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3-21 17:27:57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1
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人文价值
1新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有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有关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新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
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职业教育界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职业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功能。面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职业教育界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新问题也产生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没有充分熟悉到当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2当代职业教育本质特性
这里所指的职业教育,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学校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便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预备。现在往返顾教育史上有关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摘要:杜威在《民主主义和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预备的教育;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预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预备的教育;《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尤其是学校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把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
职业教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和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熟悉,片面地追求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职业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把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人的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向,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3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
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职业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熟悉,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熟悉和发掘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职业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上,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探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练习、科学方法的把握、科学精神的熟悉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地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参考文献
1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摘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人文价值
1的提出
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走向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
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职业教育界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职业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既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职业教育界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意义,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产生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2当代职业教育本质特性
这里所指的职业教育,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学校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便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现在来回顾教育史上关于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尤其是学校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型人才。
职业教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满足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职业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人的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3发掘当代职业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职业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型人才是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职业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上,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地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1黄济.教育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社会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亚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鉴于问题所在,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新形势、新课题仍有很强的解释力与改造力,文章详细论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内涵,指出劳动价值论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指导意义。
前言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际形象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劳动收人占国民收人比重的持续下降引起的贫富差距悬殊;资本至上观念带来投资产品的价格化、符号化导致的经济泡沫以及教育、医疗等事业领域在收益导向下产生的种种异化现象,等等。究其原因,这些问题决不是简单的政策操作失误,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策价值取向和理论导向问题。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领域巫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化解矛盾冲突,从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提出来的关于解释私有制主导下的工人工资大大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原因的理论,马克思创造性地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找到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根源,并指出了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一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基所在,而劳动至上、劳动光荣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轻视、误解甚至歪曲,使得我们的经济行为出现了很多的偏差,轻视劳动、蔑视劳动、劳动异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经济现象往往能够带来政治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变动,经济层面的矛盾往往容易激化为政治与社会文化层面的矛盾。如何审视与对待我们当前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全面把握它的主要观点,了解其重要现实意义,以指导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但也有个别重要观点散见于其他章节中。同时,由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观点贯穿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应当从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出发来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为了全面而深人地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理论科学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来说,是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谁创造了社会剩余劳动和谁占有了社会剩余劳动的理论。马克思从商品人手分析了它所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因素,并且把这二因素与劳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结合。提出人的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料是形成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财富的唯一源泉,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只是价值创造和形成的必要物质条件,价值是从社会角度对单个商品生产者所作出的评价,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转化形式,商品交换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分别发生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
(二)理论发展性
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根据当时的实际,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揭示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基本矛盾。从恩格斯到列宁的对垄断价格和价值规律的新作用作了创新性的研究,再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价值、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论述,都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生产力水平上都与资本主义初期天差地别,经济日趋全球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无人工厂、机器人和工作时间的大为缩短等现象的出现,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扩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在坚持的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这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应该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历史、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上。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管理职能分解出来,在出现了专门从事管理的劳动者的背景下,扩大“总体工人”内涵和外延,将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的管理劳动囊括进“总体工人”的劳动。又如在马克思时代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教育劳动、科技开发)而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背景下,有必要放弃劳动只对象化于一定的物质产品的观念,树立教育劳动与科技研发的劳动也是劳动的观念。
(三)现实批判性
马克思之所以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主要是为了揭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如何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以此来唤醒、鼓动、武装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拿起批判的武器,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埋葬资本主义。这是在一个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产生的理论,一经产生就赋予了革命的内涵。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今运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植人了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但却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意义上来讲,贫富差距的幅度是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的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没有发生改变,虽然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税收措施矫正这一自然趋势,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则通过提高底层社会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从根本上缓和固有的阶级冲突,资本主义固有的弱肉强食模式在宏观调节和社会福利制度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存在一个类似民族国家功能并且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性国家体制,使得民族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矛盾在国际范围内重现,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固有发展模式在强国与弱国、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关系中重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仍然发挥着其批判的功能。
当前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资本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对待资本文明仍然需要有批判的眼光,努力减少其负面作用,防止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生命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沦为经济动物,少数人无节制地追求财富,更多的人只是维持动物式的个人生存;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其他人的分离和格格不人,彼此作为异己者相互对立;科学技术的异化,科技进步反而使得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造成人类不断地丧失“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
二、劳动价值论对现阶段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到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也是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在经济领域所必须的重大调整的阶段。针对当下经济与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内涵与意义仍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
第一、有利于巩固以经济公正为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劳动在人类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劳动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也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事实,认为人的具体劳动和物质资料是形成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而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财富的唯一源泉,提出了在公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来尊重劳动、鼓励劳动。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写道:“马克思所持的观点:首先,在近代社会,劳动本身遭遇决定性的变化;其次,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从而,劳动不仅是所有的社会价值的源泉,而且人类不管其阶级出身都要面临迟早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命运,不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的人,就被社会视为寄生虫。”因此,任何社会形态的主流价值根基都应该确立“劳动优先”的价值取向,让劳动者在整个社会中享有其创造的财富。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物质远远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全体人民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应当也必须发挥资本在提升生产力发展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防范过度资本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当然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以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或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难免失之偏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肯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作用的同时也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劳动优先”的价值取向不仅能够增强劳动者的凝聚力,更能够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公务员之家
第二、有利于促使经济行为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升华。
人们的经济行为本身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而经济行为动机在总体上也呈现出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其提升是有过程的。贫穷落后期望富裕强大,这是常理。在人们经济行为更侧重于工具理性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公权力寻租、私权力嚣张;制假贩假、走私贩私;坑蒙拐骗、恶性竞争;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冷漠、隔膜;轻视劳动、抵触劳动;拜金主义浓重,追求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潇洒生活”等等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来解释就是: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享受劳动,而是生命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沦为经济动物,少数人无节制地追求财富,更多的人只是维持动物式的个人生存;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其他人的分离和格格不人,彼此作为异己者相互对立;科学技术的异化—科技进步反而使得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造成人类不断地丧失“精神家园”和“生态家园”。
转型时期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现象在当下中国当然存在,这也是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必然产物。一些学者就此指出,转轨时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平等、公正、和谐的人文精神。没有植根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人类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本国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积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模式(资本作用)功不可没。但这并不是我们改革的全部目标和终极目标,也不是每一个在这一模式下进行经济行为的人们应有目的。我们需要提升经济行为的动机:从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流通致富意识升华为一种工业精神、实业精神与科技精神;把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一种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把以邻为壑、损人才能利己的意识升华为一种互惠互利意识,在经济交往中升华一种经济正义精神;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升华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的现代环境意识,升华为生态伦理精神。翻开世界级大企业家传记,回顾其企业发展历史,都会看到金钱的动力是有限的,真正有所作为的企业家都没有在金钱面前止步,而是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推动他们不懈地前行。
经济行为的价值转换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以及物质基础。30年改革开放已经积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60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和运行已经使得平等、公正、集体主义以及奉献社会的观念深人人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与哲学对话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点。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劳动创造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劳动光荣、劳动人民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资本面前不亢不卑,约束其负面作用。鼓励创造性地劳动,鼓励经济行为的奉献精神。
第三、有利于调整分配收人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公正。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与转型前相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的确空前提速,但与此同时,社会公平状况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世界银行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财政部最新调查就指出,中国的收人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学界也普遍认为基尼系数已经达到5%左右。中国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劳动收人过低、资本(产)收益过高、政府税收增长过快是其主要原因。数据显示,近10多年来,我国劳动报酬率(年人均可支配收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较低,1990-2005年,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53.4%降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其中作为劳动收人组成部分的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15.3%逐年下降至2000年的1200,2005年更下降到1100。而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人中由物质资本所贡献的份额已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对国民收人的贡献从55%上升到75%。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违背劳动价值论,出现对公共资源垄断,对社会财富掠夺,对劳动者剥削,获得大量的非法收人。另一方面是弱化劳动价值论理论指导意义,使劳动要素萎缩,非劳动收人膨胀,“按劳分配为主体”原则边缘化,出现初次分配不公平。
这样的贫富差距是与社会主义宗旨相违背的,《邓小平选集》中对改革成败有个判定,就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现在很多人谈贫富差距时能找出很多理由,但就是想不起来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层面,如此的贫富差距,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滋长,经济增长的环境就会破坏,从而又会损害效率,进而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转型之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将贫富差距视为改革的“洪水猛兽”,并将“实现共同富裕”定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但30年后,“洪水猛兽”已经出现。正如王绍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遏制分配不公的势头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周孝正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有走向“拉美化,的危险,突破极限后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位劳动的重要意义,提高劳动者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当然不仅仅是从事直接体力劳动的劳动,当然还要包括教育劳动、科技创新劳动以及管理劳动等等。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光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性功能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公务员之家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5
价值的前提是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价值就不可能得以体现,就没有价值问题。而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价值的内容为“对于人的意义”,即一是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人在处理客体与人的关系时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作为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的价值,是最直观的价值表现。表现着外在物与人的关系的应然状况,包含着人的希望与理想的成分。所谓绝对超越指向,是指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一是指价值与主客体关系始终同在,在时间上是绝对的;二是指价值对于主体具有不可用其他替代的性质,在性质上是绝对的。“超越”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价值作为永远的追求,总是超越于主体的能力;二是指价值总是高于现实的,是主体的理想。作为绝对超越的指向,价值对于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
价值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作为一种绝对超越的指向,包含着人类的要求与愿望。它属于人的理想的范畴,是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目标,在指导人类的同时,又评价着人类所关注的外在物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相关思想与行为。“价值是人类维持生存与走向完善的双重需要。”
法律作为主体之外的物,之于主体同样具有价值,即法的价值,它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但它必定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因为法的价值是法之于主体的意义,是主体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见前述),那么,法于不同的主体,就应有不同的基本的价值。首先法之于个人,其基本价值无外乎为自由、平等、生命、安全、财产;法之予社会,即法的社会价值,最基本应为:和平、秩序、文明、正义、发展、效率。
行政法为法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重要的部门法,同样具有之于主体的价值性。“人作为价值主体是很主动的、很自觉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及需要是否获得满足,并可作出明确的价值评判。而且这一切都能够直接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出来,并能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流与传播。⑦“很主动、很自觉”的主体,知道自己对不同的客体存在不同的需求。我们在论述作为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法的价值时,同样不应该忘记价值主体对于组成系统性、整体性的法的不同的部门法具有不同的需求。行政法属于法的组成部分,在具有法的共同价值的同时,它应有其自己独特的之于主体的意义,这就是行政法的价值。正是因为不同客体之于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才存在着不同的部门法的划分。决不是边沁所批评的那样:“这就是划分:即把法律分成他所想象的几部门,然后解释:即解释他用来说明任何可能出现的法律的方法。”⑧
二、行政法的价值之特点
行政法具有法的同样的价值形式,即公正、平等、自由、效率、秩序、文明、社会发展等,但行政法的价值内容及其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追求的冲突与矛盾又有其特殊性,存在其价值实现需要的特定的方式。这也是主动、自觉的主体对不同的客体的不同需求的一种表现。要弄清行政法的价值内容的独特性、价值冲突的特殊性及价值实现方式的特定性,就必须首先把握行政法这种外在客体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在性质上,一方面,行政法是国家对社会实现统治与管理的方式由原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向具有隐蔽性或公正假像的管理控制形式转变,即统治者因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与发展,迫不得已对管理方式进行改善,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来施行管理,给人以公正之形式,造成人们迫于公共利益而服从管理的态势。这只是对剥削阶级而言的,是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实质上为少数人的利益,只是其统治方式变得更加灵活、隐蔽。只有社会主义才真正注重了实质上的公共利益,只是其统治方式变得更加灵活、隐蔽。只有我国社会主义才真正注重了实质上的公共利益,它“是指源于全体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而又在全体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中公正分配的集合利益。”⑨“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或绝大多数人充分享有民主的国家,意味着社会公正和行政公正。”⑩另一方面,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具有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属性,即行政法的法律性质。行政法是公法,而且“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仰也就是说,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与个人利益的主体即相对人之间,在行政法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行政法这一性质,决定它还不同于作为公法的宪法。因为宪法的基础和调整对象是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而行政法的基础和调整对象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其次,正因为行政法上述独特性质,决定了行政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点:
一是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因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而在阶级社会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只能是国家。利益关系分化的组合,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国家权力的分工配合。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公共利益主要是由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来代表,这样,行政主体总是处于主导地位,相对人总是处于配合和参与地位.即便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关系中,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关系中,行政主体也是处于主导地位,“行政程序不过是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得以实现的过程,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其诉讼地位的平等,只能说明是适用法律的平等,它并不因此抹掉行政主体在行政立法中已经确定的主导地位。
二是权利义务的特殊性。行政法的权利义务与民商法上的权利义务相比,具有三方面的特性。第一,权利义务的法定性。即行政法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完全来自于法律规定。因为行政主体是执法机关,必须完全尊重有关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意志。再者,根据公共利益本位论,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也来自于法律规定,或行政主体为执行法律所作行政行为的设定。而民商法上,法定的权利义务是一种例外,以双方约定为一般原则。第二,权利义务处分的有限性。行政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利益。行政主体既不能以自己的意思表示自由放弃或转让公共利益,也不能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侵犯公共利益。“社会成员放弃分享的公共利益,只能还原为由行政主体来控制的公共利益,而并不能当然地由另一社会成员来享受。”吻第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行政主体具有行政优益权,而相对人却并不具有同等的权利。
三是意思表示的单方性。行政主体在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受到行政法规范的承认和保护,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这是意思表示单方面的表现。
四是功能效率性。即行政主体为更多的相对人提供更多的服务,意味着社会公正。
五是违法行政的救济性。有权力就存在有救济,因为权力的行使很容易侵犯利益。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得有救济。故行政法存在对违法行政的救济性这一特征。
基于上述行政法的性质与特点,行政法的价值在其内容、形式、相互关系及其实现方式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行政法价值的内容重在秩序、正义、文明、效率和发展等社会价值上。关于法的价值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复杂,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学者认为,法的价值包括秩序、公平、个人自由、个人主义、责任、生命、个人隐私、财产权等。在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总的价值为正义、公共幸福、人类进步,下面又包括对个人的价值和对社会的价值。对个人的价值中又包括安全、自由、平等,对社会的价值中又包括和平、秩序、文明等。仰有的学者认为,当代的主要法的价值包括自由、正义、秩序、安全、平等。⑩
对于行政法具有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性质,它是统治者统治手段由公然夺取的控制方式到隐蔽地并以公共利益为代言的控制方式的转变。故此,行政法的价值内容应重在其本位的体现上,即维护公共利益上。这样,行政法满足的主体不应主要是个体,而应是社会整体。换句话说,行政法的价值内容应重在其社会价值上,即秩序、正义、发展、文明和效率。它不同于民法的价值重在个体价值上,如自由、平等、安全等。
行政法的个体价值和社会组织价值的实现,是以行政法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的。行政法通过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以其社会价值为目标选择,其它价值的实现均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为依归。行政法的社会价值实现,标志着公正、自由、平等、安全、生命、财产等价值实现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第二,行政法的各价值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对个人价值与对社会价值的冲突之外,还存在对个人价值与对社会组织价值,特别是行政主体价值的冲突,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之价值与对公务员之价值的冲突以及行政法对个人价值与对公务员价值的冲突。
要了解行政法对于不同主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就必须明确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主体对行政法的需求和追求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伴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加,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特别是一定层次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发展到必须以一定方式求得统一时,出现了宪法对整体利益分配关系中的对立性进行规范和调整。宪法的实施,为社会提供了民主和法治的氛围。然而,单个的社会成员.或个人并不能直接、独立行使宪法的权利,只有将整体利益关系转换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将宪法上的权利转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民法上的权利后,单个公民或个人才能行使其享有的宪法权利。正像德国早期行政法学者莫尔(robertvonmohl)所指出的:“行政法应作为一个新兴的学问,行政法的规定‘让宪法可以在个案中得到贯彻,且变成有生命”,。⑩于是,“国家法”就分裂成宪法和行政法两大法律部门。。不言而喻,行政法是因利益的冲突而产生和发展的,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的解决是行政法存在的主要价值。行政法是用来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关系的公法,而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参与主体,它们对于行政法的需要和追求各不一样,即行政法之于不同主体的意义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行政法的价值因其主体不同而产生价值的冲突。有其外部的冲突,如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价值与对相对人的价值的冲突和行政法对公务员的价值与对行政相对人的价值的冲突;也有其内部的价值冲突,如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价值与对公务员的价值的冲突。这些不同的价值是相互交错、相互制约的,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冲突是主要的,最终以其社会价值的实现而求得统一。
第三,行政法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为价值服从。价值服从是法的价值的一般实现方式之一,峥它与价值指引为法的价值的一般实现的两种方式。价值服从,是人们在作出某种行为,或者遇到某种法律问题时,自觉根据法的价值要求来修正自己的行为,或者不通过法律机构的法的适用活动而自觉地解决法的问题。行政法因其公法性质,又具有权利义务的法定性、不对等性、处分的有限性,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的单方性等特点,行政主体的行为只能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权限和行为幅度;作为相对人来讲,只因行政权力的特点以及行政主体行为的公共利益之动因,他们也没有可以讨价还价或协商余地,同时,又因行政法具有违法行政的救济性特点,相对人在服从行政行为并最终实现行政法的价值后,对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只能通过事后救济途径得以解决。这样,行政主体权限的法定性及相对人面对行政权力的先定性、强制性,行政法的价值实现方式主要是价值服从。
第四,行政法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对主体的满足之外,更重要地也是最主要地体现在主体对行政法的绝对超越的指向上。
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近代行政法是以宪政的存在为其前提的,并非国家一出现就有的。基于民主和法治的这一背景,人民权利逐步地由可能变为现实,且现实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出现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近代行政法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故而,行政法具体制度的设计较其他部门法更具主观性。虽然这种主观性不能脱离客观基础,但由于行政法所调整的领域是多变的、繁杂的行政事务的管理关系,因此要求在其制度设计上要更具先见性、超前预测性,以解决行政法的稳定性与适应变化发展了的客观情况的矛盾向题。主体对行政法的现实需求的满足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一种永远绝对超越的指向需求则是行政法永具生命力的源泉,因此,行政法较其他部门法而言,其价值更突出地体;现在主体对其的一种绝对超越的指向上。
第五,行政法的价值实现较其他部门法而言,更要依赖于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独特之处的认识,因行政法不象其他部门法,如刑法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社会环境的国家存在着诸多的共性,行政法更多的是具有明显的个性,主体对于行政法的需求与满足是不能脱离这客观存在的国情问题。行政法之于主体的积极意义的实现,较其他部门法更要赖于人们对自己所处特定环境的认识与把握。
参考文献:
①《马充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40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春,,第139页.
③率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王宏维著:《社会价植:统橄与胆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⑤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⑥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⑦王宏维著:《社会价位:统极与胆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⑧【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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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业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11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湘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12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3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4严存生著:《法律的价值》.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15乔克裕、黎晓平著:《法律价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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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何勒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18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551页。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然后通过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来把握教育技术的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人发现和认同的,而是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认识到的。由于社会的高度技术化,人的价值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对人的价值的发挥仍然受到各种的困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与人相关的,这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将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途径,认为教育有责任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帮助人摆脱受技术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个体的独特尊严。这样,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就蕴涵其中了。
一、对价值本质的理解
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它在14世纪进入英语,可直到19世纪,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从19世纪末开始,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该术语的意义扩张了。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学(valuetheory)或价值论(axiology)开始得以系统发展。目前价值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客体价值论的持有者认为,价值就是客体,或是指客体本身,或是指客体的某方面的属性或功能。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取决于人。他们突出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并进而提出了“价值是人”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客体价值论还是主体价值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论上的片面性。前者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提出:价值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为此,我们从关系价值论出发,尝试探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1价值的主体
主体是一哲学范畴,在哲学上,它有多重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实体”,它被理解为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与现象等概念相对应。二是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对应。三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是指人,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总是相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客体而言的。
价值哲学认为,主体必须是主动地进行活动的一方,有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主体只能是人,这就要排除实体、主要构成部分、主语和主词意义上的主体。同时也要意识到人和主体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的辨别体现出来:第一,人具有实体性的一面,因而人可以独立存在;但主体作为价值存在,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第二,当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性质时,人还是人,人是可能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主体却离不开承载着他的实体的人,没有了人,也就无所谓主体。第三,人可以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来表达,如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等,但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因而主体性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而不能用人的属性来说明。由此可见,主体属于关系范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必然依赖于客体,而特定的活动成为主体、客体的关系桥梁。主体是人但不等于人,人并非都是和总是主体。
哲学中的“主体”被引入教育领域后,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教育主体”这一概念。当我们从价值论的视角考察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时,则需要把教育主体定位于价值论意义上的主体——价值主体,是由教育体系内“类”存在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形态和价值主体特性的教育主体。价值主体是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的承担者一方,是与客体技术发生价值关系的教育主体,是价值创造者与享受者。
2价值客体
教育系统中应用技术的历史表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用于教育,即使有些技术应用于教育系统中,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教育本身的需要,原因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和技术自身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借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使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首先,从前提看,技术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其次,从过程来看,获得新的形式规定。最后,从结果来看,在这一生成的技术中,毫无疑问,教育对技术功能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技术具体的内在功能,这种新的客体是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表现在主体身上,则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野看,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并存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在功能上,价值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取向,主体把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即客体主体化;在发生上,价值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教育(主体)会不断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推动“目的——手段”系列中的技术手段在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从而为教育价值的实现服务。为此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的关系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既不是技术自身的属性,也不是教育的单方面规定,而是技术与教育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关系。二是价值的过程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离不开特定的教育系统,技术“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不能脱离教育价值的一贯性。三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说,即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听任教育的随意支配、使用,而是技术也要对教育施加影响、作用、改造。
1主体客体化
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主体自身能力的客观展开,主体通过改造客体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从可能变为现实,并在结果中获得客观存在的形式。因此,在结果中不仅反映着被改造对象的属性,而且还反映出主体的特性,反映出主体的实践能力、愿望和意志。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是主体赋予客体以形式,使客体获得新的属性和功能,形成新的价值客体,从而体现了价值的创造过程。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发展是按照教育实践的需要建构起来的,技术不仅是按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而且也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教育系统所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主体客体化是教育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和教育的价值得以确证的过程。由于“使人成为人”是教育的根本意旨,这就造成了教育领域不同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教育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不难理解始于1998年以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为试点的现代远程教育并不十分适合网络学历教育,因为大学本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进一步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过程,等等。主体客体化过程,即教育中技术的创造、改造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准则去不断调节技术(包括器物、工艺、组织、管理等等)与教育的各种具体关系,从而促进技术、教育与人的协调发展。(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教育与技术主客体关系的要求。(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领域在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技术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是决定教育系统中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
主体客体化过程具体体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被教育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即教育(主体)本质力量作用于技术使其内在价值变化,并使之转化为外在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正是因为技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教育系统。因而在教育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教育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技术的属性、功能与教育本质力量作用的产物。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即“人的价值实现”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在价值而言,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因此,经过主体客体化过程,教育中的技术应该是适用的技术。
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这表明:在主体客体化活动发生之前,主体已优先选择了某一主导性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价值目标。价值选择的存在,意味着教育在追求其主导价值目标过程中,由于价值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存在因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而产生与其业已存在的价值需求相悖的消极结果,从而导致其实现主导价值目标的代价。例如,某一语文老师设计了精致的多媒体课件,但准备上课时却停电了,最后只得取消此次公开课。原本是希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结果却是束缚了教师使用传统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这也与技术的社会属性相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的某种价值偏向性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使用过程中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主体的“手段”。价值选择既体现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也反映了技术客体的多样性和客观性。例如,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提出了三种模式,各项目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模式,以使技术实现其现实价值。
2客体主体化
主体按照内在的尺度把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要按照客体的尺度,接受客体的改造和锤炼。因此,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客体主体化,从客体来说,就是由现实的价值客体到作用于主体转化为价值的过程;从主体来说,则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受到客体的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价值才得以实现。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说从教育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作为教育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的基本功能在于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例如,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一般而言,技术在进入教育的最初阶段位于教育系统的外侧,然后经过相互作用的目标制约,渗透到教育系统当中,并贯穿于全过程中。一旦技术渗透到教育系统中,它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它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从客观上看,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所引起的变革,不仅说明了技术渗透的巨大力量,而且反映了教育对技术影响的反抗性——一方面来自教育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系统具有一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抗性应该说是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一个整合的过程,随着整合过程的深化,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新的整合过程的开始。
(1)“要什么”中的“什么”与“是什么”中的“什么”并不等同,前者是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后者是技术自身规定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技术的自然属性和技术的社会属性规定的。“要什么”和“是什么”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也是客体主体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2)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实现“要什么”与“是什么”的整合过程,它深刻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双向运动,是通过预期目的的实现而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当“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相一致时,技术对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环境,技术在此环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引入新的技术;如果“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不一致时,一般会产生一种必须要解决的紧张感,或者是技术的开发者或用户对技术进行再设计(如根据功能与结构的对应关系,创造相应的结构以实现一定的功能),或者是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技术(有些情况下采取抵制的态度)。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7
1核心期刊的由来
核心期刊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c.bradford)发现,如果将科学期刊刊载某一学科的相关论文数量统计起来,并按递减顺序排列,那么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向这个学科的核心区和包含着与核心区同等数量论文的几个区。这时,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a∶a2…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2]。这一定律说明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即少数期刊集中了大量某学科的论文,而其他期刊则很少出现该学科的论文。核心区域的期刊由于发表特定学科的论文的密度最大,遂将之称为该专业的“核心期刊”。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garfielde)用类似的方法从引文的角度证实了核心期刊的存在,认为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以此为基础,加菲尔德创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相继开发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及人文科学索引(a&hc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isshp)。sci、istp以及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工程索引(ei)逐渐成为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变成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并广泛应用于我国高校职称评审中。我国对核心期刊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3]。70年代有学者将“核心期刊”概念翻译到国内,80年代进入发展阶段,最初研究源于图书情报界。进入90年代,随着国内几大科研机构相继各自研究的核心期刊目录,“核心期刊”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核心期刊”的研究、测评方法,特别是其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的作用力,已经从图书情报界,扩展到了职称评定、期刊界、出版界和科研管理等领域[4]。
目前,国内主要核心期刊目录有《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重要期刊目录》、《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这其中,在高校职称评审中广泛应用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北京高校图书馆联合会、多所科研情报院所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2高校职称评审中核心期刊认定现状
为了解高校职称评审中核心期刊认定的情况,笔者调查了四川省的24所高校,具体的调查情况见下表:调查结果表明,高校职称评审中,核心期刊的认定主要以相关科研院所研制的核心期刊目录为基础,其中采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最多,共有18所高校;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也有11所高校采用;采用其它核心期刊目录的只有4所高校。本科高校都比较重视国际检索系统(sci、ssci、a&hci、ei、istp、isshp)的作用,14所本科高校中有13所高校规定,学术论文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等同于甚至高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其中,有5所高校明确规定论文被三大检索系统收录(sci、ei、istp)才能被认定为在核心期刊发表。同时,还有部分高校根据检索系统的不同版本,如sci的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等确定学术论文的不同级别。调查中还发现,有8所高校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以及专家推荐的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目录等基础上进行遴选,制定了校内核心期刊目录。制定校内核心期刊目录的高校认定核心期刊的方法都更完善,规定也更细致,其中共同特点就是区分核心期刊目录的学科差异,且都将核心期刊分为不同级别,如权威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一般期刊等。
3高校职称评审中核心期刊认定存在的问题
通过此次调查和多年从事高校职称评审工作的经验,笔者发现高校职称评审在核心期刊认定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3.1核心期刊范围的认定职称评审中,大多数高校将国内科研院所制定的核心期刊目录中收录的全部期刊认定为本校的核心期刊,且不区分学科、专业。令人欣喜的是,调查中发现少数科研能力较强的高校根据本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重点学科,结合期刊的影响因子和重要程度,剔除与本校专业无关的期刊,自行制定了本校的核心期刊目录。如笔者调查的四川省,制定校内核心期刊目录的高校主要是211高校和科研能力较强的省属院校。但调查也发现,极少数高校(主要为近几年从中专升格为高职院校)对核心期刊了解不多,对国内常见的几大核心期刊目录也知之甚少,认定核心期刊以封面是否有“核心”二字为准,以至于出现冠以“世界华人核心”的非法期刊被认定为核心期刊的怪象。认定核心期刊范围的不规范,降低了核心期刊的权威性,使其科学性、正当性受到质疑,增加了教师对其的抵触情绪,加大了主管部门执行政策的难度。
3.2核心期刊时间的认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周期一般为4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6版。调查发现,大部分高校采用前版来认定前版与后版期间的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如采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来认定2005-2008年出版的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但也有高校直接采用最新版来认定。在css-ci来源期刊认定上,绝大多数高校是以申报者申报时学术论文所在期刊是否属于cssci来源期刊为准,而不是以发表时间来核定。对于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的学术论文时间认定上,主要采用的是时间,而不是被收录时间。高校在认定核心期刊的时间上存在争议,使教师在文章时无所适从;同时政策缺乏足够的连续性,导致认定结果缺乏足够的公平性、正当性。
3.3核心期刊真实性的认定目前,国内期刊出版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如《集团经济研究》虽然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中作为中文核心期刊之一,但在2005年报刊治理中已被停刊,部分高校在近年的职称申报材料中仍将该杂志认定为核心期刊;部分核心期刊以一号多刊的方式每月出版几种版本;部分核心期刊的增刊以类似于正刊的形式连续出版。因此,大部分高校除了认定学术论文所在的期刊在核心期刊目录中外,还要验证期刊是否属于正刊,是核心期刊版本而不是其它版本。同时,在对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的学术论文的认定上,部分高校规定需有相关查新资质的情报文献机构出具检索报告作为证明材料,也有部分高校只要求情报文献机构出具报告(一般为本校图书馆)即可。但是,调查发现有个别院校申请者自己从网上打印也可以作为被收录的证明材料。学科组专家评审时根据经人事部门形式审查之后提供的材料,所有的评价是建立在材料的真实可靠的基础上。人事部门审查的尺度松紧不同,可能误导专家所作的定性评价的结果,也导致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的产生。
4高校职称评审中核心期刊认定建议
高校职称评审的核心是学科组、评委会专家的定性评价[5],但专家定性评价受人为因素影响比较大,其公正性、客观性、规范性、连续性不足。核心期刊具有学科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动态性等特点[6],其学术评价的功能,使其成为高校职称评审的重要评价依据。笔者依近几年工作中的切身体会,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下面的解决办法:
4.1建立科学的核心期刊范围认定方法要加强对人事部门职称政策制定者的核心期刊认识方面的培训,不再出现期刊封面有“核心”二字即认定为核心期刊的怪像。对有能力制定校内核心期刊目录的高校,可根据学校自身情况,剔除与本校专业无关的核心期刊,逐渐建立符合其自身发展的核心期刊目录。对于部分没有能力或者囿于各种因素无法制定校内核心期刊目录的高校,相关研究机构应逐渐完善其核心期刊研究体系,建立权威核心期刊目录,供其采用。大多数高校认定核心期刊应充分考虑核心期刊目录的学科性,基本原则应是将核心期刊目录中的综合性期刊、本学科期刊及相近学科期刊三者认定为核心期刊,同时要体现学校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学科自身特点的差异性。
4.2建立科学的核心期刊时间认定方法根据笔者长期参与职称评审工作的经验,认为在认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时间上,应采用后推法,即采用前版来认定前版与后版期间出版的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相关研究者经研究也认为,此方法虽然不很科学,但容易实施,而且较为公平[7]。在cssci来源期刊认定上,应以申报者发表学术论文时,其所在期刊是否属于cssci来源期刊为准,这利于申报者投稿,降低其不确定性,也更为公平。在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论文的时间认定上,被收录在很大程度上表示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所以应从被检索系统收录的时间算起。
4.3建立科学的核心期刊真实性认定方法对于核心期刊真实性的认定,应要求申报者出具有相关查新资质情报文献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对于以赚取版面费为目的专门登载为评职称免强凑合而成的没有学术价值论文[8]的核心期刊,审查中要坚决剔除掉。对于高校高度重视的国际检索系统,也要加以区分并慎重认定。国内现在出现很多专门以经营为目的的伪国际会议,不必参加会议只要交费即可保证被收录,甚至出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被以收录工程领域学术论文为主的ei收录的怪像。在高校职称评审中,要坚决遏制这股学术投机之风,要体现核心期刊、国际检索系统的权威性。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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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具有独立生产力性质的要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资本是体现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对资本性质认识的分歧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论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要素价值论的基拙上判断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力性质,失去了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而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剥削性质的判断,割裂了资本和商品使用价值的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根据实践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价值论,并对资本性质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
资本理论向来就有很大的争议,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称“经济学如果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其他所有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资本理论的争论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其一,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二,如果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否具有和劳动、土地要素一样的生产力性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质是体现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并且把认为资本是具有生产力性质要素的古典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理论上,资本性质判断的分歧以价值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价值理论的对立是资本性质认识对立的根本。而这种分歧在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已埋下了伏笔。
一、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性质的判断都是非正面的,它或者被当作剥削的手段,或者作为劳动要素的附属品而存在。对于资本利润而言,它或者被看成剥削收入,或者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
1.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及利润的性质1776年亚当·斯密那部影响深远的《国富论》诞生了,其中共存的两种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三种收人价值论成为后世严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价值论的源头。在《国富论》中他最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首先他指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其次,他指出劳动时间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这成为以后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源头。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增加国民财富的作用却只能通过劳动要素迂回体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人”。显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并不具备和劳动要素等同的生产力性质。这个基本判断贯彻到资本利润的来源上,亚当·斯密指出利润是在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
可见,在亚当·斯密眼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利润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的扣除。没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如何能够参与价值的分配?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矛盾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扎了根,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察觉,更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适当的解释。然而这个矛盾却和劳动价值论一并被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下来,李嘉图没能成功地解决它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而在逻辑上解决了这个矛盾的《资本论》成就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然他的目的和一心想增加国家财富的亚当·斯密相去甚远。
2.李嘉图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却走向解体
李嘉图在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上坚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反对效用价值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
然而在商品价值决定上,他却又引人了资本一般利润率因素。在投入100个劳动生产的谷物和机器的价值决定中,他举例道:“假定每年要为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五十镑,也就是要用资本五千镑,利润为百分之十,那么每架机器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在第一年末便同样是五千五百镑”。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运用必须以资本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为前提,但是李嘉图却没有详细论证这个前提。他对此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从而具有参与分配的权利,“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因此和劳动力得到工资一样,资本也应当得到利润。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来自反对者的攻击:第一,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和资本得到一般利润之间的矛盾。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利润率的一般化倾向,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产业部门投人相同的资本推动的劳动数量是不同的,此时按照劳动价值论,两个产业部门的总价值应当是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由于推动的劳动数量多因而价值大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然而,根据一般利润率规律此时两个部门的价值却是相等的。李嘉图也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他的解释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的商品价值对劳动价值论的偏离是例外。他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6%-7%。因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被后人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第二,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公平的。既然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也是根据其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那么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地主得到地租在来源上就缺乏合理性。例如当时的反对者托伦斯和贝利就声称商品(或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用在商品上的资本而不是劳动决定的,利润并非来自于生产领域,而是来自于流通领域的贱买贵卖[。面对反对派的攻击,李嘉图的支持者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试图通过扩大劳动的范围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进行辩论,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例如詹姆斯·穆勒不仅继承李嘉图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概念,而且直接表明资本利润是对资本家积累劳动的报酬,试图通过把资本纳人到劳动范畴中扩大劳动范畴解决矛盾。而麦克库洛赫甚至提出凡是能引起合乎人的愿望的结果的操作都是劳动,不管进行这种操作的是人,还是牲畜或自然力。
从包括资本的劳动到包括动物、机器和自然力的劳动,李嘉图的追随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仅仅是形式上的,在本质上扩大劳动范畴的同时却背离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李嘉图本人在晚期也表达了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意思。他在182年6月13日写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道,“我有时认为,我要是把我的书中有关价值的一章重新写过的话,我就会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两个原因而不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也就是由有关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其送上市场以前资本积压时期的利润率两个原因决定的”。如果李嘉图真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走向要素价值论,但是他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在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他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3.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
从19世纪开始,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早期社会主义者手中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转变成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武器,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次他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地发挥了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作用。
(1)马克思论证资本和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首先创新性地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劳动也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属性。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尺度只能是价值,即商品中凝结的抽象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同样资本和使用价值及价值也存在着两重关系。在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上资本的具体形式—生产资料和具体劳动一样构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泉源。在和价值的关系上,生产资料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新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它不增不减地转移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在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c v十m中,c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转移部分。因此资本或生产资料既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也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但是仅此而已,它绝对不是价值增殖的源泉。马克思明白地写道: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有劳动才创造了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在c v m中,c是资本价值转移的部分,而v十m则是活劳动创造的部分,其中v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m是作为产出大于投人的增殖部分,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不仅如此,获得这个价值增殖部分—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特定对象。
(2)马克思资本、利润的定义和性质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论分析的特定对象,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历史性的。“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当劳动力没有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的时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具备成为资本的条件;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下,没有了劳动力商品,生产资料也不会表现为资本。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资本体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前面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不是价值增殖的源泉,而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私有权无偿占有了这部分剩余,马克思规定当价值增殖的部分不能归于它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时,剥削就产生了。因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利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剥削工人阶级。至于资本家获得的收人无论表现为利润、利息或其它形式,都是从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因而属于剥削性质的收人。资本收人是剥削收人的本质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具体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而被掩盖了。
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关系为目的,马克思明确规定资本的本质不是物,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机器、厂房、设备,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它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的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从根本上说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只能体现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劳动价值论是论证资本剥削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反对资本关系的武器。《资本论》中的任何概念和分析都不可能为资本和利润的合理性服务,而任何试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的尝试都将会丢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精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截然不同。对相同的分析对象做出不同的分析根源于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理论分析口标不同。马克思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在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极致,认为它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把使用价值、国民财富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古典经济学家无论是持劳动价值论还是要素价值论,一个根本的目的都是想促进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他们的价值概念从来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使用价值的增长分开过。在这样的目标下,随着实践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接受了资本的独立要素地位,把它正式纳入价值构成因子中,同时为资本参与分配提供了价值论基础。
二、要素价值论和资本理论
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本没有生产性的论断显然不符合当时现实情况。19世纪初正是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产业革命使得生产中机器设备的比例越来越大,逐渐超过和取代劳动成为主导生产要素。新的要素和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17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的名言在时展的面前显得不足了。资本以现实为证要求经济学理论对它正眼相看,以独立要素的资格进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1.亚当·斯密的三种收人价值论初步接受了资本及利润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除了劳动价值论还有一个价值论,即三种收人价值论。“工资、地租和利润,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并且,平均的、自然的工资率、地租率和利润率构成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等于其价值”。于是除了劳动时间之外有了第二个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那么两者如何共存呢?亚当·斯密认为在原始未开化阶段,所有的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劳动价值理论适用;有了资本积累以后,资本和土地也要从劳动产品中索要报酬,三种收人价值理论适用。显然,亚当·斯密并不觉得两种价值论有什么冲突。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从完全两个不同的思路理解价值。三种收人价值论的成立必须建立在承认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从价值源头上为利润找到合理的来源,否则就需要交代没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亚当·斯密在欧洲大陆的追随者萨伊第一个把资本获得收入的合理性建立在资本要素具有独立生产力性质,本身同劳动一起参与了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上。
2.萨伊确立资本的要素地位
萨伊在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确立了资本的生产要素地位,明确指出资本是同劳动、土地一样具有生产力的独立要素。萨伊明确界定了资本,它包括工具、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原料、建筑物等,这些是区别于劳动和土地原始要素的实物形态的要素。“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不能生产什么东西。资本必须和劳动协力合作,这个协作我叫做资本的生产作用”。萨伊还明确利润是资本要素生产力的报酬,资本同劳动和土地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分配,“所创造的价值,归地主获得的那一部分叫做土地的利润…分配给资本家的部分,叫做资本的利润…分配给工人的部分叫做劳动的利润”。至此,“三位一体’,公式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肯定了资本获得收人的合理性,这奠定了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础。
3.约翰·穆勒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节欲论
然而在劳动价值论的故乡—英国,资本要素地位的确立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在资本的问题上显然无法摆脱英国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深厚传统的影响,但是又不得不对资本现实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他自称“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在资本理论上他既接受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又引人西尼尔的节欲论,力图调和两者,除此之外对资本理论他并没有更多的贡献。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给资本下的一种定义是“这种劳动产物的积累就是资本”,而“资本为生产所作的事情,是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场所、保护、工具和原料,以及在生产中供养劳动者。……无论什么东西,只要用在这个方面,即用来满足生产性劳动所必需的以上各种先决条件,就是资本”。所以,“我们常说‘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劳动和自然要素才具有生产力,即使牵强附会的说资本的某一部分具有生产力,这也只是指工具和机器,这些东西,可以说像风火水一样与劳动相配合”。这显然察承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不接受资本具有价值创造作用的论调。同样,在利润的来源上,他说“利润产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出超过为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生产物……利润并不产生于交换中,而是产生于劳动的生产力”。
但是,怎么解释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取酬之间的矛盾呢?现实不允许小穆勒停留在劳动价值论上,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吸收西尼尔的节欲论。在资本的来源上,“所有的资本,特别是全部增加的资本,乃是节省的结果”而在分配领域“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我们可以看出,小穆勒在资本理论上既想坚持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传统,又不得不调和劳动价值论和现实中资本取酬之间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因此,西尼尔节欲论时常又在他解释资本和利润来源的时候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探头探脑的角色。公务员之家
最终,小穆勒在生产费用价值论上完成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收人之间的妥协,“大多数物品是以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比率或它们的所谓费用价值,自然的相互交换……一生产费用的普遍要素是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提出到达了古典客观价值论的顶峰,正因如此,约翰·穆勒被尊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890年,生产费用价值论和后来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综合在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中,成为现代经济学解释价格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资本认识的现实冲突和解决途径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发现在经济学的古典阶段对于资本性质的不同认识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价值论的基础上。其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约翰·穆勒等人的资本理论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然而,在阶级立场和历史哲学观上,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出现,马克思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前者的经济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而具有前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目标的,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扬弃。他们对于资本范畴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辩护者,他们在资本和财富使用价值的关系范畴上讨论资本;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学,他在资本如何体现特定社会关系的范畴上讨论资本。从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小穆勒,认识资本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经济思想的不完善和完善之间的区别,因而较容易调和。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区别,因此互相之间无法妥协。
人文价值论文范文篇10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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