于现代宜兴均陶工艺品的艺术内涵的发展,我们主要可以从造型上入手。

在传统均陶工艺中,由于它的受众对象是日常生活品、是大器皿,因此均陶工艺品往往等同于简单的陶瓷装饰,装饰内容不重要,因为它与陶瓷造型脱节,与造型缺失关联就使得它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美化而存在的。既然我们将要把现代宜兴均陶工艺品定位为生活装饰艺术品、以小器皿为主,那么顺理成章地我们可以把均陶装饰融入陶瓷造型,使它成为陶瓷造型的整体元素,均陶装饰与陶瓷造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2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的创新

传统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因其对象是日常生活用品,故而它往往只注重日常实用性,它的均陶装饰多只是美化,多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景物,比如龙凤图腾之类,这类作品装饰内容缺乏时代文化气息,不可能为高层次文人所喜爱,因此它的装饰内容也就缺少文化内涵。我们要对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进行改进创新,那么我们就要加大它与时代生活的联系性,引入文人文化进而融合,使它富有时代文化内涵。

2.1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社会文化的结合

在民间艺术历史上,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社会文化的结合并非没有,在传统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题材的选材上就有戏文类题材和话本小说题材。“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民间艺术流传的这句谚语就曾被用来诠释宜兴历史上均陶工艺,明清时期鼎盛的苏州昆剧艺术与宜兴均陶装饰工艺的结合,还有以明清时代文学作品人物场景为题材选择的宜兴均陶装饰工艺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宜兴均陶工艺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历史。

我们今天谈现代宜兴均陶装饰工艺题材的创新变革,不是照搬宜兴紫砂陶的成功而是借鉴,虽然两者材质工艺都有区别,但现代宜兴均陶工艺与诗书画的结合未尝不可,这也只是提议与尝试,我们根本的目的则是加大宜兴均陶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程度,想通过这样的尝试使宜兴均陶工艺更富有文化内涵而重新被大众人民所喜爱追捧。

2.2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时代生活的结合

回顾宜兴均陶工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它有着与时代生活的结合的传统,建国后出现的政治题材的均陶工艺,再到更早的传统均陶工艺中的神话题材、宗教题材、祥瑞图案题材等,无不是与当时人们时代生活需求相符的例子,大器皿的生活需求才有了传统均陶工艺品的普遍“大器”,更直接的传统均陶工艺装饰内容的生活题材中的“春兰秋菊”、“松鼠葡萄”、“秋菊蟹肥”等等,它们都很好地记录了宜兴均陶工艺与时代生活结合的历史。

但是时代变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的更多的现代元素,然而宜兴均陶艺术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在现代宜兴均陶工艺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现代生活元素的一些东西,这当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因此,在现代宜兴均陶工艺的发展方向中,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把现代生活元素引入其中,这不仅仅是主观的艺术创新更是时代生活发展的必需。

3现代宜兴均陶工艺装饰技法的创新

宜兴均陶堆贴工艺在民间被称作“大拇指艺术”,这个通俗的说法却形象地说明了它的装饰技法,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均陶堆贴工艺可以说是“纯拇指”的民间艺术,它的工艺基本都是通过“大拇指”所变化的不同技法来完成的,这是它的工艺传统与艺术特色。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会计文化；会计文化建设

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远古时期简单的绳结和石刻计算已经标志着会计文化的产生。虽然会计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从理论和实务对它的研究却是一个短暂的历史。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1．文化的含义。

对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角度，不同的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个组成内容，即：①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物质享受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②精神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敬的需要，以及参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③规范文化是为了协调人类社会关系的需要和协调人的活动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比如：社会组织、制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等。

中华民族拥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曾为人类文明演变发展过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并存组成，以儒家文化为支柱和基础，以道家和佛家文化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2．会计文化的含义。

会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受到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哲学、和人类价值观对会计的影响又是综合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计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会计管理哲学，相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又是一种亚文化。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形式实现会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

会计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为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会计文化这四个基础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

二、中国文化对会计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会计文化中，英美会计文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英美会计文化具有如下的特点：①强调职业个人主义；②会计信息公正透明化；③倾向于激进主义。英美会计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和会计信息的真实透明。

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会计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会计文化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文化。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伦理文化主要侧重于德治而轻于法制。伦理道德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会计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计人员的行为始终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制约，以无私奉献、廉洁奉公为核心思想。主要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会计人员的行为，依靠会计‘人员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这也就造成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无章可循，规章虚设，德治重于法制。

2．中国文化的环境是政治文化。儒家提倡“克己复礼”，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欲念；墨家忧世风日下，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下，法家主张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些，对中国传统会计义化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政治环境决定着会计的地位、性质和职能的作用发挥以及会计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甚至决定着会计文化的社会文化的地位和发展方向。

3．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人事文化。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必须管理、管理必须核算，然而核算离不开会计，最终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但是人事文化作用表现比较突出，主要为会计行为本身常常为了处理好人事关系不得不牺牲会计的科学性，伦理道德性。

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观念与市场融为体，相得益彰，相互发展，摒弃民族虚无主义，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观念，将之有机地融人我国的会计文化建设中去。

三、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我国的文化必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构成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会计文化建设也必须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1．适应会计环境发展。会计文化需要会计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现在我国大力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计文化也应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从而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

2．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中国会计文化是对中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的传承和延续，体现着中西现代管理文化的精髓思想。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对于中国目前的会计行业中不良的会计行为，应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改革中国会计管理体制，加强中西方会计文化的融合，提高会计职业人的素质，从而积极引导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前进方向。

3．加强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文化在会计实践过程培养会计人的基础和中心。当前，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侵袭，会计领域中一些人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守不住道德防线，以做假账、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来提高会计人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的基本方向和行动指南。中国会计文化建设是会计环境变化发展的必要性，是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是加强会计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之一。因此，会计文化建设既要吸取我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精华，又要善于借鉴国外会计文化的先进之处，对于我国会计文化的创新，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原则

会计文化建设所应遵循的原则，是人们通过对会计文化及其规律性的了解，对会计文化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我国会计文化改革与发展重要理论依据。根据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成果，会计文化建设的原则主要为如下几点。

1．整体性原则。整体性是指在会计文化建设中，坚持系统思想和整体观点，不断评估各要素对整体会计文化质量的影响，实现会计文化的整体优化。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促进会计文化发展、完善的原则。因此在会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制定综合性的会计文化建设计划，把握会计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并从整体上来考虑会计文化建设中组织、协调、措施的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时，要始终保持其整体性。

2．共性原则。会计文化建设的共性原则是指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会计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自身的文化建设都具有共同的组织文化的性质。在不同时代，不同企业的会计文化中都包含有一些超越自身特点，因而具有共性的价值观念，这是会计文化本身科学性的反映。这些共性的认识虽然还有缺陷和不足，但却是形成真理的基础理念，是构成各种不同会计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互相促进的条件。因此，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尽管内容和形式随着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变化，但在实践和观念的总结中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的基本点却一直保存下来。这也就是在会计文化建设过程中共性原则的表现。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均陶装饰创新

时代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而传统均陶堆贴工艺的受众对象是日常生活器皿，当玻璃、塑料等材质的现代生活器皿占据了人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主流时，均陶民间工艺生存土壤的日益减少，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客观因素。但同样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紫砂陶却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迎来了空前繁荣时期，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均陶工艺是否自身存在它的艺术局限性了，只有深究它的内在因素，再结合客观环境因素对其改进创新，那样现代均陶工艺才能得到发展振兴。

传统均陶工艺中存在的艺术局限性有：缺乏艺术性；缺少文化气息；工艺技法单一。既然了解了它的不足，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艺术局限性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从而实现现代均陶工艺的时代创新发展，最终实现它的艺术振兴之路。

一、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形式的创新

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形式与时代生活需求相违背，在日常实用品上被挤出历史舞台，而在艺术工艺品方面又缺少发展与竞争力，因此我们要对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形式上进行变革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均陶工艺品的定位方向和均陶工艺品的艺术内涵。

(1)现代均陶工艺品的需求定位，从生活需求大器皿向生活装饰艺术品过渡。

在现代生活需求中，均陶工艺产品因其质粗体大而受到冷落，市面上又泛滥着粗制滥造的统货，而匮乏有艺术内涵的精致工艺品。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均陶艺术品的定位方向从生活大器皿向生活装饰艺术品进行过渡，这一点是借鉴紫砂陶的艺术成功之处。

(2)对于现代均陶工艺品的艺术内涵的发展，我们主要可以从造型上入手。

在传统均陶工艺中，由于它的受众对象是日常生活品、是大器皿，因此均陶工艺品往往等同于简单的陶瓷装饰，装饰内容不重要，因为它与陶瓷造型脱节，与造型缺失关联就使得它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美化而存在的。既然我们将要把现代均陶工艺品定位为生活装饰艺术品、以小器皿为主，那么顺理成章地我们可以把均陶装饰融入陶瓷造型，使它成为陶瓷造型的整体元素，均陶装饰与陶瓷造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二、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内容的创新

传统均陶工艺装饰内容，因其对象是日常生活用品，故而它往往只注重日常实用性，它的均陶装饰多只是美化，多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景物，比如龙凤图腾之类，这类作品装饰内容缺乏时代文化气息，不可能为高层次文人所喜爱，因此它的装饰内容也就缺少文化内涵。我们要对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内容进行改进创新，那么我们就要加大它与时代生活的联系性，引入文人文化进而融合，使它富有时代文化内涵。

2.1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社会文化的结合

在民间艺术历史上，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社会文化的结合并非没有，在传统均陶工艺装饰内容题材的选材上就有戏文类题材和话本小说题材。“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民间艺术流传的这句谚语就曾被用来诠释历史上均陶工艺，明清时期鼎盛的苏州昆剧艺术与均陶装饰工艺的结合，还有以明清时代文学作品人物场景为题材选择的均陶装饰工艺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均陶工艺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历史。

我们今天谈现代均陶装饰工艺题材的创新变革，不是照搬紫砂陶的成功而是借鉴，虽然两者材质工艺都有区别，但现代均陶工艺与诗书画的结合未尝不可，这也只是提议与尝试，我们根本的目的则是加大均陶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程度，想通过这样的尝试使均陶工艺更富有文化内涵而重新被大众人民所喜爱追捧。

2.2现代均陶工艺装饰内容与时代生活的结合

回顾均陶工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它有着与时代生活的结合的传统，建国后出现的政治题材的均陶工艺，再到更早的传统均陶工艺中的神话题材、宗教题材、祥瑞图案题材等，无不是与当时人们时代生活需求相符的例子，大器皿的生活需求才有了传统均陶工艺品的普遍“大器”，更直接的传统均陶工艺装饰内容的生活题材中的“春兰秋菊”、“松鼠葡萄”、“秋菊蟹肥”等等，它们都很好地记录了均陶工艺与时代生活结合的历史。

但是时代变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的更多的现代元素，然而均陶艺术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在现代均陶工艺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现代生活元素的一些东西，这当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因此，在现代均陶工艺的发展方向中，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把现代生活元素引入其中，这不仅仅是主观的艺术创新更是时代生活发展的必需。

3现代均陶工艺装饰技法的创新

均陶堆贴工艺在民间被称作“大拇指艺术”，这个通俗的说法却形象地说明了它的装饰技法，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均陶堆贴工艺可以说是“纯拇指”的民间艺术，它的工艺基本都是通过“大拇指”所变化的不同技法来完成的，这是它的工艺传统与艺术特色。

现代均陶堆贴工艺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寻求创新变革，这种创新变革是全方面的，自然包括它的基础工艺技法。当然，“大拇指”艺术是均陶堆贴工艺的根本，有了它才有了均陶堆贴工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它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寻求变革发展必须在尊重它的历史根本的基础上，坚持以“大拇指”艺术为主体，但是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寻求创新，可以引入吸收一些其它工艺手法来辅助，比如雕刻、泥绘等等，吸收这些其它工艺的艺术特色作后期装饰，最终目的自然是更好地、更完美地展现均陶堆贴工艺的艺术美感与艺术特色，取长补短，创造出现代均陶堆贴工艺的时代艺术新气息。

通过对均陶工艺历史的研究、与紫砂陶的对比性研究，我们从均陶工艺的装饰形式、装饰内容、装饰技法这三个方面提出了现代均陶工艺变革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路。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论证，还需要更多人、更多地在艺术实践中去检验，但是作为现代均陶工艺的从业人员，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明白无误的，就是为了现代均陶工艺的振兴发展，只有通过符合时代特色的变革创新，才能迎来它的艺术的又一辉煌时期。

参考文献：

[1]方卫明.均陶堆花的沿革与展望.《江苏陶瓷》，1999年12月3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