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意见范文五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1

第一审普通程序

139．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

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由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驳回的裁定书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审判员、书记员署名。

140．当事人在诉状中有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词，送达副本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实事求是地修改。坚持不改的，可以送达状副本。

141．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原告坚持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142.裁定不予受理、驳回的案件，原告再次的，如果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43．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144．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撒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6个月内又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

14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

146．当事人在仲裁条款或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不存在，或者选择裁决的事项超越仲裁机构权限的，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受理当事人一方的。

147．因仲裁条款或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而受理的民事诉讼，如果被告一方对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作出裁定。

148．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149．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予受理；

150.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民法院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条件的限制。

15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15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15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54．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二十条所指的商业秘密，主要是指技术秘密、商业情报及信息等，如生产工艺、配方、贸易联系、购销渠道等当事人不愿公开的工商业秘密。

155、人民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156．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157．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人应当到庭；法定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158．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

159．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对该第三人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

160．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在准许原告撤诉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另案原告，原案原告、被告作为另案被告，诉讼另行进行。

161．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162．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163．一审宣判后，原审人民法院发现判决有错误，当事人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以提出原判决有错误的意见，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第二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当事人不上诉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6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165．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

166．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中的笔误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2

一、诉讼文书留置送达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受送达人或其亲属或代收人拒绝接收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等送达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使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细心的审判人员发现，同是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住处或者单位后，即视为送达。”《民事诉讼法》第7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两处规定，一是与刑诉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相抵触，有失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给诉讼文书的送达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使审判人员无所适从，也使案件审理的周期拉长。三是迎合和助长了某些当事人的不正常心态和软磨硬抗心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抵触之处主要是：当出现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收或者拒绝签名的情况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送达人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而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和《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虽然也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送达日期，但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后，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才视为送达。前者仅这达人签名即可，后者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行政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虽可参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同样碰到上述不易操作和无所适从的问题。

二、“近亲属”范围界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却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得更宽：“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同是“近亲属”这一法律名词，几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却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上的一种脱节和缺陷，有损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统一和尊严，也有失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申请，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只有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才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则无权申请。刑诉法对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得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和《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在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中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均不存在或不愿申请取保候审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则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取的。

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两点建议

第一，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宜修改为：“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这样即使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不与刑诉法抵触，又便于人民法院操作，以调动当事人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积极性，解决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3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张懋就民事诉讼法试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室领导:

    北京市高级法院曾口头请示: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后,10月1日前收案未审结的、已审判但在10月1日后上诉的、以及10月1日后对以前审结案件的申诉等,是否一律按民事诉讼法办?我们原以为法院人手少、民事积案多,可能要求对这部分案件按老办法办,这就同实行刑事诉讼法一样,需请北京市高级法院写个书面报告来转报人大常委会作决定。后来,北京市送来书面报告,主张不按老办法而一律试行民诉法。费宗韦同志又到民事座谈会上专门就此问题征求意见,都认为民诉法没有审限,并且规定有简易程序,因此一律按民诉法办为好。故此问题已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定完全一致,没有必要再向人大常委请示。故拟电话答复北京市高级法院:同意他们的意见,10月1日开始所有民事案件一律按民诉法试行。其他地方法院有请示此问题时再另作答复。当否,请核示!

    1982年9月20日

    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试行问题的请示([1982]京高法字第1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今年3月8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将于1982年10月1日起正式试行。在学习和试点过程中,同志们提出:对于1982年10月1日民事诉讼法试行前受理未结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下同),和1982年10月1日以前收案,10月1日后判决上诉的案件,是适用原来的有关民事诉讼的政策、法规和办案程序,还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明确。

    有的同志认为民事诉讼法公布以后,本市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为民事诉讼法的试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培训干部、进行试点,等等,但目前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干部力量不足,未结案数量较大(至7月底,全市尚有第一审未结案3,027件,第二审未结案382件),物质条件较差,如果今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民事案件,均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客观上增大了工作量,有一定困难。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适用两种程序,会引起一些矛盾和混乱,如收取诉讼费用等。因此建议:以案件的第一审受理时间为界限,凡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而在1982年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仍然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前有关民事诉讼的政策、法规和办案程序办理;1982年10月1日以后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始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生效日期为界限,即1982年10月1日民事诉讼法生效以后,法院审理的所有第一、二审民事案件(包括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案件),一律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但其中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时,第一、二审均不再追交诉讼费用。理由是:从法学理论讲,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不涉及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处理,没有溯及力;从实际工作看,民事诉讼法是过去审判程序经验的总结和法律化,尤其关于第一审合议庭的组成和简易程序的规定,更灵活、也更切合实际了,而且没有审限的规定,因此,一般说,不会因为试行民事诉讼法影响办案效率。这一点,在试点中已得到初步证实。同时,程序统一,也有利于审判人员掌握。至于诉讼费用,鉴于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案件,受理时民事诉讼法尚未生效,1982年10月1日以后审理时,追收诉讼费用不尽合理,不易被当事人所接受。所以这部分案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审理,但不收取诉讼费用。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即:

    1982年10月1日以前受理未结的第一、二审民事案件,10月1日以后继续审理时,一律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但不收取诉讼费用。

    1982年10月1日以后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和第二审法院受理的1982年10月1日以后第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一律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并收取诉讼费用。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4

对于因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许多人利益而致使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行政案件，应采取何种手段进行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理论界也鲜见有人涉猎。法律规定的空白与理论探讨的欠缺势必带来实践中的困惑，笔者认为：涉及众多人利益的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时，宜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但行政诉讼又不同于民事诉讼，为此笔者在此拟就行政诉讼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以下简称“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可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并且可以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诉讼主体制度。

行政机关在整个国家机关系统中，工作机构最为庞大，工作范围最为广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干预也最为直接、最为有效，行政权已延伸扩张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种客观形势下，行政机关的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往往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他们人数众多，从而形成具有某种共同利益、息息相关的群体。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共同诉讼制度，但当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且人数众多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根本无法诉讼的情形。“……一种无法诉诸法律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麽法律权利。”1而在此情况下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由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将诉讼代表人参加的诉讼行为视为全体成员的行为，就可以把通过共同诉讼制度所无法容纳的当事人，通过诉讼代表人参加纳入到统一的诉讼轨道，从而弥补了我国行政诉讼主体制度的不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二）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作为人类特定实践的诉讼，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冲突主体以及统治者的主观意识中，都是一项能够产生一定效果，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代价的行为，”2“科学的诉讼模式和制度才能实现诉讼经济。”3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不论诉讼主体队伍如何庞大，都可由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因此，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有助于大大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地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防止人民法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裁决，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三）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为保护因同一或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受害的众多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并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经济管理活动和行为规范化、法制化。但是，我国行政执法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使受损当事人不必亲自参诉，而是通过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即避免亲自参加诉讼之累，又可避免因单个诉讼行为所造成的得不偿失，从而为受损当事人提供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并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行政诉讼对市场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

（四）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可以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通过诉讼代表人参而将众多当事人的行为纳入到统一轨道，这类行政的公正解决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增强公民的民主法制观念，起到“处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压力感和紧迫感，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进而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条件，无论涉诉行政行为是同一的还是同样的，其标的仍是具体行政行为，并不违反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4同时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已使我们积累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经验，各级人民法院也基本具备了妥善处理行政审判中出现新问题、新矛盾的应变能力。而且我国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代表人制度作了较明确、具体的规定可资借鉴，因此，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条件

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案件除需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外，笔者认为，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原告一方人数众多，即涉及同一法律事实或事实问题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达到不能以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诉讼，而当事人实际上又不可能全部到庭。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将人数众多界定为十人以上。

2.原告方成员存在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这是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最主要的条件。只有成员之间都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他们之间才有共同的利益，否则，诉讼代表人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3.诉讼请求和抗辩事由属同一类型。即诉讼代表人所提出的请求或抗辩事由能代表绝大多数人被代表成员的意志，但是，“并不排斥各成员实际请求中标的额上的差异和某些成员的某些特殊抗辩事由的存在。”…

4.诉讼代表人合格。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关系到能否维护集团其他成员之合法权益和法院能否作出正确判决。合格的诉讼代表人需符合以下条件：（1）是本案的当事人；（2）具有诉讼行为能力；（3）能公正妥善地维护全体当事人的利益；（4）合法产生并为其他成员所信赖。

此外，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时还会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我国在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上，实行的是以当事人自由选择为一般原则，以行政复议前置为例外。因此，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处理起诉与行政复议的关系时，亦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先向行政机关复议，对复议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可以由代表人（此时不是诉讼代表人）径直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对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全部成员均不服，代表人则可直接代表全体成员向人民法院起诉（代表人转化为诉讼代表人）；如果全体或部分代表人放弃起诉，而部分成员不服复议决定的，可由该部分成员从新推举代表人提起诉讼。

对于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即可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可再起诉，又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如果全体成员全部选择了前种方式，则可由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先行申请复议，不服复议结果再起诉；如果群体成员全部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可以从群体成员中产生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如果部分成员选择了前种方式，部分成员选择了后种方式，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对全体成员适用后种方式解决。因为如果允许这两种方式同时适用，则可能造成同一或同样的问题出现不同的解决结果，且如果选择了前种方式的成员不服复议结果可能再行起诉，这就违反了经济原则。同时这样解决也是符合‘司法最终解决争议原则'的。

三 行政诉讼中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类型

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类型：

1.因农民负担问题而引起的纠纷。

此类纠纷其性质属于违法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此类行为指向的对象十分广泛，涉及人数众多，属群体性纠纷。

2.因行政机关违法摊派引起的诉讼。此类纠纷通常因行政机关违法向相对人摊派财物，无偿调取其财物等行为引起，对此相对人有权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此类纠纷通常涉及面广，涉及相对人较多。

3.因对行政机关就民事赔偿案件的裁决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安、农业、工商、林业等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赔偿问题可以“责令”当事人赔偿损失，而且这种“责令”是带有强制性的，当事人不服可以起诉。6此类纠纷有时会涉及众多人利益而致使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例如：某县众多农民不服该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该县一种子公司出售伪劣种子致使众多农民受损一案的处理而向该县人民法院起诉。7

4.因对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8此类纠纷有时会涉及许多人形成群体性纠纷。例如，在城市房屋的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众多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由批准拆迁的房屋主管部门裁决后，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因对行政机关就有关土地、矿产、树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而引起的纠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的处理决定，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10此类纠纷会涉及众多相对人而引起群体性纠纷。例如，众多相对人认为符合法定条件而向矿业行政机关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矿业行政机关不予办理或不予答复的，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四 行政诉讼具体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几个问题

（一）法律依据与参照法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外，对本意见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就为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具体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第54、5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至64条的规定。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两相基本制度，二者既有紧密的联系，又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格的差别，因而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又与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有所不同。例如：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人数众多一方既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而行政诉讼适用此制度时，人数众多一方只可能是原告。1因此，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时宜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自身规律和性质，使诉讼程序适合行政诉讼的内在特性。

（二） 管辖问题

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的案件涉及人数众多，涉及面广，此类案件的公正解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鉴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受制于该地人民政府，因此，笔者认为，为保证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行政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宜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 审理与裁判问题

民事诉讼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人数不确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采取公告的方式通知当事人。但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管理相对人都是特定的，且大多集中在某一行政区域内，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后不必公告，采取直接通知的方式即可。

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行政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且原、被告双方常存在行政管理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人民法院宜强化国家干预的职能，尤其注意审查以下情节：（1）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2）诉讼代表人行使处分权时是否损害其他共同利益人的合法权益；（3）共同利害关系人的合理意见是否为诉讼代表人所接受；（4）更换、追加的诉讼代表人是否合格；（5）诉讼代表人是否将诉讼中的重大事项通知群体的其他成员等。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时，如果原告方胜诉，笔者认为可由人民法院作出原则性的、概括性的判决，然后责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据此制作出具体的执行判决方案，送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合格后方可生效执行。

「注释

（1） 程燎原、王人博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349页。

（2）（3）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79——180页。

（4）（11）参见邢鸿飞、李向阳《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94年第2期。

（5）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1页。

（6）参见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贯彻意见析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5页。

（7）从历史上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情况看，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前，一般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行政立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在立法中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可以适用行政手段处理民事纠纷的职权，并且规定当事人不服德行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8）、（10）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第7条。

（9）参见国务院1991年3月22日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

「参考文献

1、程燎原、王人博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2、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3、邢鸿飞、李向阳《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94年第2期。

4、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5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统率具体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的功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从这一原则的立法内容上看，它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

1.当事人双方共同享有的诉讼权利。如，请求司法保护、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提出上诉、申请再审与执行等诉讼权利，原被告均享有，是完全平等的。

2.当事人双方对等享有的诉讼权利。即某些诉讼权利分属于原告和被告各自享有，但又是相互对等的，以对等寻求平衡，达到诉讼权利的平等。如:原告享有权，被告享有答辩权，原告有权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有权反驳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等。

（二）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和保障

在诉讼中，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裁判权主体的人民法院必须做到:

1.履行告知义务。告知当事人他们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有哪些、应如何行使、何时行使以及不及时行使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

2.为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利条件和机会。包括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在时间、场合、方式上等有相当的保障。

3.保持中立。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应与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当事人保持“等距离”，处于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对各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居中裁判。

（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设置的深层机理

众所周知，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地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一项诉讼程序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裁判者处于中立地位，减少个人偏见，并将判决建立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乐意接受的基础上，那么，依照该诉讼模式设计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是公正的[1].从《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及上述分析看，诉讼权利平等原则首先体现在立法上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平等分配，其次，又要求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应有平等地保障。这样，诉讼当事人便具有了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理念的制度形态。世界各国无论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其立法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和机会，诉讼制度本身对哪一方都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所在。之所以要保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平衡，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当事人双方各执一端、法院居中裁判这一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所决定的，它最直观地体现着程序公正的最高价值理念。倘若在诉讼制度的设置上，原告的攻击力量大于被告的抗辩力量或与此相反，均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从而扭曲、异化民事诉讼结构并最终殃及程序公正的实现[2].

二、现行诉讼制度背离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体现及其矫正

检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其中某些诉讼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全符合甚至直接背离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一）立法对被告提交答辩状行为的随意性规定

答辩制度是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理由阐明意见进行抗辩的一项制度，其目的在于对抗原告的攻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被告答辩却被设计为任意性规定，成为一项单纯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此项程序制度的设计，使得被告通过状副本了解了有关原告的一切，然后通过选择不提交答辩状的行为（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均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出答辩状），堂而皇之地隐蔽自己的观点和证据，造成原告事先完全不能知晓被告的主张和证据等而在庭审中束手无策，难以随着诉讼的进行而采取进一步的防御和攻击。因此，该制度设置的缺陷不仅凸现出立法对被告提交答辩状行为约束的软化，使被告答辩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使原告因此而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及抗辩的了解权，从而处于与被告相比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导致当事人双方攻防力量实际上的不平衡，违背了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内在要求。因此，要实现此阶段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平衡，有效的办法即实行被告强制答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规定已将被告答辩由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性规定转变为强制性规定，弥补了现行民事诉讼法答辩制度上的不足，将被告的答辩定性为诉讼义务，不再允许被告选择提交答辩状还是不提交答辩状，以期实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当然，这一规定仍有其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条未对答辩状的内容作出细致的格式规定。为了促使被告充分阐明其对原告的抗辩理由，防止被告运用诉讼技巧回避答辩要求，对于答辩状的内容与形式应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可以在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状内容与格式要求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国家民事诉讼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被告的答辩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第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明的措词对每一请求作出答辩，并应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否认应明确地针对被否认的主张的事实”。

2.积极抗辩。积极抗辩是被告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

它是指即使原告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或法律证明其不承担责任，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其目的是事先向原告通知被告所主张的新的事实，让原告有所准备，以防止被告在法庭上突然袭击[3].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答辩状的内容时应包括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作出具体的否认、反驳、承认，而且必须详细地表示出为证明被告的事实主张而将采用的各种证据方法。另外，我国的证据规定也未明确规定答辩的效力或被告违反答辩义务的法律后果，这样仍然会使该项规定缺少其刚性约束。因此，在重新构建我国的答辩制度时，除了应将提交答辩状定位为被告的一项义务外，同时还应明确规定关于答辩的效力。即被告在答辩期限内如无正当理由不进行答辩，则丧失程序上的抗辩权，此后不得进行答辩和举证，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主张和举证进行裁判。即被告无正当理由未答辩或未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届满前提交书面答辩的，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和主张及其理由的承认。

3.立法在撤诉问题上对被告权利的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原告撤诉权的行使不以被告接受为条件，但这一规定却使被告处于不对等的境地，因为请求公正裁判也是被告的权利。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时，基本上不征求被告的意见，更不给被告对此表示反对意见的权利。

原告申请撤诉的原因不一而足，从被告方来说，他为抗辩原告的诉请而参加诉讼，在财产上、时间上、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对诉讼结果有期待利益。尤其是当被告认为原告的毫无道理甚至是“恶人先告状”时往往便具有在法庭上击败原告，打赢官司，以证明自己无过错、无责任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使被告不愿让原告撤回，而是坚持要把诉讼进行到底，以弄清是非责任。撤诉只取决于原告和法院，就等于承认和允许原告可以通过撤诉手段轻易使被告丢失追求胜诉的权利和机会。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原告撤诉后并未丧失再次的权利，而一旦原告再次，被告将不得不再次遭遇诉累，这对被告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如果原告出于玩弄诉讼技巧及拖垮对方当事人之不良目的，视诉讼为儿戏，无理取闹，反复撤诉、，被告就更是倍受讼累之苦[4].

因此，在撤诉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愿，不给他说“不”的权利，有违诉讼公正，也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悖于诉讼效益原则，更有悖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正确的做法是，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申请撤诉的问题上，应当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酌情考虑被告的意见。在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原则上都得准许，在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应在征求被告的意见后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唯有如此，才便于原告确定在什么阶段行使撤诉权，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给被告一个对应性的诉讼权利，弥补原告滥诉之后还可以通过撤诉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同时也便于法院正确裁定是否准许撤诉。

（三）立法对法院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规定的不明确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来说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它是当事人据以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或抗辩理由成立、实现权利救济的法律基础，是进行诉讼攻击、防卫必要和有效的手段。双方当事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平衡状态，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因为，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也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如果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必然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面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证据的三方面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使得审判权与诉讼权利之间的运作样式发生了恶变[5].另外，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容易造成法官对自己调取的证据先入为主，无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冷静地评判证据。因此，民事诉讼法必须对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明确加以界定。对于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与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其他与当事人实体争议相关的一切证据皆由当事人举证，如证据确属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需要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而不得依职权主动为之。目前，这一立法精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肯定。然而，该规定毕竟只是一项司法解释，需要立法加以明确规定，防止法官对此权利的滥用，确保诉讼过程及结果的公正。

（四）立法对原、被告缺席采取不同的处理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第130条接着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可见，我国立法对原被告缺席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制度。而“按撤诉处理”与“缺席判决”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具有的法律后果是绝然不同的。按撤诉处理，所涉及的只是原告的权，原告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仍可再次提讼，而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其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关系，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不得对此再次提讼。显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法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在对我国缺席审判制度重新设计时，应当确保程序公正，无论原、被告哪一方缺席一视同仁，采取同等的立法态度。另外，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是否作出缺席判决须根据到庭一方当事人申请，不能依职权决定。

（五）立法赋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为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

再审程序建构的价值理念在于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尽管多年来的审判实践证明，这一程序的立法规定，对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难看到该程序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突出的一点就在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规定上，除了有当事人之外，还规定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这是由其所享有的诉权而定，自无可争议，但是人民法院作为这一程序的启动主体则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因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判角色决定其在启动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否则，即与一方当事人无异，也容易使再审结果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与法院形成对抗，使法院与双方当事人这一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蜕变成了线形结构，实际上也是法院对自身审判权威的自我否定，实难树立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及司法权威。另外，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以提起抗诉的方式来实施其法律监督权，启动再审程序，要求人民法院修正原生效的错误裁判，实际上是重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诉讼中必然造成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增加，对方当事人的权利相应减少。检察机关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诉讼中必然形成被申诉方与申诉方、抗诉机关的双向对抗和申诉一方与抗诉机关的“并肩战斗”。这种格局，显然与诉讼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相冲突，造成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身份与当事人的身份混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实际上直接扮演了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很容易让人怀疑检察机关是申诉人的人，而不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立场的支持，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并非是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无从谈起，严重损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

鉴于上述分析，建议取消法院公权利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与做法，严格遵守审者不诉的基本法理，确保其中立性。而对于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在保护公益的范围内，私法领域不能也不应该进行干预。

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徒法不足以自行。”诉讼权利平等的实现固然要求科学合理地设计相关的诉讼制度，但这些制度最终还需相关诉讼权利主体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全面地平等地运行以及裁判主体严格的贯彻执行，才会使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落到实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以下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予以克服和改进。

1.法官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的问题。法官庭前接触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从而可能受到来自于当事人的金钱、请客送礼等不恰当的影响并在内心形成偏见和倾向。

2.法院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问题。时效属于实体法范畴，但是否适用则属于程序法范畴。它是义务人的一种抗辩权，当事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没有提出时效问题而法官却主动依职权适用时效，代替债务人行使抗辩权，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又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状态，法官的地位明显地站在了义务人一边，其居中裁判将不复存在。

3.法官的自由心证问题。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它要求法官一要公平，即对无论哪一方提交的、对哪一方有利的证据，都应给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任何偏私和成见；二要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具有较大之重量[6].另外还要求法官公开自由心证的过程，以示公正。但这一制度的适用，由于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操控权过大，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胜败。

4.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民事案件（二审中可以不开庭的除外），要求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当事人公开地进行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充分地发表意见、理由、依据，最后，由人民法院据此作出裁判结果。可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由于庭前的不当介入，已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无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给予或者限制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造成庭审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立法的完善，应严加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对程序保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纠纷主人公的当事者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参加程序，在表达自己的主张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同时，又向对方进行反驳和辩论。只有在制度上充分地保障当事者享有和行使这种参加权利的前提下，诉讼程序的展开才能够为审判的结果带来正当性[7].

5.法院裁判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限制的问题。我国民事审判的现象，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超出诉讼标的及当事人请求的范围，表现在有的法官经常会主动行使职权去解决当事人并未提出要通过司法程序加以解决的法律关系，如，原告只要求确认合同有效，但法院主动判决被告赔偿损失。这种做法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对其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不当干预，或许，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更好地维护了原告一方的权益，但是，却严重地剥夺了被告一方的抗辩权，它是在被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判承担民事责任的，是极其不公的。程序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的价值目标，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贯彻正是这一价值理念的体现，为了实现诉讼权利的真正平等，至少在程序的设置上最大程度地满足和保障平等权利在诉讼中的行使，达到程序的公正。让我们引用美国哲学家戈尔丁的观点来结束本文:（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给予公平地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或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的意见；（4）各方当事人得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应。

注释:[1]肖建国.民事程序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0[2]占善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j].法学评论，1999，（2）.91[3]李汉昌.美国审前程序中值得借鉴的几个问题[j].法学评论，1998，（6）.[4]奚玮.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不平等倾向[j].中华社科论坛，2003，（3）.[5]占善刚.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新论[j].法学评论，1999，（2）.93[6]齐树洁，钟胜荣.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我国证据制度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9）.[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1

关键词: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程序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