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公务员之家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科学知识范文篇2

关键词：库恩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论文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强纲领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思想

强纲领(stior8p)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d.bla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所有科学知识，不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社会学长久以来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余的属于另一种，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实际智慧等内容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被任何利益所站污的。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比如，美国现代杰出的科学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针对这种观点，库恩提出了范式等相应的观点。范式(paradigm)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除了范式一词，书中尚多次提到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前范式等概念闭。因此，可以由此推导出从这些环节到范式的一个循环过程。库恩范式理论试图阐明的就是，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总是在这种循环中实现的。任何理解(科学理论)都必须是在理解者(人)和被理解者(自然)的合作中才是可能的。理解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建构的而非单向控制的，它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循环过程。库恩通过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一旦接触到历史材料就与人们平时的看法有所不同，并预示了一种新形象。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是自然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与其由之产生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事实的解释都是在某一个范式之内的解释，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正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本人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的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爱丁堡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写道:“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地被取代，这的确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哲学家为维护事实与理论的区别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因。这斗争所依赖的辩护性隐喻正是事实的积累。然而，也还有对理论看法的异端思潮。最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有力的动摇了这种信仰。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爱丁堡学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限于以往那种否认社会因素的作用。甚至承认社会因素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看法也是不彻底的。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三、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科学知识社会学直接从库恩哲学中诞生，也饱含着库恩哲学的精髓。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

在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阶段，有一个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了判断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常规时期的范式是不同的，而且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见，在库恩那里，科学合理化的概念被相对化了，科学合理性是拘泥于一定范式的合理性。而在科学革命阶段，不存在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科学家需要在有可能成为范式的候补理论中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缺乏合理性标准，而只能诉诸非理性。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库恩的相对化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以库恩哲学作为认识论前提，实质上是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前提的默顿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因此，科学评价不存在一个普遍一致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文开篇所述的默顿为保证“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提出的那四条原则就难以成立了。正如马尔凯所说:“库恩描述了科学认识变化的过程，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表明，以传统的社会学理由为先决条件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冲突。这使社会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经验证据表明科学中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是普遍的、无偏见的、不动感情的和谦卑的等等。”但是，后库恩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交叉地带的广阔研究领域都迅速被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所攻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把有限度的相对主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违背了库恩的初衷，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规范的。

2.历史主义方法论启示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完全地割裂开来。库恩则认为:“科学史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提出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范式理论。该理论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从而使自己成为以这些描述(即科学史)为基础的一套关于科学的理论。

库恩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即努力考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从现在的观念和范畴出发，去推测过去。而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社会，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对科学作动态的考察，因此，考察科学史就是分析历史上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所以，库恩的历史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注意到了库恩在方法论上与以往哲学家的不同，h"m·柯林斯在批判现象学文献和其他相关的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科学概念的变化的讨论时指出:“托马斯·库恩是试图描述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革命的过程的一个少有的例外。正是在历史主义方法论启发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代科学的动态生产过程作社会学的考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研究。

3.跨学科工作模式

科学知识范文篇3

1效能评估研究成果可视化分析

1.1数据来源及方法。以“主题=效能评估”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最近20年（1998年~2017年）的文献，共得到3089条数据；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可知，少数核心期刊集中了该研究领域的大量重要文献，于是在高级检索中将期刊来源类别选择为核心期刊和ei源期刊，检索条件：精确，经过筛选去除不相关的声明、通知、公告等，可得该领域的有效文献1248篇。将检索结果导出为refworks文本文件，导入citespacev中进行格式转换，“timeslicing”选择1998年-2017年，“yearsperslice”设置1年为一个时间分区，“topnperslice”选择阈值50，即每个时区选择高频出现的前50个节点，采用网络裁剪运算策略（pruningslicednetwork），绘制作者、机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有效地完成效能评估领域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1.2论文产出时间图谱。论文产出是衡量研究领域已有知识的累积量以及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笔者将效能评估研究近20年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时间图谱分析如图1所示：效能评估领域研究论文产出曲线基本符合科学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普赖斯逻辑增长曲线。1998年-2000年，国内效能评估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论文年平均不超过10篇，是普赖斯曲线缓慢增长的初级阶段；2001年-2003年，国内效能评估研究论文呈现线性增长趋势，并于2003年首次突破了20篇；2004年-2007年，该领域研究论文呈指数型增长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峰值105篇，该年研究成果占比总研究成果的8.3豫；2008年-2017年，该领域论文发文量基本稳定在（80~100）之间波动，标志着国内效能评估研究已经成熟。将刊载效能评估领域研究论文的北大核心期刊按其刊载量进行降序排列，前十位分别是《火力与指挥控制》（358篇）、《系统仿真学报》（71篇）、《弹箭与制导学报》（66篇）、《电光与控制》（63篇）、《现代防御技术》（61篇）、《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55篇）、《计算机仿真》（30篇）、《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7篇）》、《现代雷达》（27篇）、《兵工学报》（23篇）。根据布拉福德定律，该领域最核心区期刊所刊载的文献数量约为总数的1/3，即1248/3=416篇。由此可见，国内效能评估领域已形成集中稳定的核心发文期刊群；其中，《火力与指挥控制》和《系统仿真学报》为效能评估领域的核心区期刊，两种刊物均为北大核心和cscd核心期刊检索，所发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的热点，是该领域后续学者的重要参考期刊源。笔者进一步对核心期刊群进行时序统计分析如图2所示。可见，2007年-2016年是国内效能评估研究的高产年度范围，两类核心区期刊时序变化曲线显著不同。其中，《火力指挥与控制》所刊载的效能评估相关论文从数量上看，走出了普赖斯逻辑曲线的缓慢增长、线性增长、指数型增长和稳定震荡阶段；其年度产出在2007年首次超出25篇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以上，且在2016年达到峰值38篇。《系统仿真学报》所刊载的效能评估研究论文首次出现在2004年，年度产出随后缓慢增加，在2008年达到峰值14篇后迅速下降。1.3学科分布。通过对效能评估领域近2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提取研究成果的学科分类如表1所示。其中，武器工业学科方向效能评估研究成果最突出（742篇），占总研究成果的58.86豫；其次是航空航天科学工程学科方向（186篇），占总研究成果的14.75豫；电信技术学科方向发文164篇（占比13豫）；军事技术学科方向发文量105篇（占比8.33豫）；计算机软件与应用技术学科方向发文量为93篇（7.45豫）；各学科方向发文量时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呈现典型的普赖斯逻辑曲线特征。

2效能评估研究合作图谱分析

2.1作者合作图谱。根据普赖斯定律，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数m应满足：m=0.749*nmax姨（nmax姨表示发文最多作者的文献数），经过统计分析可知m=0.749*31姨=4.17，取整得到5，即在效能评估研究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5篇的作者可视为核心作者，近20年共有55人，共计发文403篇，占总文献数的32.75豫，未达到普赖斯所认为的核心作者发文总数占全部发文量的50%，说明国内效能评估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笔者采用citespacev对效能评估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字号越大说明该作者发文量越多，红色圆圈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研究成果较多。可见，近20年来该领域共包含252个作者、252对合作关系、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为0.008；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整体较为松散，即效能评估领域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合作网络。但是，以来自同一院校师生之间2人~5人之间的局部合作网络较多，如空军工程大学的徐浩军、华玉光、刘凌、孙金标、郭辉等5人组成的最大子网络，通过发挥团队集体优势，承载效能评估知识的延续性，提高在该领域的科研产出效率。通过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可知，该领域核心作者中的高产者（假定其论文总量大于等于10篇）有张安（31篇）、徐浩军（18篇）、郭三学（14篇）、高晓光（13篇）、罗鹏程（12篇）、王维平（12篇）、武昌（12篇）、周经伦（10篇）。笔者将效能评估领域论文高产者前三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时序统计分析如下页图4所示：这3位学者的发文量时序变化曲线截然不同；西北工业大学的张安近20年几乎每年都有产出效能评估相关论文，其中2008年达到峰值8篇；空军工程大学的徐浩军在该领域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年平均发文量为3篇；武警工程大学的郭三学在效能评估的研究开始于2014年，且年平均发文量为4篇。2.2机构合作图谱。通过分析效能评估研究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如图5所示，近20年机构合作网络节点数111，合作关系数57，网络密度为0.0093。网络节点和字号的大小反映机构发文量的多少，红色圆圈表示机构合作研究成果较多。该领域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包括空军工程大学（239篇）、西北工业大学（107篇）、国防科技大学（90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4篇）、海军航空工程学院（41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35篇）、海军工程大学（30篇）、第二炮兵工程学院（27篇）、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27篇）、解放军理工大学（25篇）。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合作次数。由图可见，参与效能评估领域研究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疏散，合作关系较为突出的是空军工程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2.3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是对所述文章思想和观点的高度概括，笔者通过对近20年效能评估领域1248篇核心文献的分析，提取得到关键词3967个，通过统计分析得到该领域前10个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分别为：效能评估（593次），作战效能（170次）、层次分析法（91次）、指标体系（60次）、作战效能评估（52次）、评估（48次）、效能（38次）、评估模型（37次）、仿真（27次）、模型（24次）。笔者将该数据导入citespacev中进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6所示。其中，图谱共生产节点215个，542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236。知识图谱中字体及其圆圈的大小代表该节点的重要程度，字体越大、圆圈越大则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重要性等级越高，越有可能成为网络的核心节点；连接线上的数字表示共现次数，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大小。citespace软件中提供了一个可量化某一节点在连接其他节点中的重要程度的指标———中心度（中介中心性），若某节点的中心度大于等于0.1，说明该节点处于核心位置或对信息的流动起到控制作用。从图谱中可知，关键词中效能评估（1.21）、作战效能（0.37）、层次分析法（0.17）、指标体系（0.11）、评估模型（0.10）等节点在图谱中发挥了重要的枢纽媒介作用。综合关键词频次及其中心度，以上节点可视为共现网络的关键节点，反映了效能评估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和方法。2.4效能评估文献共引分析。表2是效能评估研究排名前5位的高被引文献，说明其学术水平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高被引文献研究内容涉及武器系统、雷达、导弹、电子对抗等学科，期刊来源均为公认度较高的核心期刊。其中武器系统效能评估在高被引文献中占比67豫，由张克在《宇航学报》上发表于2002年的《关于导弹武器系统作战效能评估问题的探讨》，其总下载量最高、被引次数较高，为各学科效能评估研究奠定了基础，是后续学者的重要参考来源。2.5关键词突变分析。科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知识单元和知识群之间的网络结构、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新研究主题或研究热点的确立通常可依据词频增长率显著变化或爆发词检测；而citespacev不仅能够实现对高频节点和聚类的解读，也能通过“突变词语”的突变检测（burstdetection）来实现对学科研究前沿的探测。笔者通过对效能评估研究领域近20年的1248篇文献进行突变词（burstterms）提取分析，其结果如图7所示。1999年-2005年，“作战效能评估”突变强度和频次高居榜首，表明该时间段效能评估研究集中在武器装备和军事领域；2005年-2007年，突变词为“防空导弹”，说明该时间段的研究热点是导弹效能评估；2013年-2017年，“云模型”［13-14］和“评估指标”［15］突变次数显著增加，为效能评估学者青睐的新主题和热点。

科学知识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观；嬗变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尽管有社会起源，但这种起源是与科学知识的内容无关的。自然界是现实而客观的，科学就是致力于提供关于自然现象世界的客体、过程和关系的精确说明的事业。

科学知识是对自然世界真实特征的提示，并简约于系统的陈述之中。纯粹的、符合非个人的技术标准的科学知识，是独立于偏见、情感、自我利益等主观因素的。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融与互动，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

1标准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与发展

虽然科学知识观的形成有一个绵延的历史过程，但对知识进行系统论述始于实证主义的代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著作中，他把人类知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神学时期”、“玄学时期”和“实证时期”。“实证时期”的知识与虚构的知识不同，是基于经验方法论的、真实的、有用的、肯定而准确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典范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19世纪，人们惊叹于自然科学成就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人类及其周围的世界也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以应用于科学，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各种不同领域里也可以应用的观念。除孔德外，实证主义早期诠释者还包括穆勒(j．s．mil1)、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他们认为，知识的科学性不再需要通过感官领悟，而是必须付诸经验的调查，没有观察就没有真理。所谓经验的就是客观既存的事实，而科学就是对那些事实的观察和描述，既然经验就是事实的，科学知识就是确证的。

进入20世纪，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给传统的科学哲学带来革命性的冲击，科学理论难以与自然世界的经验一一对应。20年代，以石里克(moritzschlick)、纽拉特(ottoneurath)、卡尔纳普(rudolfcarnarp)、波普尔(karlpoper)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引入新实证主义阶段，主张用“科学的逻辑”代替传统的认识论。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唯一的知识来源，科学必须要能够“证明为真”，证明的方式包括经验证明和形式上理论上的逻辑证明。所有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2 3=5，5是2 3分析性陈述的必然结果，自然为真。他们认为，只有科学能给予我们真正的知识，形而上学的东西，如本质、本体、存在、第一因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加以摒弃。“意义”(meaning)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意义有所指，并且是可由经验加以检验的。只有可用经验检验的命题才是真命题，否则便只是假命题，这便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verificability)。科学的特征是从经验出发，通过分析和演绎得出规律性的通则。通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排除与科学发现有关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以便给科学提供纯粹的理性重建。把实证主义原则与数学、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成果结合起来，建构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即一切科学都是经验科学，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结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的逻辑或一种完整的经验科学知识应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知识的基础问题，即检验科学假说的最终论据是什么，包括每一门科学有无这样的基础以及各门科学之间有无共同基础；二是理论的结构问题，即概念之间及陈述之间有系统的联系，特别是公理系统的解释问题和说明逻辑；三是理论的确认度问题，即证据在多大程度上给假说以支持，或假说从证据得到多大程度的确认。

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假定，科学事实是关于外在真实世界的事实，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藉逻辑和数学知识的中介才能实现，不依赖或反映社会现实。新老实证主义者共享的科学观包括：

(1)科学主义(scientism)。不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问题，其研究方法是同一的。在现代文化中，知识的意义是由科学来界定的，自然科学已为所有科学提供了方法标准，在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之间是没有必然判别的。

(2)自然主义(naturalism)。所有的科学都研究外在于自身的对象，这些对象可化约为可观察的原子单位，运用模像理论、对应理论和比配理论进行分析。

(3)经验主义(empiricism)。科学的基础是观察，实证知识建立在能够观察和确证的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客观存在的一般规律，再根据规律提出假说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

(4)价值无涉(valuefreedom)。科学不对其论题进行价值判断，主张价值不能从事实中获得。只有事实是可以检验的，价值则不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可以独立于道德反省或个人的主观因素而实现，真理是关于客观实在的说明性陈述，是可以检验的。科学知识不同于所有其他人类知识，可以检验证实，是普遍逼真的。

(5)工具性的知识(instrumentalknowledge)。实证科学是确定知识，因而也是有用的，可以准确预测和操纵社会的运行。实证主义者追求技术上有用的知识，并相信它们可以运用于不同的形式的社会改革。圣西门和孔德主张“实证科学”与“实证政治”。此后的实证主义者虽仍然将科学视为技术上有用的知识，但越来越倾向于淡化科学之公开的政治意义。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实证政治就被抛弃了，科学成了纯粹的非政治的知识。

2意识形态论的科学知识观

虽然实证主义把科学知识视为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的，但当其把科学观念引入哲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就引入了意识形态。他们赋予科学知识的品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ideology)最早于19世纪初由特拉西在其《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提出来了，意在研究人和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普遍原则的学说。马克思、列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但在西方，意识形态一直被指责为“虚假的理论”，意识形态的结构内涵受社会、政治作用的制约。主流思想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分离的。

马克思早就关注到，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工具，他断言，科学是社会的产物，科学的成就、应用和发展只有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马克思以蒸汽机、电力技术革命促成社会产生革命为例进一步深刻指出：“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革命。”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口以上分析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技术不仅具有首要的社会生产力功能，而且还具有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效应。

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拓展了马克思的“存在基础”概念，并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思想扩大到一般知识，认为人类的思想结构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都不过是一种自欺。他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说：“我们可以证明：(a)认识过程实际上并非是按照存在的规律发展的，它的发展并非仅仅遵从‘事物的本性’或‘纯逻辑的可能性’，它并不是由‘内在辩证法’推动的。相反，现实思想的出现和定型在许多方面都是受与此非常不同的超理论因素影响的。与纯理论因素相反，这些超理论因素可以称为存在的因素。这样思想的存在决定也就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事实。(b)这些存在因素对知识的具体内容的影响决非只有边缘性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与观念的创生有关，而且渗透进了观念的形式和内容之中。此外，它们还决定了我们的经验和观察的范围和强度，即我们以前称之为学科‘视角’的东西。”对文化现象的适当分类和理解，必然涉及参与者本身对意义的诠释，而意义却不像外在世界的客体那样仅是一个为人们所观察的对象。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群体都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诠释必然是从其自身文化的特定意义架构出发的。因此，任何人类文化的产物均无法用一种永久不变的观点来加以充分分析。虽然曼海姆把科学知识排除在文化现象之外，但他对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被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吸收。

另一条分析进路源自迪尔凯姆，从人类学视角对科学知识进行意识形态学分析。认为社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它还包含着各种体制和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需要一套共同的符号，这便形成了公共信仰和观念，即“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述”的基础。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述显示了社会成员的一般看法或想法，提供了观念的框架和词汇，它不仅是社会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推动力。集体意识的强弱依赖于个人在群体中的整合程度，以及该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整合程度。集体意识是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源泉，甚至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辨别、分类和综合判断也是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决定的。时间、空间、力、矛盾、分类这些观念最初源自社会结构的形式，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比如一个群体的时间概念源自其集体生活的社会节奏。迪尔凯姆认为，我们能够表明某些社会发展如何带来了科学的产生，科学的某些集体特征使科学方法如何体制化，少数科学家的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所接受等等。

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主要工具，成为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自主性力量。

“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的；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需要的政治，必须遵循这种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技术在今天具有了双重职能。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政治机构的日常活动日益专注于技术问题，关心现实生活中需要满足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政治实践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只注重从技术上满足现实需要的活动，而排除“价值问题”，科学技术起着使行政活动和舆论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作用。

3历史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在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上，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线性的积累过程。波普尔按照他的“猜测一反驳”方法论，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源于理论的不断被反驳、被否定、被证伪或被推翻，并被新理论取而代之。

库恩从对科学史的考察出发，指出无论归纳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的看法都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归纳主义者看不到科学史中非积累的发展阶段，即科学革命的阶段；证伪主义者则忽略了科学中受传统约束的常规科学活动，却用仅仅间断性地出现的破坏传统的活动即科学革命，来代替整个科学活动。由此，库恩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环节：首先，在“前科学”(pre—science)阶段，正常的活动方式是批评议论，各个学派互相争持。由于某个显著的科学成就使这门科学进入成熟期，常规科学出现，然后进入了“常规科学”(normalscience)阶段，其目标是阐明和发展一个“范式”(paradigm)。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试图解决这个范式所遇到的异例或反常再三失败时，这门科学就会面临着危机，并进入“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science)阶段。

革命科学阶段，人们对范式或基本理论公开表示不满，纷纷求助于哲学和根本原理的辩论，批评和议论代替解决疑难再次成为主导的活动方式，当相互竞争的理论选择问题得到解决，危机随之过去，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

按照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新的科学价值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迁通过新的科学价值标准影响科学，产生出建构新的现象场域的范式。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科学的事实内容都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历史主义性格，因而科学要求批判性的历史重建而不是理性重建。赫森(hessen)曾研究说，在牛顿时代，工业家所面临的重要技术问题与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另外牛顿所属阶级的成员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如政治、哲学及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同样影响和限制了牛顿的思考。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家并不直接研究自然界，而是研究由范式所定义的自然现象，即由仪器、方法、信念呈现给他们的“现象场域”(phenomenology)。

这样，常规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具有相同的性质——社会建构的产物。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新范式对旧范式的胜利不是智力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因为这取决于新范式训练了更多科学家、取得更多资助、生产更多的实际成果。科学进步的实现不通过驳斥“错误”理论和积累“真实”事实，而是通过范式替代或科学革命这个“真实的”进步过程，它不是一个纯粹理性和合乎逻辑的过程，反而更像是宗教中的皈依或改宗(conversion)，或心理现象中的“格式塔转换”(ge—stalt—switch)。在范式转换之后，科学家便生活在与他们前辈不同的现象世界中了，他们无法以新理论的语言来表达旧理论的思想，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

对库恩范式的解释有保守、激进之分。按照保守的解释，“范式”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其中包含着科学活动中的认识和社会两种不同的因素，且这两种因素是可以分开的；按照激进解释，“范式”是一个整体，科学中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本质上是相互整合的统一体。此外，对库恩“科学概念的意义”的解读，导入了自然科学解释学的生长。库恩曾说，科学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指称的特定对象，而在于因人而异的“用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自然科学中独立于文化、中立于价值的成分丝毫不比人文科学的多。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的概念，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学习、变化和传播，概念的有效性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自然概念意义的生成的多元化来自不同对象解读的思想，无疑是哲学解释学的观念。

4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

对库恩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激进解读，导致了科学知识观的相对主义革命。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可能找到科学合理性的规则，无论实验证据还是逻辑证明都不能被用于表明一个范式优于另一个范式。而如果一个范式不能按照科学合理性标准被认为比另一个范式更先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范式都是同样有效的。

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借助于科学哲学关于“事实不完全决定理论”和“观察负荷理论”观点，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进行了辩护。按照迪昂一奎因的不完全决定论命题，有若干个逻辑上可能的理论是与经验证据相吻合的，因而经验有效性就无法从许多理论中分辨出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理论；既然如此，科学家做出的决定就可能不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而社会学的解释就是合法的。按照汉森渗透理论命题，观察总是在某个既有理论下展开的，而某项观察为何会负荷这一理论而不是另一种理论，并没有内在的充分理由，显然也不得不诉诸社会因素。同时，相对主义者利用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的资料对科学知识的内容社会学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认为科学所感受到的认识压力其实是社会压力。我们能够正确接续数列(2，4，6，8，……)似乎是遵循了一种自明的数学算法，但实际上，接续这个数列的能力应归于既有的训练和常规实践而不是数学认识的必然。布鲁尔通过援引维特根斯坦表明，纯数学的可说明性也与特定语言文化惯例是分不开的。布鲁尔注意到巴比伦数学中没有“零”的概念，进一步证明“数学的概念是文化的产物”。

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声称，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巴恩斯提出把科学处理为一种与其他任何文化相同的文化形式，并将文化分析技术应用于对科学的文化体制的文化的研究。布鲁尔则发展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游戏的系统理论”，并用它澄清和扩展了曼海姆的知识理论。知识论的相对论和科学观的实践论，成了他们在“科学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架设桥梁的思想武器。巴恩斯说，“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境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的适当感是必要的。”…布鲁尔说，“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表示它的个体成员们的感觉经验，或所谓他们的动物性知识的总和。毋宁说，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或诸看法。”公务员之家

在人类学领域对库恩的激进解读认为，科学首先是关于做事(doingthings)和学习做事(1earninghowtodoingthings)的活动，科学家的思想与科学家的行动密不可分的。库恩说过：“学习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应用研究，包括用纸和笔以及用实验室的仪器实际解题。例如，如果说学习牛顿力学的学生曾发现过‘力’、‘质量’、‘空间’、‘时间’等术语的意义，那一定不是由于他从课本中那些不完善的(尽管有时也有帮助)定义出发，而是由于他观察并参与了这些概念解题的过程。”科林斯在一篇分析建造tea激光器的科学家的社会网络的论文中发现，除非与那些实际制造出了这种激光器的科学家发生直接的人际往来，没有一个科学家个人或群体能够仅仅根据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制造出一台能够动作的tea激光器。科林斯认为，这种直接的人际往来之所以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直接互动，科学家才能彼此交流那些虽然必要但无法言传的非形式化知识。从而证明科学技术中隐含着社会学属性。

科学知识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地方主义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6〕s.shapinands.schaffer.liviathanandtheair-pump:hobbes,boyle,andtheexperimentlif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225.

科学知识范文篇6

2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冠军是谁？（许海峰）

3眼镜由谁发明的？（罗吉、培根）

4为什么自行车能动？（自行车的轮胎与地面相互摩擦）

5下面的称号各是谁？（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山水诗人——孟浩然、田园诗人——陶渊明）

7我国三大平原是哪些？（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8地震在地球上每年多少次？（大约500万次）

9最小最冷的星星是什么？（冥王星）

10地球的厚被是什么？（大气圈）

11飞机上为什么要装黑匣子？（它是用来记载失事时飞机上的各种情况的，帮助人们了解事故的原因的）

12春节有哪些风俗？（扫房、放爆、贴春联、吃年夜饭等）

13什么动物能预测地震？（牛、马、驴、*、兔、鸡、狗、蛇、鼠、狗、猫、燕子、鹰等）

14什么植物先开花，后长叶？（连翘、迎春花、腊梅、桃树、梨树）

15蜜蜂是怎样造蜂房的？（每一只工蜂的腰部都有一个蜡腺，能分泌出蜡，这种经过嘴巴的咀嚼后变得又软又韧，用它就可以建造蜂房了）

16药瓶为什么是浅色的？（因为浅色能反光，深色的受太阳光一照，吸收光多，药品容易变质）

17谁发明蒸汽机？（瓦特）

18哪种恐龙最硬？（剑龙）

19地球的血是什么？（岩浆）

20地球的骨架是什么？（岩石）

21为什么不要看电焊火花？（内含一种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

22为什么不能关灯看电视？（电视机的屏幕和图象都比较小，在黑暗中看，视力要高度集中和扩展，对电视机屏幕上的光线的强烈反映特别敏感，会使眼睛受到刺激，视力下降）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是谁？（、、、、、、、聂荣臻、、）

24按顺序写出我国古代都有什么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25为什么兔子不用喝水？（因为兔子的主食青菜里有大量水份，足够身体的需要了，如果肠里的水一多，就会患肠胃炎。但兔子体内缺水时，也是可以喝水的）

26什么是流星？（指太空很小的固体或尘埃闯入地球大气层所产生的光迹）

27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学家是谁？（张衡）

28电池的发明人是谁？（伏特）

29维苏威火山在哪里？（意大利）

30第1个到达月球的两个宇航员是谁？（阿姆斯特郎和奥尔德林）

31泰山在哪个省哪个市？（山东泰山市）

32亚马逊河在哪里？（巴西）

33伊洛瓦底江在哪里？（缅甸）

34界上最宝贵的五大宝石叫什么？（猫眼石、祖母绿、金刚宝石、蓝宝石、红宝石）

35鱼类的祖先叫什么？（文昌鱼）

36世界上最毒的蜘蛛叫什么？（狼蜘）

37世界上会发光的动物叫什么？（电鳐和电鳗）

38巧克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可可树上果实里的种子成的）

39为什么叶片里有“筋”（“筋”可以让叶收到阳光，让根部吸收水分给叶）

40人有多少块肌肉？（一共有600多块肌肉）

41木头都会浮在水上吗？（不，有一种“钢铁树”不会浮在水上）

42法国的首都是什么？（巴黎）

43英国的首都是什么？答案：伦敦。

44日本首都是什么？答案：东京。

45意大利的首都是什么？答案：罗马。

46美国的首都是什么？答案：纽约。

47鸟类的祖先是什么鸟？答案：始祖鸟。

48我国的四大海产是哪四样？答案：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

49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蓝鲸。

50最大的两栖动物是什么？答案：娃娃鱼。

51最短命的昆虫是什么？答案：蜉蝣。

52最早的农作物是什么？答案：小麦。

53我国四大油料作物是什么？答案：油菜、大豆、花生、芝麻。

54驰名全国的三大饮料是哪三样？答案：茶叶、可可、咖啡。

55世界四大水果是哪四样？答案：苹果、葡萄、橘子、蕉。

56日本的国花是什么？答案：樱花。

57郁金香是什么地方的国花？答案：荷兰。

58什么树会吃人?答案：奠柏。

59什么花最大?答案：大王花。

60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人是谁?答案：李四光。

61谁发明了麻醉术？答案：华佗。

62橡皮是谁发明的？答案：爱迪生。

63是谁发明了导弹？答案：钱学森。

64海龟的寿命有多少？答案：300岁。

65中国是世界上产虎最多的国家，那么什么最为名贵？答案东北虎。

66什么动物是人最早驯养的？答案：鸡。

67最高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长颈鹿。

68泰国的国花是什么？答案：睡莲。

69代表着和平的植物是什么？答案：橄榄枝。

70ufd是什么标志？答案：飞碟。

71不给仙人掌浇水，最多能活几年？答案：6年。

72山茶是什么血型？答案：o型。

73第一个培育出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是谁？答案：朱熹。

74飞机是谁发明的？答案：莱特兄弟。

75全球的四大害是哪四种？答案：老鼠、蚊子、苍蝇、臭虫。

76为中国夺得第枚国际金牌？答案：吴传玉。

77第一个预报彗星的是谁？答案：哈雷。

78汉民族的共同语是什么？答案：普通话。

79使用人口最少的文字是什么书？答案：女书。

80用手“读书的文书是什么文？答案：盲文。

82世界是最小的有花植物是什么？答案：微萍。

83活的最长寿命的是什么树？答案：龙血树。

84什么是最古老的荔枝树？答案：宋家香。

85什么树能防火？答案：榇柯树。

86沙漠人参是什么？答案：肉苁蓉。

87被称为天然监测仪的是什么植物？答案：苔藓。

88被称为捕虫神刀手的是什么动物？答案：螳螂。

89先开花后长叶的是什么花？（说出3种）答案：玉兰花、迎春花、梅花。

90会啃吃银子的是什么动物？答案：白蚁。

91中国是何时参加奥运会的？答案：1924年。

92最长的马拉松赛跑用了多少时间？答案：54年。

93乒乓球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吗？答案：是的。

94使用裁判最多的比赛项目是什么？答案：羽毛球。

95冰淇淋是哪国发明的？答案：中国。

96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若贝尔奖的是谁？答案：居里夫人。

97酱油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答案：秦汗时期。

98扑克牌在英文中叫什么？答案：叫“游戏卡片”

99领带是何时出现的？答案：出现始于罗马国时代。

100厨师帽是哪国发明的？答案：法国人。

101冰糖是谁制作的？答案：古代内江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扶桑。

102最早的地雷是谁发明的？答案：爱国名叫将戚继光。

103书法有哪些种类？答案：正书、草书、篆书、隶书、行书、楷书。

104感恩节是哪国的节日？答案：美国。

105感恩节是每年的几月的第几个星期几？答案：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日。

106植物是空气的净化器代器吗？答案：是的。

107含义深刻的小故事是什么？答案：寓言。

108汉赋的代表作家是谁？答案：司马相如

109中国最大的诗歌集是什么？答案：《盛唐诗》

科学知识范文篇7

尊敬的党组织：

深刻认识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正处在学习的大好时期。不时提高自身素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实是先进生产力不时代替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而推动生产力不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科学技术。人类从最早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直至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革命性的有力杠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志则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这些重要论断，都深刻揭示出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党员要想在推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发挥先锋队员作用，就必需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不时提高自身素质

不时提高自身素质的肯定性。党员掌握现代科学文化。

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有关统计表明，随着知识经济的来。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但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很低。因此，推动科技进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广大党员必需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不时提高自。自身素质，这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党员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第一。不时提高自身素质，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大演讲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学习型社会需要“学习型党员”尤其在未来社会，胜利将永远属于那些在竞争中比对手学习得更快的组织和个人。特别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迅速变化，使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

党员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第二。不时提高自身素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和政党，归根到底因为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代表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向。然而，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技理论的武装，就不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干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曾经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同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全体党员。

科学知识范文篇8

冬天到了，天气一天天变冷了，宝宝们都穿上了冬衣。可再玩娃娃家时，我发现有的宝宝会将布娃娃的衣服或鞋子脱掉。宝宝们只热衷于他自身的动作发展，全然不顾娃娃的冷暖。设计本活动，想通过让宝宝自己帮小动物想办法：怎样过冬？怎样取暖？从而不仅知道一些取暖的方法，更激发他们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活动目标：

1、尝试用感官感知冷和暖，初步了解一些取暖的方法。

2、初步萌发关心小围巾、大衣、热水袋等）、小动物玩具若干活动准备：

各种取暖的物品（手套、围巾、大衣、热水袋等）、小动物玩具若干活动过程：

1、师用冰凉的手与宝宝握手，引出主题：

比较谁的手冷？谁的手暖？

2、讨论：怎样让老师的手、身体变得暖暖的？

3、师根据宝宝的回答出示相应的取暖物品，让宝宝感知暖（个别、集体）。

4、以小动物哭声引起宝宝的注意，引发宝宝为小动物准备过冬的物品。

科学知识范文篇9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形式主义(formalism)、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

(一)ssk的三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3)对称性(symmetry)；(4)反身性(reflexivity)。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i,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性功能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公务员之家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公务员之家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