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价值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多要素；多层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在有力把握文学现象、有效引导创作和阅读等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一些批评者要么随意表达自我、随便宣泄情绪，要么在所谓学理性的名义下模糊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么在传媒或圈子等的左右下违心地说些恭维的套话。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批评者与读者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流。这种状况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等有关。鉴于此，有识之士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建构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改变文学批评面貌、强化文学批评功能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探讨较多谈论应该建构，较少论述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本身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有的探讨只抛出价值体系的几条固定标准，没能论及这种价值体系的开放性、涵盖性、面对作品的实际阐释力和各条标准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正是基于对以上一些问题的思考，尝试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解阐释出来，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内涵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价值判断，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等做出的回答。价值取向，是明确表达肯否、褒贬、扬抑等的取舍态度。价值标准，是做出价值判断、表明价值取向的依据。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等其实都根源于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念的种种体现。价值观念，是对价值是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什么决定价值、人应该追求什么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它既体现对价值的理解，也体现对价值的追求。价值观念不是个人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一旦他接受一种价值观念，他不仅能做出一个事物有无价值的判断，而且还会做出追求什么价值的选择。也就是说，价值观念必然体现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必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只是，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不是靠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阐释事物的价值进而为人指出应该追求的方向实现的。

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正是通过对作品价值的阐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我们不能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解为凭空产生的孤立之物或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心血来潮游戏玩耍的偶为之物。它是社会生活现实、文学现实、文学批评现实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于研究、从事批评的人并促使他们做出积极应答的结果。孔子提出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核心旨归的“兴观群怨”[1]185价值体系，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做的应答；柏拉图抛出以“善”为核心价值尺度的文学评价体系，是因为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都不能令他满意；梁启超之形成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因为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中国近代社会让他认识到“新民”的重要性；而我国在“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是因为社会极速发展过程中的分层现象和底层写作现象给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时代课题。强调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不等于不承认它的差异性。研究或从事批评的人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和制约，而是带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审美理想等能动地接受影响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的。客观因素影响的角度、程度、方向和效果等都会因不同的建构主体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不尽相同。

正是建构主体的能动性让我们看到了即便是同一民族、时代、阶级，也会有不尽相同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两人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两人的文学评价体系都可以用“真善美统一”来概括的话，柏拉图的是以“善”为主导价值取向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则是以“美”为核心价值取向构成的，而且，二人对真、善、美内涵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对希腊文学的评价也是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多数希腊文学作品因为既不具备提供真理的价值，也不具备引人向善的价值，是应该被否定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多数希腊文学作品因为未犯“艺术本身的错误”而具有美的价值，还因为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提供“可信性”、具有“哲学意味”，而拥有真的价值，也因为不违背城邦的正义而具有善的价值。中国近代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同样面对积贫积弱、混乱不堪、前途渺茫的艰难时世，然而二人对这种现实做出的应答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两人建构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上有明显的表现。梁启超的价值体系是以启蒙进而强国为主导价值取向的，所以他致力于倡扬书写新内容、体现新理想的具有崇高格调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散文；王国维的价值体系是以感染进而救赎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所以那些没有大团圆尾巴的彻底的悲剧诸如李煜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最被他青睐，他看重的是它们写出了宇宙、人生的哲学况味，能够发挥让人看清因欲望而痛苦、因受罚而解脱的人生真相的作用。

总之，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既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于批评主体和批评文本之外的强硬、僵化、死板、单一的教条，也不是批评主体主观随意的即时性的灵光一闪。它是批评主体与文学现象，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遗产等交流对话的产物，是潜移默化地养成和有意识地建构相结合的结果。它应该内化为批评主体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并在他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分析、评价时体现出来，应该在文学、人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中起积极引领作用。

二、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元素及其关系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是非单一的。我们之所以用“价值体系”一词谈论批评，就是为了避免单一标准导致文学批评的僵化、教条、强硬，避免把文学引上单调、枯燥、乏味的死胡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很有启发意义。赖大仁主张当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应该在审美观、历史观、人性观等方面加强建设，以便纠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王卫平主张面对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等问题，应该建构以“精神内涵”“情感”“趣味”“艺术”和“审美”等为价值维度的多元复合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回首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未诞生时，建构它的实践其实已经存在。孔子评《诗经》的“兴观群怨”说，评《韶》乐和《武》乐的“美”“善”说，都说明他为文学评论建构了非单一的评价指标。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钟嵘在《诗品》中建构的文学评价尺度，就更加细致、多元、详尽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以真、善、美为要素建构了文学评价的多元价值尺度，只不过二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存在着分歧。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包含不同的价值尺度、价值取向、价值观念，是由文学批评主客体的特点决定的。文学批评的客体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蕴含着丰富价值内涵的复杂的存在；文学批评的主体由批评家、学者、编辑、作家、文学爱好者等多种身份的人构成，对生活的领悟与洞察，对各种学术、思想资源的吐纳等的不同，决定他们用以衡量文学的尺度、观念等必然是复杂多样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是多元的，却不是互不相干、杂乱无序的，它们之间应该以某种方式形成一定的内在关联。

当面对文学作品等文学现象时，形成一定关系的各种要素以一个系统做出反应。柏拉图以真、善、美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但是，真、善、美在他那里不是并列地处于同等地位的，以培养理想国合格公民为旨归的“善”才是其文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他之所以认为希腊的悲剧、喜剧、史诗等不真、不美，是因为他认为它们不善。他认为希腊文学中的神、英雄、好人、坏人等形象都不真实，希腊文学多以“模仿”叙事为主要写作方法因而不美，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形象及塑造形象的方法不能引人向善。当然，柏拉图建立的文学评价体系及他对希腊文学作出的评价，在我们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它的启发意义也不容否定。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他建构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里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同样作为人类历史“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孔子对文学的言说虽然没有柏拉图那么多，但是，正所谓简约却不简单。孔子用极其精炼的话语建构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他所说的文学的“兴观群怨”等功能，是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尽善尽美”为旨归的。正是因为“兴观群怨”等功能统一于“思无邪”等旨归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等政教美学传统才得以形成。时过境迁，在当代社会里，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环境中，孔子所主张的文学评价尺度的具体内容有些已不适合我们了，但是，他对文学评价主导价值观念和多种观照角度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说，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敞开着结构示范意义。在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各种呼声和主张中，有些学者注意到体系内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这个问题了。陈传才主张：“要以审美维度为基点和中介，形成文本审美分析与历史、文化视界的沟通，以便在文本审美分析的基础上去揭示本文与历史文化的多种联系和意蕴，再由文本与历史文化的多种联系和意蕴回到对文学审美价值多重性的阐释、评价。”

韩伟强调核心价值观念和指导价值观念的确立，他说：“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是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它们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存在。核心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的缺失，会引起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分崩离析，从而出现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价值迷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重建，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为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只有用它把许多新问题、新观念、新思想、新的方法论原则等统合起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的价值体系才能既有创新性又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张利群论述了“文学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化’与‘主旋律’关系中的内在逻辑性”。认为，“构建文学价值体系一定要依循矛盾运动规律来确定事物性质的本质规定性，从核心价值取向的确立入手来加强文学价值体系的建设”。“所谓核心价值取向，指基本的、根本的、主要的、导向性的价值取向，它在文学价值体系中起着聚集、凝结、引导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文学价值体系的逻辑性就表现为核心价值取向与一般价值取向的辩证协调、和谐统一的关系。”

虽然文学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在概念外延、建构主体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在论述构成价值体系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上，二者是相通的，所以，张利群的论述对于我们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相反，有些谈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学者，由于忽视构成要素内在关联机制的思考，即便抛出一个包含多种维度的价值体系，还是会给人理解起来比较杂乱，运用起来比较茫然的感觉。

三、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层次及其功能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非单一性、非混乱性，既体现为横向的多角度、多侧面，也表现为纵向的多层次。因为体系的有序性不仅决定于平面结构的形成，也决定于立体结构的形成。如果说前面我们着重阐释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横向关系或曰平面关系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将探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纵向关系或曰立体关系。鲁迅说过，“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这其实涉及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对文学在性质上的分层功能。这是一种对好作品和坏作品、优质作品和劣质作品划分界限的功能。如亚里士多德就建构了以艺术规律为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用“偶然的错误”“艺术本身的错误”这样的标尺将优秀作品和劣质作品做出了明确的界分。这样的价值体系，之于文学批评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有谁号称建构了一套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可是我们依据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却无从分辨出好坏优劣，那么，这个体系大概就是值得商榷的了。比如，有人说以“精神内涵”为重要价值维度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可是，并不对精神内涵的所指进行界说，那么这样的价值体系就不能实现指认哪些作品具备精神内涵是好作品，哪些作品不具备精神内涵是坏作品的功能，那么，这样的价值体系建构出来岂不成了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无切实助益的摆设？又比如，很多人以“情感”或“动人”“感人”为主要价值维度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却不对文学中的情感进行阐释和界定。也许他们认为情感是尽人皆知无须赘言的东西，以它为主要尺度建立价值体系既通俗易懂又普遍好操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识。情感，既有强度的区别，也有性质的区别，还有存在领域的区别。

文学中的情感不同于生活中的情感，并不是写什么样的情感、怎样写情感，都能产生感人的效果，也不是只要感人就是好作品。像仇恨、嫉妒这样的情感，如果被作家不带审视、不能超越地写进作品，一味地写复仇有理、嫉妒合情，它们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等，我们还能说这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吗？如果声称以“情感”为主要维度建构价值体系，只是告诉我们写情感就是好作品，感人就是好作品；不写情感就是坏作品，不感人就是坏作品，那么这个价值体系在性质分层功能上是存在问题的。在性质分层功能上，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批评为我们昭示着无尽的意义。这个价值体系的应用，让马、恩旗帜鲜明、坚决果断地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涅、狄更斯等的创作表达了赞赏之情，对欧仁•苏、卡尔•倍克、斐•拉萨尔等人的创作表示了否定之意，对歌德、席勒、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创作发表了哪里值得肯定、哪里存在问题的判断。这充分说明了马、恩建构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具备内涵明晰、逻辑清晰、意蕴深刻、阐释功能强劲等特质。除了性质分层功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还应具有程度分层功能。所谓程度分层功能，是指以一定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为依据评价文学作品，能够在已被认可为较好的文学作品中区分出不同档次。孔子当年就在承认《韶》乐和《武》乐都属于较好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用“尽美矣，又尽善也”和“尽美矣，未尽善也”将《韶》和《武》做出了高度上的区分。

马、恩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也发挥了在承认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这样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基础上，用“不充分的现实主义”将他们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极其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区别开来的作用。其实，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蕴含的多层次价值尺度并不是建构体系的人预设的，而是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切实体验、感悟了大量文学作品，掌握了大量文学现象之后做出的活力充盈的判断。我们可以以钟嵘诗歌批评价值体系蕴含的多层次价值尺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钟嵘在将120多位诗人认可为较优秀诗人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上、中、下三“品”的定位，而他之所以能够冒着被指责、被非议的风险坚定地对诗歌创作进行区分，就是因为他所建构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样的诗歌批评价值体系是从批评实践中来的，是与诗人的创作实际相关联的。情、气、才被钟嵘视为创作主体极重要的审美素质。无情、无气、无才之人写诗，不会被钟嵘纳入到《诗品》中来浪费笔墨，情不深、气不高、才不俊的诗人也不会被钟嵘放在较高的位置上。当然，钟嵘明白，情深、气高、才俊集于一人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放眼望去，也就曹植一人经得住全方位高标准的考量。所以，他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只能拿出不同高度的标尺。不仅有定位上、中、下三品的标尺，其实在每品之内，钟嵘运用的也不是一个高度的尺子。又有区分，又能组合在三品之中，钟嵘的价值体系做到了绝对与相对、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概括说来，放在上品的诗人，是那些在情、气、才三方面皆突出或某一方面表现出突出特点的诗人。曹植是翘楚自不必说，李陵、班婕妤被高看，是因为他们情真且深；刘桢被擢拔，是因为气高；谢灵运被宽谅，是因为才俊。陶渊明被置于中品但评语不低，按钟嵘的逻辑，大抵也因为其情、气、才三方面因素没有哪一个极为突出却又都不缺乏。我们并不是完全认同钟嵘对120多位诗人所做出的所有评价，但是，他针对时代的文学风气，从自己对文学现象的感受、掌握出发建构内含不同层次指标的价值体系，将那个时代的诗歌区分出较好、良好和极好三个等级，而且能够做到自己的评价与自己的依据并不矛盾，确实值得我们谈论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人认真研析从中收获启发。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复杂深奥性是值得更加详细、深入研究的，这里我们只是把对它的一些粗浅认识做了简要阐述。有了这些基本理念的阐释，我们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主张就有了展开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论语［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1.

［2］姜桂华.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建构述评［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8-100.

［3］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3.

［4］赖大仁.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n］.光明日报，2012-04-11（11）.

［5］王卫平.重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n］.光明日报，2013-02-19（14）.

价值体系范文篇2

关键词:赣鄱中医文化;价值体系;教育模式

赣鄱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其灵魂，然而赣鄱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究竟如何表述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仁和精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当前，中医学生专业思想有些动摇，进而影响其就业方向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因此，在中医学教学模式中，坚定文化自信，牢固中医思维，培养学生热情是当前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

1赣鄱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赣鄱中医文化核心价值可粗略归纳为:辨证论治、天人合一、、大医精诚、以人为本、阴阳中和、调和致中、三因制宜、知常达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整体观念、医乃仁术等。也可进一步归纳为“仁和精诚”。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赣鄱中医文化根植于红色闰土，也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是赣鄱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和文化基础;相反，赣鄱中医文化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赣鄱大地灿烂丰富的文化内涵。

2赣鄱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成为赣鄱大地医学生培养教育的共识

赣鄱中医文化自古宗派林立，但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始终如一，并赢得了足够尊重。近年来，一些人以不同中医流派为由，否认共通价值，断章取义，造成中医内部分裂，使中医的主流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产生隔阂。在医学生教育模式的构建中，应该避免核心价值观上的偏题，不能放弃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赣鄱中医文化不管如何发展，都不能衍生出文化价值观的对立。

3培育赣鄱中医药文化自信，提升医学生培养质量

要充分利用课堂、实践、游学、就业指导等途径，构建以“仁和精诚”为核心的赣鄱中医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以“医心仁”“医道和”“医术精”“医德诚”为内涵的教育模式。3．1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强化赣鄱中医药文化引领。课堂教学教育的主要形式，课堂教学应当成为赣鄱中医药文化教育和传承的主阵地。将赣鄱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一是强化教师培训，加强教师赣鄱中医药文化教育，通过鼓励教师参加相关学术活动，教学规范化培训，教师“传帮带”等措施培育赣鄱青年人才。二是引入赣鄱中医文化课程，在课程安排上注重传承和创新，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全面掌握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知识。三是在教学活动中体现赣鄱中医专业文化，通过课前几分钟的诵读、健身、科普等，将赣鄱中医贯穿于教学过程。3．2以实践教学为突破，培养医学生专业思维。实践教学是升华课堂教学的重要途径，是深入了解赣鄱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方式，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设置实践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身临其境的学习，任课老师风趣形象的带教，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实践教学，使理论知识得以应用，做到知行合一。3．3以文化游学为引领，提升医学生文化自信。赣鄱大地，历代名人层出不穷，近千年来，不仅孕育了诸如王安石(宋)、曾巩(宋)、晏殊(宋)、晏几道(宋)、蔡上翔(清)、陆九渊(南宋哲学家)、吴澄(元代政治家)、汤显祖(明代艺术家)等众多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还哺育了众多杰出的医学家［1］，以宋代崔嘉彦、陈自明、严用和，元代危亦林，明代龚廷贤、李诞、龚居中，清代喻昌、黄宫绣、谢星焕等江西十大医家最为著称。历代医家精英荟萃，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组织师生开展文化游学，启蒙学生对于赣鄱中医文化的喜爱和学习热情，潜移默化的培养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和中医情怀。3．4以生涯规划为指导，引导医学生个性发展。医学生对中医药专业未来就业形势的了解是构建赣鄱中医文化自行教育模式的重要保障。从入学伊始，就要督促学生认识自我，规划目标，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参加各种技能竞赛，为个性化发展而拼搏奋斗。此外，要开设中医药就业指导课，引导毕业生理性选择就业岗位，使得学生更了解中医药专业发展方向和个人未来就业形势。

4结语

赣鄱中医文化蕴含着以聪明理达、廉洁淳良为标准的医家品格，以仁者爱人、悬壶济世为内涵的人本思想，以淡泊名利、清廉正直为准则的医德操守，是赣鄱大地的思想宝库。其核心价值体系内容丰富，理应成为整个教育和中医药行业共同信守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其国际地位，对于赣鄱中医文化的教育者来说，还有很长的求索之路要走，但构建赣鄱中医文化自信的价值体系与教育模式，探索有效的教育方式，是当前中医教育行业的重要课题，在统筹设计教学规划，持续推进赣鄱中医文化教育，规范专业建设仍需继续努力，在探索赣鄱中医药文化教育之路上，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参考文献:

价值体系范文篇3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06页）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

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在统治阶级主导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观念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思想武器赢得了胜利，却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没有金钱至上的财富观，没有对享乐、消费的无限贪欲，没有在这种财富观和贪欲驱动下的“个人奋斗”，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西方国家公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掩盖不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消极和没落。

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社会制度，不仅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建设新型思想道德文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成为时代潮流。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已经并将继续给我国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推动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逐步形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进步的主流在发展；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沉渣泛起，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也乘机而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十分突出。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明确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实现文化自身和谐的关键，也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的中心环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

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应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同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和斗争中发展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又要看到，社会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进步。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理想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近代史上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从而为全社会树立共同理想创造了历史条件。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复兴展现出灿烂前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理想和价值追求，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纽带和动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得到尊重、保护和发扬。改革开放近3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国家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念，激励着我们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团结奋斗。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不断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紧密结合的。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从祖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既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又要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决不妄自菲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全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使我国各族人民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形成了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精神。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品格。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让一切创造新生活的活力和源泉竞相迸发、充分涌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相互交融的，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深熔铸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使中华民族能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通过社会舆论、教育感化、自身修养、传统习惯等起作用，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公共秩序、保证社会生活安定有序的精神力量。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大力发展各民族和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残留的封建主义道德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又面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道德的侵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领域和社会关系带来深刻复杂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确立全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规范，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提炼和概括出八个方面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社会主义荣辱观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树立了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能够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要长期起作用，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定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个价值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必须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一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

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应该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彻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工作中。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深刻理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力回答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要紧密联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感受，进行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情和国家发展形势，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深刻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理解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引导人们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价值体系范文篇4

根据显示的数据，有创业意愿的在校大学生接近80%，实际付出行动的却只有4.2%，最后成功创立公司的仅有1%。这项数据中最大的落差存在于学生从创业意愿的生成到创业实践的开展阶段。有研究表明原因存在于多个方面，如：创业资源的稀缺，创业政策的陌生，创业知识的不足以及创业风险的畏惧等，这些都从学生本体创业行为角度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从学校的角度上看，创业教育体系存在的客观不健全性，也是导致学生失去创业动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相关调查结论是，12.54%的学生认为自己学校几乎没有创业教育，8%不了解自己学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情况，39.56%认为学校的创业教育作用不大，而认为学校开设创业教育很成功的仅占12.23%。当前创业教育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和误区：（1）对创业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校将创业课程列为高校的选修课而非必修课，导致学生心理上认为“创业与本专业无关”或者“创业并非高校教学的重点内容”而没有认真体会创业的价值；（2）强调知识灌输而忽视能力培养。知识是显性的，而能力是隐性的，高校重视课堂教学和书本知识的灌输，将知识条目的暂时记忆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没有强调创业中所需的各种内在能力，更没有形成创业能力引导机制，导致学生片面追求考试分数；（3）忽视了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企业家精神是将创业引向成功的内在品质，企业家精神的获得必须依赖于对思想观念、作风、行为方式等的长期塑造，高校缺乏建立对于学生创业品质的引导和培养机制，学生无法产生足够的创业驱动力；（4）创业教育与地方环境相脱节。地方性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时，没有结合当地的产业环境，对实际情况的把握仅仅局限在校内和教材的案例之中，学生没有亲身感受到产业优势下的创业可行性，没有与产业中的各种创业资源近距离接触而最终停留在对创业实践的模糊认识。

二、创业教育价值体系

如果将学生培养为合格的创业者或者准创业者作为创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则该目标必定由教育过程中的诸多关键因素共同决定，针对以上论述的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价值视角出发，立足于知识、能力、品质和方法四个方面讨论创业教育体系：创业知识的价值着重于使学生初步了解创业行为、创业流程和各种必须的创业资源，形成宏观的印象；创业能力的价值是隐藏在知识表层下的有效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创业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必需品；创业品质的价值是更深层次的内容，它从精神层面上主导着创业者的思维和行为，将创业者引向自我目标；创业方法的价值是知识、能力、品质的综合体现，直接决定了创业的成败。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创业教育价值体系，包括了创业知识教育、创业能力教育、创业品质教育、创业方法教育，这几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依赖：（1）创业知识教育包括创新性思维模式、创业流程、各门类基础知识以及与有关的专业知识，如创业计划、创业团队的组建、公司战略、财务管理、市场定位、产品和服务、人力资源建设等内容，创业知识教育可以根据教学计划，通过各种资料和案例实行课堂教育，以及在课后利用习题、模拟软件等方式加深印象；（2）创业能力教育包括：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公关能力、协调能力、决策能力、领导能力以及面对风险的能力等，创业能力教育无法通过简单讲授的方式传播，而是须要搭建能力培养平台如学生社团、学生组织，或嫁接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实施培养；（3）创业品质教育包括创业者的人格、优良的品格、健康的心理和情感、独立自主的精神、团队意识、面对困境的意志等。每个学生的生活经历与受教育经历的区别，但创业品质教育不主张以某一种或几种典型人格特质为基准进行刻意模仿，每一种特质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应当要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创业方法教育包括创业机会识别、创业环境分析、信息的检索、资源的整合、风险的防控、商业模式的选择以及各种操作技能的掌握等。创业教育不能仅局限于校内有限的资源，更多的是依托地方特色，从优势产业中寻找结合伙伴，共同实行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最直观的创业认知，体会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产品服务特征、技术条件、人才结构、市场需求等。

三、地方产业优势与创业教育价值体系的关系

有许多文献都是描述创新创业型人才对于地方产业的正向效应，而创业人才和地方产业的关系，事实上应该构成互为促进、互为发展的格局。研究认为，企业家的成功创业与其嵌入的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是难以分开，优势产业必定汇聚了大量的创业资源，而对创业者而言无疑是理想的环境，因此有利于创业人才的聚集和实现创业目标，原因是：（1）产业优势背后一定有优越的政策环境，为创业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扶持。如税收、生产补贴、收入补贴、培训补贴、研发资助、创业孵化等政策工具的实行；（2）产业优势环境提供了优质的人才环境，专业人才云集，分工明细，保证了创业的人力资源供给；（3）产业优势创造了良好的创新合作机制，并通过协同机制促进新企业生成和发展的可能性；（4）产业优势蕴藏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充足的企业运作经验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作为创业的基石。如果将产业、创业和地方高校培养创业人才三个方面结合考虑，根据以上分析，地方产业优势能为创业开辟广阔的前景，则同样也可以为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提供有力指导。从创业知识教育角度上看，优质创业类企业的管理运作经验可以作为最真实的依据和参考，特别是可围绕具体行业，结合行内知识对创业知识教育实施更精细的划分；在创业能力教育上，企业有最佳实践平台，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创建校外实践基地，学生从实际的操作中训练和培养各种必备能力；在创业品质教育上，学生通过近距离接触和沟通，耳濡目染企业创业精英们的行事风格，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优良的创业品质；在创业方法教育上，学生能将课堂上的知识、积累的能力直接与实践对接，从中间发现新的问题又不断的解决新的问题，通过在实践中的检验，否定模糊认识下的理想道路又不断的建立符合于实际情况的现实思路，从实践中巩固知识，学习和掌握创业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产业优势的创业教育，并非否定了课堂教育的重要功能，而是当代创业教育仅局限于校内资源显得太过单薄，若能将地方产业优势资源与高校创业教育价值体系相嫁接，则不仅能够开展有特色的、系统的知识教育，又能够发挥企业的现实功效，从而不再限于教师与学生间关于创业的单项传授，却将着眼点指向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完美结合。对于高校而言，积极的引入产业资源提升了创业教育的质量；对于产业而言，大学生创业无疑是新生力军；而对于学生而言，学能致用也必然会激发学生对于创业教育的极大兴趣

四、创业教育价值体系的实施

以广州高校的创业教育为例，广州作为岭南经济文化中心，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业发达，集中了大量优势产业资源。以此为依托，各高校纷纷开展特色创业教育，如：华南理工大学从1999年开始于广东高校中率先举行“创新创业大赛”，每年一次，积极挖掘和寻找合适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主要涉及科技、文化、教育、服务等产业。该校主动挖掘产业资源，建立包括学生、行内创业成功者、风险投资家等在内的“创业共同体”，向全体学生开设创业通识教育课程，并着手将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品格的塑造嵌入于创业教育全过程，同时为每位学员配备一名创业导师，指导创业实践并帮助引入风险投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于2003年首开通过学生勤工实体化助学来推动创业教育的新模式，联合校外产业资源将校内勤工助学组织建设成为企业化运作的实体组织20余家，这些实体组织多定位在服务业，如：咖啡厅、数码港、书屋等。每个经济实体由学生通过产业调研后引入帮扶或自主创建，营造了良好的学生创业实践平台；华南师范大学于2009年于广东省内高校中成立第一所创业学院，旨在加强与各企业的合作拓展创业教育，如：与广发和民生证券等金融企业合作推行校内股市模拟，通过模拟金融市场等形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业能力；2009年，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创立了广东高职院校中首个创业教育团队，该团队由成功企业家和该院商学院专职教师组成，以创业指导课程为主，以“企业家与大学生谈创业”系列讲座为辅，聘请行业中的人力资源专家、杰出的校友和企业家为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培训指导。以上方式各具特色，为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认识不同，须结合学生不同阶段的特点，建立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区别学生的学习时段，实施有步骤、有侧重点的创业教育。此外，如果从广州高校整体层面上观察，许多高校并没有充分结合当地优势产业以吸纳资源，而是将合作点广泛的分部于各个产业之中，没有突出重点而导致了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品牌，有些高校的校企合作采取“企业有求必应”的方式，仅仅为了响应形势，而忽视获取创业资源的内质。建立符合地方需求，对接优势产业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应当结合当地产业状况和优势资源，从价值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出发，形成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保障，以品质为核心，以方法为拓展的分阶段教育模式，将四个方面贯穿大学教育的各个学习阶段，从学习步骤和循序渐进的角度上看，每一个阶段有其侧重点。

1.学生入校早期阶段，专业基础薄弱，对创业的概念比较模糊，在这个时期，应当侧重于知识、能力的培养，知识培养要与地方产业相联系，使用符合地方经济特色的教材和资料，收集创业企业的相关素材，讲解有代表性的创业案例，学生能感觉到典型创业案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而非“遥不可及”；能力培养上，与企业联合开展拓展训练，邀请创业专家和企业精英进行指导，成立校内创业协会，宣传创业知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的学生组织和社团，规范流程，协调各种大小活动；

2.中期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逐步了解创业的价值，部分学生的创业意识开始形成，该阶段可侧重能力培养：通过举办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企业赞助等，鼓励学生假期到合作企业中锻炼和学习，与合作企业建立校内创业实训基地、创业研究中心，并安排校企人员进行指导，以促进和升华学生的各种能力；

3.后期阶段，部分学生已经产生了较强烈的创业的意愿，但对于创业的具体思路、方法比较模糊，对创业中存在的各类风险保有谨慎态度，对产业需求不了解，以至无法寻找到好的创意项目等，因此这个时期应为学生提供现实的创业信息，侧重能力和方法的培养：能力方面，与企业联合组建的校外平台，学生在校外实践基地中切身感受企业的文化和生产服务流程，学习各种技能。由学生自组团队举行创新创业大赛，邀请创业专家作为评委，通过实际作品折射学生的创业能力以及寻找好的创业项目；方法上，熟悉地方政府创业扶持政策，设立创业导师制，对优秀的创业项目实施跟踪，校企共建创业咨询中心，对创业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提供咨询与帮助。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都应将创业品质教育列为重要内容，既要树立楷模实行整体教育，又要注意个别指导。

五、结论

价值体系范文篇5

1．价值与价值体系的关系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价值和价值体系的含义。价值的含义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情况是经济上使用，具体指表现在商品上的人类一般劳动，另一种情况是在哲学上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曾经提到，价值是人们内心与在对待外界事物时产生的满足感的一种关系范畴。价值它反映了一个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内心的满足感与不满足感的关系，强调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和需要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价值中提到的客体，是指与主体有关系，可以满足主体需求的事物，这类事物就可以称之为价值客体。价值主体人需要的价值客体事物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一般可将这种需求归纳为五类:生理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中，价值呈现多样性，各种价值的地位存在差异，是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会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这与个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不同时期，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不同。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呢?核心价值体系一定是能够长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指导一个人的行为，在各种价值中处于主导地位，从大局和根本上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信仰、理想等等。一个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将会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依靠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维持运行秩序，为人民提供精神依托，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个社会的解体通常是表现在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已经不符合发展规律，这个价值体系不能满足人们共同的目标，不能支撑一个社会继续稳定的发展。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社会成员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体现，它深深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就我们的社会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呢?通常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各民族团结互助，以改革创新为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指导标准。这几个方面是有机统一体，他们相互之间也是有联系、促进和贯通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领导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已经成为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1．以历史使命坚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主要是由党中央决策的，建设的效果也直接和党中央的重视程度有关。在执行中央的决策时，各个党组织的实际行动将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建设完成。这一决策不仅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符合我国现在的发展现状，对当前的社会思想的改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在社会思想发生改变的时刻不能更好地引导，很可能导致社会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进而动摇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最终导致国家因思想不统一而出现突发事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党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也是我党对马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它的理解还需要不断加深，也需要不断地寻找其和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注意它和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联系区别。从历史的长河我们发现，我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吻合的，只是不同时期的称呼不同而已，要注意挖掘这些资源，更好地切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2．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历史的痕迹里可以发现，一个社会，必须有与经济实力相吻合的社会思想，也就是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道德品质。一个没有共同价值标准的社会是没有根基的。从新中国的建立来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一切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国情来发展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当前社会的统一价值标准，是这个社会的根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指导还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摒弃其它的所有思想，新时期新任务，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要在必要时根据国情适当修改，这里的修改不是放弃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成立告诉我们，必须走符合国情的道路。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美国社会思想的多样化造就了现在它的成功，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也可以吸收其它的社会思维，包容它们，更好地发挥“综合”效果，这应该是我们要尝试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也是由多种思想结合产生的，这说明它是有包容性的。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方式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需要有适当的方式方法。有好的的宣传方式，坚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常都会有好的效果。一些同志认为不能过于形式化，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一定形式不能有，没有形式怎么展现内容实质。我们要能够不断推出新的形式，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宣传，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尤其是利用一些现代化的，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经常只是用传授知识的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在一些环节我们还没有做到位，比如材料发放、讲解、考核等方面，这些都需要继续加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其实，还可以利用参观学习或者是研讨会等方式加强大家的学习交流，互联网作为现在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利用好这个工具，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互联网的负面效应。要积极引导人们向正面榜样看齐。

价值体系范文篇6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06页）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

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在统治阶级主导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观念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思想武器赢得了胜利，却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没有金钱至上的财富观，没有对享乐、消费的无限贪欲，没有在这种财富观和贪欲驱动下的“个人奋斗”，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西方国家公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掩盖不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消极和没落。

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社会制度，不仅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建设新型思想道德文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成为时代潮流。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已经并将继续给我国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推动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逐步形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进步的主流在发展；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沉渣泛起，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也乘机而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十分突出。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思想渗透的压力。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明确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实现文化自身和谐的关键，也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的中心环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

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应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同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激荡和斗争中发展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又要看到，社会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进步。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理想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景，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近代史上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全民族最强烈的愿望。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从而为全社会树立共同理想创造了历史条件。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复兴展现出灿烂前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理想和价值追求，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任何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纽带和动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得到尊重、保护和发扬。改革开放近3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国家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念，激励着我们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团结奋斗。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不断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紧密结合的。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从祖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既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又要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决不妄自菲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全民族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使我国各族人民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形成了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精神。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品格。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让一切创造新生活的活力和源泉竞相迸发、充分涌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相互交融的，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深熔铸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使中华民族能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的范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通过社会舆论、教育感化、自身修养、传统习惯等起作用，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公共秩序、保证社会生活安定有序的精神力量。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大力发展各民族和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残留的封建主义道德的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又面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道德的侵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领域和社会关系带来深刻复杂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确立全社会普遍奉行的道德规范，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提炼和概括出八个方面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社会主义荣辱观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树立了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能够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要长期起作用，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必定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个价值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必须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命线”。一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

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应该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应当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彻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工作中。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深刻理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力回答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要紧密联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感受，进行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情和国家发展形势，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深刻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理解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进步和光明前途，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引导人们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价值体系范文篇7

论文摘要：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矿山企业有必要运用价值链管理思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理念，构建自己的“绿色价值链”模型。本文就构建我国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进行探讨，提出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其相应的对策建议。

矿山企业是直接从事矿产勘查开发、为国家提供矿物能源和矿物原材料的生产单位仁‘〕。我国矿山企业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由于高强度的勘探开采，矿产资源接近枯竭、生态破坏严重，管理滞后、忽视环境保护，国际间绿色贸易壁垒在逐步扩大等原因，我国矿山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1绿色价值链的一般模型

价值链首先由迈克尔·波特在其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将其定义为“从原材料的选取到最终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的一系列价值创造的活动过程”。绿色价值链则是将环境这一新的价值层面合并进传统的价值链中，致力于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度和资源消耗度，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在以原材料供应者为起点，以消费者为终点的主要原料的流通过程中，废弃物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直接处理，即没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被分解，分解后的再利用材料将重新回到价值链中;一种是间接处理，即采用化学的(如焚烧)和生物转化的方法产生再生材料，剩余的部分被运走填埋，进一步转化为无害的或可再利用的原料c27。

2我国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的构建思路

2.1模型构建的背景

我国矿山企业一方面要消耗人类有限的矿产资源，在矿产品的采掘、开采、生产等环节，开发过度、浪费严重;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主要是废水、废气、废渣“三废”的排放。以河南省安阳市为例[3}，矿山企业每年排放的瓦斯等废弃物约2000万tt13，其造成的污染是co:的7倍，是煤矿区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铁矿开采过程中疏排的矿坑(井)水，选、冶废水及尾矿池水等含有大量有害元素，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矿山环境。

据亚化咨询统计数据显示川，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原油价格和下游需求大幅度下降，矿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以华东市场为例，甲醇从最高点的4500元八下跌到1800元//t,二甲醚从6700元八下跌到了3400元//t，电石法pvc从8800元/t下跌到了5000元/t。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造成中国矿业的衰退，也迫使矿山企业开始进行整合重组，实现行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矿山企业整合重组的契机，进行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的构建和运用，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竞争环境中赢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

2.2模型构建的目标

与一般工业企业不同，我国矿山企业具有其特性:依托地质勘查工作，对天然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多地处荒凉偏僻地区，地理位置条件差;地下采矿不可避免地破坏地表、岩层结构、地下水循环系统等;在矿产品生产过程中，尤其是中后期环节，产生的大量废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远大于一般工业企业等等。考虑我国矿山企业的上述特点，本文所构建的绿色价值链模型，致力于达到以下目标:

(1)适应发展循环经济和矿山企业“走出国门”的要求

2009年1月1日，我国施行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确定了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矿山企业走节约、清洁生产、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绿色价值链顺应着这一战略要求，有助于我国矿山企业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又可以整合提高我国矿业的集中度，使我国矿山企业能更好地“走出国门”。

(2)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构建我国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就是在价值链每个环节上都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去，协调优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3)形成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绿色生态工业网络

绿色价值链更强调的是企业间或产业间环境效益的平衡。将我国矿业价值链上的同一水平上的各类，企业集中在一个生态工业园区内，充分考虑企业之间的影响，有利于通过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形成循环的绿色生态工业网络。

结合我国矿山企业的特性及目前发展的现状，本着构建模型的上述目标，为赢得竞争优势，我国矿山企业必须运用价值链管理思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理念，构建自己的“绿色价值链”模型。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是将“绿色”和“环境意识”融人整个价值链过程，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问题，通过地质勘探、矿山的采掘和选矿、冶炼生产、精深加工、营销、运输、消费到废弃物的处理、矿产品的回收处理整个矿产品生命周期的一系列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双赢”目标。

2.3模型的内容

构建我国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模型，沿用了绿色价值链一般模型的基本思路，即价值链上各个基本活动环节进行动态闭环流程，形成“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并结合我国矿山企业的特点，进行了改进。

(1)形成矿产品流的闭环循环模式

我国矿山企业绿色价值链，由绿色设计、绿色采矿、绿色生产、绿色营销、绿色物流、绿色消费、绿色处理等基本活动环节构成。从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开始，经过矿山的采掘和选矿、冶炼生产、精深加工的生产环节，最后通过营销环节将矿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连成一个整体的正向矿产品流。此外，客户使用产品报废后，进行回收处理，物流从回收处理商逆向回转到采矿等生产环节，形成逆向回收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在价值链上，通过正逆向转换而实现绿色价值最大化。

<2)增加尾矿的处理和利用环节

我国尾矿种类繁多，资源量大，主要是采矿中的废石、选矿中的尾砂、冶炼中的烧结渣、浸出渣，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液态和气态物质，大量堆存的尾矿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模型中增加的尾矿处理和利用环节，旨在对矿业废渣进行二次资源开发。在行业内，或在某一区域范围，将矿业废渣可回收部分用于生产建筑材料、充填采空区、覆土造田、植被绿化及用作肥料和土壤改良剂等方面，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采选成本，增加企业收入。

(3)贯彻循环经济的“5r原则”

整个矿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贯彻“循环经济5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再思考(rethink)、再替代(repair)。我国矿山企业从地质勘探和采掘选矿设计开始，在源头上就要考虑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而不仅仅是靠事后的补救和回收。例如，使矿区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也改善井巷工作环境;加大对矿井水的处理和循环利用，提高井下排水及生活污水的复用率。

3我国矿山企业应用绿色价值链模型的可能障碍

3.1人才储备和技术创新落后

绿色价值链模型是一种以环境为导向的企业综合创新，这种现代模型的构建是以人才和高新技术作为保障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矿山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人才储备不足、人才流失严重、技术创新滞后等现象。行业人才告急统计表明[5]，目前国有煤矿中，大专以上程度的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3%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在60%以上。在全国近40个年产500万t以上的大中型煤炭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不足2000人。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在应用该模型过程中的诸多不适应，如对如何进行高效的绿色价值链管理，缺乏系统规划、制度保障及一些必要的技术方法和技术思路，会使得绿色价值链模型的构建，仅仅成为一种难以实现和发挥其效应的主观愿望。

3.2产业绿色价值链分析不足

应用矿山企业的内部绿色价值链模型，需要分析材料、设备的供应、矿井通风、供电、运输、采掘、回采、排水、设备维护保养等业务单元，关注各业务单元间的关系及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加增值性作业和环保性作业。许多企业往往局限于价值链系统内部研究绿色经营的科学性，只是从矿区内部考虑各因素对循环经济的影响，未能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生态网络的高效运作。企业内部绿色价值链只注重企业内部成员，而产业价值链更注重的是企业间的激励效益。

3.3逆向回收流的投入产出难以量化

与传统价值链相比，绿色价值链模型增加了回收商的支持，通过回收处理，实现绿色价值链的“闭环”动态流程。回收处理成本是报废产品的收集、运输、拆卸、再造、再生、填埋等的费用支出[6j。由于废弃后的回收处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较大，许多矿山企业往往忽视了回收商角色的关键作用，缺乏回收处理系统或回收处理力度不够。逆向回收流的目标是改善企业社会形象、提升企业信誉和绿色竞争力，但要完成逆向回收流，会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投人，逆向回收流的投人产出很难量化。

3.4绿色价值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欠缺

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常常用来评价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括生产效率、经济性能、技术性能等。当引人绿色概念后，如果仍沿用这些指标来评价，就忽略了对环境影响因素的考虑，难以反映绿色价值链模型下，我国矿山企业的整体绩效水平。绿色价值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绩效评价进行修正，加人环境影响因素、资源、能源的损耗度，以及消费者对矿产品绿色价值的认同度。

4我国矿山企业应用绿色价值链模型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模型应用中存在的可能障碍，我国矿山企业基于绿色价值链模型实施有效管理，需要从政府、市场、企业自身三个层面开展:公务员之家

4.1加强我国矿山企业环保的专业立法和执法力度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如2002年我国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并在辽宁和贵阳等省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2006年了《2006年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报告》，2007年1月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9年1月1日施行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我国已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矿山企业之间也都认识到绿色经营理念的战略价值。为了达到上述要求，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矿山企业的资源开发、尾矿处理与利用问题、生态保护等问题进行专门立法;二是建立各级领导干部考核责任制，完善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三是加大对矿产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加强我国矿山企业的法律意识;四是健全监督制度，强化新闻媒体、社会机构的作用。

4.2建立我国矿山产业市场机制的生态工业网络

以市场为导向，从区域总体出发，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广义的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各矿山企业或各产业内部，采用废弃物交换、清洁生产、产品结构调整等手段，把一个企业生产的副产品或废弃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人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资源多极利用，使区域总体资源优化配置，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废弃物排放最小化。

价值体系范文篇8

关键词：文化；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中国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着眼于精准地实现中国道路的价值建构与文化表达，通过持续推进中国实践和讲好中国故事，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强健和温暖当代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强国意味着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外显的文化体系能够健全和发达，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更要自觉和自信，有一股在国家或民族发展上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质朴的精气神。因此，积极推进既立足于中国主体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实践，对于实现文化强国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文化与价值的概念

（一）文化与文化强国。文化因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具歧异性和复杂性，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明确定义。大致而言，我们可从四个方面来描述文化。第一，文化是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样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总称。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就较早地把文化归纳为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中国研究学者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影响颇大，他将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精神生活层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二是社会生活层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三是物质生活层面，如饮食、起居等各方面的享用。第二，文化既可以定义为人类生活外在、给定的行为规范体系，又是人内在的精神修养、性情陶冶和品德教养。任何文化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都是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和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对每一个人而言是外在的，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通过学习乃至某种强制而遵循的。与此同时，文化其实更是一个人内在生命自然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的生命不是生下来就已经充足完备，而必须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养。这种教养当然不是要扭曲、泯灭人性，而是要保持、扩充人性中良善的方面，使人获得健全而卓越的人生。第三，文化是人能动的自由本性和超越本性的实现。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文化是人不甘于自然之子的命定身份，并不断探索、创造意义和价值，实现“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人虽然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具有自然的规定性、自然的机能，但是人可以合理地超越自然的限定，创造出自然中原本并不存在的东西。第四，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文化。我们可以把上述的文化因素简单概括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不同层次。精神文化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审美系统。这些要素在功能作用上相互依存，在组织建构上相互连接，一起发挥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

（二）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价值一般被理解为某种关系范畴，指主体与客体之间需求与满足的关系。这样理解的价值是一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区分基础上的相对的评判标准，是主体作出的有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的某种判断与抉择。随着评判者、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所指对象的不同，价值的含义与特征常常会发生某种变化，从而使价值问题显得特别复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客观的，但评判者的评判却总是主观的，主、客体的性质是多样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多样的。主、客体本身是变化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化的。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主客关系的多重性质和多个选项加以概括，逐渐形成价值问题的三大基本领域和三对基本选项，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选择了前者，以作为思考和解决价值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众多相对价值不断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了一些普遍的价值。价值本质上是指人的内在尺度。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来自人的复杂性。像一切外在尺度一样，人的内在尺度也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与一切外在尺度不同，人的内在尺度并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固定的度量方式。尤其是一群个体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共同体时，共同的内在尺度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价值系统包含众多层级众多元素的价值理念，这些不同的价值理念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有不同的价值排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指对某个价值系统的经验的直观的认同和自觉。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或应该是对这个社会多数人的价值排序的表达。核心价值指一个价值体系中最高和较高层次的一些价值理念，其重要性和优先性足以使一个价值体系区别于其他的价值体系。因此，一个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可以分属不同层次，但数量不会太多。一个社会或一个共同体，必须在价值观上达成某种共识才可能存在，否则就会解体。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必然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有时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或进一步变革的强大动力，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价值冲突，以至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或危机。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念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深刻社会经济转型，是在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观的指导下作出的抉择，促进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深层次特征：第一，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社会开始呈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化的趋势。改革开放的实践、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些变化不断地唤醒、强化了不同价值主体的意识，使得社会整体逐渐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过去的那种脆弱的、不健全的主体意识，由于无法承受改革和转型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演变成种种失控和失落的状态，因此也造成了思想混乱和世风败坏，严重地削弱甚至瓦解着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二，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虚幻走向务实。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及价值重心的转移，各阶层主体的利益需求则普遍而多层次地展现出来，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生活显现出本性的丰富多彩。然而，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样化也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那就是怎样处理好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取舍、协调和均衡等。显然，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最为繁杂、最为艰巨、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第三，社会的理想系统在不断自我审视的同时，开始重新建立。在主体多元化、价值多维化的条件下，确立一种健康、积极、务实可行的社会理想和信念，使它成为每一个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方向标和灵魂，这成为我国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焦点。与此相关联的，则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大问题。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需要通过实现市场经济，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齐发展，齐繁荣的目标。这些都需要科学、健康、积极、文明的观念融入其中，事实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最现实的社会理想问题。第四，社会主导价值的冲突日益明朗化。我国是一个有长期的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在长期社会封闭的条件下开始搞改革开放的。这就使得多年来我们在价值观建设领域始终面临着三重任务，一要反对拜权主义、封建主义、家长主义泛起，二要防止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金钱主义泛滥，三要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本位价值，不仅在理论上，更应该注重在实践上，在社会体制、社会操作乃至社会风气中都得以贯彻落实，这仍然是我们目前最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性任务。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价值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同步发生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的表达，是国家和民族之魂，而核心价值则是文化之魂，是国家和民族的魂中之魂。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民族血脉的基因，是精神家园的顶梁柱。中华民族是由多个不同的民族组合而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种族血缘谱系，各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结成一体，形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有一致的文化认同，它是维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纽带。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历来都备受尊重，这种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能够一直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普遍价值的认同。这种价值的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加深巩固，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它是这个时代人们精神上孜孜追求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区域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它是由这些文明的原创性、传统性文化成果奠基的，这些原创性、传统性成果在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会被重新阐释，以便能够在充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同时，成为持续支撑这个文明的最深层最稳定最强大的精神之源。现代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必然包含着中华文化中最具有原创性、经典性的成果，包含对这些成果的现代意义的重新阐发。同时也包含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追求中所达成的普遍共识。精神家园中，最能给人以家的温暖和力量的东西，就是能够将这些原创性、经典性成果与现代共识融为一体的核心价值体系。从当代中国的急剧变革来看，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世界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期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则是这些重要源泉、重要因素、重要支撑和热切愿望的聚焦点。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也把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文化在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迫切，而价值观的吸引力正是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在通常情况下，为人们提供常情、常理的共识，为人们的思考、交往和活动提供决定性的前提和保障。

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价值体系范文篇9

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完全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转变，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和偏差仍然严重。

利益分配主体上经历了从简单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利益分配的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稳定结构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仅存的两大利益分配主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统的利益分配主体依然存在，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分化。如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流向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其他社会阶层，同时，在原来的利益分配主体之外，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利益分配主体，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等。

利益分配方式与分配要素上表现为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尤其是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社会唯一存在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且按劳分配中的“劳”还偏重于“体力劳动”的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产生了根本性变革。按劳分配作为现阶段我国利益分配的方式之一仍然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劳分配中的“劳”的“体力劳动”偏向已大大弱化，智力的成份显著加强。另外，除按劳分配外，我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益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按技术分配等，并逐步得到执政党的认可。这同时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其他要素的迅速崛起。从显性的一面看，资本、技术、管理、风险等成为分配要素，从隐性的一面看，在不少地方，时间、权力、名誉、社会地位等要素也参与了利益分配过程。

利益分配结果从“平均化”向“贫富分化”的转变。新中国建立后，经过运动、三大改造等运动，中国已成功地抹去了1949年前在收入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尤其是剥夺了少数特权者的大量财产。尽管当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但不论从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是从社会价值观考察，利益分配结果都以“平均化”为取向。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利益分配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倒转。国家“鼓励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在这种利益导向的刺激下，我国利益分配结果短时间内迅速出现贫富分化，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宏观方面，如地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也表现在微观方面，如个人收入之间的悬殊等。

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国新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还存在着不少负面的因素，完善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格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上述调整的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仅存的社会结构成份。这种简单化的社会结构成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解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和国际背景相适应，它还折射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现状与现代工业社会理想目标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它都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要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成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成份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结构成份。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等。传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成份已经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成份模式，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

社会结构的分层标准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复合分层标准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的层级标准主要表现为政治标准。社会层级之间政治身份不平等程度较高，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层要求。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传统政治层级标准的影响力不断弱化，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如以社会成员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原来处于倒挂地位的经济标准在社会分层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分层标准的复合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仅社会结构的主体成份有限，而且其位序呈“金字塔”状分布，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分布在社会下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得到了健康发展，而且其分布也较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结构要求。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主体，而且其位序也开始得到理顺。我国层级位序的分布状态正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处于社会底层的传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逐步缩小，而中间层级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正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会过渡。

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机制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身份（如家庭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这种“封闭性”社会层级结构不仅难以谈得上公平和合理，而且还严重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开放性社会流动机制在我国正逐步形成：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是稳定的，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抑制个体的“获致性因素”。凭借个人的努力、聪明和机会等，社会成员有其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且这种流动机会是普遍性的、开放性的。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大致体现在价值观主体、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等向度上。

价值观主体从单一性价值观主体向多元化价值观主体转化。计划经济时期，在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价值观主体的存在，而且通过对社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运动，个人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地位遭到压制，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居于个体之上。集体价值观主体表现为执政党等政治性组织，它们反复通过不同的途径动员和改变社会，使其价值观与自身价值体系完全整合，社会完全成为被集体价值观主体动员的工具。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观主体结构明显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仍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和权力给社会以较大的影响，然而，它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和关联已显著下降，社会个体日益成为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的核心。市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平等的、竞争的利益实现机制，唤醒了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多元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社会价值观取向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价值取向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连无限丰富与复杂的思想价值观念也被人为强制地高度统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被硬塞入一个“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专列中。极端单一的价值取向难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妨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取向迅速多元化。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缺乏主导”的特征。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西方等价值取向同时并存于社会舞台。价值取向多元化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但是，多元价值取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成份，这给执政党在以社会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为前提的条件下，建立起主导性价值取向提出了要求。

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迅速从义利价值标准向功利价值标准转化、从绝对评价标准向相对评价标准转化、从单一评价标准向多元评价标准转化。计划经济时期，重义轻利一直是一项主导性价值评价标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公”无限度地放大，而将“私”尽可能地缩小。“公”、“集体”成为社会绝对单一的评价标准，任何与之对立的行为都被戴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政治“帽子”而遭受打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之进行贬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化。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义”被不断地淡化，而“利”则得到不断的强化，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随着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日益功利化。与此同时，社会丧失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社会层级、职业团体以及个人各有其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相对化。功利化的价值评价标准为个性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也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将导致社会、集体乃至家庭缺乏应有的凝聚力，降低社会的整合能力。

社会价值目标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在执政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社会价值目标与执政党价值目标完全整合，并将党的终极价值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推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感召下，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化等一系列共产主义现实化运动，为遥远的理想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结果是理想落空、社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价值目标迅速多元化和现实化。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在社会所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时间也越来越模糊。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效率意识等迅速觉醒，社会个体越来越对自身价值目标具有清醒、现实的认识。将超越时空的价值目标现实化的做法是有害的，同时，丧失远大价值目标的社会也最终必将走向畸形。调整党的终极价值目标与社会现实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价值体系调整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社会价值观体系多元性和无主导性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一方面要求重构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同时又呼唤对社会价值体系以适当的规导。

四、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及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

党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性认识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认识总结，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具体地说，党的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等向度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存在着落后于时展的方面。这就必然导致两种价值体系的张力。

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原则。共产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它必然以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原则体现了服务于社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为职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艰苦创业过程锤炼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在1944年《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从而保证党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础和精神支柱，是其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一精神支柱，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动力，就可能蜕化成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无异的党。

然而，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依然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它必定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从党的价值体系的起源看，它主要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高度一元化的价值体系已难以适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享受、权利与义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基础等几个方面。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人本位的自主精神与集体本位的公共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组织原则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常常被推到极端，个人利益成为集体利益的对立物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导致的结果通常是个性被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被窒息。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利益意识，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这些意识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作为执政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体意识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束缚作用。这一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价值体系之间越来越大的张力。在传统集体主义精神还没有完全改造的今天，这一张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或者社会个体利益意识极度扩张而使集体主义遭到完全抛弃，或者前者遭到后者的禁锢和扼杀而不能健康地发展。

奉献与享受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体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既是价值关系的客体，也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既是满足其他主体需要的手段，也有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价值的评价标准，充分展示了党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然而，无私奉献必须以个体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但在党的历史上，无私奉献与合理享受经常被对立起来。忽视个体的合理享受，片面要求超越个体能力的奉献，导致奉献与享受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的丰富，也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社会不仅存在着勤劳奉献的价值取向，而且享受观念也正在迅猛成长；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中个人奉献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根据金钱等物质享受进行价值评价的取向日益强化，社会上广泛存在着追求物质满足、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倾向，奉献与享受再次失衡。

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张力表现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显著增强，对原来党所倡导的集体价值主体地位产生了强大冲击。尽管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由于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利分配格局和历史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强调对集体的义务多而落实对个体的权利少，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在党对社会具有高度控制能力从而使社会价值体系与党的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的时期，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可能并不明显。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对党在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义务的号召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权利的承诺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造成党的合法性能力下降。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缺乏有力规导的今天，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大有泛滥的苗头。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表现在一种倒转上：计划经济时期，党通过自身的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精神改造，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物质丰裕社会诱人的生活，从而开启了人们的利益观、享受观、权利观等思想观念，但社会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精神等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感召力越来越弱，使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转。出现重物质生活而轻精神追求，甚至出现价值目标丧失、价值评价标准扭曲、价值关系错位等现象。社会价值观的这一倒转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传统对社会有关价值目标的宣传被社会所遗弃，使党暂时无法对社会产生强有力的精神感召；另一方面，社会物欲的泛滥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从价值观的覆盖范围上看，十六大以前，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章的这一规定反映了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随着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党传统价值体系的阶级基础已经无法覆盖新兴的社会阶层。由于新兴的社会阶层拥有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但它们的价值观念却无法上升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张力结构：一方面，党传统的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对新兴的社会阶层产生不了吸引力，无法获得其认同；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在党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受到排挤，与其资源拥有上的有力地位形成反差。最终形成党的价值体系受到疏远，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受到压制的矛盾状况。

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产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健康的培育，使社会发展缺乏主导性价值指导，另一方面，它又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党的价值体系变形。两种价值体系之间产生相互耗损的现象，它降低了党的领导能力，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价值体系范文篇10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析义

价值体系是指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思想形式的总和，它由经济地位和利益决定，标志着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在价值体系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掌控社会的精神状况，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所倡导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非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处于价值体系的边缘、易于变化的价值体系，比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统一，而非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不必统一，甚至可以相互矛盾地存在着。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品质，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给意识形态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先进与否，主要是以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核心价值体系比意识形态更加直白，更加通俗，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它就站在意识形态的前面，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反映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核心价值体系清晰健康，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才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彼此才有参照系，社会生活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观念统一才能使意志整合。社会失范始于乱制，社会失衡始于分利不均。只有打造合理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化解思想矛盾，在精神生活中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推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趋于协调。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因失去遵循的原则而迷失方向。

二、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最终必然会使社会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才能积极引导社会思想发展的方向，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弘扬社会正气，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

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也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关系，原有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的转换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整合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各阶层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意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在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把自己涵盖进去，因为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统率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在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会受到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容易受到挑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大大增多，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使得政府通过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变得不再可能。信息网络化还使我们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挑战权威，颠覆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还有，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一些外交档案、党史档案的解密，公众可以查阅这些相关的材料。有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利用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大做文章，夸大事实，丑化党的形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侵蚀。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

三、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思想体系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存在。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世界观的变化、审美情趣、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相关。这种多样性既符合人们对现实不同的生存感悟，又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精神归宿。尽管有些不同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之间有矛盾，但要彻底铲除它们中的腐朽成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将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坚持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必要的行政手段当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说理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不能以主导性排斥多样性，也不能以多样性替代、置换主导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讲主导性，就没有主心骨，人们容易失去方向；而只讲多样性，社会就没有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形成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用主导性去影响和带动多样性，用多样性去培植和激励主导性，注意平衡，把握方向，掌握主动。

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在现阶段，必须立足于社会实际，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道德水准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层次性要求结合起来，照顾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推行适用于普通劳动者、爱国者的思想道德。在全体人民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同时，也要肯定和提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对于那些虽然不先进、但是对国家和社会也不会造成危害的思想意识，也要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做到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