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产品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涉外产品范文篇1

(1)产品责任、涉外产品责任的涵义。

涉外产品责任同一般侵权责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国产品或涉及外国消费者、使用者,因此各国法律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主体、举证责任、责任范围以及责任减免、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产品跨国界的快速移动,使产品责任的国际性加强,某一涉外产品责任有可能适用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准据法不同导致的判决结果也截然不同.所以研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就成为现代国际私法一个重要的课题.

(2)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原则及当前国内外立法。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品责任立法显示出了国际化趋势.目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性公约主要有:欧共体1977年和1985年的《关于人身伤害和死亡的产品责任欧洲公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等。我国暂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国际产品责任的具体法律法规.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筑起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框架,另外,《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是产品责任制度的内容之一。

2西方国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1)美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案件大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由于损害发生地常属偶然,与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上重大牵连,因此,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时,不仅不能促进该州立法目的,而且损及有更重要牵连地的正当政策。因此,美国开始在不违背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原则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结果的发生,而试图以种种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为地法的适用。从20世纪60年代后,绝大多数州都相继放弃了这个原则,转而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2)英国、加拿大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包括涉外产品责任诉讼),英国、加拿大的法院过去也适用损害地法,但这种法律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法院也认为在涉外侵权案件中一律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合适。1971年英国上院的多数法官在审理一起上诉案件时,也赞同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审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案时,也没有适用损害地法,而适用了汽车出售地法。

(3)欧洲大陆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法院在审理国际产品责任案件时,一般都适用法院地本国法。德、法、荷三国往往适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与借口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扩大法院地法(大多数场合侵权行为地就是法院地)的适用分不开的。当今侵权行为地法仍在欧洲各国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但欧陆各国摒弃了传统原则中把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单一、僵硬的做法,转而适用以侵权行为地为主,同时根据“政策导向”、“被害人导向”等政策因素考虑采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法等法律选择规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认的例外是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称当事人共同属人法)。

其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日趋灵活。

其二,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导向,在涉外产品责任诉讼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原则已逐渐被各国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上接受。

其四,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权责任领域,尊重产品责任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来选择适用的法律。

3我国现行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及缺陷

1993年《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规定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中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4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1)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解决产品责任的法律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条件成熟时应考虑加入。

我国加入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有弊有利。弊在于此公约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制定,很多规定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时期,产品质量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公约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非常严厉,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适用公约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尤其是对出口贸易十分不利。尽管如此,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加入此公约,推行竞争机制,有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有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因此我国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加入《公约》,对于我国以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的进步和完善将有很大的引导和帮助。

(2)制定一部专门的《产品责任法》。

加快将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专项立法提上议事日程,这无疑是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可与加入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并行不悖。在《产品质量法》中增加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定,可以使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更加灵活;也可以在我国将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中作出专门的规定。

制定《产品责任法》还应在法律适用时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作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同时兼采法院地法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有限双重准则”,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更合理更趋灵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有关专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6稿)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平.经济法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9).

涉外产品范文篇2

(1)产品责任、涉外产品责任的涵义。

涉外产品责任同一般侵权责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及复杂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涉外因素:或涉及外国产品或涉及外国消费者、使用者,因此各国法律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主体、举证责任、责任范围以及责任减免、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产品跨国界的快速移动,使产品责任的国际性加强,某一涉外产品责任有可能适用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准据法不同导致的判决结果也截然不同.所以研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就成为现代国际私法一个重要的课题.

(2)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原则及当前国内外立法。

伴随着世来源:公务员之家（）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产品责任立法显示出了国际化趋势.目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性公约主要有:欧共体1977年和1985年的《关于人身伤害和死亡的产品责任欧洲公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7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等。我国暂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国际产品责任的具体法律法规.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筑起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框架,另外,《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是产品责任制度的内容之一。

2西方国家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1)美国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涉外因素的侵权行为案件大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由于损害发生地常属偶然,与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上重大牵连,因此,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时,不仅不能促进该州立法目的,而且损及有更重要牵连地的正当政策。因此,美国开始在不违背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原则下,努力避免不合理结果的发生,而试图以种种借口以法院地法代替行为地法的适用。从20世纪60年代后,绝大多数州都相继放弃了这个原则,转而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2)英国、加拿大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在具有涉外因来源:公务员之家（）素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包括涉外产品责任诉讼),英国、加拿大的法院过去也适用损害地法,但这种法律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现在这两个国家的法院也认为在涉外侵权案件中一律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并不合适。1971年英国上院的多数法官在审理一起上诉案件时,也赞同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提出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加拿大,1970年安大略省法院在审理一起有缺陷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案时,也没有适用损害地法,而适用了汽车出售地法。

(3)欧洲大陆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法院在审理国际产品责任案件时,一般都适用法院地本国法。德、法、荷三国往往适用法院地法,究其原因是与借口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扩大法院地法(大多数场合侵权行为地就是法院地)的适用分不开的。当今侵权行为地法仍在欧洲各国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但欧陆各国摒弃了传统原则中把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单一、僵硬的做法,转而适用以侵权行为地为主,同时根据“政策导向”、“被害人导向”等政策因素考虑采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共同本国法、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地法等法律选择规范。其中,最能得到一致承认的例外是当事人共同本国法(或称当事人共同属人法)。

其一,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使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日趋灵活。

其二,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导向,在涉外产品责任诉讼中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或直接在立法上肯定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其三,“排除被告不可预见的法律的适用”原则已逐渐被各国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上接受。

其四,将有限的意思自治引入侵权责任领域,尊重产品责任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来选择适用的法律。

3我国现行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及缺陷

1993年《产品来源:公务员之家（）质量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规定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中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4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1)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加入1972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解决产品责任的法律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条件成熟时应考虑加入。

我国加入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有弊有利。弊在于此公约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制定,很多规定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时期,产品质量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公约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非常严厉,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适用公约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尤其是对出口贸易十分不利。尽管如此,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加入此公约,推行竞争机制,有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有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因此我国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加入《公约》,对于我国以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的进步和完善将有很大的引导和帮助。

(2)制定一部专门的《产品责任法》。

涉外产品范文篇3

关键词：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

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2001年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

（三）各原则的结合

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

（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

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2001年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

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

（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从有利于案件公平合理的解决来看，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侵权行为地变得复杂和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也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与案件有着实质性地联系，往往不利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

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

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但是，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

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

涉外产品范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思考与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尽管没有如此明确规定法律选择的条件、顺序，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都倾向于有利于消费者和受害人，给消费者和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民事保护。

第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最初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到突破，以后又运用到侵权领域。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重述（第二次）》明确肯定了这项原则，并规定了一些“联系”因素供选择。如：1、损害发生地法；2、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地法；3、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国藉、法人所在地及营业地所在地法；4、双方当事人最集中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快被立法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如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有关侵权行为国际公约中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与产品责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往往是对原告比较有利的法律，这对保护原告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受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正是当代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第三，适用多项连接点、灵活选择法律适用原则。从80年代起，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已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一些国家已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原则；有的国家在冲突规范中采用多种连接因素以确定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5条规定：涉外产品责任的原告可以在以下法律中选择：1、加害人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法律；2、取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加害人能证明其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该国未经他的同意。这样，原告可以通过多项连接点、而不是单一的连接因素选择法律。对于法律中列出的三个连接点，即加害人的营业机构所在地、惯常居所地或产品取得地，在产品责任案件中都比较容易确定，也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可以说，瑞士国际私法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合理，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放弃了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以外，欧美国家还注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立法，强调国际公约的调整作用。目前，欧洲有两个关于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国际公约：一是1976年通过的《斯达拉斯堡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为统一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而制定的。该公约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规定损害赔偿只限于人身伤害及死亡，不包括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公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各缔约国继续保留有关产品责任的国内法，公约则作为对受害者提供更多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二是1985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指令”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其赔偿范围包括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并对赔偿数额规定了最高限额。

由于上述两个公约都是区域性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已成为当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课题。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试图通过统一冲突规范来调和各国在实体法方面的冲突，这为国际上统一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该公约既保留了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基本一致的法律选择原则，又采纳了新的、多项选择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拘于单一的联系因素。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充分考虑到受害者与损害发生地国的利益，具有合理、灵活的解决问题的特点，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主要以《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基本原则。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虽然也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第29条第1款），但其侧重点是“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往往与产品质量责任相混淆；其次，由于《产品质量法》第34条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不明确，致使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上述规定属于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则认为该条规定不属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则更不健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专门的规定。现行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责任规定。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也适用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涉外侵权行为引起的产品责任，我们还援用《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产品质量法》中对责任主体的规定。

93年的《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条款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我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第三，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补偿性赔偿。根据《产品责量法》第32条规定，对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对造成死亡的，规定了丧葬费、抚恤费等。赔偿范围很窄，赔偿数额较低，且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中方消费者的保护十分不利。随着大量进口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商品引起的产品责任问题也将随之增加。按照现行法律的损害赔偿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本起不到惩罚和威慑作用，更不利于保护中国的消费者。

以上所举仅仅是立法上的不足。从法理上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实体法和冲突法来共同调整。对内国而言，这二部分法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的情况，对涉外因素的法律规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几条法律条款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为《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留给司法的余地太大，而原本零星的国际私法又没有对针下药的规定，直接调整产品责任法律关系的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缺乏互相协调，……这些问题都是涉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内立法阙如，国际立法又被拒之门外（我国至今没有参加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落后的产品生产，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影响了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人心目中“洋货”比“国货”好，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产品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其后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工人也没有产品生产，这种不良循环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正在为加入wto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应列为首要任务，这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此，笔者从本文论述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我们应首先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与国际“接轨”问题。

所谓“接轨”，一般是指我国的国内法如何与国际上的保护水平和保护标准相当。法律上的接轨不比其他物质领域，可以引进或购买。即使制定一部高水平的法律，也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笼统地讲接轨是不准确的。就产品责任法而言，“接轨”主要应考虑二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对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且至今还没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专门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太大，难以接轨。如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发达国家的高额赔偿与我国较低的赔偿标准相差很大。这些距离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领域“接轨”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必要性。由于产品责任已不再是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做法，采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即怎样使国际公约或惯例纳入本国法中。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可见，产品缺陷是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产品缺陷主要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判断“缺陷”的标准并不仅仅以有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而是看该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这里，“安全”是首要因素。我国对产品责任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二种：一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要求，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如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等；二是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分歧是明显的。我国的产品责任概念主要以产品质量为中心，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特定要求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条件。这里，产品“合格”与否是首要指标。“不合格”与“缺陷”是衡量产品的二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在观念上、法律界定上将“产品”、“产品缺陷”的定义、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前提。

其二，关于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问题

产品责任的国际保护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内国通过国家的“公”行为（如立法）去履行自己参加或缔结国际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指国际间（或地区）对产品责任问题所制定的统一规则。前者要求内国在制定有关国内法时考虑到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至少不能与参加的公约相冲突。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协调与公约的关系，使本国法达到国际保护标准。如欧共体一些国家为了执行“产品责任指令”，纷纷修改或制定本国的产品责任法。

对于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我们认为它与国际保护不同。“涉外”，是指内国对含有外国因素（foreignelements）的民事关系的总称。本质上它是内国法的规定，不涉及国际法问题。内国一般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如有关涉外的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以及涉外的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就此而言，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是一国国内的民法问题，属于私法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善内国的涉外法律制度，才能提高内国的国际保护水平。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法立法。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与涉外产品责任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国际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立法，其首要任务是制定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原则和调整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规则。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国际私法典，现行调整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如前所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18条20款，以及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解答中有11条24款。可以说，这些条款包括了我国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从现有的法律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特点是：立法少而司法解释多；实体法多而诉讼法少；基本原则多而具体规定少。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而言，现行国际私法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来处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就无法可依，或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时应增加以下内容：

1、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权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应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案件的管辖权；二是便于我国消费者和使用者对外国生产者和销售者起诉。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便于法院调查证据，并可节省诉讼费用。对于什么是侵权行为地，按照一般立法通例，侵权行为地应包括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我国审判实践也对侵权行为地作扩大解释，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均包括在内。在制定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规时还应具体明确以下原则：

行为实施地，即把加害者采取导致损害行为的所在地视作侵权行为地。如在法律条文上可表述为：凡是在中国境内制造、销售、装配和修理的产品，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损害发生地，即把受害者受损害的地方视作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可表述为：凡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此外，作为例外规则，应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定。如，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案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但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不方便，而其他法院对该案的审理更方便时，法院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或者，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认为其不能提供适当的救济，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因进出口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的产品责任。对有合同关系的产品责任，一般按照与合同有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如果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竟合，受害人既可以根据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反合同中有关产品品质规定的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致人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究竟以何种理由为依据提起诉讼，法律应明确规定，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管辖地提起诉讼。

2、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法适用问题，一是本国法的规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处理该关系的法院地法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何国法律，直接牵涉到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受害人的合理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主要在《民法通则》第8章、以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42条）

――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民法通则》第146条）

上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1、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最密切联系的推定，应具体规定一些因素。如，对因产品缺陷导致身体和财产的损害，适用损害时受伤者或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产品缺陷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应适用死者遭到致命伤害时的所在国法律。

2、原告选择法律原则。对于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允许原告选择以下法律：如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该侵权行为人能证明该产品未经其同意而在该国出售。

3、补充原则。如适用上述规则而推定的法律与当事人及侵权行为没有密切联系，而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实质性联系时，可以适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适当的限制条件，使法律适用更趋灵活、合理，这也是当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有关专家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其中对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人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这条规则吸收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遵守并适用“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是国际法最古老而重要的渊源，是国家间对于某种特定情形采用的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经过相当长时期后，各国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承认该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成为国际法的不成文法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或接受国际惯例，并将它纳入本国法范围，甚至高于本国法。我国在80年代立法中已明文规定，对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90年代一些立法中，尤其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更体现出尊重国际惯例原则。如1993年的《海商法》、1996年的《票据法》和1996年的《民用航空法》等。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而言，我们所谈的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作为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涉外产品范文篇5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私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领域－如产品责任―新的理论和规则受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原因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频繁，产品的跨国性日益普遍，产品责任问题也随之增加。一些国家在处理这类跨国产品责任案件时主张司法管辖权，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进而对这类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的法律，即准据法，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解决这种跨国产品责任诉讼，成为各国国际私法领域又一个新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问题，尤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问题无法可依。例如：（1）当该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2）当中国消费者购买一外国产品而导致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而适用外国法，使中国的受害人获得较高的赔偿？（3）如果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均是外国人，中国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适用中国法是否有充分理由？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祺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供与会专家学者讨论。

二、欧美国家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的最新发展

一般认为，产品责任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的行为地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大多采用对产品责任案件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的全球化，产品责任引起的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且产品责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又有区别，最主要的不同是，其侵权行为地与受害人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加害行为地法和损害发生地法，对一个受害人来说起不到应有的赔偿作用。基于这种特殊性，欧美国家首先放弃了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引入一些新的、富有创建的规则。

第一，允许原告选择适用对其有利的法律。由于产品责任的特殊性，原告要证明被告的责任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被告在承担责任方面处于比原告更有利的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有的学者提出由原告（受害人）在所涉国家的法律中选择适用某一法律作为准据法。例如，美国的卡维斯教授提出了“优先原则”，认为原告有权从以下4种法律中作出选择：1、产品生产地法；2、原告惯常居所地法；3、取得产品地法；4、损害发生地法。1982年美国法院在“辛得尔诉阿伯特化工厂”一案中以“最有利于原告的法律”原则审理了该案，充分体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一原则很快被美国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接受，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即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如果各州对原告的利益规定不一致时，原告可以选择适用其中最有利于他的那个州的法律。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中，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中，尽管没有如此明确规定法律选择的条件、顺序，但其确立的基本原则都倾向于有利于消费者和受害人，给消费者和受害人以最大限度的民事保护。

第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一原则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的。最初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得到突破，以后又运用到侵权领域。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重述（第二次）》明确肯定了这项原则，并规定了一些“联系”因素供选择。如：1、损害发生地法；2、导致损害发生的行为地法；3、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国藉、法人所在地及营业地所在地法；4、双方当事人最集中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很快被立法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如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家，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有关侵权行为国际公约中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与产品责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往往是对原告比较有利的法律，这对保护原告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和受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正是当代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第三，适用多项连接点、灵活选择法律适用原则。从80年代起，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已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一些国家已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制定特殊的法律适用原则；有的国家在冲突规范中采用多种连接因素以确定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35条规定：涉外产品责任的原告可以在以下法律中选择：1、加害人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法律；2、取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加害人能证明其产品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该国未经他的同意。这样，原告可以通过多项连接点、而不是单一的连接因素选择法律。对于法律中列出的三个连接点，即加害人的营业机构所在地、惯常居所地或产品取得地，在产品责任案件中都比较容易确定，也方便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可以说，瑞士国际私法对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合理，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了在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放弃了单一的侵权行为地法以外，欧美国家还注重产品责任方面的国际立法，强调国际公约的调整作用。目前，欧洲有两个关于产品责任实体法的国际公约：一是1976年通过的《斯达拉斯堡公约》，这是欧洲理事会为统一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而制定的。该公约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规定损害赔偿只限于人身伤害及死亡，不包括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公约最大的特点是，允许各缔约国继续保留有关产品责任的国内法，公约则作为对受害者提供更多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二是1985年通过的《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指令”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其赔偿范围包括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并对赔偿数额规定了最高限额。

由于上述两个公约都是区域性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因此，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已成为当代产品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课题。1973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公约》，试图通过统一冲突规范来调和各国在实体法方面的冲突，这为国际上统一产品责任法律适用作了有益的尝试。该公约既保留了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基本一致的法律选择原则，又采纳了新的、多项选择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拘于单一的联系因素。公约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充分考虑到受害者与损害发生地国的利益，具有合理、灵活的解决问题的特点，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三、中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主要以《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行为规定为基本原则。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虽然也规定了“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第29条第1款），但其侧重点是“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往往与产品质量责任相混淆；其次，由于《产品质量法》第34条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不明确，致使国内学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上述规定属于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另一种则认为该条规定不属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至今尚未建立系统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则更不健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专门的规定。现行立法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适用《民法通则》中的侵权责任规定。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也适用严格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因涉外侵权行为引起的产品责任，我们还援用《民法通则》第146条的规定，即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侵权行为处理。显然，这是一条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冲突规则，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规定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即如果在一起具体的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产品责任侵权行为，依行为地法和中国法均构成侵权时，应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又如，当产品责任的受害方为中国人（即原告）时，我国法院是否可以根据行为地法（外国法）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并不能推导出对涉外产品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二，关于《产品质量法》中对责任主体的规定。

93年的《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这一条款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的范围限制在中国境内，而对外国产品可能在我国境内引起的产品责任没有包括在内。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消费者向外国生产者或出口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也不利于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

第三，关于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定。

现行产品质量法对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有补偿性赔偿。根据《产品责量法》第32条规定，对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对造成死亡的，规定了丧葬费、抚恤费等。赔偿范围很窄，赔偿数额较低，且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这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对中方消费者的保护十分不利。随着大量进口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由外国商品引起的产品责任问题也将随之增加。按照现行法律的损害赔偿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本起不到惩罚和威慑作用，更不利于保护中国的消费者。

以上所举仅仅是立法上的不足。从法理上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实体法和冲突法来共同调整。对内国而言，这二部分法缺一不可。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调整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大多是实体法，且主要考虑的是国内的情况，对涉外因素的法律规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在冲突法领域，仅有的几条法律条款又过于原则、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的滞后必然导致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惑，因为《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留给司法的余地太大，而原本零星的国际私法又没有对针下药的规定，直接调整产品责任法律关系的产品质量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缺乏互相协调，……这些问题都是涉外产品责任立法中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内立法阙如，国际立法又被拒之门外（我国至今没有参加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落后的产品生产，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影响了中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人心目中“洋货”比“国货”好，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产品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其后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工厂无法正常运作，工人也没有产品生产，这种不良循环已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正在为加入wto作最后的准备工作，各方面的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应列为首要任务，这对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鉴于此，笔者从本文论述的角度对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时，我们应首先考虑以下二个问题：

其一，与国际“接轨”问题。

所谓“接轨”，一般是指我国的国内法如何与国际上的保护水平和保护标准相当。法律上的接轨不比其他物质领域，可以引进或购买。即使制定一部高水平的法律，也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笼统地讲接轨是不准确的。就产品责任法而言，“接轨”主要应考虑二方面因素：一是可能性。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对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且至今还没有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专门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距离太大，难以接轨。如关于损害赔偿的数额，发达国家的高额赔偿与我国较低的赔偿标准相差很大。这些距离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领域“接轨”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必要性。由于产品责任已不再是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各国都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做法，采纳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即怎样使国际公约或惯例纳入本国法中。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因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可见，产品缺陷是承担责任的基本条件。一般认为，产品缺陷主要指产品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判断“缺陷”的标准并不仅仅以有关行业标准为依据，而是看该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对使用者造成危害。这里，“安全”是首要因素。我国对产品责任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比较权威的意见有二种：一是产品责任是指产品质量责任，即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质量标准等要求，给消费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如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等；二是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比较我国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分歧是明显的。我国的产品责任概念主要以产品质量为中心，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特定要求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条件。这里，产品“合格”与否是首要指标。“不合格”与“缺陷”是衡量产品的二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在观念上、法律界定上将“产品”、“产品

缺陷”的定义、标准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前提。

其二，关于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问题

产品责任的国际保护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内国通过国家的“公”行为（如立法）去履行自己参加或缔结国际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是指国际间（或地区）对产品责任问题所制定的统一规则。前者要求内国在制定有关国内法时考虑到国际公约的“最低要求”，至少不能与参加的公约相冲突。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协调与公约的关系，使本国法达到国际保护标准。如欧共体一些国家为了执行“产品责任指令”，纷纷修改或制定本国的产品责任法。

对于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我们认为它与国际保护不同。“涉外”，是指内国对含有外国因素（foreignelements）的民事关系的总称。本质上它是内国法的规定，不涉及国际法问题。内国一般在国际私法领域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规定。如有关涉外的物权、债权、婚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以及涉外的产品责任和知识产权等。就此而言，产品责任的涉外保护是一国国内的民法问题，属于私法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善内国的涉外法律制度，才能提高内国的国际保护水平。

鉴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法立法。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与涉外产品责任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国际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立法，其首要任务是制定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原则和调整涉外产品责任的冲突规则。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国际私法典，现行调整国际私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多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里（如前所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18条20款，以及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解答中有11条24款。可以说，这些条款包括了我国国际私法的主要内容。从现有的法律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特点是：立法少而司法解释多；实体法多而诉讼法少；基本原则多而具体规定少。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而言，现行国际私法主要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来处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得比较简单、原则，或根本就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就无法可依，或无法正确适用法律。有关涉外产品责任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至今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完善我国国际私法时应增加以下内容：

1、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

管辖权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管辖权，应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我国法院对涉外产品案件的管辖权；二是便于我国消费者和使用者对外国生产者和销售者起诉。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便于法院调查证据，并可节省诉讼费用。对于什么是侵权行为地，按照一般立法通例，侵权行为地应包括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我国审判实践也对侵权行为地作扩大解释，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发生地均包括在内。在制定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规时还应具体明确以下原则：

行为实施地，即把加害者采取导致损害行为的所在地视作侵权行为地。如在法律条文上可表述为：凡是在中国境内制造、销售、装配和修理的产品，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损害发生地，即把受害者受损害的地方视作侵权行为地。在法律上可表述为：凡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其产品责任诉讼应由中国法院管辖；

此外，作为例外规则，应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允许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作出灵活的裁定。如，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认为案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且行使管辖权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反之，如果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但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及案件的审理均不方便，而其他法院对该案的审理更方便时，法院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或者，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认为其不能提供适当的救济，也可以决定不行使管辖权。

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因进出口产品的缺陷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的产品责任。对有合同关系的产品责任，一般按照与合同有关的法律进行调整。如果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发生竟合，受害人既可以根据合同要求被告承担违反合同中有关产品品质规定的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被告承担致人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责任。究竟以何种理由为依据提起诉讼，法律应明确规定，允许原告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管辖地提起诉讼。

2、关于涉外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法适用问题，一是本国法的规定，二是该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外国法的规定与处理该关系的法院地法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而产生的法律冲突。适用何国法律，直接牵涉到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受害人的合理保护。我国现行法律有关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主要在《民法通则》第8章、以及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民法通则》第142条）

――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民法通则》第146条）

上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建议在修改法律时，确立以下具体原则：

1、最密切联系原则。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发生时与侵权行为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最密切联系的推定，应具体规定一些因素。如，对因产品缺陷导致身体和财产的损害，适用损害时受伤者或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因产品缺陷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应适用死者遭到致命伤害时的所在国法律。

2、原告选择法律原则。对于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允许原告选择以下法律：如侵权行为人的营业地、或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或者是获得产品所在地国家的法律，除非该侵权行为人能证明该产品未经其同意而在该国出售。

3、补充原则。如适用上述规则而推定的法律与当事人及侵权行为没有密切联系，而与另一国家或地区有实质性联系时，可以适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适当的限制条件，使法律适用更趋灵活、合理，这

也是当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有关专家起草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草案，其中对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规定。“示范法”第126条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地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或者被请求人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如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地，同时又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营业所所在地，或者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时，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或者惯常居所地法。这条规则吸收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遵守并适用“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是国际法最古老而重要的渊源，是国家间对于某种特定情形采用的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经过相当长时期后，各国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承认该习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成为国际法的不成文法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或接受国际惯例，并将它纳入本国法范围，甚至高于本国法。我国在80年代立法中已明文规定，对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在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90年代一些立法中，尤其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更体现出尊重国际惯例原则。如1993年的《海商法》、1996年的《票据法》和1996年的《民用航空法》等。

就涉外产品责任法而言，我们所谈的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作为通例并被接受为法律的那部分国际习惯法，它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种“法源”或“法的渊源”。例如，关于法院管辖权或程序法规则方面的惯例，虽无直接的肯定性规范，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限制性规定，即国家在行使立法或司法管辖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超越了，其立法或司法行为或判决都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未经其他国家的明示或默示，一国不得审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案件。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管辖权与程序法规则的重要性已不必重复。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这些领域尊重国际惯例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现行法律对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可以适用的情况。在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6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其二，不能适用的情况。对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一概不能适用。其三，在诉讼程序方面，至今未规定在必要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们认为，这个空白应予填补。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规则应加以具体规定，增加在必要时可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

第三，应加入《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

1972年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公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我国至今还没有参加。学术界大多数的观点是，我国现阶段加入公约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理由是：我国产品质量法与发达国家的法律差距太大，而公约的规定对发达国家较有利。如公约对法律适用问题规定为适用被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及损害发生地法。在因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被害人国家法，往往就是发达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品责任者的处罚又十分严厉，如此将会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在我国尚未加入wto阶段可能成立，但加入wto后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传统的观点和做法，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利因素。其一，不利于我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产品的生命力来自质量，受市场竞争考验。没有压力和刺激（包括对产品质量的惩罚机制），很难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更不用说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不过关，最终仍然影响对外经济贸易。靠法律上或政治上的保护，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并不是长久之计；其二，不利于我国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从各国立法来看，有关调整经济领域的法律，尤其是反应市场经济特征的法律，比较容易统一或大多趋向一致，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陆续加入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尽管目前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也反应了我们对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中国要加入wto，进入世界市场是势在必行的。因此，在经济领域引进市场经济法律，推行竞争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加入公约可以促使我国的产品尽早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涉外产品范文篇6

一是与**市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结构相关联。改革开放以来，衡量和观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得是否快，一般情况下主要看当地的经济成分如何。如果民营经济、外商投资占的比重很小，那该地区在整体上注定缺乏某种活力。同浙江、苏南等地民营经济在外贸、就业、gdp等各方面一枝独秀的状况截然不同，在**市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仍然是重头戏，其次是外商投资，私营经济比例最少。**年全市私营个体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9%，比全省平均低5.1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数、注册资金、从业人数均居全省最末位。全市这种国民经济结构注定了在**市出口总额中私营企业所占的份额很少。

二是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相关联。**市私营企业不但总体规模小，而且单体规模也偏小。**年，全市注册资本过百万元的私营企业总数为278户，过千万元的私营企业为21户。但申报私营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型企业最低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流通型企业最低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这就决定了能够跨进此门槛的私营企业数本身就很少，其中涉外的私营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很多的涉外生产型企业只因资本不足，被拒门外。而已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22家私营企业目前出口状况也不理想，其中20家是**年后才获权的，市场开拓起点晚，外贸人才严重缺乏，操作实际经验不足，直接导致其中约五分之一的企业没有出口实绩，自营出口多的也就在一二百万美元，少的只有几万美元，不少获权企业仍然靠专业外贸公司的。

三是与**市涉外私营企业缺乏品牌优势相关联。目前**市有部分涉外私营企业的产品已通过iso9000、iso1400国际体系认证，如**市太阳雨热水器有限公司、**太平洋石英有限公司等，但整体来看，涉外私企及产品缺乏品牌优势。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规矩”林立的国际市场中，品牌就是质量，质量就是核心竞争力，在品牌方面竞争不过别人，自然在外贸经营中也没有什么优势。**市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认定的46个“**年度**名牌产品”中，私营企业产品约占到一半。但，江苏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认定公布的439个“**年度江苏名牌产品”中，**市只有11个，其中私营企业产品只有1个，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22家企业中没有一个产品能入围；全国名牌产品更是为零。

四是与涉外私企出口产品结构相关联。**市的涉外私营企业主要分布在一般制造、商贸流通等传统行业，出口产品地方特色比较明显，大多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水产品养殖加工、蔬菜种植加工、柳编、木材、水晶、硅资源等开发加工；而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比重较低。与苏南各市以it产业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相比没有竞争优势，这与我市工业落后的大环境分不开。从私营出口情况来看，份额大的多集中在流通贸易型企业，生产型企业自营出口量不大。而一些本地优势资源（如硅资源）由于无序开发和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市场秩序紊乱，使得本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丧失了效能优势。总体上看，**市涉外私企的出口产品比较“小”，产品档次、科技含量不高，出口价格较低，外贸出口总量自然很难做大。

五是与众多涉外私企与外资合作相关联。早期发展较好的涉外私营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寻求资金技术的合作，间接获得自营进出口通道，纷纷对外合资合作。**县太平洋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在1995年、1997年（**年国家赋予私企进出口经营权）分别与香港金浩公司、中润公司合资建立了太平洋金浩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和**中润石英制品有限公司，间接获得了产品进出口经营权，**年出口创汇140万美元。还有**福东正佑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富裕食品有限公司等一批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涉外私营企业已转化为合资企业或者成立了合资子公司。合资是涉外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外寻求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有益合作，以取得发展突破的一种有效途径，本质上是壮大了私企的实力。但从目前外贸统计的角度讲，涉外私企创汇队伍中无疑少了一批精英。

发展到今天，**市已初步发展起来的涉外私企包括为专业贸易公司供贸和已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的私企也已有上百家，作为企业自身在发展中如何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取得新一轮大发展；作为政府、工商联又如何在推动更多的涉外私企获得进出口自营权和更卓有成效地进军国际市场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首先，从企业来讲：

一方面涉外私企要充分发挥好自身的比较优势。一要发挥好成本上的优势，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是以成本优势为主，**市处于苏北地区，水、电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于苏南都有着比较优势，而私营企业相对于国企又有成本的优势，因此涉外私企要厉行节约，在成本上首先保持住竞争优势。二要发挥好自主经营优势，私营企业产权清晰，经营自主，在投资、生产、经营和回报等要素的活化比较充分，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实现资源整合，以获得效益的最大化。三要发挥好机制上的优势，私营企业对市场反映敏感，经营机制比较灵活，船小好掉头的适应性较强，对客商的订单不拘一格，尤其在经营多品种、小批量、价格比较低廉的出口商品上优势明显。四要发挥好经营理念上的优势，私营企业是伴随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生存扎根能力较强，更善于抓住机遇，在决策和经营上有着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

另一方面涉外私企要解决好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已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起步晚，基础薄，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地加以尽快解决，充分利用好手中来之不易的进军国际市场的“钥匙”，更深入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

一是企业自身整体素质亟待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包括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以及技术人员的各类专业、综合素质。素质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涉外私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实力不强，缺少复合型人才，失去很多进入市场发展的机会，因而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弱了融资能力等。**市相当一部分已获权私企之所以还没有出口实绩或出口额很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缺少国际市场开拓、外贸经营等专业人才。如**文峰木业有限公司，所生产的胶合板、细木工板等产品全部出口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地，**年出口总额达1217万元人民币，但厂地处于偏僻乡镇，难以招揽人才，虽有进出口经营权在手，却很难有效发挥其作用，导致自营出口只有3万美元，绝大多数还是靠委托。

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虽然，涉外私营企业越来越重视依靠科技研发，努力把科技成果引进企业，如**县太平洋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初步建成了具有国际一流设备、集产品研发和检测为一体的检测中心，被省科技厅认定为省高新技术企业，但就总体而言，由于资金困难，在购买专利产品、科技人员的引入、更新设备等方面还相对滞后。没有高新技术和人才作后盾，技术的创新、产品的更新永远跟不上市场竞争的步伐，要想打造出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也是空谈。因此，企业在高新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上要舍得花“血本”，或者要善于借助外力，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如**县裕泰电光源有限公司长期与复旦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联合研发汽车用hid前照灯产品，拟与德国进行合资生产。

三是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亟待提高。涉外私营企业在追求综合化、多元化、国际化经营之前，应该先在产品上下工夫，全力打造出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品牌已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和通行做法，全面启动iso9000质量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等认证。iso9000族等各类质量认证已日益成为在国际贸易上需方对卖方的一种基本要求，也往往被工业发达国家作为贸易往来的技术壁垒，保护本国利益。开展质量认证已成为世界各国对产品和企业进行质量评价和监督的通则做法，是企业获得国际贸易通行证的有效手段。越来越多的涉外私营企业，已深有体会。目前，**市已有部分涉外私营企业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如**太平洋石英有限公司、**太阳雨热水器有限公司；**县裕泰电光源有限公司1996年通过了欧共体ce产品质量论证。更多的涉外私营企业正在积极筹备，如**华宇实业有限公司、赣榆县文峰木业有限公司等等。

四是经营管理的手段和策略亟待提高。涉外私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新手地位，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还不强。由于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手段单一，从事一般商品贸易居多，劳务输出、引进外资、海外投资形式少；单独经营多，与国外企业参股控股合作少；传统方式多，运用现代国际贸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子商务少。另外，对国际市场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缺少完整的战略、预警机制等问题都影响涉外私营企业的发展。如，**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年前的10年发展势头极好，生产的高纯氧化铈、碳酸稀土远销美国、日本、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和生产规模，公司于**年在连云开发区投资上千万元兴建厂房和生产线，而在厂房建成后的近两年，市场行情发生了突变，稀土类产品价格严重下滑，加上固定资产的投入过于集中，流动资金的严重缺乏，管理上的不足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了该企业债务缠身、举步维艰。因此，企业管理上要努力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优化出资人、管理层和技术员工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管理的信息化、有效资源的整合优化。在欧洲杯投注官网的文化上要深层次的挖掘内涵，全力打造企业团队作战本领；在市场风险上要逐渐建立预警机制，未雨绸缪，不断提高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在财务上要规范化，会计账务的年度审核正常化。

其次，从政府来讲：

一是要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和提供更多的资金补贴。目前**市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还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而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又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来充实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使企业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由市政府和人民银行组织的“银企联席会议”已为私企贷款逐渐打开了一条通道，**年上半年落实的私企项目42个、到位金额2.00亿元。如何更卓有成效地推动银企合作，如何帮助企业多渠道融资成为热点问题。此外，政府部门应当积极为涉外私企提供更多专项资金补贴支持，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它的支持范围只限于拥有外贸权的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拥有进出口权才能申请。而**市每年的计划都用不完，**年分配计划额为150万元，实际拨付只有100万元，其中获权私企实际拨付只有10万元。这就需政府部门联合工商联加大宣传和组织力度，在推动更多的涉外私企申报进出口自营权的同时，积极推动获权企业借助“国际开拓资金”积极实施iso认证、出国参展等项目，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是要降低进出口权的申报门槛。目前我省对进出口权的申报要求对于私营企业特别对苏北的私营企业来讲，相对过高。广东、浙江、上海等地的门槛远远低于我市，上海浦东要求商贸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元，生产企业50万元。青岛市更是有了突破性举措，全面放开了私营企业的外贸经营权，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限制，所有私营企业只需到有关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即可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2003.8.28注：近日国家商务部再次调整进出口经营资格标准和核准程序，并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于私营企业特别是苏北私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新的机遇）。

三是要从政策上、舆论上对私企引进人才问题给予关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私企人才严重缺乏随着私企的不断发展而日趋突出。可以说，私企特别是刚起步规模不大的私企，人才的贫乏并不亚于西部落后地区。政府要加大对私营企业的宣传力度，消除社会对私企的偏见，循序渐进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有识之士到私营企业中就业，为私企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做好对涉外私营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外销等专业人员的培训指导，充分利用好手中的“进出口经营权”，同时为没有自营权的涉外企业打好市场、人才基础，以应对入世三年后进出口外贸权的完全放开。否则，等外贸权完全放开之后才着手准备，本已慢人一拍将更会被远远抛到后面了。

四是要建立外贸预警机制，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大多涉外私企因规模小、人才匮乏，还处于传统的工业生产阶段，甚至还有家庭作坊式的，如柳编手工织品，科技信息化水平低，不能及时了解国际经济信息动态，市场预测能力弱。政府职能部门要成立外贸预警机制，将重点涉外私企列为服务对象，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市场信息，分析比较优势，研究国际上不同区域市场的特点和进入的可行性，增强企业决策的科学化，降低市场风险。如，如何应对“非典”疫情之类的突袭。

五是要解决好出口退税延滞问题。近两年来，由于出口退税指标安排不足，我省出口退税严重滞后。截止今年5月底，全省累计已报未退税款254亿元，巨额的欠退税款不仅影响了出口企业正常出口业务的开展，也影响了一些企业及时申报退税的积极性。对于私企来说，周转资金上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影响了出口后劲。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到位的表现，随着我国进入wto，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加大力度，为私企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从工商联来讲

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经济的助手，又是非公经济发展的帮手，因此要积极为涉外私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好服务工作。

一是要着力搭建与企业家交流沟通和服务的新型平台，努力推动商会工作的国际化从而推动企业的国际化。积极引导涉外私营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素质。推动涉外私企树立品牌意识，尽快启动iso9000、iso14000等体系的国际认证，在“思想意识”和“产品质量”上首先跟得上国际潮流，从容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涉外产品范文篇7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涉外产品范文篇8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涉外产品范文篇9

关键词：涉外导游旅游经济

涉外导游的定义和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专门（或主要）从事接待来自海外的访问者、旅游者等（均称为外宾）的“涉外导游”或“导游翻译”。涉外导游就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语）导游资格证书和导游证，受旅行社委派，按照接待计划，从事陪同海外旅游团（者）参观、游览等事务的工作人员。”其英文可以是“guide-interpreter”和“tour-guide”或“touristguide”。本文的涉外导游指外语（尤指英语）的涉外导游，业内专门称为“导游翻译”（guide-interpreter）。

涉外导游是旅行社的重要成员。在旅游接待工作中起着协调、沟通的重要作用，其业务是旅游接待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涉外导游的性质虽因时代、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不同有所不同，但各国在长期旅游实践中也提炼出涉外导游的共同属性，即社会性，面对八方宾朋，是一种社会职业；文化性，传播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同时又吸收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服务性，以复杂的、高智能、高技能的服务，满足游客的要求；经济性，直接创收，扩大客源、促销商品、促进经济交流；涉外性，是无冕的民间大使，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旅游接待过程即是实现旅游产品消费的过程，旅游消费过程是指向游客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的服务，是非旅行社的旅游部门分别运做的，但将这些服务串连起来，有序运作，使产品和相关服务的销售得以实现，取得利润，同时也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种种需要得以满足，这一切完全有赖于涉外导游的安排。

涉外导游发展现状

我国旅游业的最大变化是国内旅游迅猛发展，增长速度令世人惊诧。但我国旅游产业还急需在制度层面上和国际社会诸旅游大国接轨，在物质层面上和国际接轨，即旅游产业化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否则就会遇到“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式的麻烦。

旅游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正是由于旅游活动地位的空前高涨，旅游业成为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目标之一。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以旅游者的需求为转移。也就是说旅游业兴旺要靠旅游者，旅游者的行、游、购、娱需要导游的服务。旅游业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社会接轨，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常常取决于涉外导游对顾客的服务水平。但目前涉外导游水平亟待提高，需要高素质的涉外导游来推动中国的旅游产业。有人说21世纪的旅游竞争就是涉外导游的竞争，涉外导游必将走向导游手段的高科技化，导游内容的高知识化，导游方法的多样化。

高素质的涉外导游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和导游技能，他们讲解的是一种艺术，能让旅游者获得良好的审美享受，旅游资源能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优秀的涉外导游懂得与外国人沟通、交流，令旅游者满意，从而拉动旅游经济的迅猛发展。所以，涉外导游与旅游经济密不可分，涉外导游极大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高素质的涉外导游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高素质的涉外导游能把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译出，吸引外国游客，促进旅游经济。

旅游经营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尊重旅游者，不要忘记旅游者不远千里出游为的是享受异质文化。没有旅游文化特色的旅游地就像没有灵魂的木乃伊，旅游者必然唾弃它。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积淀有丰厚的旅游文化底蕴。如曲埠就有着十分鲜明的儒家旅游文化特色；西安则以汉唐文化为其灵魂，等等。为什么旅游者愿意消费那些古色古香、土色土香、野色野香的旅游项目？外国游客愿意去参观北京胡同，这是因为这些旅游产品体现中国文化的内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涉外导游在翻译“女儿红”、“状元红”时，不要仅概括性的介绍这是绍兴（黄）酒，因为这两个名字蕴涵着风土人情、民俗故事。

当今由于大量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我国，我们对国外的新思想、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同步；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文明史上有许多精华内容还未被充分译介，这势必造成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很可能造成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模糊，甚至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东西文化的趋同过程中被融合乃至消亡。要消除这种危险，在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努力向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高素质的涉外导游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层次，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翻译出去，让外国游客知道中国文化的伟大、古老和精深。让游客从亲历旅游目的地的人生经历中流连忘返并获得美好的享受和无限的遐想，以此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高素质涉外导游的优质服务和特色服务会满足外国游客的需求，吸引游客，从而拉动旅游经济。

旅游主体希望在消费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得到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这个愿望的满足，需要涉外导游的优质服务和特色服务，既有常规服务，又有情感服务；既有质价相符的服务，又有超值的服务。同时，还要根据游客集群消费习惯有针对性地做好个性化服务。

近年来，我国根据欧美旅游者享受长假期的特点，在海南岛和福建省厦门市开发度假区，其服务形式类似于美国夏威夷和日本冲绳，解决交通和综合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高素质的涉外导游用外语通过各种促销、推广、宣传、讲解、导游、翻译留住海外游客，研究各层次旅游消费者的心理需求。高素质的涉外导游的高质量服务（如过硬的翻译本领），会直接影响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并且留下深刻印象，吸引回头客。旅游企业成败的关键是满足游客需求的优质服务和特色服务，而这其中的主导因素就是具有高素质水平的涉外导游，只有他们才是与游客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交流活动的主体。

涉外导游应注意的事项

涉外导游要研究海外游客的心理，精选游客能接受的词语。涉外导游接待的主要是外国的游客，在翻译旅游资料时，不仅要使外国游客明白所介绍的内容，还要更使他们能够乐意接受。特别是来华旅游的宾客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有着不同的民族心理特征，因此在译介有关旅游产品和风景名胜时，一定要研究旅游者的心理因素，避免产生不良的心理反应，以增添他们的情趣，并留下美好的回忆。因为饮食文化和推销与心理学关系不大，而且涉外导游（导游翻译）这种职业要求他做一名比较合格出色的旅游产品推销员，国家的旅游外汇收入是跟海外旅游者购物分不开的。

涉外导游要恰当运用语言艺术，注重表达效果。旅游资料中有些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如果按字逐译成英语，对理解原文并无多大帮助，反而会令外国游客迷惑不解。翻译时应在原文忠实的基础上予以裁减，以利于读者或游客明白。

涉外导游不仅要了解本国的情况，还要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言语行为方式。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行为的最基本的文化差异涉及到时间和空间行为方面，作为涉外导游很有必要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时间学（chronemics）、体距学（proxemiacs）、身势语（kinesics）、接触语（haptics）、外表语（physicalappearance）、目光语（oculosics）、辅助语（paralanguage）、美声语（aestheticcommunication）等的一些常识，这样对顺利完成导译这个任务是很有实际意义的。比如时间学，关于时间的使用、时间所代表的意义及其交际行为等是入境旅游接待中文化差异最大、较容易导致交际失误的方面。

涉外导游要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言语行为方式，尤其时间节奏的态度，在导游接待过程中，顺利完成导译任务非常重要和关键。

总之，21世纪的旅游经济需要高素质的涉外导游，高素质的涉外导游会极大促进旅游经济，成为旅游经济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与中国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

2.包惠南.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外文出版社,2004

涉外产品范文篇10

一、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稽征制度比较

对于涉外流转税法受到的来自电子商务的挑战，尤其是交易对象是无形货物、劳务的时候，相关国家与组织进行了构想和应对政策的设计。其中，欧盟与oecd表现得十分积极，通过增值税的立法实践，欧盟形成了电子商务十分完备的税收稽征相关制度，oecd关于电子商务则提出四种征收消费税的相关稽征制度，这四个征税制度都进行了有效性、可行性、政府行政成本、企业遵守成本等方面的评估。自行报缴的制度也叫逆向征税的制度，其纳税的义务人是买方，征税的对象是进口的无形货物或者劳务，买方的所在地点是征税地点，买方所在地点的税务机关是征税的机关。注册登记的制度从本质上看是注册登记非居民的企业，因此又叫非居民注册登记的制度，指的是税收管辖范围相同条件下，非居民的企业进行了此区域买受人无形货物、从事劳务等远距离销售，就应在这个地区税收机关进行登记注册手续的办理。转交税款的制度指的是货物在出口的过程中，卖方应对非居民货物进行出口消费税的缴纳，然后把此税款邮寄到当前国家税务机关，然后税务机关把这个税款交到消费国家。第三方制度是税收稽征的一个全新制度，指的是接收方与提供方进行电子交易支付时给予金融机构等第三方对消费税进行的义务，然后第三方之后将税款交到消费国。

二、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产品税法定性比较

不同的数字产品定性会出现不同的税法效果。从国内角度来讲，由于税种不同，会使相应的税率不同或者免税。从国际角度来讲，电子商务的数字产品在定性成货物时适用gatt，定性成劳务时适用gats，法律的后果主要包括关税应当征收和不应当征收两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在关税方面的收入，而且gats和gatt两者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配额制度与数量限制等方面如果存有差异，将会给各方带来不同法律效果，由此可见，合理的数字产品税法定性十分重要，不过各个国家与组织的观点都不一致。美国没有进行明确的数字产品相关税法定性，但是，美国觉得数字产品适用gatt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并觉得数字产品的物理特性也应如此。欧盟界定了相关劳务范围，只要交易过程中不提供货物都属于提供劳务，这是一种利用排除法对劳务交易适用范围进行确定的方式。对于不视为货物的情况，oecd指出如果以消费税为目的提供数字产品不能视为提供货物，该共识反映出oecd每个成员的共同意志，各个成员国通过妥协达成了一致，明确了数字产品并非货物这一定性。

三、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税收管辖标准比较

确定税收管辖权主要是依靠税收的连接因素，不同的税收连接因素会有不同的确定税收管辖标准，如来源地标准、消费地标准、物理出现标准等。物理出现标准较为具体而形象，对确定税收的管辖权十分有利，不过该标准相对僵硬，无法将税收连接的实质体现出来，在电话采购、邮购的时代变得十分落后。从来源地标准上看，当前欧盟的增值税法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在提供货物方面都对来源地标准进行了体现，还针对提供劳务方面对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进行了规定。一般规则是来源地标准的体现，特殊规则是消费地标准的体现。oecd将消费地分成提供无形劳务、提供有形劳务、提供货物三种情况。在提供货物上，一旦对收货人地址进行确定就能对跨国交易消费地进行确定。在提供有形劳务上，应为相应区域内劳务的销售，具体的劳务履行地就是消费地。在提供无形劳务上，如会计、法律服务等，暂时没有明确地对其消费进行定义。

四、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是否征税的比较

对于电子商务征收流转税的问题，应首先解决是否应对涉外流转税进行征收。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就通过相关法律的颁布指出互联网的劳务、商品传送的关税应免征。欧盟在21世纪初通过了相关修正案，表现出和美国不同的态度，认为应对电子商务的流转税进行征收。oecd通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不可以对歧视性新税进行征收。新型数字、产品征税的原则、框架等和传统商务一致。

总之，比较研究电子商务中涉外流转税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人员应积极进行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稽征制度比较、电子产品税法定性比较、税收管辖标准比较以及是否征收比较，从而合理定性数字产品、对税收的管辖权进行确定，采取科学的税收稽征制度，使我国的国家利益得到维护。

参考文献：

[1]江欣.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实践模式[j].产业创新研究,2018(09):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