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经济论文十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涉外经济论文篇1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涉外税收政策的现状及特点

为了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我国在涉外税收方面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并已经先后同60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鼓励外商来华长期投资生产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出口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港口、码头、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投资和兴办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追加投资和再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优惠政策。优惠的措施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减税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涉外税收政策以对外开放为主要目标，涉外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采用的是全面优惠原则，明显地具有税制从简、税收优惠从宽、税负从轻、手续从简的特点。

（二）现行涉外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政策的差别过大。据统计，外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率不到内资企业的1/3，内资企业在税收环境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涉外纳税人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采用，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优惠项目多、层次广，缺乏整体统一性。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区域，先后制定的，项目和内容繁多，有区域性、行业性、特殊性等优惠，而且优惠的法律文件也涉及不同级别、区域。但目前缺少规范管理，没有形成一个合理、规范、严密的机制，在具体执行中，容易出现政策混淆和差异大的问题，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有损于税收法律的权威性。

3.地区性引导不平衡。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按企业所处的地域位置分别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划出部分区域为经济特区，规定凡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投资什么行业，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纳税。由于中西部地区受到自然环境、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4.产业优惠导向不明显、层次低。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对外来资金的投入方面，没有合理的科学产业规划和引导，偏重于一般性的“引资”，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无特别的鼓励措施。外商投资一般集中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周期短、利润高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以及技术落后在发达国家已被淘汰的项目，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加工为主要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交通、能源、港口等基础性产业项目投资较少，在投资过程中，较少考虑环境治理等社会效益目标，影响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另外，在引进技术、高级人才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太大，不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重点地提升优惠政策的层次，不符合国际税收发展的潮流。

5.税收优惠手段少，灵恬性差。虽然目前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内容多、范围广，但税收优惠的手段基本采用的是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而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费用扣除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从而削弱了税收政策的效力。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中税收饶让的条款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

6.存在越权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一些地区政府为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短期发展需要，单独擅自制定超越国家规定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出现混乱现象，对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产生不良影响，也导致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结构不平衡。

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涉外税收政策选择

（一）wto对涉外税收政策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成员国之一，所以在制定有关税收政策时必须符合它的基本要求。wto形成的一系列协议为参加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提供了一整套共同遵守的、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对税收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1）国民待遇原则，要求税收无差别，强调的是缔约国一方保证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国民同等的税收待遇。（2）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向国内和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公开本国的税收政策。（3）公平竞争原则，要求税收政策统一，税收环境平等。（4）例外原则，允许成员国在坚持国民待遇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特殊国情，制定一些特殊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实行产业或地区的特殊税收优惠。

（二）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符合wto的原则；二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三是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导向的原则；四是依法治税原则；五是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

（三）应选择的主要涉外税收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公平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环境。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建议采取立法一次完成分步实施到位的做法。所谓“立法一次完成”，就是说现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统一合并，必须是一次完成，这是保持税法严肃性、稳定性、前瞻性的需要，不可能采取分次立法的办法；而所谓的“分步实施到位”，则是指立法目标的实现，可给出一个过渡期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可采取新老企业区别对待的方法等，以期达到既不否认历史，又能在一定时期后实现统一税法的目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以消除“假合资”、“乱减免”问题，内外资企业可以公平竞争。

两法在合并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税基的确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wto规则要求，对两法在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上重新明确，尽量作到统一、平等。对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支出、折旧标准等内外有别的扣除项目进行统一规范，体现税负的公平。

——税率的选择：我国目前采用的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一部分发达国家还高，这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吸引，考虑到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状况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应以不高于25%为宜。

——优惠的范围：在新法中取消对不利于环保和落后的生产性企业的优惠，取消对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大范围的优惠；保留对高新技术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优惠；增加对福利、教育领域的投资优惠；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增加对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惠，例如，对外资企业雇用我国人员达到政府规定数量的，可以给予一定的所得税抵免；对外商企业投资于出口企业、先进企业、农林牧业、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享有的税收优惠，内资企业也应享有。

——优惠的方式：建立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的优惠体系。除了使用降低税率、直接减免等直接优惠外，还应充分使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取风险准备金、科技投入提前扣除、单项所得减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实行收益调节与资金、开发、投入、分配调节并重的方式，增强税收优惠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优惠的方向：由单纯引资为主向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并重转变。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缺少的是具有较高能力的人才，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加之资源优势，急需的是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人才的进入。体现在所得税政策上，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引进，尤其是对资金雄厚、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全球著名企业集团的进入的所得税优惠。

——优惠的对象：为了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在新法中加大国内企业

“走出去”的导向，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例如，对内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给予特别的所得税优惠，鼓励内资企业向外发展。

另外，合并应注意存续期间的确定、优惠条件和标准的明确。

2.增值税改型方面。改革高新技术产业适用增值税的类型，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购进的生产设备所负担的增值税款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减轻其税收负担，解决由于资本性支出较大而税负重的问题。

3.开征新税种方面。我国应将现行城建税、资源税、消费税中部分税目以及环保收费统一改为征收环保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面对外资企业竞争，我国必须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监督外资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中方员工的合法权益。

4.完善个人所得税方面。目前，我国公民和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标准不一致。从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角度考虑，应减少收入级数，统一扣除标准，公平国内公民和外籍人员的税负。同时，对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外国专家在工资薪金所得的扣除及适用税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5.反避税方面。为打击避税活动，减少国家税收收入的损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用法律条文的方式，针对避税行为产生条件、情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加强国际协作，以保护跨国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利用转让定价的手段进行避税活动。另外，从公平税负的角度考虑，应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同时，对外资企业还应开征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选择涉外税收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兼顾税收优惠的效应与代价。外商投资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由于损害环境、耗费原材料、不平等竞争等导致较大损失。只有当投资利益大于损失时，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才是有效率的。因此，要充分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环境、市场、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2.保留并逐步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鉴于wto规则对地区倾斜政策并未作出限制性的规定，为使我国经济在加入世贸后不至于受到外来经济的全面冲击，增强国内经济对外来经济的抗衡能力，保持东部地区现有的对外贸易优势，对原有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可暂时予以保留。同时为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协同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优惠可借鉴原东部沿海地区实施的“以点带面”的做法，突出重点，重点支持一部分省市，以起到周边联动效应。单纯的地区性优惠应逐步向地区和产业并重，最终取消区域性优惠的方向过渡。

涉外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高职院校 国际经济法 教学内容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举措，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高职院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主动服务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本科院校以学科建设为重点不同，专业建设是高职教育与社会的契合点，也是高职教育办出特色的关键。而我国现在有些专业建设中，存在着要么仍以理论教学为主，技能训练严重不足;要么过度削减甚至取消必要的理论课程，片面强化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办学层次向中职教育下移等问题。这些，将严重影响高职教育在国家各种教育中的竞争力。针对不同的专业如何构建其教学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高职院校开设国际经济法专业十分具有挑战性，在有限的教育时间内开设哪些课程、传授哪些理论、培养哪些技能、拓展哪些素质成为搞好专业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本文以教学内容体系建设为出发点，探讨如何在高职院校搞好国际经济法专业建设这一课题。如何科学构建国际经济法专业的教学体系，需要全面考虑国际经济法专业自身的特点和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特别是岗位技能的要求，只有考虑到以上因素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1 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自身特点及对教学的要求

国际经济法归属于法学，是法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在法学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教育部确定的本科高等法学教育中的14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作为一个法学部门，国际经济法具有法律学科的共性: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等。但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其他法律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给教学工作提出了特殊要求。

1.1 涉外因素多，要求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与思维

涉外因素多是国际经济法专业区别于其他法律专业的最突出特点。其以国际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至少其一跨越国界，具有涉外因素。这个特点，要求学生在观察处理事务时，视野不能局限于国内情境，应站在国际性的角度，要了解别国乃至世界的基本情况。总之，要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与思维方式。

1.2 涉及领域广，要求培养学生具有高屋建瓴的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

国际经济法专业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以及各国涉外经济法、民商法等，是一个涉及多种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有法律基础知识的铺垫和积累，又要体现专业特色。从专业特色上看，一方面要处理好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等法学相邻学科的关系，突出重点;另一方面研究和理解国际经济法必须了解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等经济学的一些规律。这种宽领域的特点无疑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要求学生既要能宏观把握全局，又要能微观掌握规则。

1.3 理论知识更新快，要求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并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

随着国际经济情势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相关内容密切结合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不断补充、更新和完善。其更新迅速之快其他法律专业无法比及。这个特点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专业的技能与知识，还要学会学习的方法，与时俱进，即必须不断学习那些学校没有赋予他的知识与技能。如何将法律发展、实践经验和职业要求结合起来，是国际经济法专业教与学过程中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1.4 政策性倾向强，要求学生要对有关国家的经贸政策有基本的认识

国际经济法虽属于法律学科，但其确定性与稳定性较国内法律部门差，非常容易受国家之间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甚至有的法律法规直接是政策性制度的体现与反映。这就要求在课程建设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还要使学生了解有关国家的经贸政策，并随时给予动态关注。

2 高职学生的特点对专业建设的影响

教学工作的培养对象是学生，所以如果不了解学生的情况，只是一味的去研究专业建设就没有了针对性，也不会收到好的效果。高职院校的学生不同于普通本科的学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 学生文化知识基础相对薄弱，没有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方法

高职院校的生源一般是达不到普通高校分数线的普通高中毕业生，文化基础较差，学习困难相对较大。许多学生的学习不具有计划性，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性不够。这就要求在课程设置中要结合学生的特点，以“实用、够用”为原则。在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2.2 思想比较活跃，动手能力、专业技能比较强

高职学生虽然与普通高校的学生在基础知识上存在着差距，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具有活跃的思维和爱劳动、爱表现自己“才华”的天性。这对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的的高职教育是有利的。

2.3 职业心理预期与定位较合理，对社会的适应性比较强

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能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和就业定位，对自己的职业设计比较理性和务实，没有盲目的攀高和好高骛远。从心理上能够树立到基层、到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的观念，具有敢于创业、不怕失败的精神。学生的就业、创业技能与实践能力较强。

3 职业定位与岗位技能需求

我国教育部对高职高专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是“高等职业教育应以培养基层和生产第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为办学宗旨，建立以基本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系，专业课应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教学要以培养学生专业应用能力为主”。所以，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企业基层从事技术应用、生产组织、工艺实施、各类管理及具有较高技能的操作人员，用人单位提供的也大多为“高级蓝领”或“蓝领”岗位。国际经济法专业力求建立有效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培养积极、灵活、创新的法学人才，实现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和谐一致。

职业定位——结合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特点，我们认为高职院校国际经济法专业学生的职业目标定位是:

第一类为涉外法律事务类的职业:公检法的书记员岗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专职人民调解员及涉外企业法务部文员等法律辅助类岗位。

第二类为涉外非法律事务的岗位:主要分布为外贸公司或外资企业办公室文员、业务员、服务员及公司销售代表等。

从上述职业定位不难看出，国际经济法专业虽属于法律学科，但由于我国目前司法类职业的门槛儿比较高，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讲有不可逾越的学历要求，所以多数学生的职业定位可能是“不对口”的涉外非法律事务岗位。

反观目前学校的教学，多以训练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和法律服务技能为主要目标。然而，学生毕业时就业单位多为企业，工作岗位多为非法律类岗位。这就产生了学生毕业后工作场所、工作岗位与在校时工学场所、实践岗位是不一致，两者差异较大的问题。这种差异不仅在于工作环境，更是工作的内容和岗位所需的技能的不同。非法律类岗位，处理的自然是非法律事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主要不是法律类的，更需要像办公室事务、商务事务等文秘类知识和技能。面对这种工作岗位与实践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在注重训练学生法律服务技能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生文秘等其他技能的培养。

职业能力要求——根据岗位目标定位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是:

第一，能办理涉外经济的基本业务;

第二，能处理常见的涉外经济纠纷;

第三，能处理涉外文书;

第四，能参与涉外商事谈判。

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根据岗位能力，要求学生应具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掌握国际投资的基本法律制度、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法律制度、掌握国际税收的基本法律制度、熟悉国际贸易实务、熟悉国际政治关系、了解各国经济概况。要求学生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包括:分析处理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中文表达、英文表达)、文字处理能力、谈判与沟通能力。

4 教学内容体系设计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国际经济法专业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专学历和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学生除了要掌握工作岗位所需的国际经济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公关协作等能力。总的来说，高职学生的知识要求是较为零乱，缺乏系统性，同时技能型、经验型知识属于隐性知识，如何使之显化，都需要一种方式将其组织起来。

针对以上情况，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主线;第二，优化课程结构，精选教学内容。从分析岗位职业能力入手，以能力本位开发课程，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系统地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在教学上，不再单纯强调专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是以理论课的应用性、技术课的实用性即“实用为准，够用为度”为原则开设课程。用二年时间学习专业理论课和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这样可使学生既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又使其综合职业能力和素质得到提高。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国际经济法专业其课程设置，除教育部要求的基础课程以外，专业课可分设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和专业素质课三大类。专业理论课包括:民法、民事程序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贸易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涉外商务英语。专业技能课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英语听力与口语、法律文书与应用写作、商务谈判实务。专业素质课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商务外交礼仪、演讲与表达。

下面以两年制国际经济法专业高职教育为例，具体课程设置安排如下:

第一学期:民法、国际公法、英语听力与口语、演讲与表达。(另外还开设公共课如思想道德修养、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等)。

第二学期:民事程序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私法、英语听力与口语、商务外交礼仪。(另外还开设公共课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体育等)

第三学期:国际贸易法、涉外商务英语、法律文书与应用写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综合实训。(另外还开设公共课如体育等)

第四学期: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涉外法律风险防范、商务谈判实务、岗位实训与毕业实习。(另外还开设公共课如大学生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等)

参考文献

[1] 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2] 石伟平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3] 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 马树超，范唯.以专业改革与建设践行高职教育科学发展[ol].摘自tech.net.cn/page/n007/2009050700023.html.

涉外经济论文篇3

一、国际税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 tax 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 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 （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 （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 （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 （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 （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 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 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 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 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 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 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 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20] 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 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 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涉外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涉外经济法;调整范围;地位;作用

上世纪末，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中国涉外经济法，虽然各国家和地区为调控对外经济而出台的法律有不同的名称，体例也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为当事人的涉外经济活动制定法律法规，以确保国家有效管理涉外经济活动，最终建设成一种有利于涉外经济活动健康安全开展的法律环境。改革开放要求我国涉外经济法必须建立起来，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涉外经济法的作用必然日益突出，地位必然日益重要。

1.涉外经济法的内涵及其范围

1.1内涵

涉外经济法的作用是：调整本国经济贸易管理主体与外国经济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经济贸易当事人与外国经济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涉外经济法在涉外经济贸易交往中产生的特定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国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制状况所制定的。任何法律都有核心部分，涉外经济法也不例外，它的核心部分目前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障措施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法、对外贸易法等，有了这些法律，国家可以更有力地监管涉外市场，涉外市场不仅只有我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的国内市场，还有外贸企业自行开拓的国际市场。由于涉外市场涉及到不同国体、政体和法律体系的国家，加上wto设置的不同国民待遇原则，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等等很多例外，所以十分特殊，这便要求我国涉外经济法必须跟上时代脚步，不断完善和更新。目前，只有正确地规定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功能与作用，将国内外法律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才能更好地发展，才能迎来更多发展的契机，国内产业才能更健康和更安全，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深化。

1.2基本范围

涉外经济法的范围是指涉外经济法律规范的范围。我们将涉外经济法定义为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是涉外经济法的范围。

1.2.1民商立法或行政立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当今，很多国家都在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导致了几乎所有立法都会包含政府干预或政府管理的内容的结果，毫无经济法色彩的纯粹的民商立法或行政立法目前已经很少。反过来，也就是说，一些涉外经济法也经常包含民商法或其他部门法的规范。

1.2.2“纯粹”的涉外经济法

在我国，也有的法律不同于上面所说的不“纯粹”的涉外经济法，它们是比较“纯粹”的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法律不在少数，典型代表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它的内容只包括调节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1.2.3贸易范围和投资范围

关于涉外经济法的范围，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方法，就是从涉外经济法所调整的涉外经济 管理关系所发生的领域来分类，主要可以分为贸易和投资两大部分。从国内外惯例来看，贸易可分为三大类，即技术贸易、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投资又可分为两大类：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可想而知，我们国家的涉外经济法便可以分为五大类，包括货物进出口管理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法、国际服务贸易管理法、直接投资管理法和间接投资管理法。另外，由于特殊的国与国之间贸易的税收政策的存在，涉外税收管理关系也属于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探讨涉外经济法的地位

探讨一种法律的地位，是指探讨这类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是探讨这类法律与其他类型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因此，讨论涉外经济法的地位，实质上就是要探讨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它与其它法律的关系。

2.1对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初步认识

首先，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哪些呢？简单的说是涉外经济关系，我们把所有涉及到涉外因素的经济关系称为涉外经济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经济法确实起到规范涉外经济活动的作用，但同时有着某些问题。其中比较严峻的问题之一是涉外经济法的调节范围过广，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涉事双方的其中一方不是中国人，当他们发生法律关系时，都用涉外经济法调节。这就使得涉外经济法的体系过于庞大，有尾大不掉的不好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对目前的这样的体系作出调整，长此以往，一个健全、完整的法律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2.2对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深入理解

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是简单的的涉外经济关系，而应该是涉外经济管理关系，下面是几点理由：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将涉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定为涉外经济管理关系。当不同国家的不同当事人进行涉外经济交往活动时，为了能确保中外双方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国家便建立民法或商法进行调整，调整的是涉外经济关系。然而，涉外经济管理关系从本质上说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但是，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拥有自己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要求用特别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规范另外划分出来并单独做针对性的研究。

其次，跟其他国家比较，其他国家没有我们国家这样庞杂的涉外经济法体系。比如美国的出口管理法，它就是发达国家的涉外经济法的一个代表，这部法律只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最后一点，自从我国涉外经济法设立以来，我国的立法以及法律建设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国有条件、也有能力对涉外经济法进行重新定位，对涉外经济法的范围进行更准确的划分。

2.3涉外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要研究地位，就要研究关系，所以如何看待涉外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呢？从性质方面来看，两者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范围是不相同的，范围的不同可导致很多方面的不同，比如责任形式以及管理措施这两个方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对涉外经济管理关系进行调整或改变的时候，如果法律对该项内容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说存在着涉外经济法规范所涉及的内容分，则适用涉外经济法，反之，则适用一般的经济法规范。

3.探讨涉外经济法的作用

涉外经济法在规范涉外经济活动时，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上世纪中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涉外经济法也在酝酿着产生，但是涉外经济立法是非常落后的，只有少数法律法规，仅存的法律法规也并不完善，所以这些涉外的经济法规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到了1978年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学科兴起并发展，加上政府政策以及指导思想正确引导，涉外经济法也日益得到发展。在这一阶段，我国涉外经济法紧跟世界潮流，也能够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涉外经济法立法的脚步加快，掀起高潮，涉外经济法的作用逐渐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对涉外经济法的发展来说又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国涉外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wto要求成员国在创造更有利的法律环境方面作出努力，所以wto基本原则是：法律统一实施原则以及透明度原则。也就是要求成员国在法律方面的衡量标准要统一，实施法律、运用法律是要高度透明。

3.1明确当事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权能和规则

涉外经济法的其中一个作用是明确当事人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我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经营权的门槛一降再降，并且在2004年就已提前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样一来，我国自然人便能够自由地进行涉外经济活动。另外，关于从事外贸经营权，国家在制度方面更是作出很大的变革：已经从原来的审批制变为现在的备案登记制。

3.2促进国家管理涉外经济活动

涉外经济法，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中外双方当事人都应当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国家要妥善利用涉外经济法这个武器，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利，使国内外企业互利共赢。

3.3提供使涉外经济关系良性运行的法律环境

国家通过建立涉外经济法体系，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此外，建立涉外经济法体系，也有助于对外国的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引进。然而，要做到吸引投资、引进技术，需要的是一种良好的投资环境，而投资环境大致上可以分为物质环境及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法律环境，因此，我们要坚决重视完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经过不懈的努力，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制度，这就为涉外经济关系的良性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要求法律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仍然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4.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涉外经济立法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这些大环境而设立的，是应运而生的。在它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逐渐与国际接轨，法规配套措施日益完善，体系也日渐成熟。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维护国家经济权利、保护国家涉外经济的安全、保证国家以及公民义务的实施和创造自由公平高效的涉外经济法律环境等多方面都发挥着它的功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涉外经济的立法和研究应不断前进、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赵秋雁.论涉外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j].苏州大学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2）：46-49.

[2]曾东红.论我国入世后涉外经济法的基本走向[j].南方经济，2003，（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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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音莉，方祺江.浅析我国涉外经济法学的研究与发展[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3）：71-73.

涉外经济论文篇5

一、从历史回顾看翻译对社会改变之作用

纵观我国三千多年的翻译史，可以看到我国翻译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史。

远在原始社会，各氏族或部族之间，就有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翻译活动，然而已无文献可查。在夏、商两代现存的简单史料《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记载中可见：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既然“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遣使“来宾”，必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我国最早记录翻译的书籍是《周礼》和《礼记》。随着各民族的交往、商业贸易的开通、文化的交流、宗教的传播，翻译工作也开始越来越繁多了。从东汉末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佛经翻译使得古代印度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相互补充并最终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为中国的宗教思想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在唐朝，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都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翻译作品大多与西方的科学著作有关，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阶段主要翻译并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哲学知识。通过引进西学，中国的传统思想禁锢被打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教育工业发展军事等各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则带有浓重的革命色彩，再加上马列著作的翻译使得这个阶段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纵观整个古代到近代的翻译活动，可知翻译一直都与中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紧密相连，尤其在中外交往，思想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二、涉外经济专业翻译的特点

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与普通翻译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二者都属于“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归结为信息的传播。（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外国语（1997年2期）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即忠实地把一种语言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母语和外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翻译的质量。相比于普通翻译，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是以专业的涉外经济语言为主要服务对象和服务工具，其特点是标准化，专业化，要求具有专业性，正式性和准确性。这一特点要求进行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译者除了熟练掌握本族语和外语两种语言能力外，还要精通相关的涉外经济专业知识，例如：国际商贸翻译人员要对国际贸易理论知识有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熟悉国际市场外贸规则与惯例，了解进出口合同条款与交易程序，同时需在国际贸易各岗位进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的工作实践；作为涉外经济中的专业翻译，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翻译才不会导致误译，给服务方造成损失和纠纷。专业翻译在此意义上已经不是普通的仅起到桥梁作用的译者，他已经成为涉外经济事务中的参与者与决策者，责任重大。在翻译原则上，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更注重准确原则，即忠实准确地将源语言的信息用目标语言表达出来，使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获得相等的信息内涵。此种翻译追求的不是艺术美，而是实用性，在用词上要求准确，简洁，严谨。例如：翻译涉外经济信函，协议，传真等重要文件时，所涉及的内容对交易双方都有相当的法律约束，因此要尽量使用正式词汇，避免口语化词汇。

三、提高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之必要

在西方，早在1964年，英国语言学家m.a.k.halliday等出版的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一书中就提出“英语是为特定职业服务的语言”，即“专门用途英语”。法律语言学教授恩里克・阿尔卡拉兹和布莱恩・休斯在其著作“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 中，开篇就指出“英语是用来进行经济贸易，市场营销，旅游服务，司法服务和政策制定的工具。”从英语的用途上看英语翻译目的应更多的为经济贸易和法律服务，而并非是了解欣赏英语国家文化特色。其次，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使得涉外经济专业翻译成为必须的参与者。2010年12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公布数据：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对国际贸易标准缺乏了解，单证，标签等不符合国际标准造成的滞关，压仓，退货等事件，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程序简化与标准化方面每年的实际损失合人民币1万亿元以上，这些损失在国际上居首。”中国由于缺乏高水平的涉外经济法律翻译，对国际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贸易相关法律制度了解不够，没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越来越成为世界反倾销处罚的出气筒。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每年平均遭遇六起反倾销，九十年代每年达到29起。进入21世纪，每年仍有递减趋势。2002年国外对中国企业反倾销等保障措施的调查达58起，列世界之首。由于没有专业的涉外经济法律翻译，中国相关企业大多没有应诉，自认处罚。2010年9月10日日报报道，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称，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遇的反倾销案例比例多达40%，反补贴案例占全球的75%.最新遭到的反倾销处罚来自美国。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输美的石油钻杆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从2011年2月将对这类产品征收最高约达430%的反倾销关税和18.18%的反补贴关税。由此可见，中国的专业化翻译必须熟练把握国际技术壁垒，才能帮助国家和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把握标准，减少损失。国际贸易不仅涉及许多国际国内法律，法规，协议，惯例而且涉及到许多复杂的程序和机构，比如进出口商，运输部门，保险公司，海关及其报关机构，银行，码头和商品检验机构等。最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国际贸易单证，即所谓的技术壁垒，它已经成为阻碍国际贸易尤其是中国国际贸易的最大障碍。因此，重视并提高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水平和培养专业翻译人才迫在眉睫。外语热在我国持续了30年，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特别注重听说读写等技能的提高。由于对翻译技能的忽视，甚至还有一些认识的误区，认为只要掌握了外语，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最终导致的一边是“英语热”，一边是翻译人才短缺。今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与装备也不断地被引进，与外商，外国的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洽谈的机会日益增多，但在翻译中常发现有汉式英语，专业术语欠缺等问题。目前我国从事涉外经济翻译的译者大多来自外语类专业的学习者，并非经济或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外语类学生虽然掌握娴熟的语言能力，但对于涉外经济领域中的行业规范和背景知识却知之甚少。经济或法律专业人士虽然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却在国际业务活动苦于欠缺的语言交流能力而感觉力不从心。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人才的短缺使得我们要加大力度在高校改变传统的“单一型”人才培养模式，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

四、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现在虽然有相当多的高校开设了专业英语课，但是也主要强调学生的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提高，对于专业英语翻译技能的培养没有应有的重视。因此，高等教育英语或专业教学大纲中应明确专业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地位。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80%的受访者对于河北师大法律专业或经济学专业与翻译系合并使用教学资源和师资，共同培养外语加专业复合型人才的提议表示非常支持。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必修课，选修课或者举办专业翻译系列讲座激发学生对于专业翻译的兴趣，从而带动他们走进专业翻译的实践中。其次，要加强高校专业翻译教学队伍的建设。目前涉外经济中专业翻译人才短缺的原因之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传统课程设置培养出的单一型高校教师无法胜任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任务，但是无论是语言类还是经济类的高校教师，他们教学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在此情况下，继续教育十分必要。同时，各专业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以顺应教学形势。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复合型，应用型翻译人才。高素质的涉外经济专业翻译人才是保证国际贸易活动成功的关键。我们应认真反思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遭遇困境的原因，及时弥补自身的不足，唯有这样，才能促成我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朱香奇.实用商务英语翻译[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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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亦明.曾剑平.翻译与经济建设[j].企业经济.2002.12.

涉外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 学科界定 基本原则

一、 广义国际经济法的“水果拼盘说”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

这一学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对某一涉外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既要涉及调整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又要涉及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渊源既包括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国际习惯、国际惯例等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经济管制法以及冲突规范等国内法。 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由此得出结论：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对其中的法律症结加以‘综合诊断’和‘辨证施治’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从对某一类社会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凡与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便足以独立地形成一个法学门类。这一学说立足于实用主义，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广义说的观点将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整，将不同性质、不同部门的法律规范杂糅在一起，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 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混淆了“法学分科”与“法律运用”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因而在立论基础上存在严重缺陷。

诚然，国际经济关系涉及的主体繁多，错综复杂，的确需要对其中存在的各种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但这是法律运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部门法学分科层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由法律运用上的综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论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不同法律部门的综合运用并不等于相关的法学分支就应杂糅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事实上，在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中所述及的各种法律规范，相关国家的刑法规范（如一国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适用。如果按照广义说的论证逻辑，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刑法规范岂不是也应纳入广义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当中。

以此类推，内国经济关系虽不如涉外经济关系复杂，但同样有必要对其中的法律症结进行综合诊断与辨证施治。对内国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同时涉及内国民商法、内国经济行政法和内国经济刑法等法律规范。试问，按照广义说的理论逻辑，这些相关的内国法律规范是否也应混合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来探讨如下一个问题，即法律运用的综合性能否替代法学分科的必要性和严整性呢？也就是说从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学分科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层出不穷的新情形下，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笔者认为，某一部门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内部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通过法学分科可以形成一种严整的知识体系，便于认识、分析、运用和预测。学理通说上以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学的标准 ，“独立调整对象”不仅要求以某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要求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必须具有质上的共同性。试以民法为例：平等主体之间物权法律关系、债权法律关系、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婚姻法律关系和家庭法律关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上述各种法律关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质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形成民法总则中的各项内容。不仅如此，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则。析微而知著，一个严整的法学分支必须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我们并不是为了刻意追求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因为只有这种“从抽象到具象”、“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们便捷地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和预测发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人类创设各种各样的学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认为其以跨国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似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但事实上，诚如广义说自己所承认，跨国经济关系既包括跨国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跨国经济管制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广义说将经济流转关系和经济管制关系这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进行调整，既无法进一步抽象出两者之间的共同性，无法形成学科的总论，也无法真正提出学科的基本原则，难免带有人为拼凑的色彩。由此可见，我们决不可因为法律运用中的综合性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这或许并不是学术领域纷争的问题，而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本质要求。

诚然，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等趋势的出现，传统法学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科界线周边出现了许多“灰色区域”。但我们认为，决不可因为灰色区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学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上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是清一色的，泾渭分明；但是社会关系却是模糊的，黑白之间存在诸多灰色的过渡。学科分类时必须在这一灰色区域中厘定临界点，因此种种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对于灰色区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个案处理，也可以作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萘李、骡子等杂交品种后便否定门、纲、目、科、属、种等生物学分类；同样道理，我们亦不能因为法学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认了法学分科的价值。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贴近现实，也不可能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完全正确的结论；科学的作用只是通过初略的分类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基本正确的结论。

综上而言，部门法学的分科应当是严整的，但在部门法学的运用上却应当是综合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虽注重了法律运用的综合性，却忽略了法学分科的严谨性，将法律运用和法学分科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广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犹如一个水果拼盘：从营养结构和口味搭配出发，人们食用时需要的是各种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盘；但我们却难以承认水果拼盘是另成一类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认水果分类的价值。

二、 国际经济法的学科界定

那么，如何对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进行学科分类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论断是我们分析的出发点：

（1） 国际经济关系当中既包括横向的经济流转关系，也包括纵向的经济管制关系；

（2） 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既涉及各国的国内法规范，也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国际法规范。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所有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经济流转关系 经济管制关系

国内法规范 （1）冲突规范/民商法 （3）经济行政法

国际法规范 （2）国际商法 （4）国际经济法

表：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分类示意图

（1）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是各国的冲突规范（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及其指引的内国民商法（如我国的新《合同法》）；

（2）调整跨国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是作为统一实体规范的国际商法（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为各国的经济行政法（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法》）；

（4）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则构成国际经济法（如《建立wto协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个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对跨国经济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在这四个部分中，国际商法可以通过优先直接适用成为成员国国内国民商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经济法规范则通过间接适用，转化为成员国的内国经济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将上述四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水果拼盘，貌似完整，却忽视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点，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严整的独立法学学科进行研究和学习。

同时，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本文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与狭义说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法有如下两点区别：

（1） 部分学者主张，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狭义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但是，经济流转关系与经济管制关系在性质上殊有不同。笔者认为，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应独立地构成国际商法体系，与内国民商法对应，而不宜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是建立在对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汲取了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关于法律运用综合性的观点。

因此，至多而言，我们只能说本文对国际经济法所做的学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新的视角上对狭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回归。或许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有的学者在批判广义说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间经济协调关系以及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体系”， 认为国际经济法包括“经济的国际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经济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两大部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调整对象的同质性出发将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其在调整对象、制定、效力、实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因此，调整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仍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内国涉外民商法与国际商法在性质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应把各国的涉外民商法纳入国际商法的范畴当中呢？

综上，笔者认为，应将国际经济法界定为“调整跨国经济管理关系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妥当。同时我们亦主张，在解决一个具体的跨国经济问题时，不仅要运用国际经济法，还要综合运用内国冲突规范、内国涉外民商法、国际商法、内国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不同法律部门的分支。 三、 国际经济法学科基本原则的重塑

诚如前文所论及，一个真正的法学部门应当能够形成“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关系—具体法律关系”的逻辑体系。换言之，无法提出学科基本原则，这一“法学部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学分支学科。

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原则”是相对于“概念”和“规范”而言的法的三种要素之一。与一般原则相区别，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其调整对象内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其法律关系的始终，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串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持广义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学者提出了“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等作为广义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基本原则。 如果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的理论是严谨的，这些基本原则就都应贯串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国际经济法分支领域，都应当既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法律规范，也适用于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事实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难以真正满足作为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也难以发挥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学科的指导作用。试举一例说明：甲、乙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两个公司，双方签定某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试问，甲乙双方的这一跨国经济关系与一国的经济主权有何直接关系？与不同国家间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关系？与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关系？

由此可见，目前“公认”的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基本原则似乎无法满足作为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要求，广义说理论无法提出大一统的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由此亦可佐证，广义国际经济法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类。

以下，笔者将就本文所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即调整国际经济管制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提出指导这一学科的三大基本原则：

（1） 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自由化原则要求各国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应当逐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为外国资本、技术和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应当逐步扩大外国资本的准入；应当逐步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经济自由化原则的经济学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国际贸易领域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理论主张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且得出国际贸易将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这一重要结论。

（2） 经济公正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有四重内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国在管制国际经济交往时应当符合“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国要平等对待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还要求一国应平等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给予外国货物、资本和服务“国民待遇”。其二，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对他国政府和企业的扭曲自由经济的措施采取对应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许一国针对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或他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等。其三，允许一国在管制跨国经济活动中，针对危及本国根本利益的事项，临时采取一些限制经济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协定中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关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等。其四，由于历史上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各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求发达国家在管制跨国经济交往中，单方地给予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措施，例如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3） 经济便利化原则：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运输与通讯方式的不断改善，随着关税壁垒的大幅度消除，国际经贸的快速发展对各国经济管理便利化形成日益强烈的诉求。经济便利化与自由化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经济便利化不仅要求在执行非关税措施措施时程序应简化和协调，不应有过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国有关涉外经济管理的各种程序应当具有透明度，政府应当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设备，政府各部门之间应当有效配合。

综上而言，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成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动和指导各国的跨国经济管理行为。之所以将上述三项原则确定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上述三项原则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为背景所提出的。虽然存在种种质疑和批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已无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而全球贸易额年增长率却达到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已达到全球gdp总额的29%。 与此同时，跨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2,06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万亿美元。据统计，在2001年，全球6.3万家跨国公司，其年销售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 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和经济便利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协调各国外经贸管理行为，使其顺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2） 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体现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内在诉求。部门法学基本原则的提出，应当从其调整对象出发，应当体现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诉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根本缘由在于它们都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健康运作的内在诉求。经济的本质是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管制跨国经济交往的行为必须在维护基本的经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经济自由而便捷地开展。由此，经济自由化原则、经济公正化原则和经济便利化原则应运而生。

（3） 上述三项原则是真正从法的价值层面提出的法律原则。笔者认为，部门法学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法价值学的层面来概括，才能真正发挥对具体规范的统率和指导作用。部门法学在逻辑体系上总是从调整对象中汲取其价值层面的精神实质，并将其法律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再由这些基本原则来统率具体的法律规范。以目前研究最为成熟的部门法学——民商法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其实都是自由、正义、效率等法价值在部门法学的具体体现。将经济自由化、经济公正化和经济便利化确立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原则，其实也正是自由、正义和效率这三个层面的法价值诉求在这一学科的体现。

反观广义国际经济法学说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亦是从法价值层面提出的原则，其在同一调整对象范围内可以纳入本文提出的经济公正化原则当中；但全球合作原则则是从手段上提出的，无论南北合作还是南南合作其实都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似乎有所不妥。学者在研究wto规则时，提出将非歧视、互惠、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透明度等作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均可以经过整合，纳入贸易自由化、贸易公正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没有将经济主权原则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经济主权无关紧要，也不等于我们主张在国际经济管理中放弃经济主权。毋庸置疑，经济主权始终是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石。

涉外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涉外会计；工作经验；就业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62-03

一、前言

宁波是浙江省第二大城市，浙江省的经济中心，也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华东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作为历史名城，宁波曾是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并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外贸港口，宋时又与广州、泉州同列为外贸三大港口重镇；作为著名的侨乡，海外“宁波帮”联结着宁波与世界各地；多个开发区被列为部级开发区，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借助以上优势，加之改革开放有利形势的推动，如今宁波涉外企业不断增多增强，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快速增大。同时，会计作为开展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是涉外单位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的工作能力要求也就相应提高，因而工作经验成为涉外单位在聘用涉外会计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本文从工作经验切入调查宁波部分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的相关要求，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分组分区调查法进行调研。

二、调研过程

1.调研方法。本组采用问卷法进行调研。首先，问卷法省时省力，实施的难度较小。其次，问卷法的调查过程不受调查员的主观偏见影响，结果易被量化。再次，问卷结果便于数据统计处理与分析，结论更具客观性与准确性。共发放问卷74份，收回74份，有效卷71份。

2.调查对象。

（1）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宁波市各市辖区的部分涉外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共计45家涉外企业和29家会计师事务所。

（2）对象分布。本组调查对象分布于宁波老三区（海曙区、江北区、江东区）、鄞州区、镇海区、北仑区。涉外企业中，老三区占37.8%，鄞州区占26.7%，镇海区占13.3%，北仑区占22.2%。会计师事务所中，老三区占27.6%，鄞州区占10.3%，镇海区占34.5%，北仑区占27.6%。

（3）对象特征。所调查涉外企业包括64.4%的私营企业、24.4%的中外合资企业及11.1%的全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中美合资企业占30%，中国港澳台合资企业占30%，中英合资企业占20%，中印合资企业占10%，中意合资企业占10%。外资企业中，挪威企业占20%，港台企业占80%。

3.调查过程。本组根据涉外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特征分别为其制定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各单位对招聘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本问卷以时间为单位来衡量工作经验。问卷中将工作经验分为一年内及以上、两年以上，三年以上、四年以上和五年以上。问卷由调研员统一发放至各单位。各单位财务部或人事部相关负责人为问卷填写对象

4.问卷资料的统计。根据问卷填写情况，各市辖区的部分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统计如下：

老三区：老三区有近七成的涉外企业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时间要求较高，一般在三到五年以上。三成的企业对工作经验要求在一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时间越长的涉外会计，越容易满足企业的需求。老三区几乎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工作经验时间要求都在两年以上。其中多数事务所有四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

鄞州区：鄞州涉外企业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相对集中，均在两年、三年、四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则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普遍较低，几乎全部集中在一两年以上。

镇海区：相较宁波市其他地区，镇海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时间要求最高。同时镇海的情况两极分化也较为明显。镇海三分之二的涉外企业要求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另三分之一的企业只要求在一两年以上。几乎没有企业对有针对三四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分化情况比涉外企业缓和的多，但和涉外企业呈相同的趋势。

北仑区：北仑有近半涉外企业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在五年以上，其他涉外企业集中在两到三年以上。要求经验在五年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占据了相当大比例。但除了要求在两到三年以上的事务所，也有近三成的事务所只要求在一年内及以上。

宁波市：总的来说，无论是涉外企业还是会计师事务所，有30%以上的单位都要求涉外会计人员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仅20%不到的单位对经验要求在一年左右。40%多的单位要求在两三年以上。相对来说，会计师事务所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比涉外企业略低，且对拥有各工作经验时间的涉外会计需求相当。

三、现象分析

1.总述。宁波外贸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涉外会计得到更多的立足机会。会计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实际经验远远优于理论知识。涉外会计在工作中，不仅需要通晓国内外的会计业务还需要有相当高的英语水平、涉外交际能力。因而，各单位更趋向于聘请有工作经验的会计人员。

2.分区分析。以下是针对各地区的情况，关于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工作经验要求的分析：

老三区：老三区对工作经验要求较高。作为宁波市区，老三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企业集聚。外滩、天一一带分布着大量大中型涉外企业的办公部门。且宁波多数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均坐落于老三区。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也很庞大，工作范围面向全市。在此背景下，老三区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的工作经验要求自然提高。

鄞州区：鄞州区为宁波最大的市辖区，有明州、鄞州、望春三个工业区，社会综合经济实力宁波第一。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鄞州新兴企业多，对涉外会计的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对涉外会计的经验要求不是特别高。会计师事务所较少且规模较小，对会计人员的经验要求也就偏低。

镇海区：镇海区形成以机械电子、轻工纺织、精细化学等产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由于涉外企业规模庞大，贸易往来频繁，七成涉外企业都倾向聘请资深涉外会计，一般要求工作经验在五年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对涉外会计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北仑区：北仑区作为华东地区新崛起的现代化港口城市，拥有国家全国第二大港口北仑港和五个部级开发区。依托优良港口和国家政策扶植，对外贸易相当发达，大部分企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涉外会计在北仑涉外企业中显得尤为重要，工作经验越足的涉外会计越容易在北仑找到工作，尤其是工作经验超过五年的老牌涉外会计。水涨船高，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迎合企业的要求，也提高了对涉外会计工作经验的要求。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宁波作为国际港口大城市，涉外会计的就业前景十分乐观。涉外单位对涉外会计师有很大的需求量。涉外会计作为涉外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求其有出色的工作能力，丰富的工作经验必不可少。

从调查结果分析来看，资历越深的涉外会计人员越容易满足企业需求。大部分企业及事务所只聘用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涉外会计。仅少数单位肯聘用经验值在一年及以内的涉外会计，而愿意聘用没有工作经验的会计的单位微乎其微。因而，工作经验匮乏的涉外会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后，一开始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2.建议。对于将在宁波发展的应届毕业的涉外会计专业大学生，本组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提供以下建议：

（1）积极参加实习工作。大学期间借助会计实习工作积攒经验可为将来求职减小很大的阻力。

（2）初就业地区首选鄞州区。宁波各地区对于工作经验在一年及以内的涉外会计需求量较小。相较而言，鄞州涉外单位对工作经验要求略低且地区发展潜力巨大。应届毕业生在鄞州就业确是不二法门，既避免了当前工作经验不足的弱点，且今后的发展前景也非常乐观。

涉外经济论文篇8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所谓“趋同论”和“特色论”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所致。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特殊性的认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关键词]国际私法 立法取向 趋同论 特色论 两点论 中国国情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趋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趋同论”者认为，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它根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因而都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律环境和国内法律环境。这就有力地推动各国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私法制度，从而迅速地形成种种为国际社会较普遍接受的实践。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为了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联盟不断涌现，它们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经济联系的、因法律歧异所引起的障碍。第三，各国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对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以电脑、电视、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传播网络覆盖全球，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随着信息资料的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伴随着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交流速度也日益加快，其规模在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④“趋同论”者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乎潮流，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而且，国际私法本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以其独特功能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搞得比较成功、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都有包括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法制。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得不“颇具特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即应毫不犹豫地向国际 社会的普遍实践靠拢。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我们借鉴、“移植”国外先进的立法提供了基础。⑥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于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立法实践，大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接受它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也不能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公约协调，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中国法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的国际私法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重要课题。（二）“特色论”。它强调中国的国际私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反对对外国国际私法条文照抄照搬。⑦这一派学者的立论，首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其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法律思想历史，而且这种传统和历史较其他国家更悠久，更深邃，更成熟，更具个性。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国际私法必然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便难于被国人接受，也难于同中国的文化积淀相融合。第三，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需要有中国特色，主样才能表明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称得上对世界和人类有所贡献，才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法系，才与泱泱大国的地位相当。第四，中国虽然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方式方法尚不成熟，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也不足。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私法，也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那些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它们是来自条约，是来自惯例。基于上述认识，“特色论”者认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途径是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经验，充分尊重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并应努力追寻中国唐朝《永徽律》中规定的冲突规范所蕴涵的“中国精神”。应该肯定，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的形势下，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为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求一个理想的国际私法立法方案，以便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促进对外开放，维持国际民商事活动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营。“趋同论”和“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趋同论”主要是受到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是“以未来设计现代”，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国际化，国界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应依这种未来的趋势去设计、制订。“特色论”则主要是受到“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以亨廷顿、佩鲁、马约尔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派”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强调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不重复不模仿，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而应有自己的发展标准，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力资源，并应保持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自主性，即应“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转向开放的内源性的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后发展理论”受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各种文化都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一种文化是抛弃还是保存，主要取决于文化群体是否适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引导和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应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不应受到外来法律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就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看到了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他们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强调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际性经济，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合作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而“特色论”都则着眼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渊远流长的法律文化，并且认为，只有具务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第二，就对国际私法的认识而言。“趋 同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并为减少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法律障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从而，国际私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复归。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特点和规律性，因而国际私法的本质和目的，在世界各国也都是相同的，即解决各国法律的相互抵触问题，求得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特色论”者则认为，国际私法首先和主要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等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性和国别差异便不会消失。每个国家在运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所追求的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也首先是指其本国当事人在涉外民事交往中不受损害和免遭风险。因此，国际私法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其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其本国及其当事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权益。应该指出，“趋同论”和“特色论”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在阐述各自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往往兼及相对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因而在总的倾向上有所区别。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赞同和在总的倾向上的相互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的特殊性决定的。三、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主张，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一）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可以说，国际私法首先是民族的法或者国家的法，从7世纪中国唐朝《永徽律》的规定，到18世纪巴伐利亚民法典和普鲁士地产法的条款，直至近现代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国际私法最早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这两个事实则同时表明，国际私法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国别色彩和深厚的民族底蕴。其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下述原因：第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其中的涉外因素无论是来自主体方面，还是来自客体方面，抑或是来自法律事实方面，都必须在同内国的联系中方有实际意义。内国因素是涉外因素存在的条件，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是共生共存的。在一个民事关系中，只有内国因素而没有涉外因素，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只有涉外因素而没有内国因素，那么，对内国来说，也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所谓“涉外民事关系”，其实是由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对矛盾中，内国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基于主权原则，国家拥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员、物品、发生的事件和在其境外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因此，一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时候，基于主权原则，首先考虑内国利益和内国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内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实践。这种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各国在制定其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总是要采用有利于其本国的制度、规则和规范，甚至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原则和程序，各国对待反致制度的不同态度，对于“公共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对于属人法中住所地法和本国法的不同识别，⑧都证实了这种情况。所以，各国用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总是存在着某种差异。第二，国际私法的任务是解决民事法律冲突，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准据法”。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正视各国民事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总是作为其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或其必要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在形式上的突出表现，即如我国《民法通则》那样，专辟一章，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当然，即使它以独立法典的形式出现，其性质也同样如此。唯其如此，所以，一方面，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同基本国的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在解决民事法律冲突时，又必须照顾到本国民事立法的制度和规则，保障本国民事立法政策和目标的实现，至少不应与之相违背。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 避免地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国家的“痕迹”。这在那些深受宗教传统，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影响的领域，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⑨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民事法律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便决定了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各国国际私法的差异。第三，国际私法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集团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制定国际私法的依据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和处境，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对外政策。为使这种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得以实现，便应将其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所以，一国的对外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该国国际私法的内容，这是没有疑义的。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导致国际私法的国别差异。上述情形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旨在调整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确定准据法的依据，也是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⑩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只有在原则、规则、规范、制度、体例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才能既于愧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对世界有所贡献。为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应在立法中注意反映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反映中国国际私法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见解和主张。一部成熟的国际私法立法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私法理论的体现。历史上的“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礼让说”等国际私法学说，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私法的立法。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的美国的两部《冲突法重述》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1934年的第一次“重述”是以“既得权说”为理论基础的，1971年的第二次“重述”是以“最密切联系说”为基础的。应当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是经过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国际私法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且有必要在立法中得到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私法理论思维必然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透射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灵光。第二，应以解决中国所特有的国际私法问题为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国两制”局面的形成，“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状况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的“专利”，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对外民事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形成和特点。注意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妥善而适当地解决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使命，也会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独领风骚，并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充实，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尽管各有特色，但它们的调整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毕竟是相同的，可以说，国际性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跨国性，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特征。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的依赖程度愈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顾国际间的联系和国际法上的某些基本原则而仅凭独立国家的身份专断地规定国际私法规则”，而“必须衡量一下究竟怎样做才有利于它的国际交往与合作”。⑾法律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客观规律的要求，尤其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更应当首先反映市场经济规律，而不应一味按主观意志来制订，否则，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调整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障碍。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不仅十分发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因而愈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注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制订，并应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加以完善。在制订和完善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注意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显然是会大有裨益的，它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国际私 法立法成为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作的有力措施，并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同时，既存的和正在形成中的某些国际私法规则和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有关具体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例如，确定合同准据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解决不动产物权关系的“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等，都是从相应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本质特征出发而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因而它们能为不同法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所普遍采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既要考虑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实际需要，也要考虑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就必须注意借鉴和采纳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应注意接受存在于各国国际私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动产物权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原则”等，已为各国法立法所普遍接受，它们构成了所谓“一般法律原则”，在调整相关领域的国际私法关系中具有普遍效力。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已经在采用此类“一般法律原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远远不够，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在对国际私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一般法律原则”，从而保证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与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相一致，实现国际私法所一贯追求的法律适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价值目标。此外，像“识别”、“公共秩序保留”等各国国际私法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些既是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也是维护我国主权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工具。第二，注意采纳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是缔约各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反映了各缔约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该注意采纳有关国际公约中的规定。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国际法准则，凡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应遵守，并应在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规定，不能仅仅理解为在立法中作出上述承诺，而且应理解为对国际条约所涉及的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和安排，以便保证该条约在我国能够充分有效的实施。其二，即使我国尚未参加的条约，我国也应注意研究和借鉴，对其中反映国际私法立法的一般趋势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一般规律的规定，应吸收到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来。这样做，既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现代化的要求，也有利于实现我国国际私法增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社会职能。（三）“两点论”的客观依据是中国的国情在国际私法立法上，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客观的要求。其统一的依据和客观要求的基点，便是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现代中国是古老的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心理、乃至中国社会历史在其沿革递嬗过程中沉积、遗传下来的文化血脉，深刻而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这使得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总是离不开“中国心”的驱使，因而无论是创立法律还是认知与接受法律，总是要以中国的民族特性为土壤。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又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需要而且应该了解世界，需要学习和采纳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将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更新和法律调整。这本身就需要我们注意采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范，使得在本质上就具有国际性的中国的市场经济能与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相互协调，相互借鉴，促进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总之，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中愈益重要、愈益活跃的一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注：①②③⑥李双元主编《市场经济与当代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154页，第165页，第3页，第177页。④李双元：《国际私法的趋同化问题——<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序言》，《法学评论》1993年第1期。⑤⑦《 中国法律年鉴》，1994年，第966～967页，第968页。⑧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249页。⑩刘升平、张文显：《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创刊号，第4页。⑾卢峻：《战后国际私法的新发展》，《中国国际法年刊》，1987年，第21页和第22页。⑿此类规定，有学者认为是国际惯例；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冲突规范领域，国际惯例并不存在。笔者认为，它们应属一般法律原则。

涉外经济论文篇9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

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欧洲杯买球平台的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涉外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意思自治原则 涉外合同 法律适用

意思自治是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精神，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合同领域。意思自治在法治自身建设、市场经济调节等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更多的国家接受，法学界普遍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调节涉外合同法律的第一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有重大意义，但对涉外合同法律的适用仍比较笼统，加强意思自治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意思自治及其价值

意思自治的内涵是尊重个人意愿及其权力，是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正如20世纪前后法国著名法学家莱昂・狄骥（leon duguit）所说“意思自治是普通自由的一个要素，是法律的自由；换言之，就是人们利用意思的行为，当这个行为具有合法目标时，以创立法律地位的权力。”[1]当然，自由总是和限制相辅相成的，意思自治是契约自由的产物也是契约限制的要求，同时，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是不能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所以意思自治体现相对性。另外，意思自治还体现适用的广泛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自己所授权的，他人不能干涉，所以称为在国内法和国际私法领域被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灵活并且进行适应性调整着的。

意思自治原则来源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铺垫就是含有人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思想。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杜摩兰（charles dumoulin）、17世纪的荷兰法学家胡伯（ulrik huber）都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意大利法学家孟西尼（mancini）明确接受意思自治理论，并逐渐使之最终升格为意思自治原则。包括意思自治原则在内的法律原则作为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意思自治在合同法律上的适用反映了其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出现是为了规范和调节市场交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封建割据时期法律混乱不统一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成为国际商事活动中重要的法律原则。

意思自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保障交易自由的原则、有利于稳定市场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商事活动开展。交易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交易自由就是承认并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取决于自然人或者法人的意志；交易自由的外在呈现就是契约自由，在同样的涉外合同范畴内，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的合同关系，正是体现了这种意思自治，这就保障了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意思自治原则调节经济生活，保证了当事人的的意思体现，在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体现了适用法律的确定性、提高了额涉外合同法律结果的可预见度；涉外合同往往涉及标的额较高，关系到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所以双方都希望能有一个准据法来依据使得合同执行过程都有法可依；在涉外合同法律中共同选择意思自治原则能降低司法成本、提高结案效率、稳定市场秩序。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但国际法中的统一实体法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而推进缓慢，所以当事人自主地选择适用的法律显得非常重要；国内法是根据国内情况制定的，推而扩至国际私法领域肯定会有不适应的地方，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消除各自法律中的顾虑，扩大国家间的法律共性基础，这有利于促进国际商事活动开展，保障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实现涉外经济以及社会的共同利益。

二、意思自治原则限制与意思自治原则扩张

意思自治原则限制已经成为意思自治原则的必要组成部分，明确了限制也就明确了意思自治的边界，其作为涉外合同准据法的例外条款应该被所选国考虑。与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相对的是意思自治原则扩张，任何当事人的利益诉求都有扩大的趋势，所以在使用意思自治原则时出现扩张趋势，意思自治原则限制就必然发生变化。

意思自治原t与契约自由密切相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意思自治原则成为主要调节工具，在计划经济时代意思自治原则限制又成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涵，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是意思自治原则扩张的时代。意思自治原则的两面性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在国际私法领域成为通用的惯例，意思自治原则扩张是要求涉外合同处理中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意思自治原则限制保障了该原则的有效并使扩张有限度。限制与扩张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两个子概念，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又共同构成意思自治原则的整体内涵，所以称为意思自治原则不可分割的部分。

三、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领域的法律适用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网络技术发展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形式日新月异，国际商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等已经不太合适应用传统的合同标的履行地或者合同缔结所在地法律调整诸多的涉外合同法律关系，为降低法律成本、保障贸易的自由化，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愿选择准据法是大势所趋并普遍被各国接受。

（一）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领域的适用范围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中主要体现在欧共体各国在1980年的《罗马公约》（the rome convention，《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1985年国际私法会议签订的《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和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法规》，该原则适用于国际私法领域的合同当事人、合同形式、合同效力、合同内容、合同救济、合同解除等范畴。

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涉外合同的内容部分。内容是合同的核心，也是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综合，尊重当事人意愿首先要尊重契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要有当事人共同意愿的体现，这正是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涉外合同的解释部分。合同的解释主要产生与合同条款及所涉界定模糊时，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重大利益，这就要求合同准据法的解释效力要高，这种高也就是合同当事人的共同认可即意思自治原则。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合同领域的适用限制

任何国家都是体现和维护某种利益，法律是这种利益的某种体现，所以意思自治原则还是受到一些限制。这种意思自治原则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则受强制性规则限制，涉外合同当事人选择的自治法律不能排除强制性规则，也就是这些选择的法律规范只能是任意性法律，不论是立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还是特别的强制性立法，这都不能走涉外合同中通过意思自治原则进行规避。另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则受公共秩序限制，这种公共秩序是指法院地的公共秩序，这就要求涉外合同当事人选择使用意思自治原则时要是善意的，虽然在国际私法领域，各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差别较大，但在各个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诸如关乎国家等的公共秩序限制还是相对统一的，所以意思自治原则的涉外合同适用受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限制。

四、我国在涉外合同法律领域有关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一）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适用的意义

中国加入wto已经十数年，中国的经济更进一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更多的外国企业、外国商品进入我国的市场；涉外合同已经日趋频繁和日益复杂。意思自治原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其核心是当事人的意志受到充分尊重，在选择法律适用的权利方面就弥补了我国国内法的某些欠缺，促进了国际之间商事法律关系的沟通。意思自治原则对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大陆的法律冲突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历史的原因，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施行的法律却差异较大，在商事合同方面的法律适用上难免产生冲突，意思自治原则对解决一国内部区域法律冲突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该原则在我国的应用逐步扩大化。

（二）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适用的进程

19世纪末，西方的国际私法理论传入我国，意思自治原则同时进入国内，但与其他法律法条不同，其研究与实践进程非常缓慢，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意思自治原则等国际私法理论才在法学界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思自治原则首先在我国海事法院应用；进入21世纪之后，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案件已经超过50%；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实施成为我国意思自治原则在立法领域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突出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地位，为国际商事活动当事人提供了合同权益的法律依据，对司法机关确定恰当的涉外合同法律的准据法提供了依。《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第3条、第17条、第26条、第37条、第 38条等明确了意思自治原则，并且有关涉外侵权、涉外的知识产权、国际委托等方面也完善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当然，立法也只是阶段性成果，目前，我国在意思自治原则的司法实践领域还面临一些新问题的挑战，在立法领域和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五、完善司法实践中运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的建议

意思自治原则做作为国际私法确定准据法的两大基石之一，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共同支撑了现代国际私法确定准据法的确立，我国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两种原则的配合使用。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部分法官在涉外合同法律文书的规范写作方便还有待提高，在援引某些法律条文等方面也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在法律文书中发条适用的逻辑顺序缺乏详细的引述，法理性不够；另外，我国包括涉外合同法律等国际私法援引法条方面，裁判文书对准据法引用不经意思自治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这在某些方面是不规范的甚至不合法的；总体说明我国的部分法官缺乏对国际私法规则和原则的尊重、理解和恰当使用，有必要加强职业素质提升训练，尤其是涉外法律适用的原有、法条推理过程等训练，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轨世界社会经济活动，提升国家影响力。我国在处理涉外合同法律问题时还要确实尊重内外国法律平等的平位挂念，“天朝上国”的思想禁锢还是比较大、单边主义的思维还存在，法官和当事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主动融入国际体系还是引领新的体系建设，一个平台、一套语言体系是基础。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外案件给法院和法官带来了巨大挑战，国际私法领域的案件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必须更新观念、调整思路，用国际的眼光、用专业的法律水准来带动、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昂・狄骥著.《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m].徐砥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林燕萍，娄卫阳.意思自治原则在上海涉外审判中的运用[j].法学，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