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十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当代文学论文篇1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当代文学论文篇2

无论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说来,学术史是指专门的系统知识的变化和发展,是对该学科认知过程的清理和总结,它可以是比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传记的方法或问题的方法等等。但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结构”出一部本体意义上的文艺学学术史,因为它是勉为其难的。它的每一步启动或发展,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联系着百年中国激进的思想传统。这同其它人文学科在当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指出文艺学的研究受到压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揭示出,在现代性的允诺——代表未来的历史表达中,文艺学和它的知识生产者是如何一步步从迷顿、迟疑进而追随并倾心认同的。这一充满了问题的历史过程,是否也隐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确立并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为什么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这一统一的要求为什么会成为悖论的先在条件等等,都需要我们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2）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5）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它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7）因此,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以它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意识形态统治在另一时代的表达式。事实上,知识生产者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艺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是解放区或延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其理论“创造性”仍是相当旺盛的,他们理论的话语之流奔涌不息。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而且理论工作或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以周扬、茅盾、胡风作为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人,但由于他们对新的实践条件的理解和适应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艺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恣肆的激情。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这一学科的学者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艺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系统知识,但在社会需要这种知识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专门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8）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建国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实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分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12）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13）

事实上,在这些严厉的指责之前,知识界已经经历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思想清理运动,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地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或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4）他们表决心、尽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释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些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5）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6）,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反马克思主义”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何其芳当时的心态也可想而知。当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7）“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8）等,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在当代文艺学学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5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论战,它被学界认为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讨论,但参加者仍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蔡仪、贺麟、李泽厚、黄药眠、蒋孔阳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它对于推动国内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并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问题的方式仍是常见的。特别是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难从学术的意义作出回应。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唐弢、王瑶等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几乎都有检讨性的文字公开发表。其中尤以朱光潜的检讨最令人震撼,他的题目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他不仅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早期著作,认为那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而且从哲学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艺报》在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语”,认为朱光潜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他自我批判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但这种必须检讨的不真实性在后来得到了证实。1983年《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为中译本写了序,他说:“在我灵魂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1933年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21）这时朱光潜说的才是真实的。“顾忌,胆怯”,是那一时代许多学者的心态。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艺术从理论到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样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就时常出现相对严格和宽松的不同时期。但它的周期性震荡不仅没有缓解学者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它的表达形式就是,一些人放弃了专业研究,宁愿以沉默换取平淡却是平静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达独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弃了学者的尊严、使命和责任,付出的则是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的代价。当然,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和不可违背。批评“必须是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24）,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做“问题”要求“解决”。

茅盾对国统区理论问题的检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过去在国统区可以讨论的情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与“新的人民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讲话》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艺思想也从作为解放区的中国局部,而铺展到全中国,成为新时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转变过程中的多音齐鸣、交相辉映的自由局面结束了,的文艺思想统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应该说,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建立这种信仰的源泉之一。从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相当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的任务实在是艰难的,但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地完成了它,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学艺术而言,解放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家通过有效的组织,第一次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中国文学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生动的民众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文艺实现了民族全员动员,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历史的经验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它使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理由拒绝《讲话》的精神。因此,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能够深入人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是,这一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忽略了文艺学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同文艺方针政策的区别,而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在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文艺学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有新的发展。时代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文艺提出它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后果,已为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所证实:统一意志反而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它的“合法性”总是不断遭到“合理性”的质询。因此,“一体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文艺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讲话》或文艺思想所不能涵盖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范畴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统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机——分化的可能:分化不仅成为统一时代的表征,而且,当“一体化”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时代,它终于在无限膨胀中彻底崩溃。

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规约,是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它还与学术的承传方式、科研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文艺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当代文艺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25）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26）但是,这些矛盾被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在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过大量的文艺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这些方针政策和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自由创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和怎样研究的。在阅读了这些文献材料之后,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而这些恰恰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终结。

有论者注意到,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的政党（2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摆脱霸权的控制,寻求中国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的问题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时,民族性的问题仍被强调,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历史涵义。这时,“民族形式”也同时具有了“阶级的”防卫意义。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论上说,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他既强调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28）,又强调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29）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的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国的,内容上它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化”在这时达到了极致:它既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极大神化,实现了对崇高、神圣、献身、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实现了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触及的问题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与“人学”相关的文艺学难以在“人”的范畴内展开,而流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的意义之后,加剧了东西文化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诺迟迟不临,并在变化和修订中一再延宕,从而导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了文艺学的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事实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近30年的文艺,仍在另外的意义上具有观赏的魅力,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风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

注释：

（1）（2）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6）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11）《红与专》发刊词。

（12）《红与专》发刊词。

（13）《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14）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5）茅盾:《鼓吹集·后记》,见《茅盾评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16）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8）《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20）《文艺报》1956年12号。

（2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引自王景伦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23）周扬:《新的人民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第96页。

（2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5—46页。

（2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转引自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26）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

（2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当代文学论文篇3

作家古华曾在湘南山区农场劳动，工作之余，默默进行创作。当时作协举办了一个文学讲习所，他有机会和赫赫有名的蒋子龙和高尔品一起学习。当时他的《芙蓉镇》创作尚未完成，因此并不被人们所重视，然而他后来的责任编辑———刘炜，却因半部《芙蓉镇》对古华产生了敬意。后经刘炜推荐，《当代》杂志为古华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条件，这才使得《芙蓉镇》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在《当代》创作《芙蓉镇》时，古华得到了刘炜的大力支持，当时，国内刚刚经历浩劫，百业待兴，文学家们也都跃跃欲试，想通过自己的文字表达对祖国对社会的期许。编辑的角色如同一个保姆，对新作品的诞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芙蓉镇》原名为《遥远的山镇》，后来又更名为《芙蓉姐》，直到作品出版之际才由主编秦兆阳定名为《芙蓉镇》。从此以后，古华名声大振，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湖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员重将。

二、《芙蓉镇》的文学艺术特色

(一)人物性格塑造的突破

文学主要是写人的。社会复杂的生活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性格塑造来表现的。人物性格愈丰富，个性愈突出，小说也就愈能广泛传播，反映出时代的面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反映当代生活面貌的主要方式。作品在《当代》杂志发表时，古华曾想用《芙蓉姐》作为书名，由此可见胡玉音是作品主角，是作者全力刻画的人物。在《芙蓉镇》中，胡玉音是一个有着特殊命运的妇女。她父亲是小客栈老板，母亲曾是个青楼女子。她从提竹筐卖糠菜起手，发展到摆米豆腐摊，终于有了自己的存款。在极左思潮中，她被打成新富农婆，最终导致丈夫自杀。新屋被没收后，她过着“黑鬼”的生活。《芙蓉镇》不计道德底线地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加深了主人公的悲剧色彩，作者这种感情的波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流。这种人物描写特点，也是文学史上一种较大的突破，对之后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学习。

(二)独创的艺术风格

新鲜的格调和活泼的艺术生命，是文学作品经受历史考验的灵魂。《芙蓉镇》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作者在艺术上更趋成熟的标志。优秀的作品总有着鲜明的风格价值。《芙蓉镇》描写了从农村“四清”运动到粉碎“”期间的时代变化，作品主要突出表现了四个有代表性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成一章，每一章七节，每一节集中写一个人物。这些人物紧密地互相连结，实现犬牙交错的艺术效果。人物生活被分明地组合在一起。这种艺术结构，实现了《芙蓉镇》独特的艺术结构。《芙蓉镇》并不是孤立地去描写每个年代。《芙蓉镇》中典型意义的四个时间段，并不是时序的断缺，每个时间段，都是当时社会思想激烈变革的表现。《芙蓉镇》的内容是平常人的生活，但是表达方式是一种“洋”的写法。如果把《芙蓉镇》比作一首歌，这首歌一定是抒情、谨严的。但是，作品并不是一味渲染悲情。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亢奋的力量。例如，胡玉音准备跳下孤女桥的时候，作者运用了异彩班斓的颜料。清新雅丽的孤女桥，水里倒映着美丽的景色，这让女主角感受到生命的奇迹，也因此打开了心灵的钥匙，她不再想用“去死”来解决所有的痛苦，而是转变为“偏不去死”。生活的丰富多彩，在艺术作品中体现了不同的风格。

(三)风俗画的刻画

《芙蓉镇》像一幅“山镇风俗画”。独特地域特色的山水，如此雅致迷人，河岸上有木芙蓉斗艳，街道上房屋栉比，红衣绿裤的“万国旗”，街头悬挂的辣椒和葫芦，成为南国一幅独特的风景画。在作品的风俗描写中，我们仿佛置身于芙蓉镇美好的风景中。古华认为，独特的民俗特色，同样可以增加画面的美感。《芙蓉镇》的作者古华，是一位出色的风景画家，其景物的描写对作品精神的传达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一幅幅悦目怡情的风景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邂逅的渡口码头，荔古树的夹道浓荫下，满庚哥和芙蓉女青梅竹马的倒影，是一幅多么富有情感、多么美妙的画面!再比如，孤女桥两岸的虎耳草和藤萝花，深深的溪水倒映着两座石桥，这些美妙的风俗画，像刻画在读者心中。这些风俗画的刻画，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内容。作者把风俗画的描绘，与社会的变迁交融在一起。这幅风俗画的刻画，从环境上表现出了这场浩劫在人们的感情上留下的裂痕，要恢复到之前，似有一段相当的路程要走。由此体现出，“”对人心灵的戕害相当严重。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成为重新开始生活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芙蓉镇》的风俗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整体感。其他小说描写风土人情，是分别散落在作品中，如一些洒落的珠矶。但是，《芙蓉镇》的表现不同，整个风俗民情图画，在这部小说中是浑成的、融入全书的。

三、《芙蓉镇》的现实价值

已经结束30多年了。但是，《芙蓉镇》反思“”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风俗人情的描写，仍是文学艺术作品后来者超越的对象。《芙蓉镇》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一个主题:封建专制文化下，在贫困落后的国度中，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芙蓉镇》中，王秋赦好吃懒做、李国香攀附权贵，都是在这个时代不良风气下所产生的。十分难得的是，《芙蓉镇》将政治风云寄情在风俗民情图画中。人物命运的变迁，具极强的艺术张力。人的性情被疯狂吞噬，善良的人们，被社会推向虚无的深渊。

四、结语

当代文学论文篇4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机的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一直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评”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具体的作品中体现的，学生的文学修养及其能力的培养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学“史”的知识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不能为了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学生阅读量不足和学生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学生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如果学生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先让学生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学生的欣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寻找两者的相似点。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大学生很难安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愿意读。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很感兴趣，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复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在学习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的文学时，可以将流行的作家作品选出来讲一下，鼓励学生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出来。在扩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审美能力的同时也练习了写作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多么优秀的教育理念都敌不过学生的“兴趣”二字。学生的兴趣显然不是文学课程中的“史”，而是文学作品。相比较“史”的冷静与机械，文学作品就显得温情与灵动了许多，尤其是经典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在情感的净化作用中升华个人的认识。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文学课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其次是解读经典，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产生于学生积极自觉的主动性和强烈的兴趣。既要选“好”书，又要“读”好书。鼓励学生就文学作品或某一“史”的文学观点发表个人的看法，尊重学生的艺术感受，不随便否定或指责学生的欣赏水平。教师应尽可能地从理论上加以引导，或者将学生的看法与“史”上存在的意见相比较来探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自由的研讨氛围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分析经典作品时，不能将教师本人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让学生一边读一边试着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想象一下假如自己是作品中的那个人，或者假如自己是作者。试着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作品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来自他人的信息为自己吸收，自己的既有知识被他人的视点唤起，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在同他人的对话中，正是出现了同自己完全不同的见解，才会促成新的意义创造”。经典的作品超越时空，经典的文学观点也能超越时代，这种对话的作用既有潜移默化的，又有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平等的状态下，学生把握了作品，也更容易接受“史”的论述。以解读经典作品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巩固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能训练学生分析、鉴赏现代作家作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作者：李贤 单位：蚌埠学院

当代文学论文篇5

1．由“一元选择”转向“多元选择”。在封闭的、单一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背景下，人们在价值选择上只有统一的标准和基本原则：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然而，在文化开放的现代信息时代，价值形式复杂、多元，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内容和形态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是价值评价的双重标准，认知标准和实践标准不一致。当代大学生习惯用集体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别人，对自己却往往采取利己主义价值标准；二是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日趋多元化的个人选择中，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过去的“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价值选择难以达成共识，既注重个人，又兼顾集体，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最大化的追求个人幸福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生推崇的价值选择。大学生的人生设计也是多视角、多方位的：有的以学业为目标，有的以从事社会活动为目标，有的以赚钱为目标，有的对未来发展没有目标，得过且过。然而，多元的价值取向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问题：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和实现过程难以操作，很难达到一种平衡，造成实践的降低；在现实性道德生活中很难直接、快速地对自身的社会化成果加以科学的评价。

2．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自我”。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所谓的“个人本位主义”。“个人本位主义”把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个体价值，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在价值主体上由“关注社会”到“关注自我”，由狂热的理想主义转向务实的现实主义，由过去过分强调国家、社会转向关注自身的发展。“个人本位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流道德价值体系的叛离，这导致许多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再盲目崇拜权威，不再盲目服从长辈，他们崇尚自主自立，强调个人奋斗，注重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3．由“崇尚理想”转向“注重实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过去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价值规律得到重视，象征物质利益的金钱有了正确的定位。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务实，追求物质利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然选择。同时，也出现了“以利益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转型期又一价值冲突———利益和道德冲突。对物质利益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旁落，社会缺乏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理性的支撑。人们越来越关注利益而忽视道德，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信仰危机”等现象。突出表现在高校里：少数大学生过分追求物质利益，没有远大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注重实用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关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目标实现。

二、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

1．客观因素。首先，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就业市场的活力，增加了社会人才需求，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了较好的就业条件和环境，毕业生在个人事业发展和薪酬待遇上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和机会。另一方面，市场化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过多注重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自身价值的体现，大学生的社会奉献意识正在逐渐淡化；在市场机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值由市场价值体现出来，只要按照市场需要进行培养，“短、平、快”实现市场效益，忽略了人格的健全和完善。同时，部分医学毕业生就业竞争意识不强，事业发展和薪酬期望值过高。在整个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医疗卫生行业薪酬高、工作条件好和技术水平高的职位严重稀缺，但是据调查，90%左右的医学院校学生却把自己的就业目标锁定在大中城市、等级医院、国有医药卫生机构，导致了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这是造成医学院校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有的毕业生为了好择业或者择好业放弃就业机会继续深造，“啃老族”、“宅男”现象在医学院校毕业生中也有体现，受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影响，逐利性的就业观制约着就业愿望实现。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着教学与实际相脱离的情况。一方面，特别是高校在扩招以后，学生数量迅速上升，虽然近几年国家政策的调整有所缓和，但地方院校为了学校生存和扩大影响度仍然保持着不断增长的趋势，内涵式发展还远远达不到，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要求严重脱节，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被长期挂在“嘴边”。另一方面，高校教师背负着职称压力和科研压力，无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教书育人上，甚至部分教师受市场经济影响只是把“教师”岗位作为纯粹养家糊口的职业，远没有达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境界。这直接导致了医学毕业生对于社会现实的判断难以有真实的依据，出现自我价值判断偏高的误区。

2．主观原因。在校大学生正是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时期，学校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与现实急功近利、短视行为形成巨大反差，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对社会的理解浮于表面、趋于幻想或停留于理论，对社会的实质内涵理解不够，造成了虽身处社会，但又“雾里看花”，形成了追求虚华、不尚务实的心理特征。表现在择业上就是对个人能力水平认识不足，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发生冲突时，价值取向摇摆不定，优先考虑个人得失，数以百万计的医学毕业生蜂拥而至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大医院，最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农村、社区无人问津，虽然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人才到西部、到基层的优惠政策却收效甚微。家庭教育是影响毕业生就业价值取向的直接因素之一，医学毕业生就业价值取向还深受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值的影响，家长对子女的高期望值一方面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另一方面也有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支出与回报的计算，这种高期望值直接导致了毕业生不愿意去基层、去边远地区就业。

三、对策分析

1．政府不断完善就业政策体系，提高服务水平。当代大学生就业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社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的未来。各级政府要从严规范就业市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逐步把毕业生的工作纳入到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不断完善毕业生就业政策，深化人事、户籍等相关就业制度的配套改革，打破户籍制度造成的市场分割问题，消除就业歧视，规范就业市场。其次，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国家应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金投入，加大支持和鼓励的力度，引导医学毕业生到缺医少药的基层、社区、边远地区等。此外，政府还应建立大学毕业生失业保障和培训机制。毕业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失业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并给予相应的救济。同时，对未及时就业的毕业生，有针对性的组织各种培训班，加强就业指导，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2．依托职业生涯规划，高校加强分类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有助于明确人生方向，规划人生航程，对人生事业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院校应以职业生涯规划理论为依托，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有计划、分层次的开展系统化、全程化、个性化的分类就业指导，合理、科学的规划大学生生活和未来发展方向。一年级学生的就业指导重点是入学教育和专业介绍，使学生了解职业去向、职业特点和在社会中的地位，确立未来职业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对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思想和职业技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活动，鼓励他们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拓宽知识面，培养多种能力和综合素质。对四五年级医学生，结合见习、实习，积极引导学生转变角色，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高校要通过人才素质测评、职业测评和心理测评等帮助学生认知自我，帮助毕业生确定专业方向，巩固专业思想，及时修正就业目标，确立合理的就业期望值；宣传、分析就业形势、政策，转变毕业生狭隘的就业观念，关注自身发展、不必拘泥专业对口，选择和医疗卫生行业有关的宽泛职业也可大有作为，为毕业生做好考研、参军、报考公务员等政策咨询；根据毕业生都在实习点的特点，利用网络迅速快捷的招聘通知，结合科室情况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就业目标。

当代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当代文学；传播；观照；媒介；受众；文本

一

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文学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向受其制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构成了当代“文学场”，在如此时空关系里，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点。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特点、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传播是“人类关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1)就传播学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们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着眼，什么样的信息拿出来让大家分享？是谁拿出来这些信息？通过什么渠道或载体？谁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谁？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和场合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能产生什么效果？等等。对这些从传播学原理出发所提出的问题的探究，使我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文学传播语境上。人们常常用“后现代”或“后新时期”等概念来为当今社会转型命名。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着资本的流通以及商业广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噪，人们的消费欲望被点燃起来，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消费主义文化”。那些以守护灵魂家园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2)这正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处境和传播语境，一切都在消费当中，物质的欲求、观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终都可以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现象。大众传播媒介多声道、立体声的传播，不仅刺激起消费的欲望，而且正是通过媒体消费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与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与文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费过程中，同时也在进行着消解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消解着传统的中心意识。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今中国文学已从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滑落。身处这样一个消费与消解的时代，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那样，它们“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3)受制于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定位，现今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文稿竞卖、作家签约、媒体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读物、小说百强等等，一一映证了这种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趋向正在发生改变。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的认识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传播业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文学不仅不可能置身于传播环境之外，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还促使其积极参与其中，文学要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来负载它们，使其能往来穿梭于社会大众之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有着精神文化和物质利益双重密切联系。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同样也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是能够把握其脉络并加以解读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

这一文学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中介层，而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作品、读者与作品那么一种简单的、封闭的文学联系。作家思考什么、写什么，读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墙分隔开来，彼此互不相扰，显得非常陌生。作家作为主体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兴趣爱好和内心的使命感自发地创作，当然，有时也会结合政策背景来写作。相对而言，读者只是被动选择，他们的要求、愿望，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表达出来。作家对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关心，即使作家与读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无的，对文学的影响无关大局。所谓纯文学多少与这种文学关系有关，是其关系下的产物。而在“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的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是三方有机地结合，彼此互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三方主体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读者市场的因素进入文学活动中，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那么读者市场如何产生？如何把握？媒介和传播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媒介直接与受众发生联系，对其接受的品味、爱好、注意力等及其变化因素，不断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过供给运作（有时是炒作）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同时，把读者市场信息反馈给作家，作家们又根据这些信息创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读者市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双向运动过程。文学的生成机制、生存状态、影响方式、反馈原理、运行规则等都在这种结构功能关系中得到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为我们考察文学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二

当代文学丰富多彩、形形。这里我们就当前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新动向即文学商品化、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加以观照，分析媒介与文学之间如何发生影响，从中把握当前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文学运动的规律。

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系列变更，文学商品的命题便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文学不同于冰箱、彩电那种有具体实物的所有权可以转移的商品，这些商品能进一步通过成本核算、利润分成，最终把它们的交换价值量化出来，并以价格形式明码标价供消费者选择购买。文学满足人们（或者说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在于它的精神价值，这是文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其交换价值无法衡量出来，退一步讲，即使有交换价值可以得到交易双方认可，它也不完全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等价交换，最典型的一例，要数广播电视媒介的文学传播，听众、观众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份免费的文学午餐了。那么，文学的商品属性究竟如何认识？其价值如何在市场中得以实现？从对文学关系中的媒介功用分析，能够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

现代社会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支持，或直接出钱，或给予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另一类则是主要在市场中依赖广告的收入。后者已日益成为当今传媒的基本生存方式。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认识，现代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或卖方），而广告商是买主。广告的传播在不同的媒体上有版面、版位、时段、次数之分，是可以量化的，而媒体在对受众市场的占有率诸如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等等，又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入广告资金的重要市场依据。这其中媒介努力要做好的就是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提供良性的服务，树立品牌形象，巩固和扩大受众群体，以期获得更多来自广告方面的经济收入。受众也并不是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他们在接受信息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被媒介打包出售给了广告商。

简而言之，文学的商品属性是通过媒介实现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就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载体，同时也是广告的载体，而广告便是一种商业性的传播活动。如此一来文学的商品属性便得以确认，文学的运行伴随着商业色彩也就顺理成章。最突出的就是媒体炒作，这是媒体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它们要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如果都是常规平淡的信息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需要通过制造热点的方式来达到聚集人气的效果。我们从一些港台作家作品和影视剧进入大陆市场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在文学的媒体炒作之中，作家是一种资源，出版商是背后的策动者，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具体的实施者，大量的个体阅读者成了跟风者，文学市场在其“共谋”之下被牵引着。显然，文学的商品化以及对文学的媒体炒作，直接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媒体所追求的是时效性和实利性，文学所追求的是对人的关注及终极价值等问题，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毫无疑问，过度的人为炒作会对文学构成一定的伤害，但商业因素的参与，也给文学原有的价值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是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我们还是从“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文学完整的传播活动的参与三方出发，来分析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就媒介而言，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的、等级制的、仅为官方喉舌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体制已经消解了。新的媒介体制具有面向市场、服务大众、功能多样、有自己话语地位等特点。在新媒介体制转换生成过程中，文学媒体经营出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调整方向，由严肃文学、纯文学向通俗文学和大文化方向发展。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更爱读切近社会和生活的读物，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二是继续高举文学的大旗，同时又积极寻求文学媒体的出路。此时文学媒介的经营主体有了新的变化，如《萌芽》依托《新民晚报》的支持，《山花》和黄果树集团联办等。这些变化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媒体的经营模式，或是在内容对象上进行拓展，或是以资本为纽带引进新的投资经营主体，其经营理念和手段也相应地给文学带来新的成分。作为载体媒介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文学本身。

文学的受众成分原来就复杂多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他们有多种选择机会，有着不同的接触媒介的阅读动机。随着受众对文学的辐射影响，作为文学的消费一方，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生产，对文学活动起着某种调节作用。现在读者由于职业、年龄、性别、经历、情趣、文化背景等不同，阅读的动机和口味也是复杂多样的。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很难再把读者统一在一种精神维度中，得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来肯定读者不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的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所谓专业的、非专业的；有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有职业的、业余的；有名人、普通人等等。文学作者队伍这支混合大军的聚集，与几百家出版社、上千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更多的报纸、期刊所组成的媒介网络不无关系。它们提供了载体，正等待着这些作者们去填空。他们的写作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生产出的产品，也是花色品种齐全，有高雅的，有通俗的，有庄重的，有轻松的等等。有这批文坛耕耘者的努力，文学开发其适销对路的产品，挖掘潜在市场的能力是以前体制所未具备的。

3.娱乐性原本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娱乐消闲功能更成为文学生产的一种主导力量。随着世俗社会欲望的张扬，满足于声色需求、感官刺激的流行音乐、歌曲、卡拉ok歌舞、电影、电视、休闲杂志等泛滥于大众文化市场，其强劲的态势，逼迫文学降低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品位，与大众文化相适应才能有自己的位置。这类文学正如人们评价当年鸳鸯蝴蝶派一样，“文艺的目的是供茶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趣味与娱乐是第一位的，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和笑噱。他们这一派所惯用的题材大致为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等”。(4)当然这种娱乐消闲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又有所发展，有所谓的反腐败小说、女性作家系列小说、粉领小说、另类文学等等，媒介在这种娱乐消闲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展开竞争，纷纷以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为能事，其中难免对读者进行煽情，既然是大众口味，媒介也就顾不了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了。媒介的商业化和大众的世俗化结合起来为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推波助澜。

从文本内容风格的自由挥洒到感知的放任，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被放大强化，呈现出一种欲望飞扬的场景。它们对意识形态官僚、知识分子名人、经典语言规范等进行着肆意的颠覆和嘲讽，其中蕴含着要突破原有的秩序的结构力量。而力量的爆发，就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谓的民间狂欢仪式。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研究，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的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所在。”(5)巴赫金狂欢理论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意识，论述了人性解放过程的美学趣味。今天的狂欢仪式不需要像古典时期那样到人群集中的广场上去进行，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参与性，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使大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这里媒介对文学娱乐性的影响呈现出多面性来。

4.当代文学出现作家们自愿从宏伟的叙事中退却，流放到下层社会和世俗中去，以便更加真切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文学倾向。也就是“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表现，展示描写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表达了对平民阶层现实生活的同情和批判，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风格既迎合了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文学与民众的距离”。(6)

平民阶层在我国伴随着体制改革，传统的身份、职业分化重组正逐步呈现出来，就人数而言他们是为数最多的群体，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和价值判断能力，但经济状况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平民阶层不仅是社会的大众，也是文学的大众。一批有意识地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传达形式，表达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抒发大众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苍天在上》、《天下财富》等等，这些具有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的新形势。

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媒介为平民阶层赢得了话语的地位和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媒介与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有着直接的、广泛的、水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大众传播媒介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大众的关注，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平民大众倒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上帝”。没有受众群体的存在，也就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价值。它们之间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媒介的舆论阵地性质自然要有平民的声音，体现出平民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从而打破由权贵和精英长期占据的话语权利地位，形成为平民说话、让平民说话、听平民议论这样一种传播氛围。其实说到底，对文学和文学家而言，人文关怀本来就应是其特有的立场。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特点和活动规律影响平民化文学创作特点。大众传播媒介要求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联系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里主要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性，而平民化文学的创作也具有浓厚的新闻化色彩，这突出反映在以新闻报道为文学素材，以新闻客观性、真实性为写作规范的“新写实文学”上。在新闻报道风格的影响和借鉴的作用下，有评论者认为一些平民意识的小说“叙事如同报告、语言如同诉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彻头彻尾的事件记述和观感描写，使它的纪实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它是小说，那一定是纪实小说，而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社会特写更为准确”。(7)如此评论既说明了这类小说的特点，也指出了它们的审美艺术与创新存在一定的局限。

三

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正所谓信息时代一网打尽。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今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算是真正有了着落。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自身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中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问题的核心是媒介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

从内在的文化企业性质看，媒介服从于商业利益，迎合大众一般口味，这使得文学从对“灵”的追求与关注转移到对“物”的追求与关注。如果说“著书也为稻梁谋”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以金钱为轴心，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确实也是在文学与经济接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文学为钱而来，而不再为了精神、心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品格、水准的下降。如对宣扬暴力、色情、迷信和伪新潮时尚（有的不过是西方二三十年前的洋垃圾）等低俗作品，照样有媒介兴风作浪，对其进行美化吹捧，究其原因自是“利”在当中。

从外在传播活动的表现看，媒体对当今文坛过度炒作，不仅制造出一大堆文学泡沫，也给文坛带来哗众取宠和浮躁的风气。一些严肃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遭受冷落，而人为地炒作成为热点而备受关注。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过多地制造和关注文坛热点，而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成了点缀。大众传媒的厚此薄彼的功利性急吼吼地想把文学变成娱乐场所，把作家、评论家们纳入娱乐圈，像影视明星一样好进行商业炒作，消解了文学的深刻性。这种试图以媒介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于文学有害而无益，而商业效益的渴求和快速成名的欲望是其下面的“力比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种关系在重新调整，其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碰撞和摩擦。市场经济对我们还是全新的东西，规则的不完善、经验的缺乏等都会引发各种新的矛盾。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情形也是如此，要达到和谐、健康有序的局面，需要从政府、社会到机构、个人，从传播界到文学界多方努力。在大众传播媒介给文学带来躁动、不安、惊喜之后，两者之间在完成了磨合期的彼此适应后，相信双方联手定能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学精品。

注释

(1)［美］威尔伯·施拉姆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页

(2)宋遂良《漂流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6期

(3)［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4)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5)巴赫金著王春元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90页

当代文学论文篇7

传统的高职高专院校对课程的评价方式采用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为此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考前死记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实际上这种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仅仅考查了学生的基础性的知识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2新时期高职高专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2.1精选教学内容

高职高专院校扩招以前，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时间较多，但是随着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渐的增多，高职高专院校对现当代文学的课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课时大约缩减了一半。为此在有限的课时之内，教师就应该精选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代的大学教育多样化的特点，应该有选择的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比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是以基础性的以史带论，代表性的作家导读为主；研究性的强调学术性与史实的结合。进入21世纪，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为此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以作品为基础，侧重于文本的阅读。通过精选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注重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但是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缺少主动阅读作品的动力和勤于思考、质疑以及创新的习惯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的摒弃掉传统的讲授法，因为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查阅资料和讨论的教学方法。教师先讲史学部分，然后为学生设定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最后再进入讨论环节。教师在整个的环节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加上调动了学生动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3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

当前很大的一批学生很少阅读文本，不阅读已经成为制约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针对学生不阅读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读也可以泛读，具体的步骤分为下面三个：第一是直观文本，能够对作品的整体蕴含的情感有一个大至了解；第二是观看影像资料，在直观文本的基础之上辅以影像资料，能够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关的文献或者是教材，能够让学生对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

学生的成长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这种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现当代文学发展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品逐渐的功利化。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为了避免使学生受到不良的风气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应该构建一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和追求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校园内的广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此教师在开始第一堂课时就应该将该门课程的性质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阐明，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拾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2.5改革课程评价体系

针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以期末考试为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缺陷，新时期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将基础性知识和培养发展能力相结合。在评价方式中闭卷考试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情况。但是考试的成绩只占到学生整体评价的一部分，将学生的课堂发言和讨论以及写作等也纳入到课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师对学生的上课笔记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点评，落实到年终的考核项目中。以上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相比较于单一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考察学生的能力。

3总结

当代文学论文篇8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2]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3]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作者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4]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5]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于是乎这“新时代”也成了文学时间断代（区分现、当代文学）的依据，而并没有深究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代”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代”是否真的对应；二、因为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实际流程过于接近，缺乏远距离审视的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缺乏本质上的真切界定，因而只是权宜性地对两者进行了“时段性”划分，尚不能从逻辑上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界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 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 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 times;the contemporary 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 1919 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认为是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形态。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 at a 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欧洲杯买球平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

由“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由“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演化而终有“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之定型于“新时期文学”完全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学科成型的历史经验的。尊重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分野，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历史性转型，要求我们既维护两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对“取消论”，同时我们又要反对“不变论”，以新观念促其新发展。重视文学研究的当下介入性、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因此从“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列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强调之，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1] 此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期，主要著作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3] 此一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下卷）、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等。

[4]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1970年代香港和台北出版了一些价值较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了司马长风的以外，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代文学论文篇9

关键词：古代文学 当代社会 中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124-02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底蕴应当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是在当代社会有太多的人摒弃自己的文化而去追求西方文化，究其原因，大多数人表明中国的古代文学华而不实，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因而遭到大家的摒弃。现在我们就借本文来谈一谈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对建立当代国家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则不足以支撑其屹立于世界之巅峰位置，因为国家文化价值的定位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素养与整体的文学发展。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一潮流中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如何建立当代的价值观呢？

首先，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不管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觉文学，还是文学鼎盛的盛唐时期，再逐渐从隋唐两宋到没落消沉的明清两朝。这些在历史上数不清的传记、史书、唐诗、宋词是我们当代文学起步的厚重基础，也是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会看得无限远”，那同样的，我们的当代文学就是站在古代文学的肩膀上，而古代文学就是我们的巨人，所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是具有非常之深远的当代价值的。什么叫做国家价值观呢？所谓国家价值观是从个人价值观的概念中延伸而来的，个人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各类事物的看法与意见，国家价值观是指一个国家在长期而又漫长的历史潮流中积累下来的能够得到集体认同的共同的文化信仰。国家价值观是建立在国民心理、责任、道德、义务等等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价值认知、实践准则与我们的理想共同存在着。小时候家长们总会给孩子们讲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其中所包含的对待事情坚韧不拔的态度，绝不放弃的刻苦精神还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等等，传递给我们的都是对英雄的歌颂，并把其类似行为作为一个准则，这便是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主题亘古不变，那就是忠君爱国。这类国家价值观往往会形成一种定式。现在的社会科技发达，物质也极大丰富，但也形成了一种浮躁的社会气氛，这种转变使我们将古代文学中的铁骨铮铮、正气浩然丢得荡然无存。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依靠，还谈什么所谓的国家价值观。若想建立正确的国家价值观，我们必须吸取和传承古代文学的精髓，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璀璨的现代文明，才能形成正确的国家价值观。

二、古代文学对交友的影响

当今社会有一个网络热词叫“刷脸”，所谓的刷脸就是指朋友多，但选择朋友必须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早就系统地阐述了择友和交友之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传承，进而引导我们正确处理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有多闻，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损矣。”刘向在《后汉书》中也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和学识渊博、品格高尚的人居住在一起，对人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而与庸庸碌碌、品格低俗的人居住在一起，这个人也会深受其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类是喜欢群居生活的群体，他们不能没有朋友，交友交友，这个“友”字是指两个人友好互助的意思。古有高山流水，说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只有在一起合奏才有高山流水的即视感，两个人即是朋友也是知己。刘备三顾茅庐，为的不仅仅是孔明的盖世才能，与此同时，更多的是那种惺惺相惜的知己知音。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比比皆是，以上足以说明交友的重要性。交友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李白在《赠汪伦》中有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又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又应该如何去择友呢？交友的前提是择友，还是让我们一起去古代文学中探索一下吧！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如何才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呢？论语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说选择朋友考察他的品行，其次要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分析他与你交朋友的目的。当然这些不能仅仅看表面，关汉卿有言“画人画虎难画心”，意思就是说人的内心很难看透，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不能全靠看，或者说你看了研究了也不一定能看清一个人最原本的面目，所以与人相交还是贵在知心。庄子也曾在《山木》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懿”，说的是君子之间的交往坦坦荡荡的，就好像清水一样清澈，两个人之间]有任何的私心与利益，并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而丧失友情，而小人之间的交往像甜酒一样，尝到一点点酒的香醇，就会想要继续交往下去，但是一旦两个人之前的利益受到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也就因此破裂了。我国的古代文学无言之中就在教我们择友交友的道理，无形之中对我们的择友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中国古代文学对当代人文的影响

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是一个承载着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那就需要我们一起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而不是肤浅和表面化的学习。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早在原始社会，神话传说和歌谣就在人们的讲述下一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岁月的沉淀，便逐渐演变成古代文学。尽管最原始的那些神话传说，我们只知道一些星星点点，但却是最早为人所知的历史。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的发展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专家越来越少，中青年一代成长过程过长造成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生长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人文具有很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传承真、善、美

当你在讨论古代文学时，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极具感染力与审美价值观，也就像诗歌，律诗那样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古代文学追求求真、向善、尚美。求“真”，它指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孔子的思想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赞扬，当然也同样包括那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认同，他强调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孔子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新刷新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这里强烈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对人的尊重。孔子这一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了高度的赞扬，这一点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古代文学中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相处、还有价值观的培养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们前行。

（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科学发展观促使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当代的社会起着强烈的促进作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论述广泛而全面，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仅仅局限在个人方面，但是国家正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他所提出的是从个人的修养层面来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不容忽视，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感，身为国家公民的使命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大国，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文化有利于帮助各民族团结一致，友好发展。当然，古代文学的探索不能止步于此，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弘p。

四、结语

中国的古代文学，蕴藏着无限的哲理，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影响。教育人们，要有骨气、重节操。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强调的就是一个人早晚都有一死，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死得轰轰烈烈有价值。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在国家利益面前，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一种敢于奉献的人生态度。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们担忧之前就担忧，在别人都享乐之后才想到自己，这样牺牲自我幸福的忧乐观，一直被后世所铭记敬仰。《爱莲说》中最为著名的句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高洁不受污染的样子着实让人着迷，这又在警告世人，做人一定要洁身自爱，清贫自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极具号召力，好像在召唤人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保卫我们的国家。说了这么多优美的诗句，无非想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并未消失，而是一直牢记在我们心口，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早早就埋藏在我们心中，大到国家价值观，小到人际交往，还有对人文价值影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古代文学赋予对我们当代社会的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论文篇10

1949—1978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的危机———“十年”。在“打倒一切”的局势下，我国的各行各业都遭到了巨大损失，教育方面也不例外。1966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并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发出，标志着“”的开端。“”炮制了“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炮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由此，中国广大教师颇受毒害，课堂也演变成了政策解说或者学习革命语录，文化知识的学习都无法正常进行，更不用说体育课程了。“”时期，教育战线比较混乱，学生不好好读书，整天以斗争为主，那些“地、富、反、坏、右”成了学生主要斗争的目标。每天不是斗这个地主就是斗那个反革命，学生在阶级斗争的旋涡里成长。1966年5月，这场由文化领域发起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中国教育由此而止步不前，并且还加剧了与世界的差距。关于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也被迫中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破坏，可见当时“”的威力之巨。

2改革开放初至今

“”后，打到了“”，拨乱反正，中国开启了新时代。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转移了工作重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全国又掀起了当代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的新热潮。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定近期“省级以上体委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的战略后，中国体育事业进入了全面复苏和快速发展时期。1982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保证中小学生每天有1小时体育活动的通知》。198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导下，国家体委经过调研、探索和酝酿，于1986年4月15日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从此我国体育事业在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体育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全面启动；同时，全国人大第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制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规划，有步骤地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推向全国。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学校体育学》，标志着《学校体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体育理论中分化出来。而《简明体育教学法》及《体育教学论》的出版，标志着体育教学理论已经开始从学校体育学、体育理论中脱离。中国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有了新的契机，国家教委、体委加强体育研究机构建设，提供管理上的保障，及时着手编写了九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和新的教材，客观上为体育教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学术讨论热烈，各种体育学术论文报告会和体育教学现场观摩会增多；与国外理论交流的机会增加，使我国的体育教学工作者接触到了更多更新的体育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我国的体育教学理论呈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毛振明教授编著的《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体育教学科学化》，探讨了我国目前体育教学的有关理论问题，介绍了国内优秀的体育教学实践成果，并收集了一些新的体育教学实例和教研方法，对研究面向21世纪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这一时期，我国体育教学理论研究由封闭转向开放，体育教学研究界对国外教学研究信息,从内容到方法,从理论到技术,进行了广泛的介绍，是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在回顾体育教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对体育教学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关于体育教学过程的本质，掌握运动技能与提高身体素质的关系，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与地位；在原有的苏式体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和界定了体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范畴。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在国家教委、体委的正确带领下，在无数教育学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中国的体育教学理论体系得以逐步构成且完善。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