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范文 -欧洲杯买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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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精神；技术主义；人的价值；医学本质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35-02

一、现状：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

主体征服客体的世界观作为西方启蒙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全面影响了自20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医学领域。自此，疾病从个体身上剥离出来，成为医学关注的独立对象，这致使在此世界观、宇宙观基础上衍生出的各种医学理论与诊疗技术，对医生的行为产生着深刻影响。此外，现代医学承袭了自培根、笛卡尔、牛顿以来所信仰的机械力学式思维模式，定性定量的科学方法在医学中普遍运用，成为医疗行为的重要依据，于是医生更关注物质性的躯体而常常忽略病人的情感。

工业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易于保存、复制和传播其产品为活动目的，技术主义应运而生，并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医学与这个时代的许多事物一样在此潮流的裹挟之下茫然前进。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步步消减了医学本应包含的非技术维度，比如，对病人的关爱和对疾苦的同情，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对病人精神价值的尊重，与患者细致专注地交流，给予他们情感上的全面关照，等等。医学先是失去了它在艺术上的美感，随后又被削弱了它在道德上的崇高，它不再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言，“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而逐渐异化成完全由技术统治的视病人如“肉体物质”或“疾病载体”的粗暴力量。病人成为各种病因、症状、体征等词语的集合，病痛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完整的个体由此简化为一部可以拆卸、组装和置换零件的肉体机器。

医学努力追求类似物理、天文等学科的精密性，力图以纯科学的姿态获取权威性，技术主义所推崇的标准化、共性化和可重复性在医学领域一样备受尊崇，它使得医学曾拥有的人文性、个体性逐渐缺失，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患者的身心体验在医学对技术主义的追逐中渐渐被遗忘和丢弃，曾经最为医学关注的人类痛苦在此间失了踪。然而，并非源于人类思维之构建、而更多出于人类集体经验的医学，本不可能是精密科学，更何况它又远比物理学、天文学更深更广地卷入了当今社会的物质利益争夺之中。医学在今天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它不只涉及个体的命运，更与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

尽管当今医学已发展成囊括了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探索生命奥秘的庞大体系，尽管它仍在不遗余力地为人类提供日益精进的健康服务，但艺术、个体、人性及其中包含的脉脉温情，这些人文因素在医学标准化、科学化过程中的衰弱隐退，以及非人性化趋势的逐渐凸显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寻求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专科细化与个体整全，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等等矛盾之间的解决之道。

二、寻找：传统中人文精神的力量

在医学的传统视野中，对病人的理解和对疾病的理解是同等重要且紧密联系的，医生更应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他们情感上的关照。从这种视野出发，东西方传统医学于是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人的整体性的关注。他们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一致并交流着的，当其中一部分发生病变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即使是很小一部分受伤，也是全身在感受痛苦。所以，医生应关注的不仅是病变部位的治疗，还有病人身心的整体康复，以及为某些特定病人做出“正确”和“好”的决定。

医学以具体的人为对象，它关注更多的是结果，而非仅限于揭示普遍的自然规律或得出符合真理的科学结论。因此，就医学的本质而言，它是与人类价值密切相关的学科，人文议题贯穿着整个医学，价值问题（也包括道德问题）不能被摈弃在医学范畴之外，科学技术无法孤立地作出有关人的问题的决定。在临床决策时，如延长生命、堕胎、手术方式的选择、生活质量等，医生要考虑病人和社会的价值，对病人的价值观、信仰、目的、生活方式等的理解也必须融进临床医生“诊断”和“治疗”的选择中。医学决策需要同时从科学与人文两个维度考虑，如果离开了对个人境遇诸多方面的关怀，对个体价值的内在尊重，必定是残缺而粗暴的。人文在医学中并非处于从属、地位，而是与医学中的技术层面相互交织，它在医学遭遇人类价值和道德问题时会给予我们方向和信心。行医在其最初就是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包容着科学与人文的诸多特性，且并非二者居其一，而是相互合融合。甚至可以说，人文精神才是医学真正的灵魂，它驾驭着医学发展的全景。对此，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里格里诺有过精辟、深刻的洞解：“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

三、途径：以人文精神重塑医学本质

人文，在其通常意义上是指借助反思、沉思、灵感和评判而不是经验的或科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认识自身价值以及作为人应当如何存在，它关注欧洲杯买球平台生活中不被经验观察和实证调查所统治的部分，并追求反思的、创造性的表达[2]。它存在着知识和精神两个层面，人文知识是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及其成果相关的技术性、记忆性内容，它位于表象世界中；人文精神则是处于表象深处的批判性、思考性的态度或方法，具有一种普适性的人文关怀，一种对他人利益的关注、对生命本身的情感。

当今医学领域日益严重的失人性化现象，医疗行为与人类价值问题愈来愈频繁的碰撞，已经使人们意识到人文精神在完善医学本质中的重要性，医学人文开始被整合到医学教育中，成为医务人员的基本素质之一。目前，医学院校对人文教育的加强以及医务人员“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等就是旨在推进临床实践中医学人文学价值的一番努力，然而，要真正将科学或技术知识与人文精神、人文实践重新融合，当代医学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领域内引入的诸多人文教育手段，如肢体语言训练、医患沟通技巧、人际冲突处理技巧、告知艺术培训等尽管对促进医患沟通、改进医疗服务有相当积极的效用，但其明显的工具化倾向却也不可否认。将医学人文仅仅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词，或将其作为人际沟通技巧、行为科学的一部分，只关注医患沟通、医学法规和伦理准则等工具层面的事物，缺乏心灵与情感的交流，缺乏从整体角度对生命、健康的理解，都算不得真正的人文关怀。

“偶尔治愈、常常缓解、始终安慰”，是医学所需要的的谦逊态度，更是医疗不可或缺的慈爱之心。现代医学不仅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数据，也应基于理解和关怀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经验，将治疗本身和对病人独特生命方式的理解相结合，这样的临床医学才能够平衡医学中科学的冰冷力量，形成与医学科学的良好互补。因此，医学人文精神的建立必须深入其核心，不只是在医学与人文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综合实践，更需要以人文的视野来考察医学研究中的知识探索与价值诉求，将病痛的经验、对病人的理解带入临床诊疗和医学解释的模式中。

人文精神不是简单地通过书本和记忆就可以习得的知识，它需要长久的深入实践，需要切实的生活体验和临床感悟，而无法像学习专业技术那样立竿见影。因此，如何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是现代医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经越来越具有左右人生命的力量，然而对生命敬畏感的缺乏、对情感表达的疏离以及公理完整性的破坏等等，都将使得医学力量的运用弊端凸显。人文精神对保证技术运用的正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医学技术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带来灾难，保持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将有利于这把双刃剑在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平衡。因此，拥有人文视野和人性关怀就不仅是绵长深远的传统精神对医学的要求，更是医学在其本质上恢复整全，完善自身的需要。

理解和珍视医学中人文精神的价值，确保医学沿着真正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是本世纪医学发展的主旋律，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而不只是医务界的任务。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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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以人为本” “三贴近”

一、“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分析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原则是在批判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别是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其人本主义，抛弃其人本主义，而是通过批判，建立科学的人本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历史的人。以人为本强调要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如果进一步从哲学上深入挖掘“以人为本”的具体内涵。可以说“以人为本”是一个关系概念，体现在以下三对关系中，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人为本要求社会发展必须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

精神文明建设是指国民的素质建设，国民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文化素质；一是道德文明素质。科学知识的普及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因此科学普及是一个民族的一项长期的教育工作。可见，精神文明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它的发展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精神文明建设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为了人的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论，应该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这是因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价值或现实意义。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导向

“以人为本”在内涵上要求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这体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历史观与价值观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3］即精神文明建设是关于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建设，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此外，“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征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面对人们利益追求多样化的当今，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时处体现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的要求，而“以人为本”肯定了人的价值，承认了人的生存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建设高质量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因此，这就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落到实处。可见，“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以人为本”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指导原则。

2.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建立的理论体系。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以人为本”内涵中包含着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即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离不开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斗争，就有矛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人的自身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可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与人相关的一切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面临不同的情况，会遇到不同的时代问题。如在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培养与时代环境相适应的社会公民，以及如何实现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等现实问题，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议程。又如，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推进文化的自主创新，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保障我国文化安全等都已经成为我们不可逃避的现实问题。可见，“以人为本”思想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导向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空间。

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践行“以人为本”

1.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

思想理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是人们行动的方向指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明确认定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类特性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主观能动性。［5］由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观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人类整体，其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的，都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使自身“全面自由地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种高级活动，其终极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比如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早就有“以民为本”的主张。孟子在《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中也有“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的论述，将君与民的关系比作人的心脏与身体的关系，意指君主有了人民才得以存在，也会由于人民的叛离而灭亡。而后又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至理名言，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古人尚且如此，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更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

2.坚持“三贴近”的工作方式

“三贴近”就是指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三贴近”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以人为本的观点。“坚持‘三贴近’，其实质就是贴近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肯定人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展现人文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三贴近’的时代性和实效性”。［6］要做到“三贴近”，关键是“三深入”，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而深入的关键在于创设以人文精神和人文环境为导向，以提高人的素质、满足人的需求为主线，以保障人的权利、体现人的价值为核心的社会氛围，从而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意识，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如可以有针对性、有计划地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和发挥人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人们认识自我、完善人格，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而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如可以在各个行业中开展以“共铸诚信、同创文明”、“明礼诚信、优质服务、拒绝假货”、“创诚信单位、做文明市民”万人签名等为主题的活动，在“三贴近”中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3.实现“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目标转变

实现“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不仅是以人为本的本质体现，而且是检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最佳方式。这是因为社会的主体是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也是人。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此外，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发展，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通过他们来实现。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全国人民，可以说在我国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这是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可以让人民群众自己组办一些社会团体和活动，让他们成为活动的策划者与组织者，即让参与者成为组织者。如在社区的各项建设，可以让居民自己管理社区成立宣传队、健身队、合唱队，设立文化室、老年人活动站，等等，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居民认识到自己是社区建设的负责人之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人们的责任意识，更好地深入到一项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活动的目的及意义，最终实现“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1］李翠兰.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j］.前沿，2005，（10）.

［2］符本清，李可可.中国科普大观园――“中国科普佳作精选”出版访谈录［j］.中国图书评论，2000，（01）.

［3］李慎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j］.新华文摘，2008，（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1）：1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9，（42）：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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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3）09-024-04

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由解放的价值诉求，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党优越性。两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和弘扬了延安精神，在弘扬延安精神等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

1 延安精神

产生延安精神的延安时期一般指的是中共中央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转向华北。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地区领导中国革命，前后13年左右。在延安的13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成果，领导军民进行艰苦卓绝而又卓有成效的的根据地建设；另一方面，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抗战结束后，同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了两年多的自卫战争。当时集团对陕甘宁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包围和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把党中央扼杀在延安，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死亡时刻威胁着延安的军民。在艰苦的革命环境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如何克服困难，如何生存下来，如何壮大自己，如何坚定民众对共产主义信念，这些问题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道难题，处理不好，中共面临着军队失去精神支柱，失去战斗力，失去民心的危险，中共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将付诸东流。以为核心的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次次有力回击了中国共产党前途“灰暗说”、“共产党灭亡论”。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斗争实践，总结井冈山革命精神、长征精神，提出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主要内容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口号的提出，延安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共产党用着非常原始的锄头、镰刀、犁、纺车等原始的生产工具，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满足了军民生活生产革命需要。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努力，领导军民解决革命斗争需要的资源。延安精神激励无数青年人到达这个地方参加革命战争。延安精神培养了一批批年轻的青年，他们不顾一切困难赶赴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同时在延安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标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等，延安精神又包括了许多精神形式，如南泥湾精神、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这些精神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一部分，并且在新时代得到发扬光大。党的领导人异常重视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在1949年10月回复陕甘宁边区人民电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作风。”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再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同志在2002年3月在陕西考察工作是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总书记2004年4月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时、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发包。我们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证务实之风。”延安精神，经过不断解读和重构，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我党乃至中华民族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作为一种永恒的精神，不仅过去、现在、未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活力。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基本精神依托。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个人本位价值体系，都对特定时期的政治统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建设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体现了我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深化以及升华，体现我党对当前思潮多变以及多样性的尊重及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党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对育人、社会进步、经济良性发展乃至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要性。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强调“从国际看，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许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文化“百花齐发、百家争鸣”，提高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实践，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实践，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张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承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精神，继续改革创新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保证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一种理想信念，是一种核心价值观。邓小平也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否则建设就不可能成功。离开理想的激励支持，离开价值观的指向，离开纪律的约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不可能实现。

3 继承与创新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价值观建设，并以此作为支撑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总结中国几千年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今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突然出现的，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进行了长期探索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不断总结提炼以往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我党在革命年代流传下来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风尚新观念。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财富里的瑰宝，新中国成立后，时代赋予了它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善于挖掘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价值观理论。

3.1 哲学基础相同

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弘扬，哲学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重视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思考和考察，无论是延安精神的提出和提倡，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实践，都是立足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多种思潮的冲击提出来的，澄清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改造世界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实践，不迷信、不盲从经典著作的“框框条条”。延安时代，以为首的革命领导人，经过，全党从知道思想上彻底清算了教条主义，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向非常明确，在前进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而不是其他指导思想。以什么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是任何社会确立核心价值观必须解答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西强我弱”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外国正在利用各种途径特别是对年青人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只有大张旗鼓，旗帜鲜明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才能抵制各种思潮。

3.2在继承中发展，不断丰富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是吸收了中华优秀文化，尤其是以来的优秀革命文化传统。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批判性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马克思主义再一次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又一力作。延安13年，可谓是党正、军严、政通人和、风气纯正、繁荣和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进一步发扬主导和塑造延安和谐社会的灵魂——延安精神，特别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给以我党借鉴和启示。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非常重视用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干部群众，他撰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主要内容，影响着不同群体，影响着几代人。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艰苦奋斗成为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提炼、归纳和总结，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3.3 指向整体利益受益者——人民

延安时代提出的延安精神也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罢，都是我党整合多种社会思潮，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尊重多样性，并不是放任多样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指向“为谁服务，如何服务”这个问题，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就一直是“全人类的解放”，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这也是延安精神提倡、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追求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所以，延安时代都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出路，比起国统区的腐败，延安精神焕发，生机勃勃，更体现中国共产党廉洁为公，一心为民的执政本质。“（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体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更是得到更广泛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出现了新的执政问题，小部分党员出现腐化堕落思想，但这个不是党的全部，历届党的领导人都把反腐倡廉作为坚决的任务，反腐从来就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纯洁党风，在社会树立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不允许存在一种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保障少数人特权的社会制度，它所期望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是一种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指向的对象是利益的主要受益者——最广泛的的人民群众，这正是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反映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新认识。

4 警惕把延安精神等同于中国精神、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限扩大延安精神的作用

延安精神研究著作很多，许多学者积极探索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但是延安精神不能等同于中国精神，亦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保持永久生命力和活力的秘籍。延安精神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的时代体现出来的不畏、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是对残酷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挑战。但是延安精神不能等同于中国精神，延安精神扎根于在中国精神，延安精神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只有不忘本，才能发展得更好，它是种概念，中国精神是属概念，后者包容前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是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吸取养分，与时俱进，我党开创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理论创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向不仅仅是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主要价值观的，还是国家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价值取向。比起延安精神更有广泛的价值意义、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6-10-19（2）.

3邢世忠 弘扬和实践延安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求是杂志，2005（18）.

4袔缇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红旗文稿，2012（2）.

5罗文东.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思考.山东社会科学 [j]，2009（12）.

篇4

关键词：延安精神 新时期 现代效应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在这块黄土地上诞生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杠杆。延安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延安精神不是一种地域意识，而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国精神；不是一种消失的历史精神，而是指向未来的、支撑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少数党员干部淡漠了“延安精神”，忘记了“两个务必”，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传家宝和神圣职责抛在一边，置人民群众的疾苦于不顾，尽情地追求个人享乐，竭力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有的甚至依仗权势，，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近年来，“中箭落马”的各级各类贪官，虽然情况各异、职务有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头脑中占了上风。严峻的现实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弘扬延安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延安精神没有过时，也就是说它在新时期仍然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通过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延安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振奋民族精神，光大革命传统，弘扬时代精神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

其一，延安精神的廉政建设效应。延安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它所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被称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它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美国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延安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 ‘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延安时代，那时的政府官员当官不像官，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政府没有、、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之所以“只见公仆不见官”，就在于在政治上我们是真正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在近年来，由于放松了党的建设，加之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滋长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一些人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三心二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个人，，损公肥私，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这些腐败现象其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漠了，民主精神和公仆精神丧失了。所以，对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进行延安精神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前廉政建设有着直接的现实效应。

如今，要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就要认真借鉴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在作风建设上多做实事，进一步形成实事求是解问题、废寝忘食抓学习、聚精会神搞工作、防微杜渐过生活的浓厚氛围，进一步遏制主观臆断、心浮气躁、唯我独尊乃至花天酒地的恶劣习气，进一步树立说得到做得到、说得好做得好的光辉形象，朝着更加务实优良的目标迈进。

其二，延安精神的经济建设效应。延安精神不是空头政治，发扬延安精神也不是喊空口号，延安精神也有其经济建设方面的直接效应。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同志就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经过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同志在1989年9月视察延安时说：“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方针？还得靠发扬延安精神，归根到底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可见，“艰苦奋斗”也是一条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而新时期，有些领导干部对改进领导方法缺乏应有的意识，仍然用过去的老办法应对新问题；有的虽然知道老办法已经过时了，但新办法又不会用；还有的思想懒惰，不是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而是坐等别人把新办法送上门来。因此，事情只能是越办越糟。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提倡延安精神，就是因为延安精神是马列主义创新的结果，没有对马列主义的创新，就决不会有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延安精神，就必须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其三，延安精神的精神文明建设效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任务非常迫切，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政治思想工作淡化了，革命传统教育不讲了。加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和旧的封建残余思想泛滥，许多解放后绝迹的东西死灰复燃了。什么“共产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颇有市场。总之，在精神文明方面存在着种种丑恶现象，急需改变。

发扬延安精神首先就是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对全体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教育，从而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信心不足”的问题。其次，发扬延安精神，就要重视道德建设，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风尚，克服和抵制“专己打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腐朽道德。最后，对全民族进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教育，反对铺张浪费、肆意挥霍、大手大脚的败家子作风，树立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和“过紧日子”的思想。同时要使全体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我党在延安时期在这些诸多方面都有宝贵的经验。延安精神就是这些经验的升华。

总之，延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国精神，在当代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已经成为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

篇5

［关键词］理性;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批判意识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史及其文化精神的传承过程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种指引西方哲学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理性表现为古希腊传统当中具有严密特征的逻各斯精神及象征着激情与生命力的努斯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在近现代西方又进一步彰显为以技术和效率为核心的技术理性精神，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近现代之后的这种巨大的理性主义转向，这种技术万能论的冲击，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性主义的嬗变不仅意味着表层所显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更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转换以及背后所体现的总问题式框架的支撑，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特别是对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框架的探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与技术理性转向

理性概念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古希腊时期，理性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历史性，其逻辑内涵的彰显表现为一种正在生成的动态过程。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向是传统的逻各斯内涵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科技高度发达、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理性的双重内涵

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内涵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丰富，在不同时期，对理性的哲学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理性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理性原本是指与感性相对的认识方式，是指利用抽象思维对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认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对于理性含义的理解只具有表层意义，往往将理性的内涵简单化，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按照问题理解方式的不同，对于理性的理解应该从主体思维框架的多样性出发，对理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在历史上，对于理性本真含义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理性被规定为逻各斯。作为一种客观理性，在本体论意义上，逻各斯代表着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而在认识论意义上，逻各斯表现为一种规范的逻辑形式或形式逻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在寻找世界万物产生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作为规律和尺度的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的本性，是万事万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其次，在主观层面来说，理含的是一种“隐德莱希的冲动”，是激情与意志相碰撞的精神力量，即奴斯。心灵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成为万物运动的根基和动力，也是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显现。阿那克萨戈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奴斯视为理性的精神实体的哲学家。他认为，奴斯作为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它具有认识全部事物的本性和能力，因此，理性被进一步规定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

(二)技术理性的特征与转换

将技术理性作为哲学概念明确提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此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其著作《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当中，也对技术理性的表现进行了阐述，霍克海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生存环境中人的异化状态，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异化并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异化，而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异化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的日常价值观念和意识状态，即日常生活的、文化的、技术理性的异化，霍克海默强调，技术理性就是造成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尔库塞在借鉴霍克海默及韦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划分为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传统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那么技术理性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背景下产生的、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观念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性质及生产目的的要求，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必然就会导致不平等社会分工或者说技术分工的进一步规模化和专业化。这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从深层次来说就是技术或规则对人的压迫，人的超越性的丧失。技术理性正是这种主体对于效率优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觉认可的社会意识状态。技术理性的转换是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理性就被赋予知识论层面的含义，客观理性成为理性显现的主要方面，而作为原初生命冲动的主观理性并未得到重视，片面地认为理性就是把握规则的逻辑方法，强调逻辑形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把理性置于哲学体系的首位，把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力量排除在外。而到了近代之后，科学技术由于其自身认知性的特征以及可重复性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质，故将其归为“理性”的哲学范畴。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本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生产本身的必然要求，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程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人们的生产生活被量化和规模化，生活形式和生产模式也随之程序化和标准化。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迫切需求，使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理性”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技术手段被经济目的所掩盖，技术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理性主义蔓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为技术理性的转换及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启蒙运动之后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和发展，技术与物理学等科学紧密结合并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世界成为一个按照理性逻各斯运转的机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自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只按照理性规则不断运行发展的体系，作为主体的人越来越被排除在社会生产生活之外，科学的发展成为追求的目的本身，必然导致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技术理性主义已经代替了传统理性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影响。

二、技术理性主义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层的问题根源，同样，对于哲学理论的研究要有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于理论根源的追究，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所深藏的总问题框架或哲学思维方式的把握。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不仅要从根源上，即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入手，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思维逻辑范式———人的主体性追求及乌托邦式的精神源流。

(一)人的主体规定性

人是世间万物中最为复杂的存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延续着历史文化精神的精髓。人的生命脆弱如苇草，但人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自然万物，时时刻刻寻求着自身的完善和尊严。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不能单纯地像动物一样只观察其自身孤立的生活状态，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始终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人的理解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主体规定性的理解。无论是古典哲学时期的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还是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归根结底探讨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自身主体性的演化，而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与主体性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横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病态。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人的发展的原初阶段，人处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在这一阶段是一种主体活动的无主体时期。简而言之，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人的物质活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给定的存在，而人本身并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人是神性的存在物，是绝对的自由，是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展现。“所谓的神性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理想化的人性的对外投射，是人对永恒与完善的内在渴望和终极关怀的外化。”［1］15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以及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人征服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由此可见，人是自然性与神性的结合，人的主体性也同时体现为对现存自然的认识和对完满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就表现为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人对孤独、责任的逃避，也表现为主体的超越。

(二)“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源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认为，“乌托邦”一词代表的是人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一种内在的创造潜能。他认为，哲学的存在价值就是超越现存，唤醒整个人类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激发人的生命冲动和批判精神，真正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具体的乌托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乌托邦是指:“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善完满的渴望与冲动，指人根本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的存在境遇，即超越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的位置的企图和倾向。这一乌托邦倾向或定势的最终意图是要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或者使人与神认同，从而终结人之为人的历史。”［1］33由此可见，乌托邦的两种倾向代表了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内涵，即人格神、超人力量的实体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至高无上。在历史观的视域下，社会历史状态的核心同样是作为主体的人，历史的显现、展开、前进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即由有限的、悲惨的现实生存境遇向无限的、完满的、永恒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转换，彻底超越自然和时空的束缚，实现神的、理想人之形象。而这一转换的实现不能够依靠符合人自身的历史创造能力，只能依赖于神，依赖于“理性的”逻各斯、技术、规律等超人力量的、自律的实体，这就是“乌托邦”式的历史精神构架。西方文化精神主要来自于两大文化源流: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希伯来救赎文化，而以基督教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伯来精神就是“乌托邦”式历史文化的本质体现。希伯来精神来自于犹太民族，是一种以神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经早期基督教的修正与继承、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强化与普及化、基督教新教的理性化等数次转换。”［1］48希伯来精神始终渗透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影响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和根基。希伯来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为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上帝创世———人的原罪———末日拯救。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并赋予人的本真是自然存在的掌控者，是类神的特殊存在;但是上帝的造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作为惩罚从此开始便在世间饱受痛苦磨难，只有依靠虔诚的赎罪和上帝在末日审判时的拯救，才能摆脱痛苦的尘世之路，升入天堂，实现完满。这一神话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即人在尚未觉醒的生命之初就具有纯洁的本真，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意识到了尘世生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人的原罪意识由此产生，人开始成为现实罪恶的承受者，饱受折磨，只有依靠一种超人力量的实体、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才能够达到人的存在的理想境界，实现人的历史。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西方的罪感文化也由此而来，希伯来主义也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正是希伯来文化的延续，也是“乌托邦”式文化精神的展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并通过理性来把握世间万物的本质，力图通过理性或科学来控制和超越自然，实现“人类中心论”。如在第一部分中所述，理性主义在近现代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能力，单纯营造了一个依靠理性结构和逻辑形式自律运转的机器。虽然在近现代神学及上帝已经被理性所取代，但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表述的，启蒙精神或理性精神最终会走向毁灭的原因，是因为神话、上帝作为超人的实体并没有被摧毁，反而被理性取而代之，理性把自身变成了神话，启蒙的作用只是用理性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最高权威，即一个乌托邦取代了另一个乌托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并没有泯灭神或最高精神实体的根基，反而，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神或超人实体的化身，成为人将自身提高为神的手段和工具。所以，近现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并不只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关怀的并不是人的现实责任，而是实现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手段，是人意欲成为最高的、类神的存在的终极目标的渴望。一旦技术理性或科技手段失去了为人服务的目的，成为自律化的产物，就会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压抑人的本真的异化力量。技术理性主义也成为人渴望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成为完满的、永恒的存在的一种狂妄信念的产物。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主义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渊源，蕴含着希伯来深层的宗教意识，同时，技术理性主义探讨的更是人与自然、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因此，只有从总问题式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技术理性主义的思维构架，才能够正确把握技术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实质的内涵。

三、技术理性主义的困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

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现有的存在状态，使人成为客观理性支配下丧失主体能动性的人，使人成为机械化的孤立原子。同时，技术理性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异化状态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理意识当中，使主体对这种技术至上的理念盲目崇拜，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技术化、片面化的人，丧失了主体的历史维度与总体性，因此，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的盛行，只有在历史的维度上恢复人的自由本质，恢复人的总体性和现实性，才能使人成为精神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使历史成为总体的人的历史。

(一)技术理性的统治

在长期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水平的进步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的发展若脱离了人，成为自律化发展的机器或体系，就会导致技术本身变为一种独立于人的、与人相抗衡的、甚至统治于人的异化力量。近现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技术发展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而技术理性的蔓延则将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简单要素而非主体，视为机器大生产中的相关零件加以固定，在这一过程中，就使作为主体的人沦落为固定的、消极的客体，使人本真的能动性和超越性降低为抽象性、数量化，使人对孤独的境遇无能为力，成为被技术理性主义所统治的人。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技术理性同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指引”着人，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逐渐被技术手段、技术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神化了。

(二)自由、总体的人

在历史观的视域下，“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以及技术理性主义的强烈表现，彰显着理性对完满的、理想的、人之为人的历史追求，关注的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超越的、完善的终极关怀，而忽视了历史开放过程本身以及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异化及病态。因此，要超越这种固定化的历史文化精神模式，这种“乌托邦”精神，首先要具有人的存在的觉醒意识、反思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极限意识”。这是一种人对自身力量的积极确证，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展现，也是人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人能够正视自身孤独、有限的存在状态，承认自身特殊的存在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从对超人力量的实体的依赖和渴望转变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展开和实现。由此可见，人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和孤独境遇，并在现实过程中依靠自己、超越自身，而非依靠不切实际的神性力量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完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新的历史意识的生成同样是对人的关怀。“乌托邦”式的历史文化意识只是从片面的角度观察人的现实困境和对理想状态的渴望，因此，要想超越这种虚假的文化意识，就要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人，即作为总体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概念进行过阐释，他强调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的现实和历史的全面性。在这里，卢卡奇指出总体性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性，包含着对人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卢卡奇也通过对社会物化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也就是人的总体性问题。除此之外，新的历史意识下总体的人要以人的本质为基础，总体的人是实践的人;总体的人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孤独与完满的统一，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总体的人是精神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人必然存在于现实的有限境遇之中，或经历困苦、或体验孤独，人的现实性是不能被抛弃的属性，但是，人的主体性或总体性使人在深层的精神结构上不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在痛苦与责任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不断弘扬自身的超越性力量，承担责任、扬弃异化、追求本质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客观化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实现了对主体的束缚和掌控，使人成为片面化、机械化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义的透过主体的心理意识也越来越成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抹杀了主体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客体化主体。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哲学思维方式，即“乌托邦”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完满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于超现实力量的盲目信仰，这种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双重结合产生了理性主义在近现代的特殊存在状态。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哲学思维范式以及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大历史源流构成了技术理性主义问题意识的根基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开启破解技术理性主义极端化问题的大门，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技术理性主义影响下人的生存结构现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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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牛俐智．论技术理牲对群体意识形态之形成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篇6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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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向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王义实践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l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靡清其主要内容。对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继承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开始酝酿勾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来，并从战略高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战略高度，把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主要是使我国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要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初期，而这个时期又是在国际格局大变动中发生的，国际格局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向着多极化方向变化发展。全党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大转折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复杂性思想准备不充分，在领导工作中出现了失误。在一些地方和领导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间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群众不满意，比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的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流，但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就会危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它关系到我国跨世纪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21世纪的兴旺发达。总而言之，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同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交织在一起的形势下，更进一步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探求上。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有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探求，体现出党在面向21世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以放眼世界的眼光，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勇于创新的崭新特性。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择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在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四有”公民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稀文明建设落实到人们思想意识上要达到的具体要求，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决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任务的丰富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问题上，邓小平根据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分别从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纪律教育方面.作了大量明确而又具体的阐述:在思想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要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艰苦创业精神教育，用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在道德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加强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科学和教育要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民主法制纪律教育方面.他强调要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要加强组织纪津性，保证理想的实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十四大明确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写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十五大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力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20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推动下，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文化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应该看到20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主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考察。要解决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历史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的理论，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创造性地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早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含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发展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思想，这是一个创新的思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与法律精神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要求，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所蕴涵的诚信、互助、友爱，公平、公正等原则规范，也是法律所要包含和体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同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冲突，人们对改革的理解或存在的困惑等已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就要在这个“结合”上做切实的工作，真正使桂会主义道德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又能真正成为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可靠保障。为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当前实际情况颁布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它的实施，为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问题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为此，他强调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很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要抓好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总之，只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就可以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20年来积累的经验，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抓住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两个主体，特别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这一个依靠力量，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

一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问题，充分认识到要进一步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必须紧紧依靠群众。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始终放在面向群众、引导群众、造福群众上，多做得人心顺民意的工作，这样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也才会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四届六中全会以来，全国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涌现出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风气。

篇8

[论文摘要]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与尼采的“上帝之死”所开启的批判是一致的，它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焦虑、文化困境的逻辑反映。这一批判，高扬了主体性，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其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理应实事求是地指出。

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 1893一1963)在与阿多诺合著的名作《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对于正确认识哲学及人类文明，充分揭示其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科学地建设和发展哲学及人类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也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焦虑、文化困境的批判，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霍克海默尔的这一批判，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向，因而对他的这一批判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并指出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要弄清楚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首先需弄清在霍克海默尔那里“启蒙精神”指的是什么。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启蒙精神”并不单指18世纪的启蒙精神，而是主要指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也即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规范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霍克海默尔说:“总是致力于把人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下的进步思想”就是“启蒙精神。“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

在霍克海默尔看来，从古希腊发端的“启蒙精神”虽然创造了人类几千年文明，但由于它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它已走向了自己最初目的的反面。它不仅成了现代野蛮的基础，而且将导致人类走向毁灭。“启蒙精神”发展至今日，已经是灾难性的了，启蒙成了“自我毁灭的启蒙”，启蒙已经成了极权主义的了。为了使人类走出现代困境，就必须全面、深人、系统地研究“启蒙精神”，吸收其合理的精华，剔除其内在的导致人类处于现代困境的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对人类文明及其核心精神进行系统的批判研究，以解决现代人的存在问题，也科学地规范未来“启蒙精神”的合理走向。

那么“启蒙精神”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霍克海默尔主要从以下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1.“启蒙精神”的出发点是破除神话，消除迷信，而白己却走向了神话、迷信

“启蒙精神”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打着消除“世界魔力”的旗帜，也即破除神话、消除迷信的旗帜，但发展的实际是“正如神话已使启蒙得以实现那样，启蒙也一步步地陷人神话之中”。把自然界神秘化、神化，把人类理性的迷误赋予自然，是神话的特征，而启蒙也采用了这一神话原则。说到底，它们共同的本体基础是人，正是人这一主体把自然界神化了。在神话中，每发生一件事，都是对以往事件的救赎，在启蒙中也是这样，一方面启蒙想摆脱过程的命运和惩罚性，而另一方面，它又把命运和惩罚输人过程。启蒙的最初出发点是要人们摆脱迷信和盲目，但它却又使人们陷人了迷信和盲目之中，人们失去了理性精神，深深地陷人了经验之中，所以重复事实成了人们必然的选择，人们的思想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只是单向地同义反复;启蒙意图消除迷信和盲目，从而本质上对设置禁区持反对态度，但事实上，启蒙也设置禁区，它也像神话一样，对现实设置“超自然的特征”。“拜物教”是启蒙陷人神话的典型特征，启蒙陷人神话的又一特征是精神的客体化，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本身，现代的人类，深深地陷人了自己创造的事物的束缚之中。面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

2.“启蒙精神”旨在正确认识世界，而其实际的结果是歪曲了世界

“启蒙精神”的出发点是正确地认识世界，但实际上人们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对世界歪曲的反映。现代“启蒙精神”反对普遍，因而放弃了对意义的追寻，它用公式代替了概念，用规则和可能性代替了原因和动机。“启蒙精神”要为世间一切事物寻找到发展的规律，因而它把许多形式还原为固定的方法和位置，“数成了启蒙运动的准则”。启蒙精神取消个性，因而使得许多事物成了它的牺牲品。“启蒙精神”把抽象视为自己的工具，这实质上取消了客体的地位和作用，取消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真实可能性。总之，“启蒙精神”在现代，不是实现了对世界的正确把握，而是歪曲了世界的符合规律的客观存在。

3.“启蒙精神”旨在增强人的能力，但却使人软弱无力

人类今天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并非只是统治者谋略的结果，而是“启蒙精神”逻辑发展的必然归宿。“启蒙精神”导致统治合理化了，这意味着“启蒙精神”已经堕落成了统治的工具，它的原有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已经丧失殆尽。“启蒙精神”把在统治的操纵和组织下发生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视为合理的必然的行为方式，从而取消了真正属于人的行为方式，甚至可以说，它取消了人的存在，“每个人仅仅把自己规定为一个东西，一个静止的、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的因素”。

4.“启蒙精神”本质上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但它却在发展的历程中走向了极权主义

“启蒙精神”的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因而它本质上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但它发展至今日却走向了极权主义。霍克海默尔说:“启蒙运动就是极权主义”，“启蒙像任何体系一样，也是一种极权主义”。“启蒙精神”的极权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待自然和对待人方面。在对待自然方面，“启蒙精神”表现出了对自然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并且它是以知识实现自己的这一欲望的。“启蒙就像一个独裁者对待人民一样对待万物，一个独裁者熟悉人民，意指他能操纵人民;科学家们认识万物，则意指他们能驾驭万物”。“启蒙精神”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基础上认识自然，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这就自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识自然，正是为了奴役自然、统治自然。随着人类对自然统治的扩大，这一极权主义也施加于人类，这是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极权主义，作为“启蒙精神”，作为思维和行动的规则，必然要施加于人类，人类因而也成了这一极权主义的牺牲品。“思维的敌意扩大到了对早已被征服的时代的想象及想象中的幸福方面”，“人间也变成了地狱”。马尔库塞也认为:“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

5.“启蒙精神”的标的在于进步，但却导致了倒退

“启蒙精神”一开始就把追求进步视为自己的标的，但却导致了倒退。这种倒退是全面的，也即自然在倒退，社会在倒退，人类在倒退。这种倒退也是惊人的、恐怖的、令人生畏的。但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看到潜存在进步后面的倒退的事实，还陶醉在进步的胜利之中。因此，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使人类清醒地看到倒退的事实，从而自觉地与倒退进行斗争。而要实现这一点，人类就须克制、压抑和否定自己，也即是说，人类须反省自己和“启蒙精神”。倒退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物转而反对人类自身，也即人类将自己的活动异化了。进步与倒退是对立的两极，倒退寓于进步之中，进步越巨大，倒退也就越严重，人类正处于倒退的煎熬之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虽然主要是就哲学而言的，但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文化史的批判，从其哲学根基上讲，这一批判带有否定人类文明、文化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这是因为他全盘接受了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的观点，在这一哲学看来，人类只有毁灭一切文明，重新回归自然，进人田园牧歌式的状态，才是本真的状态，才可以避免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霍克海默尔以这样的哲学作为参照系，观照人类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自然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但他对人类文明进步中负面因素的哲学反思，却是极具价值的，这提示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化自然的发展以及人本身的进步，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自觉地发扬成绩，克服不足，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推进人类各方面事业的合理发展。理论与实践总是有一定的差距，理论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实践中总是不予理睬，因而导致实践总是存在问题。我们今天的实践如能科学地吸纳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批判的精华，则一定会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二、对霍克海默尔“启蒙精神”批判的分析

可以说，霍克海默尔是一个善良的救世主义者，因而他的观点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尤其是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更是富有借鉴和启迪意义;他对人类文化在前进中出现的问题的批判也是富有警觉意义的，它启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到前进的曲折性，都要自觉地反思我们的文化建设，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在前进与证错的相互作用中，科学地合理地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同样明显的是，霍克海默尔虽然把他对“启蒙精神”的批判，称之为辩证法的批判，但实质上是缺乏辩证思维的。他看不到哲学和文化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具有发展的辩证性，它呈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因而在前进中出现反面的东西是发展之必然，但人类哲学和文化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不是倒退的。霍克海默尔在看到人类哲学和文化前进中的曲折时—尤其是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时—把哲学和文化的发展看作走向了反面，这就走向了倒退论，走向了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悲观主义，走向了只见问题不见前进的一点论。

下面具体分析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第一，“启蒙精神”是否走向了神话和迷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哲学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对人的全面束缚，科学技术影响着社会和人的存在和发展，人在科学技术面前表现出受制约的态势，尤其是二战中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更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极端，它成了人类最大最可怕的敌人;哲学理性对阿那克萨哥拉“努斯”(心灵)的不断发展，却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的产生，奥斯维辛集中营灭绝人性的恐怖，令人想来犹然生惧;现代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普遍的异化。哲学家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对传统的哲学理性产生了怀疑，尼采的“上帝之死”，开启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而这种怀疑和批判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解构性的了。霍克海默尔正是适应着这一怀疑和批判的主流思潮，对“启蒙精神”进行了批判。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尔十分激进地把现代哲学文明视为是神话和迷信，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哲学文明的总的发展趋势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

人类文明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一般说来，总是不断趋于进步的，如其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科学技术在今天的飞速进步及其对人类生存的贡献;无法解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我们今天面对的灿烂的人文科学成果。哲学理性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当然总的发展趋势是进步的。所以，我们认为，霍克海默尔把哲学文明视为是由反对神话和迷信，而走向了神话和迷信的观点，不能成立。但他对哲学文明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人类文明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它肯定的成分中存在着否定的成分，因而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是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的。只有具有这种清醒的批判意识，人类才能克服文明的不足，合理地规范自己的存在，合理地发挥文明的作用，合理地对待文明。使人类文明在理性的基础上不断走向进步。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我们的文明确实存在问题，这是因为，人类是文明的存在，如果人类的存在有了问题，能不说明文明有了问题吗?因而，反思和批判文明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功不可没。我们应该充分地借鉴和汲取霍克海默尔“启蒙精神”批判中的合理成分，为哲学文明以及整个文明的进步服务。 第二，“启蒙精神”是否歪曲了对象世界。

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由于物化意识的作用，因而十分重视实际的功利价值，这就必然地导致人们过分地关注眼前的实际利益，而无暇或没有兴趣去关注普遍的、终极价值的问题，因而产生实证的实用的哲学思潮，并且这种哲学很有市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人的异化的存在，恰恰是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人的真正的自由的开放的存在，是必然要追寻普遍，并且用这种普遍来规范人的存在的。就是一些推崇技术理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不是也以他的充分的材料，展示了技术理性使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吗?他对技术理性的历史作用的分析，不是逻辑地昭示了它的致命的局限性吗?人类把自己的认识活动限制在技术理性的水平，就必然要在局部、片面高度有效的同时，带来长期的负面作用，这将使人类背负沉重的历史重担，从而也以持续的影响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这说明“启蒙精神”确实有问题，也说明人类的文明存在问题，但这绝非“启蒙精神”的全部，也非人类文明的全部，这恰恰说明了人类文明的时代性以及时代性所呈现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实质上，人类文明正是以这样的批判的否定的方式不断前进的。这种发展具有必然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于这种发展，人类要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从而自由地超前地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的自觉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他把“启蒙精神”视为是走向了没落，歪曲了对象世界则是错误的，这是缺乏历史眼光，缺乏辩证思维的表现。

第三，“启蒙精神”真的导致人们软弱无力了吗?

“启蒙精神”确实有霍克海默尔所说的导致人们软弱无力的方面，这就是“启蒙精神”与统治意识相一致的方面，作为现实地规范人的存在和行为的方面，以及将人异化的方面。这些方面无疑具有文化异化的性质。但这是否就是“启蒙精神”的全部呢?如果是全部，那么我们怎么解释现代哲学文化批判的超越的方面呢?如何解释包括霍克海默尔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呢?又如何解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解构呢?

其实，“启蒙精神”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既有它的负面作用，也有它不断否定、超越的方面，正是文明的这一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趋于上升。因而只见文明的否定方面，不见其肯定方面的意见，肯定是不全面的形而上学的意见，因而，霍克海默尔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启蒙精神”负面作用的揭示和批判，提醒我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应清醒地看到文明的负面作用，并有效地予以解决，从而健康地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如若不具备这样的辩证意识，一味地沉浸于自己的伟大正确之中，那必然要影响文明的发展，也必然要阻碍社会历史的前进，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了这一点。因而，霍克海默尔这方面的贡献应予肯定。

第四，“启蒙精神”是否走向了极权主义?

正像上面所分析的，“启蒙精神”的作用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启蒙精神”由于社会总体性的运作，必然呈现出历史性，而在当今西方社会，由于这一社会的本质属性，因而如卢卡奇所分析的，物化意识成为普遍意识，这就导致了霍克海默尔所洞见的极权主义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精神”的必然归宿，也不意味着“启蒙精神”走向了末路。

实质上，“启蒙精神”内在地蕴含着批判性和超越性，它对于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始终是持批判、超越态度的，包括霍克海默尔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代表了这一批判性和超越性，尽管他们的观点有许多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是代表了这一方向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的工作岂不是徒劳的嘛?因而在总体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人类一定能超越历史阶段性，而不断迈向更新的历史阶段。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极权主义一定会被人类所克服，这是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因而我们说“启蒙精神”并不会终止于极权主义，而注定要走向更加进步的阶段。

值得高度肯定的是，霍克海默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善待自然，应当既将自然视为客体，也将其视为主体，在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物质的双向交换。而人类对自然的贪得无厌的掠夺，对自然的极权主义，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冷酷报复，从而使人类处于生态、环境的困境中;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极权主义，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沦丧，从而阻碍了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极权主义确实是人类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第五，“启蒙精神”是否导致了倒退?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进步与倒退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是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因此，不能把二者截然地对立起来，或者只见一极不见另一极，更不能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直线式的。霍克海默尔之所以认为“启蒙精神”导致了倒退，原因盖在于他没有这样辩证地把握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进步的，上升的，但与这种进步、上升相伴随的必然是倒退与落后，这一特性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因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倒退总是以不同的形态展现。而对于这些倒退的克服和超越，正是人类的进步所在，因而我们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应该集中地表现在这些方面。

篇9

［关键词］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文化力量；以文化人；人民性

党的十以来，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思想、重要观点，立意深远、内涵丰富，不断开拓中国共产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视野、新境界、新思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当前世界，文化元素逐渐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不竭动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凝聚着本国本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展现着国家和民族最为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文化自信的探寻和建立正如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也是伴随社会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看，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一项旨在提升市民精神生活、丰富市民精神世界的系统工程，具有融入性、渗透性、全民性等基本属性。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结合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文化形态，从凝聚价值理念、完善制度保障、注重实践体验、丰富文化载体等方面入手，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力量，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1］

一、凝聚价值理念：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精神引领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社会供给能力的显著增强，个人需求呈现出指数升级态势，其不仅在物质层面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追求，也更为迫切地渴望提升自身的文化内蕴和精神境界。对此，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凝聚价值理念，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为中心，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要义，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为根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文化力量的精神引领。（一）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始终坚持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为中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的历史既是物质生成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还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结局。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经过40多年的改革实践，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与日俱增且要求更高。对人民群众现代生活观念的教导，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熏陶，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要求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热情和意识。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办实事、讲实效，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祉来进行。”［3］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以及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需求也必然不断增长，这也需要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精品，以不断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二）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要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始终坚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要义。坚定的理想信念支配着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使人产生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决心和斗志，是每个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坚定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人终其一生的精神追求，也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行动指南，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灵魂和旗帜，为中华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崭新视角。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具去看待问题和解释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结合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发展大势，将理想信念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将厚植爱国情怀融入坚定理想信念当中，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广大人民心中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环节。（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2014年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提到：“人类社会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观。”［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凝练的表达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刻追求，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积淀锻造而成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观念表达和精神凝结，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某种程度上，人们只有对自己的价值观充满自信，在情感上共鸣，在心理上敬畏，才能在实践中更加笃定地践履。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要全面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形态中的独特地位和现实意义，凸显其应有的价值自信和时代价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政府和国家的职责和责任，也是每位民众都应当努力践行的精神引领和价值遵循。

二、完善制度保障：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过程直接关系到主体、客体、载体、环境等各要素，是一项多维度、连续性的系统工程。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制度的安排与设计直接关系到其实际效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特别避免出现实效不强、进程缓慢的现象，制度文化的建设尤为重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文化理念是制度保障的内在源泉，制度保障是文化理念的外在规范。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身就需要制度的保证，优秀的文化环境一旦养成，凝聚和体现为制度，形成制度优势，也就会自然地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传承性。（一）建立系统的制度网络。建立系统的制度网络的基本要求，是根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实施现状，建立起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疏而不漏、较为完备的制度网络。当前，为保证制度网络的形成和推进，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一是对已有的却不够完善的制度实施补救工作，使相应的制度更加完善和全面；二是抓好制度设计的更新工作，体现人文关怀，彰显人性光辉，以使相应的制度更加符合管理要求和实施要求；三是做好制度的新建工作，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特点，制度网络也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通过良好制度保障唤起正能量，激发新动能，使制度保障的盲区、盲点得以消除和解决。（二）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制度的产生，源于对组织运行规律的理解和瞻望。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制度网络的形成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法定依据和现实遵循，想确保制度的实施和落实，还要将制度化的规范和要求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实践指引。依靠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能够更为有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离开了监督体制的强力约束，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名存实亡。监督制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对制度执行情况的抽查、对执行制度情况结果的考核等等。通过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提升人民群众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主人翁和参与者。（三）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奖惩制度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延伸和终端，是保证其他制度切实可行的有力屏障和重要环节。奖惩制度主要通过表扬或批评的形式得以体现。十以来，面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迫切要求和现实情况，党中央颁布相关规章制度，如《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顶层设计日渐完善。［5］通过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用法律的强制性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支持和肯定人民群众对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不懈追求，制裁和惩罚严重违反推进城市精神建设中的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用法治手段和制度力量促进文明行为养成，维护和保障社会思想道德底线，强化社会成员的价值意志，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内容真正深入人心。

三、注重实践体验：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质飞跃

归根结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要提升人民的精神素养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人们的思想实际和变化规律，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寻求把握其思想状况、发展需求等现实境遇，也就是要更好地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过程中行为文化的育人功能。（一）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植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精神文明需求和发展变化的特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关切，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稳步发展，打造人民易于接受、高度认可的文化产品和文艺精品，以具体的精品力作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的精神状态，激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内生动力。当前，由于成长环境、生活条件、存在状况等方面的具体性以及主体精神生活的层次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丰富且具有差异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应当在实践过程当中全面了解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追求和实际生活条件，不断创作群众喜欢、群众欢迎、群众满意的文化产品、文化作品和文化精品，实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和以文化人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应当结合精神文明的内在逻辑构成和层次结构，以及人民群众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人民群众给予不同的实施方案和涵养路径，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朝着良好的方向不断前进和发展。（二）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指南。要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就需要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作为载体。因此，要善于运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活动，挖掘人们身边的生动案例和榜样示范，借用小故事讲好大道理，使人民群众不仅在思想认识层面有所提高，同时还应当在日常行动和实践活动当中得以巩固和强化。要善于运用网络化技术、自媒体等手段传播社会正能量和弘扬社会正气，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最大限度唱响正气之声，充分提升审美情趣和精神世界，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价值引领功能。（三）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归根到底是提升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的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变化规律，在人民群众日常实践活动中寻求把握其思想状况和存在问题，以此更好地发挥行为文化的育人功能。某种意义上，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关键和落脚点在于行动。行动文化有不同的形态，如义务劳动、志愿服务、慈善活动、学雷锋活动等，都是重要方式和可行路径。作为社会主体，公民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展现的互帮互助、无私贡献的精神意志，收获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这本身也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生动诠释，更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践落实。行动是价值认同和价值内化的重要路径和最终归宿，因此要以行为文化和实践活动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有效性和实践性。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以实践活动为抓手，将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受众的行动指南和价值共识。此外，在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还要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诉求，调动和激发受众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知识讲座、文体活动、艺术表演等，确保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

四、丰富文化载体：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方式创新

指出：“通过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有效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实效。”［6］文化是一种深沉、广泛、持久的力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离不开文化滋润和文化滋养。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充分借鉴和运用文化的方式，创建和运用文化载体，丰富文化育人的内涵，彰显文化育人的优势，不断提升其亲和力和影响力，达到日用不觉、潜移默化的效果和影响。（一）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滋养。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已有成就，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滋养，促成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日常化、大众化和生活化，是新时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地域文化、传统思维、经济实力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现实挑战。因此，要想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时代进程，必须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中自觉将各类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内化为自身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科学的行为指南，这是应对现实多重挑战的可行路径。一方面，在优秀文化滋养中加强日常行为习惯养成。尊重不同区域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方式，使人民在文化生活中持续受到优秀文化资源的滋养，对于个人养成科学的日常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推进也具有现实感召力。［7］另一方面，在优秀文化滋养中矫正不良日常行为习惯。优秀的文化滋养对于人民群众矫正不良日常行为习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有效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二）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载体。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需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实际，积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守住中华文化本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依据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开拓新视野，这是激发文化活力、提升文化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新时代背景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积极探求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精神标识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之间的内在关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供历史积淀和现实支撑，使得人们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要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载体。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对象特点，创建具有针对性的文化载体。尤其是在互联网盛行的新媒体时代，通过生产要素有效整合、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拓宽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创建活动的网络空间，将线上与线下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创建活动紧密结合，是当前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三）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文化手段。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需要充分理解文化的根本特性，创新运用文化手段，全面提升文化的现实影响力和时代感召力。一方面，把握人民精神追求，增强人民情感共鸣。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可以预设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它需要符合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需求，使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一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可，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帮助人们在自己的文化认知体系中自觉内化宣传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创新城市文明建设手段，增强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实效。日常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型和急剧变化给城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8］，而道德模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旗帜，他们身上往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崇高精神、优秀品质等，能够有效激发和唤醒人们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各类先进典型作为时代的先锋、社会的典范、群众的楷模，尽管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具体事迹也不同，但其所承载和蕴含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却是深刻一致的。新时代背景下，要通过弘扬道德模范的高尚品格和优秀品质，引导人们自觉向道德模范学习和效仿，争做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崇高道德的践行者，从而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效。

参考文献：

［1］冯刚.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力量［j］.思想理论教育，2017（7）：4-9.

［2］.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1）.

［3］.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n］.人民日报，2015-03-01（1）.

［4］.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5］张晓松.构建复兴伟业的精神坐标［n］.人民日报，2017-09-30（3）.

［6］.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5.

［7］王振.重大疫情应对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文化力量［j］.思想教育研究，2020（3）：13-17.

篇10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