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理论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12-02 15:29:18

劳动经济理论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1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2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公务员之家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关于调节货币价值问题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核心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出现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在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怎样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理论观点，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突破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的传统观点，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只有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学习、领悟和运用“三个代表”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5

一、概念差异

公众与学术界习惯把非公经济等同于民营经济，其实不然。非公经济是一个法律概念，现有政策法律与实务作均从所有权的归属上界定非公经济的性质、类别与地位。党的文献中涉及的非公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使用非公经济这一概念，政府统计机构在实务操作中也以财产所有权来划分经济部门的归属。民营经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经济概念与学术话语，与国营经济相对应，民营经济包括国有民营、集体民营、混合民营、民有民营四大类。

二、现实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党对非公经济基本上采取了限制甚至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党紧紧围绕两个层面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作为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与前提;二是将发展非公经济作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30年来，党不断创新非公经济理论与政策，历经家庭副业的鼓励———个体经济的支持———私营经济的容许———股份制经济的保护———混合经济的引导;历经提出发展方针———形成并存制度———确定发展原则———保障法律权利，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可喜的态势。在党的非公经济理论指引下，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2010年民营经济总量占温州全市国民经济比重达到81．6%。温州依靠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省继杭州、宁波后第三个进入“2000亿gdp俱乐部”的城市。三、历史关联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是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选择的历史;温州人民把党非公经济理论应用于温州实践形成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这也是选择的历史。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不断致力于非公经济理论创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对经济形态、体制、制度、权属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化，党选择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积极探索非公经济变革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段选择的历史中，党不断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满足人民主体诉求的正确选择，其非公经济理论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从第一个体户的诞生、第一座农民城的兴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地方性规章的颁布、第一条股份制铁路的建设、第一个民营财团的组建、第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温州人基于党非公理论创新，发挥自身特点与文化底蕴在不同时空境遇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这启示我们:一个地方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形成一种发展模式，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特色。

四、理论渊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所有制及非公有制的精辟论述，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所有制结构的积极探索，成为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286针对单一公有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弊病，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辩证关系。同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均侧重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视角来思索非公经济存在的必要价值。党非公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引导，要使它在特定区域实践中发挥指导绩效，就必须找到一种为本地区人民所能接受与理解的文化形式，将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价值诉求与当地特有文化底蕴相结合。温州人成为发展民营经济的弄潮儿，其发展既符合党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导向，又与温州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一是得益于永嘉学派的“事功”主张，温州是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永嘉学派十分强调发展工商业，大胆论证雇佣关系与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反对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偏颇，突出义利合一的民生之道;［2］313另一方面，得益于海洋文化的熏陶，自古以来温州就有死(水)路一条的发展主张，海洋文化铸就了温州人敏锐的眼光、闯荡的性格、耐劳的品质、协作的精神与抱团的意识。

五、发展脉络

30年来，党非公经济理论经历六次大变革，温州民营经济也历经六个重要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家庭副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角，党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副业开始红火。三中全会报告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经济的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此时，温州人开始积极探寻搞活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的途径与方式，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异军突起，形成千家万户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跑市场营销的局面。［3］37

(二)第二阶段，发展个体经济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从事个体劳动经营的小私有制经济不断涌现。党认识到，这种分散、多样与灵活的小私有制经济与当时城乡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十二大充分肯定个体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素有商业头脑的温州人，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并形成区域性专业市场。

(三)第三阶段，发展私营经济

由于个体经济规模的扩大，涌现了大量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的的私营企业。虽然这种经济存在一定雇佣劳动关系与剥削现象，但它仍受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又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满足消费需求，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温州地方政府则在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前一年就出台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四)第四阶段，发展股份制经济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发展非公经济是一项长期的方针，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此时，温州民营经济顺应发展规律和党的理论方针，进入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高潮。第一，规避政治风险。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工运处于低潮，反对与抵制发展民营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第二、规避市场风险。单个经济主体很难抗击市场竞争风险，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第三，规避效率风险。股份合作制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既具有股份制特点又具备合作制特征，既能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又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五)第五阶段，推行公司制改革

十五大期间，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带动非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能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二是通过国企改革引导民企提升。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实际上这也是民企改革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带有浓厚家族色彩与乡土气息，必须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0年代中期，温州民营企业在结构上逐步建立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渐从股份合作制转向股份制，少数民企开始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六)第六阶段，发展混合经济

十六大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一理论引动下，温州民营经济以金融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以实业为基础，发挥温州人抱团取暖精神，通过市场运作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的民营财团。

六、价值取向

回眸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与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历史，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

(一)实事求是

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历史，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出发，充分认识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不高、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需要发展非公经济来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离开非公经济发展就背离了基本国情，就会重蹈历史覆辙。温州人民选择发展民营经济正是面对“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被迫无奈之举。改革开放前，温州人多地少，交通设施落后，自然资源贫瘠，地理位置处于前线，国家投入甚少，公有制经济薄弱。面对这种客观境遇，经受重商文化洗礼的温州人发现，灵活多样的个体经济符合温州现实，选择从事个体劳动经营的小私有制经济日益增多，遂成就今日温州民营经济之辉煌。

(二)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兼有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这一思想解放既避免了搞私有化的右倾错误，又与一大二公的左倾冒进划清了界限。党历来反对只有搞私有化才能搞活市场经济的错误主张，这种右的思想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也反对回到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时代，这种左的冒进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前者的案例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导致苏联解体，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改革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倒退几十年;后者的案例是，改革开放之前，党在所有制结构上重全民、轻集体、排个体、灭私营，一味求大求公，结果效率低下且活力不足。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仅巩固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提高了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思想解放也为温州人赢得了民营经济改革发展的先机，温州人常言道: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当别人还在为理论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温州人先干起来，用实践革新思想，通过先干减少内耗;当理论与实践存在冲突之时，温州人毫不犹豫地选择理论让位于实践，通过实干冲破束缚思想的桎梏。

(三)与时俱进

30年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国情相结合，在创新非公经济理论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三中全会强调以家庭副业作为活跃经济的开端;十二大肯定个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十三大突出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十四大提倡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十五大确立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发展;十六大突出多种所有制的统一发展;十七大强调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发展。实践表明，不断创新也是温州民营经济保持旺盛活力的源泉。第一，市场创新———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民营经济的起步是以家庭经济为基础，以专业市场和小城镇为依托，以营销为纽带的小商品大市场。第二，体制创新———组织方式。80年代后期温州民营经济走上股份合作道路，成功规避了政治风险与市场风险。第三，品牌创新———创立自主品牌。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清醒认识到“质量立市、名牌兴业”战略的重要性。2010年末，全市拥有30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38个部级生产基地称号、30个省市级专业商标品牌基地、2个省级品牌强镇。第四、金融创新———民资运作与引导。温州是我国民资最发达地区，一方面，民间自我创新，它以民间信用与人脉关系为纽带，以资本增值为动力，以抱团投资为模式，使大量沉积闲散资金得到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政府适时引导，搭建投融资平台，减少民间投融资的失范与炒作。例如，建立风险投资研究机构、成立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建立股权营运中心等等。第五，产业创新———产业集群建立。温州目前形成了以低压电器、服装、鞋革、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第六，组织创新———民间商会兴起。它是市场经济发展、政府服务创新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组织创新，行业服务与集体行动并存是其发挥功能的重要特点。

(四)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30年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体现出党基于实际、重视实践、注重实效。首先，基于实际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奠定可靠基石。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性决定了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多样化。其次，重视实践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判断标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再次，注重实效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寻找价值认同。30年来，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方面成效显著。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是温州人求真务实的结果。首先，基于实际。温州民营经济发端于小商品，成就于大市场，温州人以小善大，不因事小而不为，正是这些小商品成就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大辉煌。其次，重视实践。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底蕴，温州人计划经济观念淡薄，事功意识较强，注重实干，理性务实，在实践中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的称号。再次，注重实效。温州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民本经济或草根经济，植根于民、受益于民、藏富于民，其与苏南模式的政府经济、珠江模式的外资经济相比，对民生实质改善与财富内生增长绩效明显。

七、历史启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0年来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与温州民营经济实践历程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就是要勇于创新。

(一)政党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非公经济放开的历史，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导。回眸30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可以清晰看出其每次重大突破都源于党的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温州人用“放出来”的深刻总结，印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得益于党对家庭副业的鼓励、个体经济的扶持、私营经济的定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原则的确立、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人民的实践创新

人民群众是民营经济实践的主体，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是对人民群众探索与实践非公经济形式多样化的历史总结与理论升华。党在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中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主性，尊重其首创精神。被称为“创出来”的温州民营经济是温州人在发展民营经济实践中敢闯敢试的结果，是坚持创新是常态，不变是变态，率先进行变革与突围的结果。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6

（世经评论·北京）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有人提出，在“新经济”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了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的信息市场。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使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的解释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高职思政课；高中政治课；教学内容；衔接与融合

高中政治教师虽然经过了系统的理论学习，但是很少深入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无法充分讲解现有教材中的理论难点，容易使学生在认识上产生误解和偏差。高职思政课教师专业理论基础较为深厚，但是缺乏高中教学实践经历，对高中政治课教学内容和要求缺乏充分了解，对学生在高中学习期间存在的思想困惑和理论难点也无从把握，导致高职与高中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内容上衔接不够紧密，甚至出现脱节现象。

一、高中政治教材内容设置给课堂教学带来挑战

高中一年级思想政治课使用的教材是教育部统编教材———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经济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学习经济知识，了解社会经济生活的特征和本质，从而学会把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和实现自身的发展。高中“经济生活”课程任务多样，内容丰富，既包含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如价格波动、价值形成、生产投入等，又涉及学生日常生活和未来发展的相关知识，如货币认知、理性消费、保险理财、就业创业等，还融入了思想教育的内容，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这些知识内容汇聚在一本教材中，要求高中生在一个学期内全面掌握并能熟练运用，给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一是内容多，涉及面宽，不仅高中生难以理解与把握，而且超出了教师的专业知识覆盖面。“经济生活”的教学内容不仅涉及经济学基本理论，如价值理论、经济制度、生产理论、消费理论等，还涉及金融、财政、税收、国际贸易、企业经营、劳动就业等内容。“经济生活”课所用教材对这些知识内容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加以补充，增加了教师备课的难度。以教材《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第一课中的“信用工具和外汇内容”为例，当前银行卡结算主要使用借记卡，但是该教材却没有介绍借记卡，反而直接介绍信用卡。学生和教师如果缺乏相关的金融知识储备和实践经历，仅凭教材的介绍无法实现对信用知识的基本认知，因为高中生在生活中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借记卡或支付宝等第三方欧洲杯投注官网的支付方式，而不是信用卡。此外，教材还介绍了支票，但是对于学生乃至普通大众而言，支票是很少接触的一种金融票证和欧洲杯投注官网的支付方式。二是在教材介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结构中存在矛盾。高中政治课具有特殊属性，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如《经济生活》教材第一课介绍了劳动价值论，第二课《多变的价格》在“专家点评”板块中强调了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一观点。但是，该教材对相关内容缺乏深入剖析与论述，容易引发高中生认知上的偏差和理解上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逻辑而展开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单纯强调某一结论，不利于学生经济学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此外，商品价值的形成和构成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经济学理论焦点之一。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在劳动力作为商品生产主体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是多元的，仅把商品价值归因于劳动就难以理解商品的本质。如果《经济生活》的目的是希望学生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和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导向编制框架、设置内容；如果《经济生活》的目的仅仅是介绍当前经济学界形成共识的内容，就可以简单地对某些观点做一般性知识介绍。显然，《经济生活》在劳动价值论内容介绍方面倾向于后者，这容易使高中生对商品价值量的度量、劳动时间的计量单位、商品价值量与价格对应等问题产生疑惑，教师在教学中也难以解答学生的疑问，最终影响了高中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认知。三是教材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的内容呈现与理论体系的系统性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经济生活》教材第一课首先介绍货币的起源和基本职能，是因为学生对经济生活的感受与认识是以货币或钱物的使用为起始的。教材的这个开端虽然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经济生活的认知兴趣，但是与经济学一般理论体系的起点存在较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商品分析入手的，进而围绕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逐步展开，深入发掘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属性。《经济生活》教材没有从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出发，而是从学生身边的经济生活现象入手展开论述，容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却因缺乏理论逻辑的支撑而导致知识呈现碎片化。四是教材内容相对单调且与高职课程存在一些重复。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思维敏捷，喜欢接触新鲜事物，愿意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特别喜欢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动态和社会发展的新成果。但是，高中政治课教学难以将学生的良好愿望与课程教学实际联系起来，教师往往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和原有的课程安排讲授教学内容，而有些内容往往滞后于我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现状，也难以满足高中生的学习需求。教学方式的单一和知识内容的相对滞后，既无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无法满足中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求。由于部分内容在高中“经济生活”课程教学中已经有所介绍，高职生在学习思政课时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大大削弱了学习实效。

二、高职思政课与高中政治课在教学内容衔接上的困惑

高职院校思政课涉及的经济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高职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进程，从而增强高职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从理论来源上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的经济学理论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探索并逐步总结出来的，也学习借鉴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成果。这些理论知识对于高职生来说往往较为抽象，甚至晦涩难懂。高职思政课教师如果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具体变化不能充分展开论述，就难以在具体的经济理论和问题分析上形成较强的阐释力与说服力。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与研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以及经济生活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高职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讲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观点，而且要有选择地介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让学生充分了解经济学领域的新动态、新观点和新方法，力求从理论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实践依据论证透彻。当然，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时，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学会分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理论的分析和批判,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那样，在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要有对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1]高中“经济生活”课在介绍经济生活一般常识时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结论，实际上来自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教师不需要清晰地阐述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对立与区别。然而，高职思政课教师必须对两者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和拓展论述，“对于一些容易在价值观方面产生误导的内容,应作针对性的说明和必要的内容补充”[2]。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阶级剥削、劳资矛盾、剩余价值的产生以及社会结构的失衡等问题展开，而且因为时代飞速发展使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新经验、新理论，需要高职生不断学习、批判和吸收。

三、高职与高中政治课教学内容衔接融合的举措

高职思政课教师要想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来讲解，就必须分析、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实现与高中政治课内容和目标的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由于高职生经历了高中政治课学习，高职思政课不仅不能与高中政治课在内容上存在错位，而且应该“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的变化，重点突出其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教学内容”[3]。高职思政课与高中政治课虽然具体教学目标有所不同，但是终极目标有内在一致性，即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这就要求二者在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上做到有效融合。高职思政课教材编写者要熟悉高中政治课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避免简单重复，要侧重培养高职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政治教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高职思政课程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但是课程的设置和教学都应该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能只强调课程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有助于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教师仅仅注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等知识，就不仅难以达到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目的，而且难以充分解释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教师必须深入学习，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能力和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能力。其次，思政课教师要拓宽与高中政治课内容的融合渠道。高职思政课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理论加以融合，无论教材编写还是课程教学都不能仅局限于现有观点和理论体系，要放眼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促使学生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关注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成果。高职思政课教师在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时要阐明马克思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出相关结论的，也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挑战。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教师如果回避社会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挑战，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无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难以发挥马克思主义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作用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当然，高职思政课教师在介绍经济学新理论时，不能仅仅把相关经济学理论视为纯粹的知识体系，或者把相关课程视为经济学基础课和启蒙课，而要在讲解中介绍某些理论的研究特色和值得借鉴之处，阐明相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或矛盾，以及在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最后，高职教师与高中教师要加强教学研究。高中“经济生活”课仅仅开设一个学期，教学内容仅仅涉及一册教材，但这一课程浓缩了繁富的经济学知识，教师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规定的教学目标并不容易。高中教师不仅需要对教材进行研读和消化，还要根据社会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现有教材内容进行重新构建，力争做到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了解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设计与实施教学。经济学理论的综合性和不同学派之间存在的差异性，都要求高中政治课教师既要掌握相关经济知识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来源，还要了解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争议，以便在教学中将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结合起来，有所侧重地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基本理论，从而提高学生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能力。高职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也要针对高中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把“经济生活”课涉及的经济学知识进行拓宽和延伸，深化高职生的经济理论认识，促使他们学会运用各种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

参考文献：

[1]丁堡骏.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j].当代经济研究，2006(1）：54-58，73.

[2]孙辛勤，施建军，张台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高职生价值观塑造[j].思想教育研究，2007(4）：16-19.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8

1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的提出是相对于狭义虚拟经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般泛指由金融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而传统实体经济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现象可视为纯粹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定义为：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包含了实体经济、纯粹虚拟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等。2010年，林左鸣教授将广义虚拟经济由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相互渗透生成的这种特性称之为经济上的容介态。生活价值论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理论基础。人类活动的本质是具有社会性，人类活动不是肉体的（生理的）更是基于精神的（心理的）活动。马克思总结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时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与现在的说法“以人为本”异曲同工。劳动对象化是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图式“劳动和生产商品的人类活动”的内涵进行的精辟概括，而今天的商品是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叠加了诸如品牌等的信息内容，产生了虚拟价值为主导的市场价值，因而对人类活动图式的经济学概括就从劳动对象化进化到了生活对象化。以上是生活价值论的基本内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产生于对当前经济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有其广阔而雄厚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和实践基础。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实现和检验其指导意义、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时注定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林左鸣教授选取“微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解析，涉及当前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金融产业、“三农”问题、房地产、教育与卫生等民生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商业模式、品牌价值、人力资本等企业管理。

2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

“心理、信息、生活”贯穿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各自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相互容介，构成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三要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的心理需求，是相对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而言的。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显性心理，不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隐性心理。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主要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物质需求）。生理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可以看作是心理需求的某种特殊形式或者转化。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发展，显性心理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心理世界外化为生活的障碍越来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外化的物质技术难度降低了，生活世界的多样和开放缩小了隐性心理世界的疆域。心理还与心灵、精神等相连相通。人的心理（又有正向与负向，积极与消极等的分类）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心理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本源、资源，现时代是心理需求外显化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理论和信息哲学。在宇称不守恒的启发下假想：宇宙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构成的，进一步由物质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载体信息，信息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主体信息。人们的心理就是主体信息。因此，基于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经济活动中的信心是人们心理集合反映出来的存真度更高的主体信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的产生、栖身之所、增值贬值都与信心密切相关。“人气”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资源，人气、文化、信息、财富前所未有地统一到基于生活广泛对象化的广义虚拟经济门下。人气是人们生活趋向的体现，固化下来的人气凝聚结晶为文化，人气、文化的介质内涵是信息，是信息的符号化表现。人气、文化、信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创富案例比比皆是，并呈相互交错、凝聚、裂变式发展，但其共同源泉就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无限的心理时空。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是广义虚拟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生活”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同人的差异化生活，共同构成了生活资源；对象化的生活是抽象的，是生活资源凝结为价值“生活”。“生活”是主观的，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生活”也是客观的，生活本身覆盖了财富创造的全部过程。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是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心理、信息、生活）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统一于生活价值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3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3.1休闲农业是广义虚拟经济“生活”、“心理”要素的凸显

休闲农业也称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是以农业资源、田园景观、农业生产、农耕文化、农业设施、农业科技、农业生态、农家生活和农村风情风貌为资源条件，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体验、教育、娱乐等多种服务的农业经营活动。休闲农业是在城市化高度发展和人们经济收入较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的发展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最早起源于欧洲，后来扩展到东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休闲农业已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农业发展模式。农家乐是休闲农业的重要形式，是现代休闲旅游与传统农村家居文化相结合而兴起的新型业态。近年来，各地农家乐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农家乐先进典型，如湖南益阳的“花乡农家乐”，浙江富阳的“新沙岛农家游”，四川、重庆等地的“农家乐”等。“农家乐”作为社会风情游的特色旅游项目，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为具体内容，通过支付一定费用，游客可到农家尝试种菜、养鸭、网鱼、磨豆腐等丰富多样的劳动。休闲农业是在人们多样化生活追求、丰富心理体验驱动下发展起来的，是“生活”需求向农业生活本身索求的体现。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这种需求日益彰显并不断扩大，中国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内容丰富多样，为差异化“生活”之间的交替体验提供无限空间，预示休闲农业发展的无限前景。从朴素的农村“生活”到可交换的差异化“生活”，需要制度、规范、法律等的保障，更需要市场化的运作来挖掘“生活”体验需求，提供差异化“生活”产品供给。

3.2“信息”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进行数字化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包括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传感器采集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gis技术、电子商务等，构成服务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广义虚拟经济的“信息”要素应用于现代农业是以应用型信息的形式，除了信息技术，还可以是信息资源、文化信息等。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9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列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创始人，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过计划和市场这些概念，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他们认为，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公务员之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第348页。

[3]魏杰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动经济理论范文篇10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