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范文篇1

地理环境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并重视对政治地理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这位世人皆知的政治巨人，他本人就是一位业余地理学者，并曾经是美国地理学会的成员，他在政治地理和军理地理上造诣较深，他之所以能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力挽狂澜，在某种角度上讲是与他渊博的地理知识分不开的。我党的伟大领袖，也十分重视政治地理的研究，“三个世界的划分”，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地理理论之一。而对地理的无知或“心理地图”模糊的政府领导人往往易犯引起巨大恶果的政治错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托马斯·霍尔迪奇曾指出：“由于地理上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政治地理学是治理国家和成功外交的辅佐。

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早以前就引起过一些学者的注目与研究。例如：在一百多年前，地缘政治学说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就曾经指出：“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不可抗拒的力量。”③他曾撰写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了系统的并震憾世界的地理政治思想。近年来，注重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的政治地理学开始引起了我国的重视。

政治与地理的内在关系是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就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国家领土的形状和国土自然环境影响国家管理的难易与国家的安全稳定

一般而言，国家的领土形状比较规则，近乎圆形或方形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几何中心到边界的距离差别较小，边界与面积的比值较小，其领土与边界比较容易管理。例如法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乌拉圭等国。而国土分散的岛国或国土狭长的国家地域间交通联系不便，对国内交往与国家管理也相应带来诸多不利，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智利、意大利、越南等国。

半岛地区和海湾地带的国家往往容易发生利益纷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多灾多难之国。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和当今世界上的地区冲突多发生在这些地区的某些国家（如巴尔干半岛、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及海湾地区等地理范围的一些国家）。

（二）国家周围的地理条件影响政治实体安全

某些国家四周有山脉、沙漠、海洋包围，或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沼泽阻隔，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使该国有良好的防守条件，阻碍外敌的入侵。如埃及、法国等国在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都在保护国家安全上起到一定作用。而周围地理条件不利则容易遭到外敌的蹂躏。例如：文明古国巴比伦东西两面是平坦辽阔的草原，这样的地形条件成为游牧民族进入平原的通道，因而历史上先后被东、西两面来的外族所征服。又如：波兰东西两面是开阔的平原，一向是东欧与西欧之间的通道，难于防守。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波兰历史上的多次灾难，使之多次遭到列强的进攻与瓜分。而比利牛斯山脉为保持西班牙的国际地位起着长久的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天然屏障使西班牙避开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政治军事冲突。美国社会历史上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更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屏障（东西两面为大洋庇护）和政治地理位置（远离战乱的旧大陆，南北均为弱国）有关。列宁、斯大林都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精辟讨论。

（三）复杂的地形容易形成政治上孤立的弱小实体

地形复杂崎岖往往容易形成幅员有限的政治上孤立的弱小实体，山区多是世界上小国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安道尔、圣马力诺和卢森堡等都是山区型的袖珍小国。原苏联高加索山脉两侧，有不少袖珍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这些地方在苏联解体后一度成为政治冲突的热点。

（四）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边界由山脉、河流、湖泊组成

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政治边界与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体一致的地理现象。以山脉为边界的有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喜马拉雅山，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安第斯山，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等；以河流为界的有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乌拉圭河、拉普拉塔河，扎伊尔和刚果之间的刚果河等；以湖泊为界的有扎伊尔和坦桑尼亚之间的坦噶尼喀湖，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苏必利尔湖、休伦湖、伊利湖与安大略湖等。不少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划界线也是以山脉、河流划分的。这些自然体，一旦成为政治边界，对于边界两侧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分异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五）地理环境性状影响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

俄国伟大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③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在政治上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在经济上是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顽强再生能力，这些特点的形成，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以政治结构特点的地理原因而言，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常被高山大河阻隔，地域之间差异显著，因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要想克服和制约我国地理环境造成的地域间的分离和隔绝倾向，必须不断地从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力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故中国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开始，就一直不断地调整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过分发展和庞大，权力的过分集中。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则与中国“外封闭、内活跃”的独特历史地理环境有关。笔者之一曾在《社会发展地理学概论》一书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地理原因探析》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入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吴松弟先生曾著有《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一书专门进行过分析论述，为我们破译了不少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奥妙关系的密码。

（六）地理环境影响法律精神及其内容

法律是社会管理组织确定并实施的，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以特定形式固定下来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其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因此很自然地要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地理环境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地理条件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现代法律的制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所在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严重环境问题，相应产生了环境保护法，其以自然环境为直接保护对象，强调用法律手段防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通过保护自然环境达到保护立法者所需要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目的。由于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净化能力）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环境法的具体内容（如污染的允许指标等）也不尽相同。

（七）环境问题可衍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并孕育催生出一批政党

例如：核泄露、酸雨等跨国环境污染可引起国家间的政治纠纷；国际河流的水污染易引发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环境问题也可以成为影响统治阶级政权的因素，如1985年荷兰政府由于筹措环保费用发生分歧，导致了该国政府的垮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环境问题而倒台的政府。

地理环境范文篇2

建筑，是人类运用一定工具、技术、工艺和自然界的物质材料，经过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一种物质产品。即建筑既包括人的建筑活动，又包括建筑活动的成果——建筑的物质产品。因此，建筑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指人们从事建造活动的原理、蓝图、计划、程序、方法、设备等；二是建筑物质产品及其反映出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法制等方面的内容，建筑文化则是这两方面内容的总和。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文化”是对“文化”这个属概念的限定，是一个比“文化”的外延更窄，然而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符号文化的综合反映。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地方性等特性。

二、岭南地理环境特征

岭南位于我国的最南部，地处亚热带地区，大致包括闽南、广东、海南和广西桂林以东大部分地区。其地理环境的特点是襟山带海。五岭雄峙其北，浩瀚的南海绕其南；阴那山、莲花山、罗浮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虎踞东西。境内的珠江为封闭式、向心状的水系。这样的山河态势，历史时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对岭南历史地理的发展影响极其深刻。此外，由于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岭南形成了炎热、潮湿、日照时间长的气候特点。

三、岭南地理环境为其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提供的条件

（一）偏居一方利于自身民族文化的积淀

山海阻隔使岭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偏居一方的岭南与中原交通联系困难，受外界的影响小，增加了自身的封闭性，利于形成岭南独特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使岭南的本根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山海阻隔形成安逸和平的政治环境

山岭相隔也使岭南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相比受战乱的影响小，政治上比较平稳，一直国泰民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因而岭南建筑在其本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始终追寻着一种自然、安逸、平和、浪漫的环境。

（三）临海优势开创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

岭南临海的优势很快就被发掘了。漫长的海岸线使岭南的航海业很发达。岭南假借海洋走上与世界交往的道路，增加开放性。航运业带来了中外的通商，使此地一直吸收外来文化和先进技术。岭南成为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交流的窗口。临海优势开创了岭南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为岭南建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岭南人开放、兼容、商业、务实和求变化的心态也逐渐反映到建筑观上。

（四）航运通商奠定物质基础

早在2000年前，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开始，遂成为中国对外的一个重要港口。航运通商使岭南人渐渐富有，为建筑营造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富有的物质基础，使岭南建筑注重装饰；强调装饰的艺术造型作用，脊饰比例高，母题多用岭南常见的风物和与海洋有关题材，民俗性强；强调人口的艺术气派和端庄。门面通常精心雕饰，是重点艺术处理所在。

四、岭南建筑文化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的特征

（一）民居类型多元化

从事航海的岭南人很早就接受外来文化，使在岭南文化氛围之中发展的岭南建筑景观自古就表现出强烈多样化、多元化倾向。古代中原地区汉族在南迁过程中带来中原地区先进文明建筑技术；外出经商衣锦还乡的岭南人不仅带回了商品，还带回了域外建筑多姿多彩的平面组合和外观。再加上岭南地形复杂、民族多，所以民居类型繁多。例如粤中的竹筒屋、明字间、三间两廓，粤东潮汕地区的爬狮、四点金，客家的土楼、围垅屋等。这些民居传统建筑都充分糅合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特色。

近现代岭南建筑受各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影响更深，愈加追寻着岭南人固有的世俗——兼容和多元的文化性格。现代岭南建筑的不拘一格、回归自然的造型，正是岭南建筑不断发展、充实的例证。（二）古建筑设计体现封建礼教的中心思想

特殊的地域铸就了独特的岭南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岭南建筑，始终体现着岭南文化特色。封建礼教是岭南古建筑设计的中心思想。中轴对称、方整对称、融合协调是岭南群体建筑布局的主流。村落多以祠堂为中心，按南北主轴，左右对称配置建筑。前有池塘蓄水，后有山林或丘地衬托。村民住宅多为定型化，朴素自然，绕祠堂层层拱卫，并以庭院为核心，建筑绕院环列，由院落组织成巷道，有秩序构成村落，形成了岭南村落的普遍格局。巷道也有主次，纵横有序、网脉清晰。其规划几乎都是血缘宗族之族长根据族谱族规、乡约的宗规组织完成的。

（三）建筑构造形式独特

民居之所以能长期生存，就因其与当地的气候、环境融合。岭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特征，要求室内通透凉快，此外，聚居者有防御等要求，由此创造了许多岭南传统民居的优良形式，充分利用建筑设计构造手段，达到遮阳、隔热、通风、防风、防盗等物质生活功能要求。

例如岭南商住性骑楼建筑，就是根据南方地区的防雨防晒结合商业经营需要发展而来。其特点是把门廊扩大，毗联串通成沿街廊道，使顾客可沿骑楼自由选购商品。“西关大屋”是适应城镇环境而商业化的需求，把乡村之间两廊的传统住宅改进成向纵、深、高发展。它保持着中轴、中堂、多进的格局。厅之间或厅房之间用天井隔开，大天井常有假山水池和花木盆景。室内外相互渗透，天井给人以安静典雅的气氛，闹中求静、亲切安祥，有利于通风采光。此外，诸如屋檐倾角大，利于雨水倾斜；屋瓦以灰泥紧粘，防台风；建高大石坝，抵御洪水；于屋边系小舟，便于逃生；民居梳式布局，利用冷巷来通风降温等都是岭南建筑解决当地气候环境问题上的独到之处。

由中原南迁的客家民居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多采用围垅式组合。围垅的平面中心是堂屋，两侧称横屋(横屋数量视家族人口而定)，后部加围屋。有的民居四角设角楼称四角楼，客家民居平面封闭、聚居性强。广州传统民居以三间两廊式和平面布局进深大、面宽窄的“竹筒屋”为代表，这些以天井(院落)组合的民居以外封闭内开敞的布局形式较好地解决了湿热地区通风、采光、排水问题，同时避免阳光直射，保持室内空气阴凉。沿海侨乡，由于大家庭逐渐解体，居民转而注重单体住宅的兴建，形成中西合璧的多层住宅。

（四）建筑布局融于自然环境

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始自终融合于自然环境中。岭南山多、丘陵多、河流多，城镇和村落多结合地形、河流、道路，山势自由布局，靠山面，交通方便，防御设施完善。城镇格局多为不规则,街道多顺应河流和山丘道路走向，曲直相宜。岭南的古城规划巧妙地把建筑与自然融合，使天、地、人道三合为一。如广州的三山五湖等，把城市园林化、自然化。城中的楼、塔、台、城门高耸入云，与蓝天、青山、绿水相映，形成了岭南城市风貌的独特意境。岭南古代城镇村落选址多依“风水”为据，按“龙”“穴”“砂”“水”的四大要素布局，为求“藏得风水”，山水要洄漩、拱卫、开合得体，注意对景、借景，以人体的阴阳五行来处理各种关系，有较强的整体性。这也是岭南人使城镇村落适应环境的特殊的构思方法，考虑到通风、排水、御寒、向阳、供水、安全、运输等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考虑到生态美、环境美、景观美的精神需要。

五、结语

当代岭南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通过港台媒介，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材料和先进的思潮，不断给现代岭南建筑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多元性也为其迅速吸收和创新提供了文化基础。玻璃、石材、金属及先进的结构技术，正被广泛的融合进岭南新建筑之中。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岭南建筑文化必然会受到冲击。但无论建筑材料和技术如何变化，只有符合岭南特定地势、地质、气象、建筑环境等条件的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岭南建筑。

参考文献

[1]张文和，罗章.文化建筑文化传统建筑文化[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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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代光.岭南历史地理特征略述[j].岭南文史，1994，（1）．

[4]刘杰.岭南建筑设计发展的社会性[j].南方建筑，1997，（2）.

地理环境范文篇3

关键词：汀江流域；地理环境；客家族

一、本课题的提出

汀江流域位于闽粤边区，并与赣南接壤。域内包括福建省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5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其中福建5县历史上都为汀州所辖。该区域除连城县为“非纯客住县”之外，其余都是“纯客住县”［1］94，即当地居民几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极富特性的一个族群：其民族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鉴别中才被最终认定为汉族［2］100，但客家人的汉族认同却比其他族群要强烈；该族群至迟在唐宋之前即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带［1］94，但客家人却习称河南的光山、固始、灵宝及陕西的渭南、商城、山阳等地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认为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但事实上其文化却具有鲜明的非农本主义甚或返农本主义倾向，还有容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的特征，这些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种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在闽粤边区保存了古代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这一观点，最初由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何以能在闽粤边区保存古代中原汉族文化？罗香林的结论是：该地区“山脉绵延”，“交通难阻不便，外地人难以入侵”，所以这里的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1］73，而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1］106。围绕客家的人种起源是否以北方汉族移民为主体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经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归结为闽粤边区地理环境闭塞这一点上，客家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然而问题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语为主的文化，但毕竟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移民集结于闽粤边区，更无法解释作为闽粤边区地域文化集团的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汉族认同、非农本主义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点等的理由。

这样，闽粤边区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状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笔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汀江流域客家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4］41-290，这个以交通史和产业史为线索，重新检证汀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为这项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笔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启发。一是中川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明确指出，整理唐代以来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经济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5］96-102。受此影响，笔者的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客家形成地的产业变迁及其地理环境的背景。二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谭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图和宋代广东地图上有矿场分布的标示［6］34-35，这些标示成为笔者研究矿业与客家族群形成之间关系的契机。三是宫崎市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成果。宫崎氏指出上海开埠曾引起“旧交通路废弃，新交通路兴起”的“交通大变革”，并根据这一视角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7］36-48，受这一研究的启示，笔者认识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须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的地位与变化。

二、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与地理位置的特点

据地方志记载，历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这些河流构建了当地天然的交通网络。这里通过考察当地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以及连接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状况，探讨该地区在上海开埠前旧的交通路上的地位。

1.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1）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和金丰溪。

汀江主流自木马山发源后，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迂回，经40余公里至长汀县庵杰乡大屋背村，从一处名之“龙门”的地点流出，始称“汀江”。汀江主流穿过汀州城，经策武、河田、三州，在水口村与濯田河汇合。濯田河源自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全长60余公里，有支流近160条。汀江主流与濯田河汇合后继续南流，在武平县湘店乡河口村与桃溪河合流。桃溪河发源于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全长30余公里，武平县北部大小河川几乎都是桃溪河的支流。与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宽，南流至上杭县临城乡与旧县河合流。旧县河发源于连城县曲溪乡黄胜村，全长110公里左右，较大的支流有20余条。绕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继续向南流入永定县境，在洪山乡河口村与黄潭河汇合。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古田镇笔架山，全长约140公里，蜿蜒流经上杭、永定两县数乡镇，较大的支流有30余条。继续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县仙师乡又与永定河汇合，长约90公里的永定河源自永定县坎市镇竹子炉，较大的支流有40余条。发源于永定县苦竹乡的金丰溪在永定县境内长约60公里，于大埔县茶阳镇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约有15条。

（2）汀江航道。自古以来汀江水路就是人们把山区的产品运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产品送往山区的交通干线，然至端平三年（1236），为方便“官盐”的运输，政府清理河道，开通了汀江航道，使这条水路交通线变成重要的“官道”。绍定五年（1232）前，根据政府规定，当时汀州6县居民中，长汀、宁化、清流3县居民食“福（州）盐”，上杭、武平、连城3县居民食“漳（州）盐”。从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费时颇长，以致食盐质次量不足，“福盐”额度为“每年八中纲”，但“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8］《税赋》。因此，汀州及其邻近的虔（赣）州一带，盐价高腾，两地居民常常苦于“食盐不足”。而另一方面，与汀州一水相连的潮州一带却为盐的产地，于是当地居民中从事食盐走私者辈出。据史料记载，每到秋冬季节，走私贩盐者数百成群，往来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为当地治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请，“更革”食盐配给路线。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记载，“前长汀县宰刘元英为检院申请，欲令汀民与长汀、宁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莲城体例，改运漳盐。郡守赵崇模申请谓搬运漳盐，系遵陆路，恐脚夫有改，反为一方之扰，莫若改运潮盐。绍定五年，准尚书省札，从本路郑转运之请，许本州及诸县艰于运福盐者改运潮（盐）。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诸监司移文潮州，立定体例”［8］《税赋》。端平三年，为便于作为“官盐”的“潮盐”运到长汀，长汀县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开通了长汀水口至上杭回龙间的汀江航道［10］273。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陈洪范整治回龙滩，使汀江主流长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线开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间的河段有暗礁乱石密布的棉花滩，如当地谚语“十里棉花滩，江水天上来”所形容，那里船只无法通行。

从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总长度约为225公里，根据河道情况可将其分为四段。一是汀州城至上杭城，约120公里，此段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普通船只较易通行。二是上杭城至峰市，约60公里，此段因河床较窄且倾斜度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较危险。三是峰市至石市，约10公里，此段船只无法通行，货物往来只能靠陆运。四是石市至三河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条件较好，普通船只可顺利航行。

（3）汀江流域内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县境内还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况为：长汀县境内有闽江水系的陈连河和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连城县境较大河流有8条，3条属汀江水系，4条属闽江水系，1条属赣江水系［12］102-104；武平县内汀江、梅江和赣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县总面积的95%以上为汀江流域，其余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县内汀江流域面积所占比例更高，达97%以上，其余也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86；大埔县内汀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为梅江流域或韩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且险滩较多。尽管如此，历史上这些大小河流构建起连接汀江流域内各乡村以及与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汀江主流则犹如主动脉。

2.汀江流域与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在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中，下述四个方向的交通路线最值得关注。

（1）潮汕方向。汀江—韩江航道是汀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江航道在三河堤与韩江航道相接，从三河堤沿韩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达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头。汀江流域一带至今还流传“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谚语，这是指汀江—韩江航道上几乎总是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关于其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往汀州城方向的约800艘，往潮汕方向的约1000艘；也有人解释说是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行，石市与潮汕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1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种解释，它都反映了历史上汀江—韩江航道上运输繁忙的景象。据东亚同文书院1910年的调查记录，当时航行在汀州城至峰市之间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约有两艘［15］卷14。按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长180公里计算，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参加这一调查的东亚同文学院学生留下的调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依稀可见昔日繁华昌盛一大府城的风采，然掩饰不住今朝的衰颓和中落。”［16］212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时期，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运输更加繁忙。

汀江—韩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与潮汕之间的主要水路还有从永定码头经茶阳到潮汕以及从武平码头经松口到潮汕这两条。历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经非常方便，武平境内的中山河—中赤河—下坝河流入广东蕉岭后与石窟河合流而汇入韩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前，当地居民利用这条水路与潮汕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镇压闽粤赣边区农民起义后，为防止新的农民运动，封闭了下坝河以下七处河口。但即使这样，当地居民还是充分利用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运输生活物资，或把木头、竹筏直接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与潮州、惠州一带之间还有许多陆路，据清人杨澜记载，此种“小径”达数十条之多［17］卷2。

潮汕一带，自古以来就利用海路与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贸易愈发盛行，北至“乍浦、苏松、天津、关东”，南达“香山、崖山、高、雷、琼、崖”，并“与朝鲜、琉球、吕宋、安南、占城、满刺迦、擢罗、日本如邻人互通有无”［18］卷14，卷38。

（2）梅江流域及粤东北方向。汀江与梅江在三河堤一带。从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梅州官道往南，可与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来华南华北的时代，人们大多通过这两条官道往来于潮汕和华北之间；从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从梅州城往西70余公里，可抵达兴宁城［19］483。兴宁城是闽粤赣边区交通要道的枢纽，古来就是三省重要的物产集散地。从兴宁城经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陆路都可到长乐［19］484。出长乐越过岐岭到龙川，在那里可利用东江水路到韶州。韶州为粤湘赣边区交通要冲，从那里可至郴州。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中，从长安经襄州至郴州，然后经韶州到广州的“郴州路”，是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另外，从韶州越过大庾岭到赣州的“大庾路”与“郴州路”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它在开元十六年（727）经修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10。据《宋史》蔡挺传记在，仁宗年间（1022-1063），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其兄广东转运使蔡抗从大庾岭山脚往上15公里铺设砖路，并从大庾岭到广州的驿路两边都种植松树。这个传说从一个则面显示了这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赣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与赣南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州城与瑞金城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二条，瑞金一带的人称之为“东路”和“东北路”，长度分别约为40公里和45公里［21］。从瑞金城沿贡水航行50余公里至会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达于都，在那里继续去水路北上，经宁都至鄱阳，可连接长江航道。而若从瑞金城往西可至赣州城，在那里沿赣江经吉安可连接长江航道。在上海开埠前，从广东往北去几乎都要走这条赣江—长江航道，但上海开埠后，广东北运的货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赣江—长江航道的减少了70-80%［22］274。另外在赣州，若沿章水往西约60公里即抵达大庾岭，翻过大庾岭可到粤湘赣三省的最大物产集散地韶州。［22］301-305

（4）漳州方向。从汀州城经陆路去龙岩，换水路至漳州。或者，从永定城经3天的陆路和1.5天的水路抵达漳州［11］368。这两条交通路线是汀州流域与漳州之间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航道开通之前，它们也是汀州流域与外地之间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时深受色目人的欺压，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绪非常强烈，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23］90

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经济上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特别是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山多林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25］159。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林茂密之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受惠于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139户，150484口［8］《户口》，就户数来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年间（806-820）的2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增长至223432户、532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除了先住民中编户有大量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汀江流域虽为山区，但在历史上因“汀江—韩江航路”而和民间海洋贸易盛行的潮汕地区相连接，进而通过“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为以赣州为中介的潮汕地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要道上的一个连接点。汀江流域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带来繁荣的中转贸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区自然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汀江流域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地理环境，与“闭塞性”无缘，甚或可说具有“开放性”。

根据以上对汀江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笔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两点。第一，从连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圈。这里值得注目的是这个交通圈内大多数地方的方言，在言语学分类上是被称作为客家语的。根据这个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家的形成与其说是历代移民在封闭的深山维护自己固有语言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个交通圈内的居民在互相交流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中国大陆与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语及民族认同方面与汀江流域居民最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地理环境与客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共性，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问题上，实有必要对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无的山海联结之地这种独特地理环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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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范文篇4

关键词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水权

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处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一般在400mm左右，在干旱缺雨的威胁下，只有赢得水资源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为此，这里的农户不仅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提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以维护水资源为目的形成鲜明的水权意识和完善的水权保障系统。

水权保障系统指以管理灌渠为目的形成的水利组织与规章制度。受地理条件限制，山西、陕西仅部分地区能够利用水源兴修水渠，因此本文的论述范围不包括两省全部范围，文中采用山陕地区的概念特指这些兴渠引水的地区。山陕地区均有着悠久的灌溉历史，人们不仅沿渭河、泾河、汾河等河流兴修了众多灌渠，而且依托灌溉建立起相应的水利组织、制定了系统的规章制度。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是具体记载基层水利组织与管理的最早存世文献，这部文献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渠、蓝田新开渠等水渠记述了基层水利组织的构成、职能，为我们提供了水权社会的基本材料。随着山陕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时至近代许多民渠或官督民办灌溉工程相继出现，在继承旧有规则的基础上，以保障自身用水权益为焦点，无论渠系还是农户均在水利保障系统之上附着了多元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与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架出乡村社会最复杂的层面。这些问题成为洞察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涉及北方乡村社会的研究相继问世，其中黄宗智、杜赞奇等西方学者以及邓小南等中国学者相继注意到北方乡村水利组织实际操纵者的社会属性①，无疑这些研究拓展了认识乡村社会的层面。与乡村水利相关，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半干旱地区地理环境与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关系来认识乡村社会。由于各类水利组织与渠规、水则均是在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本文虽将论述核心集中在人清以来至民国三百多年的时段内，但个别互有沿承关系的事例也会溯及稍早一些时代。

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与运行均与地理环境相关，在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地理环境下，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在于保障农户获得水资源，因此农户获得水资源的途径与水资源分配形式决定了水权保障系统的利益取向与运行规则。在灌渠这种水资源获取形式中水资源分配一般形成渠系、利户两个受益层面，对应这两个受益层面，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两个圈层自成体系，又相互交织。当代表渠系的地缘水权圈与共享水源的其他渠系发生水权争执时，隶属于这一灌渠的所有血缘家族与渠系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他们既是争执的参与者，也是最后的受益者；而同一灌渠内不同农户之间发生水权争执时，以家族为核心的各个血缘水权圈为了维护自身获取水资源的权益，往往成为互相对立的水权代表者。长期以来山陕地区的水权保障系统围绕地缘、血缘两个水权圈建立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时至近代随着人口增殖与水资源短缺，这里的水权保障系统已不仅仅限于灌溉管理本身，由于水资源直系民生，灌区之内水权重于政权，又融于政权，包容在其中的不仅有环境因素，而且杂融社会习俗、社会惯性为一体，左右基层社会的运转，掌控基层社会的秩序。

正由于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系之于水利，又超乎水利，透视水权的运作过程，不仅可以了解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分配规则，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北方乡村社会运行特征，基于这样的原因，针对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涉及的利益层面与组织结构，本文选择了渠系、家族两个不同的受益层面，重点探讨水权背景下的乡村社会。

一、渠系水权的维护与地缘水权圈

本文所使用的渠系概念指总灌渠的不同渠段或同一水源灌渠中的支渠，渠系概念之下渠段与支渠所指虽然不同，但在水权背景下却具有相似的地缘特征，它们同处于水资源分割中的第一过程。灌区不同水资源分配的层级也有区别，但无论怎样的层级，渠系所在地域在第一分割过程获取的资源份额对于下一分割层级乃至于最终落实到农户的灌溉量起着决定作用，正由于这一原因，以地缘为核心维护渠系水权成为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建立的第一层面水权圈。在这个层面中渠系概念下总灌渠的不同渠段以及同一水源灌渠中支渠与支渠间的资源分割形式、权益维护原则仍有所差异，为此本文就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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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56、243—247页；[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6页；邓小南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导言》，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46页。

(一)各渠段水权的维护与水权利益圈

山、陕两省兴渠以来留下大量渠册、水规，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地缘层面控制水权的要略。审阅各类渠册、水规，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则可归为以渠长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以水程、水序为本的资源控制原则以及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①，此三位一体的渠规、水则既是通渠管理的要则，也是维护渠段水权的基点。由于渠段间与水源距离不同，整条灌渠虽然共享一处水源，但事实上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取向与水权要素完全不一致。灌渠的上游渠段是资源的拥有者，却不是灌渠的兴建者；中下游渠段是灌渠的兴建者，却不是资源的拥有者，在上下游间资源所有与资源开发的交易中，上游渠段依托出让资源获得了无偿使水的权益；中下游渠段凭借兴渠中的预付资本与承担渠道维护工费的承诺获取了持续使用水资源的保障。针对渠段间各自的利益取向，山陕地区各灌渠在制定渠册、水规时进行了充分思考，并形成了为基层社会习惯上认同的条文，通行于各渠段。

1．“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上游过水村

上游过水村指灌渠水源所在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是这一渠段的特权，通过这一特权上游渠段不仅不必遵循计时、计量使水的定规，而且免除了兴工出夫的经济义务，依托出让资源享有无偿使水的资格。山陕地区各类渠册中均有上游渠段“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特权的记载，其中《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的相关记载最多。《洪洞县水利志补》为山西省洪洞县知县孙奂仑于民国6年主持编纂的洪洞县地方水利资料，资料涉及分布在洪洞县境内的40多条渠道历年渠册、水规、水案碑文等文件，这些渠册、水规、碑文成为我们今天解读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珍贵资料。被《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在内的有一桩由平阳府知府审定的水案碑记，据碑记所载，这桩水案缘起于康熙四十八年通利渠赵城段马牧、石止、辛村三村声称拥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而拒不履行照地亩出夫的违规事件。依据水程、水序计时、计量使水是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环境下水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水规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则是利户用水的经济偿付形式与灌渠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两项是上游过水村以外渠段必须遵守的规则。正由于这样的原因，针对马牧三村的违规行为平阳府判提出这样的质疑：“查赵邑登临、安定、好义三村系本渠上流村分，不在本渠十八村转轮之限，故得任便使水。不识马牧、石止、辛村上三村随例使水，从何而有?”②解读这段碑记有必要了解通利渠的基本情况。通利渠源于赵城，跨赵城、洪洞、临汾三县，全长百余里，水案提及的登临、安定、好义以及马牧、石止、辛村等村虽然均位于灌渠上游渠段，但“通利渠历代相沿在汾西县之施家庄、赵城县之南北石明、稽村、李村、好义、安定、登临等处河滩引水”，登临、安定、好义均为过水村，是灌渠水资源的拥有者，“故得任便使水”。在缺水的地理背景下，山陕两地水权保障系统制定的任何一项条规，均包含着明确的权益关系。灌渠兴建的先决条件是水源，而拥有水资源的上游过水村同意引用水源绝不是无偿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既是灌渠对上游过水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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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已在《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与管理》中全面论述，此文待刊于《文史》。

②《平阳府正堂加三级记录六次董奉抚部院批定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十八村自下往上使水永不违例碑记》，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2页。

回报，也是过水村依托水资源赢得的无偿使水权益。而水案的当事者马牧、石止、辛村却不同，他们虽处上游却不是过水村，不拥有灌渠水源，因此《通利渠渠册》载渠水“浇灌赵城县之石止、马牧二村，洪洞县之辛村、北段、南段、公孙、程曲、李村、白石、杜戍八村，临汾县之洪堡、南王、太明、阎侃、吴村、太涧、王曲、孙曲八村”①，包括马牧、石止、辛村在内的十八村均为灌渠的使用者，不是水源的拥有者，自然没有资格享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通利渠渠册》所载康熙四十八年通利渠赵城段马牧、石止、辛村违反水规一案为我们认识上游渠段权益提供了资料，“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是上游过水村落凭借出让水资源而赢得的特权，这份特权不仅通行于通利渠，几乎山陕地区较大的灌渠都有这样的事例，如《晋祠志》中有关晋水灌区的记载屡屡提及上游过水渠段“无程可计”之规。以晋祠难老泉为水源的晋水是山西境内另一处重要灌渠，“晋水源出晋祠”，“一源分为二渎，北渎一派名海清北河，南渎分为三派：曰鸿雁南河，曰鸳鸯中河，曰陆堡河”。②这里所载的“四河而分之为五”实际是五条灌渠，五条灌渠之上，晋祠泉源所经三村，被称为总河，为上游过水村。正由于“晋祠总河地居上游”，“水从晋祠发源”，故“经过总河所管之地界，河渠挨次先灌，是以有例无程，既不出夫，亦不纳粮”。至于总河渠道必须维修时，“皆四河出夫效力”③。晋水灌区为过水村——总河制定的各项优免政策同样使这一渠段具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在山陕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环境背景下，灌渠的存在维系着沿渠百姓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灌渠内上游渠段获得的用水特权，绝不是凭空得到的，特权构成的背后存在着制约全渠的利益。

2．下游渠段制约上游的灌渠管理方式

灌渠中下游渠段不占有水源，却是渠道的修建者与主要用水地段。中下游赢得用水权利凭借的是修渠时投入的预付资金、劳力，以及水渠建成后以照地出夫形式不断追加的维修、管理费用，可以说水渠的存在与中下游渠段这一切投入直接相关。中下游渠段付出一切财力、人力的目的在于获得用水权利，但事实上由于水源控制在上游过水村手中，中下游渠段付出资财，并不一定就有持续使水的保障，特别在农作物需水季节与旱年，使水就更失去保障。因此灌渠中下游渠段出于维护水权的需要，必须实施通过管理手段与渠法、水规形成中下游制约上游的机制，其中出身于下游的渠长监督上游执行水规，履行先下后上的水序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1)渠长人选的地缘特征与中下游水权保障

渠长人选的地缘特征与渠段的权益特性直接相关。渠长是山陕地区灌渠管理系统中的核心与水规的主要监控者，他的职责不仅在于维护灌渠正常运行，而且重在监督水规的执行。水规的执行虽然涵括全渠，但上游渠段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游过水村虽然拥有水源，但通过“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权益交换，水源已成为全渠共享资源，这时上游过水村与中下游村落一样必须遵守灌渠的水规。渠段的差异决定上游过水村需要遵守的是定时、定量依规放水；中下游履行的则是照地亩出夫的责任，在灌渠上下游承担的责任中，显然上游依规放水决定着全渠的正常运行。由于水资源短缺，事实上上游渠段依仗控制水源的优势，即使在平常也难保证依规行事，值干旱缺雨季节，过水村自身用水尚且不足，依照水规放水入渠就更成为虚文，每逢这样的季节，不仅整个灌渠关注的焦点在上游，而且渠长管理与监控的主要方面也在上游。无论平常，还是旱季，控制了上游，就等于为全渠赢得了水源，在权益的制衡中，谁能有效地控制上游?显然权益保障率最低的渠段最具能动性。对于整个灌渠下游距水源最远，也最有可能因上游不依规放水而得不到灌溉，渠长出自这里将自身利益与渠段利益结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下游制约上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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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利渠渠册》，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37—49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1，“河例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600页。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3”，第601—620页。

渠长人选来自下游渠段的原则通行于山陕两地各大灌渠，《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南霍渠渠册》规定：“渠长下三村充当，冯堡、周村、封村周岁轮流。”《清泉渠渠册》规定：“逐年保举渠长、渠司，则于下、中二节夫头内，选保平素行止正直无私、深知水利、人皆敬佩者充当。”《长润渠渠册》规定：“渠长系下三村勾当，以四年为率，自古县村应当一年，蜀村应当一年，董寺当一年，依自来番次，上下交代勾当。”对于渠长人选的限定地域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被称为下三村，还是下、中二节，这些村落均位于灌区的下游，由此看来灌区下游是推选渠长人选的限定区域。渠长人选主要限定在灌区下游的习惯，也可见于陕西关中地区，在1998年赴泾阳考察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提到冶峪河灌区历来有由下游出任渠长的惯例。泾阳县龙泉乡苏家村七旬老人苏世廉述及五十多年前旧事，也讲到冶峪河灌区内仙里渠渠长由最下游的村落铁李村出任，而我们对铁李村七旬老人李镛的访谈中，也证明苏世廉老人所讲的不误。李镛老人告诉我们仙里渠正渠长出自铁李村，另有两名副渠长则由上游村落出任。

渠长是农户以及灌区水权的维护者，一些流程较短的小渠虽然没有明显的上下游之别，流程内渠长出自哪一村落仍然十分重要。《洪洞县水利志补》录《清水渠渠册》，记述了清水渠灌区所在李卫村分为东西永宁两社，虽然范围不大，谈不上上下游之别，但仍然需在渠长的设置上体现出水权利益的地域性。渠册规定：“每年李卫村两社，各佥举渠长一人，一正一副。东正西副，西正则东副”互相牵制。同样的事例在《清涧渠渠册》中也可看到，清涧渠位于洪洞县城关附近，据其《渠册》所载，“其值年渠长着西关、南关两社递年签举。如西关人轮应正长，其副渠长举南关人充膺；南关人应轮正渠长，则举西关人充副渠长。至巡水夫头，亦分上下游两节派拨，上节地内巡夫，着下节地户充膺；下节地内巡夫，着上节地户充膺。”山、陕两地对于类似清水渠、清涧渠这样流程较短、面积较小的灌区采取了与大渠不同的规则，如果说大渠渠长一职是立足于下游——这一被动者的利益，侧重于对于上游的监督，并协调整个灌区水权的话，那么与清水渠等相类似的小渠，则因上下游不甚分明，采取了共同监督、共同管理的形式，通过来自不同空间正副渠长的轮流出任，保障了整个灌区的水资源分割。

(2)先下后上的行水次序与水权分割

水序为灌溉次序，即灌区内各个方位或渠段，谁先谁后的问题。山、陕两省基本实行先下后上的灌溉水序，即每一个水程均从水渠下游开始，逐渐向上游推进。这样的水序是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确保灌区各段完成受水过程、保障下游权益以及灌区整体秩序的需要。先下后上的水序在山、陕两省各类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通利渠渠册》载：“通利渠浇灌临、洪、赵三县十八村，自临汾县西孙村，按照分定水程时刻，从下实排，趱上浇灌兴工地土，至赵城县石止村，周而复始。”《利泽渠渠册》载“自下而上实排浇灌”。《清泉渠渠册》规定“自来行沟使水，自下而上”。《广利渠渠册》“自来从下接村分浇地土”。《清涧渠渠册》“自下而上轮流浇灌”。《崇宁渠渠册》“平常使水自下而上”。①与洪洞县相似，陕西多数灌渠也采用先下后上的水序，如泾阳县高门渠“每月初一日子时起水，从下而浇灌至于上，二十九日亥时尽止”②。民国年间制定的《龙洞渠管理局泾、原、高、醴四县水利通章》载各斗用水时刻均为“自下而上”。《清峪河源澄渠记》也有这样的规定，即“凡水之行也，自上而下；水之用也，自下而上”。③《泾渠用水则例》载：“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溉毕闭斗，即刻交之上，以次递用。斗内诸利户各有分定时刻，其递用次序亦如之，夜以继日，不得少违。”④由于自下而上的水序是维护灌区秩序、保障全渠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山陕两地大多灌渠采用这种水序。

自下而上的水序虽然被各灌区列入渠规、水册，为灌区共同遵行，但在大旱缺水年份往往出现上游破坏渠规，抢先浇灌农田的现象。每当抢水事件发生，必然会引起下游渠段不满，并由此屡屡导致水事纠纷乃至于械斗。对于水事纠纷，《冶峪河云阳镇设立水利管理局议案》中的一段文字讲的十分精彩：“泾原、高陵等县，民气素称怯懦，独于争水一事，纠众械斗不肯少让，动辄千百为队，血战肉搏。”而血战肉搏的起因又均与违反水序相关，“上流之上下王公渠，以形势所在，横行截夺，用水不按定时，引水不按定量，且与二渠之间又开小渠九道，用灌旱田。”“冶河水量，本不甚宏，经该数处一再裁夺，下流各渠往往点滴不得，名为水田，无异石田。”“下流各渠，恒无水可得也，遂不惜相率走险，斗诸原而哗诸庭，岁无宁日。一人县境，问其械斗，则争水十居其九；问其诉讼，则水案十居其八。偶遇天旱，相争尤烈。”⑤这样的经历如今还留在泾阳县一些老人的记忆中，1998年泾阳县马家村江福昌老人讲到：“当年位于下游的高门渠、天津渠人常去下王公渠械斗，参加的人很多，渠道两侧都是人，械斗中更顾不上是不是亲戚，当地有句俗话‘堰上不认姑舅’。”

山陕两地各灌渠上、下游虽同饮一渠水，但因各自需要维护的权益不同，分属于两个地缘水权圈。在上、下游所处的地缘水权圈中，上游水权圈“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权益始终具有绝对的保障，这样的保障虽然是在兴渠之初即已获得，但并没有因灌渠建成、使用而有所损害，其原因相当明白，水源的隶属虽然从过水村转为全渠共有，但渠水源于上游这一事实始终没有改变，就因为这一简单的事实，只要灌渠存在一天，上游过水村就会享有无偿使水的特权；与上游不同，中下游水权圈的权益却因上游过水村无视水规，逾越水程，截流用水而时时受损，面对获取资源的被动性和无保障性，中下游渠段在制定先下后上水序的同时，确定渠长人选由下游出任，就是试图通过管理机制监控上游违规行为，正常年份这样的监控基本起到维护渠道运行的作用，值生存面临威胁的早年，渠长代表的中下游水权圈的监控几乎失去作用，随着灌渠正常运行秩序的破坏，械斗等非正常维护水权的行为就派上了用场，对于缺水的山陕两地，水权就是生存权，为了活下去，冲上去参加械斗的农民以渠段为界形成清楚的阵线，水权的地缘性通过受益人的利益属性再度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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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引各渠水册，均出自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

②刘丝如：《<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序》，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沟洫佚闻杂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页。

③《沟洫佚闻杂录》，第61页。

④宣统《泾阳县志》卷4，“水利·泾渠用水则例”，第251—278页。

⑤刘屏山：《治峪河云阳镇设立水利管理局议案》，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117—119页。

(二)支渠间水权的维护与水权利益圈

由于水资源短缺，山陕一带灌渠水源每分配一次就会形成一次权益分割，同时也会出现一种水权维护方式。渠系概念之下不仅各渠段间存在水权维护方式的差异，支渠间也同样有各自的权益与资源分配份额，维护这些权益以支渠为核心再度形成有别于渠段的地缘水权圈。

支渠渠际间分水量是保障支渠权益的基本问题，霍泉、难老泉两大灌渠分水过程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霍泉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境内，为洪洞、赵城两县灌渠的水源，两县利用泉水兴建水利灌渠的历史可溯及唐代，分水方案大约形成于金代。据刻立于金天眷二年的《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所载：平阳“府东北九十余里，有山曰霍山。山阳有泉，曰霍泉，涌地以出，派而成河。居民因而导之，分为两渠，一名南霍，一名北霍。两渠游赵城、洪洞县界而行，其两县民皆赖灌溉之利以治生也。”北宋庆历五年两县发生水事纠纷，官方调节后确定“赵城县人户合得水七分，洪洞县人户合得水三分”①，虽然日后两县仍然存在水讼，但七、三分水比例始终没变。与洪洞、赵城分水相似，晋水也存在同样分水现象。《晋祠志》载：晋水“源出悬饔山麓晋祠难老泉”。“难老泉水初出之处，瓮石为塘，中横一石堰，凿圆孔十，为东西分水之限。其东西又横一石，名人字堰，为南北分水之限。北七孔，分水七分，所谓北渎是也，东流名北河；南三孔，分水三分，所谓南渎是也，下有伏流，南流分三河，曰南河、曰中河、曰陆堡河。其西水未分之处，名金沙滩。”②难老泉人字堰所分南北渎与洪洞、赵城同样，也采取三、七分水形式，而南三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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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4—5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1”，第567—583页。

以上两项分水事例，前者以县域为界，后者以灌渠为界，两者的空间属性虽然不同，但通过分水而保障以支渠为核心的地缘区域内水权的目标是共同的。分水方案一旦确定，各自区域内的水资源份额也就固定下来，并成为下一步再分配的基础。正由于分水方案决定着灌区以及农户的利益，因此逾越分水方案而导致的水事纠纷时常发生。金天眷二年刻立《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的起因原本就与洪洞、赵城两县水事纠纷相关，虽经官方确定两县为三、七分水，但无视分水方案的用水纠纷时有发生。明隆庆二年刻立的《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载：这一年赵城县“王廷琅将壁水等石尽行掀去，将渠淘深，水流赵八分有余，洪二分不足，致旱田苗，国赋民食，两无资赖”。不但引起洪、赵两县水争，而且惊动官府。清雍正四年刻立的《建霍渠分水铁栅详》载：最初确立洪、赵两县三、七分水方案时，由于“南渠地势洼下，水流湍急；北渠地势平坦，水流纡徐，分水之数不确，两邑因起争端，哄斗不已，于是当事者立限水石一块……安南霍渠口，水流有程，不致急泻。又虑北渠直注，水性顺流，南渠折注，水激流缓，于北渠内南岸，南渠口之西，立拦水柱一根，亦曰逼水石……障水西注，令入南渠，使无缓急不均之弊。”雍正初年，两县再次发生水争，“洪民将门限一石击碎，赵城令江承諴连夜复置，随置随击。赵民也将分水石拔去”①，进而导致更大的纠纷。这两通石碑碑文所记均是金天眷年间洪赵三、七分水以后最大的水事纠纷，事实上不见记载的小规模争斗更是时有发生。

我们在论述渠段间水权生成时曾指出，无论上游还是下游，每一分权益都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支渠间的水权分割也同样如此。既然这样，分属于霍泉与难老泉的两条支渠如何能形成三七分水这一相差悬殊的分水结果呢?对于这一分水结果《晋祠志》留下这样的传说：晋祠难老泉“石塘分水之日，南北纷争，置鼎镬于泉边，以能赴入者为胜。北河人赴入，遂于十分之中分水七分，南仅分水三分。”除赴人鼎镬之外，晋祠一带还流传着类似如沸油取钱这样的故事。有趣的是我们在对霍泉进行考察时，谈及洪洞、赵城三七分水时，也听到了相同的故事，难道山陕一带灌区分水过程真的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故事吗?其实《晋祠志》在记述了赴入鼎镬的传说之后，对难老泉南北渠三七分水又作了说明：“夫北渎之水虽云七分，而地势轩昂，其实不过南渎之三分。南渎虽云三分，而地势洼下，且有伏泉，其实足抗北渎之七分，称物平施分水之意也，传言何足为信?”《晋祠志》这番记述帮我们认识了三七分水的实质。现代水文学告诉我们渠道流量的计算公式为：流速×横截面积，而流速又与地形相关，因此地形平缓的支渠若想获取与陡急支渠同样的受水量，只有在增加渠口进水量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三七分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地处平缓地带的北渠获得七分水，地势陡急的南渠获得三分水，由于南北渠流经地区地貌形态的差异，南渠渠口进水量虽仅三分，但因流速快，流量也大，故两渠实际获得的水量基本相等。正由于南、北两渠实际获得水量相近，灌溉田亩也相差无多，其中“北渎灌田凡一百七十余顷；南渎灌田凡一百四十余顷”。

分水量决定夫银的数额，在三七分水的背景下，南北渠灌溉田亩数额虽然相近，经济负担却不同，夫银等归属于渠道管理费之内的各项费用也同样依三七交纳，“祠宇亭榭凡有倾圮，必鸠工庀材以辅葺之，除官款募化之工外，四河人黟工公修，按分水之法，北七南三摊派经费。”接受这样的摊派，对于分水七分实际只获得五分水的北渠并不情愿，对此清代就有人指出：“南渎所灌之田较之北渎才减三十顷耳，而修葺祠宇工费乃按北七南三之例派摊，则失公平之道矣!即如工费钱一千缗，南渎之田共摊三百缗，而以一百四十余顷田按亩摊派之，每亩出钱二十文即足其数。若北渎则摊七百缗，而以一百七十余顷田按亩摊派之，每亩出钱四十文乃足其数。佥为晋水灌溉之田，而在南者如此，在北者如彼，事不均平，一何至斯!”②虽然有这样的抱怨，但三七分水始终实行如初，可见山陕地区的农户无论付出如何，更重视最后获得的水权份额。在三七分水的原则下，虽然分水七分的北渠预付的兴渠费用与夫银均高于南渠，却赢得了与南渠一致的受水量。

支渠水量既是灌渠水资源第一层面分割的结果，又决定着下一层次受水单元的分水份额，因此用水农户格外关注这一层次的分水结果。通过霍泉、难老泉的分水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山陕一带农户更注重实际受水量的多少，为了赢得实际受水量可以付出各种代价，正由于这样的代价之大，才会留下赴入鼎镬的传说。另一方面水权的大小也不会因某一支渠加大投入成本而无限增大，支渠间实际受水量基本持衡就是投入成本的极限，虽然不见文字，但事实上享有等量权益是山陕地区渠际间分水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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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92—96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1，“河例2”，第585—600页。

霍泉的赵城、洪洞，难老泉的北渠、南渠均属于灌渠内最初就享有水权的支渠，事实上在灌渠建成投入使用后，还会有一些支渠或田亩加入到灌渠系统中来，这些后来者与灌渠原有支渠或农户最大的区别在于修渠之初的前期投入，灌渠原有支渠或农户正是通过前期投入而拥有灌渠水资源的使用权，后来者没有付出前期投入，因此灌渠水权组织在接受其请求的同时，首先提出的就是交纳修渠工本费问题，以求得经济上的平衡，这样的事例在《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陈珍渠渠册》中就留下记载：“新丈人夫滩地，每亩议贴银二钱，以补修渠之费。倘后再有入者，须以此为例。”山陕农户十分明白水权的价值，灌渠的运行以保证原有渠系与农户水权为前提，后来者虽然通过纳钱而享有水权，但后来者的属性仍不能改变，他们获得的水权在一定程度要归于原有农户的宽恤，因此他们的水权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如《要截渠渠册》规定：“今既入夫，就便使水，理合待原旧兴工田地上下浇灌完毕，方许新入夫田地，开取夹口浇灌。”《沃阳渠渠册》：“本渠新入未夫地亩，地虽在上，理以后浇，必待古渠地亩浇完，方许浇灌。”①这些规定说的很明白，后入渠者不能享有依水序而行的使水规则，无论地在何处，均待全渠浇毕才可灌田。这样的规定在正常年景无大碍，早年渠水短缺，后入渠者灌溉用水就很难得到保证。

近代山陕两地因灌渠运行方式而显示出的渠系水权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每一渠段或支渠均以本使水空间为核心，提出一套保证自身水权、制约他人无序使水的规则，这些规则汇总到《渠册》中既是灌渠的法规，又表明了各渠段或支渠权益的尺度。无论任何使水空间，每获得一分权益，必定含有相应的付出，其间付出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分居天平两侧的权益与付出在正常情况下保持平衡，在直系民生的水权面前，这些地区基本不存在无偿的水资源转让。

在水资源的逐层分割中，从总渠到支渠，从支渠到各村落，在每一个地缘水权圈内部，农户成为水权逐层分割最终的具有者，也是水资源的最终受益者，由于这样的原因，陕西一带的水册也将受水农户称为“利户”。“利户”的受益农田均以家族或家庭为单元，因此水资源经过逐层分割后落实到“利户”这一层面，需要维护的是以家族或家庭这一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水权。每一个“利户”家族或家庭都存在一份需要维护的水权，灌渠所在的乡村社会并不是由一个家族或家庭构成，“利户”与“利户”之间的水权界限需要在一致认同的原则下实现，以水程、水序为核心的用水规则就是融地缘利益与“利户”利益为一体的水权维护法，而与之相配合的渠长人选制度则是大家族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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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182—183页

(一)与水程相吻合的灌溉田亩

“利户”只是农户中的一部分，获得“利户”资格在于兴建渠道的资金、劳力投入，没有付出前期投入的农户不是“利户”，也没有使用渠水灌溉农田的权利。清雍正年间河东总督王士俊曾就河东水利留下这样的记述：“未曾始事协工之地，虽水绕四周，不得取用。如同开此渠则许用此渠之水……每岁修筑仍按地助工，若始事不与，则工无可助，水在地边，不许灌溉。”①王士俊记述的十分明白，“利户”的资格取决于“始事协工”。在“始事协工”者中灌溉田亩的多少又与“始事协工”过程中的投入量相辅相成，一般“始事协工”过程中投入大的灌溉田亩就多，投入小的灌溉田亩就少。与王士俊记述的情况类似，民国《襄陵县志》溥利渠条下也记载了这样的事例：“自光绪二十七年知县曾光文欲就汾流引水灌田，令汾东、邓村、荆村等十村人民按地亩起夫摊款，开渠打坝。”②需要指出的是溥利渠按地亩起夫摊款，不是渠道运行以后的经济摊派，而是渠道开凿之初“利户”的前期投入，由于“利户”的前期投入是与地亩相挂钩的，因此有了这份投入就使“利户”获得了日后浇灌相应地亩的资格与同等份额的水权。

通过以支渠、村落为单元两层水权分割，至“利户”才从对水资源的占有权转向水资源利用，由于资源利用量即“利户”受水量是水权的体现，因此与“利户”受水量直接相关的是灌溉田亩的数额。山陕地区各灌渠均实行依时计程灌田的水程制，“利户”受水时段长，其水田数额就多；受水时段短，水田数额就少，因此在受水过程中“利户”保全了自己名下的水程，就等于维护了水权。

为了分析便利，将刘丝如所录道光陕西泾阳县高门渠渠册源头“利户”水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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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徐栋编：《牧令书》卷9，“王士俊：水利”，第7页。

②民国《襄陵县志》卷2，“沟洫志”，第79—92页。

“利户”田亩与受水量的一致性是实现水权逐层分割的关键，上表清楚地显示了各“利户”受水时段与田亩数额之间的关系，即单位受水时段内灌溉田亩数额基本相等。在这一前提下，“利户”之间受水时刻紧密衔接，分秒不敢浪费。过去农户均没有钟表，靠焚香把握接水时刻。“额定一个时候，香长一尺，一尺又分为十寸，一寸又为一刻。一刻又分为十分，一分又分为十厘。”①焚香计时的规则通行于各渠，焚香长短标定了时限，时限又与灌溉地亩相对应，“地论水，水论时，时论香，尺寸不得增减”②，如冶峪河高门渠“各‘利户’每月到期灌地一次，每时点香一尺，大约灌地五十亩上下，即或水小，灌地不完，亦无异言”③。

“地论水，水论时，时论香”虽然是各灌区遵循的准则，但在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违规逾程“强者多浇，弱者受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水资源分割到“利户”层面水权变得实际而具体，为防范“强者多浇，弱者受害”的现象，许多灌渠实行持牌接水制度，如洪洞县通利渠由官府颁发木质灰印一颗，“当渠水行到之日，迅即限定时刻，无分风雨昼夜赶即浇完，由渠长督催沟首转牌”，以防逾程现象。④即使这样，因用水不足破坏水序而引起的水事纠纷时有发生，水事纠纷发展到极端往往会出现人命官司，官司由地方报到中央，在大内档案中就留有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刑部档案中就有一桩由破坏水序而导致的命案，命案的肇事者赵白蛋、高黑蛋、王青沅为山西赵城县人，三家“地亩均在东王村，地居下游，杨顺仔地亩在涧头村，地居上游”。“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轮应赵白蛋等使水，是日早间赵白蛋、高黑蛋、王青沅赴村外浇地，因地内无水，同往上游查看，见杨顺仔截住水道，在伊地内灌浇，王青沅向其理论，杨顺仔不服、混骂……赵白蛋与高黑蛋等兴殴致伤，杨顺仔移时身死。”⑤与杨顺仔一案相类，案发地点也在赵城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黄昏时分，张福锁与张照大赴村外广济渠放水浇地，水忽停流，料是有人堵截，张照大在地看守，张福锁前往查看，见郭喜锁携铁锨在渠口堵截水道，张福锁向其理论，郭喜锁不服、混骂以至于导致人命。⑥这类由违反水序而导致命案的事例在陕西同样屡屡发生，光绪二十年七月“蓝田县民蔺添寅因事用渠水争殴打死王怀贤案”起因也是违反水序，蔺添寅口供：“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午后，小的正引渠水浇地，王怀贤前来阻秤，他地在上，争要先浇”，并由争骂、斗殴导致人命。⑦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刑科案卷中看到的仅是农户之间由于违反水序殴打致命案例中的很少一部分，事实上类似的水事纠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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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屏山：《清峪河渠点香计时说》，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130—132页。

②刘屏山：《清峪河源澄渠记》，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61—63页。

③刘丝如：《<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序》，《沟洫佚闻杂录》，第13页。

④《通利渠渠册》，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37—49页。

⑤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赵尔巽：《奏为审明寻常共殴命案人犯按律定拟照章恭折仰祈》(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22页。

⑥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吴廷斌：《奏为审明寻常斗殴命案人犯按律定拟照章恭折仰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73—374页。

⑦《蓝田县蔺添寅因争用渠水争殴打死王怀贤案》(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部档案，18568。

水程与浇灌地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固定，灌渠水源减少也会影响额定燃香时间内的浇地数额，陕西泾阳县清峪河源澄渠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例。源澄渠开凿初期水源充足，“以一月为满，故每亩以三分香受水，共三百四十八时”。后利用同一水源开凿了八浮渠，源澄渠从此少了初一至初八共八天的水程，后又因移堰而少了初九、初十两日水程。由于这样的变故，香时与田亩的对应量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一亩三分香受水，降至一亩二分香受水，用水量减少了1／3。①用水量的减少意味着“利户”水权的含金量不断降低，这一切更加重了用水者之间的矛盾。

水程是“利户”权益的体现，无论经历了几级水资源分割，最终直接与“利户”相关的是实际灌溉田亩的多少，因此维护水程就是维护水权。规定每隔一定时间修订渠册，卖地必须带水，都是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保障“利户”水程的制度措施。

(二)大户轮流构成的渠道管理层

黄宗智肯定过宗族对于水利事业的独有贡献：“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家族组织比华北平原发达而强大，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②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应该说黄宗智先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南方宗族跨政区、跨流域的分布特征，对于兴建较大规模水利工程具有形成超越其他民间组织之上的力量，有助于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管理，而北方宗族力量较弱，因此民间兴修水利的数量与规模均低于南方。确如黄先生所看到的那样，山陕地区与整个北方一样缺乏强劲的宗族力量，因此也鲜见一族独立兴建水利工程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血缘家庭的力量在水利保障系统中无足轻重，代表血缘家庭的大户始终在渠道管理中充任主角。

大户在渠道管理中发挥作用主要通过渠长来实现。渠长是近代山陕地区灌渠的主要管理者，既在地缘水权圈中成为平衡全渠水权的重要砝码，同时也是“利户”中的一员，拥有家族或家庭水权，并在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水权圈中同样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血缘水权圈中渠长的作用仍然通过限定性的人选条件而实现，“利户”的社会层面各不相同，《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通利渠渠册》规定：“选举渠长务择文字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不须一村擅自作主，致有滥保之弊。”《南霍渠渠册》规定：“各村沟头，所管上中水户，轮流充当。毋得雇觅狡猾，(若)以下水户应当，罚白米五斗。”渠长“随村庄于上户每年选补平和信实之人，充本沟头勾当”。《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村士庶会同公举，择田多而善良者充应。”晋水总渠长“岁以惊蛰前，值年乡约会同阖镇绅耆秉公议举，择田多公正之农。至身无寸垄者，非但不得充应渠长，即水甲亦不准冒充。”晋水总渠设水甲三名，“择田多而贤者举之，其市侩、游民并奸猾、诡谲之徒，一概不许充应”。上述列举渠册记载的十分清楚，渠长、水老人等基层水利管理者来自“利户”中的中上户，下户与无地者不得充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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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屏山：《清峪河源澄渠记》，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61—63页。

②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53—56、243—247页。

从某种意义看，水渠兴建过程类似于企业中股东的投资，凭借修渠前高于一般“利户”的预付投入，“利户”中的上户不但成为水资源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为自己赢得了大股东的地位。大户在渠系水权分割中占有的优势，使他们具备了渠系水权代表者的资格与掌控水利管理的社会基础，与企业中大股东执掌董事会类似，渠长人选自然落在这一层次“利户”中。其实大户执掌水利组织不仅限于山陕地区，美国学者杜赞奇注意到华北农村水利组织存在“闸的领导权往往掌握在拥有较大‘水股’家长手中”的现象，掌控大水股的家长不一定是一家一户的代表，同宗数家合为一大股的情况较多，这种宗族联合保证了他们在闸会中的地位①，这一点与山陕一带大户充任渠长的现象极为相似。

对于以渠系或村落为单元的使水空间，具有大股东地位的“利户”往往不只一个家族，这些“利户”都有资格充任渠长一职，因此近代山陕地区各灌渠渠册都有渠长任期的规定。《洪洞县水利志补》录《涧渠渠册》规定：“本渠渠长二人、沟头三人、巡水三人，一年一更。”《普润渠渠册》规定：“每年各村公举有德行乡民一人，充为渠长。”《均益渠渠册》规定：“每年掌例按册内夫头名次一位轮膺。”《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河渠甲一岁一更，不得历久充当。”晋水总渠长“中、南、北三堡轮流充应，周而复始，不得连应”。从目前所看到的山、陕一带渠册记载，时至清中后期多数地方采取一年一次更换渠长制度，这种以年为时限更换渠长的制度将具有大股东资格的“利户”联成水权控制圈，并通过周而复始的任免将水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具有实力的大户中。

乡村中具有实力的大户不仅有高于一般“利户”的经济地位，而且在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家族中往往不乏生监上役，同时兼具乡绅的身份，他们既是乡村中的实力派，也是乡村中的精英。杜赞奇指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其实这两种类型集团存在于各类乡村组织，山陕两地水利组织中渠长人选就是这样，站在渠长背后的一方面是血缘家族，另一方面则是利益上互相关联的诸大户，这些大户就属于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

山陕地区大户轮流执掌水权是建立在大户对灌渠贡献大致相当的基础上，即兴建水渠前大户间的预付投入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之间以轮流出任渠长的形式维持平衡。在灌渠的发展历程中，如果渠系中一个家族或家庭对于灌渠付出重要贡献，这份贡献就打破了大户间的平衡，作为贡献的回报，这个家族就有了连续充任渠长的资格。《晋祠志·河例》就有这样的记载，晋水北河设渠长六名，其中“花塔村一名日都渠长，为北河之首，张氏轮流充应”。中河渠长一名，由“长巷村张氏轮流充应，他姓不得干涉”。陆堡河渠长两名，“北大寺村武氏轮流充应”。水甲一名，“北大寺杨氏轮应”。以上列举的事例之中北河花塔村渠长出自张姓与赴入鼎镬的传说有关，据传兴渠之初，南北两支渠分水，以入鼎镬中取钱数目定分水量，当时北河张姓人氏于沸油鼎中取出十钱中的七钱，为这一渠系赢得了七分水，为了报答张姓一族，渠长世代由张姓充任。这虽然仅是传说，但却说明了一族连任渠长不寻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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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83—86页。

地方乡绅、大户是地缘利益与血缘意识的双重代表，当以灌区或村落为空间的水权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的是地缘利益；如若家族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则是血缘家族的代表。正由于地方乡绅、大户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他们在灌区管理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同，既有代表灌区利益、维护渠道管理的一面；也有仗势欺人、侵夺邻里的一面，渠长长期连任或出自同一家族，为提升家族权益创造了条件。晋水北渠渠长世代由张姓家族出任，明代张宏秀任渠长时置“军三，民三”行水规则于不顾，擅自将三分夜水卖于晋王府，使灌渠百姓失去了夜间使水的权力。此后张姓“恃家族强梁，徒党众盛”，卖水事件不仅一例，而“侵霸水利，妨害孤独”更是张姓家族经常所为。①至于《晋祠志》所载雍正年问侵夺晋祠水利的晋水南河渠长王杰士，来自王郭村，在王氏家族为当地大姓的背景下，充任渠长长达十六年，俨然成为地方一霸。同样的事例不仅仅发生在晋水灌区，太原县引汾灌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雍正七年太原县知县龚新巡视境内汾河灌区时发现，辖内“汾水二十七渠皆不能无弊，惟县东河其弊尤甚，实不亚于晋祠南河也”。探寻东河之弊的原因，原来这段水渠“名七段，实灌八村。管事者一十五家，总渠长段姓，世传不替”。段姓渠长世传不替得益于其祖，“此渠从前屡淤屡浚，至明崇祯年间渠复淤。有段姓以生员而为总渠长者，倡议重浚。于是段姓董其众姓助其成，并重修河神庙，私立石庙中。从此总渠长即为段姓世传之物。而生监上役，历世把持渐至任意营私，穷民受害不可枚举”。太原县将段姓渠长劣迹与前述南河渠长王杰士并论，可见两者有其相同之处。面对渠长世传不替带来的恶果，太原县知县龚新令“将总渠长按年轮应”列为水规，以绝弊端。②时至民国时期，渠长由一户垄断的现象仍然不少，1998年我与法兰西远东学院蓝克利(christianlamouroux)、魏丕信(pierre-éitiennewill)教授在陕西泾阳县等地考察，走访了部分当地水利工作者与当年的渠长、水老人，获得了很有价值的访谈资料，其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讲到：冶峪河灌区“渠长多是乡绅，任期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均在渠长的人身之后附着了多元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与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架出乡村社会最复杂的层面。

轮番更换渠长既是防范水蠹擅权营私的举措，同时也是大户间平衡水权的办法。一姓长期专权，不仅威胁到下户的利益，更多的则是大户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民间基层水利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水利系统中存在由大户共同维护的利益圈，一旦这个利益圈失衡，建构在水权分割基础上的水利系统必然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以致于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近代山陕地区水权控制圈的成员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光的推移，有的大户或许破落为下户，下户也有可能升为上户，与经济实力变化同步，“利户”在灌渠中的权益份额也出现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继续在原来的家族中推选渠长必然行不通，雍正年间刻立的《晋水碑文》就记述了这样的现象：“渠甲世代相传，历年不换，甚至身无寸垄，犹恃祖遗霸充。”③从碑文“犹恃祖遗霸充”来看，显然这些身无寸垄者并非原本如此，他们的祖上属于水权控制圈的成员，子弟充任渠甲的资格来自于祖上为灌渠作出的贡献。随着家道没落，身无寸垄的现实使这些人已经失去大股东的地位，无法跻身于水权控制圈之中，而新涌现出来的大户祖上虽然谈不上多少贡献，但凭借“地多者”的优势成为现实中的强者，于是强者进入，弱者退出，“以地多者充渠长，次者充水甲，每年一换”，水权控制圈的成员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并以现实的地亩状况为基础，形成新的水权控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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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水利禁例移文碑”，第580—583页。

②《太原县东河碑文》，汾河灌区志编纂委员会：《汾河灌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晋水碑文”，第615—616页。

近代山陕两地水权保障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则在执行中往往存在偏离走样的现象，出现这样的现象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相关，“地多者”轮流出任渠长虽已成为定规，但也不乏地少者充任渠长的事例，地少者充任渠长的事例多数出现在下游渠段的支渠，下游支渠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利户”的水权保障率最低，每逢缺水年份只要出现截水违规现象，最可能得不到灌溉的就是这些支渠，这种时候仅凭正常途径维护权益完全不现实，械斗往往成为下游“利户”讨回权益的举措。械斗的领导者多为渠长，强悍勇猛成为“利户”推选渠长的重要条件。1998年我们对陕西泾阳县冶峪河流域水利组织进行调查时，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任仙里渠渠长的苏士廉老人告诉我们，他家中有水地60亩，比起中游地段支渠高门渠、天津渠等渠长李万祥水地10余顷、韩树澜3顷、刘春葛10顷、刘镇汉80亩少了一些，但他强悍勇猛，17岁就带人参加械斗，一次械斗中仅作为武器的木棍就拉了几大车，双方参战人员站满了河滩，危情时刻他勇猛异常，被人们推举充任渠长近10年，一直到1949年才由新的管理系统取代。

地理环境范文篇5

关键词:gis;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

一、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环境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forenvironment,简称egis)是收集、存储、管理、综合分析和处理空间信息和环境信息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它是gis技术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是gis技术与环境监测技术、环境管理技术等各种环境信息分析和处理技术的集成。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1.基本功能包括对空间和属性数据的输入、存储、编辑,以及制图和空间分析等功能。编辑功能允许用户添加、修改、删除点、线、面或修改其属性信息;制图功能可以灵活多样地制作和显示及输出各种专题地图,如污染分布图、水功能区划图、环境规划图等等,地理要素可放大缩小以显示不同的细节内容,并能够测量地图上线段的长度或指定区域的面积。

2.空间统计分析(spatialstatisticsanalysis)是指对空间数据库中的专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毕业论文包括各种属性数据的集中特征数、离散特征数及其分类分级统计等。

3.叠加分析(overlayanalysis)功能允许两个或多个图层在空间上比较各空间要素和属性,分为合成叠加和统计叠加。合成叠加得到一个新图层,它将显示原图层的全部特征,交叉的特征区域仅显示共同特征;统计叠加可以统计一种空间要素在另一种空间要素中的分布特征。对不同的图层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得各种感兴趣信息,如利用类型叠置分析获取新的类型。如土壤图与植被图叠置,以分析土壤与植被的关系,可以计算某一区域内的植被类型的数量及面积,即通过对同一地区、相同属性、不同时间的栅格数据的叠置,可以分析由时间引起的变化,通过与所需提取的范围的叠加运算,快速地进行范围内信息的提取等。

4.缓冲区分析(bufferanalysis)是gis的基本空间操作功能之一。例如,某地区有危险品仓库,要分析一旦仓库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这就需要进行点缓冲区分析,结合与居民地图层的叠加分析,可以获取需要疏散的人口数等等。

综上所述,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核心,空间统计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分析等功能为环境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环境分析功能与广阔的应用空间。随着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将为环境各部门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空间信息服务和管理工具,成为各部门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手段。

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具体应用

由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信息服务和管理功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可以应用在环境管理的各个环节,如区域环境规划、环境监督管理、区域环境监测及环境评价研究等;二是它可以广泛应用在国家、省、市等不同层次的管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应用。

1.电子地图使环境管理工作变得轻松直观

由于采用空间数据和数据库挂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地图由传统的静态纪录变为信息丰富多样的动态的电子地图,实现了数据可视化。它使环境主管部门对各种环境要素的管理变得直观、简单和轻松。如通过直接对地图要素进行查询,可以获得环境监测点位、污染源等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敏感区域的空间关系等信息。可以对各种环境数据进行综合的统计并分析以及采用直观的丰富多样的表现方式进行展示,为环境决策提供科学快捷的支持。

2.强大的环境规划手段

区域环境规划是egis应用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基于egis的环境规划模型还处于深化研究阶段,将环境应用模型与gis集成为一体,可以为环境规划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手段。由于应用egis能够更好地考虑和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

3.危险物运输管理

借助gis的运行路径选择功能,可以对危险物转移运输线路进行优化选择,能避开人口集中居住区、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制定运输计划。并可以通过gps对危险物的运输线路进行实时监控。

4.环境模型模拟分析

环境模型在环境决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出污染事故发生后各个时间的扩散情况,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硕士论文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大气扩散模型、1维水污染扩散模型、2维水污染扩散模型等等,实现各种模型的模拟结果的生成、2维和3维的显示等功能。

5.为数字环保提供技术平台

数字环保是最近提出来的终极环境管理系统,它是继数字地球概念提出以后,环保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它将是未来十年环保领域信息化建设的终极方向,egis作为数字环保的基础平台,将能够为用户提供实时动态环境信息服务,也能够为环境管理者提供决策信息,逐步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国外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重点

1.数据采集的技术比选

当前环境管理决策要求egis提供的数据种类及其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同时信息采集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gps技术、视频技术、高清晰卫星图像、实时环境监测技术等等。这些实时信息采集系统都有很多传感器,包括空气质量、温度、气压及水质等等。如最近微软公司正在基于virtualearth开发一项新技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大量的实时信息,如道路拥堵情况、天气状况、空气质量,甚至是汽油价格等等实时信息,这需要大量的传感器采集空间及其相关的实时信息,这无疑会推动更多的数据采集技术的开发。

2.egis与环保信息化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可以预计未来五年内egis将会与环境信息化越来越紧密地集成起来,发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现有的环境管理与决策水平。二者的紧密集成还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制定所需空间数据及环境数据的标准,以保证系统的扩展性与兼容性;

2.空间数据的获取渠道以及更新途径,以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及可靠性;

3.研究以何种方式进行有效集成,并分析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4.研究环境信息与空间信息及其分析、模拟结果的综合表现方式;

5.建立示范项目以便分析和测试集成的效果。

3.海量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

随着空间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积累,egis的数据库的维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数据采集技术可能会使数据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维护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如:采用什么技术来实现空间数据的更新与历史数据的备份?如何实现新旧空间数据的合并和统一?如何利用数据挖掘与信息抽取技术来更好地发挥数据的利用价值?遥感数据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等等。

四、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策略探讨和建议

随着国外egis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条件开始逐渐成熟,而且将成为我国发展gis的重点领域,从gis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领域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当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环境信息中心开发的珠三角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等,但鉴于我国gis基础工作薄弱,特别是基本的空间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因此egis的开发费用十分巨大;加上egis的发展涉及众多部门和多种技术,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和开展我国egis的发展策略研究。

发展egis应当采用“统一规划、注重基础、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的发展策略。

1.统一规划。由于egis的发展不但涉及众多环境部门,还包括与其他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如土地管理、环保、环境管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又涉及多种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为了降低空间数据资源采集和管理的成本,为了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多方部门的参与下,统一规划和构建egis的发展框架。

2.注重基础。由于我国gis发展基础薄弱,数据基础是系统生命力的关键,失去了完善可靠的基础数据的支撑,系统的功能再强大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要在统一规划的思路和明确的发展框架下,不断加强基础空间数据库和基础环境数据库的积累与建设。

3.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职称论文在技术上紧密跟进国外先进的gis技术,高起点进行系统开发,与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相协调,共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egis。

当前我国各地许多部门虽然已经开展了egis的研究与开发,但这些开发均是出于本部门的需要,很少考虑到将来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流和共享,加上没有全国性的egis发展框架和数据标准,数据的通用性将成为

影响egis开发的关键因素,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开展egis发展体系和框架标准的研究。

五、结束语

地理信息系统是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应用已经从早期的矿产资源管理拓展到与空间地理相关联的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环境领域,原有的多种环境信息处理技术(环境模型、环境规划分析)正在与地理信息系统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强大功能并具有环境特征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即环境地理信息系统(egis)。它将成为各个环境管理部门日常信息处理不可缺少的新工具。它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可以说它是环境管理进入信息时代的标志。

参考文献:

地理环境范文篇6

【提要】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具体化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类起作用，这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一是人与环境的相关点，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劳动，普氏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是人与环境关系如何变动，马克思用“相互作用”论，普氏用“可变的量”；三是向人的逻辑过渡，马克思指出自然与人的本质统一，普氏说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四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马克思导向了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普氏却在原地兜圈，其上的保守性窒息了理论上的革命性。

【英文摘要】prehanovthinksmarx’sgeographicaltheoryisthatgeographicalconditionshaveeffectonhuman

societythroughproductiveforcesandrelationsofproduction,isusuall

regardedasadevelopingnotionofmarxism.actually,thereexistdifference

betweentheminfouraspects:(1)theintersectofhumanbeingsandgeographicalconditions,whichmarxholdsis

production-labor,whileprehanov,productiveforcesandrelationsofproduction;

(2thealternationoftherelationbetweenhumanbeingsandgeographical

conditions,inwhichmarxinsistsoninteractionwhileprehanovemploysa

conceptofvariable;

(3thelogicaltransitionofnaturetohumanbeings,inwhichmarxbelievesinthe

unityofessentialidentityofnatureandhumanbeingswhileprehanov

declaresthatthegeographicalconditionsdecisivelydeterminetheproductive

forces;

(4thesolutionofthecontradictionbetweenhumanbeingsandnature,inwhich

marxledtothefreedomandliberationofhumanbeingswhileprehanovstayed

wherehestoodandthushispoliticalconservativenesssacrificedhis

theoreticalrevolution.

【关键词】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理论/差别marx/prehanov/geographicaltheory/difference

【正文】

一

在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继承者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在许多著作中反复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人类中的作用，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系统化的同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提出了地理环境的作用随生产力的增长和性质变化而变化的原理，社会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是生产力，正是发展着的生产力制约着地理环境诸属性对社会的可能性、范围、性质、水平和形式，并通过生产力、社会关系等环节间接地影响社会意识；再是充分利用地家、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大量具体材料探讨了地理环境的结构，阐明了它的这些或那些组成要素对早期人类的影响；还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的巨大差别在于，尽管黑格尔在历史中看到了“世界通史的地理背景”，但把一切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观念，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但它并不能给予关于这个理论的应有的概念，而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普列汉诺夫从他的理解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说明：

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发展速度并对社会制度生产影响。

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生产力性质。“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1]在人类活动中，自然环境中的某些因素逐渐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由此，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这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源泉。地理环境的属性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贫乏或丰富，曾经给予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2]地理环境的差别是社会分工自然基础，分工带来了交换，交换促进了生产，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刺激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和能力，刺激人们采用各种来提高生产技术。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的状态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3]森林里乱窜的野蛮人只知道暂时的偶然的男女结合，而定居的农业民族才采取了不可分离的婚姻制度；预测尼罗河泛期的必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跟着产生了作为农业指导者的僧侣阶级的统治。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的人的生活状况与其社会制度是一致的，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人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

2.地理环境是一个“可变的量”。

“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1]“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4]地理环境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性质、方面、范围、速度、程度等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制约的。如黑格尔曾说过海洋和河流使人们接近，山岳使人们分开，普列汉诺夫认为对此要具体，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的恩赐，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上，海洋却大大地阻碍了被它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海洋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发展起来。

3.地理环境对社会意识的影响根据社会意识的性质有所分别。

普列汉诺夫认为，初看起来好像自然环境影响民族气质，更通过民族气质而影响民族的心智与审美观念的发展，而意大利人的自然环境，就是古罗马人所处的那个自然环境，我们现代的梅涅里克的那些纳贡者与迦太基的严酷的征服者在气质上是不同的。在地球各个区域中，彼此之间的情形不管怎样不同，发展阶段还是与原始人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应的，我们知道有石器或铁器时代的艺术，可并不知道有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种族的艺术。“而生产力的状况倒是被反映了出来。例如在陶器的装饰中，我们最初只遇见直线和折线：正方形、十字纹、锯齿纹等。……在铜器时代，出现了金属加工制造的技术，而金属是可以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加工制造的，于是就出现了曲线装饰；最后，有了动物的驯养，于是就出现了动物的图形，首先是马的图形。”[1]不同的人类社会所达到的不同的文化结果，其原因正在于周围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的种族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能力。习惯、风俗、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应该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获得食料的方式，合目的的东西胜利着，不合目的的东西由于自己的性质而命定要趋于死亡，原因很简单，不适合于的、与生存条件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妨碍这个生存的维护。

二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一般说是不错的，但与马克思的地理环境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有几方面：

1.关于人与环境的相关点：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劳动，普列汉诺夫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相关点，独立于人的自然对人来说有先在性，但自人类产生后，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自然变成为人的自然，这时自然不只在起源上有意义，且在人类生活的任何时候都起作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生产－劳动实现了自然物向人的需要的转变，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自然的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因而对象成了他本身。自然界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性质，它们的自然关系的特殊性规定了生产关系的一些特点，这样环境与人的关系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人对自然的改变及人在改变自然中对自身的改变及自然对人的改变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曾转述过马克思的思想：“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影响他以外的自然时，也就使他自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因此人性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要辨明这个历史，必须了解人是怎样影响他以外的自然的。”[2]这里的理解应是正确的，可他偏向了另一边，认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并且地理环境仅通过生产力作用于社会。表面上生产－劳动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有一致性，但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生产－劳动表明的是人如何进行物质变换，生产力表明的则是人的物质变换能力的大小，这样在马克思思想中闪现的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主体性的光芒，到普氏思想中消灭了，决定论导致的是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必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一一对应。

2.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如何变动：马克思用“相互作用”论，普列汉诺夫用“可变的量”。

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6]人的智力是随着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的，我们要不断面对环境，而这个环境却是我们先人的活动结果，人类世代的延续既通过生命体固有的经验、智慧的社会遗传，也通过对象化了的实物、生产力的上下承接，马克思给我们展开的是人与环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活生生的过程，让我们看到的是跳动着、有生命的历史，而对任何一方面的估计不足，都会或走进机械唯物主义或走进客观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由于认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起作用，他就只能用变与不变来解释人与环境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在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受制于生理必然性时，人类历史是一种无意识的发展，到人转化为toolmakinganimals（制造工具的动物）后自由的曙光才点亮。同样，“也只有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应该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7]人的理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使用这个能力时，人可以不断地变动环境，适应人不同的需要；另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函数”，人跟地理环境的关系不是不变的：人的生产力越是增长，社会的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也就变化得越快，人也就能更加迅速地使自然界服从自己的控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前进也就更加迅速和容易。这样每当要说明变化，普列汉诺夫就不得不先设定一个不变量、一个可变量，或用不变量去规定可变量，或用可变量去规定不变量，在文字中进行拗口的游戏。

3.关于自然向人的逻辑过渡：马克思指出自然与人的本质统一，普列汉诺夫则说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在理论上阐明了人是自然的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自身”；而自然是人的自然，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把自然存在物转变为人可以使用或消费的物品，自然与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普列汉诺夫却把人与环境分开，他的思维方式是前康德的，他没有找到自然向人过渡的桥梁。尽管他也一再强调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要在社会内部寻找，不能外求，并特别注意说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但由于他没达到统一论的高度，往往只能用决定、非决定，作用、反作用来论证两者的关系，举几个例子：第一，“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1]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地理环境是否不能通过影响人性来影响社会，只能通过影响生产力来影响社会？人性与生产力是不是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中是否也应有人性的因素？他确实看到了单纯的、抽象的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社会的历史性不尽相同，但社会性又如何能排斥单个人的存在？世界历史又如何能排斥单个民族的存在呢？第二，在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单向的决定，这里连一般人常说的复合因果关系都找不到了。这在理论上也许保持了“纯洁性”，可这种“纯洁”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哪里去寻找呢？怪不得他给人一个误解：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力至多在社会经济领域找得到，在其他领域是不存在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影响被忽视了，被取消了。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4]一个结果的产生是由于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的产生又有一个更原始的原因，这种由于单一因果关系的追溯而引起的理论分析上的无穷倒退，总会导致第一推动力的产生，不过在牛顿那里是“上帝”，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地理环境”。

4.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马克思导向了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普列汉诺夫却在原地兜圈圈，其政治观点上的保守性终于窒息了其理论体系上的革命性。

马克思认为自然与人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原始自然是原始人类最野蛮的对立面，自从学会了使用火，人的自由历程开始了，以后人不断地积累经验、发展智慧、改进工具、提高生产力，也就不断地向自由王国迈进。马克思的人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以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指出人类解放的道路。而普列汉诺夫恰恰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倒向孟什维克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我国学术界有人曾提到：硬说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是他理论思想出现偏差的原因，是有点牵强，但一个人的襟怀开阔与否、是否能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思考，对他的思想肯定起重要的导同作用，并影响他得出结论。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读到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的关注，也无法看到这个理论最后的目的，更多的是反来复去的说明和一些矛盾的论证，如：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气候和土地对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1]他提到几个论据：第一，原始人对一些动物的如马、牛、羊等役使的前提是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这些动物存在。第二，“行船的技术确乎不是在草原上发生的。”[1]第三，“没有金属的地方，土著部落就不能用他们自己所有的力量越过我们称做石器时代的那个界限。”[2]从这些论据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也是直接的，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驯服动物、航海、采铁这些能力不是人的，如果说地理环境是通过影响生产力来影响人，那么这个论断的前提是生产力与人的完全分开，生产力不是人改造环境能力的反映。如果这样，他也无法最后证明地理环境如何通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作用社会了，他提出的论据恰恰证明了他要论证的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

三

简短的结论：受普列汉诺夫的，有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地理环境的作用会越来越少。我却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人总是在一定的地理背景中存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它不会因生产力的高低变得更重要或不重要，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显现出不同的作用形式。列宁曾肯定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运动的思想，认为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运动中，原因会消失在结果中，结果也会随着消失，但原因消失后在结果中会重新产生，同样地，结果在原因中消失又在原因中重新产生。“这些规定的每一个都在其设定中自行消失，又在其消失中自行设定；这不是从一个基质到另一个基质的因果性的外部转移，而是原因和结果在形成为对方的同时，也设定了自身。因此，因果性是以它自身为前提或条件的。”[8]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由最初的直接变为通过一定社会关系产生的间接，但不可由此推出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是由于在某一阶段关系的稳定化，人们会忽视对的关注，或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关注自然的任务交给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地理环境不是像牛顿说的自己不动却推动世界运动的第一推动者，或创造了人后就让人自由活动的上帝，它时时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不得不时时重视它。自然只是给了人从自然的统治下解放的可能，给了人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给了人发展理性和战胜盲目的必然性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自然本身不为人做这一切，人类的事业是由人自己完成的，人必须时时调节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创造条件。

【】

[1]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168、170、276、170、171、168.

[2]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m].王太庆译，洪谦校．北京：三联书店，1961.149、144.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680.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170-171、165、16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3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地理环境范文篇7

【关键词】高中地理；教学课堂；环境教育；策略

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了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进行大量的资源索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出现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等自然灾害频繁、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教育事业中实现环境教育的渗透，逐渐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为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环境教育

在高中地理教学课堂中，主要向学生们讲解相关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环境的特点，是渗透环境教育的主要途径。所以，教师们在地理知识讲解的过程中，以地理课本教材为中心进行环境知识的拓展，逐渐实现环境教育的渗透，培养和提高学生们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意识。首先教师们需要对地理课本教材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将地理教材作为环境教育的载体，促进环境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课堂的完美融合。然后，在课前进行备课的过程中，教师们根据地理知识教学内容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设计，将环境保护作为教育的中心，对地理知识中的环境教育进行深度的挖掘，利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引导学生们在心里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在高中地理全球环境问题的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们引导学生们对地理课本教材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了解和掌握如今主要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然后教师们可以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学生们展示全球环境问题的现状，加深学生们对地理环境的认知。例如针对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中，教师们可以向学生们展示北极冰雪逐渐融化的现象，然后向学生们讲解当北极冰雪全部融化后会是怎样的变化，进而让学生们了解到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最后，教师们让学生们思考和分析如何解决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引导学生们从自身周围的小事做起，为解决环境问题贡献自身的一份力。在高中地理教学课堂中，教师们不断丰富环境知识的讲解，促进环境教育在教学中的渗透。

二、在课外活动中渗透环境教育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渗于课内教于课外是新的教学理念，在地理教学课堂中，引导学生们在相应的环境中进行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们对地理知识的学习效率。所以，教师们可以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外活动，从身边小事做起，帮助学生们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教师们可以组织废物再次利用、垃圾分类处理的活动，鼓励学生们将周围废物以创新的形式进行相应的改变，进而完成废物的再次利用，培养学生们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另外，教师们在垃圾分类处理活动开展过程中，向学生们讲解垃圾是摆错位置的财富，进而引导学生们在扔垃圾的过程中，形成分类处理的意识，在课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渗透环境教育。除此之外，教师们可以组织学生们进行节约用电、拒绝浪费粮食等课外活动，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保护环境的意识。最后，教师们可以在学校内组织环境保护日的活动，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环境保护的活动，从多个方面引导学生们保护环境的行为，进一步的提升自身环境意识，同时鼓励学生们将自身所掌握的环境知识向自身周围人进行宣传，扩大保护环境的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三、在校本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

高中地理校本课程的开展，是根据学校地区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资源，存在着多种类的环境教育内容。教师们在高中地理教学课程中，开展校本课程促进环境教育的渗透，表现出积极、独特性的作用。比如，在东北地区冬天整体的温度很低，不适合相关种类植物的种植，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另外，教师们可以引导学生们亲身对周边的地理环境进行勘察和收集，然后通过利用互联网和相关书籍进行查阅相关资料，对周围环境的特点详细的分析和掌握，整体性的提高学生们环境知识。除此之外，在校本课程中教师们可以向学生们推荐关于环境问题的电影，例如《后天》等著名环境电影，让学生们通过电影情节的分析，了解当环境问题不能够顺利解决的情况下，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多大的灾难，进而让学生们从本质上对如今的环境问题进行掌握，以及不断规范自身的生活习惯，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为环境问题的解决贡献自身的一份力。在具有独特性的地理课程教学过程中，逐渐引导学生们对环境知识进行掌握和运用，进而实现环境教育的渗透。

地理环境范文篇8

关键词：岭南；建筑文化；地理环境

岭南文化偏居我国东南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体系，它是由多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渗透和结合的产物。与之相应的岭南建筑文化也是受地理气候环境、人文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的产物。它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文化都在一定自然环境中产生、发展并受其制约和影响。岭南建筑文化也深深打上岭南自然环境的烙印。本文尝试从岭南自然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岭南独具风格的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的含义

二、岭南地理环境特征

三、岭南地理环境为其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提供的条件

（一）偏居一方利于自身民族文化的积淀

（二）山海阻隔形成安逸和平的政治环境

（三）临海优势开创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

（四）航运通商奠定物质基础

四、岭南建筑文化受地理环境影响形成的特征

（一）民居类型多元化

近现代岭南建筑受各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影响更深，愈加追寻着岭南人固有的世俗——兼容和多元的文化性格。现代岭南建筑的不拘一格、回归自然的造型，正是岭南建筑不断发展、充实的例证。

（二）古建筑设计体现封建礼教的中心思想

（三）建筑构造形式独特

（四）建筑布局融于自然环境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始自终融合于自然环境中。岭南山多、丘陵多、河流多，城镇和村落多结合地形、河流、道路，山势自由布局，靠山面，交通方便，防御设施完善。城镇格局多为不规则，街道多顺应河流和山丘道路走向，曲直相宜。岭南的古城规划巧妙地把建筑与自然融合，使天、地、人道三合为一。如广州的三山五湖等，把城市园林化、自然化。城中的楼、塔、台、城门高耸入云，与蓝天、青山、绿水相映，形成了岭南城市风貌的独特意境。岭南古代城镇村落选址多依“风水”为据，按“龙”“穴”“砂”“水”的四大要素布局，为求“藏得风水”，山水要洄漩、拱卫、开合得体，注意对景、借景，以人体的阴阳五行来处理各种关系，有较强的整体性。这也是岭南人使城镇村落适应环境的特殊的构思方法，考虑到通风、排水、御寒、向阳、供水、安全、运输等人们的物质需要，也考虑到生态美、环境美、景观美的精神需要。

五、结语

参考文献：

[1]张文和，罗章.文化建筑文化传统建筑文化[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2]梁雪.中国地域文化与建筑的地方性[j].天津大学学报，1997，（5）．

[3]陈代光.岭南历史地理特征略述[j].岭南文史，1994，（1）．

[4]刘杰.岭南建筑设计发展的社会性[j].南方建筑，1997，（2）．

地理环境范文篇9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环境伦理观

高中地理教材（必修）把人类对生活的地理环境、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为核心内容，以树立学生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培养学生关注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掘环境教育内容，特别注重发掘教材中隐性环境教育因素，做到地理知识教育和环境伦理观培养有机统一，以及根据人类利用自然发展经济的现状，初步教会学生合理地改造环境，注重保护并改善环境，使地理环境向着更有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向发展。

二、乡土地理中渗透环境伦理观

高中地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育，许多案例虽然生动具体，但远离学生实际，如果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紧密结合乡土地理，多讲一些学生身边活生生的状况、实例，就可以增强学生的亲近感、认同感，容易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把家乡的自然状况、风土人情、历史文物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家乡，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另一方面，教师还应注意收集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状况的相关资料，并且适时地运用到教学当中去，使学生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强学生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例如，在讲解水资源的保护时，将当地一些旅游景区被一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污染造成鱼类死亡、水体变黑、游客减少的事例，以及当地一个村庄饮用水遭到污染，发生村民中毒事件的材料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分组讨论，结合课本知识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学生们畅所欲言，意识到水污染就在身边，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又如，在学习工业“三废”的危害及治理的内容后，带领学生到工业区考察，参观化工厂的污水处理设备，并听厂领导的介绍。这样，同学们对工业“三废”的治理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不但获得环保的技能知识，而且在亲身的感受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环保意识，学生对环保的必要性、紧迫性也容易产生共鸣，进而增强环保自觉性。

三、利用环境伦理观引导学生关注地球环境的变化

把时事环境问题适时地渗透在地理教学中，能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影响以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如20世纪发生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沙尘暴、厄尔尼诺现象、海水赤潮等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这些最终以公害的形式给公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危害。通过对这些事件的了解研究，让学生学会用地理知识分析、评价这些事件的形成机制、演变过程，并提出解决对策，如污染问题之所以在工业社会迅速出现，甚至形成公害，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直接相关，这样便能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沉痛教训，增加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激发学生强烈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的环保欲望，进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

四、利用各种特殊的环保纪念日渗透环境伦理观

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各种特殊的环保纪念日，如“植树节”“世界环境日”“无烟日”等对学生开展生态道德宣传活动，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当然，还可以宣传植树造林的作用，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生态是非感、生态荣辱感、生态义务感、生态参与感，宣扬反对铺张浪费，提倡绿色消费，进而使环境伦理观深入人心。

五、用环境伦理观指导学生的行为

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观，应该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实现由知到行的转换，在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的环保行动。一方面，组建地理课外兴趣小组，组织以环保教育为主题的野外考察、环境调查等实践活动，例如参观污水处理厂、开展废旧电池收集和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教育学生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例如节水节电、垃圾分类投放等。同时，教师要批评指正学生平时不好的生活行为，如随地吐痰、践踏草坪等不良行为，要从环境伦理的角度予以教育，使学生从生态可持续发展角度进一步体会这些行为习惯的价值。总之，在世界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教育学生学好环境知识，提高环保意识，树立正确的环境观，这些是地理教师应该承担的这个时代赋予的重任。因此，教师要发挥学生在环境教育中的主体参与积极性，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丰富学生的环境科学知识，强化他们的环保理念，使他们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此外，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的观念，做到珍爱地球，善待环境。

作者:吴志明单位:江苏省高邮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