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经济转轨

经济转轨范文篇1

[关键词]俄罗斯；影子经济；经济转轨；私有化；市场经济

始于1992年的俄罗斯经济转轨为经济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素材，而就一个经济现象的存在规模和它的研究难度来讲，影子经济犹为奇特。这种现象遍布俄罗斯整个社会经济，在1997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所做影子经济国家排行榜上，俄罗斯仅次于秘鲁，位居第二。既然影子经济在俄罗斯的规模如此强大，完全有必要结合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对它进行分析。

一、影子经济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什么是影子经济?常见的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违反现行法律和法规的经济活动，是指所有非法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各种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未纳入正式统计和未被社会监控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第三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所有形成和满足人类各种“恶习”的经济活动。

可以看出，以上任何一种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影子经济活动的现实过程，从各个方面定性了影子经济，并且彼此之间根本上并不冲突。这样影子经济就可以被分做三个部分来考察：

一是灰色经济，它包括所有法律允许的经济活动，只不过在它们的运行过程之中存在为逃避税收和监管而未纳入正式统计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二是褐色经济，这是指与获得和转让“黑钱”有关的虚报、侵占、盗窃、投机交易与各种形式的欺诈舞弊。三是黑色经济，它是指法律严格禁止的各种类型的经济犯罪活动。

影子经济作为一种非正常经济现象存在于任何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影子经济的比重按估计约占整个世界gdp的5％-10％。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占gdp的40％左右。40％-50％这一指标是临界的，在这一边缘，影子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变得很是巨大。实际上在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斥着合法方式和影子方式的冲突和矛盾。

根据1997年“前景工艺”基金会起草的《俄罗斯的影子经济》这份报告，影子经济的结构包含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从事犯罪活动者，如贩卖，武器贸易，敲诈勒索，绑架抢劫，雇佣杀人，强迫，等等；中间层次是从事影子经营活动者，如商人、金融家、银行家、中小企业家、各种各样的倒爷，等等；最低层次是雇佣劳动者，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同时，进入这一范畴的还有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当权者和决策者。

对于以上的所有阶层来讲，共同的兴趣集中在获得超出权力范围的额外收入，并且存在共同的利益实现方式，比如资本外逃。事实上，影子经济的犯罪集团和影子经济的中间阶层主要致力于国有资产的占有，非法的原料和战略物资业务，进出口贸易，投资和支付凭证。据估计，仅这两个阶层近年来掠走的资本就达3000亿-5000亿美元。2001年以来，尽管随着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的增多和卢布汇率的相对稳定，俄罗斯一度出现了资本外流速度放慢的趋势，但仍高达200亿美元。同时，刑事犯罪团伙也积极参与以这些方式获得的收入的再分配，其主要获利方式是恐吓、绑架、勒索直至暗杀。犯罪集团对俄罗斯现行条件很满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通过影子经济积攒力量，并且通过非法收入的再投资来控制企业。据俄罗斯内务部数据，他们控制或参与了俄境内90％的企业和商业金融机构，这是他们获得非法收入的主要领域。为了保留这种条件，他们也以行贿、赞助等形式收买选举人和当权者。影子经济经营者中的一般商人和企业主也从中获利匪浅。

二、俄罗斯影子经济的运行机制

俄罗斯影子经济的运行机制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的种类：基本的和辅助的机制。

基本常见的影子经济机制是对现有客体(资源)的使用，在此国家和大企业扮演了“摇钱树”的角色。

1．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通过非正常方式(行贿，官商勾结等)以超低价或国家补贴形式控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出口优势或资源优势的企业，然后再出售、转让、出租或者经营谋取暴利。

2．在企业建立有限责任公司时(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进入其管理层的领导者将原料、设备等一系列物品的采购以及企业产品的销售安排给这些人的“同志式”的中间商来完成的。在企业成本上升，产品价格缩水的同时，核心人物得以牟利。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

3．某个商业机构在原企业租赁生产车间用以生产与该企业相同的产品。工厂的经理和核心人员参与或者掌握这一机构，从而将利润丰厚的订单转移到这个平行企业里来分享利润。

4．原企业是科研生产公司(hпo)或者科研所（hии），这种类型的企业按俄罗斯法律可以获得国家预算的科研拨款。但是上述拨款有时却流向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经营部门。等到科研协议期满后，再把由此获得的利息和收益分成给这些“科研工作者”。

上述“业务”的“最终产品”被分割开来：一部分转为现金或外币，一部分被用来购买不动产和个人物品，一部分被转移到国外。这一“业务”流程不是固定的，而俄罗斯快速形成的新的银行体系与为类似业务的服务密切相关。

辅助机制之一是地下经济。这是一种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其中包括秘密生产和销售武器、弹药、，非法经营和妓院等。经营地下经济的主要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据俄内务部统计，这种犯罪组织大约有8000多个，并控制着大约60万亿一70万亿卢布的资金。

辅助形式之二为虚假经济。这指的是通过投机倒把和各种形式的欺诈活动骗取钱财，包括行贿和利用私人关系得到种种优惠。

论文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来自

第三种辅助形式指为逃避监管和税收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据官方统计，到1996年底，俄罗斯所有260万家企业和组织中，全部逃税的占1／3，部分纳税或不按时交税的有170万家，只有16．5％的企业和组织在税务方面表现良好。2001—2002年，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进行了税收改革，颁布了新税法，加大了对偷逃税收现象的打击力度。但是，在2001年俄总理卡西亚诺夫的述职报告里也着重指出：俄罗斯影子经济的比例不会低于20％，而为此国家损失的税收就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

三、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影子经济泛滥的原因

俄罗斯经济改革中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后果是影子经济的泛滥。在俄罗斯改革之初，俄罗斯理论界普遍认为，影子经济是由苏联体制所固有的特征和缺陷引起的，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进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可以消除这些缺陷。由于存在这种观念，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向市场和资本主义过渡，影子经济将减少，而“光明”经济将相应地增长。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影子经济占gdp的比重在俄罗斯改革的最初4年内增长了45倍。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影子经济和光明经济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当谈到某位企业家和某个企业时，几乎很难把他们的活动分为非法的或者合法的。为什么俄罗斯的改革没能消除影子经济，却反而导致了影子经济的急剧攀升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影子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化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不惜代价推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改革精英们出卖了70年社会主义创造的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为影子经济的泛滥提供了源泉。据统计，价值2万亿美元的俄罗斯企业以仅仅72亿美元的价格出卖了。就连丘拜斯于1994年也承认：再过2—3年，企业股份将最终被10％-15％的人所控制。在此过程中，影子经济成为了俄罗斯新贵聚敛财富的理想工具。

由于私有化理论的根本错误和私有化精英们促成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以及俄罗斯的私有化没有必要的法律保证和长远规划，致使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猖獗，少数人利用职权非法侵占大量的国有资产，一夜暴富。

1.在无偿私有化阶段低估国有资产存量，向精英阶层低价转让国家财富。由于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国有企业资产评估时，价格本身已经大大低于实际价值，而政治精英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拍卖和租赁过程中肆意作弊，把国有财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自己的人。同时，这些人巧取豪夺，以一瓶伏特加酒或一块黑面包的价格大肆收购普通百姓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进而掌握私有化企业的控制权。

2．在私有化阶段通过“抵押拍卖”和“低价购买”等方式，以很低的成本由金融寡头控制了大量工业资产。其中包括具有出口优势和换汇能力的大型能源和原料企业，个别官僚把手中的权力和国家职能也“私有化”了，并且以自己的经济私利为出发点来判断和行使权力。同时，刚刚出现的经商阶层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为了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从国家资产这块大蛋糕上多分享一些，就理所当然地与官僚们结成同盟。据统计，在私有化过程中，大约有6％的人通过私有化成为了暴发户，而国家来自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收入却不到企业价值的1％。

从影子经济主体——俄罗斯新贵、影子经营者、暴发户、犯罪集团等改革中发了财的人和其客体——大量国有资产的转移和非法资金获得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私有化成为了影子经济泛滥的根本原因。但是仅仅是这一点还不是导致影子经济泛滥的充分必要条件，它的发展本身还必须有一个空间，就是不受约束的或者控制力不强的自由天地。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

(二)“休克疗法”式的转轨方式注定不可能马上建立起完备的市场制度，这是影子经济不消反涨的机制原因

在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同时，一些改革精英接受了新货币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imf等西方机构制定的改革方案。俄罗斯的市场改革简单地说，从目标模式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过渡方法的运用上是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从内容上主要是包括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自由化，对外经济联系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自由化措施。正是这些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措施为影子经济的泛滥造就了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空间”。

1.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注定难以奏效。首先，“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是很容易做到的。在经济体制上，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只要取消计划，毁坏国家的计划管理机制，原来的一切就将不会存在。但是从理论上讲，彻底否定计划和国家的调控，完全靠市场力量来调节经济，是有悖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应该看到，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是经济方法，单一崇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也是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特别是在转轨时期缺乏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难以正常运转，也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调节。其次，前苏联实行了近70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突然打破原有的计划调节方式，而同时市场调节作用又不能立即显现，这就必然导致体制真空，导致企业的无所适从和混乱。取消计划的同时并不能够马上确立成熟完善的市场制度，这就导致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塑造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完备的市场体系，也不能马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并且摒弃国家宏观调控，又不具备完整市场体系的俄罗斯经济犹如一盘散沙，这样的局面恰好使国家丧失了对非法经济的制约能力，也为影子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

2．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没能形成有效的价格与竞争机制，市场起不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市场成了影子经济泛滥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使价格信号失真，这不仅没有增加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式的影子经济。私有化与自由化也没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俄罗斯市场上各个企业在改革之初的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而更多地表现为争关系、争资源、争贷款、争补贴等非正常形式。依赖正当经营的企业也就失去了发展机会。而在这种竞争中的获胜者是有关系、有权力的影子经济经营者。

3.一次性的自由化措施为影子经济提供了诸多谋取高额利润的非法机会。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推行一系列的自由化措施，试图借助“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来改善经济状况。可是实际效果却是，放开价格和经营权限之后，在缺乏政府强有力的监控的情况下，取消多年的计划管理和对外界的封闭为走私、诈骗和垄断提供了攫取暴利的机会。自由化措施在给各个企业主体带来赚取最大利润的欲望的同时，却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生产的积极性，开放的后果是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大量影子经济，自由开放的结果是变成了少数企业的垄断。

4.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做保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为影子经济大开方便之门。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法治经济，而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与市场衔接的法律体系和执法系统。不注重法制并不是说制定的法律很少或这些法律不合理，而是指这些法律法规在改革时期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严格的遵守。更甚的是立法机关的条文往往反映的是院外集团和某些实力集团的利益。这样，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连亚当·斯密强调的国家和法律的“守夜者”作用都已经残缺不全。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经营主体的经济犯罪行为已成为他们生存的条件。

总之，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之中，国家并没有负担起建立市场机制的责任，而是把重点放在自由化措施方面。同时，由于国家调控不力，司法机关腐败和企业缺乏在市场条件下生存的经验，从下层也不具备自发形成现代市场机制的条件，结果改革造就了“黑—白”市场，影子经济成为经济中的突出现象。

(三)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助长了影子经济的高涨，这主要是指紧缩政策造成的高额税收以及投资资金的匮乏

1．奉行高税收制度助长了影子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双紧”政策指导下，俄罗斯为增加财政收入、消除预算赤字制定了过高的税率，最高时达到利润的60％-80％。这必然导致偷漏税现象的出现，促使经商者更多地去从事影子经济活动。从总体上说，仅这一点就足以促使影子经济迅速增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影子经济

2．俄罗斯按货币主义的思路推行的双紧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投资萎缩。虽然压缩国家投资，削减各种补贴和援助以及抽紧银根，控制货币发行量和限制银行贷款政策对降低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却使企业患上了严重的金融缺血症。这种状况为影子经济收入的再投资和对企业的低成本控制创造了条件。

(四)社会风气的败落、犯罪的蔓延是影子经济特别是黑色经济扩张的重要原因

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的俄罗斯经济运行过程是导致俄罗斯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转轨过程中，各类经济犯罪都呈上升趋势。加上黑社会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活动非常猖獗，交易、贩卖军火、开设妓院等刑事犯罪也相当普遍。在西方国家，犯罪集团通常主要控制诸如、、娼妓和高利贷等非法领域；但是在俄罗斯，犯罪团伙不仅控制着这些领域，而且还控制着合法企业。

(五)经济形势的恶化，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成为影子经济的推动力

经济转轨范文篇2

一、影子经济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什么是影子经济？常见的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违反现行法律和法规的经济活动，是指所有非法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各种程度的刑事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未纳入正式统计和未被社会监控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第三种观点认为，影子经济是指所有用于形成和满足人类各种“恶习”的经济活动。

可以看出，以上每一种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影子经济活动的现实过程，从各个方面定性了影子经济，并且彼此之间根本上并不冲突。这样影子经济就可以被分做三个部分来考察：

影子经济作为一种非正常经济现象存在于任何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影子经济的比重按估计约占整个世界gdp的5%～10%。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占gdp的40%左右。40%～50%这一指标是临界的，在这一边缘，影子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变得很是巨大。实际上在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斥着合法方式和影子方式的冲突和矛盾。

根据1997年“前景工艺”基金会起草的《俄罗斯的影子经济》这份报告，影子经济的结构包含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从事犯罪活动者，如贩卖，武器贸易，敲诈勒索，绑架抢劫，雇佣杀人，强迫，等等；中间层次是从事影子经营活动者，如商人，金融家，银行家，中小企业家，各种各样的倒爷，等等；最低层次是雇佣劳动者，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同时，进入这一范畴的还有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当权者和决策者。

对于以上的所有阶层来讲，共同的兴趣集中在获得超出权力范围的额外收入，并且存在共同的利益实现方式，比如资本外逃。事实上，影子经济的犯罪集团和影子经济的中间阶层主要致力于国有资产的占有，非法的原料和战略物资业务，进出口贸易，投资和支付凭证。据估计，仅这两个阶层近年来掠走的资本就达3000亿～5000亿美元。2001年以来，尽管随着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的增多和卢布汇率的相对稳定，俄罗斯一度出现了资本外流速度放慢的趋势，但仍高达200亿美元。同时，刑事犯罪团伙也积极参与以这些方式获得的收入的再分配，其主要获利方式是恐吓、绑架、勒索直至暗杀。犯罪集团对俄罗斯现行条件很满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通过影子经济积攒力量，并且通过非法收入的再投资来控制企业。据俄罗斯内务部数据，他们控制或参与了俄境内90%的企业和商业金融机构，这是他们获得非法收入的主要领域。为了保留这种条件，他们也以行贿、赞助等形式收买选举人和当权者。影子经济经营者中的一般商人和企业主也从中获利匪浅。

二、俄罗斯影子经济的运行机制

俄罗斯影子经济的运行机制可以划分成两个大的种类：基本的和辅助的机制。

基本常见的影子经济机制是对现有客体（资源）的使用，在此国家和大企业扮演了“摇钱树“的角色。

1.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通过非正常方式（行贿，官商勾结等）以超低价或国家补贴形式控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出口优势或资源优势的企业，然后再出售、转让、出租或者经营谋取暴利。

2.在企业建立有限责任公司时（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进入其管理层的领导者将原料、设备等一系列物品的采购以及企业产品的销售安排给这些人的“同志式”的中间商来完成的。在企业成本上升，产品价格缩水的同时，核心人物得以牟利。

3.某个商业机构在原企业租赁生产车间用以生产与该企业相同的产品。工厂的经理和核心人员参与或者掌握这一机构，从而将利润丰厚的订单转移到这个平行企业里来分享利润。

4.原企业是科研生产公司(ηπο)或者科研所(ηии)，这种类型的企业按俄罗斯法律可以获得国家预算的科研拨款。但是上述拨款有时却流向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经营部门。等到科研协议期满后，再把由此获得的利息和收益分成给这些“科研工作者”。

辅助机制之一是地下经济。这是一种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其中包括秘密生产和销售武器、弹药、，非法经营和妓院等。经营地下经济的主要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据俄内务部统计，这种犯罪组织大约有8000多个，并控制着大约60万亿～70万亿卢布的资金。

辅助形式之二为虚假经济。这指的是通过投机倒把和各种形式的欺诈活动骗取钱财，包括行贿和利用私人关系得到种种优惠。

第三种辅助形式指为逃避监管和税收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据官方统计，到1996年底，俄罗斯所有260万家企业和组织中，全部逃税的占1/3，部分纳税或不按时交税的有170万家，只有16.5%的企业和组织在税务方面表现良好。2001～2002年，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进行了税收改革，颁布了新税法，加大了对偷逃税收现象的打击力度。但是，在2001年俄总理卡西亚诺夫的述职报告里也着重指出：俄罗斯影子经济的比例不会低于20%，而为此国家损失的税收就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

三、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影子经济泛滥的原因

（一）影子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化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不惜代价推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改革精英们出卖了70年社会主义创造的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为影子经济的泛滥提供了源泉。据统计，价值2万亿美元的俄罗斯企业以仅仅72亿美元的价格出卖了。就连丘拜斯于1994年也承认：再过2～3年，企业股份将最终被10%～15%的人所控制。在此过程中，影子经济成为了俄罗斯新贵聚敛财富的理想工具。

2.在私有化阶段通过“抵押拍卖”和“低价购买”等方式，以很低的成本由金融寡头控制了大量工业资产。其中包括具有出口优势和换汇能力的大型能源和原料企业，个别官僚把手中的权力和国家职能也“私有化”了，并且以自己的经济私利为出发点来判断和行使权力。同时，刚刚出现的经商阶层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为了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从国家资产这块大蛋糕上多分享一些，就理所当然地与官僚们结成同盟。据统计，在私有化过程中，大约有6%的人通过私有化成为了暴发户，而国家来自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收入却不到企业价值的1%。

（二）“休克疗法”式的转轨方式注定不可能马上建立起完备的市场制度，这是影子经济不消反涨的机制原因

2.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没能形成有效的价格与竞争机制，市场起不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市场成了影子经济泛滥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使价格信号失真，这不仅没有增加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式的影子经济。私有化与自由化也没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俄罗斯市场上各个企业在改革之初的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而更多地表现为争关系、争资源、争贷款、争补贴等非正常形式。依赖正当经营的企业也就失去了发展机会。而在这种竞争中的获胜者是有关系、有权力的影子经济经营者。

总之，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之中，国家并没有负担起建立市场机制的责任，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自由化措施方面。同时，由于国家调控不力，司法机关腐败和企业缺乏在市场条件下生存的经验，从下层也不具备自发形成现代市场机制的条件，结果改革造就了“黑－白”市场，影子经济成为经济中的突出现象。

（三）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助长了影子经济的高涨，这主要是指紧缩政策造成的高额税收以及投资资金的匮乏

1.奉行高税收制度助长了影子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双紧”政策指导下，俄罗斯为增加财政收入、消除预算赤字制定了过高的税率，最高时达到利润的60%～80%。这必然导致偷漏税现象的出现，促使经商者更多地去从事影子经济活动。从总体上说，仅这一点就足以促使影子经济迅速增长。

2.俄罗斯按货币主义的思路推行的双紧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投资萎缩。虽然压缩国家投资，削减各种补贴和援助以及抽紧银根，控制货币发行量和限制银行贷款政策对降低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却使企业患上了严重的金融缺血症。这种状况为影子经济收入的再投资和对企业的低成本控制创造了条件。

（四）社会风气的败落、犯罪的蔓延是影子经济特别是黑色经济扩张的重要原因

（五）经济形势的恶化，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成为影子经济的推动力

经济转轨范文篇3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1]以上数据见〔俄〕《论坛报》1998年10月15日。

[2]〔法〕《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经济转轨范文篇4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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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经济转轨范文篇5

俄罗斯10年的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另外一种国家了。这10年当中，经济转轨的目标和任务与实现机制经常发生矛盾。

1.经济转轨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矛盾。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和拥护者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直到现在俄罗斯部导人为了取悦于西方仍要求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绩效，在现有的生产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多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对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证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也不能由此认为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外，“休克疗法”的实质是反危机，并非单纯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措施，这是导致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

2.价格自由化的矛盾。把价格从各种形式的计划管制当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奠基石，所以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素，但这一要素是与另一要素——竞争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竞争制度下的自由价格才能不依赖于市场交易主体的意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而在俄罗斯普遍存在垄断，没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之时，价格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变成了生产者对自己商品任意规定价格的自由，结果使俄罗斯人民饱尝物价飞涨和生产崩溃的恶果。

3.反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一般总是货币现象”，所以反通胀措施一般总是货币政策问题。实际上，控制货币量远不能解决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货币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应该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恶性膨胀，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比例失衡，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并且残缺不全，商品极度短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只能导致价格螺旋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而控制货币量的结果也只能是生产的崩溃。

4.在私有化问题上，理论上的误区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俄罗斯变形的私有化在理论上没有划分清楚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及其经济实现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忽视了所有者对使用所有权的条件及其应负的责任问题。当人类社会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园农庄，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管理权等相分离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作为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则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选择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俄罗斯1990年代首先是从效益好的经济部门放弃所有权的，正是最有利的生产部门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对象，这与起初的假设相矛盾：国家应当退出它不能保障经济绩效的领域。同时，庞大的国有财产被少数人廉价地得到支配权，他们对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表1俄罗斯联邦1991-1998年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对上年%）

指标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国内生产总值9585.591.387.495.89410095

工业产值9185.38879979510195

农业产值95919688929310087

固定资本投资85608876878210282

通货膨胀1602509839.9215.1131.421.81184

失业人数（万人）14036042055060060060080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整理。

1990年代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经济转轨，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新闻周刊》所指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瞬间把俄罗斯从一流国家抛向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1990年代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1999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总额为8877亿美元，不足美国的l/10，只有“七国集团”平均指标的l/5。人均gdp为6067美元，排在世界第40位，是排在第一位的卢森堡的1/10强。（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根据1999年资料计算出来(http//www.gks,ru)。）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动荡不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和权利投机市场，使物质生产部门遭受沉重打击，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对外资吸引力下降，截止到目前吸收的累积外资总额只有398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能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目前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

尽管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失败的，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1.消除了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元的产权结构。迅速的私有化使非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集体、外资、股份制和国有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2.市场体系开始形成，其中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已经开始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价格和利润来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自主作出决断。

3.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实现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家宏观调控体制。价格全面放开，基本抑制住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转变财政职能，使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缩小财政范围；实行分税制，建立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外贸易基本实现自由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逐步从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通过货币、信贷、税收、汇率等经济手段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经济主体发生影响，从而减少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

4.适应市场经济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形成，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行有选择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

5.确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加强法

制建设，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6.世纪之交，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迅速回升的趋势，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居民收入持续增加（见表2）。

表2世纪之交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对上年%）

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1-11月

消费价格指数136.5120.2118.6113.3

国内生产总值105.4109.0105.0104.0

工业生产总值111.0111.9104.9103.7

农业生产总值104.1107.7106.8100.8

固定资本投资105.3117.4108.7102.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9108.8110.7109.1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86.4109.5105.8109.0

出口总额101.0139.596.2103.0

进口总额68.1113.5119.8113.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经济发展部统计资料整理。

二、俄罗斯经济增长内需拉动因素增强（注：本节引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http//www.gks.ru)、财政部(http//www.minfin.ru)、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12期(http//www.iet.ru)。）

2002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回升。这一年，财政稳定，1-10月份实现财政收入18034亿卢布，比上年同期增加3.4%，连续第三年实现联邦预算盈余。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环境下，通货膨胀保持在预期的水平，从1998年的85%下降到2002年11月的15.1%，2002年上半年曾一度降至一位数。外汇黄金储备增加100亿美元，达到经济转轨以来的最高水平470亿美元，俄罗斯2002年还按期偿还了外债，而且没有另借新债，政府将外债削减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是130%。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2年1-9月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9069亿卢布（约合255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4.1%，预计全年达到4%。

近两年俄罗斯经济的一大特点是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外部因素在减少，内生因素在增加，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是工农业生产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其主要拉动因素是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和持续走高的国际石油价格以及1998-1999年卢布的贬值效应，这使当年出口猛增近40%，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因素达到20%。由于卢布贬值效应的逐渐消失，2001-2002年俄罗斯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为4%-5%，其主要拉动因素逐渐从外部经济环境转向内需，出口导向部门所获得的收入转变成了强有力的国内需求和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2001-2002年的gdp当中，最终消费需求从2000年的61.3%上升到近70%，国内总积累从18.6%上升到2002年第三季度的27.5%，而净出口则从20.1%下降到10.8%。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计，在2002年的gdp构成中，国内需求从2001年的87.1%增加到90%。2002年1-11月份出口只增加了3%，而进口则增加了13%。

2002年1-11月份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零售贸易五大基础经济部门的产出同比增加3.7%。工业产值增加3.7%，达到62200亿卢布，其中有色冶金、食品、燃料能源和建筑材料工业增长最快；农业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与2001年基本持平，增长0.8%，达到8640万吨；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2.5%。截止到2002年10月1日，累积吸引外资398亿美元，其中l-9月吸引外资129亿美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量的32.4%，并且79.4%投在了工业和商业等实际经济部门，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俄罗斯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2002年1-11月份失业减少14.3%，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9%，实际工资增加17.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近一半。剔除季节影响因素，1-11月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3217亿卢布，同比增加9.1%。随着世界经济环境逐步好转，国外需求也在增加，2002年l-11月份俄罗斯对外贸易增加了6.3%，上半年出口的实物量增加了10%，进口比上年同期少增长了6.8%，卢布地位得到巩固。

三、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

俄罗斯社会经济虽然已经步入了依靠内需稳定发展的轨道，但依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如彻底扭转1998年金融危机后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局面，创造拉动内需的良好条件，提高社会财富的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固定资本投资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提高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普京总统在2002年12月19日第二次与民众“面对面”谈心时指出，2003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完善法律基础建设，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市场经济环境，吸引投资，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目标仍然是继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坚持独立自主，保证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俄罗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现代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有：1.改革国家调控制度，按照“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的原则，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扩大企业的自我调节功能，将部分国家职能转移给企业；2.加强立法，肯定和保护私有产权，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3.改革银行制度，充实银行资本金，提高间接融资的稳定性，建立银行居民存款保障制度，一方面为居民投资扩大货币市场可靠的、稳定的而具有流动性的信用工具，另一方面建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发展证券市场、扩大金融工具以扩大投资对象和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者，改革保险制度，建立国家的调控和监督制度；4.降低通货膨胀和利率，建立统一可靠而有效的支付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5.发展抵押信贷制度，提高住房需求支付能力，进而带动建筑和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6.改革税收和关税制度，彻底降低和拉平税负，简化税制，完善税收的行政管理，提高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的效率，取消流转税和大部分税收优惠，规定统一的收入所得税率，实行统一的社会税，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纳税人制度，实现税收行政管理的信息化；7.实现各级预算平衡，使国家的支出同其资源相适应，集中资源用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保障国家的支付能力；8.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9.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支持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风险保险

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创造条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超越性发展，创造条件促进信息和创新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交通和电信基础事业、燃料能源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实施现代农业政策，改革自然垄断部门，特别是电力、铁路运输，开放天然气市场；10.尽快加入wto，这是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跳板，同时坚持加入wto的条件必须考虑本国生产者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关税制度的改革，俄罗斯新版海关法正在制订过程当中，提高反倾销程序的效率；11.遵循互利互让的原则鼓励俄罗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有效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联邦出口扶持机构，为俄罗斯企业的出口实行担保，保障国际收支顺差；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及时和足额偿还外债，履行义务能够提高俄罗斯及其公司的信用和投资吸引力；12.为了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加强执法力度，严格强化许可证、税收、外汇和出口监督机制。

在社会领域，有：1.推行积累性退休金制度，从而改善居民的退休保障；2.发展医疗义务保险制度，保障居民的医疗救助；3.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提高俄罗斯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条件；4.实行有选择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家根据预算能力来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方面的立法，目前国家的预算收入不能保证现有立法规定的所有保障，只能对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有效援助。

四、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

俄罗斯财政部对2003-200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其主要预测指标见表3。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将在继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通过彻底改变投资结构，鼓励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对俄罗斯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然可以持乐观的态度。

俄罗斯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取决于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内因素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国内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方面主要是人口状况，生产设备状况及其磨损程度，经济能耗高和资本含量高，开发新的能源和原料基地周期过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俄罗斯普遍存在生产基础设施不发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等问题。客观方面主要是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经济政策的影响，如通货膨胀、卢布汇率、自然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税收和关税以及其他影响资金流动性的因素。在这里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1.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回升的有利因素

首先，19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逐步得到完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进入2l世纪，为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经济现代化，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方案（注：李新：《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65页。）。、银行制度改革、铲除官僚主义、旨在降低税收负担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加入wto，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改善投资环境，保持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政治稳定为经济增长开拓了空间，普京总统在中央与地方权利分配、议会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经济回升也为政局稳定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为经济复苏提供了物质条件，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使俄罗斯能够继续保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非金融企业收入的迅速增加，资本外逃减少，扩大外国直接投资，都可以提高总储蓄中的投资水平。

第四，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充裕，1980年代是俄罗斯人口的生育高峰，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003-2005年陆续进入劳动适龄阶段，这使劳动力供给达到180万人，而据经济发展部预测，这一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有150万人。

第五，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而俄罗斯的进口主要来自欧盟，欧元的相对升值会使俄罗斯的进口更昂贵，如果这种状况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进口将会减少，甚至低于预测目标。而根据对石油价格的预测，出口会大幅度增加。2002年世界经济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世界总产出增长率可望达到2%。这种复苏的势头似乎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在今年进一步加速，达到3%-4%，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会因为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而加强。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俄罗斯吸引外资迅速增加，2002年1-9月吸引外资129亿美元，同比增加32.8%，占累积外资总量的32.4%（注：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p/www.iet,ru)。）。国际石油价格由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经济的逐步复苏，欧佩克与俄罗斯在石油产量和价格方面的协调而趋于稳定。这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和原料出口的俄罗斯来讲非常重要，只要石油价格维持在22美元一桶，就为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伊拉克战争爆发，而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继续削减，那么世界石油市场会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石油短缺。伊拉克战争的预期已经使纽约市场的石油价格在2003年1月初达到34美元一桶，为两年来的最高记录，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上升，甚至达到每桶40美元。这将使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出预测目标。2003年俄罗斯将有可能结束加入wto的谈判，如果进展比较顺利的话，2003年底或2004年初俄罗斯可能正式加入该组织。加人wto后，俄罗斯可以获得更低廉的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以及金融、通讯、运输等其他服务，对俄罗斯出口商提供保护，通过wto原则来解决贸易争端，并且从长远来看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

2.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1990年代俄罗斯制度变迁所付出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短期内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同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腐败和经济犯罪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企业偷逃税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截止2002年11月1日，增值税拖欠2488亿卢布，利润税拖欠353亿卢布；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大多数银行资本金不足，金融风险依然比较严峻；俄罗斯的公司治理仍欠成熟和合理，使得企业经营状况仍不理想，经济绩效低，缺乏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多数企业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拖欠债务居高不下，2002年10月底企业逾期应收帐款总额高达14666亿卢布，占债务总额的29.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失业问题仍很严重，2002年11月底有510万人失业，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7.1%。随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结构和武装力量改革的逐步展开，煤炭、电力、铁路、军队等部门还将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失业有加剧的可能。

其次，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军事工业、重化工业、燃料、原料和能源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萎缩的局面依然存在。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格局的改变仍需时日。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严重的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由于国际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转向复苏，使得俄罗斯出口增加，具有出口导向的燃料能源工业进一步增长。2002年1-11月份燃料能源工业同比增长4.6%，其中燃料工业增长6.7%，石油开采增加8.6%，有色冶金增加7.7%，而农业只增加了0.8%，轻工业甚至还减少了0.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采掘业出口创汇和利润的增加，虽然使企业有能力保持投资积极性，履行国家偿还外债的义务，但也使俄罗斯的出口结构不合理，成为原料和能源的出口大国，一旦国际原料、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出现下滑，俄罗斯经济将深受其害。这种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能耗过高，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从而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削弱了俄罗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燃料能源工业将有可能成为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制约瓶颈。目前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主要是原料、技术简单的半成品和少量的最终产品，以及发达的核技术、军事技术、火箭、商业发射卫星、遥感和导航系统等高科技产品，而高科技产品只占国际贸易额的0.3%，最薄弱的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不过俄罗斯加工工业的竞争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如光电子、遥感设备、新技术材料、核技术、光学仪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用的大地测量设备、软件开发、信息工具和激光技术以及航空、原子能、造船工业等。为了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俄罗斯必须降低产品成本中的物质消耗，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增加机械制造、金属加工和食品工业的比重。

第四，虽然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连续四年的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则告诉我们，增长速度在放慢。投资需求增长幅度在缩小，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从2000年17.4%下降到2001年的8.7%，再下降到2002年的2.5%，导致工业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11.9%分别下降到4.9%和3.7%，进而使得gdp增长速度从2000年的9%分别下降到5%和4%（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同时，由于1990年代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减少了70%多，各经济部门面临着生产设备磨损和老化严重、缺乏创新和再生产难以为继的问题。最终需求的增加主要的还是要靠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和最有效的源泉。要想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必须依靠实际经济部门的收入和积累，吸收居民储蓄，创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良好条件，强化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最终产品部门的投资积极性。资本外逃的趋势在2002年虽然有所遏制，但仍有近100亿美元在逃。工业发展速度放慢的同时，消费需求扩大的趋势决定了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迅速增加，在轻工业萎缩的条件下，2002年1-9月服装进口同比增加72.2%，消费品市场上进口食品占33.3%，非食品占47.8%（注：俄罗斯过渡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经济：趋势与前景》2002年第12期(htttp//www.iet.ru)。）。进口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汽车工业面临危机。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增加。2002年10月平均工资为4646卢布，天然气和石油开采行业高达18797卢布，是平均工资的4倍，其次是金融部门、有色和黑色冶金行业。而轻工业和文教卫领域不足3000卢布，只有平均工资的一半，最低的农业部门只有1897卢布，仅比贫困线高出80卢布。截止到12月1日，仍有362.6亿卢布的工资被拖欠。2002年第三季度仍有3870万人收入低于人均每月1817卢布的贫困线，占居民总数的27%（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第六，通货膨胀仍未彻底根除。2002年11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3%，粮食制品价格同比上涨31.9%，砂糖价格上涨26.8%，植物油价格上涨14.8%，鱼和海产品价格上涨13.6%。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2%，上涨幅度最大的是汽油、服装和药品。服务价格上涨了27%，上涨幅度最大的是房租，近50%，其次分别是医疗、通讯、客运和有偿教育。由于服务价格的上升超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居民对客运、住房等的需求。为了实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俄罗斯政府对自然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做出了限制，规定2003年天然气、电力价格的提高分别不能超过20%、14%，2004-2005年不能超过14%-15%、5%-8%（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2年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http//www.gks.ru)。）。

第七，目前俄罗斯所负担的外债在1300亿美元左右，来来10年俄罗斯每年要偿还130-190亿美元，成为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是俄罗斯还债高峰年，需偿还外债173亿美元（注：《中俄经贸消息》，2002年12月，第19期。），这给经济发展和预算安排带来沉重负担。

总之，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任重道远，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俄罗斯经济转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综合国力减弱，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中国经济改革必须吸取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在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路径方面，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

基于上述改革目标、路径和方式上的不同，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是迥异的，19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近一半，世纪之交虽然开始回升，但应当明确的是，这仍然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如果按每年5%的增长速度来算，2010年才能恢复到1989-1990年的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名列世界第六位，人均gdp将近1000美元，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到500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达到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8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成为外汇储备第二大国。当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诱发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加快国有经济的重组，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同时必须合理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短期国债的发行失控引爆的；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正确处理银行不良债款问题，化解金融风险；随着居民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意扶持弱势群体，缩小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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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范文篇6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从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趋势呈持续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至2002年的7702.8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1％，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8％。在1979—2002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波动幅度（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本的变化趋势。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则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

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业机会的相对不足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就业人口数量及就业面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户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87人降低到2002年的1.58人；就业面也从1995年的57.68％降低到2002年的51.5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机会变得逐渐稀缺。

表2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当一个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体现。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对这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有条件的。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则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并且如果大于1则意味着部分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一部分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基本上都在0.9左右徘徊。1995年，这一指标首次低于0.9，只有0.847.1996年又有所回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0.635，1999年又达到了1.075.从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波动表现得非常剧烈。2000年及2002年分别低至0.575和0.770；而1999年及2001年则分别为1.075和2.136.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95年以前稳中有降，即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指标值基本稳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变化非常平缓。这一特征表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1995年后，则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部分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权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部分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的一些特征。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常显著的比重。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3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

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了对居民就业机会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机会体现在两个问题中：“成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机会的样本选择的基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回答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选“部分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回答数（1148人）。将内退人员与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基本上相当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务劳动者基本上都不回答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劳动者中只有了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2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回答了全年就业的问题。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失业的时期数中包括“部分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对比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机会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机会也较低，个人一旦失业则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时点意义上的失业率也较高。比较1999年与2002年的就业数字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宏观经济层面所表现出的持续的就业机会稀缺可能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表4就业基本状况（注：1999年的住户调查样本中包括两种类型：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样本框的随机抽样和专门针对失业下岗家庭的调查。为了避免因选择性偏差导致对失业率的高估，在计算1999年的就业状况时，本文只选取了随机抽取的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1999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长期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具有某种偏好。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不仅被视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总数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各类所有制中，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依然占有较大份额。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开始剥离其社会职能，这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保障方式被打破，居民在原有体制下所可能得到的福利将为居民自身的实际支出所替代。因此，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对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一直小于0，在1998年甚至达到-2.431，同时，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而集体企业则从1992年开始，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就为负数，1998年为-1.126，也是从1998年开始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出现绝对下降。这一变化特征显然与同时期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举措直接相关的。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特征或许正符合改革决策者的初衷，但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其他形式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原有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这两种方向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就业机会的整体性下降。

表5就业结构变化

注：x[，i，t]为各部门（指农村、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乡镇企业）在时期t的从业人员数；x[，t]为全国的年底从业人员合计。各年份中城镇与农村的数值相加等于1，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数值之和不等于1，因为按照后一种分类，还有许多未包括的部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3.支出结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02年的3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物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因此，在收入的增加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负向关系。单纯从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上看，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恩格尔系数则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此在收入增长与恩格尔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将收入（或收入的变化量）作为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分别设定为：

eng[，t]=βo βy[，t]，△eng[，t]=βo β1△y[，t]

其中，eng[，t]、△eng[，t]分别表示恩格尔系数绝对量及其变化量（一阶差分），y[，t]、△y[，t]分别表示对数收入及其一阶差分（收入含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如果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则回归系数β[，1]＜0，并且回归系数与回归方程显著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恩格尔系数与名义/实际收入的绝对量回归中存在着自相关，因此我们也将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在绝对量回归中，收入对数的符号为负（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9、-4.718）且较溪显著，但由于这两个变量都带有趋势性变化，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恩格尔系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共趋势”现象；为此，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但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与回归方程都不显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2.081，但都不显著，调整r2及f统计量都很低。整体而言，收入的变化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缺乏解释力度。这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居民收入增加所诱致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强制作用的结果。在业已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支出的增加将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增加有关方面的支出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从而可能成为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6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变化关系检验

注：方括号内是，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括号内为所占消费支出总奉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

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在这四项中，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1990年—2002年期间，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了3.55倍，2002年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于1995年增加了2倍以上。2002年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则是1995年的3.91倍，1990年的16.75倍，1985年的25.74倍。娱乐文教支出在1985年就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在统计上这一项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也较为繁杂，这一指标有可能掩盖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此外教育收费改革的起步时间也较早，所以在1985—2002年期间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很明显。但即使是这样，2002年娱乐文教支出的绝对数还是比1985年增加了15倍，比1990年增加了8倍以上。居住支出所占比重在1985—2002年期间也增加了1倍，绝对数增加了18倍。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是显然的。但这里的居住支出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等。

二、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为了对企业职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国家逐步对企业内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至少在现实中表现为如何通过增加某些职工的收入以对其工作积极性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减少职工收入对其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9.7％，亏损额达310亿元，政府的规定仍仅限于亏损企业不能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注：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第315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国家对亏损企业的各种补贴仍至少能支撑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职工仍基本上不存在因企业效应不佳而被解雇的可能，其基本工资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联性可能也不很密切，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的企业盈利能力已经有所差异，但职工的基本收入仍是有所保障的。

对居民的收入真正形成逆向冲击的或许是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采取新的措施。“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在保持或强化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同时，国有经济的数量或规模有所下降。部分亏损国有企业被破产，留存的国有经济内部也开始减员增效。1994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破产制度，原有职工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重要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冗员被释放。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现有的就业人员（劳动力存量）也面临被解雇的可能。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就业机会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如果把公有制、国有经济称为体制内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体制外经济，那么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成长速度低于体制外经济的收缩速度。这无疑将导致就业机会的锐减。此外，即使失业或下岗人员能够得到再就业机会，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都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

尽管存有争议，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农民工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显著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却没有显著提高。这将一方面导致工资水平受到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就业机会的进一步稀缺。

不仅就业机会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增加。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即使处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员等。在原有的体制下，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提供。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开始努力建立失业保险体制，试图缓解因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失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等。但至少在2003年之前，其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及低收入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

三、经济转轨对居民支出结构的影响

对居民的支出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大多也与企业改革相联系。直接的原因表现在为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其生存能力，使得低工资制度下的某些福利措施被逐步取消；间接的原因则表现为企业用人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居民与企业（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松散，居民也无法再要求企业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而只能通过增加自我支出进行弥补。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医疗机构、教育部门等单位都以各种形式增加本单位的经费来源，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或增加教育收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拨款方式上将医疗机构划为自负盈亏单位，并鼓励学校的各种创收活动，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或默许）相关来源经费的迅速增长。

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改革对居民相应的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原有的体制下，职工的医疗、养老以及住房基本上都由工作单位包揽，医疗费用由工作单位支出、退休人员仍可以获得较高的退休工资（甚至高于在职工作人员）、住房通常也由工作单位无偿或低价（低租金）供应。在改革过程中，这些福利被逐步取消，取消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改革措施，如医疗包干等，也有间接的方式，如企业被破产兼并等。这些福利取消后，对居民所产生的影响是居民必须相应增加自我支出水平。

1.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不仅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居民还将自我承担因个人健康、医疗费用等而造成的支出风险。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个人虽然需要承担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首先是使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个人承担。

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了低货币工资、高福利保障的收入分配体制。就医疗保险而言，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公费医疗制度。这种公费医疗制度并不是指由工伤而引发的医疗费用支出全部由国家或企业负担，而是指职工因一般性疾病与非因工伤所导致的医疗支出由国家或企业负担。所覆盖的群体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位职工本人，还包括职工家属。根据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职工在病假期间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工资和疾病救济费；治疗费、住院费、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住院膳费由本人自理；供养直系亲属在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免费诊治，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一半。而实际上，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部分大大低于规定的数量。在这种体制下，对城镇职工基本上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居民不存在医疗支出风险，相关的风险全部由国家或企业承担。

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可以认为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医疗费用管理体制的局部调整，但不从根本上打破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医疗支出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将医疗支出的风险承受者由国家或企业转向居民个人或家庭。第一种方式是与职工和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等原因导致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松散化，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所发生作用的渠道被打破，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得不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注：但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取消公费医疗的直接措施，而只能间接地从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中去推断。）。

疾病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利用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等形式将此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化解，较为完善的保险体系使得医疗费用的居民自我支付部分因另一类型的原因导致下降（注：这是相对于公费医疗制度而言的。在公费医疗制度下，居民自我支付的医疗费用较低，这是由于国家或单位支付了相应部分；在医疗保险体制下，居民的低医疗支付则主要来自于个人所面临的医疗支出风险在横向或纵向范围内被分散的结果。因此居民医疗费用的两种下降形式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原有的医疗保险方式被打破后，尚未建立起新的替代性机制（注：饶克勤指出，1993年至1998年期间，城镇居民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由53.73％下降至42.09％（见饶克勤：《转型经济与卫生改革——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思考》，载卫生部网站）。），医疗支出风险主要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承担。

根据1988年、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住户调查资料，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在不断缩小。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家庭比重在逐步增加。1988—1995年、1995—1999年期间，这一比例均分别增加了6.7和4.2个百分点。到2002年，大部分的家庭中已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这一比重达到了62.71％。在原有的公费医疗范围逐步缩小的同时，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从全社会范围来看，1995—1999年期间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下降了6.73％，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则只增加了1.04％，替代公费医疗制度覆盖面缩小的是自负医疗费的人口比重上升了5.69％，被排除在原有公费医疗体制之外的85％的人没有医疗保障，需要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在2002年则只有21.28％，比1999年下降了约28个百分点。在这一期间，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自负医疗费的家庭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居民的风险意识增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发达程度提高的结果。

表8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数分布

（注：①1988年的数字是根据问卷中“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计算得到的，其中有许多缺失值，在这里我们把这些缺失值作为0值看待，因此有可能高估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的家庭的比重。但如果不这样处理，这一比重为1.4％，显然被严重低估。其他年份的数字都是根据个人享受的医疗保障情况按家庭汇总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表9医疗保险形式的覆盖范围（％）（按个人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1988年数据中的医疗保险形式没有类似的分类。

为了排除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差异对医疗支出增长的影响，说明因医疗保障制度变化导致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的增长。我们分别考虑健康的和有疾病个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注：在1995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健康状况评估的问题，我们把病假天数小于30天的个人视为健康，大于30天的视为有疾病。这样，在1995年的样本中，健康个人的比例为90.88％，有疾病的为9.12％。而1999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个人的健康自评确定，健康的比例为91.21％，有疾病的为8.79％。1999年的健康状况是根据“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识别的。2002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您今年是否曾经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识别。）无论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个人，医疗费用中的自费比重都在上升。在1995年—1999年期间，人均医疗支出中的自费部分在增长而公费部分则在下降。特别是，比较健康个人与有疾病的个人可以看出，有疾病的个人的自费医疗费用部分的比重增长比健康个人更快，而公费部分的比重下降得也更快。2002年中，在未患严重疾病的个人的医疗费用构成中，自费部分已经高于公费部分；而在患有较为严重疾病的个人中，虽然自费/公费的比率比1999年略低，但比1995年则显然高得多。一旦个人遇有疾病，主要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医疗保障体制而是个人的自我支付。这也无疑增加了个人医疗支出中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医疗支出风险的承受者由国家或单位转向了居民个人或家庭，而社会性的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则明显滞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将构成家庭行为决策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

除了体制性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些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一般性因素，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因医疗技术进步导致医疗器械与药品价格上涨、慢性病发病率的上升等。而我国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也将导致家庭医疗费用的增长，因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需求相对较高。

表10人均医疗支出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卫生保健支出在gdp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比重也会相对较高。因此，医疗支出的增加及其相伴的支出风险并不仅仅是转轨经济所独有的。但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卫生保健支出中的公共支出也将占有较高的比重。但个人支出的比重则可能因为各国的保险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从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支出水平仍然较低，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仍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2.教育机会的增加与教育费用的增长

教育制度的改革的主观愿望在于力图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增加教育的经费投入。原有教育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让少数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个人所负担的教育费用也较低。如果要增加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在公共教育支出有限的前提下，则必然要求增加私人的教育支出水平。

从80年代开始，中小学的学费等教育费用开始增长，9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所普遍实施的“并轨”使得高等教育的学费等教育费用支出迅速增长。1997年—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年均递减5—6％，2000年普通高校平均学费比1994年提高了4.6倍（方凡泉，2003）。同时，由于教育机会的增加，筛选程序的简化，也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在延长，个人一生的教育总支出也在随之增加。在市场化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在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费用。（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教育收费混乱对居民教育支出所造成的影响。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2634件，违规收费金额21.4亿元。据称，教育收费问题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第11版）。即使考虑到这些现象可能仍不能全面反映教育的全部实际支出情况，因为有关后勤服务的收费通常是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交易的双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收取高价），而这些支出将导致在校学生的相关生活支出大幅度上升，但从教育支出调查项目中难以得到反映，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极容易忽视该问题，在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资料中也没有对该项内容予以专门反映。）根据住户调查资料（表11）也可以看出，1995—1999年期间，各阶段的教育费用都有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其中高等教育的学杂费及全部教育经费几乎上升了一倍。

表11相同阶段人均年教育费用比较（居民自我支付）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与1999年住户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大幅度提高，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长尤为显著。高等教育迅速地由精英型教育转向普及性或大众化教育。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较大范围内的教育产业化，则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的教育支出也有大幅度上升。从表12中可以看出，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9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上升。1999年以来，高中的升学率上升幅度尤为显著，此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02年达到了83％，这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含有在校高中生的家庭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开支将几乎成为其近期内必然发生的支出项目。

表12升学率与教育经费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教育部教育发展司总第26期《教育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教育经费的公共投入比例显著下降，不仅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公共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在现有的教育投资体制下，教育经费公共投入的下降将只能由私人支出的增长来弥补。私人教育经费有两种基本形式：学杂费与社会力量办学。后者又有两种可能，个人的捐资助学和私人投资办学（注：个人捐资助学既包括个人对教育的捐助，但现实中也包括因考生分数不够录取标准或选择学校而向招生学校支付的额外费用（后一种形式可能更为经常）；私人投资办学指民办学校等。）。学杂费与捐资助学支出的增长直接构成居民的教育支出增长。私人投资办学比重的上升同样也意味着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因为这类学校是企业化运做的，不仅学校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学生支付的费用（当然也许存在某些组织的捐款与赞助等），还试图从中得到利润，这些资金显然也是来自于居民的私人教育支出。从表12中可以发现，教育经费中的财政拨款份额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84.5％下降至2001年的65.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学杂费份额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4.4％增加至2001年的16.1％，增长了12个百分点（注：财政拨款份额的下降与学杂费份额的增长之间还有一差额，从表面上看，这一差额可由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来解释，即其他教育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很可能最终仍转化为居民的教育经费开支）。这两种教育经费来源的增长率的比较则进一步显示，学杂费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财政拨款的增长率，1993年财政拨款的增长率只有19.1％，而学杂费的增长率则达到了98.4％，后者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与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的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由1980年的2.5％降低至1997年的2.3％，与我国这一轻微下降的特征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都有所增加；跨国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甚至严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1980年—1997年期间，小学与中学的净入学率分别增长了16、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也由1980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4％。这两种变化特征也可为这一期间居民教育支出增长提供间接证据。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理由。但国家教育投资倾斜于高等教育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多方批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想见，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发生的支出数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有下降趋势，甚至仍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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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范文篇7

一、青少年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学校德育社会主义一元化导

向之间的矛盾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不容忽视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人们的价值取向由单一变为综合，由一元走向多元。各种价值观交错并存，既有与社会主义要求相一致的积极进步的价值观念，又有与社会主义要求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社会上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混杂、相互冲突的现状必将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其价值取向多元化。据调查，当前青少年价值观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多元复合、偏重自我、注重务实、变化不定等。这样，一方面，我们学校德育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一元化导向，即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青少年一代，从而使他们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青少年精神生活的空间拓宽了，接受影响的媒体增多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也多元化了。这种状况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学校德育一元化的导向和青少年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倾向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我们认为，这两者的矛盾是导致当前学校德育有效度较低，学校德育困难度增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学校德育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把一定的社会意识和道德准则内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因此，学校德育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道德进步本身的渴求及其对社会意识和道德准则的内化程度。而这种内化的过程与学生个体所确立的价值观体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价值观制约着学生对社会意识、道德准则及行为方式的内化过程和选择模式，它在由社会意识、道德准则内化为学生个体思想品德的过程中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德育过程可用下图来表示：

（附图{图}）

〔注：在这里，学生个体所确立的价值观体系对教师的教育影响起着分析、选择（接受或抵制）、自我加工的作用。〕

当教育者所施加的教育影响符合学生个体所确立的价值观体系，即两者同构时，教育影响就会顺利地被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影响被受教育者内化的程度就高，学校德育的效果就好。反之，则学校德育的效果就弱。当前青少年价值观相互冲突和多元化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德育一元化导向之间的矛盾，破坏了学生个体内部的德育接受机制，从而造成了当前学校德育的困难。正如犹太教育家布贝尔在《品格教育》一文中所说的：“否认那些具有绝对效力的普遍价值和标准的存在，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倾向。……以致不再可能重新确定一个人类共有的价值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完成培养品格的任务呢？”[1]

二、学校传统德育模式的滞后性

时代在发展，学生的思想实际在变化，但学校传统德育模式却相对不变或变化不大，学校德育模式与时代的发展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变化出现了滞后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各个领域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得相当明显。这种滞后性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两个表现：1.学校传统德育模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没能及时反映出社会发展变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帮助学生去分析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2.学校传统德育模式落后于学生思想发展的实际，没能及时地反映学生思想发展的时代特点。就学校德育内容而言，其滞后性主要表现在德育学科及其内容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没能及时地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德育学科和内容体系。就学校德育方法而言，有人对它的滞后性作了如下描述：当代中小学生是跨世纪的新一代，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开放、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而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重传递、轻思考，忽视道德选择和澄清能力的培养；当代中小学生自我意识、民主意识增强，而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重灌输、轻交流，习惯于“我说你听”，缺乏平等对话和情感沟通；青少年儿童道德观的建立，行为规范的养成，既需要静态的晓之以理，更需要动态的品德践行，而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重说教、轻训练，忽视德育过程由知到行的转化过程；青少年儿童良好人格和道德习惯的形成，既有赖于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的约束，更有赖于学生自身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不懈的自律慎独，而我们的德育是重外律、轻内省，忽视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儿童的道德成长与身体成长一样要从多渠道吸取营养，而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只满足于开设了多少德育课程，开展了多少主题活动，重显性、轻隐性，忽视发挥教师示范、自然陶冶、校园文化、学科渗透等多渠道的德育功能。[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造成学校传统德育模式滞后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外部原因。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制约，当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变化了，教育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改变了，但学校德育的改革没能与之配套进行，没能及时反映变革时期的社会现实，这样，学校德育势必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2.内部原因。这涉及到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即教育并不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德育出现一定的滞后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就学校德育内容而言，教材本身的特点也是造成这种滞后性的重要原因。学校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途径是多方面的，而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在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教科书有相对的稳定性，更新要有一个过程，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者不相适应。学校传统德育模式的滞后性，降低了学校德育的针对性，削弱了学校德育的有效性，它是造成当前学校德育工作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对学校传统德育模式进行改革，改革的关键就是要使学校德育跟上时展的步伐，满足青少年的教育需求。改革学校传统德育模式，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1.要变训诫式的德育为自律德育，变封闭德育为开放德育，变单维德育为多维德育，变被动受教为主动求教，形成学生主动积极参与、自主选择的德育方法体系。2.要精减教材内容，删去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没多大实际价值的内容，特别要删去那些与当今市场经济相矛盾的内容。同时，也要增加有关市场经济和商品观念的内容，如价值规律、竞争意识、利润原则、风险意识、开拓精神、独立意识、开放意识、时效观念、创新意识等。

三、学校德育过程中的离散因素增多，内耗加剧

当前学校德育工作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阻碍因素增多了。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一）从学校德育的外部联系来看学校德育工作中的离散性

这种离散性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者的离散性。影响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就是要使这三个方面影响协调一致，并形成教育的合力。在50年代，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性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这三方面一致性程度高。而当前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教育的差异较大，其间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地方增多了，造成了三方面教育相互离散的程度加大，内耗加剧。有的教师形象地列出一个公式：6 1=0。意思是一个星期在学校里受到的六天正面教育的效果被星期日一天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所抵销。

2.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相互离散。德智体美劳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促进人的发展和在教育的整体结构中都占有重要的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这几个方面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在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时，也不能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矛盾性。学校德育与其它各育也具有离散性，在这里，我们着重要指出的是学校德育与智育的相互离散。由于当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主要还是“应试教育”的模式，虽然在中小学中都开设了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并以此作为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但检验学生对这两门课程学习情况的标准并不是看它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是看学生对这两门课程知识点掌握的多少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在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存在“智育化”的倾向。这种在实际教学中重智轻德，甚至以智代德，否认学校德育独立实体地位的做法也降低了学校德育的效果。

（二）从学校德育过程本身来看学校德育工作中的离散性

学校德育过程主要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等要素构成。

1.教育者中存在的德育离散因素。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学校德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轨时期，随着全社会对学校德育认识的提高，随着青少年一代品德问题的急剧增加，客观上强化了教育者（尤其是教师）的德育功能。然而，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及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部分教师德育意识、德育能力及师德修养不高。这样，就形成了强化教师德育意识与教师德育素质下降之间的矛盾和离散。

2.受教育者中存在的德育离散因素。主要是：①受教育者个体思想品德构成要素的相互离散。受教育者个体思想品德构成要素，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德育过程具有多开端性，无论先从哪方面进行，都可以达到思想品德的整体优化的目的。然而，学生思想品德的内部构成要素并非完全一致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离散因素，其中突出的是当前中小学生中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离散程度加剧了，在学生中知行脱节或知行不一致的现象有所增加。②受教育者内部德育接受机制的离散。受教育者作为学校德育过程的客体，他要接受学校的德育影响，并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品德，这是由他们自身的地位和社会角色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过去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着“大”、“空”、“套”等弊端，学生对这种形式主义严重的德育方式产生了逆反心理。这样，受教育者要接受学校德育与他们对学校德育方式的逆反心理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这实际上是受教育者内部德育接受机制的离散。

3.学校德育内容中存在的离散性。主要表现在：①从学校德育内容的性质上看，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德育内容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德育内容之间的矛盾和离散，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离散。②从学校德育内容与时展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变化来看，存在着学校德育内容滞后于时代和学生思想实际的变化和发展，这两者也构成了相互矛盾和离散。

4.学校德育方式中存在的离散。主要表现有重传递，轻思考；重灌输，轻交流；重说教，轻训练；重外律，轻内省；重显性，轻隐性等等。

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上述矛盾和冲突过去就存在，只不过在社会经济转轨的今天，表现尤烈，给当前学校德育带来较之以往更大的困难。减少以至消除学校德育工作中诸因素的离散性，无疑是当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教师的德育素质有所下降

当前部分教师德育意识有所弱化，德育素质有所下降，这是学校德育工作有效度较低，困难度增大的又一重要原因。教师劳动与其它劳动形式相比较，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教师劳动手段的主体性，即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对劳动对象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使用工具去实现，而是通过自身的知识、才能、情感、意志、个性、思想修养和道德作风等方面去影响学生的，即影响受教育者的是教师本身的言行。因此，教师自身具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属性和功能，教学自身即具有教育性。然而，当前部分教师的德育素质下降了，教师在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示范作用减弱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上的原因，如部分教师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给学生传授好本学科的知识，而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则是学校领导、班主任和政治课老师的事，与己无关。对教师职责理解的狭窄化和片面性弱化了这部份教师的德育意识。也有客观的原因，其突出表现是重智轻德。衡量教师劳动成绩的主要标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比例，这必然弱化了教师的德育意识和能力。另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逐利性原则的诱惑下，一些教师忍受不了教师职业的清苦、劳累和寂寞，难以继续安贫乐道。下海弄潮者有之，“跳槽”从事第二职业者有之，出国“淘金”者亦有之，而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师更是大量存在。教师队伍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有所抬头，极少数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意识淡漠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教师身份极不相符。这样，一部分教师的德育意识弱化了，德育素质下降了。无疑，这也是造成当前学校德育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德育所面临的困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问题都客观存在着。很显然，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释：

经济转轨范文篇8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经济转轨范文篇9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推进,经济转轨理论研究也不断推进,形成了风格各异、内容不同的多种转轨经济学范式。由于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理、经济转型的性质和规律、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地位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形成了转型经济学的不同范式[1]。从其基本内容与主要影响来看,我国转轨经济研究主要有五种经济学范式: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转轨成本-转轨收益”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研究主要是在大的制度环境即基本制度结构为既定前提下着力研究的是具体制度(行为规则)变革问题,提供一个关于转轨经济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体制给人们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旧体制的实际收益,转轨路径选择的标准就是转轨过程的效益最大化[2]。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资本主义宪政转轨”范式。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本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必须把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方面主张实行大规模的制度转轨,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另一方面主张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认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范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应当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基本前提下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3]。四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化生产方式-市场型社会主义制度”范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是全面推进市场化制度创新,基本方向是全面构造市场化生产方式为基础、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4]。五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试图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有两个基本特点:①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以新古典范式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强调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中去深入剖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②否定了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把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仅仅归结为改革的速度和方式的流行观点,而把中国渐进式改革定义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把工业化、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三者的关系当作支配中国渐进式改革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的“普照之光”[1]。从总体上看,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经济转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已有各种转轨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各有其局限性。在发展与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应当认真总结转轨经验、科学揭示转轨客观规律,继续推进经济转轨的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的转轨研究范式,以更科学地解释转轨现实、更有效地指导转轨实践。目前方兴未艾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从经济与政治互相联系与互相作用的整合研究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转轨研究视角,对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业已成为经济转轨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

二、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整体化趋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促使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出现了把经济与政治进行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从其研究取向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基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且着重研究具体制度(各种规则)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改革和转轨,而是着重研究在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最优路径时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的最大特色在于把经济体制转轨与政治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对经济转轨进行“经济-政治”的整合研究,对经济转轨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政治约束如何影响转轨决策、转轨性质、转轨过程与转轨结果。2000年,阿伦•德雷泽(allandrazen)把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核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不是由蛰居在教科书中的社会计划者———他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而只在那里计算最优政策———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是平衡利益冲突,从而产生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阿伦•德雷泽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分析了隐藏在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转轨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解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维度,阐明了改革和转轨的共性和差异,论证了改革和转轨的经济与政治约束,尤其是政治约束对改革和转轨战略选择的显著影响,从而建立了“改革和转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经济转轨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在转轨理论方面,它强调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利益关系、权利结构与政治约束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约束改革和转轨的政治因素与制度因素的研究;在转轨实践方面,它强调应当充分考虑政治因素与制度结构对改革战略和转轨路径的选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新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

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主要是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将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调整与制度变迁作为分析重点,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变迁作出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轨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的动因与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等转轨研究范式属于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理论,它们认为,制度变迁只是用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实现简单的“替代”或“转换”而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就够了,因此,它们没有分析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问题,它们或者认为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认为人们福利增进的利益问题会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自动解决,这就是经济转轨研究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与此不同,新政治经济学的转轨研究则十分重视经济改革与转轨中的利益问题,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在改革与转轨中人们利益冲突的必然性,而且充分肯定人们的利益关系在改革与转轨中的重要作用。对利益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既是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我们应当引进和借鉴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的重要缘由①。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研究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与肯定在转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人们的利益冲突,经济转轨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的技术性过程,而且也是同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过程。现实的经济转轨决策,不是由远离现实的转轨设计者所设计的最优路径,而是受社会利益冲突影响的经济转轨决策。同时,在经济转轨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仅不会自动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且还会出现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既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不能使每个经济主体的收益同等增长。改革与转轨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些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改革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被采纳与实施。换言之,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5]。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在更多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权利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使转轨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与内涵,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视并着力研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它认为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主宰着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命运,是转轨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②。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转轨经济学主流范式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这些冲突和矛盾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具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暴富起来的国有企业官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②在农村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乡村干部,同时产生了大量失地或收入微薄的贫困农民;③在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私营企业主,同时出现了收入低微的打工人员;④在行业结构方面,产生了许多获取高额利润的垄断行业与大型垄断企业,同时竞争性行业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苦苦支撑。⑤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政府统制、行政审批以及地方政府直接从事投资、基本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腐败暴富,另一方面广大民众收入增长缓慢③。因此,不管从经济个体还是社会总体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并没有真正实现帕累托改进,在肯定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转轨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轨中的利益关系特征,而且能够解释与解决经济转轨路径的形成与转轨方案的设计等重大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转轨理论认为,改革与转轨的方式选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客观的,它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冲突是理解制度变迁速率或方式选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之所以要采取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完全可以从利益冲突及冲突解决方式中找到答案。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是在原有的宪政秩序约束下、在维护而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遇到原有制度环境限定下可能的利益调整边界(底线)的约束,另一方面还会遇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阶层)的约束。在这种利益格局与利益关系下,为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承认与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必然而且只能采取以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双轨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渐进性转轨方式,而绝不可能采取体制内改革、存量改革和“休克疗法”等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性转轨方式④。从客观事实来看,各国经济转轨之所以会产生转轨具体路径的差别,其主要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上的差别,更不在于人们的“无知”与“失误”,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偏好”与力量对比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动。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转轨方案与转轨路径的设计,绝不能由理论家们脱离实际去设计一张理想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探索转轨路径,只有从不同社会主体对制度的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才能科学地设计出实现经济转轨与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才能真正对有效推进转轨有所裨益。(二)权利配置:经济转轨的核心与实质。新古典学派以成本和收益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资源的配置效率,认为市场机制会使得资源配置自动达到最优。我国实行市场化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转变,只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既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是全力结构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背后存在着权利的对立。在一定社会中,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又是各种权利博弈的结果,而且分配体系与权利体系是同构的,权利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权利的较量。权利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减少,使利益冲突得以形成并不断加剧,利益冲突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变革,以改变权利结构、改善社会福利状况⑤。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转轨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利益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与权利配置结构的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国家机构拥有过多、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的个人权利明显缺失。从历史上来看,计划经济失灵并不只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是缺乏个人自由权利和激励机制。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一切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统领、统配全社会的一切资源,主宰全社会的一切,剥夺个人的经济社会权利,使个人完全依附于国家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成为各级行政组织的附属物。个人经济权利的空缺,当然也就会波及到企业自主权的落空,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从现实来看,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转轨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并没有触及社会权利结构问题,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官员渎职与腐败的制度保证。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至今还未能从最本质、最深层次上触及社会权利配置问题。由于原有的权利格局没有打破,致使国家官员阶层拥有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利,而社会公众个人权利严重缺失,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严重现象。由于以国家官员为主体的社会权利结构没有改变,就使得改革和发展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逐步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大大加剧了社会冲突,大大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党和政府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深层矛盾。只有实现社会权利结构的变革并且全面确立公民权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于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俘获”政府官员,从而使资本的权力过大,而劳动者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导致了大量资本严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这样,由于国家与公民权利结构和劳资权利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产生了大量的官民利益冲突和劳资利益冲突,使民众与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从而没有实现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经济转轨始终回避而不触动权利配置这一本质问题,就会导致“千改万改最终会重来”,进一步加大改革与转轨成本。因此,未来中国推进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核心在于真正解决权利配置问题,应当正确处理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真正落实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有从以往资源配置的理念转变为权利配置的新理念,并以此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体制转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⑥。(三)制度创新:经济转轨的要求与路径。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们的权利配置既是由一定社会制度结构所规定的也是由一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实现的,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确立、维持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与权利结构的制度框架与行为规则。利益冲突与权利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缺陷,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意味着变革旧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构造新的制度结构与行为规则,改革与转轨这种重新缔约的性质本身意味着社会权利结构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与完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和培育了这种制度结构。从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结构而不是运行机制问题,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着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基本路径在于全面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微观基础的社会产权结构及其生产制度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二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及其宏观调节机制的变化,市场交易制度、竞争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开始形成,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与国家间接调控制度。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成为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转轨的内在逻辑与来自社会大众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不断推动着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回顾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制度创新都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来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与转轨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波动”,经济周期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创新周期”,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⑦。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推进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轨运行。由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多元性和政府官员特有的目标函数,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遇到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和抵抗,另一方而又很容易出现“寻租”现象,产生特定的利益阶层,干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不改变这种局面,要完成市场化的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用制度创新推进体制转轨,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确立系统的制度框架。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而且是以权利配置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经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特定的游戏规则,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宪法的规则,宪法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从宪法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问题能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理解⑧。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侵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市场自发秩序就难以形成,即使已经形成的市场秩序也会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定位不合理,中国社会目前正承受着市场竞争不完善和“市场失灵”消极影响的双重之苦。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配置不合理,政府集中了过多的经济政治权力,同时,又由于国有制和政府主导意识的存在,一方面使政府严重越位而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大量地卷入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在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严重缺位而成为弱政府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完全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法制度轨道。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都是由一定的宪法制度规定的,权利配置与制度结构的变革必然要求并导致宪法规则的变革。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与人权,宪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和保护公民权利。在我国,宪法规则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一方面,国家应当放权还权于公民,使广大人民真正拥有与切实行使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实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机构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因此,在法治建设中首先要清理和废除限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空间的法律,必须加快制定与实施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削减那些与服务政府身份不相符的权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作用,而且必须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基础与法治环境。

四、简要评价与研究启示

经济转轨范文篇10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6页。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5页。

俄罗斯在转轨开始时，立即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自由兑换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国内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转轨头5年，在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上进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过50%。以后3年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机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进口品相对价格急剧上涨，使1999年进口品在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下降为1/3。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所引起的国内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效应逐步耗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进口品平均价格下降），进口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它们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40%。（注：［俄］в．а．奥列什金娜：《俄罗斯的对外经济综合体》，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严重威胁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

同时，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曾是世界第二大国苏联的一个最大的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21%～30%；90年代的经济下滑，使这一比例下降为10%～14%。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比较，从90年代初前者为后者的30%下降为末期的19%；在高技术部门，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改革维度的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9期。）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引发俄罗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条件

（一）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

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它们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直接牵动效应和间接示范效应，是促进经济转轨的重要因素。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现象，这是推动国内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应，则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管理及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表3后发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过程

进口替代阶段加速出口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阶段

竞争优势状态在要素水平从要素到产品处于相对

上创造转移稳定状态

政府作用引导与保护促进与帮助放弃控制

企业地位跟随与协商平等合伙人主导力量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弃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必要的调控，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仅限于资源采掘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产业，连按功能／成本比的劳动力优势都无法得到实现，大量食品和消费品以及机械工业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开始转轨的1992年，进口几乎完全是免税的。1993年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开始承认过早开放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试图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使调整的意图无法得到落实，收效甚微。

在控制进口方面，政府的调节余地极其有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的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价上涨水平有所收敛，俄政府规定了卢布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一定浮动幅度的“汇率走廊”。尽管对进口重新设置了关税，但是卢布的贬值速度赶不上国内的物价上涨速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仍然有利可图。而且，走私活动猖獗，更加剧了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势头。

在鼓励加工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罗斯政府不断提出要求，但难以见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经通过发展出口的联邦计划，规定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计划提出将对商业银行向出口商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并积极参与有前途的出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对出口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奖励；并提供信息、市场和咨询等服务。结果，该年的总统选举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而出口发展计划在资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年，按计划应在出口鼓励方面投资9亿美元，实际上只投入了严重贬值的1.1亿卢布。以后几年的预算，再也没有为鼓励出口拨出过专用的资金。（注：［俄］в．奥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俄企业也缺乏积极增加出口的动力。据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在“伪市场经济”体制下，俄全国注册的非国有法人企业共有25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业银行1300家，还有几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业（150万家）是虚构的，它们没有决算报告，所提供的创办人是不真实的，并且不缴纳税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许多企业热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机活动，对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既缺乏动力，也没有实力。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这样的企业当然对政府的政策引导（即使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引进外资和债务负担

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后，每年资本引进的流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它在缓和俄罗斯资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当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扭曲，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效应，是与外资结构和外资用途相联系的。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2000年初，在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43.6%；一半以上为间接投资。并且，大量资金，尤其是以间接投资形式借入的贷款，被用于弥补预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领域。在行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占用的资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进外资总量的32%，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见表4）；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引进直接投资的规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资源开采的燃料工业以及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食品工业，这些部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至于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门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只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4.2%。因此，引进外资在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尚没有形成有力的促进因素。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出口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作用，1996年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而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额的11%。

表4俄罗斯外资的用途结构（2000年初的资料）

部门外国投资其中直接投资

总额总额

(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货币9353.632.07.40.3

金融领域

燃料工业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业3166.110.82568.620.1

通讯业2673.89.12243.417.6

商业和餐1794.16.11312.910.3

饮业

机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属加工工业

运输业922.13.2682.75.3

保证市场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务活动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纸工业

有色金属642.72.2279.52.2

工业

资料来源：［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期，第93页。

俄罗斯引进外资偏重间接投资及其非生产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资部门也缺乏溢出性效应，使得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不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动而得到提升。严重依赖燃料和原料资源的出口格局，制约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到了转轨的中后期进入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俄罗斯为此每年将向西方债权人支付数百亿美元，无疑加重了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而且，俄罗斯的外资结构中还有相当多的间接投资是以购买俄企业股票和各种证券的形式引进的。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达6.8亿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这些资金在俄罗斯的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性炒作。它们在市场行情出现某些不良征兆时立即大量撤出，成为引发1998年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