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论文十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4-11 04:13:09
心理学论文篇1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赫威格斯特认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发育和体态产生一种自我认可。自我欣赏的心理,并称这一过程为“悦纳”期。其实,就是在学习方面,也同样存在这种心理。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每逢新学年开始,初二和高一两个起始年级纪律好、学风好。这是因为新的目标,新的环境,使他们产生好奇心。同学的勉励,父母的嘱咐,老师的教诲以及成人感、使命感促使好奇心转化为求知欲,教育心理学认为成人感是中学生自我意识的主体,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自尊心,希望自己成功,喜欢表现自己的才能。原先基础较差的学生不甘示弱,决心通过努力赶超先进,原先基础好的学生更加满怀信心保持优势。
我们把这种跃跃欲试的心理称为“试纳”。这时期,学生的内动力特别强,积极向上的心理占上风,思想活跃,容易兴奋,注意力比较集中。这种心理状态一般可维持一学期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与学生心理相应的作文教学要在大纲规定的任务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加强口述作文训练。教师临堂命题,学生堂上即兴演讲,互评优劣,教师再从中选择典型重点评述。电化教学条件好的学校可以录音,录相,并在辅导课上播放。
由于录音、录相中插有教师的评述,学生既学范文,又明白优劣之理,收效自然会好。之所以要在这一阶段加强口述作文,是因为处在兴奋期的学生语言更富于激情,也最能直抒胸臆,从而更具感染力、说服力,而这些恰恰是写好文章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步是以片断为主的小作文训练。基本原则是多体、多点、多角度,快速写小文章。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全面摸底,全面了解学生,又利于有的放矢,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指导。要做到一练一讲,多练多讲,这就是所谓“硬任务”教学。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当外物刺激兴奋期人的大脑时记忆效果最佳。
这一阶段的作文批改也要适应学生的心理。有些教师喜欢在接一新班课时把作文分压得低低的,在作文批改中大刀阔斧地删削,以求按自己的风格定式。其实大可不必。这些学生从各自母校来到新班级,带有各自的长处,应让他们自由发展。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曾这样说过:“在初春的时候,植物还很幼小娇嫩,那时太阳并不灼烤它们,它只给它们温暖,逐渐地使它们变茂盛,不到它们完全长大结果,不把它的全辐热力放射出来。园丁也用同样的原则,不把修枝的剪子用到没有成熟的植物上去。”我们认为“修枝”是必要的,“爱”应是出发点,“给予温暖”是最基本原则。
二、“高原”阶段的突破及“软任务”强化
在通常情况下,初一和高一年级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后,学生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进入初二、高二后分化的速度加快。心理学研究发现,每一个人在追求成功的同时,都有一种害怕失败的心理,两种相反的心理构成矛盾,形成一种“趋避冲突”。学生在第一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追求成功。但当初那种美好的憧憬经过一段学习实践,种种困难和挫折使他们理想的圆月出现了缺口,逐步认识到世上的事物并不都是人们可以心想事成的。加上青少年各人的品质结构不同,有的能斩关夺隘,有的则畏缩不前。在学习上的表现是,意志坚定者,短暂的停顿后便又举步向前,意志薄弱者起初进步的速度越来越慢,心情开始焦虑,渐渐出现停滞状态,这种情形有时相当持久,相当顽固,这就是所谓“高原”阶段。在我们所教的学生中有些人在起始阶段文章写得还可以,写了一段时间便出现了八股调,既很少离题,也不见有长进。还有些学生本来文学属上乘,越学越觉平平。
这不是他们退步了,只是别人进步了,相形之下显得“逆水行舟”罢了。
“高原”现象虽是学习过程中常有的现象,但课任教师决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指望它自然消失,正确的态度是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这一阶段的作文教学重在个别指导,而面批是最好的办法。它不仅有利于多方面指导,更利于抓住症结点批。老师在与学生的问答中把握学生的思维方法,可以结合进行心理指导。面批的一般要求是琢文析理,精细诱导,既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又让学生心悦诚服。特别是对那些作文痼疾,更要深入分析,晓以利害。
有的学生会被批得面红耳赤,头上冒汗,这正是收效的时侯。这一阶段的作文布置,不宜全班一题,而应分类进行。如对议论文差的就多作议论文,记叙文弱的就多练记叙文,还可根据情况分得细一点。也就是说,作文的重点要放在矫正篇上。这种暂时的不统一是为了下一步的统一。作文指导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分量,教育他们在困难面前端正写作态度,鼓起勇气。要重新培养他们对作文的兴趣。
有了这个前提再进行技巧指导。我们常会把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指导看成软任务,其实,它是“硬任务”教学得以深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特定阶段就更需要强化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会在同一阶段出现“高原”现象,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要经历“高原”阶段,这里只是就常有现象和多数学生说的。有的学生即使经历了“高原”阶段,由于时间短暂而不自觉。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教师重视并及时突破僵持局面,学生的作文水平就会有明显提高。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三、定势的调节及作文整、散训练
突破“高原”阶段后,学生如同走过了艰难的羊肠小道步入坦途。很多学生,特别是毕业班学生会更多地考虑志愿定向、职业选择。他们的行为特点是情绪稳定、学习刻苦。对生活、人际、社会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由于知识的不断丰富,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学习上逐步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自己的特色,也形成心理和行为的定势。
定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出现定势后,必须及时分析和调节,以保证向着有利于教学方向发展。
定势调节的原则是“定势--不定势--定势”。在作文教学中,心理定势往往促进学生文章和文风成形,是有益的。心理的不定势往往促进创新,也是好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加以调节。定势调节的指导思想是“变”。从它形成起,教师就要保证它有利于教学的同时指导学生去改变它、发展它,去创造新的定势。
心理学论文篇2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心理学论文篇3
考核重形式,轻内容。心理学专业英语课程的考核形式大部分为考查课,从态度上学生不重视,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所谓的考查课就是开卷考试。也导致了教师授课的不重视,形成恶性循环。从试卷上可以看到,试题多以名词解释、英译汉和汉译英为主。而且笔试部分占到了70%,平时成绩占到30%,和其它的普通课程是一样的比例,学生缺少对心理学专业英语课程特殊性的深入了解。
2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学的重新思考
转型后的许昌学院更加强调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培养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显得尤其重要。基于以上做出的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学现状的分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思考心理学专业英语的教学问题。
(1)思想上重视,政策上保障,行动上落实
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学是基础英语教育的延续,是从学习英语到用英语学习的一个关键过渡,是语言学习到信息交流的发展,侧重语言的应用及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在许昌学院转型后的今天更能凸显它的优势。故学校、相关院系应该从思想上重视、政策上保障、行动上落实心理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工作。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增加心理学专业英语课时,由原来的一周2个课时增加到4个课时,原来的开设一学期增加到两个学期,即第五学期和第六学期,保证学习的连续性。
②大学英语教学部不但要设置基础英语教研室,还要设置专业英语教研室,从教学机构上彻底解决专业英语长期存在的问题。
(2)强化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培训工作
许昌学院的转型给教师的职业发展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目前来看,教育科学学院的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是一名有心理学基础的英语教师来担任,虽然教师能够流利的运用英语来给学生交流,但是在专业知识方面,难免会有空白,这对于学生的专业发展也会有影响,故强化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
①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可以通过自学方式来获取相关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可以到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向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和心理学专业任课教师请教切磋问题;
②由院系牵头,请一些心理学专业领域的一线知名专家以报告的形式来传授知识;
③委派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到美国、英语等其它国家学习。毕竟心理学是舶来品,要想学到成熟的、前沿的理论,更应该到国外去熏陶和感悟;
④学校可定期聘请企事业单位的精英来学校开展讲座,帮助专业英语教师、学生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也应鼓励教师到相关企事业单位实地考察,保证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
(3)改革教法学法,突出讲授内容多样性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教学是社会中的子系统,不能拘泥于同样一种教学方法的实施,学生和教师都会产生倦怠的状态。教师要积极去研究教法和学法的改革,从而使改革后的教学能推动许昌学院转型后的发展,更能凸显心理学专业英语教学的素质教育本色。改革教法和学法的核心是凸显授课内容的多样性,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可以从两方面来才尝试:在教学模式上,除了课堂讲授(阅读+翻译)之外,还可以采取专题讨论、实验室听力口译训练、分角色阅读、录音、录像、辩论会等模式来完成授课任务。在讲授内容上,讲授内容是改革的核心部分,教师在内容的设计上要精细,更要符合专业英语学习的应用性目标。除了设计一些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翻译内容之外,还可以考虑设计一些心理学专业英语写作课、听力课程和口译课程。数据表明,有90.8%的企业都认为一个合格的复合型人才听和说方面的能力最重要,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够流利地用英语和客户交流。
(4)加大教学资源整合力度,提供硬件支持
教学资源是中介手段,没有了中介手段的依托,心理学专业英语课程的培养目标就很难实现。加大教学资源整合力度,整合心理学专业英语教材方面的资源。通过研究发现,国外的原版教材虽然心理学的原汁原味没有改变,但是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长难句。国内教材在知识的系统上保持的非常完美,但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内容,失去了心理学的原汁原味。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心理学专业英语的特点编制校本教材,达到学以致用。在编制教材时,可以同时吸收原版外文教材的原汁原味和国内教材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整合学校教学实验室和院系教学实验室,开设大量的听力和口译课程,使心理学专业英语课程开展的有滋有味。
(5)丰富考核形式,合理设定比例
心理学论文篇4
(一)关于心理学成绩的性别差异
在注意力上,男生注意力分散,稳定性较差,上课容易走神;女生则比男生更容易保持并集中注意力,上课听讲更认真,学习效果更好,因而成绩也更高。在学习意志力上,中国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在部分人中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潜意识里使男生得到的社会支持比女生多,从而造成男生产生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导致男生产生惰性而没有女生学习刻苦,一遇到学习困难便选择逃避不能坚持,从而学习成绩也不如女生。其三,不同性别师范生的特点也可能影响到其学习成绩。在大多数师范院校中,女生明显多于男生,这样也造成女生面临更多的同性竞争,学习压力使得她们比男生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多的成就。而男生平时感受到的学习压力比女生小,通常只是追求考试不“挂科”,学习竞争性较弱。同时,由于当前师范男生比师范女生的职业选择更加广泛,即使在应聘教师时,男教师也比女教师更受欢迎,这就造成师范女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而学业成绩是以后工作的重要基础,师范女生会比师范男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备考,以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二)关于师范生公共心理学成绩的文理科差异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理科师范生的公共心理学成绩存在显著差异,文科师范生的公共心理学成绩显著高于理科师范生。究其原因:其一,在学科性质上公共心理学这门课程更偏文科性质,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多都是对一般理论进行简单介绍,无论是平时考试还是期末考试,都需要学生进行机械式记忆,对知识进行实际应用的考查非常少。由于文科师范生在高中的政治和历史的学习中,涉及许多理论概念和陈述性知识的学习,因而对公共心理学这类理论性课程的学习更加得心应手。而理科师范生比较擅长数理逻辑和实践应用,在公共心理学这门课的初级学习中处于劣势,因而成绩不如文科师范生理想。其二,在学习动机和兴趣特点上,理科生大多重视对一门技术的实际操作和掌握,对于一门偏理论的课程,大多数理科生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目的只是为了不“挂科”,因而缺乏学习兴趣,没有追求高分的动力。而文科生喜欢“咬文嚼字”,对心理学基础课程的理解更加深透,对这门课也更加感兴趣,因此学习效果更好。同时,大多数高等师范院校都以社会科学类学科见长,很多理工性质专业的学生都是调剂到自己所学专业的,部分学生不喜欢调剂的专业,因此对学习有抵触情绪,学习动机低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理科学生成绩的差异。其三,传统观念和答题习惯的差异也可能对文理科学生学习成绩造成影响。在传统观念上,理科生被赋予更多实践操作性要求,大多数理科生不以分数论英雄,而更多关注实践操作中的表现;而文科生实践操作较少,只能靠分数来证明自己优秀。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积累,已经在学生的头脑中沉淀下来,并且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学习行为。在答题习惯上,理科生在答题时较少考虑条理性,很少做到分点阐述,大多是“一气呵成”;而文科生在高中的政治和历史考试中,养成了关于很多分点答题的习惯,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理科学生公共心理学成绩的差异。
二、教学启示
现阶段高校的教学和考试从某种程度上说更适合女生和文科生,尤其是对公共理论课的考查,一般都是教师勾画重点后让学生去机械识记,很难考查到学生的真实水平。这种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许多学生高分低能,这是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首先,学校应该建立科学规范的考试评估体系,制定出更加多样化和客观化的评价标准,以能更准确地反映学生学习水平。由于男生和女生、文科生和理科生在认知能力、接受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学习差异化,因此教学评价应考虑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各类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适当引入实践类或理论应用类考试内容,改变传统书面闭卷的考试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对知识查漏补缺,不断成长进步,方能培养出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其次,应该改进教学方法,根据文理科性质和学生性别差异实行差异化教学。对于文科生来说,适当引入实践操作内容,鼓励学生把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而对于理科生,则加强理论基础的学习,同时注意应用更多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加理论教学的趣味性。在性别差异方面,遵循性别互补原则,使男女生都能够发挥智力特色。根据男女生学习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引导女生进行更多的抽象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训练,同时针对男生进行形象思维和注意力的训练。在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尤其注重调动男生和理科生的学习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第三,根据师范男女生和文理科生的特点,引导学生进行学习认知的调整。一方面,引导师范男生逐渐改变只追求不“挂科”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学习成绩的重要性,端正学习动机,保持适度压力,增强学习竞争力,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对于理科生来说,要转变“理科生在理论课的学习上不如文科生”的传统观念,树立学习信心,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同样可以取得好成绩;同时,要认识到教育理论课的重要性,培养对理论基础课程的学习兴趣。师范女生和文科生也要认识到成绩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平时也要注意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进行综合能力训练,全面提升自身素质。第四,培养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克服学习过程中的畏难心理。一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帮助学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另一方面,由于大学课程和高中课程有所不同,许多课程都是第一次接触,难免会产生畏难心理甚至厌学情绪,因此教师要注意及时疏导和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帮助学生克服畏难心理,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之中,快乐地学习。
三、结语
心理学论文篇5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消极心理学;人性;心理学
abstract:asanewtrendofresearchinthewestmodernpsychology,positivepsychologytakessidesagainstthenegativemetaphorofhumannatureinprevailingpsychologywhichlaysparticularstressontheresearchofpathologypsychology.itemphasizesthepositivesidesofhumannatureandbelievesindevelopinghuman′sinherentpositivepotentialsoastohelppeopletoliveahealthyandhappylife.positivepsychologyisthehealthydevelopmentofpathologypsychology,whichreflectstherationalreturnofhumannatureandthespiritoftheera.
keywords:positivepsychology;pathologypsychology;humannature;psychology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末最早在美国兴起、以利用心理学目前已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种心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倡导的“消极心理学”或“病态心理学”(pathologypsychology)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反动。本文首先从学科和社会需求层面分析积极心理学源起的必然性,接着分析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最后探索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实践价值及其发展前景。
一、积极心理学的源起
自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消极心理学一直统辖着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积极理念、积极情绪、积极人性观等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始终受到心理学界的排斥和冷落。对《心理学摘要》电子版的检索结果表明,自1887—2000年,有关积极情绪(如快乐、幸福等)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的研究论文比率数大约为14∶1。[1]另一项相似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约有20万篇文献报道心理疾病的治疗问题,其中8万篇关于压抑现象,6.5万篇关于焦虑状态,反映积极的理念、潜能的文献仅有1000篇。[2]可见,消极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而居于统治地位。
实际上,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上叶,世界接连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长期而严酷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人类曾有的幸福生活。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对各种问题的修复和解决便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对于心理学而言,其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的秘密,找到治疗或缓解的方法。尽管无论是在二战之前或之后,心理学家并未停止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如推梦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研究,荣格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等都可以看作是积极心理学的早期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等,对积极心理学的产生都有影响。但是,由于学科发展的惯性,也由于早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加上世界尚处于“冷战”状态以及严酷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恐慌和压力,这些研究者的努力都未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发生根本性的转移。
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使得人们的心态随之发生了改变,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赛里格曼(seligmanm.e.)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3]正是基于这种时代背景,以赛里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对消极心理学展开了深刻反思和批判,极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研究。
赛里格曼认为,心理学自从取得独立地位以后就面临三项主要使命: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充实幸福,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三项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均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二战以后,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如心理障碍、婚姻危机、滥用和性犯罪等,心理学正在变成为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心理学研究重心的这种转移实际上背离了心理学存在的本意,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4]。
1997年,赛里格曼担任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主席一职以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相继在美国和意大利等地多次召开了年会。与此同时,世界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等也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发表了积极心理学专辑。积极心理学由此在美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该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在2004年出版的《现代心理学史》(第八版)中,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称积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5]
二、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取向和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要以人固有的、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及美德和善端为出发点,提倡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激发人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并利用这些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来帮助普通人或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良好的生活。
(一)对悲观主义人性观的反思与批判
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作为统治20世纪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三大流派,对于人性存在一种共同的隐喻,即否认人性的独特性,将人喻为机器或动物。认为消极性是人心理与行为的基本属性:人要么由本能驱使,要么由环境决定,渲染一种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的心理观。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关注人心理的消极层面,强调对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追求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控制。这种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着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积极心理学反对人的机器或动物隐喻,反对心理的本能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心理学,并认为消极心理学的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心理学研究的本意,因而也将难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使命。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一个健康幸福的人,同样去除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人就能自然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
毋庸讳言,消极心理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赛里格曼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举例说,当今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对至少14种50年前还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显然是消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又紧接着指出,就在我们为心理学的这一成就而欢呼时,却尴尬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拥有更充分的自由、更好的物质享受、更先进的技术、更多的教育和娱乐,而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口比率却也在成倍地增长。因此,消极心理学不可能通过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6]
消极心理学只看到人的心理问题和外在世界的不良事件和恶劣环境,把心理学的目的定位于消除人心理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期望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自然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积极心理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使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走向了畸形化,而且也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消极心理学的视野中不存在利他主义、同情、美德等,有的只是错觉、幻觉、非理性、怪癖、自负等字眼。在消极心理学看来,消极的社会动机是真实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积极的社会动机只是一个副产品,是人类的偶然为之。
(二)积极心理学的价值观取向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该系统既有潜在的自我内心冲突,也有潜在的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最终发展状态。基于此,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和培养人固有的积极潜力上,通过培养或扩大人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基于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取向,积极心理学家们致力于对常人的积极情绪与体验、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关注的课题。当前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很多,主观幸福感、快乐、爱等都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如有关生活事件、金钱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有关快乐者与不快乐者心理特征的比较研究,有关快乐的跨文化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等。积极心理学主张“积极”是人所固有的内在潜力,因此积极人格特质存在与否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故而对于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无疑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当前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共同点是将人类看作是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并具有适应性的整体,具体包括对乐观主义、自我定向、成熟防御机制、智慧、创造性等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献中,还有许多涉及创造力与天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如有关创造力的结构研究、创造力的起源研究、天才的禀赋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等,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探索认知问题。
积极心理学也不回避对人的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相反还将之视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使命之一。但与传统心理学对该领域见解不同,积极心理学强调从正面而不是从负面来界定与研究心理健康。他们更关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心理疾病的矫正,认为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本身尽管不能为人增添力量或优秀品质,但问题的出现却为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优秀品质和潜在能力的机会,人积极心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应对和消解心理问题的过程。因此,积极心理学主张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积极意义:一是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二是从问题本身去获得积极的体验。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积极心理学常常从与消极心理学相反的角度对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如关于“抑郁”,传统的解释为“被动的情绪低落”,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对冲突做出深刻的情绪反应”;关于“懒惰”,传统的解释为“没志气、不勤奋、性格软弱”,而积极的解释则为“能避免争强好胜”,等等。[6]
积极心理学主张保障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对心理疾病的积极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则来自于对人内部积极潜力的塑造或唤醒。换句话说,人类自身存在着诸如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预防心理疾患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一门有关人类力量的科学,其使命就在于弄清如何在青年人身上培养或发掘这些品质。简而言之,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发掘并专注于处于困境中的人的自身力量,就可以有效地做到疾患预防,保障心理乃至身体健康。
积极的心理治疗观主张,心理治疗是治疗师通过对患者赋之以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等治疗态度与技巧,以赋之希望、塑造力量、唤起潜能,培养或扩大人类固有的积极力量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并生活幸福的人。
(三)个体与社会层面兼顾的研究视野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主流心理学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研究的缺陷,既强调个体心理的研究,也关注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动因的认知以及在理论或假设的建构上,强调内因(内在积极的力量)与外因(群体、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共同影响和交互作用。
目前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积极情绪、积极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质、创造力与天才培养以及心理健康与积极情绪的关系、心理疾患的积极预防、精神疾病的积极疗法等领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况和成果在前面的介绍中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积极心理学者强调心理、人格的积极性和内在性,注重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他们也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之于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和心理治疗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如ericsson通过研究提出,创造力是源于普通认知过程的一种脑力活动,更多是通过培养而非天生的才能。关于天才的研究则表明,天才儿童在自己具有天赋的领域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而天才的产生与父母和家庭环境很有关系,天才通常是在那些富裕的家庭环境、并有丰富的智力或艺术刺激的家庭中产生。[7]629652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及其经验是在环境中得到体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从最广阔的环境——进化来讲,进化的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的经验。因而群体和社会层面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类幸福的环境条件及影响青少年发展、天赋得以体现、发挥的环境因素的探讨上。如buss从进化的角度对阻碍人们达到积极的精神状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看法:第一,因为人们目前所生活的环境大大地迥异于祖先们在生活和精神上已经很好适应的环境,所以人们在现代的环境中常会有所不适;第二,进化了的机制会造成主观压力,但因其有效而得以保留下来;第三,选择是富于竞争性的,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同时,人们也拥有另一些进化了的机制,产生快乐的来源,它们是婚姻联结、友谊、紧密的亲属关系、合作性联盟等。[8]myers在对有关快乐的研究中指出,促进幸福的要素之一是,另外两个要素则是收入的增长和亲密的人际关系。[9]
(四)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论倾向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承继了西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其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量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目前有关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大都采用的是访谈、调查、量表等研究方法;而在有关积极情绪及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研究等则经常采用实验法或实验法与访谈、量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尽管可以看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些综述性研究,但总体来看他们在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沿用当前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方法。然而已有一些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应当借鉴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和继承质化研究方法的一些优势与长处,以更好地促进积极心理学的繁荣和发展。
三、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与意义
积极心理学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人的积极品质,这既是对人性的尊重和颂扬,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正因为人性的积极性,才不仅使得人类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尊,并在与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社会系统中充当着主宰,而且也使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以一种万物共存的方式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积极心理学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人的“机器”、“动物”隐喻的反动,高扬人性的积极性、建设性,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性的理性复归,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同时似乎也为心理学的未来展示出了一幅全新而美丽的画卷。正因为如此,积极心理学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是在美国,此后迅速引起世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或思潮,构成了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之一。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取向。尽管它对传统心理学存在批判,但不同于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无情颠覆:积极心理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研究对象、内容和价值观层面;相对于批判,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对消极心理学的反思和纠偏。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试图超越现代心理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对峙与分裂,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对二者给予整合,以期构建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尽管其还未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结构,还不足以与主流心理学相抗衡,但可以预见的是,其面临的批判和指责将少于后现代心理学,毕竟它吸收了现代心理学两种对立文化取向中各自的精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缺陷,而并非是对它们的彻底反动或解构。实际上,现代主流心理学研究如果能汲取积极心理学的有益成分,将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现存的问题还很多,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也不少,诸如文化霸权问题、成人化研究取向问题、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方法的整合问题、如何正确评价和面对心理学已有研究成就问题等,都是积极心理学面临批评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6]
首先,积极心理学和早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如批评者指出,早期有关积极心理的研究成果(如主观幸福感)就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之中。积极心理学的这种脱离早期研究的做法使它既显得基础单薄,又显得内容不够丰富。[6]其次,积极心理学缺少一个完整有效的理论框架。积极心理学的许多概念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和研究报告中,缺乏有效的整合和提升,这就使得积极心理学理论显得散乱而不成系统,同时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积极心理学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取向。其研究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而且主要是美国社会的成年人,以致有人称积极心理学是“纽约成年人眼中的世界地图”。[6]这种成人化研究取向使积极心理学不能很好地对个体积极品质的发展历程、发展途径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事实上,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等是与其价值观、生活背景、社会文化特点和生理特点等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幸福涵盖所有其他人(如儿童、东方人等)的幸福。第四,积极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批评过于苛刻,也过于武断。实际上,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传统心理学的主张有着很大的相似,只不过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不同。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心理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二是如何预防心理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和治疗心理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本身也是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核心。如果过分强调对所谓“消极”心理学的否定而连同其有益成分一同抛弃,将势必影响到其进一步发展。
当然,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不会因其尚存有许多问题而停止。只要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们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包容的精神、开放的视野面对批评者的声音,努力消解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必将推动积极心理学自身,乃至整个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文关怀是21世纪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必由之路”[9],而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精神。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不仅仅是寻求与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且是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更广泛的人类福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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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ervinla,johnop.handbookofpersonality:theoryandresearch[m].2nded.newyork:theguilfordpress,1999:629652.
心理学论文篇6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心理学论文篇7
一、概念和问题描述
康德曾经明确表示,关于道德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道德论证的学问,另一种是道德原则如何与经验结合的学问。前者是康德所谓的纯道德哲学,后者属经验知识,康德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当然,康德主要关怀的是道德论证。而且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原则的论证基本上独立于道德心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牵涉对人的感情方面,例如情感和喜好的哲学假定,更确切地说是刻意排除这些假定。
当然,康德的道德论证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蕴涵了对道德心理的某种预设,因为对康德来说,已经论证为合理的道德原则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就是道德主体有相应的能力去实践的原则。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情感和内在性情,而是从理性的义务概念中引申出来的“道德”心理。从康德的道德观念中,人们或许不难找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影子。但实际上,从掌握关于道德的知识到道德实践的转化,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中间显然还隔着一条或深或浅的鸿沟。因此,对道德心理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道德心理,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知识或道德原则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和追求某一道德、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能力的机制,其中包括某一道德学说本身对道德心理的明确或暗示性影响。
毋庸置疑,在道德心理的层面,儒家和基督教中都存在丰富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心理是儒家伦理学的核心,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几乎同时承担着两个主要的化理任务——道德论证和道德实践动机(心理激励)。总体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概念架构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上天赋予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类是特殊的情感性反应(道德论证),这些情感能力促成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的实现(道德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和天的因素相互作用,但儒家着力强调人的责任。
道德心理学在儒家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儒家强调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根据儒家的观点,伦理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生活,而情感的缺陷往往意味着性格的缺陷。[2]因此,儒家不仅重视情感的实践威力,即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重视行为者的动机因素,强调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乐”;而且将情感当做其有自在的道德重要性的素质来加以珍视和培值。因此,在儒家看来,离开一定的情感因素,行为就不能证明其自身的道德价值;而由于有了情感的投入,道德实践基本上不是一个内心冲突和挣扎的过程,而是内心原有的喜好的善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发展过程。[3]这就是儒家的性善论对于道德实践的深刻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儒家所讲的道德心理如何有力地促成儒家道德理想的实现。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基督教中,道德的论证源于上帝,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切善的源头,[4]而人之所以能够实践善,最终原因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5]因此,在基督教那里,道德论证和道德动力也是统一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亦难解难分。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部分地分享了儒家伦理学的结构性特征,即都诉诸超越性的“天”或“上帝”作为道德论证的终极资源。两者的道德心理都可归为一种目的论(teleology),儒家是为了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全实现天赋人性,以致“与天地参”;基督教则是为了实现上帝的创世计划以及上帝对每个个体的计划。不同的是,在道德实践中,儒家更独立于“天”而基督教却时刻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地位。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儒家和基督教都有力地推动了它们所倡导的价值理想的实践,下面我们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二、二者间的差异
作为伦理体系,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目了然的。最根本的差异是:前者是此世道德;而后者是有神论道德,其中此世的道德取决于对彼世的预设。具体而言,前者对人性较为乐观,主张“人性善”;后者对人性较为悲观,主张“人生来有罪”;前者的爱是“人更爱自己的父兄”的基于血缘的差等爱,后者的爱是“上帝爱世人”的普遍爱……不一而足。在道德心理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1.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表现形式
儒家重人作为“类”的本质之实现,因此儒家很典型地讲“人禽之辨”[6]。换言之,在谈到人的本质特征时,儒家是从人与动物之别的角度来谈的。同是,儒家按照人的德行水平而把人分成不同层次:圣人,贤人,君子,善人,大丈夫,大人……小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儒
家的道德是精英式的道德。虽然孔子曾经表达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这是针对“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7]的君子而言的。作为一种俗世伦理,儒家坚持在人君中寻找道德完善的典范,并深信某些先王已经作为这样的典范,对大众的道德追求产生过吸引和示范作用,激励人们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努力达到道德完满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家确实因此而造就了许多的道德理想人格。
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珍贵的,孔子在“厩焚”时问“伤人乎不问马”的片段,也被公认为儒家重视人的价值的经典表达,[8]这一点经常被看做是儒家人道主义(或曰人文主义)优越于宗教道德“神道主义”之处,这些都难以否认。然而与此相关的是,儒家伦理所讲的“人”更多地指涉“人”的伦理身份,而较少指涉个体的独特性;而且,儒家更强调的是“自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爱”。这些主张可能暗示了: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个人就其作为“人”而言的内在价值不具有伦理相关性或重要性。
基督教同样重视作为整体的“人”概念,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就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得到描述和关注的,所不同的是,基督教主要不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而是从“人神之辨”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因此,基督教不将人按其德行的高低来进行划分,而是认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分享了同样一个身份——人人有罪,无一幸免。[9]诚然,有些人的德行较高《圣经》称这类人为义人,例如《旧约》中的挪亚和约伯),但在上帝的圣洁面前,这些差别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自我谦卑、回归上帝也才是普遍适合每个人的惟一出路。这样,基督教将道德完满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都归属到超越的上帝那里。[10]
虽然基督教重视人作为“类”的特点,但在基督教中,个人的观念似乎更明显,每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更突出。《新约》重视个人灵魂的得救,因此,对信徒而言,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救主,因而得救的成果只属于个人,不能转让给他人。[11]在基督教中,上帝造人及对各人的计划都是个别的,这被认为是上帝珍视和肯定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的价值的表现。在使人产生自我肯定的心理的同时,又使个人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资格和意愿,反而效法上帝,“爱人如己”[12],套用康德的术语,这时的人们就好像生活在“目的王国”里。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正面自我形象的人,很难有爱人的能力。从基督教基
本教义中所引申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肯定和尊重心理和实践威力是巨大的。我们看到,在近代民主和公民道德观念的兴起当中,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对人的内在价值的重视,对个人作为理性和有良心的存在及其自我管制能力的信赖,正是公民道德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13]
2.道德的目的
儒家是此岸世界的,为道德而道德的,既有康德的道义论色彩,即不是为了道德以外的目的而道德,又有被归结为目的论之一的品德伦理学注重品德和性格的特点,即伦理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论证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使整个人(包括人内心的情感和喜好)都得到修养,以整合的自我为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强调“德”与“得”之间的同步性,而是单方面地强调“德之修”的重要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4]因此,儒家伦理学很难说是一种幸福论,由于没有任何外在获得的暗示和鼓励,因此,在儒家那里,道德完满的难度大,因为道德的酬报就在于道德自身,儒家伦理学既不承诺今生的快乐,更不承诺来生的幸福。换言之,在儒家那里,除了自我激励以外,别无激励机制。儒家伦理学不但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而且由于不诉诸任何外在激励,这就需要有志于道德的人将道德看做生命和事业来追求并为此不惜一切。[15]
基督教的伦理虽然以道义论的形式出现,但比儒家伦理更具目的论色彩。它所倡导的当然也是一种舍弃的伦理。[16]由于舍弃的论证来自上帝,而且上帝还有承诺——例如永生、心灵的安宁以及上帝的同在等等,[17]因此,舍弃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被转化成乐意的、理所当然的。换言之,基督教倡导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德一得”一致,它要求人们在价值之间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并选择那至关重要的东西。[18]而且舍弃以后,人不是变得一无所有,反而是在生命上越发加增。[19]虽然是超越性的“得”,即所得的可能在彼世,而且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所得”,但这种承诺却可能使人心得到宽慰和平衡,加上上帝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示范,使得行善有可能是不计代价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并不将此世与彼世完全隔开,也不主张禁欲主义,[20]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退或灭亡的原因之一。
3.实现的资
源
首先,从行善的责任和迫切性来看。儒家讲人性善,对人的自我得救有完全的信心。[21]这样,道德是从零开始,更确切地讲是从正数开始,以后的数值越来越大。而基督教却认为,自从始祖犯罪以后,人的罪性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基督教的概念架构内,人是先处于一种弱势,即堕落,由于是人自己滥用意志自由而来的堕落,这个堕落的责任就在人自己,而非别人的迫害或强加。基督教的人性观为人们从本体论上设置了道德更新的责任和迫切性。
其次,从行善的力量来看。儒家主张人完全靠自我的努力,而不需依赖任何外在力量的帮助。儒家深信,人性中有内置的向善倾向,这是取之不尽的力量之源,只要人对自己诚实并且加上适当的努力,道德的前景无可限量。从这一点上看,儒家几乎达到了世俗道德的最高成就。而基督教一方面坚持需要上帝的救赎;另一方面,由于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有内置的行善潜力,而且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意志,因此,人的行善力量来自这双方面的有机配合。但基督教对人性的弱点比较敏感,主张最根本的是要依靠上帝。因此,用一句哲学的术语,在行善的力量源泉方面,儒家表现为自律,而基督教表现为他律,既需要来自人以外的资源,又为了人以外的目的。
再次,从行善过程的具体心理过程来看。在儒家那里,由于人性中有内置的向善倾向,因此,行善不需勉强也不困难,它不是内心挣扎和矛盾的结果,而是自然自发、顺理成章的。换言之,对儒家而言,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作为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的自然天性的流露和实现,因此,道德追求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且这个快乐可以达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程度。而在基督教那里,由于上帝爱人在先,人对上帝的爱和崇拜在后,且是对上帝的爱的回应,因此道德根本上说是对上帝的感恩心理的外在表达。[22]但道德的完满决非一劳永逸,虽然有上帝作为公正的裁判官这个前提,人就能产生一种诉诸终审法庭的盼望和信心而来的忍耐——这对行善提供了有力的心理保障,然而由于人无法根除自己的罪性,因此,行善也非自然而然,而是经常要遭受挫折的,需要不断地灵修祷告,建立和巩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最后,从行善的榜样来看。由于儒家伦理学旨在建立人的品德和人格,因此,儒家十分重视榜样的作用。儒家经典中经常提到古代圣王明哲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周公、尧、舜、禹等),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念来例证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为众人做示范的同时,也证明这类理想是可及的。孔孟本人也被后人推为这一类的榜样。当然这些理想都是俗世的理想,客观地讲,不一定是没有局限性或毫无争议的。基督教提供的榜样则是超越的,与上帝一体的,这个榜样又以人的形象出现,并以上帝的身份代人受罚赎罪。上帝在赦免、谦卑、舍己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毫无瑕疵和崇高境界[23],也会在其信徒的心理上产生无法抵挡的鼓舞和吸引作用。[24]
三、结语
以上的探讨,或许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深入地了解儒家和基督教作为伦理理论的各自特点在道德心理激励机制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差异。儒家伦理学对人的心理感召力是巨大的,千百年来造就了千千万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英雄人物,这实在不能不说是儒家的巨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儒家的思想及其所倡导的内心激励机制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和历史。但我们也无奈地看到,当代社会的大厦不再是依靠少数的道德精英人物来支撑了,当代的民族和法制更非建立在少数几个人超乎寻常的道德自觉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大众在道德上所能普遍达到的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以及对大众的这个道德能力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或许类似基督教的道德心理激励机制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另外一些思想资源。
如前所述,通过对超越的上帝之品质——慈爱和公正——的设置,基督教道德将人置于被动地位,但悖论的是,恰恰是这一点却大大提高了人们行善的信心和决心,因为人的善行被认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这也大大降低了人们行善的道德成本,因为上帝作为公正的代表,不论是在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还是在对善恶的奖惩上都设立了客观和终极的标准,使得人们的行善有根本的保障,而不需亲自对成本进行精确的计算。当然,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世俗伦理,不可能预先设置这种超越的机制。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机制的建立和建设,其目的之一,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是通过在制度的层面创造基本的公平而解除人们行善的后顾之忧或心理障碍,降低人们的道德成本。换言之,我们似乎已经从对个人品德的单方面关怀开始转移到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论证以及普遍伦理的关怀,在这一点上基督教所预设的道德心理机制似乎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如果我们承认建立这些机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那么我们的思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转变:首先,对人性不再一味乐观——没有
“被爱”在先,一般人不可
能产生无限的“爱”。其次,在人性上的某种程度的悲观,反而有利于将道德从概念中的存在转化成实践,我们需要适当调整我们的道德期望:首先促成的是启蒙性、普遍化、大众化的伦理要求,而非少数几个人的道德自觉和崇高。最后,对人性看法的改变也带来了道德基础的改变,因为不再对人性乐观,意味着不再可能在长期而广泛的基础上相信人能纯粹“为道德而道德”,相反,在经验和个人道德实践的层面,人们希望品德成为自己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社会制度和机制的建立而使这二者在广泛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成为道德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诚然,所有这些都绝非否认儒家的道德理想的意义,反而恰恰是为那个理想奠定基础,因为一切最终都要落实到这样的一点:道德与否终究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离开了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例如儒家所讲的内置的道德激励机制,或基督教所讲的人之中潜在的上帝形象,任何的制度建立都可能停留于表面,而上述的一切改变都可能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正如基督教所示,倘若一个人自己不想得救,那么再美好的救恩、再健全的保障也于他无益。况且,建立和保障普遍化道德的外在机制,并不必然妨碍人们将道德视为境界,从而不计代价地去追求。
【参考文献】
[1]本文所涉及的儒家主要是早期(即先秦)儒家,而基督教经典则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并将新旧的《圣经》看成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
[2]例如,孔子对宰予“昼寝”(《论语·公冶长》)以及宰我对“三年之丧”(《论语·阳货》)的怀疑的批评和解释都表明,他是将情感缺陷看做性格缺陷的。
[3]这部分地说明了儒家为什么重视“孝”这一“孩提之童”都可以实践的品德的基础作用。
[4]例如,耶稣的门徒约翰说:“……爱是从神而来……”(《和合本圣经·新约·约翰一书》四:7)。这里的“四”指第四章,"7"指第7节,下同且略“圣经”。
[5]参看《旧约·创世纪》二:7。
[6]参看《孟子·滕文公上》。
[7]参看《论语·颜渊》。
[8]参看《论语·乡党》。
[9]这方面的《圣经》经节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旧约·传道书》七:20);“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旧约·箴言》二十:9)
[10]例如,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有这样的记载,使徒保罗因为医治了瘸子的腿就被人误以为上帝借着人形降临,因此,那些人就要敬拜保罗,这时,“……保罗……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也一样!……’”
[11]参看《新约·路加福音》十五:3~7中耶稣关于失羊的比喻。
[12]耶稣在训导门徒时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新约·约翰福音》十五:12)
[13]关于这一点,参看te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englewoodcliffs,nj:
prenticehall,1991,p.63.
[14]《孟子·尽心上》。
[15]虽然儒家认为有德者应在高位,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但这很难说是对有德者的奖赏,反而可能是对其更进一步的期望,而且“内圣”是可以自己把握的,而“外王”则不得不依赖于许多外在的因素,例如政治是否清明等。因此,儒家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只要是正当和善的行为,就完全可以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
[16]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新约·约翰福音》十:18)
[17]“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28)
[18]耶稣讲的一句话最能表达这方面的意思:“你们要先求他(指上帝——引者注)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衣物和饮食——引者注)都要加给你们了。”(《新约·马太福音》六:33)
[19]耶稣用比喻告诉人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新约·约翰福音》十
二:24)。
[20]“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旧约·诗篇》三十四:9~11)
[21]例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旧约·诗篇》一百一十六:12)。保罗写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新约·哥林多后书》:五:14~15)
心理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中学教师;心理健康;处理策略
1问题的提出
1、1研究的目的
教师处理学生心理问题,作为一种行为,也存在着负向和正向的区分,在不同的情景下,这种区分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作为行为,它必然与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将从教师的心理健康、认知和行为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能为学校师资培训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使教师对于他们本身及他们工作所面对的对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真正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1.2研究的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教师各方面的研究很多,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生活幸福,更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而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和问题的调查“。这些研究表明,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全国常模严重,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差异。国外也有研究表明,教师这个职业比其他社会职业更容易使人感到精疲力竭”。不同年龄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关于教师行为和心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上,对学生心理问题处理策略与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却是较少探讨”。
姚三巧的研究发现,有力的社会支持可提高教师的正性情绪;自尊感强可增强教师的工作满意感,提高其心理卫生水平,减轻躯体抱怨和抑郁症,增加正性情绪。有效的应付策略可使教师工作满意感和心理卫生水平提高,减轻抑郁症。钟向阳的研究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均有显著相关,并发现了心理健康分数与消极应对方式负向的关系。而李春灵’在分析南宁市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积极的应对风格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消极的应对风格使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这些结果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与消极行为的负向的关系。那么,教师的心理健康是否也与他们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策略有关系呢?这是本研究想探讨的一个问题。
2对象和方法
2.1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沧州市八所中学共300名教师进行调查,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86份,有效率为95.3%。其中女教师204份,男教师82份。
2.2研究方法
2.2、1采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制的scl-90症状自评量表测评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该量表含有90个项目,评分标准采用五级。
2.2、2采用查明华,申继亮等编制的《中学教师处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策略问卷》,此问卷包括5个分问卷,分别是:厌学情景问卷,退缩行为情景问卷,自我中心行为问卷,攻击行为情景问卷,和考试焦虑隋景问卷。问卷共包括101道题目,每一题目作为一种具体策略。所有策略分属于六大策略即:言语疏导型策略、责任转移型策略、惩罚约束型策略、行为疏导型策略、拒绝忽视型策略和情感关爱型策略。要求被试对有效性和可能性进行5等级评分。
2-3统计分析所有资料录入计算机并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
各情景中教师的六种处理策略的有效性(e)、可能性(p)与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
在厌学情景中(见表1),考察教师心理健康与处理策略的关系,发现心理健康恐怖因子与言语疏导策略的可能性、行为疏导策略的可能性以及拒绝忽视策略的有效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拒绝忽视策略的可能性与心理健康强迫症状因子、焦虑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的精神病性因子与拒绝忽视策略的可能性及有效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在退缩行为情景中(见表2),考察教师心理健康与处理策略的关系,发现言语疏导的有效性与心理健康的忧郁、焦虑、敌对及偏执存在显著正相关,其可能性与躯体化、焦虑、恐怖存在显著正相关;行为疏导的可能性与恐怖存在显著正相关;
惩罚约束的有效性与躯体化、忧郁、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拒绝忽视的有效性与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情感关爱的可能性与恐怖存在显著正相关。
在自我中心行为情景中(见表3),考察教师心理踺康与处理策略的关系。心理健康的恐怖因子与行为疏导的有效性、可能性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拒绝忽视的有效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忧郁因子与情感关爱的可能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偏执因子与行为疏导的有效性存在显著正相关;精神病性与惩罚约束的可能性存在显著负相关。
在攻击行为情景中(见表4),考察教师心理健康与处理策略的关系。言语疏导策略的有效性与心理踺康各因子均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其可能性与恐怖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责任转移策略的可能性与强迫症状、忧郁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行为疏导策略的有效性与焦虑、恐怖及偏执存在显著正相关,其可能性与恐怖存在显著正相关;惩罚约束策略的有效性与敌对、恐怖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其可能性与阮郁、焦虑、改对、恐怖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拒绝忽视策略的有效性、可能性与焦虑、敌对、恐怖及精神病性存在显著负相关;情感关爱的有效性与人际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其可能性与恐怖存在显著正相关。
在考试焦虑情景中(见表5),考察教师心理缝康与处理策略的关系。恐怖因子与责任转移策略的可能性存在显著负相关,与行为疏导策略、情感关爱策略的可能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敌对因子与责任转移策略的可能性存在显著负相关。
4讨论
4.1心理健康与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策略选择的关系
由表1一表5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情景四(攻击行为)中教师策略的选择才与心理健康有较大的相关。究其原因,scl一90问卷主要是测定近段时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时间的局限性比较大。而教师的自我概念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教师在相当长的时问内累积下来的自我意识,因此,从测量角度看,自我溉念与教师行为的关系应该更密切。
由表可见,心理健康程度得分与言语疏导、行为疏导和情感关爱这三种积极正向的策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程度高的教师,更倾向于使用言语疏导、行为疏导和情感关爱的行为干预策略,反之亦然。根据钟向阳的研究,心理缝康分数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负向的关系。
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当前教师由于普遍接受培训教育,所以都能认识到处理学生问题时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但在真正行为上,可能有些教师还不能做到。
4.2不同情景对教师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教师的观念中,在厌学、攻击行为和考试焦虑情景中,教师倾向于认为情感关爱型策略更有效;在退缩和自我中心情景中,教师认为惩罚约束型策略更有效。而在实际采用的策略上戒们发现对于厌学问题和考试焦虑问题,教师都更倾向于采用情感关爱型策略,对于退缩和自我中心问题,教师更倾向于采用惩罚约束型策略;在攻击行为情景中,教师更倾向于采用言语疏导型策略。
面对厌学和考试焦虑问题,教师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上,都选择了情感关爱这一策略。可见,教师对待学生的厌学和考试焦虑问题,还是充满了人情味,希望给予学生更多的关爱,用更多的情感感化学生。
面对退缩和自我中心问题,教师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上,都选择了惩罚约束这一策略。可能是教师认为用言语疏导等正面教育很难奏效,所以更倾向于给学生以制裁,让学生受到惩罚,得到教。
对于攻击行为问题,教师虽然认为情感关爱更有效,却更多使用言语疏导。攻击,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学生之间的一些伤害。所以在选择使用策略时,他们更倾向于采用言语疏导,因为这样可以在瞬间见效。
除了上面的差异外,我们并未发现教师对处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策略的有效性的认可和真正在具体情境中采取的策略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对他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性,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问卷设计中,有效性和可能性体现在同一问卷上可能会造成本身的较高的相关性。
5结论
心理学论文篇9
一、老年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的目标
老年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开展预防性与发展性心理素质教育以及对有心理障碍学员必要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按以下六条标准促进老年学员的心理健康。一是教育学员能了解自我,悦纳自我。就是使学员具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优点虽感到欣慰,但不狂妄自大;对自己的弱点既不回避,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勇于正确地悦纳自己。二是教育学员能接受现实,适应环境。就是使学员能够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并能主动地去适应现实环境;能在现实环境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以积极的态度去识别环境中的好坏、美丑和善恶的事物。当发现自己的愿望或需要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能迅速进行自我调节,以求得与社会的协调一致,而不是逃避现实或一意孤行。三是教育学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使学员不仅能悦纳自己,也能悦纳他人,并能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能乐于与他人沟通与交往,用尊重、信任、友爱、理解的态度与人相交;能分享、接受和给予友谊;能与集体保持协调的关系,能与他人同心协力、合作共事,乐于助人。四是教育学员乐于学习,积极进取。就是使学员积极投身于学习之中,求知欲望强烈,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保持一定的学习效率,从学习中体验满足与快乐。五是教育学员具有稳定的情绪,良好的心境。就是使学员能够经常保持愉快、开朗、乐观、满足的情绪和心境,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满怀信心。虽然也有悲、忧、哀、愁,但能主动调节,同时能适度地表达和控制情绪。六是教育学员具有完整的人格。人格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人格完整就是指人格构成要素的气质、能力、性格、理想、信念、人生观等各方面平衡发展。要使学员所思、所做、所言协调一致,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并以此为中心把自己的需要、愿望、目标和行为统一起来。
二、增强心理素质教育的途径
首先,要在老年大学的各系、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素质教育。各系、各科要以素质教育的总目标为依据,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内容、要求以及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应的心理素质培养目标,并与专业、技能教育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充分发掘各系、各科教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以及心理教育功能,正是加强老年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第二,要优化从学校到班级乃至各社团集体的文化心理环境。老年大学在教育活动中,应进一步重视与加强校园文化心理环境建设、班集体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与交往,发挥、发展学员在班级生活中的自主性、创造性,培养学员自我管理能力,调节好学校、班级的人际关系,加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学校、班级真正成为学员增长知识技能、丰富精神生活的乐园。心理学家认为,一定意义上说,学生的心理素质是以集体心理为中介而内化发展的。因而,重视与加强学校、班级、集体心理环境建设,是一条高效、独特而亟待开发的途径。
第三,要优化老年大学的课堂心理环境。教学环境理论认为,课堂教学的心理环境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情感、动机、行为乃至学习成绩与人格的发展,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优化课堂心理环境,就是教师通过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来优化课堂教学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营造使学员产生积极心理状态的学习行为的课堂教学气氛的过程。积极健康的课堂心理环境,不仅能促使学员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还会对学员的心理健康和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要优化课堂心理环境,必须按和谐原则、民主原则、兴趣原则、成功原则、探究原则进行教学,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以及心理效应。包括保护和增强学员的自尊心、自信心,调动学员积极性,培养学员的探索精神、合作创新意识等等。
第四,要在老年大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不定期举办心理健康专题讲座。通过专业课程或专题讲座,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帮助老年学员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发展积极、正确的自我观念、自我意识,学会客观地分析自我、分析自我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自我心理行为的控制与调整。使学员在学校、社会、家庭的活动与交往中,保持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能力。
第五,老年大学拟设立心理咨询室,聘请心理教师及时有效地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活动。咨询教师要对访谈老人提出的心理障碍或其要求加以矫正的行为问题,运用相应的心理学原理及技术,与访谈老人一起分析、研究和讨论。揭示引起心理障碍的原因,找出行为问题的症结,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摆脱困境的对策,从而使访谈者增强信心,克服障碍,调整好情绪与心态,维护心理健康。
心理学论文篇10
一、学习心理及剖析
1.学生爱用社会崇尚的实惠观理解语文学习;思维活跃,有一定深度。因生活条件较好,发育快,成熟早,思维具有了较强的批判性、独立性;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尊自信颇强。特别是沿海学生,经济发达、交往频繁、社会信息多、港澳台影响大、观念开放,对传统东西认同程度低,但辩证的观点又未形成。认为古人专学语文,语文水平高,但科技落后,民穷国弱,受尽。学数理化可当科学家,搞发明创造。又说招工都清一色要理工人才,语文,不能测工程、计成本利润;成绩大多靠碰运气,不学也有60分。这有片面性,但也点出了语文的要害。这表明复杂的社会现象及语文的价值,已使他们的思维变得较复杂和较深广。
2.自尊心强、自制力差;心理闭锁与表现自我既分化明显又交叉矛盾;要人理解自己学语文的苦衷,但又不愿理解教语文的艰辛。有的不愿用语文披露复杂的内心世界,但对别人披露的又充满了好奇;有些课堂上从不发言,有些却把发言当作表现自己,赢得威信的途径;喜以自己的好恶律人,又不许别人干涉自己;喜欢老师像小学般把知识嚼烂、生吞,但不愿像小学生般配合老师;为自尊会制定一个个奋斗目标,但是一遇挫折便灰心丧气;有的甚至幻想用生意、的运气来实现目标。
3.喜欢独立思考,但又爱死记答案;辩证思维能力差。他们要求摆脱老师,自己去审视一切,特别是在表达对生活、师友、荣誉的内心追求时。对考试内容,又强烈要求老师给出最详细的答案,如问题有多种假设、几种结果时,便无所适从,并怨气顿生。
4.富有正义感,崇拜名人,又不自律。对反腐倡廉,热烈拥护;对车匪路霸,咬牙切齿;爱侃、企业家和歌星,但不愿像他们那样追求和奋斗。作业不会,抄;考试不会,看。为了成绩,不惜弄虚作假。
5.重金钱又敢花钱;买书却斤斤计较。问卷中,95%的人说最需要的是钱,90%说有钱去新马泰,5%说买点书。秋游野炊时,出手大方;捐款赈灾,踊跃异常。但买书却叫苦连天。这说明他们有爱心,但金钱欲未与求知欲同步。
二、把握心理、改进教学、提高素质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我采取了如下对策:
1.选准重点,激发兴趣。英国教育心理学家彼德和菲利普认为:教学要善于选择突破口。我根据自己的特长及教研成果,选择了作文。因它是语文素质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以掌握知识并形成技能的动态的、内在的、心灵的运动过程,也是学生最害怕的学习内容。
我精心设计了别开生面而又波澜起伏的作文课,并将学生的积极心理融进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具体是:首先让学生出难题考老师,老师依难题要求当场成文,并辅以理论分析,展示作文的全过程。这使学生的新奇活跃、自信好胜的心理得到满足。每次出题前,他们都兴奋不已。总是搜索枯肠,找家长、问同学;有的整天泡在图书馆。有人说这没法备课,要见题成文,危险。但正是这险,赢得了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学生命题后,我总要以新颖、奇妙、深奥来启发他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孔子说的“愤”、“悱”状态。我总是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且注意根据层级需要学说,挖掘其中的成功之处,使其自强自信,并油然而生那教学所必需的强烈的求知欲。对心理闭锁而能力较差的,我抓住其“想赶上去”的念头,适时鼓励,力争使“几分热情”变成一段时间热情。即是刚受表扬即开小差的,也从生理性激素使下丘脑兴奋与大脑皮质的调控矛盾上给予理解。对学生命的热点难题,我总是从审题构思到说出完整的作文。如对《钱》,我从其本质、作用(含异化)及围绕它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列宁啊》,我从世界风云、人类历史及共产主义曲折上升中展开,对列宁的事业和戈叶的行为也给予恰当的评述。全文充满了历史与哲学、逻辑与辩证法,令学生耳目一新。
当我充分地显示口头作文的魅力后,我赢得了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尔后,我再引导学生将我的口述作文形成文字,并在全班进行佳作评选。使学生对同学的文题、老师的作文、自己的文字功夫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这样的作文课,每次下课后都有过半的人在奋笔疾书,有不同层次的学生团团围住。100%的人都期待下次再上这样的作文课。语文的有趣和有用说自然在学生心里引起了共鸣。语文学习有了新的动机、新的需要。这些又自然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语文活动,他们会在课外涉猎大量的语文知识,会逐渐用语文的意识去思维和审视生活中的一切。这对相关学科的教学也有大的作用,政史科任都常说“五班学东西很活,兴趣很浓”。
2.营造语文学习的环境。心理学家列文用b=f(d.e)(b行为;f函数;d表人;e环境),揭示了人类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它和新皮亚杰的环境一样,要求我们要重视语文环境的营造。我是这样进行的;
①绘出立体的语文知识“树”。据大学关于基础、文言、阅读、作文的要求,我指导学生每人绘制了一幅语文知识“树”,分应掌握的和已掌握的,每周张贴评比。使零乱的知识系统、形象,并有紧迫感。
②创设具有层次性的目标体系。目标与知识树结合,分整体与个别。我们定的整体目标是基础扎实;阅读过关;文言理解;作文优秀。个别含义有二:一是个别单项知识;如作文,把语言通顺,段落连贯,描写贴近事物特征为近期目标。二是个别差生目标不同;差的从纠正错别字到词汇积累。这样人人有目标,个个有进步。针对目标进行的达标测试,大家都能尝到了“跳起来摘到桃子”的快乐。
③引进竞争机制。我每周组织一次竞赛,一年下来,每个知识面都涉及了。如写字、语音、字词句接力、朗读、口头作文、辩论、演讲、游戏等都不只一次地作了专题训练,这使学生的大脑常处于兴奋和高效运动的状态。这就巩固了知识,训练了能力,培养了现代社会十分需要的竞争意识。
④加强多媒体教学。我常用幻灯、录相、电视等手段,让学生看(听)特级教师上课、伟人故事、山川自然、园林建筑、科幻科技等,然后让学生写观感、广告、改写,接着写自己的想象作文,有的还要用图画概括表达。这使学生在新奇中走进了一个语文学习的新境界。
⑤注重创造力培养。语文最富创造性,我指导学生编辑发行了《乳燕》、《乳雁》杂志,从栏目设置到征稿、创作、评改讨论、编辑、刻印、装订、发行等全是独立进行。结果《乳燕》荣获了全国中学校刊二等奖。学生发表了中篇小说,有182人次在《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广东语文报》、《学生优秀作文选》等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其中获全国一等奖二次,二等奖四次,省市奖63人次。
⑥讲授系统的学习法。从元认知理论出发,我从日常知识积累的举一反三到复习阶段的网络法;从思维的演绎、归纳、类比、求同求异、辩证法到大脑的保健和运作;从交叉、比较、质疑到哲学的三大规律、五对范畴,都作了详细的讲授和训练。并编了学法集,还让同学把自己独特有效的学习法写出来择优编入学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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