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十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4-03 10:58:38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与时代相背离的传统思想,包括家庭教育思想,作为文化遗产也同时影响到我们的价值取向,它们成了种种规范,束缚了父母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家庭教育科学化的羁绊。中国父母心中有许多潜在的“规范”,这些规范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思想里。尽管我们很难讲出这些“规范”是什么,但是,当孩子的言行与我们潜意识中的这些“规范”不符时,父母就要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干涉。
二、中国当代家庭教育之弊端
说到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的弊端,主要是指许多家庭中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法的不科学,本人从当代我国家庭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选取了以下的典型加以论述。
(一)过度溺爱,过度保护,抑制了孩子独立人格的培养
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当仁不让地名列前茅。中国家长溺爱程度之深,很在一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的隔代教育造成的。
(二)管得太多,干涉太多,惩罚太多,孩子累父母也累
在中国特有的传统观念之中,父母和孩子的地位是不存在。所以父母对孩子有一切的干涉或者惩罚,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中国的孩子一出生,以后的道路就已经被父母安排好了,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教育是一个过程,让孩子逐步的成长,,给孩子太多的干扰,限制孩子天性的增长。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优秀能干的父母经常试图用自己的光环套给未来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来取代孩子的一面。
(三)性教教育近乎空白,以至于成为孩子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在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父母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死有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可是大多数孩子在家庭的性教育形势却很严峻。因为中国父母本身就几乎没有正式的、系统的接受过性教育,性知识,性教育的旧思想状态很差。传统观点使他们羞于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家长认为性是可以自学的。在“性”这个问题面前,大多数父母都选择逃避或沉默来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缺乏不是一天二天养成的,父母让它自学,学校教师、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学方法让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知识,大大提高不健康的性心理,性犯罪、青少年可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要人群。
三、家庭教育的一些建议
(一)注重家庭教育的本质
家庭教育其本质是一个家庭一起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的家庭是一个虚拟的家庭。作为父母更多的是关注是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并不断对孩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目标。事实上,孩子在成长的关键在于自己父母,必须不断地建立成长的目标,不断的学习,自我完善。这是一个在学习实践的反应,促进智慧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提高家庭教育的文化内容
在提升的“文化内容”,第一点是要促进“观念能力”的概念,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模式,首先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概念。随着现代科学思维发展,肯定是可以找到良好的教育模式的,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教育模式。盲目地使用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手段是不能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简单地增加投资经费或许不会带来家庭教育的成功。核心是充分发挥智力的优势,文化融入到他的智慧来指导家庭教育的艺术。
(三)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家庭
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平等的家庭教育是每个父母的愿望,即使这样他们也愿意苦点、累点。但是平时应该多沟通,及时指导孩子解决问题,同时理解孩子的困难,让孩子一步一步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耐心地说服、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自信心。通过有效的沟通,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种默契,民主的关系,平等的家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它同时强调,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不可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民族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要植根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面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提高其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其健康完善的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宗旨。当前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地拥有优势和特色,能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
一、教育的内容
第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是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仍能生息繁衍,不断强大。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面对新的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首先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激励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拥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表达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曾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激励人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够泰然处之,乐观向上。这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安贫乐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战争年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传统精神的弘扬,它帮助我们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和各种挑战,以此来影响和教育我们的青年大学生,使其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面临的困难,不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所吓倒,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仁”是儒家推崇的人的最高准则。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一个人离开了“仁”,他就寸步难行。“仁”应该成为贤人、君子追求的目标。在义利问题上,儒家主张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孟子那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的“仁”有封建虚伪的一面,但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这在内容上是可以为今人继承的。儒家的义利观主张义利二者的对立,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强调以义为先却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正是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忠肝烈胆、无私无畏的英雄豪杰。这一点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可我们也不能不讲“仁”,也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大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追求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在儒家看来,至诚至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那么诚是什么,又怎样才能诚呢?“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在儒家那里,“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把追求至诚至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这一点在今天也非常重要。诚实、善良作为一种美好的品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前提,它对于融洽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三德”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此以外,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内容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思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民族气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应当不断弘扬传统文化中这些真、善、美的内容,以抵制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的现象。
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传统文化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德教为先的原则。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德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这里强调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这里实际上强调了德教对于稳定统治的意义。这就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养美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要置于主要地位。
第二,率先垂范的原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他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的品德起着导向作用。在谈到何以使民服的问题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说,统治者要做到合理、公正,人民才信服,否则人民就不能信服。这里孔子一再强调为政者自身的端正和示范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无启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但同样要借助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
第三,注重内省的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是强调人的内省。这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说,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摒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教育者的灌输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将心比心的方法。儒家提倡“挈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就是将心比心的方法,或者叫心理换位法。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注入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教育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为受教育者着想,沟通感情,增进了解,这样才能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能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一味凭着教育者的主观愿望行事,不仅收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诸如推己及人的方法,正己修身的道德修养,注重“慎独”的精神境界,等等。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的认同能达到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作用
(一)对个体而言,文化认同在人们的心理和情感领域对每个人都在施加着影响,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民族之间,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联系,很自然地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即使在国外居住几代的海外华人,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产生亲切感,对中国人产生亲切感也是自然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
(二)对群体而言,这种文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弥合国家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矛盾,有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由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方完全可以放弃争斗。如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就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放弃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凝聚力所在。
(三)对个体与国家关系而言,个体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之中的一员,政权的性质,执政者的品德作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会使个体对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认识。特别是当统治者骄奢腐败、国家落后、民生痛苦之时,人们往往会对执政者和国家产生失望,甚至不满和怨恨情绪,造成国家凝聚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文化的认同,绝大多数的人,特别是有识之士都能很自然地将腐败者同民族、国家分离开来。从爱国的目的出发反腐败,除奸恶,而不会因社会的一时黑暗而抛弃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神奇力量。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现代 现代美育 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9-0043-02
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开始兴起。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与新文化,使我国美育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鼓舞下,引起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普遍的关注。“五四”以后,美育依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论题,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元培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我国美育和学校艺术教育的历史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趋于系统化,从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课程建构到教材编写,都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美育理论框架。当时的美育实践基本是按照以审美的方式启蒙大众,即塑造符合新文化的道德标准、科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新人”。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化的小说和戏剧书写新的道德意识、科学观念和民族理想,使重塑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启蒙的核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现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拥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涉及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理论构架、操作原则等方面。关于中国现代美育建立的研究文章,如杨平的《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认为从范式的角度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其至少要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并且认为美育在世纪初是一种宽泛的教育范式,也就是说,美育是一种大美育的观念和体系。关于其理论构架的,如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现代美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自己的范畴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关于其操作原则的,如易健在《“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谈现代美育的操作原则》(《美育时代》,2006年第2期)中提到,现代美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自由性原则、交流性原则、体验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深远性原则。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审美教育活动其具体的操作原则既要遵循审美活动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科学地总结、制定出现代美育科学的操作原则与实施手段,是现代美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经久不散,这和它本身的种种特点和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因而其本质特征及特点也是研究内容之一。姚全兴在《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特点》(《江西教育科研》,1989年第4期)中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人生(社会)和艺术(美)的结合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二重性这四点。姚晓南的《论现代美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中,作者认为美育不应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把美育看成是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从而取消其独立性,不利于美育的实施,也有悖于美育的本质。现代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这一本质使美育明显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决定了美育具有自由性、愉快性、个性化和非实用性等教育特征。
易建在《现代美育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生命教育》(《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认为,美育确实是一种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本体、本源的教育,一种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美育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美育是一种偏于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始终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的生命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其专著《现代美育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且更为具体。姜艳华也认同这一理论,在其硕士论文《现代美育与人的感性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审美”的核心意义本来是“感性”,“现代美育是一种促进感性发展的教育”。
陈建翔在《现代美育:从结构主义到节奏主义》(《教育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与《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学术论坛》,1992年第2期)中,都提到了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的关系。前者认为现代美育在“立美育人”过程中,不但需要结构主义的观点,而且应当建立节奏的概念。受教育者主体的生命节奏是他们审美学习的重要条件和立美发展的“核心细胞”,现代美育应把它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后者认为现代美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它是指“要将美的准则付诸教育的操作形式、内容结构和目标系统本身,建立教育与美的内在本质联系,创造出教育自身的美,亦即达到‘立美育人’。”在这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寻找和确定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作者认为,人的生命节奏是人感受客体之美以掌握世界的内在的方法论,是人建立主体之美以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细胞,因此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是人的生命节奏。
关于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研究文章,如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及艺术教育的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和鲁迅、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育理论进行总结,并对以刘海粟、丰子恺、颜文梁等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育理论和艺术教育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现代美育的功能的文章,如李政云的《现代美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探索》,2002年第7期)。文章通过对现代美育的阐释及其与创新精神间内涵联系的梳理,揭示了现代美育的感性教育、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功能,及其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认为现代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徐景熙的《现代美育与现代人格塑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现代美育是美育的“与时俱进”,是为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自身的机制更新、功能更新。它除了具备传统美育形象性、情感性、渐进性等特点外,还应注入新质新貌,形成自由美育观、发展式美育观;以多元化、个性化、高品位的当代审美文化提高受众审美层次,弘扬民族精神,完善、优化现代人格塑造,促进人的自由、主动发展。
此外,还有对现代美育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文章。如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中,作者首先对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了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另外,张雪在《综合美育是现代美育模式发展的必然形态》(《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首先谈到了现代美育模式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建立发展及弊端。作者认为当今的美育模式是种片面美育,其在教育心理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自身在根本上难以克服的弱点,必须进行改革。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与优越性的综合美育的实施,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可行的模式。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具有回顾性、总结性、前瞻性的文章,如段茂南、杨留兵、段晓静《百年中国美育的回顾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育和艺术教育发展与演进的艰难历程,指出美育和艺术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新世纪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目标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红燕的《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美育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美育研究的理想色彩与教育、心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美学界与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缺乏共识等问题,提出未来美育研究需关注或改进的地方。作者认为20世纪的美育一直处于“附属性”地位,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脱节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美育发展中得到改善。
谭好哲在其《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而程镇海则在《从“立民”到“立人”――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转向》中梳理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肇始、衍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展示了本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终完成从“立民”到“立人”的转向。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目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趋向成熟。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该课题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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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 建.现代美育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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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 卫.现代美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
5 席 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4
一、认清当代艺术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的联系
当代艺术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当代艺术具有显著的跨界与多媒介特征,因此传统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符合当代社会对当代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目前,当代艺术的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高校艺术专业教育仍采取保守的教育方式和固定的教育内容,其原因有二:一是办学理念僵化,教学内容的不拓展;二是学校管理闭塞,接受外来信息较少,基本为课堂教学,很少走出校园放眼社会。在这样一个闭塞的教育环境中,只有少数学生和一些教师通过网络、书籍、展览了解当代艺术的新观念、新发展。而当代艺术发展需要具有独特艺术能力的顶尖艺术人才推动,这些人才的培养多数来自高校的艺术教育。因此,艺术教育的改革就需要强调当代性,设置当代艺术相关内容的课程来补充艺术教育发展的当代性特征,进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和当代艺术教育的学术体系,使艺术教育体现时代效应。
二、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的意义
将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时展对艺术教育与时俱进的要求,培养的艺术人才要想适应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要求,就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适应当代艺术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二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当代艺术以其观念与形象的创新性和大众审美性,在塑造我国文化艺术形象、弘扬中华文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艺术已成为国家发展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当代艺术更应该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参与其中,完善已有的艺术教育体系,适应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三是完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中以传统与古典艺术为基础的教育体系相对比较完整,而多元、多变的当代艺术在教学运用方面相对滞后。尤其当代艺术已成为表现当下中国的重要文化载体,是中国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教育体系中亟待拓展当代艺术的内容,通过艺术教育体系的完善,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历史性蜕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特别是在教育学层面上的当代性研究。
三、艺术教育的当代性手段
(一)走出课堂、开阔眼界
当代艺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强调个性的观点与认识,对其他艺术观点不予排斥且可共存。在表现形式上,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采用多种方式和媒介的综合运用,如光、电、数字影像信息等。从当代艺术的表达上可以看出,艺术形式之间在不断地融合与创新中进行交流,给予了艺术更为广阔的发挥和表现空间,艺术学科之间不再进行界限分明的分化,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成为当下的艺术教育的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教师应该将学生带出课堂,走向艺术市场,去领略各式各样的当代艺术;多参加艺术沙龙、艺术论坛以及各种主题性当代艺术展,让学生在近距离地接触中加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领略到以前在学校课堂教育中不曾看到的广阔艺术天地。
(二)培养创新思维与能力
任何的艺术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制作而是构思,考量的是艺术家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只有不断突破思维的惯性,才能创作出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艺术教育也要创造性地塑造艺术人才,塑造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而不是把学生看作原材料,把学校看成生产线,制造出标准化的“机械产品”。在艺术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应学习西方艺术教育中先进的教育思想,按照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自愿选择,运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通过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等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散思维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超脱惯性思维,通过多方面的联想与想象寻找到多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将对余下的较为独特的事物进行深入分析。收敛思维的训练则是在已有的众多信息中寻找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在收敛思维过程中,要想准确发现最佳的方法或方案,必须综合考察各种思维成果,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是具有创新性的整合。利用这些训练手段可以帮助学生打破习惯思维的桎梏,冲破局限,开拓无限的思维空间。
(三)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实践
在艺术教育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要通过理论研究,促进艺术创作的提升。一些艺术高校的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扎实,缺乏艺术理论内涵,当然也就较少关注当代艺术评论。其实,对于当代艺术的学习与理解,不仅可以通过观看当代艺术作品获得,也可以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作品获得,即当代艺术批评。当代艺术批评往往分析的是现阶段比较主流或受业界推崇的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以及创作手法,或者是受到贬斥的“反面教材”,这些批评性的文章真实反映了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给予学生以最新的创作指导信息。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除了实践教学外,学生还要加强对当代艺术批评的关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讨论活动,让学生对最新的艺术评论信息对应作品进行讨论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加深对当代艺术创作思想与形式上的理解和运用。在思想观念上对当代艺术有了透彻的理解,必然会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领悟能力,教师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引导方式。
(四)艺术教育理念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当前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时代,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使教育格局由传统封闭式教育转变为全方位开放式的教育。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课堂获得知识,同时,也能从社会活动中获取最新的艺术信息。在教育过程上,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拓展。也就是说,艺术教育不仅指向艺术专业的学生,更指向艺术专业的教师和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培养出优秀顶尖的艺术创作人才,艺术教育者需要紧跟时代的脉搏,不断更新自身的信息库和知识结构,才能提高艺术教育教学的质量。对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从课堂教育向实践教育发展,通过终身教育增强大众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素质。
四、结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128-02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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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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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7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是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一)时代的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于革命战争的硝烟之中,发展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时期,其内容有许多与当今时代难以协调。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发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提出的新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前进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严重滞后于时展,不能很好地回答和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所提出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三)国际形势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一切又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文化的相互激荡,在开阔的时空之中,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融合、竞争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相对处于强势,而我国则处于相对弱势。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解决人们深层次思想问题方面遇到了严重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既要批判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理论中不适合当代社会形势,阻碍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代之以新的符合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又要继承传统理论中仍具有生命力的内容,特别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继承,继承必须以批判为前提,批判必须以继承为归宿。单纯强调批判,就会导致虚无主义:单纯强调继承就会导致理论的停滞不前。
(二)扬弃与借鉴相结合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必须看到,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是远远还够的。当前,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许多优秀成果,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我们对西方文化总是以批判为主,对西方先进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则
无论是对经典理论的新阐释,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无论是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先进成果的借鉴与吸收,还是有关学科知识及成果的吸纳,都应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也就是要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普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人民的实际这个特殊性相结合,使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特殊的中国当代实际相协调。
(四)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改革,又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是改革与发展的一致。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二者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都要坚决冲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还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科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辩证法来培养人们的生活态度,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辩证法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想境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复杂,有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只有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的矛盾,才能更深刻全面具体地认识社会,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生活道路,才能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人生充满活力,富有生气,使生活境界保持蓬勃朝气和有所成就。
(二)始终坚持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真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紧密结合当代实践,与时俱进,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境界。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应结合以下理论和实践热点来进行:一是要用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时代特征;二是用改革开放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发展动力,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三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关注人身自由的思想道德到探索人的思想政治道德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和全人类意识;四是用科教兴国理论和素质教育理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亡的高度,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五是按照人力资源理论要求,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担当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任,努力改变中国深层文化思想结构,为培养选拔任用人才创造有利环境。
(三)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理论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谓“中国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兼容道、法、佛、墨等思想的传统文化,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理论。这些理论的精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奇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凸显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和推动力。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四)充分借鉴国外优秀成果
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而我们对这一切则缺乏经验,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则相对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种在思想领域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对国外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分析、比较、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其实,西方国家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历经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革命时期发展到现代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博大精深的。西方国家的天赋人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以及自由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都有其进步意义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8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学科概述
(一)学科性质和特点
女子音乐教育史主要研究女子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其学科性质来讲,一方面它是介于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性历史学科(见图示1);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门包含有音乐学、女性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见图示2),在学科的隶属关系上具有多重属性。正是由于这种多重学科交叉的缘故,所以它既具有作为历史学科的客观普遍性,还包含有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相对特殊性,既体现了音乐的艺术性,还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性。
(二)研究范围和对象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范围相对于音乐教育史来讲,以人为主体的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研究对象,即参与音乐教育活动的主体――“人”更集中于女性这一群体之中。其研究范围如按历史线索大体可分为古代女子音乐教育、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和当代女子音乐教育;按教育类别可分为学校女子音乐教育史、家庭女子音乐教育史、社会女子音乐教育史等形式;按专题可分为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史、女子音乐思想史等。研究对象包括女子音乐教育的起源、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实践与理论、女性音乐家等诸多方面。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通过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探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实施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是以女性为主体考察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这一视角的转变实际上是对灵动的生命主体――“人”的更多关注,也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目标结构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
当下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曹安和先生的《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一文“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从一个侧面叙述了一段(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但由于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主要叙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未系统论述女子音乐教育状况。陈晶的《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教学研究》(《艺术教育》2011年第3期),肖明的《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①,夏晓虹的《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祁斌斌的《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②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娄雪玢的《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及其启示(上、下)》(《艺术评论》2011年第1、2期),袁昱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节选)③等一系列文章则大体勾勒出我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从早期的教会学校到学堂乐歌,再到女子高师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的一大批珍贵的女子音乐教育的史料,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除此以外,鲜有专题论述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篇章。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内容来看,在既往的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不乏对女子音乐教育
的论述。
(一)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
当下古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对女子音乐教育现象关注的并不太多,陈其伟等合著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略》(1993)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应该是最早从教育的角度对古代乐伎现象进行的研究,如第四章第四节《汉代的歌舞百戏音乐教育》、第五章第二节《统治阶级的纵情声色对音乐教育的影响》、第六章第五节《非官办的音乐技艺传承》、第七章第四节《伎乐教育》等;另外,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一书中也有大量古代女子音乐教育相关论述。在我们音乐教育史学科刚刚起步的阶段能将这一学术视角体现于古
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着实难能可贵。
近代兴起的教会女子学校、女子学堂、女子师范(中师、高师)学校等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可以说为我国现当代的音乐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近代的音乐教育史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女子音乐教育问题。如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2004)和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中有大量女子音乐教育相关纪年和条目;马东风著《音乐教育史研究》(2001)、马达著《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02)、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1999)等著作中也有多处论及女子学校音
乐教育相关的内容。
(二)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
与以“音乐”为历史线索的“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相比,“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则把更多的目光集中于“教育”。在我国古代,由于受到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约束,这一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宫廷音乐教育,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消遣娱乐的音乐表演活动培养女性音乐人才,客观上却促进了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近代是传统女性思想向现代转变的关键阶段,音乐教育作为女子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是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改善心理素
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在众多的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学者认识到音乐教育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如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5)第一编《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中每一个历史朝代均有论及女子艺术教育的篇幅;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2009)中第二章第六节《蔡文姬个案的研究》、第四章至第七章的《艺术教育》章节等均对当时的女子音乐教育现象作了重点论述;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5)第二章《塑造新型女性》中专题论述了近代音乐教育在树立女性自信形
象中的重要作用。
(三)女性在传统音乐的历史传承研究
音乐教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上两个学科对于近代女子音乐教育的研究范围大都局限于狭义的音乐教育,即学校音乐教育。而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是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音乐活动都属于音乐教育的范畴④。”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文化传统,近代学校教育的出现虽然对传统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传统的音乐教育方式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它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继续传承和发展,活跃在城市或乡村的众多民间女艺人无疑在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2002)一书首次以女性音乐为出发点对土家族哭嫁歌的传承历史进行了专门论述。还有一些研究民间音乐中女性传承现象的文章,如周凯模的《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荣英涛的《社会性别视角下有关音乐与行为的主动选择分析――河北井陉县东头村农历七月十九观音老母庙会个案研究》(《人民音乐》2009年第3期);康平发的《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益琴的《女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以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为例》(《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俊的《民俗音乐艺
术中的社会性别观》(《艺术教育》2010年第6期)等。
(四)女性音乐家传记研究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女子音乐教育也一样,它是一个以音乐为手段对女性进行教育的过程,而女性音乐家则是这种教育培养结果的最直接体现,特别是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女性专业音乐人才,如曹安和、周小燕、喻宜萱、朱永珍、萧淑娴、吴乐懿等。音乐家传记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女性音乐家的专题研究则是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最为丰富也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通过她们受教育的经历大抵可以窥见当时女子音乐教育的一些情况。
萧梅在其《国乐三女性――传承中的传统与当代》⑤(2000)一文中通过对曹安和、闵惠芬和宋飞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音乐家之自述,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传承方式变迁进行了探讨。另外,现已出版的各类女性音乐家传记,其中古代的有朱翔编著《蔡文姬全传:悲女》(2002)、顾铭新著《无情岁月才情女:蔡文姬全传》等;近代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曹安和音乐生涯》(2006)、朱永珍著《中国之莺:周小燕传》(1997)、喻宜萱的艺术生涯编辑委员会编《喻宜萱的艺术生涯》(2009)等。《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中列入的大量女性音乐家条目也是这一成果的体现。另外,大量研究女性音乐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陈晶在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⑥一文中指出“女塾音乐教育的研究长期缺失在中国西洋音乐教育发展史的研究领域中”,一语中的点出了我国当下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缺乏对女性教育的关注。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加强对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建设,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还要加强向体系化的学科意识方面转变。随着对各个历史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期待能有一本女子音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论著尽早出现,然后以此为基础辐射至女子音乐教育思想、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女子音乐教育学、女子音乐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发展模式的良性循环。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史料建设
在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史料方面的建设。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史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并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版)(2004)也是这类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除此之外,一些音乐史料集如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1998),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修海林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2000)也包含许多女子音乐教育的相关记载;教育史料集中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93)和陈元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990)都把女子教育史料作为重要部分。以上这些成果都为女子音乐教育专门史料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女子音乐教育史的比较学研究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其比较学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与音乐教育交流中的学术语境和理论译介有着不无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音乐学界出现并广泛推广的,以女性主义视角反思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的学术思潮”⑦引起我国部分学者的关注,汤亚汀编译的《社会性别与音乐》(《交响》2003年第2期)、朱宏波的《从〈godey的女士手册〉管窥维多利亚时期的西方女性音乐》(《艺术百家》2007年第7期)、解晓静的《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等文章都是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成果。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对国外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理论研究和译介,并借鉴他们成熟的研究经验应用于我国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
(四)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多维视域观
女子音乐教育史是由多个学科构建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而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跨学科不是几门不同学科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论,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⑧;它也不是用单独的一个学科来分析或解决某一问题,而是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协作,通过彼此的融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对这一学科的研究要以广博的、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学术视野来培养以女性为主体、音乐为手段、历史为线索和教育为目的的多维视域观。同时,这一观念也应体现于对某一具体内容的研究之中,例如要考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对历史发展中的音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时,可以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自然属性)和社会中的女性意识观念(社会属性)等多重视角来进行研究。
[本文为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lx11_0905)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1ywa006)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①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本科组二等奖。
②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二等奖。
③该文获第六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一等奖。
④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⑤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音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宋方方《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境遇与启示》,《人民音乐》2011年第8期,第69页。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9
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以来,一直在批判中发展。远的不说,“20和21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周庆元教授语)。客观地说,一时由于语文课程本体论的定性问题和语文课程价值论的学术争议,的的确确造成了语文教学的种种偏差,二是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面对世界先进教育文化必然的应激反应,也促使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当代语文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使命”的探究骤然显得迫切;面对新的课程理念和众多的教育实验,当代语文教学亟待有一个,也应当呼唤一个相对完备的、前沿的通识理论,为此,2006年以来,我们从语文教育批判转向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研究。
学校是文化传播和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渠道,课堂形态直接关系着教育教学的效益。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探讨一直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热点,但由于教育实际的千差万别只能是具体而微的特定运演,如果上升不到教育哲学的高度,只停留在学科教育或技术层面恐怕难以奏效。王国维先生说“哲学是教育之母”,也有学者指出教育后设理论的核心是哲学。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教育哲学的思考,需要教育思想的引领。2006年以来,课题组核心成员以语文课程为突破口,进行了“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系列研究,后来又延伸到其他学科,构建了“生成的课堂”理论体系,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10年在全国的一些研讨会上,课题组的负责人又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得到大家的首肯和回应。虽说“生成的课堂”包容了诸多教育实验,集成了课堂生成理论的诸多精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理论追寻和教研实践的关注比较浮泛,只能说是平面的、静态的研究。总之,没有在其理论谱系上进行深入的追索和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在这一通识理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语文作出专门的演绎实验和针对性研究。为此,近年来,我们着重关注教育大家和当代语文教学,期间课题组在深入追索哲学渊源和立体动态构建这一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对以往研究由于逻辑不很缜密出现的某些疏漏进行了补救。一是对作为教育通识理论的“六生课堂”作了纵深研究,理清了“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比如近来发现,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此后“课堂生成”理论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以指导课堂教学。二是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集成性研究。远的不说,比如邱学华先生的“尝试教学法”和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经验,可以说基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课堂”,坚定了对“生长(发)的课堂”的认同和追求;朱永新同志的“新教育实验”卓有成效,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界定。站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临界来看,他的“新教育实验”既是“永新教育”的试验研究,也是继陶行知“生活教育”以来的落实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国“全新教育实验”,有着“生活”教育的针对性和“鲜活”教育的生命力;还有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要走向生本”、张文质老师的“生命化教育”理念以及大面积的实验推广,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也明显感到上述课堂理论依然单薄而且失之偏颇,这是实验研究难以避免的瑕疵。三是率先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范畴,并廓清了它们的理论谱系。“新语文”、“大语文”、“深度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等从表面概念上看似各执“本色”和“风雅”的旗帜,然而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育效果。可惜的是从语文教学的本身和现实出发,对理论追索和形成共识缺乏理性的光辉,只不过一直在新概念和新理念上兜圈子。当然,他们的学识和见地非常令人景仰,只是在当代语文性质、使命和语文教学的个性、范式等方面的研究,新锐有余而耐久乏力,向度正确而质量不足。必须从民族未来、国民素质、教育质量母语价值等方面进行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诸多层面关注当代语文教学……
本课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同质化的研究进行深入合并,对本质性的结论加以探究放大,对一些歧异加强梳理和辨析,以“六生课堂”理论为通识指南和逻辑起点,以当代语文教育为突破口和关节点,对“六生课堂”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协同互动、鲜活集成研究,最终形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践行策略。
二、项目研究的基本命题和核心理念
“六生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确立了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理论系统,是由我们南阳理工学院首先提出来的,并对其进行了逻辑界定和命题表述。意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开拓生活教育资源,真正关注生本教学主体,重视教育生态过程,运用生动教学方法,实现生发教学目的,促进个体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灵动、真实、高效的课堂教育新理论。构建了有效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了教育生态的根本特征。
它对应不同的课堂因素和生态本质包涵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这“六生课堂”,但由于它们都具有“生成”的特征和本质,因此,在理论探讨时惯用“生成的课堂”这一学术化表述,在基层实验和理论推广时,为了便于解读和实验,通俗的称为“六生课堂”。 因此,“生成的课堂”是“六生课堂”的本质性表述,“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通俗化代称。
“六生课堂”的核心理念: 立足课堂的本质特征和生态文化,是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倡行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
在这种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而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他们共同参与课程开发的过程,从而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课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课程由此也变成一种动态的、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
在这种课堂上“教师”应当称之为“导师”,“教室”应当称之为“学场”,“教材”应当称之为“课程”,课堂是正在发生或即将生成的生命时空,已经生成的课堂才是历史的真实。
课堂具有临场性和生成性的本质。“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教师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教”的好不代表学生“学”的好,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习的内因;学生“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教师是学生的拄杖,而非学生的盲杖;生活是学习的源泉,也是学习的目的,“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谱系的英文为 [pedigree] ,中文的解释为“家谱上的系统”或“物种变化的系统”。这里借“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喻指理论所依据的古今中外纵向传承和横向繁衍的文本。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是在“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其理论谱系既有哲学理论的远程追溯,也有教育研究的近距关注。
当代语文是指基于国际一体化格局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母语学科课程,她具有基础工具性、文化承继性、现代革命性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当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终极点是实现高品质的沟通;两个基本点是立足语文特性中的语感和文感;三个关节点是表达了什么、怎么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四个加强点是多说、多读、多写、多思;五个鲜活点是意在植立具有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话语、真切的态度,真率的行为,真实的生活的“真人”——这些实现需要“六生课堂”理论的支撑。
三、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六生课堂”贯穿了生活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发的课堂六种课堂文化的层累叠加,它的内涵分别指向特定的教育逻辑和课堂要素,这是正效课堂不能回避的前提条件,因此“六生课堂”是素质教育背景下新课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教师回应新课程,实施创新教学的基本能力体现。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理论谱系和践行策略的理论,包括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为目前语文教学以及优秀传统教育的升级理论,基本上可以覆盖现行语文教学课堂教学的前沿理论和探索,是一个比较完备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必将牵引、助推当前的语文课堂教学,大幅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六生课堂”是集理论导引、课型示例、教学实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课题,它既包含课堂教学的理论认知,又兼备课堂教学的实践指南,也具有课堂教学的方法指导;既是课堂教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教学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提供了课堂生成的文化元典。对语文教学不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有特定的实践价值。在实践层面,作为语文教师培养和培训提供了经典的课程资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评估和课堂评价提供参考标准,同时,作为家长和其他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精英提供理论参考,将会极大地推动课堂教学改革,为落实新课标提供了理论支点。
“六生课堂”是立足教育原点,探究教育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正如朱永新同志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原点“再出发”一样,他认为教育的原点是“教育是什么?”、“教育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而课堂教学依然是目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常见的教育形式,因此,“课堂是什么?”“课堂上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课堂?”就是教育最基本、最元典的问题。而针对当代语文的应用性研究而言,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也必须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课堂上该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语文课堂”这些本原的也是终极的问题。必然对传统文化形态和现行课堂质量进行反思,势必重建生成的课堂文化,基本上体现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也是教育科研和学科教学的奠基工程。
“六生课堂”按照中国自身的教育发展逻辑并运用本土的话语来表达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对母语教学尤有适切性。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光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与中国文化不同凡响代代相传密切相关。从远古生活实践变为教育资源的三皇五帝,到无中生有、道法自然的老子,再到因材施教、愤悱启发的孔子,天人合一、同类相应的董仲舒以及格物致知、我注六经的王阳明……中国有着本土的优秀教育传统,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可惜的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本土教育实践一直为西方的马首是瞻。这里并不是完全排斥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教育的传统合理合理迁延和生套西方的适应和存活问题。课堂作为教育生态管理的前沿,目的在于建设和优化课堂环境,进而控制和利用环境,管理课堂生态内部生态主体间的关系,促进课堂生态系统内生态环境改善,使课堂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让课堂变得更和谐、更具人文性,让课堂充满成长气息,充满智慧和挑战;让课堂回归自然,组织一个健康的课堂生态系统,不仅给人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机会,也应该给于人可持续的、终身发展的机会。因此立足课堂形态研究,着眼于“生成的课堂”文化,构建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发的课堂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价值。教育本土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点也是目的,只有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价值才可能促进本土传统的发展。近几年,教育界的有关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课堂生成理论,对传统的预设性课堂进行了反思,对生成性课堂进行了探讨。我们也曾就此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生成的课堂"理念,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和试验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尤其是“六生课堂”理论的提出对此具有特定的意义。“六生课堂”作为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堂文化形态,倡行"生成的课堂"文化,目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和高效低耗的效益观,革除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关注现实教学的效果,提高课堂教育教学的效率。
首先,“六生课堂”的本质特征是生成,它具有生命的气息和生发的效益,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展现课堂教学的真实性,体现教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艺术,表现课堂学科自身动态生成的特点,提高课堂教学的教育效率。生成性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亮点,它从理论层面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学生、解放了教材,照亮了课堂,使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命活力。
其次,“六生课堂”是师生合作且心向往之的理想课堂,为课堂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并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演绎着课堂的精彩,更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和学校成为师生学习的第一乐园,让学习和阅读成为师生生活的基本方式。
再次,“六生课堂”作为涵盖生本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的代称,不仅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方向、方式和方法,而且为称衡课堂教学的优劣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客观标准。
另外,“生成的课堂”为教师摆脱机械繁复的形式备课找到了依据,减轻了教师课前预设的劳动强度和学生的课业负担,会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不仅让语文教师进一步明确了语文的课程性质和语文教学的特定追求,而且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必将是高效的课堂、典范的课堂。
四、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价值
本课题研究立足课堂教学,从探究教育哲学的高度,为全面、系统、深刻地探讨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what、why、how三个维度入手围绕这三个“w”: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为什么要倡行以及怎样倡行——这是理论研究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核心理念、解读其典型特征、实现六生课堂教育境界的基本途径——为实践应用提供通识性结论;进而提出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本元素——为语文高效课堂提供理论参考,为生态课堂确立典型案例。所以,从课堂的特定时空上来看它也是融教育理念、课堂形态、教学方法为一体的包括课堂认识论、课堂实践论和课堂方法论在内的模糊集成。当然,从系统的特定因素来看,它的子命题又是符合课堂要素和课堂流程的精准对应。
概括来说,项目主要解决三个层面涉关五个w的问题:一是事实层面的三个what:1、什么是“六生课堂”,包括该理论的提出、确立以及核心理念等在内的综述性问题;2、什么是“当代语文”,涉及当代语文的性质、任务以及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理念等探究性问题;3、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包括命题的确立的基础,向度和内涵等概念性问题。二是价值层面的一个why:为什么要倡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涉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等内容。三是技术层面的一个how:怎么践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课程资源的生成、教学目标的确立和教育环境的改善等策略方面作出宏观规划,再通过当代语文教学的经典案例作出示范引导。
该课题的创新在于:a.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和历史时空的视域聚焦语文课堂文化,b.以语文课堂教学为突破口探寻教育的元典问题和高效课堂的本质,c.以实践的集成性理论总结和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互动生成,构建语文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础元素。
值得一提的还有其科学缜密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阶段,首先在于严格遵循科学探究的五个步骤:
1.观察和提出问题
根据语文课堂现状和工作实际,着手探究语文课堂生成研究
2.形成假设
以语文课堂为例,完成“生成的课堂”理论建构。
3.检验求证
通过理论追索、会议交流、课堂实验以及成果申报的形式不断完善理论和修正结论。特别是运用多重证据法验证当代语文“六生课堂”: 一是借助国外教育理论和传统语文教育的相关文献进行理论当然的探究。二是从哲学依据、理论逻辑和现实支撑的不同层面进行文化社会学对照研究。三是按照生成的课堂——六生课堂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序列,顺承体己的心得进行求索和悟证。四是参考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教育经典进行比对或推断。五是利用教育专题实验研究和理论成果进行互动生成。
4.得出和解释结论
完成“六生课堂”理论表述以后,重新以此指导指导语文教学,完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结论,并通过“新语文教学”的理论成果进行比对并解释。
5.交流与应用
把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作为课程资源培养和培训教师,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和理论推广,最终形成教育通识理论和学科教学论指导中小学语文教学。
五、项目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采用文献检索、教育考查、比较分析、问卷汇总、实验研究、学术研讨等方法,沿着“六生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的时空逻辑,进行流程探讨和应用研究,确立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系统理论,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生态教育模式的根本特征和基础因素。
从研究的机缘来说,具有将日常工作和学理探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学术推广相结合的职业优势。从研究时序来看,“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升级性和补充性研究,当代语文教学是“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从研究范围来看,“六生课堂”在上述研究的同时,广泛吸纳了全国各地相关的教育研究,特别是包括语文教学实验研究的一些成果作为现实支撑和校准参考。从研究思路上来说,先经历了理论到实践的演绎推广,而后又从教育实验到理论归纳集成的双重反复,现在研究的重点是再次从理论到实践中去。
所以,该课题研究先按照已有的研究基础作纵深理论研究,再通过大范围的调研加以丰富和补充,形成理论纲要,会议研讨后进行微调,在实践中修补、验正,最后形成结论并汇集成果。从理论上来说是对以往理论成果的演绎性、针对性研究;就实践上而言,是对创新语文教学实践的完善和集成。
六、研究条件
(一)项目主持人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经验。
该项目主持人长期从事文学教育教学及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宋祖建为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党支部书记、全国本色课堂导学总课题组的学科专家。杨天志现为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南阳市中小学教师培训特聘讲师,河南省首批教师教育专家;中原教育网名师课题组专家;全国义务教育语文教学研究中心和河南分会和协作组秘书长。曾担任2009年中国名师大讲堂首席讲师、获2009中国教育杰出人物。主持或参与省市社科项目和教育科研课题十多项,获得各级社科优秀成果、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及全国有关教育学会、文化机构的奖励十多次。编著《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合参编《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社会主义荣辱观系列教育读本》一套6册。总之,项目主持人在组织课题组成员完成该项目研究和管理方面驾轻就熟。
(二)该项目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已取得了系列化的初期成果,为本项目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本课题负责人对于“六生课堂”的相关研究已近十年,先是自觉地探究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获得师范学生和培训学员的普遍好评,多次获得市教师培训先进个人、市年度考核教育先进工作者、学院教学优秀奖以及省教育技能竞赛奖。随后涉足理论研究,成果丰厚。在2006年教师培训中初步提出包含有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系统理论,首倡“生成的课堂”既是一种课堂理念,也是一种课堂形态,更是一种教育境界。近几年已取得的相关成果计有论文十多篇,著作三部(套);获得奖项近十次。其中“生成的课堂”专题探讨系列文章作为“教学新理论”在刊物上卷首连载,曾获得2007年度南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在2007年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年会上交流并荣获课程类一等奖。《“生成的课堂”专题研究》曾获准2007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经专家组鉴定合格,通过验收。“生成的课堂”已作为课堂生成论编入大学师范教育本专科《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中,成为该类教材的一个创新点。该书主编、全国高校教育学会小语教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赵绍军先生认为这是“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项重要成果”编入该书,“填补了该类书籍在全国范围内的一项空白”;《加强课堂形态研究 构建生成的课堂文化》作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由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管的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09年获得全国“本色杯”教师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0年相继获得南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河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生成的课堂”文化溯源及哲学思考》2010年3月发表于《黑龙江高教研究》。《加强课堂文化研究 践行“六生课堂”理论》2011年月在“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论坛”大赛中荣获壹等奖,入选大型教育文献《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并发表于《中国成人教育》(11/2011);《生成的课堂——有效教学和课堂生态理论研究》项目于2011年5月通过河南省科技厅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以教育生态的子系统为特定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生成的课堂理论纲要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践行策略》2011年7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第16届学术年会上交流。
现在“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理论已经成为综合课程开发和课堂教学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参考文献。
(三)项目组成员学科专业搭配合理,优势互补,形成了一个具有综合研究能力和较高科研素质的学术团队。
项目组成员主要由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和一些中小学校的语文教师和领导组成,其职称职务有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还有中小学校领导,其年龄结构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又有精力旺盛的中青年教师。课题组的人员构成合理、专业精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理论调研、学术研究、成果推广提供优势资源和其它教研便利,从根本上保证了按时、足量、高效、优质完成这一科研项目。南阳理工学院重视科研,在研究资料、办公设施、配套经费、研究时间等方方面面都为科研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
(四)具有较好的研究实验、检验条件和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0
论文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思想建设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拓展途径,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胡锦涛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 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 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 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 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 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 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 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 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 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 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 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 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 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 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 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 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 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 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毛泽东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2.编辑出版理论宣传画报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 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江泽民“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 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 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 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 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 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 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 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 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而,让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的思想升华与理 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要注意克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脱节的现象,更加积极地拓展实践教育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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