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日记范文五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劳动日记篇1

五一劳动节日记范文一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是我期待的一天。哦!对了，我还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爸爸还要带我和妈妈去广州的南海玩。

我们从阳江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下车我就感受到了古城的宏伟，虽然没有故宫那么逼真，但是我也感受了几分风情。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了一只美丽的仙鹤雕像，还有很多玩具，有旋转木马、有碰碰车、还有好玩的水上溜溜球……

我们来到动物园，第一眼就看到了凶猛的野狼，又看见了一只可爱的虎宝宝最后看见了两只狡猾的狐狸。

我们来到划船的地方，选了一艘可爱的小猫船，我们快活的划着船来到湖中央，湖水清澈见底，碧绿发亮，好像一块无暇的翡翠。往后一看，呀!船尾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波纹。正当玩得高兴时，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赶紧把船划回岸边，上了岸。我们走上天桥，往下一看，忙碌的人们来来往往，车辆川流不息。

走过天桥，我恋恋不舍的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心想：今天玩的可真开心啊!

五一劳动节日记范文二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我很早就起了床，看着窗外的美好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我和伙伴一起去公园玩。哇，这里好漂亮哦!草丛里开满无数美丽的鲜花;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唱着动听的歌谣;还有许多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一起玩健身器材，玩玩那个，玩玩这个，有时还玩捉迷藏，有时玩123木头人，有时玩投篮球，玩的可高兴了!到了两点多，我们玩的有点累了，就到小卖部买了点吃的，结伴去散步。路上的风景也很美，虽比不上其他地方好看，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舒畅的地方!

今天这一天过得可真充实啊!多么快乐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个节日里，我们要锻炼，要劳动!

五一劳动节日记范文三

五一劳动世是我们玩的最愉快的节日了，可以去许多地方。

清晨起来，窗外有风，风起时胳膊凉意陈陈，我会准备一些衣物，到姑姑家去踩油菜籽。我和表哥一起坐车去，到了那里可以晚上装笼子，早晨早点起来收笼子，看到里面有些龙吓，黄蟮别提有多高兴。上午可以去踩油菜籽，我和表哥、姑姑一起去踩，姑爷早把籽收好了。

吃完中饭我便会去摘粽叶，因为每当五一我妈妈会叫我到那摘一些粽叶，好在端午节包粽子，我一个人从姑姑家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直到摘到几百上千片，我每天帮姑姑做事，到了下午可以到河里洗澡，在那凉凉的水中，太阳照在身上真舒服，这让人感到真娱快呀!

所以每当五一和十一都去我姑姑家玩，在那里渡过可真爽啊。

五一劳动节日记范文四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平常我看见妈妈劳动时总是腰酸背痛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次劳动节，为妈妈分担一些事，减轻一些负担。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家做一次大扫除。

首先，我开始擦洗门窗。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把家里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地用抹布擦了一遍，抹布上粘满了灰尘。这下可把我累坏了，我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一想：“大扫除本来就很卖力，但如果我一下都坚持不住，那不是刚才做的也白费了吗?做事要有始有终。”虽然我洗了没有比妈妈洗的干净，但是我也很满意，因为我今天帮妈妈做了一件辛勤的事情。

等我干完了全部的活，再看了看家里，和大扫除之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这次大扫除之后，我不仅知道了：“只要付出了，就会有收获。”我还懂得了“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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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日记篇2

这张凭据，标志着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强掳中国劳工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军队、企业共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几年，中国劳工及子女不断向日本内阁递交信函，甚至集体到日本国会门前静坐诉求权利，日本政府均装聋作哑逃避承担责任。李学为94岁的遗孀刘俊英老人，手捧着故人的录音光碟泣不成声：“日本政府早晚得赔偿这笔拖欠多年的血泪债……”

打开光碟，播放器里传出了一个悲愤而苍老的声音：

天降噩运

1945年3月26日上午，以卖牛血、羊血养家糊口的我，推着独轮车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5个日伪军截住。其中一名留大胡子的长官二话没说，一脚踢翻了独轮车，牛血撒了一地，我弯腰去捡，身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妈的，老子今天毙了你。”一个矮个子伪军边打边骂。他们三下五除二将我大捆大绑押进了临清监狱，无辜被抓的我一路泪水成河：家中年迈的父母还等着这点血换几个钱救命呢。在监狱里，我和10多个被抓来的难友两人一对每人被镣铐锁住一只脚，饭不让吃，水不让喝。我又渴又饿又想家，一夜里和难友喊哑了嗓子，脚底跺出了血，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第二天，我们被捆绑着带上汽车，运往济南。车到高唐，趁司机修车之际，有七八名难友跳车逃跑，还没跑几步，就被伪军开枪击中，白花花的脑浆喷了一地，我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车到济南，我们被押到一座密不透风的铁房子里，每天只给一个牛眼大的窝窝头充饥。在这里住了六七天，加上后来抓来的几百名民工被押上去青岛的火车。一上火车，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次想跳火车自杀，都被日伪军牢牢地拧住，并重重地挨了顿毒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颠簸，我们被关押到青岛大港的劳工转运站。

海上囚笼

1945年4月18日黎明，青岛外滩黄海海面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像一只巨大的乌龟伏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随波晃动，被海风撕裂了的膏药旗“呼啦啦”在船楼上翻飞，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苦难的同胞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被逼向异国他乡，走上了悲惨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尽管是一艘排水量较大的货轮，但由于这么多人与矿石、咸盐一起混装在底仓，拥挤不堪，闷热难当。汹涌的大海风高浪急，货轮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跌入低谷，颠簸得十分厉害，我这习惯于土里刨食的农民，五脏六腑都要被倒出来。大家坐不能坐，站无法站，又想到远离家乡的亲人，个个心如刀绞，哭声连片，悲痛欲绝。一会儿工夫，就惹烦了甲板上的鬼子。有三四个人抡着大木棒来到仓里，嘴里呜哩哇啦地骂着，朝门口的几个哭泣者劈头盖脸一顿猛打，船舱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没过多久，因晕船带来的呕吐之声又代替了刚才的哭声，空气中充满了污浊的馊臭，熏得人简直无法喘息。

经过两天时间，大家呕吐症状有所减轻，饥渴却又像幽灵似地缠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战时的中日航线由于时常要躲避盟军飞机舰艇的轰炸袭击，走走停停，航期不定，船上鬼子对饮食和淡水控制十分严厉，所以被分成几个小队的全体劳工，只能轮流用一口铁锅蒸杂面（玉米、橡子等）饼子。一个小队一锅，一天一顿饭，每人能抢到一个牛眼大小的饼子就算万幸，有时风浪掀翻饭锅，饼子被大浪冲进海里，一天的口粮也就喂了鱼虾。船上淡水更是奇缺，常常是整天不给一口水。有的因饥渴而晕死过去，被日本人身缠矿石块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记得是上船后的第三天的晚上，附近海面发现了美国潜艇及其布设的水雷，“衡阳丸”号只得中途抛锚，等待日本军舰开道护航。有的难友借船停时机试图跳海逃生，均遭船上日军射击，生死未卜。我因生在卫运河边，水性较好，主要是当时饿得要死，也想跳水碰碰运气。便趁着灯火管制的时间爬出船仓，船上岗哨太近没冒险，却意外发现了仓口的一个大水盆下扣了许多玉米饼子，消息传开，不大工夫，就被仓里的难友悄悄地拿了个净光。因这，第二天开船时好多难友被打，我被两个日本兵用麻绳抽得遍体鳞伤。

原本4天的航程，“衡阳丸”号在海上开了18天，才于1945年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在这里劳工们履行了“入关”手续：报告自己籍贯、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所有衣物都被蒸煮消毒，并被强制拉去药水洗澡，推进黑色的药水池，我尚未痊愈的伤口被刺得钻心痛……

地狱生涯

第二天的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闷罐列车，听着车轮辗着路基“扎扎”作响，我们不时从车板缝里向外观察，看到沿途到处瓦砾成堆，草与人齐，人烟稀少，所见之人无论工场、田间、路上包括下关码头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妇女，青年男子很少，又联想到日本货船在大海上躲躲闪闪的窘境，猜测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成强弩之末。

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下了火车一看，人们吸了一口凉气，那些早来的同胞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遍身疮痂、骨瘦如柴。

花冈作业所是日本东北部的一座铜矿，归属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前称）开发。我们近600名劳工被加入到1944年先期到达的390名（已被折磨致死10余人）同胞中，被监工威逼着开始了艰苦的治河、筑路等苦难深重的劳役生活。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已逼近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已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为了支持战争苟延残喘，日本企业也加紧了对在日华工敲骨吸髓的残苦压榨。我们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为了防止在工地上饿倒遭打或出现事故，大家常常饭时将窝头掰下一小块应付了事，到工地干活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舍得偷吃一口。由于这些东西无法消化，吃了往往胀肚拉稀，好多人由此转为痢疾，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也来不及，不少人就扔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我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7人。抗战胜利回国时，虽然每人都背回了死者的骨灰盒，但仅仅是个样子罢了。

上工后半个多月的一天中午，我从山坡上用斗车向下运石子。装满石块的车斗，足有千余公斤，无任何动力牵引，无论空车还是满载，上坡还是下坡全靠手推肩顶。我那天因饿昏了头致使斗车出轨腰被砸伤。两个监工把我架起扔进厕所便不再过问，蛆虫爬满全身，万幸的是，路上我在船舱里曾抓了一把盐粒装进口袋。每有单个劳工来厕所，就送一粒盐给人（当时盐也很缺），央求给送一口窝头一碗水，三四天时间最终挺了过来，又爬回了工棚。这把盐粒帮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腰伤后，作为病号尽管有了稍稍休息的权利，但口粮也减了一半，每顿只能分给一碗橡面糊糊。这样每顿饭别人盛完了桶里的糊糊，我便用一块木片在桶沿上刮呀刮呀，那“嘶嘶”作响的声音至今刻骨铭心。实在是想弄点东西吃了。工棚的东边是一小块土豆田，碧绿鲜嫩的叶子让人馋得直流口水，但慑于监工的，没人敢去动它。这天趁别人上工之际，我悄悄地爬过去，从黑土里抠出两块乒乓球大小的土豆，回工棚狼吞虎咽吃了下去。不想监工中午做菜正好挖到这棵，发现土豆被盗，让30多个病号全部将口袋翻过来，因在我口袋里发现了新鲜的黑土渣而被打得鼻青脸肿。就这样，劳工们在苦难中煎熬着，每个人胸中都燃烧着复仇怒火。

六卅花冈暴动

令人发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薛同道因饥饿难忍悄悄到附近韩国侨民家要了点剩饭吃，被日本监工发现抓回，立遭毒打，晚上一阵急促地哨声响过，全体劳工被集合到一个空地上。监工们先是轮流用木棍、皮鞭毒打他，后竟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脚板筋，最后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被这群野兽活活折磨而死。

薛同道事件，点燃了六卅花冈暴动的导火索。一场反压迫、反的风暴在酝酿中成熟了。大队长耿谆（河南省襄城人）召集中小队长骨干共13人开会并秘密组织、串连、策划举行暴动，鼓动的内容大意是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不能再受这种苦难，要杀死日本监工，报仇雪耻。要冲出地狱，回到祖国去抗日。这些内容在劳工中秘密传播，大家个个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决心豁上一死，大干一场。

6月30日晚11时，花冈中山寮夜深人不静。我在病号房隐约听见一阵骚乱，跑出房门，昏黄的灯影里看见平时为监工做使役的20岁的河北劳工孟连琪将手一挥，一大群难友便像箭一样跃进了门里，继而传来了监工杀猪般的嚎叫声和“咔咔嚓嚓”的肉搏声。我跑回工房，扯了一条破毯子，抓起一把圆铁锹回来，“要回老家了，我们要回老家！”的欢呼声已响彻夜空。我摸进厨房想找点吃的东西，发现蒸茏和铁锅早已被砸得稀巴烂。

这次暴动，共打死桧森昌治、长崎辰藏、猪股清和小林4个日本监工，由于把守不严，配合得不协调，让两个作恶多端的监工清水和福田逃跑了。这样，原计划打死汉奸和所有日本人，吃顿饱饭再去美军俘虏营和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便落空了，耿大队长站在一个高坡上慷慨陈词：“我们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次暴动，是让鬼子逼的。现在我们不求能逃生，只求爽快死，大家要拼出一条路，杀一个鬼子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大家沿着崎岖山路匆匆整队向狮子森山上撤退，月色中，见耿大队长拿一张小地图，但因地形不熟，也只能摸索前进。

我因久病身体状况差，又加上鞋跑掉了，遍山的荆棘和乱石把脚扎得钻心疼，和一些病号最终落在了后面，只得钻进草丛躲避。跑得已精疲力尽，又加露水浸湿，两膝关节也疼得无法走路，裹起破线毯，头一歪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同伙捅醒，看见前面山坡上出现了忽隐忽现的小亮点，知道是日本人在组织搜山，赶紧一路向上爬，黎明时分爬上了一个小山顶，与那里几十名难友聚在了一起。天蒙蒙亮，整个大山几个山头已被上千名日本在乡军人和警察包围。其他山头上枪声响成一片，难友们用石块和锹、镐等武器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下山。也许日本人料到了这个较低小山头上是一些病残劳工，包围我们的是三四十个持枪的日本妇女，其中一人上山谈判，称原来的企业主管理工人太苦，生活太差，地方政府已决定改选新的老板管理企业。就这样我们便被带下了山。

天亮以后，下起了大雨。山下共乐馆前大操场上用铁丝麻绳已围上了半人高削尖了的木栅栏。各路抓回的劳工被陆续押到，有些逃得较远的劳工被抓住由汽车运回，车上的鬼子残忍地用大皮鞋把劳工踹到车下，不少人被踢摔得头破血流。耿谆等12名组织者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花冈警察署，受尽酷刑。其他劳工身子不准歪斜，直挺挺被强迫跪在操场的泥水里反省。三天三夜不准吃喝，几名警察轮番用鞭棍抽打呵叱那些不能支撑的弱者。3天以后，我们被押回中山寮，广场上留下了100多具尸体，这些热爱祖国、渴望抗战胜利、盼望享有自由和人权的难友们，带着满腔的遗恨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心向祖国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终于冲破日方重重封锁传到了劳工棚，整个场院里一片沸腾。大家互相拥抱、滚打，全体劳工流出了激动欣喜的眼泪，大家又唱又跳，有人还扭起了秧歌，连许多病友也走到太阳底下，加入了庆祝行列。随着美军的接管，劳工们扔下了锹镐，解除了苦役，病友的疾病得到了医治，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不久，一个北京籍姓王的盟军翻译官来到工房，告诉我们养好身体等待回家。

11月23，日在中山寮的大场院里，劳工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大队长耿谆流着热泪宣读祭文，向死难的同胞鞠躬致礼，场院里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劳动日记篇3

今天，妈妈答应让我来生煤炉。

我原来以为生煤炉很容易，实际上煤炉很不好生着。妈妈先对我说了生煤炉的要点：“生煤炉时，先要在炉子里放上木屑、废纸等容易燃的引火物，然后把引火物点燃，再轻轻夹起煤块，放入炉中，就行了。”说完，妈妈买菜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来学。

我照着妈妈说的，先把木屑和废纸放入炉子里，用火柴去点，但由于我胳膊短，不是烧疼了手，就是火柴灭了。我正愁眉不展时，忽然看见了酒，我不由眼睛一亮，一拍大腿，一个好注意涌上了心头。我用火钳把里面的废纸夹出来，向上浇了一些烧酒，再放入炉里，然后把两根火柴点燃后一起扔进去。“呼”的一声，燃了！我高兴极了，急忙添纸、加煤，忙得不亦乐乎！待炉烧红后，我又把一块煤放进去，等它烧着。我站在一边想：“原来这到容易！”不由得意起来。谁知，“骄兵必败”，正当我得意之时，只见炉里冒出一股烟，煤一下子碎了。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哭丧着脸把碎煤夹出来，又用钳子夹了一块干的煤，踮着脚，双手捏紧火钳柄，小心翼翼地把煤放进去，这才放下了心头大石。

过了一会儿，下面的煤红了，我又把另一块放了进去。一会儿，两块煤都着了。我高兴地喊：“成功了！”

这时，妈妈回来了，我正要告诉她成功的消息，她却看着我笑了。我莫名其妙地走到镜子前一看，啊！我成了大花脸了。我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劳动日记篇4

我父亲在“”后，写下他的见证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受益者。从1966年夏季到1969年夏季这3年中间，我奉命时断时续地写过许多‘汇报’材料。除了一部分底稿被当时的人员强行夺去、没有发还以外，绝大部分都被我完好地保存下来。汇报的文字内容虽然简单粗糙，但已经足够帮助我回忆并理清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若干重要事项，因此，这本《‘’亲历纪略》能够最后写成，理应归功于我那些旧时的领导、同事和青年学生。”

我父亲的日记是他在改造思想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地)和他工作单位的“劳动改造队”(劳改队)里写的，一天接一天几乎从不中断，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

日记

为了复原历史，在此引录从1966年9月11日至9月20日的10天日记全文。

9月11日我今晨7时以前到校在像前列队，向请罪。我在主席像前感到极度惶愧，感到对不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自己没有改造好，对人民犯了罪，现在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红纠队负责同志谆谆教育我们要在劳动中求得自己的改造，这是给我的机会，我如果不好好接受监督认真劳动，改造思想，就是辜负了主席对我的恩泽。上午我本已参加了一时多的劳动，后来同学叫我写材料，我去向红纠队戴师傅做了报告。戴师傅叫我下午再去参加劳动，我在10时半写好材料，即去工地帮同搬运。下午工作较忙，我一直做到规定时间。我自己能为工宣队进校做些微小的劳动，心中感到舒泰，因为工宣队是派来的，我应该出我的力，否则就更对不起了。

9月12日今天上午向请罪后，我即去宿舍运床，才做了一小时，同学来叫我写材料，我向戴师傅报告，写到11时10分，准备去集合，下午又继续写材料，3点40分我去找戴师傅报告，没有见到，我向红纠队队员报告，立即去打扫厕所，以后再去除草。今天我仅仅劳动了3小时。在收工时，我同王宗海倒掉垃圾出来后，见前面已有人回去，我们也随同下班，实际离收工时间还差5分钟，这是一个错误。我保证以后决不再犯，决不迟到早退，增强劳动的自觉性和纪律性。

9月13日今天上午同学叫我写材料，下午又继续写了近两小时，所以我仅仅劳动了两小时多一些。今早向请罪以后，红纠队队员命令我们要熟读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回想一下，我虽能背出，但还不能做到流利迅速，我中午回家后又读了几遍。今后每天一定要反复学习，不能懈怠。下午劳动中，我拔草还不是最快最好的。起先我想挑换一把快镰刀，转念一想，这还是自己想省力，没有去挑换。用两手拔虽然比较吃力，但只要认真去做，困难还是能克服的。

9月14日今日上午劳动一小时以后，同学叫我继续写材料。下午全部时间都参加劳动，与沈雪声一同搬运台凳，打扫男女厕所四处。因为时间充裕，我们又去新十间后面帮同打扫另一人厕所。大雨开始时，季寿康去请示，叫我们等候任务,我就在这一段时间中读语录。在劳动中，我没有和沈雪声交谈，在小礼堂等候任务时，他对我说：我的钢笔丢掉了。我只摇摇头，表示我没有看见。劳动散工以后我们又回到小礼堂，列队向再一次请罪，深深鞠躬，我以后一定时时想到给我的改造机会，在劳动中认真学习，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

9月15日今天上下午均参加劳动。上午打扫了五个厕所以后，又打扫女宿舍走廊和天井。下午的时间全部用于拔草，男宿舍的两个庭院完全打扫干净。昨天红纠队员在我衣背上写好“牛鬼”二字，下午我穿到学校参加劳动。大雨把我的内外衣裳都打湿了回家后就脱下晾起来，今天天阴一日未干，没有穿到学校，这是我的错误。晚上回家，遵照红纠队员的命令，另做“牛鬼”白布一块，缝在背上。今天较忙，晚上在家补读语录。

9月16日今天向请罪以后我就去参加劳动。上午先是拔草，9点多钟，红纠队安排任务，即去大礼堂布置座位，搬运台凳，为下午开大会做好准备。下午全部时间都在男宿舍拔草，打扫庭院。我虽然气力不大，还是争取扛了两箩筐的碎石碎砖。在劳动时间，我事事请示，严格遵守。在散工以前，戴师傅知道我们当中还有3个人未领工资，就叫我们随着他前往领取，我内心感愧交集。我今后必须认真改造，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

9月17日今天中午我们向请罪时，红纠队宣布今后请罪只要低头，不用再弯腰，这表示国家对我们的宽大，我必须珍惜国家交给我的这一改造机会，更认真的劳动，以实际行动报答。下午拔草时，我看见高瑞芝、沈雪声桃碎砖已很吃力，我便要求去挑，他们两个人知道我有腰锥突出病说我挑不动，经我要求，他们给我挑了两趟。我挑时虽很吃力，但我想我若有气力不用，便是自己原谅自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造了。

9月18日今天全部时间均参加劳动，劳动以前，我们先向请罪，接着便齐声朗读主席语录，今天读了四次，主席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指明了知识分子改造道路，我觉得我不仅应该反复学习，领会主席的谆谆教导，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要像主席最新指示中所说的那样，“彻底改造旧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

9月19日今早向请罪以后，没有来得及朗读主席语录便赶忙到阅览室去布置打扫会场。下午上工以前，下工以后，我们补读了主席语录。上午劳动时红纠队看见冯达夫劳动不认真，便加以训斥。他讲的话虽非对我而发，但我在旁边听了也深受教育。他说：“叫你认真劳动，是要在劳动中思想得到改造。你学主席著作也不认真这怎么行?”(大意)我体会革命小将的意思是仅仅参加劳动而不认识劳动的意义，特别是不针对自己的问题去学著作，来加强劳动的自觉性，那末，一个人的改造是很难设想的。

9月20日今早我们向请罪并朗读主席语录以后，就到工厂参加劳动。我被指定锯铁板和铁圆棍，由于我对操作毫无所知，我在操作过程中先后请教了许师傅和杨师傅，他们都热心地指点了我。但我在操作过程中毕竟锉断了一根锯条，因此我在使用第二根锯条时特别小心，一连锯了十几件。当时一位红纠队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的锯条已经钝了，要不要换一根新的?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我终于没有换新锯条一直锯到下工。今天的劳动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工人同志是最有实践经验的。而且是最肯教人的。而我们只会谈空话。一到生产上面笨拙不堪。而且没有工人阶级的责任感，我们只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才能不辜负给我们的改造机会。

语言

“”时期是我父亲留下文字最多的一个时期，但那些文字几乎全都是他的劳动改造日记、交待、认罪、揭发和检讨。这些文字记录已经完全与正常的人类写作无关，但却让我们看到“写作”

的行为和语言可以被糟蹋、破坏、异化成什么模样。我父亲年轻时从事新诗歌写作的时候，是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众志成城的时代。而他中年以后，写“劳改日记和认罪检讨的时候，是中国人分裂中国人、中国人迫害中国人的时代。抗战的时候，父亲的文字是有个性、有热情，他运用的是一种文明、优雅、美丽、富有教养、生气勃勃的语言。“”的时候，父亲用的还是汉字，写的还是汉语，但他年轻时的那个汉语已经死了，他使用的是一种自称是“汉语”，但却非常野蛮、丑恶、粗鄙、噩梦一般的语言。“”的语言除了仇恨、暴力，便是自虐和屈辱，就在我父亲和无数的中国人一起遭受痛苦磨难的时候，他所热爱的中国语言也在经受着灾厄，它的野蛮化和荒芜化后果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的命令下，我父亲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日记。日记文字本应是隐私的，由写作人自己私人保藏，而文学的文字则应该是公开地用于同公众的交流。但在“”中这二者正好颠倒过来。日记是别人强迫你写的，写给管制你思想的人看的，变成了公开的文字。写作文字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不是阿谀赞美之词，文学写作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文字行为，它的产品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就像《1984》中的主角温斯顿必须把他的日记藏进墙洞里一样。

日记文字在中国的性质变异，使得后世读者(如果他们有幸能够读到的话)必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阅读。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顾准日记》，尤其是他的“息县日记”(1969 10～1971 9)和“北京日记”(1972 10～1974 10)，不过是一些流水账，从中看不出他与当时一般中国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称其为“智慧与良心的实录”是不是过誉之词?我朋友这么问，显然是以“言为心声”的老眼光看待《顾准日记》这样的新型日记。我不知道顾准在日记中表示对和党中央的信任和热爱是不是他的由衷之言，顾准自己也没有机会活到“”之后，亲自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阅读他的日记。但我知道，我父亲虽然在日记中言辞切切，但那都不是他的心声。

我父亲的检查中充满了貌似真诚的虚伪和谎言。我把这些检查拿到文印店去打字，打字小姐校对原稿时。我偶然问她，你看这些是真话吗?她说：依我看，是假的。那些命令我父亲写这些日记的人员，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里面说的是言不由衷的假话?是什么迷障了他们的眼睛?又是什么使他们不能像那位打字小姐一样，做一个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如果谁还怀疑整个中国社会曾经存在于何等荒谬的集体谎言、非理性和神志失常之中，我父亲那些日记就是一个见证。

我父亲之所以能够说那些日记本不代表他的心声，是因为他有幸能够活到了“”结束。他后来用这些日记的材料来为“”的苦难作见证，表达了他真正的心声。他所见证的多种苦难，有一种就是在强制胁迫下，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写这些违心的思想改造日记。如果说他写日记时，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见证，那么，在他后来用这些日记写下了《“”亲历纪略》的时候，便已经是在积极地作见证。

“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事件亲历者必须区分见证某个事件和为这个事件作见证，必须区分看到某件事情和说出这件事情的真情。作见证是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也是一个明确价值判断的过程。所有经过“”的人都是“”的见证，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写作这种公共行为来为“”的人道灾难作见证。

改造

被强迫写下的日记与自愿写下的日记都有历史价值，但却是不同的历史价值。德国犹太人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希特勒时期曾有过长达13年的秘密真实日记《我会作见证》，于1995年在他去世35年后在德国出版。他在当时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日记写作，每隔一段时间，就由他亚里安血统的妻子秘密带到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偷偷保藏。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写的日记，它具有真实的价值。我父亲写的不是这种日记。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二战期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避难的时候，躲在阁楼里写下了身边日常生活的《安妮日记》。我父亲写的也不是这种日记。他写的是劳改日记”，他记日记不但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还是他保全生命的一种手段。我父亲日记的真实价值仅在于，它确实是由一个在牛棚和劳改队里求生存的人所写的，它记叙的每一件事情・向毛请罪、批斗、拉板车、运石头，都是真的，但每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意义――改造、认罪、检讨、学毛选――却未必就如他在日记中所记载。

克莱普勒和弗兰克的日记是自愿写的，他们没有人生安全的保障，行动不自由，但至少心灵还是自由的。自由的心灵保证了日记的真实性。我父亲写《劳改日记》，是没有心灵自由的。他的日记顶多只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里面充斥着许许多多“真的假想法”、“真的假感情”、“真的假认识”。从日记本身我们并没有办法判断那些想法、感情、认识是不是真的。想法、感情、认识在一个人的心里，脑子里，是看不见的，必须转换为公开的行为，才能被看到。

写给别人读的日记就是这样一种公开表露内心思想的行为。“”中的思想控制因此是通过公开行为的控制来实现的，正确想法因此也就是正确行为。想法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思想控制恰恰是要代替和取消人的思考，让他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为。牛棚和劳改队里的思想改造不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而是使他们照某个样子有所正确行为，把正确的想法、感情、认识写到纸上，那就是劳改日记。

因此，“正确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分离。这种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在相信宣传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而“相信”其实是无思想地接受宣传，是下意识行为。另一种是，人们在并不相信，或并不完全相信的情况下，有正确行为。这种正确行为不是下意识行为，而成了有意识行为，也就是故意做出来的假面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者知道什么是不正确行为，甚至有这样行为的意向，但同时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所以必须隐藏起来，换一种假装的，但是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安全保护自己，并从中得益。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是充分意识的，是旧习难改的结果，已经不再具有劳动改造原先要想达到的“脱胎换骨”、“洗面革新”效果。

我父亲的日记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劳改和记劳改日记并没有让他变得越来越头脑简单，而是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让他变得心机越来越深，越来越肯动脑筋，并把动脑筋的结果在公开行为(包括日记和言论)中隐藏起来。然而，这种深思熟虑的行为仍然是非理性，而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起因不是判断对错、是非，而是不能不这么做。不能不这么做，才这么做的，这是一种价值的非理性，但却又是一种生存考量的理性。

劳动日记篇5

特此证明

xxxxxx科技有限公司

xxx年2月12日

离职证明是证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的凭据，也是劳动者申领失业保险金的重要资料。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忽视了这一问题，以下就来说说离职证明有什么用。

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劳动者履行了有关义务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作为该劳动者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和失业登记、求职登记的凭证。证明书应写明劳动合同期限、终止或解除的日期、所担任的工作。如果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

《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

(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劳动则失业后，需要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领取失业保险金。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亦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的法定义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劳动者在离开原单位时，应当要求单位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而用人单位有为依法离职的劳动者提供离职证明的义务。《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