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集粹范文五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百家集粹篇1

79 在什克洛夫，纳粹一个机枪团掩护工兵架设浮桥，不久，也强渡过第聂伯河。

80 古德里安避开红军主力，绕道直扑斯摩棱斯克。铁木辛哥元帅命令二十个师的强大部队，从南侧攻击古德里安毫无掩护的部队。

81 但是，苏联红军突然遭到纳粹一个骑兵师的干扰，他们扰乱了向装甲部队进攻的苏联步兵的阵脚。

82 古德里安趁机全速扑向斯摩棱斯克。在空中，由为数不多的纳粹轰炸机开路。

83 斯摩棱斯克全城总动员，红军、民兵及每个居民都要求和敌人展开巷战。人们纷纷拿起武器，进入阵地。

84 斯摩棱斯克的战斗打响了，成群的纳粹俯冲轰炸机对苏联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狂轰滥炸。

85 红军战斗机猛烈攻击纳粹轰炸机，敌机在冒烟，坠毁，逃窜，纳粹作战飞机无法在苏联着陆，只好进行了短促的轰炸后，仓皇飞回波兰境内。

86 红军的坦克、大炮以及反坦克手，对来犯的纳粹装甲部队施以猛烈还击。古德里安对斯摩棱斯克的正面进攻被打退了。

87 7月15日晨，古德里安绕过正面，向斯摩棱斯克防守薄弱的东南面发起进攻。重型火炮、八十八毫米炮、自动火炮、喷火坦克等为步兵开路，扑向城区。

88 苏联红军、民警和民兵奋不顾身地与入侵者展开街垒争斗战，纳粹侵略者的尸体比比皆是。

89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战斗，7月16日傍晚，纳粹侵略军穿过了斯摩棱斯克，扑向莫斯科的防线。

90 战争狂人希特勒满以为苏联就要被他摧毁了。7月14日，他居然发出指令，要遣散四十个纳粹步兵师，用于军舰和飞机生产，准备对付英国和美国。

91 在前线，苏联红军正源源不断而来，不断投入新生力量，德国军队遭到日益顽强的回击。8月1日，古德里安攻打罗斯拉夫耳，人员死伤惨重，坦克陷在沼泽里。

92 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五十万被包克围困的红军，展开强大的反攻，终于突出敌人的双重包围，退守到莫斯科阵地。

93 古德里安孤军深入，攻占了罗斯拉夫耳和克里切夫，打开了红军莫斯科防线的缺口。他准备攻占另一重镇戈梅利，然后进攻莫斯科。

94 8月22日，古德里安突然接到希特勒的命令：推迟进攻莫斯科，立即南下攻占基辅、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

95 中央集团军的纳粹头目们怒气冲冲，议论纷纷。他们对希特勒想首先攻占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决定大加反对。

96 8月23日，哈尔德和古德里安乘飞机前往东普鲁士的“狼穴”，要求希特勒收回命令，下令进攻莫斯科。希特勒拒绝了。

97 中央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随即南下。纳粹中线司令包克的没有了装甲部队的集团军不动。

98 9月14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与奉命南下的北线六百多辆坦克会合；纳粹南线司令伦斯德的部队也开始大举进攻，包围了布琼尼大军。99布琼尼大军处境极端艰难，燃料和弹药缺乏。但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突围。成群的坦克冲向庞大的纳粹装甲部队，拼死战斗。

100 骑兵挥动寒光闪闪的马刀，旋风一般冲向纳粹步兵，砍瓜切菜一般杀死大批德国士兵。

101 在弹药耗尽后，红军指挥员们用刺刀、靴子、牙齿，与野蛮的入侵者展开肉搏战。

102 这场触目惊心、举世罕见的战斗一连持续五天五夜，9月26日，基辅已成一片焦土，落入纳粹手中。

103 基辅陷落后，法西斯匪徒大肆屠杀被俘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

104 无辜的老百姓也被成群地集体屠杀。

105 青壮年男女被成群集队地押往集中营，或被掠到德国做苦工。纳粹每攻陷一个地区，就这样野蛮地对待苏联军民。

106 9月18日，希特勒悍然下令，一旦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被纳粹攻占，要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107 接着，10月2日，希特勒下令大举进攻莫斯科，并狂叫他将取得彻底胜利。

108 同时，希特勒的新闻首脑洋洋得意地在柏林新闻，大吹特吹。

109 纳粹的三个集团军，从北、南、西三方一百五十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莫斯科发动进攻。

110 苏联红军有五十万人保卫莫斯科。主力部队是科尼耶夫的“西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防线部署在离莫斯科两百英里的叶尔纳河一带。

111 9月30日，纳粹中央集团军向莫斯科防御阵地要冲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发起大规模进攻，古德里安的先遣装甲部队直扑布良斯克。

112 叶廖缅科奉命死守。苏联红军顽强不屈，反击敌人。阵地前，丢下一片德国鬼子的尸体和纳粹坦克的残骸。

113 经过六天的激战，纳粹攻占了布良斯克。坦克隆隆开过已成一片废墟的城区。

114 纳粹侵略大军又扑向离莫斯科六十英里的鲍罗季诺周围的中央防御阵地。新近从海参崴调来的一个精锐苏联步兵师严阵以待。

115 战斗打响了。苏联的斯托莫维克式俯冲轰炸机，一面与纳粹空中强盗战斗，一面猛烈轰炸纳粹装甲部队。敌军坦克残片飞入半空，一架架敌机被击落。

116 红军的两个装甲旅全力投入战斗，密集的巨型坦克主动出击，与纳粹小坦克搏杀，许多德军坦克被击毁。

117 红军的卡秋莎火箭炮，向纳粹炮兵阵地喷出密集的炮弹。

118 红军步兵用轻重武器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成片成片地打死德国鬼子。纳粹一个团全部被歼灭。

119 尽管纳粹军队攻占了中央防御高地，但高地上布满了德国鬼子的尸体和坦克残骸。1812年，拿破仑在此也遭到过致命的一击。

120 通向莫斯科的各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的防御据点，在等待着精疲力竭的纳粹侵略者。这些据点布满明碉暗堡，给入侵者以不断的杀伤。

121 纳粹装甲先遣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杀上莫斯科大型公路，但公路上尽是弹坑，无法前进。

122 这时，苏联t34型坦克不时小规模出击，给纳粹军队以不断的打击。

123 10月下旬，纳粹装甲先头部队已达离莫斯科四十英里的地方。在这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纳粹重炮深深陷入泥坑，只好用坦克拖拽。

124 纳粹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气急败坏，只得下令全线停止前进，等待大地封冻。

125 在南面，古德里安的装甲主力部队急于北上围攻莫斯科，不顾道路泥泞，对莫斯科西南重镇图拉发起一次次强攻，均遭惨败。

126 11月6日夜，大雪纷纷，大地开始封冻。纳粹在六百里长的战线上又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批部队从北、西、南三方围住莫斯科，离莫斯科只有二三十英里了。

127 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庆祝十月革命节三十四周年。斯大林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说。

128 为了保卫莫斯科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红军空军在莫斯科与纳粹空军展开激战。纳粹空中强盗始终未能达到莫斯科城区上空。

129 莫斯科城外，苏联卡秋莎火箭炮和各种重炮，组成强大的火力，向纳粹军队纵深地区猛烈轰击。

130 红军成功地保卫了莫斯科的游行庆祝活动。这使纳粹军队大为惊讶。

131 11月下旬，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纳粹士兵此时还穿着单衣，大批人被冻成残疾，或染上疾病。

132 但是，希特勒无法接济部队过冬，本应运送军需品的飞机，用来空投一捆捆的钢丝绳，供装甲部队牵引冻结在冰坑中的重炮。

133 纳粹侵略大军伤亡惨重，后方无力增补新兵，军队士气低落。拿破仑当年大败于莫斯科的凄惨情景，像鬼魂一样在他们眼前时隐时现。

134 而莫斯科防线在日益加强。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中路战线司令，替换了提莫申科。

135 大批惯于冬季作战的苏联精锐部队，络绎不绝地开进莫斯科防线。

136 莫斯科军工厂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刚刚出厂的坦克、大炮、弹药、寒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阵地。

137 莫斯科市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凡是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男女，甚至大学教授，都拿起了武器，并昼夜不停地挖掘工事。

138 为了将从西北利亚调来的大军送到阵地，莫斯科所有的车辆都动用了，包括党中央领导人的高级轿车。

139 这一切，是希特勒想也想不到的。当他得知纳粹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二三十英里时，竟毫不在意地要总参谋长约德尔命令包克立即发动总攻。

140 1941年12月1日，包克孤注一掷，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强大的坦克部队，从北、南、西三方猛攻莫斯科。

141 纳粹军队遭到了红军顽强而有效的反击，大多数部队进展不大，只有一个尖兵侦察营侥幸突进到希姆基，这儿离莫斯科六英里，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142 但这是纳粹入侵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望见克里姆林宫，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被红军坦克和民兵驱赶着，逃离希姆基。

143 总攻的失败使纳粹指挥官们陷入了困境。严寒威胁着纳粹大军，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包克胃部剧痛，与哈尔德通了电话，请求停止进攻。

144 “闪电战专家”古德里安曾那么气焰嚣张，此时他的部队也精疲力竭了。他打电话给包克，请求停止攻击。

145 12月5日，纳粹全线停止了前进。纳粹指挥官们承认了他们的失败。晚上，包克与古德里安通了电话。

146 同时，在柏林，纳粹陆军头目们也陷入了困境。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心脏病复发。他对参谋总长哈尔德表示，他要辞职。

147 苏联军民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敌人停止了进攻，莫斯科却要最后打垮敌人，准备反攻了！

148 12月6日，苏军在莫斯科以西前沿两百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总反攻。一百个师全线出击。红军空军向那些正在撤退的纳粹装甲部队和步兵猛烈地轰炸、扫射。

149 朱可夫的七个军、两个骑兵兵团和六个装甲师的上千门卡秋莎和重炮布置在莫斯科西线，不停地延伸射击，轰击仓皇撤退的纳粹军队。

150 成群的各型红军坦克，沿着冰冻的大地全速攻击。许多纳粹坦克、装甲车、大炮被击毁，四散逃窜。

151 成千上万的红军有生力量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呐喊着冲向精疲力竭的德国士兵。入侵强盗一片一片地倒在雪地里。

152 纳粹侵略军被赶到离莫斯科两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莫斯科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那是侵略者的装甲残骸和官兵的尸体。

153 这时，希特勒突然下令：不准撤退。许多指挥官反对这一决定，希特勒趁机来了个前线指挥官的大调整。南线司令伦斯德反对这一决定，立即被解除职务。

154 因为12月间包克连遭失败，希特勒借口包克胃病严重，指派纳粹元帅克鲁格到前线接替了中线司令职位。

155 不可一世的古德里安由于擅自下令撤退，在撤退过程中被布琼尼大军重创，因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

156 纳粹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也辞职了。希特勒决定自己当陆军总司令，哈留任参谋长。和过去一样，他把莫斯科大败归咎于部下。

百家集粹篇2

                 一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jì＠①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注：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3页。）。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注：鲁迅：《破恶声论》，原载《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370～374页，三联书店，1977。）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注：马叙伦：《＠②天庐古政通志·申意》，《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6页，中华书局，1977。），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注：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壬寅22期。）。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注：列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151～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注：邓实：《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3期。）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2期。）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③残，岂诚无故。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注：章绛：《国故论衡三卷》，《国粹学报》66期，宣统二年四月廿日。）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3期。）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10页。）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页。）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65册。）；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69页～470页。），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三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基去土加心 

                ＠②原字肃加欠 

百家集粹篇3

那一天，杰拉克被送进了集中营。一开始，他情绪非常激动，他深知，在集中营里生不如死，不如一死了之，他几次想自行了断，但都被其他关押人员阻止。大家劝慰他说：“好好活着，同敌人继续战斗。”在众人不懈地劝说下，杰拉克终于安静下来，但他心中对纳粹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他同其他人一样，都在努力寻找机会，然后准备同敌人最后一搏。

机会很快来了。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面目，一天，纳粹头子突发奇想，想专门邀请纳粹媒体记者来参观集中营，并希望通过纳粹媒体的歪曲报道，显现集中营的人道主义。邀请计划很快就出台了……

集中营纳粹头目听说杰拉克以前是一名炊事员，而且他入伍之前是曼彻斯特有名的面点师，便将他找出来，虚情假意地说要请他为集中营所有人员做一些上等的点心并分发给大家，以犒劳做着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员。

杰拉克立即识破了纳粹的丑恶嘴脸，他发誓，就算自己死了，也不会让纳粹的阴谋得逞。很快，集中营地下组织便联系上他，指示：你的任务是投毒，先取得纳粹的信任，然后伺机混进纳粹士兵的伙房投毒，毒药由地下组织负责提供……杰拉克领会了上级的意图，一个成熟的计划慢慢地在他脑海中形成了。

这些天，杰拉克遭到了纳粹的百般折磨，他没有挨过敌人的摧残，同意为纳粹做点心。纳粹长官狞笑起来，似乎对杰拉克的屈服，有一种特殊的。他们很想尝尝这位有名的面点师的手艺。这一天，在十几双凶残目光的注视下，杰拉克就在纳粹士兵的伙房里做出了一批点心，纳粹士兵几乎哄抢一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纳粹严密的监视下，他又连续为纳粹士兵做了几次点心。此时，杰拉克心急如焚（fén），纳粹士兵的伙房进来了，地下组织也悄悄地将毒药交给了他，可他每次做点心时，都受到严密监控，根本没有机会出手，这一天，载着纳粹十几名图片记者的车缓缓驶进了集中营。杰拉克正在伙房里忙着，他知道，纳粹头目是想让他做出些高档次点心，然后把点心摆到关押人员面前，再让记者开始拍照，然后再用这些点心招待记者。

在酷热的厨房里，杰拉克满头大汗地忙着，整个伙房像蒸笼一样，汗水不停地从杰拉克的头上流下来。终于做好了点心，不出所料，纳粹果然将点心摆在了所有关押人员面前，狡猾的纳粹记者立即不停地变换角度拍了起来……拍照结束了，纳粹长官笑着对杰拉克说：“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听说你要在点心里下毒药？不知道今天的这些点心里有没有？杰拉克，你太小看我们的侦察能力了，我们的记者已经拍完了，你先尝尝吧。”

杰拉克的心一阵狂跳，但他随后便镇静了下来，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杰拉克安然无恙（yàn）。纳粹不相信，又狞笑着对杰拉克说：“那你也让别人尝一下吧。”纳粹头目说完，在点心里随意拿了一块递给杰拉克。杰拉克手突然抖了一下，他迅速用目光扫了一下站着的其他人员，然后径直走到一个少年旁边，少年看了一眼杰拉克，接过点心几口便吞了下去，也没事。

纳粹本以为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他们获悉杰拉克知道这批点心要给记者吃，便决定在这里投毒。但真实情况是，这次根本没有毒药，纳粹头目放心了，一挥手，命人将点心端到了招待宴会上……

第二天，几乎在盟军报纸上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杰拉克所在的集中营，15名被纳粹认为最优秀的图片记者全部中毒身亡，整个集中营大部分纳粹士兵也被毒死，关押人员暴动，逃出了监狱……

几十年后，一位从那座集中营逃出来的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含泪讲述了故事的真相：那一天，杰拉克从我这拿走了延时一天发作的剧毒，因为无法投毒，他只好把剧毒分散洒在自己的头发上，然后把烤箱温度开到最大。他满头大汗地揉面，毒液顺着汗水滴到面里，要知道，这种剧毒哪怕只有一滴，第二天发作后都会致命……杰拉克为了不被敌人识破，从容地吃下了点心，而那一位同样吃下点心的少年，是杰拉克唯一的弟弟，他一直跟着哥哥在连队炊事班。那次战役只有他俩活着，可他们却以这种大无畏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百家集粹篇4

关于热爱

王中军曾说过：“ 如果你有了大house，摆放无数的家具，不如挂幅名画。一个大house，挂了幅陈逸飞的画，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想想，你如果挂的是仿制品，那又是种什么感觉？” 关于陈逸飞的画被不少人评价为过于商业，王中军却说：“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从我看到他的第一幅画起就喜欢，那么大的场景、色彩、氛围，能驾驭得这么好，陈逸飞是真正的艺术家。”

许多年前，当他还在美国当穷留学生的时候，陈逸飞在美国就已是名流，是华人中的骄傲, 也是王中军的偶像。当时如日中天的陈逸飞，在当年王中军的心中留下了异常的倾慕和渴望。悬挂在他家门廊通往游泳池影壁墙上那幅巨大的陈逸飞的《娟娟》，是王中军花了四百多万拍下的。可是王中军说：“因为陈逸飞去世之后，画价上扬得非常厉害。我当时觉得会更贵一些，四百多万拍下，我高兴了好几天。”在价格飞涨的风口浪尖上拍下一幅画作，除了投资的眼光，更多需要的是对艺术纯粹的热爱。每年的春拍和秋拍，都会让王中军觉得兴奋，就好像捕猎一般激发着他的满足感和征服欲。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这本来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除了绘画，他也收藏雕塑作品。开始喜欢雕塑，多半是因为房子装饰的需要。王中军说：“当时我不想钱的问题，我就是觉得东西有意思，我有兴趣，和自己的审美一致。”

和雕塑一样，古董家具的收藏也纯粹出于喜好。他甚至并不觉得这是收藏，而是因为自己喜欢，家里比较大，也需要这种氛围。2003 年的时候，他就买过一个集装箱的路易十七时期的家具，有20多件。除了路易十七时期的家具，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他也买过一些。

这正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像个贪心的孩子，要在自己的房间里摆满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计算着每件藏品可以有多大升值空间的冷血商人。

关于价值

也许正是学艺术设计出身，也许因为眼光独到，王中军的起点就比别人要高。收藏油画的时候，王中军主要集中于艾轩、杨飞云、王沂东、袁正阳这样的当代名家，他们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油画市场中的领跑者。不过，在十年前买这些人的画对于收藏者来说只能全凭感觉。没有人敢预言多年以后这些画家的身价如何。

可是10 年之后，王中军发现中国油画的价格蹿得特别快。画家的身价是一年比一年高。比如杨飞云的画，王中军有两万、4 万、6 万买进的，也有10 多万买的，到现在还有240 万买的，也就五六年时间，价格相差了一百多倍。而艾轩的作品，当初买的时候不过10 多万、30 多万、50 多万的， 现在再买却要翻到300 多万。王义东的作品也从几十万跳高到现在的500 万了。

他的收藏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投资价值。纯粹兴之所至，连他都说不清自己收藏是为了买还是为了卖……

王中军认为，收藏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纯粹的易物，而是对艺术作品的价值认同。自从开始买艺术品之后，他意识到再也没有比艺术品更贵的东西了。

关于梦想

百家集粹篇5

【关 键 词】种族主义；种族卫生学；一体化；《绝育法》。

【作者简介】周 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现代化。

种族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就开始打造自己理想的“种族帝国”。《绝育法》正是纳粹种族理论的首次实践。通过对纳粹《绝育法》颁布的背景及实施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纳粹德国的真实境况，进而说明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一、《绝育法》颁布的背景：种族主义和纳粹一体化

种族主义根植于种族歧视，在欧洲有着漫长而丑恶的历史。然而纳粹种族主义却与传统的种族歧视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将种族歧视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将种族差异说成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事实。实际上，力图为种族主义披上科学外衣的努力，在西欧社会由来已久。

18世纪末，社会变动给欧美社会带来了震荡，学者们纷纷转而求助于科学。很多人认为实验科学有助于人们保持本性，从而在政治关系剧烈变动中维持社会的稳定。科学的威望日益提高，人们也开始寻找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种族。

在1853年-1855年，阿蒂尔・孔德・德・戈比诺（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出版了种族主义的开创性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戈比诺的书，标志着“种族”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中有力的工具之一。戈比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论证种族理论是一门科学。毕竟，种族歧视或民族歧视比戈比诺的理论早出现数百年。然而在19世纪之前，种族歧视主要是用宗教语言来隐晦地表达的，而不是用生物学词汇来表达的[1]。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该书的出版，是“生物决定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科学”的种族主义而言，尤为如此。在达尔文之前，种族主义者总会遇到一个难题：人们很难驳倒基督教关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单一结晶。然而，达尔文的理论则认为人类是成百上千年，甚至是百万年以上进化的结果。人类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给生物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达尔文运用广泛的归纳法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从生物学的众多领域里找到了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支持。达尔文的综合归纳如同一把伞，将许多看上去迥然不同的生物学领域聚集在一起。要想驳倒他，就必须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里证明它是错误的。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也就不得不承认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

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使这个时代的种族主义有了科学的依据。以后的种族理论家不再是如戈比诺这样的空想家，相反，他们几乎都有医学博士或生物学博士的头衔，他们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如埃尔温・鲍尔（erwin baur）、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都是那时德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正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德国的生物医学家们相信日耳曼种族正处于“衰退”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弗雷德・ 普勒茨（alfred ploetz）认为传统的医疗保障政策有助于个人，却威胁到整个种族。普勒茨呼吁建立一门全新的卫生学――种族卫生学。他认为：“目前的医疗政策是维持种族质量的障碍，因为这些政策正是为了让弱者生存和繁衍。”[2]

1905年，普勒茨与精神病学家恩斯特・ 吕丁（ernst ruedin）、律师安纳斯塔西乌斯・诺登霍尔茨（anastasius nordenholz）和人类学家理查德・图尔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 ）一同创立了“种族卫生学协会”。这是德国种族卫生学兴起的标志。1933年以前，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中最受人尊敬的部分，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都是它的会员。这些学者都认为德国社会存在 “种族的”衰退，并对此表示担忧。1914年，马克斯・冯・格鲁贝尔（max von gruber）教授，向人们发出警告：“从1876年到1911年，德国的出生率已经从4.3‰下降到只有3.0‰；同一时期，柏林已婚妇女生育数，从每千人中有240人生育，下降到每千人中不足85人生育。”被人们视为“德国社会卫生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格罗特贾恩（alfred grotjahn）是魏玛德国时期健康改革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种族卫生学是一个合法的概念，它可以为人类“种质”提供长期的医学预防。他鼓吹强制绝育，还要求国家把上百万“有缺陷的者”关进精神病院。

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荣誉：避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3]

到30年代，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科学观点。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的生物医学院已经开设了近四十门有关种族卫生学的课程。绝大多数重要的种族卫生学期刊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创刊了。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形势所迫，我可以没有法官，没有工程师，没有建筑师，但你们，民族社会主义的医生们，我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不能没有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如果你们辜负了我，那么一切都将完了。如果人民的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4]在德国历史上，生物学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结合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美妙的程度!

纳粹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德国社会推行了“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纳粹使德国生物医学界成为实现自己种族理想的最好的工具。实际上，在纳粹1933年上台之前，加入纳粹党的医生占德国全部医生人数的6%[5]。纳粹掌权之后，医生加入纳粹党的人数急剧增加，以至于1934年纳粹医学期刊《目标和道路》通知他们暂时不要再提交入党申请，而要等待现在的申请处理完毕之后再提出申请[6]。到1945年为止，德国90000名医生中有一半加入了纳粹党[7]。而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有234名生物学家加入了纳粹党，在全部440名生物学家中占53.2%（在没有被驱逐的404名生物学家中占57.9%）[8]。

纳粹“一体化”进程中，还把“领袖原则”贯彻到德国生物医学领域。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老纳粹党员、职业医师戈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博士，很快被扶上了德国医学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而所有在职的德国医生都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并隶属于瓦格纳博士的领导之下，德国医学界也第一次成为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统一体。实际上，这标志着纳粹已初步完成了对医学界的一体化。“领袖原则”的贯彻还意味着德国医学界的“健康护理原则”变成了领袖负责原则，个人卫生从属于种族卫生，治疗医学变成了防御医学。医学也不再是对弱者的救治，而是对强者的护理。从此，医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区分有价值的生命和“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对于那些离开救助就不能存活的人，医学没有救治义务，而对强者的护理则成为了医学界的首要责任。这样纳粹完成了为实践它种族哲学所做的最后准备，接下来纳粹便开始推行他们的种族政策。

二、纳粹《绝育法》的制定、实施

1933年6月2日，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成立人口和种族政策问题专家委员会，以规划纳粹的种族政策。这个委员会由纳粹时期的“杰出人物”组成，其中包括德国种族卫生学之父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帝国医生领袖戈哈德・瓦格纳；耶拿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著名的种族人类学家汉斯・冈特（hans e .k. guether）；慕尼黑威廉皇家协会谱系学研究所所长恩斯特・吕丁；耶拿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多・施皮托夫（bodo spiethoff）等。委员会的目标是，建构第三帝国的种族政策，以解决人口和种族问题[9]。

他们都相信德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和种族问题：出生率下降带来了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衰退问题；德国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从东方大量涌入的犹太人给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带来威胁问题；人口中遗传病患者不断增加的问题等。当时，很多人相信，德国存在50万遗传病患者；而那些种族卫生学家甚至认为，遗传病患者已经达到占到德国人口数额的20%。他们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缺乏由国家控制的种族政策[10]。

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很快就出台了，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权颁布了《遗传病后代预防法》，也被称之为《绝育法》。这个法令宣布要对患遗传疾病的个体实行强制绝育。这些疾病主要包括：先天性弱智、精神分裂症、可遗传的癫痫症、严重的酗酒、狂躁―抑郁症、遗传性耳聋、遗传性失明、严重的身体畸形、亨廷顿舞蹈症等。与此同时，纳粹政权也特别强调是，绝育法“是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的，它不是惩罚性的，不是刑罚性的。也就是说，被规定绝育的人不能被看作是犯了罪的罪犯，绝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他们天生缺陷的‘个人悲剧’结局。被绝育者被认为是整个种族利益的必然牺牲品”[11]。

《绝育法》在德国得到了广泛实施。1700个遗传健康法庭和遗传健康上诉法庭建立起来，由一名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和两名医生组成，两名医生中至少有一人是遗传病理学专家，法庭决定谁应该被绝育。种族卫生学家们宣称这个计划将耗资将近1400万rm，这超过了同期美国的投入。然而，纳粹官方却称，相对于遗传疾病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这些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估计每年花在遗传病人身上的钱，在3亿5千万rm到10亿rm之间。而纳粹却预言：“在未来十年里，绝育法将为德国节省数十亿马克。”遗传学家奥特玛・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称，从此以后，“传统的个人医生已经转变成遗传医生，遗传医生护理的是整个种族，他必须把种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2]。在医学界的帮助下，绝育法实施的效果很明显。整个纳粹时期有近40万人被绝育[13]。

纳粹《绝育法》绝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医生也不是完全依据科学的根据来判断遗传疾病。生理学家威廉・施特恩（wilhelm stern）发明了iq测试法，以通过测试人的智力来决定被测试者是否应被绝育，除了一般的常识性问题外，还有一系列很刁钻的测试题，这类题目即使是正常人也很难答对，而且测试结果往往取决于主考官的判断，而这些主考官往往更注重的是被测试者的相貌上的种族特征。

纳粹的 “绝育工程”很快就接近尾声，主要的绝育手术都是在战前进行的。到1939年，所有“遗传缺陷”者几乎都已被绝育。此时，纳粹政权已经开始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计划了，1939年“安乐死计划”的开始，标志着纳粹的屠杀机器已经开动。纳粹绝育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纳粹德国已经不会再允许“对雅利安种族的威胁”继续存在。由《绝育法》开始的疯狂罪恶，一步一步直至奥斯威辛和“大屠杀”。那些用科学研究来支持纳粹反犹政策的种族生物学家们，却比一般受蛊惑的群众更为可怕，他们为纳粹的极端反人性政策罩上了科学的光环。

三、结语

从1933年到1939年，纳粹的种族政策逐步升级，纳粹政权的种族目标也逐步清晰，那就是终结一切有碍于日耳曼种族的种族因素，这一目标在二战时期最终演变成了对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疯狂屠杀。这一时期《绝育法》的颁布实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纳粹政权种族政策的开始，它带有纳粹政权特有的疯狂性和反动性的特点。

纳粹《绝育法》显示纳粹政权是在“真心真意”的推行自己千年“日耳曼种族帝国”的计划。无疑暴露了纳粹政权的反科学性和反人类性。然而，《绝育法》的颁布、实施却得到了包括德国主要生物医学学者在内的相当多的人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德国社会特殊背景决定的。20世纪以来种族卫生学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也使纳粹的种族理论在德国很容易就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本诺・米勒-希尔的《致命科学》就证明了，德国生物医学界积极支持纳粹种族分子提高德国种族素质的远大计划。另外，纳粹上台后实行的“一体化”进程，使它牢牢控制了德国社会，特别是德国生物医学界，这样它就能利用德国生物医学界为自己的种族理论提供“科学”证明，而且利用他们为纳粹种族政策服务。

纳粹的种族计划并不仅仅是绝育这么简单，它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由纯种日耳曼人统治的世界。这个荒唐的迷梦，由于其反人类性、反科学性，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通过对纳粹《绝育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纳粹政权在反人类的罪行中从来都不拒绝使用科学的手段。这也正是纳粹政权邪恶性和罪恶性的最好证明。

注释：

[1][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3页，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4][6][9][10][12][美]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pp.15-16， p.64， p.65， p.95， p.96， p.105， london: harvard college， 1988.

[3][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89页，董乐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5][7][美]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p.54， p.242， chapel hill and london: north carolina， 1989.

[8][德]ute deichmann， biologen unter hitler: vertreibung， karrieren， forschung， p.62， frankfurt/main: campus verlag， 1992.

[11][德]rudolf ramm，erztliche rrechts- und standeskunde， der arzt als gesundheitserzieher， p.141，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