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革新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货币革新范文篇1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外需的冲击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欧洲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20%,而本次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降,出口受到抑制。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因此被动升值,这就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企业方面,来自浙江、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们有的已经感受到了债务危机的影响。对浙江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欧美市场一直是企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这些外贸企业的“脆弱性”逐渐显露出来。此外,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从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机制主要表现在危机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二)欧元表现不稳定,会影响我国储备资产安全近几年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投向了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仍享受着增长的快乐,欧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性货币,对美元表现得十分强势,被视为有朝一日可能替代美元的强势货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战略性投资,先后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债,资产种类从基础设施到金融资产。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持有欧债达6000亿欧元。虽然目前中国持有的欧洲各“问题国家”国债和金融机构的资产有限,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如果危机持续蔓延,中国面临的风险敞口势必扩大。[1]相对于疲弱的美元、信用评级被降的美债,欧债更不能让人放心。靠欧元串起来的欧元区经济比美国经济有更强的复苏动力吗?面对金融动荡,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债券比美债更有价值吗?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乐观。

(三)由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将显著影响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普遍以紧缩为主,利率水平处于高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再加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受阻,流入中国的短期资本将大量增加,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四)本次欧债危机可能产生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极有可能推出qe3,危机中的欧洲也只能跟随,其结果是全球流动性会因此而长期保持“过剩”,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长期在高位运行,全球通胀压力会因此而居高不下,国际大宗商品会因美元贬值而不断走高,届时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五)本次危机同时给中国带来一些机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场大危机其实是全球洗牌,我们不能只看到负面影响,还要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陷入困境,恰恰是我们去买技术、买品牌、买渠道的好机会;另一方面,经过本次危机的洗礼,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必然会下降,人民币可借此机会提高其份额。

(六)各国之间可能发生货币战争美元、欧元、日元争相贬值,对人民币形成升值压力。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短期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维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首先是要稳定国内市场的信心,防止欧债和美债危机传递到国内市场。虽然我国实施资本账户管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但仍然有些境外资金通过qfii或别的渠道进入国内;同时,虽然相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我国的政府负债规模和水平依然是非常低的,财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大,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将逐步展现。要防止国际上的一些投机资本利用欧美市场的问题,故意散布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言论或评价,从而扰乱我国国内市场、误导投资者心理,以达到其投机炒作、乱中牟利的目的。可以通过及时和必要的政策指导、客观的舆论引导,以及对国际投机资本不符合事实的言论的驳斥达到正本清源、维护投资者信心和国内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的目的。[2]

(二)控制好物价欧债危机会刺激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也会加大输入型性通胀因素的作用,从而会推高国内价格和通货膨胀预期,影响消费者和国内居民的信心。高物价和高通胀会助长分配不公、拉大收入差距,从而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转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首先,要加强和完善对外汇流出入的管理,加强和完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尽可能限制和减少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降低国际投机资本对国内经济和资产市场的冲击;其次,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市场价格的走势变化,及时有效发挥利率、存准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展示国家控制物价上升、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决心,稳定消费者和国内居民的信心;再次,对价格上升较快的一些原材料和消费品,要组织能力扩大生产、保障供给,降低生产流通成本,严厉打击投机炒作、乱涨价等行为;最后,对生活困难的群众提供补贴。

(三)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从提高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的角度出发,增加国家债权的持有方式,走多元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和方向。同时,加大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管理也是维护外汇储备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上,一方面减小欧债或美债在中国外储总量中的权重,把资产分散到不同的市场上;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把一部分用于购买欧债的资产投向具有保值和升值功能的不动产,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和风险变化,通过各种避险工具的使用来规避可能出现的欧债投资的市场风险。

(四)加强国际协调此次欧债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了巨大打击,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与欧洲各国没有纪律的财政管理、毫无约束的举债度日及不到位的金融监管等不负责任和不顾投资者利益的行为直接有关。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有必要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就各国财政纪律、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债务与赤字控制等方面建立国际协调机制,争取就主要国家财政收支的健康状况、政府债务与赤字的限度进行评估,形成自我或共同的约束机制,避免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给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风险。

长期来看,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无论是欧洲的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还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都存在着结构单一性的缺陷,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建立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推动的经济结构,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欧债危机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我国必须毫不犹豫地加大力度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进一步转向以内需为主的自我循环型增长模式。我国应采取更有力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尤其是扩大消费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样既可以减轻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减少被牵连波及的影响,又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增加消费需求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减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房价问题,必须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是经济体内部的充分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增收入、控房价、扩消费是下一步政策关注的重点。

(二)保持健康的财政收支的重要性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不断增加,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导致债务余额越积越大,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偿债困难以及债务违约,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政府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采取救市或者刺激性措施去稳定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发展和就业,同时压缩支出,消减赤字,而这些善后工作的难度更大,代价更高。因此,政府在正常时期保持健康的财政状况是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及由此产生严重后果的最佳选择。

三、欧债危机对今后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

欧债危机以来,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经济界唱衰欧元的声音越来越多,认为设计者当初把经济、财政和货币情况较好的北欧国家和情况较差的南欧国家弄到一起,建立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货币联盟,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仅仅是开始而已,甚至认为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正如危机所揭示的,欧元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为了维持欧元区的生存,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不得超过3%和60%,但是各国屡屡超过这个界限,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眼前的债务危机也只是暂时平缓,还有很大隐患,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但现在要断言欧元区走向分化甚至破裂还为时过早,欧洲共同市场的两根支柱———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与财政状况总的来说还是相对稳固的,任何新生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欧债危机为各国和未来的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概括:

(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要建立在辛勤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能靠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对外举债来实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主要是由于希腊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工资和福利增长,政府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而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策开支过大及对财政状况的影响准备不足。欧元区长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北欧和南欧的问题。北欧在制造,南欧在消费;北欧在出口,南欧在进口;北欧在储蓄,南欧在借贷;北欧经常账户盈余,南欧经常账户赤字;北欧的人在勤奋工作,南欧的人在享受生活。文化差异决定了竞争力差异,在固定汇率制下造成了欧元区内部经济严重失衡,这个结构问题既是历史文化问题,也是发展问题。[3]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独立的财政政策是行不通的一个真正的统一经济体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与协调,才能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变化。欧元区恰恰缺乏这一点,它建立了中央银行,实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统一财政政策,各成员国实行各自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而财政政策方面,它们又远超过条约规定的红线而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区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加以约束和指导。欧盟国家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政府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事实上却无法得到遵守。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千方百计地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国债急剧增加。

(三)没有政治联盟的经济联盟缺乏相互支持的约束力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各自为政,欧元区并没有真正统一的经济调整政策,欧洲央行形同虚设。此次危机中对希腊等国的救助过程也证明了其机制的内在缺陷,协议迟迟无法达成,各国有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如果欧元区各国没有政治上的良好协调与信任,就无法达成经济上的有效合作。

(四)欧元区没有建立退出机制当十年前欧元刚诞生时,我们主要是从货币现象和经济现象的角度考虑它的意义。当时认为欧元可以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也就是说,欧元能促进经济发展。但现在看来我们可能高估了欧元的经济意义,低估了它的政治意义。如果欧元是一个经济现象,那欧元同盟应该设立退出机制,淘汰一些达不到要求的国家,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应该建立退出机制,当某个国家练好内功后再加入欧元区,这样可以享受强大货币的好处,使经济更上一层楼;而在影响欧元区的发展和局势时,则应选择退出,这样既不会拖累全体,也有助于解决困难。

(五)对亚元的启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欧元区国家将货币主权交给了欧洲央行,但没有交出财政主权、政治主权。结果是各个成员国单独发行国债,这样一来,当财政状况较差的国家(比如希腊)的国债出现问题时就会给整个欧元区带来系统性风险。当前,欧债危机虽不会导致欧元的崩溃,但对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东亚国家看到了欧元的成功,所以对亚元的研究非常多。实际上,发行亚元的困难要比欧元大得多。首先,东亚各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像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新加坡那样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也有中国、越南、泰国等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增加了进行货币合作的难度。其次,东亚国家在宗教、文化等问题上存在很强的多元性,同时也存在深刻的历史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第三,亚元缺乏核心货币,日元一直没有获得与日本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在短期内担当主导国家的角色还有难度。最后,欧债危机以残酷的经验教训证明了统一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大大降低了东亚国家对亚元的热情。

四、中国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体,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与变化都牵涉到中国的重大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因此,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建设,以使新的体系对中国发展有利。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呼唤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贸易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金融环境的逐步改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人民币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货币,中国也必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中来,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一)美元主导地位依旧,中国尚不具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实力

目前看来,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地位都不会动摇。在当前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一枝独秀,占到61•5%,欧元只占到26•2%。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中,美元的比重超过40%,而欧元的比重仅有20%左右。国际贸易中的询价、报价也大都以美元计价。美元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只要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不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且美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与持续是以大国的兴衰为基础的,它的变革也要随着大国经济力量的消长而实现。[4]

(二)中国怎样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不以某个国家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多元货币共同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要推动欧元的使用,也要推动其他可接受货币的使用,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一,渐进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这次欧债危机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更加成熟,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无法阻挡的客观现实,我们应顺势而为,深入研究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周边很多国家都开始接受人民币,甚至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尽管人民币现在并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是部分可兑换,但有很多国家对人民币充满信心,因为人民币在过去几十年,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情况下也一直保持了稳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看好,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掌握了一种资产,人民币逐渐升值,因此它有吸引力,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很好的基础。人民币不可能走美元式的国际化道路,不能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人民币会走出去,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要与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发展的程度相适应。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水到渠成。当前我们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首先,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其次,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目前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还跟不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要求;最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可兑换货币的共同特征。中国虽然一直在深化利率改革,但与市场化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第二,加强区域货币合作。首先,构建区域金融安全体系。区域货币合作机制是国际货币体系在稳定汇率和市场、有效防范和救助危机的有效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领导者,应该加强与地区金融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其次,稳步推进货币互换,要为与周边和本地区贸易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积极创造条件,增加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流通和使用。最后,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亚洲国家之间在货币合作方面进展得比较缓慢,这是亚洲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近十年亚洲国家的合作有所加强,应努力保持这种合作的势头。

第三,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货币体系单一化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首先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近年来,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而美元接二连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加显示了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重要性。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仅能弥补以美元为主的单一国际货币的缺陷,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也更能协调世界各国的利益。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在多元货币间建立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市场选择的方式对这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5]

货币革新范文篇2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金本位制时代。在金本位制下，英镑是最重要的货币，各国间的贸易都用英镑来进行支付和结算。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则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其贴现率的调整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向。其它国家通过利率政策来应对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调整。对那些金融系统完善的国家来说，能够通过利率调整获得政策空间，但金融系统脆弱的国家则只能被动应付外部的货币冲击。另外，金本位制受到黄金产量及分布不均的极大限制。黄金在世界上的存量已经赶不上20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发展，金本位制无法摆脱被放弃的命运。随后，国际货币体系向金汇兑制过渡。在金汇兑制下，由于英美两国的经济是当时最强劲的，货币最为稳定，故只有这两种货币能够与黄金兑换。由于其它国家通过降低本国的汇率以获得出口贸易的增加累积了大量外汇，然后把大量外汇兑换成黄金，就给英镑带来很大的压力。英格兰银行被迫提高贴现率。其它国家又继续将英镑兑换成美元后兑换黄金，仅1931年9月到10月美国就损失了7.55亿美元的黄金。①美国不得不提升贴现率，加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情况的恶化。金汇兑制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使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实行的是黄金———美元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二者的汇率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浮动。居民也不能再兑换黄金，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对黄金进行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还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办银行的出现，使全球货币管理逐渐走向有组织领导与协商的方向。这一体系由于70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元的冲击，美元宣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了瓦解。②1976年1月，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金斯顿签署了《牙买加协定》，由此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牙买加体系下，各会员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选择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同时，黄金实行非货币化，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任由私人或政府买卖。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仍然拥有霸主的地位。美元占了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的64%，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比例约为50%，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则高达70%。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使其在对外债务问题上不受任何约束。同时，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最后贷款人，不能保证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水平上。这些矛盾也就为经济动荡埋下了祸根。③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1．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如果一国货币作为世界上各国的储备货币，则这一货币会被要求向外输出，这样就会造成该国贸易的进出口不平衡，产生巨额的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则又会降低该国货币的信用。但是它国对该货币的需求又继续再增加，贸易赤字难以避免。如此，矛盾循环往返难以解决。目前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元就是充当了这样一种货币角色。美元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国际储备与结算支付货币。美元以这样一种国际货币的身份出现在国际金融中，就天然地具有了全球范围内的铸币税。所以美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来印刷美元，如果美国不加以自我约束，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则会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旦美元大量流入市场，则会造成流动性过胜，美元会贬值，而大量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以美元计价，这就会造成巨额的损失。

2．国际收支平衡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重大缺陷。自9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国际收支就一直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各新兴经济体通过调整产业促成发达的国际贸易出口，创造了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值。如中国，2008年的国际收支盈余占到了gdp的9.4%。而反观美国，国际贸易一直都是巨额的赤字，国际收支亦然。美国的国际收支一直在其gdp的比重中以负值出现。对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来说，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本位制并没有创造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美元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支付货币，使大量国家选择美元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作为外汇储备，这些对美元的需求又使美国可以保持贸易赤字和资本赤字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因此，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难以消除。

3.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缺陷是对流动性资金管理的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难以授予和行使、作用难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为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避免一国的国家经济动荡；世界银行主要是向成员国提供长期的贷款以保证各国经济运行的稳定。但是在实际中，两个组织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稳定国际货币的职责，却没有工具能保证这种能力。另外，它有责任对有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药方，但往往要么见效太慢要么太猛。总体说来，两个组织对流动性资金的管理在目前的货币体系下难以达到最优的使用。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选择国际货币体系的以上缺陷影响了国际经济的健康运行，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以下是两种在当前可选择的两种改革方案：

1.可发展特别提款权作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某一货币想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该货币应该具有货币的基本职能，包括流通作用、支付作用、结算作用、价值尺度的作用、贮藏作用。其次，该货币的发行数量要能够做到可控，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支撑和制衡的机制。第三，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能够有长期保持币值稳定的能力。目前，特别提款权的功能比较有限，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作为国际储备资产，但是在各国的储备比例中所占比重较小。第二个是在小范围内作为支付清算手段，基本上只具有计价和贮藏功能，由于其供应数量有限不能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三个是作为紧急救援工具使用。总体而言，要想让特别提款权转变为国际储备基金，需要有许多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超主权的国际组织来领导发行特别提款权。目前特别提款权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组织下发挥作用，那么，国际货币基金就应该只有从现在的一个政策协调的组织变为一个超主权的组织，才能独立地对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流通进行决策。只有真正摆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才可能使特别提款权有最后的权威，而不是牺牲给某一国的势力。其次，在关于控制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数量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外汇储备来作为发行准备。第三，既然要求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要能够长期保持稳定，那么如何确定其币值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目前的特别提款权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加权。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篮子货币结构已经变得狭隘。所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需要重新评估和加权。另外，回到固定汇率制度才能使得特别提款权的币值实行的真正的稳定。④

2.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推测，预计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 英国”、“金砖四国 日本”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世界将变成由力量相当的三极组成。北美经济区是传统的经济强区，美元将继续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地区也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欧元使其在政策统一，将是国际货币储备中的重要一极。东亚经济也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2000年5月6日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达成了《清迈协议》，旨在促进东亚货币合作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形成。《清迈协议》签订促成了东亚国家间的一系列合作成果，为东亚建立强大经济体打下基础，从而可以实现国际化的主权货币。

货币革新范文篇3

一、理论回顾

金本位瓦解之后，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的讨论始终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伊始，便伴随着对其的批评和质疑；以危机频发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更是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回顾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相关理论分析与建议，我们发现，几十年来的探索并没有在理论上取得实质进展。回顾以往的理论，皆没有超出“复古”、“改良”和“激进”这三大设计方向。我们把所有倡议以某种方式恢复金本位制以及倡议建立其他商品本位制的设想，称为复古方案。改良方案的意见只是对现有体系的明显不足进行修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其思想实质是维持现状。一些以建立超国家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或类似国际金融机构为目的方案都属于激进方案。在这个大方向下，不同国家的学者、政要以及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是美国经济学家库珀（r.cooper）的设想。他建议设立一个国际权力机构，发行一种用于国际贸易的特殊货币，各国执行独立、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才是稳定汇率的唯一方法。库珀主张，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年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库珀的设想是一个包括方法、步骤及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后世的激进方案也都没有脱离其窠臼。在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复古”方案已经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改良”方案在本质上是反对改革的，是既得利益者提出的或者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在这次危机之后也失去了市场；就改革方案而言，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只剩下了“激进”方案。库珀的设想就方向性而言应该是正确的，无论耗时多久，我们都应该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设定为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然而针对达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仍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设想美、日、欧“稳定三岛”的局面以某种方式实现，那也只是三国集团代替了单极的美国而形成新的西方权力垄断，根本没有向超主权货币或世界统一货币过渡的倾向和可能。2009年20国首脑会议前，中国等方面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提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本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诉求。这应该也是“激进”方案的一种现实体现。但这一提议与库珀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在步骤上绕过“稳定三岛”，直接建立超主权货币。在本质上各种“激进”方案均属于“理想设计”，而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体系的设计，就设计的内容而言应该是最简单的环节，我们完全可以比照一国中央银行体制来设计国际中央银行体系。其实质问题在于“激进”方案如何实施？实施的主体是谁？实施的权力如何形成？让我们首先从历史追溯中寻找答案。

二、回顾历史———国际货币体系是浴血奋战的结果

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欧洲金本位的建立，当我们用一个相对较长的视距检索其建立至今的历史，就发现国际货币体系从最初就和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的结果。

（一）滑铁卢战役、维也纳体系与英国的金本位制

人们悲叹末路英雄拿破伦而熟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而少有人将这场战役与国际货币体系相联系。我们知道19世纪初期拿破伦政权垮台后形成了维持欧洲均势格局的维也纳体系，作为主导者之一英国自然是该体系最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方。同时期，另一个似乎是孤立的事件发生，1816年英国颁布相关实行金本位制的制度，1821年英国率先全面实行金本位制。当我们了解这几个孤立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如此接近而且前后紧密相随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因果相关的想法，至少，英国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

（二）普法战争、俾斯麦体系与欧洲金本位制

表面看来，这又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普法战争、俾斯麦体系和欧洲金本位制的建立都发生于1870年前后。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再一次遭到遏制，以法国主导的拉丁货币同盟衰落。意大利完成统一，德国立国并完成统一，俾斯麦体系重新规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新的均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形成了新的局面，德国的统一使其迅速成为欧洲强国，同时其金融实力由于获得大量战争赔款而大增，战争结束便宣布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也陆续实行金本位。作为最早实行金本位国家的英国，已经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的主导地位。人们往往容易误以为在国际金本位制下，世界货币是黄金。其实不然，准确地说当时的世界货币是英镑，英镑背后才是黄金。作为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的英国，由于英镑为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而享超然利益的。或者说即便在国际金本位体制下，财富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一战与二战期间是一个过渡时期

战争再一次严重地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同盟国”、“协约国”两极体系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运行良好的国际金本位制，两次大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实行了一些临时的、局部的或修补的挽救金本位制措施，而并没有全局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其原因应该在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

（四）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和西方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开始以自身为中心构建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世界体系，很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基础上的国际金融格局，或者说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国际金融体现，是美国的“战利品”。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方案的“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带有“理想设计”的色彩，虽然各有利益倾向，但两个方案设计的世界货币都是超主权货币：“尤尼塔”（unitas）和“班柯尔”（bancor），而政治家们较量的结果却是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美联储便成为“世界中央银行”，那它应该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秩序，具有全局观念和全局理性，而美联储的现实表现又如何呢？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本质上仍是金本位制，准确地说是全球范围的金汇兑本位制。比较英国，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具有更大的权力，也有着更大的利益。

（五）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牙买加体系形成

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如同摧毁了布雷顿森林大厦的基柱，使其应声倒下。当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这意味着一个单方面“撕毁合同”的逃债行为，如果说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设计是“巧取”，那么此时的赖账就是“豪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金非货币化”化解了美国作为国际金融霸主的唯一一项成本。路径依赖使得世界各国别无选择，历史的惯性使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但是已经没有了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行为意味着美国成功摆脱了其作为主导者的一切责任，成为面向全世界的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标志着商品货币制度的最终结束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全面展开。牙买加体系是对这一事实的事后确认，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后形成的废墟事后的确认，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制度。同时期，国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反目，而中美、中日关系回暖。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有利于美国，因此笔者认为这是美国敢于“赖帐”的原因之一。

（六）小结

检索历史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历史与实践表明，国际货币体系在本质上是国际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导权是靠实力甚至是军力取得的；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都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实现的；三是国际货币体系从来都不是协商的结果，而是综合实力角逐的结果。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谋利机制

或利益分配机制而非纯公共产品历史回顾让我们了解到，即便是国际金本位制，也是一个充满财富效应的机制，其中主导者大获无本之利。从国际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而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效应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具有着更强烈的财富效应和丛林秩序的特征。我们不能否认该体系所提供的秩序以及在其中美元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更需要对其中的日趋严重的财富效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万恶之源。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谋利机理

一国中央银行最根本的特征是非盈利性，这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作为政权的金融体现的中央银行是权力机构，而绝非盈利机构，但这并不暗示它总赔钱，而是强调盈利绝非它的本意。它的基本使命是代表公共理性来进行金融管理和服务。而中央银行由于具有超然的权力而在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盈利能力或盈利便利，如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在现实中由于正常运作所形成的盈利也都被认为是政府收入而体现为公共利益。如果部分阶层可以利用中央银行机制谋利时，中央银行机制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穷大的，在本质上就成为一种税收机制，甚至是掠夺机制。很明显，在一个国家内部掌握公共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中央银行成为部分阶层盈利工具的情形为理性、法度所不容，而这样的事情却堂而皇之地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当世界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美联储即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除了提供了世界货币这一点之外，我们很难从历史上找到其承担世界中央银行义务的事例。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美联储利用其“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为美国谋利，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谋利机理，这种机制使得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货币债务经济，成为嗜血经济。

（二）美国得自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

在现实中美国充分地利用了上文中所提到的谋利机制，只追逐权力、利益，不承担责任，利用其超然地位直接谋利。在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中，其既得利益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尽享世界货币发行之利。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始终为美国带来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在牙买加体系中，美元和黄金的脱离使得铸币税收入大幅提高。用黄金保证货币价值和用信用保证货币价值对美国而言其间所负担成本的差异是无比巨大的。美国只付出了发行信用货币的成本就获得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利益，可谓无本万利。

2.持续使用贬值政策以摆脱债务。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牙买加体系更象一个角斗场，完全靠政治经济实力来决定利益分配，美国自然在这样的博弈中收益最丰。从总体趋势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元始终处在跌势之中，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到目前国际黄金市场上1300多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四十年间美国的债务缩水了30多倍。各国用实体资源换取的美元在不断地贬值，意味着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征收“通货膨胀税”。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不仅自身始终坚持美元贬值政策，并以专业术语伪装的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美元；而且还要施加压力，胁迫他国货币升值。前车之鉴如日本，眼前的例子就是危机之前之后中国的境遇。亚洲各国美元储备巨大，是美元贬值的最大受害者。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深味其中之苦。历史证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彻头彻尾的、一贯的汇率操纵国。在美国的政治家眼里，汇率不仅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种市场价格，更是其战略性的调节工具。

3.不尽维护秩序之责，而且蓄意兴风作浪。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者、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某种程度上美联储是现实中的准世界中央银行，应该承担相应的维护秩序的管理义务。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在制定规则的情况下，美国总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一般”国家来和其他国家竞争（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裁判下场参加比赛）而很少为了全局利益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如此，甚至主动挑起事端，成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声势浩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和国家道德危机”。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

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探讨应该打破学科界限而采用一个国际政治视角，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形成问题作为改革分析的切入口。

（一）改革的难点：改革对于美国意味着分权、分利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分析，那么所有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从某种角度看来都意味着重新分配美国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这种权力是决定着、象征着一国的兴衰。英国在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同时也是金融世界的霸主。当她失去了昔日帝国的光环而沦为二流国家之际，其金融霸主的地位也随之失去。而其中蕴含的利益也是以亿万美元计的巨大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惜为之一战的核心利益。所谓美国霸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霸权。与虎谋皮的困境正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难点所在。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顾及全球公共利益而拱手让出其浴血奋战而获得的权力和利益。

（二）改革的关键：世界范围内公权力的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是一套制度体系，制度制定和实施的权力是一切的基础。在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变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天方夜谭。在这个过程中方案设计是次要的，并不是缺少“理想设计”或方案设计的不够理想，例如，“特别提款权”作为一项超主权货币设计至今也面临重重困境。现实中任何有违于权力方利益的方案皆无法实施，而只能变成一些抗议者的口号。高度文明的当今世界其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还遵循着“丛林原则”，国际公权力的形成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需要人类智慧去认真解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诸如本文涉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等问题相对都是次要的，在公权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其他问题也很难根本解决。

（三）改革的路径：采取多极均势策略、制衡美国金融霸权历史分析告诉我们国际政治因素是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与变革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我们对其改革进行深入讨论之前，应该首先对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给出一个现实的判断。或者对于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给出答案: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本质改变了吗？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答案却不见得确定，因为我们仍处于当下的历史过程当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其一，金融危机对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美国的国际威信严重受损。但影响的程度很难把握，目前还看不出这些影响能够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其二，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多级化趋势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减弱、欧盟的建立、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得到了加强。其三，短时期内，仍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美国的势均力敌的单一竞争对手。美国与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都是悬殊的；如果其面对的是国家的组合，情况就有所变化了。目前只有欧盟成功地形成了统一的货币区，而其他国家则如一盘散沙应对美国的霸权。如果世界被划分、组合为几个类似欧元区一样的货币区，那么多级均势局面就会在国际金融领域实现，实力构成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公权力以某种形式形成，公正合理的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制定和实行。根据上述分析，可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形成多级均势，制衡美元霸权。具体而言，就是构建几个货币方面的国家集团来与美国形成鼎足之势，即把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的思想变成一种全球战略。

（四）改革的目标：提供公共服务、消除财富效应当变革的条件具备的时候，目标的设定应该着眼于“版本”的升级，而非霸主的更迭。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而是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模型产生的财富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低效率。我们需要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改变，即向公共产品的回归。如何消除国际货币体系的财富效应是一个技术问题，是“理想设计”需要完成的任务。

（五）有关改革的一点“理想设计”：商品本位或商品期权本位

1.有史以来的货币本位在本质上都是商品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人们会认为美元由可兑换黄金变成为不可兑换黄金。那么对于如下问题该如何回答？对于美元而言可兑换黄金与不可兑换黄金的区别在哪里呢？在美元不可兑换黄金的情况下，美元可否购买黄金呢？在没有黄金作为价值担保的情况下，美元的价值支撑是什么？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可兑换黄金只是在制度上绑定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交换比例，或者说在制度上固定了黄金的美元价格。不可兑换黄金则是放任黄金与美元的交换比例于市场供求。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前和之后，其价值的根本保证是其购买力，也就是美元所能买到的商品。只要美元购买力稳定，无论其与黄金挂钩与否都是没有区别的。与黄金挂钩也是以黄金相对稳定的价值来保证美元价值的稳定。黄金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商品。与一种商品锁定交换比例和与所有商品（或主要商品）锁定交换比例相比较，哪一种更能使货币保持价值稳定呢？答案显然是后者。我们应该打破黄金迷信，取消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这一多余环节，让所有的商品都来说明货币价值。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的价值保证是信用，那么信用的保证又是什么？追根溯源信用的保证是实体价值，也就是商品。因此在任何制度下，货币都是与商品相对峙的，或者说是商品保证了货币价值。黄金的保证也只是给货币的购买力加上一个特殊的“承兑”。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是可由其商品兑换的，只不过兑换比例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2.“理想设计”中的世界货币本位也只能是某种形式的、更优的商品本位若视全球为一个合一的命运体，对内必然存在着对秩序的相应的、客观的要求。这种秩序最基本意义在于：人类的存续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存续。世界中央银行作为公共金融理性的体现，其使命也应该服从这一基本原则，至少不应该因为金融的原因而危及之。因此，世界中央银行首要的职责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体现在世界货币上就是货币秩序的维护，具体目标自然是世界货币的币值合理、稳定，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描述为世界范围内价格的单一、合理与稳定。这种稳定关系可以通过两种“理想设计”来尝试构建。其一，各国的世界货币份额要以其本国的相应数量的“商品组合”的期权来加以担保。“商品组合”可以是由（石油、钢铁、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可标准化的主要商品形成一种开放的、可调整的组合，用以直观地描述和保证世界货币的价值。其二，以各类商品价格指数为基准，控制世界货币的发行，使商品范畴与货币范畴保持合理的数量对应关系。显然，仍存在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只提出一个设想或思路。五、中国的选择与应对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极力想摆脱由于危机所带来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从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等各个方面向中国施压。因此中国对于后危机阶段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战略选择与措施应对就成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中国的选择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全球，不应以替代美元霸权为目标，而应该致力于消除国际货币体系财富效应、构建国际金融公共秩序。在这一大的原则下，中国的战略选择主要以多极均势策略应对美元霸权的局面。

（一）参与、促进一切形式、不同范围的货币合作积极构建大中华货币区，是可谓“中华元、中华缘、中华圆”；同时积极参与亚洲各种形式的货币合作。这种区域的货币合作是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一极的基础。

货币革新范文篇4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把经验主义和规范的能纳入评估的所有要素都结合起来。主要围绕四种相关的论点展开：技术-分析论点：项目验证。利用传统政策评估通行的工具对项目结果的效率进行测量，通常由成本与效益的比率来分析，验证的基本问题是项目是否达到了既定目标。相关论点：情景确认。确认的焦点是特定的项目目标与发起项目的情景的关系；确认检测的是项目要影响的情景背后的认识和设想，确认的基本问题是项目目标与问题情景的相关性。系统论点：社会论证。在该层面上，政策评估从具体的情景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其基本任务是表明政策目标为现实社会提供了价值。意识形态论点：社会选择。论证转向了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重点分析项目实施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的价值矛盾。

四个阶段的评估，从具体的经验主义问题扩展到了抽象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规范问题。弗兰克•费希尔认为“政策辩论的逻辑把四个互相关联的论点联结在一起，而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的计算。其目的并非给特定的问题‘插入’答案或者满足实现设定的方法论上的要求，而是要对人们在探索各个推论性阶段中出现的各种考虑进行一项公开而具有可塑性的探索。”下文用弗兰克•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来对货币化公车改革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评估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以广东珠三角为代表，广东省第一个实行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是东莞市沙田镇，“车改”当年，交通费用就从84万元减少到38万元，节约率达54%。下文从四个层面，从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来对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进行验证和评估。

（一）货币化公车改革项目结果评估：成本—效益分析

这一阶段的评估我们主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来对几个地区的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进行定量的评估，来判断这一模式的改革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标。首先从几个地区货币化公车改革前后的公车消费的数据来分析一下公车改革的成果。“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货币化公车改革效果明显，如佛山市5个区‘车改’后当年财政节约5302.96万元，节约率为27%”。“北京市西红门镇于2004年底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车改实施三年后，财政支出较车改前年均节省180余万元”。“据南京市纪委统计，车改单位以往一年实际支出车辆总费用约6000万元，车改后的2004年总费用仅为4242万元，约降低了29％”。“齐齐哈尔市级领导取消公务用车据统计，仅第一批参加车改单位公车，车改后，财政支出交通补贴仅740万元，节省2856万元”。“夏各庄镇是北京平谷区第一个车改试点，以2005年上半年车辆开支测算，6辆公车每年开支需68万元，车改后每年只需发放41万元交通补贴，降幅达40%左右”。下面我们通过图表的形式更直观的反应车改前后费用的变化（见图2）。从几个省区的公车改革前后的花费不难看出，从节约行政成本这一目标看，我国的公车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成本—效益分析完全依赖于能否把货币价值赋予经济和社会因素中，费用和效益的分配虽然是公车改革中心考虑的一个方面，但应该认识到货币化公车改革中一些价值和目标因素是无法通过货币价值来衡量和体现的。

（二）货币化公车改革目标的评估：情景确认

货币化公车改革在第一阶段的评估中虽然证明是成功的，但是有必要接受这一阶段的评估。分析货币化公车改革是否合逻辑性，是否真正达到了改革目的。货币化公车改革中行政人员更多的是关注如何用更低成本来完成工作任务，而对行政行为的后果如何却很少思考。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的七条重要理念中指出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促进建立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找到个人选择驱动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责任。可见，提高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货币化公车改革追求的不仅是行政成本的减少，怎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经过第一阶段的对各地货币化公车改革实践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我们得出货币化公车改革方案能够节约经费，但这里面仍然存在问题。在实际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仅仅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形成了片面的行政效率观，一些行政机构为了达到降低公车消费成本的目的，忽视了他们的职能，忽视了对货币化公车改革的价值前提的追问。公车改革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行政费用的数目的减少，更高层面上的正确的履行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才是最终目标。货币化公车改革后行政成本的确减少了，但为老百姓所办的行政事务也减少了。钱发放到个人手中后，并不能保证官员们将其恰当地用在工作用车上。同时由于补贴等级不同，处于中低补贴等级的工作人员为了节省花费而把一些应该办的行政事务搁置不办。这样就与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公共服务的目的背道而驰，结果使公车改革走入了一个误区。

（三）货币化公车改革的目标评估：社会选择

在这一层面的评估中，把货币化公车改革制度放到了更大的社会系统。这一形式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质疑，一些人认为这种改革的动机与效果相悖离。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来考虑：货币化公车改革的价值前提。实施的货币化公车改革是否出自社会—公众的客观需求，如果仅出于政府自身主观的行政效率的追求就不具有价值意义。不可否认，一些地区改革的价值前提仅出于政府自身行政效率的追求，并未把社会与公众的利益考虑在内。货币化公车改革是否能够代表民意。在货币化公车改革中政府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执行者，这难免会让人质疑改革能否很好的代表公众的意志。在车补环节人大是否发挥了应用的作用？很多地方在制定具体补贴方案的过程中都是政府内部一手操办，并没有听到人大的声音。另外，公车改革节约的费用带来财政预算的变动，宪法规定预算变动审核属于各级人大职责范围。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财政预算是否经过人大的审核？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事情。公车补贴的多少和具体补贴标准是否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给公务员的车补，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对于给公务员公车补贴的多少，具体参照的标准，作为纳税人应不应该有发言权？是不是应该通过听证会的形式给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笔者认为，货币化公车改革这项政策与我国行政改革的大环境是相吻合的，但是与我国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准则还存在相悖的地方。因此，在进行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首先保证整个政策制定的程序的合理性和民主性；在具体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必须充分的听取人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力求实现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货币革新范文篇5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之上的，属于美元本位制，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原因的角度，系统的对美元本位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改革的思路与建议。

二、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

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美元的核心地位方面。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它很好的发挥出了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这五种货币的职能，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就大部分的国际贸易而言，美元是进行计价结算的基本单位。很多的初级产品贸易都是以美元作为基本单位来进行计价结算的，例如石油、小麦和铜等产品。同时，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工业成品的贸易时也主要是以美元来进行支付。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分析

1.美元本位制的霸权本质

美元本位制的本质表现在其霸权地位，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为中心——结构。美国学者dooley早在2003年就注意到了处于美元本位制下的特殊国际经济格局。他将国际经济格局划分为这样三个区域：由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构成的贸易账户区；由欧洲、澳洲、加拿大以及部分拉美国家构成的贸易资本账户区；而美国作为单一的中心区。存在于贸易账户区的国际主要是执行出口的导向战略，将美国作为整个贸易体系最为主要的出口市场，然后通过高额的贸易顺差而积累巨额的美元作为储备，同时通过国债的方式来加以保有。而美国则是通过输出美元的方式来获得实际的资源，然后通过销售金融资产的方式使得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而存在于资本账户区的国家则大量购买由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公司发行的金融资产，使得美国因此而得到真实资本，并将之用于国内的建设及fdi投资等。这就导致美国资本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逆差的现象，外债规模不断的积累和扩大，而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顺差现象持续增加，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持续增。这种情况就导致在这个框架之下中心国的权利和义务出现不对等的问题，国与中心国的地位不对等，容易引发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外汇无序波动的问题。

2.美元本位制下形成直接推动国际金融危机的动力

（1）金融自由化政策欠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大力鼓励金融自由化及金融方式的创新，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强烈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产证券市场的自由化。虽然资产证券化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交易，极大的增加了信贷体系的流动性能。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技术问题，诸如对按揭款池进行组合及分拆等，导致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严重下降，造成定价机制模糊、评级变化增大等问题。

（2）金融监管机制失位。就08年的次贷危机而言，美联储早在2003年就意识到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所累积起来的风险，虽然采取了加息的措施，但是依然鼓励房贷机构进行房产开发。同时，还将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产品的评估与监督的工作交给了私人的评级机构，缺乏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管。四、现行美元本位制的改革建议与措施

1.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彻底的摆脱美元的霸权影响，对美国的不合理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制约。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①建立起新的储备货币体系；②该体系不但能体现出汇率制度的灵活程度，还要能保证汇率体系的基本持衡；③强化国际货币之间的合作，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2.建立起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规划从整体上来讲，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战略规划可以分这样的三个步骤来进行。

货币革新范文篇6

（一）渐进式的住房货币化改革

1998年，国务院要求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一是采用一种渐进式的、较为保守的方式（称为“渐进方式”），即实行“老房老规则，新房新制度”以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指导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住房和职工实行不同的政策；二是采用全盘性的改革方式（称为“全面方式”），主张对住房制度进行全面的、整体性的改革，新的住房制度应当包括所有的存量公房、所有的国有单位和部门及所有公有单位的职工。从1995-1997年，这两种改革方式的争议持续了三年。最终，中央采纳了渐进方式，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多数省市采用了渐进改革方式。

（二）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

在住房制度改革深化与完善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即地方政府制定住房货币化改革方案。其主要战略是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实施住房补贴计划，几乎所有城市都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根据住房补贴的发放方式，各地主要实施了深圳模式、南京（江苏）和武汉（湖北）模式广州模式等几种住房改革模式。

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取得的成绩

（一）城镇居民住房水平显著提高，住房成为居民财产增长最快部分

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至今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为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地方政府纷纷进行住房制度创新，从而使城镇居民住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住房成为居民财产增长最快的部分。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镇的人均住宅面积为18.7平方米，2010年增加到31.6平方米（见表1），而日本东京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5.8平方米。东京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上海、北京人均gdp刚刚超过5000美元，居住水平却是东京的2倍。

（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目标下，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以下成效：1.房地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房地产业的年增加值仅为325.3亿元，到2003年已达到2377.6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的测算显示，2001年我国住宅与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贡献率达到了1.3个百分点，间接贡献率达到了0.6至1.2个百分点，两者合计为1.9至2.5个百分点，超过了钢铁、能源、化工、电子、汽车、纺织等重要行业占gdp的比重，居各行业首位。200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4.5%。2.住房建设和销售规模逐年扩大。1998年，中国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1.67亿平方米，2010年宅新开工面积为12.9亿平方米，增长7.7倍；住宅竣工面积由1998年的1.4亿平方米扩大至2010的6.0亿平方米；住宅销售面积由1998年的1.1亿平方米扩大到2010年的9.3亿平方米（见表2）。3.房地产业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住宅和房地产业的关联度强，带动系数大，其快速发展带动了钢铁、建材、家具、化工、家用电器、装饰装修等众多行业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4.房地产业的从业人数不断增加。2004年末，房地产业就业人员共计396.3万人，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单位5.9万户，就业人员158.5万人（见表3）。

（三）促进了居民住房观念的转变，新的住房体制基本确立

通过深化与完善阶段的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居民真正认识到住房并不绝对姓公，作为耐用消费品可以由个人或家庭合法拥有，并意识到了个人与家庭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能动作用。在此阶段，住房市场成为实现居民住房需求的主要载体，个人购买商品住房占商品住房竣工面积的比例达到95%以上；住房投资和供应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商品住房投资占城镇住房投资的比例达到83.3%；多元化市场主体快速发展，多层次住房市场体现初具规模。二级市场已经全面开放，存量住房交易日趋活跃，市场中介服务业快速发展，统一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基本建立；物业管理迅速发展。总体来说，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的住房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并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四）住房金融业发展迅速，住房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住房金融的繁荣，其中住房抵押市场发展尤为迅速。自1998年起，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高达75％-97％。1998年年初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仅为190亿元，到2007年底达到5074.33亿元，累计为830.04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8565.9亿元。在中央政府建立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目标下，我国已建立起了面向低收入居民的廉租住房制度、面向中低收入居民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以及面向城镇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基本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制度。

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由于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是大力发展住宅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把维持旧利益格局、工资分配、商品价格、企业、政府等性质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什锦拼盘”式的政策，其合理性、可持续性值得怀疑。

（二）混淆了政府和企业的基本关系

住房货币化改革决定发放补贴的主体是中央政府，而具体支付发放补贴的主体又是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单位”，这混淆了政府和企业的基本关系，又造成了中央财政在巨大的包袱之下无力集中财力于住房分配制度的变革，而职工又无望从亏损企业中得到住房补贴。并且，在过去的软预算约束下，单位建房购房的资金主要来自预算外资金，随机性较大，资金渠道不规范，很难将其固定下来用于住房补贴。但在强化企业预算和规范国家的税收征管工作后，曾用于给职工购建住房的部分预算外资金将会消失，从而可能出现福利实物分房时有房可分，而货币分房时却无钱可分的尴尬局面（成思危，1999）。

（三）采取的是不彻底的、非社会化改革模式

除贵州以外的其他省市采取的货币化改革模式，只有增量补贴，没有存量补贴，且增量补贴普遍偏低，再加上各单位工资中住房补贴不均，因此，这是一种不彻底的、非社会化的改革模式。而且，渐进方式改革中，公房销售价格的标准是由地方政府决定，既没有考虑住房的质量，也没有考虑土地价值和级差地租，导致了新的不平等。

（四）住房市场秩序不规范且住房价格上涨过快

现阶段作为住房供应体系基础的住房市场运行秩序欠佳，缺乏规范的市场环境和竞争规则，出现住房价格很长时间居高不下的局面。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7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5%，涨幅创2006年以来的新高，一些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10甚至20以上。这也使得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的经济问题开始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虽然中央政府近几年来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但所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反之越是宏观调控其房价上涨越快。

（五）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从目前住房保障制度的实践来看，还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住房保障制度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住房保障责任的相关职能和作用还存在明显缺位。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中央政府虽然意识到了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性，把促进住房制度公平，建立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作为其行为目标，但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角度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忽视了住房保障对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覆盖面小，保障功能欠缺，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经济适用房制度不合理，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政策目的没有实现。截至2006年9月底，全国尚有5个省（区、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目标责任制，有19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还很低，且资金来源不稳定，地方保障不足。

货币革新范文篇7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保障国际收支顺利进行、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而就国际间货币关系、国际收支调整等问题达成的一系列准则、协议，所建立的国际机构，以及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主要涉及国际储备资产的性质、构成及作用，汇率制度以及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等问题。其作用在于确保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促成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的便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国际金本位体系（1873-194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和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三个时期，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均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刺激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却导致新兴经济体流动性泛滥。各国寄希望于本币贬值来刺激外部需求，竞相在外汇市场上操纵汇率。在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汇率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逐渐形成后，各国学者已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危机爆发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质疑，对其进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被再次提上议程。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分析

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多样化的货币调节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这一时期，汇率波动频繁，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频发……种种现象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这一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①。这种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中心的全球储备货币结构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不适应，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国内政策功能与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适应，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与跨国金融交易日益频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形势不适应。具体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储备体系不稳定

传统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本币币值的变动会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动，而无需过多国际储备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世界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种需求主要通过美元资产来满足。美国凭借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核心地位支撑了连年的赤字消费②，并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收入③。同时，这一地位使得美国在危机期间可以依照本国需求独立地制定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向其他国家“溢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储备资产单一化使得各国货币地位不公，“特里芬两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严重危及了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世界金融体系的动荡也在所难免。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国的巨额外债、美国货币供给的急剧增加、美国的巨额赤字，所有这些长期因素都指向一个结果：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余永定，2009），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必将成为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堰塞湖”（管涛，2009）。

（二）全球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

牙买加体系中的汇率安排是美元、欧元、日元等核心货币自由浮动，其他国家根据需要选择“钉住”某一种或几种核心货币。这种汇率制度缺乏稳定性，汇率波动频繁加大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风险和折算风险。此外，核心国家的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刺激了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④，弱化了一国维持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⑤，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⑥。同时，它还使得货币危机频发，危机的蔓延速度加快，对金融系统的破坏力加大⑦。2008年危机后，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狂潮，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2010年热钱流入355亿美元，2011年12月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推动美元升值又使得外资从我国撤出，这种资本的大幅波动正是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结果。

（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

greenwald和stiglitz（2008）提出判断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国际收支可持续；第二，稳定的汇率；第三，单个经济体既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赤字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损失，也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损失。他们认为，这三个标准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没能达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全球调整纪律，使得一国可以长期积累大规模的失衡而不用承担调整压力。obstfeld和rogoff（2005）曾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视作为“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认为美国收支失衡是不可持续的。

（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充分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政策协调合作变得很困难，各国央行都根据本国的经济情况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各国可自由管理他们的资本账户并制定汇率制度，世界经济通过全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的同时，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成倍增加。imf前总裁michelcamdessus（2011）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管理以及兼备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决策组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确保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一致性而且有助于维持全球稳定，亦无法提供处理领导人之间以及核心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关系的正式框架，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各国应对策略的冲突充分地印证了这一事实。

（五）全球金融监管不全面

尽管存在国家间的相互监督⑧，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金融监管的职责主要由imf来承担。imf由于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的不合理，并未能充分代表成员国的权利，不仅缺乏系统的跨境金融监管体系，对美欧的金融风险扩张行为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也百般刁难，没有发挥其成立之初所设定的“对成员国宏观经济实施连续监测、向出现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安排”的目标职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学者对imf存在合理性的质疑达到了顶峰，集中反映出它既不能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实施有效监管以影响较大会员国政策的重大缺陷。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评述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近三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h.summers甚至把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的世界经济称为“金融恐怖平衡（balanceoffinancialterror）”⑨。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在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变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的变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重回金本位制或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上均优于牙买加体系。mundell、欧洲央行行长trichet、mckinnon等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重回金本位制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这些学者在恢复金本位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具体措施、恢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等问题上，都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故其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

（二）实行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暴露了钉住美元、维持固定汇率的缺陷。然而，即使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大部分国家仍然选择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各国在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依旧只能被动地承受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后果。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建设以汇率完全浮动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最理想的。汇率完全浮动的确具有很多优势，但在这种体系下，汇率大幅波动对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nurkse、mundell和kindleberger都认为在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下可能出现内外均衡自动调节效率降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大、货币政策滥用情况增多、通货膨胀国际传导迅速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汇率的完全自由化容易造成投机资本活动频繁，这对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小国均无法驾驭，故这种方案也不具备可行性。

（三）多元货币本位

mundel（l1997）曾经预测，21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元和欧元能和谐共处，直指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多元货币本位。历史上，几种替代货币可以同时存在，eichengreen（2009）认为，上世纪20-40年代英镑和美元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市场纪律建设。美元和欧元在过去10年的竞争提高了经济政策的有效性（bergsten，2009）。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下，单个储备货币的危机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有限，同时，这更加符合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形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国际区域货币,摆脱对某一国货币的过度依赖。但是，多元本位制仍存在很多难题。交易成本的增加是各国难以承受的，“特里芬两难”也仍未解决，只不过从单一的美元变成了多种国家的货币。多元核心货币的引入只能暂时缓解全球失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是以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最终都必将出现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似的情况。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各国政治博弈的结果，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多元货币本位的构建之路必将充满荆棘。

（四）超主权货币本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价值的不稳定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周小川（2009）提到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全球化的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出令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跳出了原有的框架，既有利于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也解决了未来单个货币和单个国家无法建立全球性信誉的问题。首先，超主权货币的发行可以起到储备分散化的作用。对美国而言，这将减少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从而缓和美国的外部失衡；对其他国家而言，外部流动性的引入也会减轻其取得储备资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维持其汇率的动态调整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其次，外汇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再次，“烫手的山芋”问题被解决了———只要一国的贸易赤字等于该国所获得的新储备，该国就不需担心爆发支付危机⑩。

尽管创造单一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很完美，但其实施的难度却是空前的。首先，迄今为止的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都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未来的货币体系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是艰难的尝试。其次，让世界各国放弃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这不仅涉及经济金融领域，更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再次，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要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对此持消极态度。此外，超主权货币同样是信用发行，其制度安排上不一定优于现在的美元信用本位。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市场，超主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将大打折扣。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短期内的实施难度很大。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可以将sdr发展为超主权货币。他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型储备资产，sdr具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均不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发展一种新型的储备资产，缓解储备不平衡，而且可以减少汇率波动，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事实是，只占全球储备4%的sdr无论是在价值的稳定性、还是在适用范围上均不符合要求。同时，由于sdr不能用来干预外汇市场、不能用来偿付跨境债务，故其不能完成储备资产的两大基本任务。此外，面对美元强大的“网络外部性”輯訛輥，要想将目前仅作为补充性储备资产的sdr发展为日后全功能的超主权货币，必须在其具体的运行机制、各国份额的安排、国际发行量、市场流动性、市场准入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四、结论及启示中国gdp占全球规模的10%，人民币却未能进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这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地位。回顾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果和利益，这不仅要靠市场的倒逼机制，还需要国际政策协调的引导。

货币革新范文篇8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主要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国际金融制度或国际货币制度，提供了“一种使一国的居民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居民进行支付的机制”〔1〕。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起，以其为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形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与美元挂钩，美国通过这个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难题”而缺乏稳定运行的基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世界开始进入对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探索的过程。从1972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问题就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上日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达成协议，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牙买加协议规定黄金退出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在演进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呈现出不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使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存在自身的矛盾，基础不稳定，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不稳定性。第一，当代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日元、英镑、欧元以及特别提款权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与美元共同作为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仍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处于多元化储备体系的中心，但其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代以后形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的此消彼涨的竞争局面。由于欧元与美元抗衡，加之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然是下降的趋势，不过，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增加，各国货币当局对储备结构的调整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二，汇率制度多样化，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各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根据本国的国内情况存在着不同的各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当前各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即放弃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局制度，通常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水平波幅内的钉住汇率制度，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爬行波幅汇率制度，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各国采取不同的浮动形式，欧共体实质上是联合浮动，日元是单独浮动，还有众多的国家是盯住浮动，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复杂而难以控制。多元化国际储备缺乏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造成国际金融的不稳定，不仅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经常性、全面性发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甚至引致世界性经济危机。1978年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引起整个西方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中。在多元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美元仍然是各国的重要选择，美元依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连续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储蓄率过低，向全世界举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严重削弱了美元的国家信用，丧失储备货币领先地位，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特里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二，国际货币制度调节功能失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起，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组织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背景及组织运行方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不公平性，体现出大国国家利益及其谋划世界秩序的野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制度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方面。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权利。在牙买加体系下，作为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无法通过政策监督采取措施杜绝金融危机产生，无法降低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弱，话语权较少，其利益不仅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而且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整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特别是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拥有支配力，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承担相应的责任。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健全的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困境

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解决三个专门问题:清偿、调整和信心。清偿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为贸易融通资金，调整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制定解决各国收支不平衡的办法，信心能力要求国际货币体系防止各国金融储备构成出现不稳定的变动。〔2〕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针对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远无法满足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需求的状况，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国家长期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这种改革主要集中在国际和地区两个层次。

第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桥梁的改革陷入权力之争。围绕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干预问题，各国提出改革的设想，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做出较大调整，体现国际公平。但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不会主动退让自己的利益，对改革不仅没有积极性，甚至可能千方百计阻挠改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配额改革列入计划，预期相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良好开端，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实践中，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操作还有很艰难的路程要走。

第二，以国际多边协调为形式的改革陷入利益之争。当代国际货币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它还涉及了国际经济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问题。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多国博弈。作为新的国际经济多边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对世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渠道，每年的g20峰会在协调各成员国立场的同时，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中，各国的协调与合作会在不同阶段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为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平稳发挥作用。各国竞相提出货币方案，但是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不尽相同。美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而更多关注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国内经济复苏，欧洲各国偏好于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对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期望更高，更偏好于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等问题。多边国际金融协调也表现在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中，欧元区、亚太区以及北美区的经济区域化发展过程中，关于货币合作的议题也在进行中。同时，双边贸易和经济协议更多地关注着货币可兑换和汇率协调问题，如2008年12月签署的中韩、日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等。长期看，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逐渐削弱，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美、欧、亚三种货币共同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格局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因为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石油、黄金、粮食等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所以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是很难的，美元目前还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面对依然强大的美国，各国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最突出的利益之争。一是美国与其他多元货币的利益之争，二是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利益之争。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竞争会演变成货币之间的竞争，这对于作为金融服务层面的货币合作是不利的。

三、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因素

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来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实力。拥有经济综合实力的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拥有话语权，支配着改革的方向，并主宰着国际金融体系。正因为如此，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不可能马上进行大幅度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析一些影响因素，以便在参与到国际货币合作活动过程中能够维护国家利益。

1．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各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传达出的信号能够增强国际间互信。各国加强国际合作能够共同稳定金融市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各经济体大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采取具体的财政整顿措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减轻通胀压力，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各国政治经济利益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诉求不同。各国从促进经济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方面考虑，会纷纷采取本国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增加话语权，提高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基本投票权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受财政赤字和债务严重威胁，其诉求主要表现在应对本国债务危机，寻求更多的资金市场。目前阶段，美国的经济波动和利率及汇率的变动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力，以美国的战略和构想为基础而确立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一系列规范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引发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动失衡。日元长期维持低利率，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长期困扰。欧债危机频频爆发充分暴露欧元内在制度缺陷。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处于经济转型期等原因更关注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本国货币的作用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各国还停留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决择中，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主要衡量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为维持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自顾不暇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会停留在不断的议论与谈判过程当中，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2．地缘政治因素。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根本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欧盟、北美以及亚太三大区域经济竞争制约着国际货币体系统一的规范与制度的形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地缘政治障碍。首先是区域性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如欧盟峰会和欧元区峰会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地区内危机的方案和建议，欧元区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影响力，应对短期经济脆弱性问题等。然后是在全球构建一个超越这三大区域差别的国际货币协调机制，不能不涉及地缘性的政治体制差异、政治文化差异、历史习惯差异等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比如g20集团能否进一步深入加强合作与协调，为国际社会合作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发挥实际可行的重要作用。但是，欧元、美元的争夺仍然是货币多元化的重点。

货币革新范文篇9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发表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货币革新范文篇10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行长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他提出创造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同时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从而克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同时他认为特殊提款权sdr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质，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特殊提款权的发行，逐渐将特殊提款权演变为一种超主权货币。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不少学者的赞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直以来就呼吁改变目前以单一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对全球体系而言，将储备货币建立在依赖美国经济信心的单一货币基础上是不妥的。我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超主权货币不仅能够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真正要建立这样一种超主权货币，却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超主权货币的选择以及由什么来发行超主权货币。

(一)sdr的缺陷

周小川认为sdr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征，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使之成为超主权货币。但是sdr的内在缺陷限制了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最早出现于国际金本位时期。在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以黄金作为后盾，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各国可以自由铸造黄金，这样金币就成为了可以自由流通的第一种国际货币。金本位之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英镑之所以能成为主权货币，是以英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由于英国的黄金储备丰富，币值稳定，各国货币纷纷与英镑挂钩，并愿意将英镑作为储备货币。而当英国的经济实力削弱之后，英镑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美元的地位迅速崛起，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国际货币的发展来看，它们都是先在一国内充当法定货币，执行货币职能，然后才成为国际货币的。一种货币必须经过市场的考验，被各国自愿接受，才能确立其国际地位，成为国际货币。而sdr既没有黄金的内在价值，也没有像英镑、美元那样作为一国主权货币流通的历史，它只是在特殊环境下为了弥补美元的不足产生的，因此sdr不具有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当初imf之所以设立sdr，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特里芬难题，解决美元清偿力的不足，同时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说，是想通过发行sdr来作为对美元不足的弥补，缓解美元危机，因此美国才会支持sdr的发行。而如果imf想通过夸大sdr的发行使之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也是绝对不会允许sdr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的。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讲，他们也没有发行sdr的动力。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储备货币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日元、欧元等货币也应经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发行sdr已无好处。因此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势也不利于sdr的发展。要想扩大sdr的作用，提高sdr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必须要扩大sdr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为此imf也曾经做出过努力。例如imf允许成员国之间不需要经过基金组织的批准就可以进行sdr的交易，交易的目的也不再限制为调整国际收支。另外sdr的使用范围也被扩大了，可以直接用于远期业务、信贷、担保等，但直到现在，这些用途还没有被使用过。要增加sdr的使用数量，必须首先增加对sdr的需求。而sdr得内在缺陷使得各国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其主要原因在于sdr只是个成员国在imf的一种记账资产，并不能用来国际贸易的支付和结算。由于sdr长期不流通，已经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的支付和结算功能。因此，不能结算的sdr，是不可能在国际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各国政府也必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而宁愿接受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二)imf的弊端

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什么机构来发行超主权货币。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提到“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超脱各国利益之上的国际组织是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有些学者提出将发行sdr的imf作为发行超主权货币的机构，但是imf的弊端也决定了它成为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货币的发行要以足够的信用基础作为保证。各国能够发行货币是因为国家政府有税收作为后盾，有足够的国家信用作为基础。但是作为发行sdr的imf是不具备这种信用基础的。因为imf既没有gdp，也没有税收作为其信用的保证。因此由imf来发行超主权货币，其信用的取得时非常困难也是很不牢靠的。从这一点来看，由imf发行超主权货币甚至不如一个主权国家发行货币更为可靠。另外，imf能否胜任全球中央银行的只能也值得怀疑。因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首先必须保证它是公平公正的，能够代表全球各国的利益，无论国家大小、实力如何，均能公平对待。而imf距这样一种国际组织还有很远的距离。imf自成立以来，就是美国霸权的最好诠释者。美国在imf拥有16%以上的投票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这就决定了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及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言人，而难以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因此如果imf不进行改造，将难以承担发行超主权货币的重任。因此我们在创造超主权货币之前，应对imf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二、多元货币储备体系

超主权货币的发行虽然能够解决现有货币体系的弊端，但是就目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这种超主权货币的发行还只是我们一个遥远的理想，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推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普遍认同。就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的情况最有可能出现，这或许也是以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目前，美元依靠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这一点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欧元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也为区域货币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成为形成多元货币体系格局的重要一步。亚洲国家就促成货币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的努力，例如2000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达成《清迈协议》，旨在促进东亚货币合作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形成。虽然《清迈协议》在促进东亚货币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总体来看，亚洲国家货币合作、包括出台的政策都比较松散，缺乏欧洲货币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有学者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选择。但是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且相对封闭，这些都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还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由此可见，多元货币体系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相对于发行超主权货币来说，实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实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但是多元货币体系也同样存在着风险和弊端。例如多元货币储备体系可能会加剧汇率风险。货币体系多元化虽然解决了美元独霸的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汇率问题。因为各国的货币政策不同，汇率波动会加大，这样就会造成各储备货币之间的投机更加严重。而各关键货币保持相对的汇率稳定是保证多元货币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因此如果不在关键货币之间制定某种规则的话，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难以维持，甚至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