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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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务员之家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2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

通常微观经济学上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其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十足的进展，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起微观众经济学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如马歇尔预言般达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更大突破，其中显著代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诸多成就。从微观众经济学理论出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在管理经济学上挑战完全理性假设，公共经济学上进行理论突破，管制经济学上开辟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上进行理论修正与补充，福利经济学上深化不断。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已有47年历史。通过分析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成果上看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趋势更加综合、多元、交叉。

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微观经济学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应用创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作为数理经济学的一种重要创新，其从公理化角度研究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稳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当作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基本方法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中都应用广泛。一般均衡体系由萨缪尔森提出，使其成为统一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并将规模报酬因素引入，结合起资本与投资理论。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应用。约翰•福布斯•纳什通过不动点定理，使均衡点的存在得到证明，奠定了博弈论一般化的基础，海萨尼对不完全信息博弈领域进行了新的开辟，让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到发展，维克里与莫里斯开创了不对性信息条件经济激励理论研究，并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三是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应用。通常资源配置的完成依靠价格体系的调整，康托罗维奇首次提出解乘数法，在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中引入线性规划方法，将定性研究发展到现实计量阶段，赫克曼与麦克法登则建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使统计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在个人、家庭、企业统计分析应用中广泛，使经济信息在反映社会本质上更深刻。四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应用。该经济学研究领域新的开创依赖于卡纳曼与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关于基本方法论困难的解决出路，提出期望价值理论遵循条件，使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得到弥补，推动了经济理论现展。

二、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学的解释力因经济学的放松与拓展持续增强

经济学理论大多建立的基础为一系列假设和假说，假设又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一种非现实主义抽象理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历年理论来看，研究微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理论程度、信息确定性两条主线，再结合放松假设，向现实世界不断走近，以拥有更强的解释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依托“经济人”假说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为理想模式，难以在实际中有效指导决策，而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论贡献，正是建立在逐步放松的理性假设上，让更加复杂的人性假定来替代“经济人”假设。此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分析出，对于完全信息假设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逐步抛弃，转而研究不完全性信息与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问题，让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空间更大，并使其作为经济学分支有更强的现实世界解决力。信息经济学着重分析研究人性假设与外部环境的决策约束因素，数量化不确定性，在激励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的模型构建上给予方法论基础。不确定信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前提进行改变，开创了新的经济学理论空间。在放弃交易成本为零假定后，交易成本理论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在真实世界更准确审视上拥有了更有力工具。从该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为对非现实主义旧的假设不断放弃，让假说向真实世界更加靠近的成长过程。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综合性、多元性、交叉性特征更加明显

综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趋势，微观经济学里获奖理论在研究上更趋向于数理化，且分析方法显现出综合性、多元性的特征。在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数学结合经济理论，开创数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结合经济数据，通过计算机定量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范围上，学科研究越来越广泛，并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倾向表现使得经济科学能逐步独立并树立一元化地位，逐步向人口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实现多元化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多元性、综合性、交叉性与前沿性特征更加明显。

三、结束语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前人成熟的理论体系知识，更大程度地理解与掌握单个社会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多样化假定条件、非经济化研究领域等发展趋势更加透彻、了解，使学科知识能更好转换成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创造驱动价值力。

作者:夏侯健丹单位:新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4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数学模型

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具,数学中的函数、极限等理论都对经济的研究具有积极影响.研究数学理论,并正确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数学主要是研究数量、结构以及空间变化的学科,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在人类发展历史的多个领域显示了其积极作用.

1经济数学化的特征

数学与经济学不同,在二者之间结合上,要找到合适的切合点,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来经济问题.研究者要立足于经济研究,从其中找到能够使用的数学理论,而不是将某些数学公式生硬的套用于经济研究.数学具有逻辑性强、思维缜密和精确简明等特点.而经济则具有多变性,同样经济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经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借助数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是将其数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注意经济所处的时期甚至是地域,并且要承认数学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的多种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数学就像一个有效的工具,经济研究的数学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与其他的存在形式一样,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能够说明客观道理,但不能盲目的使用,数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笛卡尔理论说明数学本质在于他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具有多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应用广泛.也就是说,数学在应用于经济学中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2．1数学化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原则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基本原则就在于要尊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或符号出现在经济研究中,要在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在进行应用.数学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经济的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帮助经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在研究企业利润过程中,可以利用极限和导数理论,计算出生产数量与企业获得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经济市场发展,企业产品需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产品价格制定过程中,不仅可以基于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因素,还可以根据数学中的沃顿模型来进行更精确的计算,来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制定.

2．2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以沃顿方程为主的多个数学方程都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可将其构建成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生活的经济问题.在沃顿数学模型构建中,物价与劳动力薪资的比例关系清晰明了的展现在决策者面前,工资紧随着物价,而物价与工资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数学模型提示政府要按照均衡理论,将没有处于平衡状态下的物价与工资的形成做出适当的干涉.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就是源于他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而数学模型的介入则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精确,经过数学模型介入的经济学研究更能够对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当然,数学的应用并不是全过程的,数学应用要掌握好这个度.另外,在使用数学理论过程中,还要把握其前提条件.数学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具有必然性,其目的是通过数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些研究中,数学的胡乱应用使经济研究陷入了危机,这是由于没有在研究中注重质和量,因此掌握其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在把握质和量两个因素过程中,要了解质是量的基础,而量是一定质的量,一定的量变最终会达到质变.在数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中,在我们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时,首先要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其边界值.也就是说,在数学模型建立之前要先提出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同一变量也能够产生不同的应变量值,边界问题是保证数学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只有规范问题的量,才能确保结果的质,这才是合理的应用数学质与量之间的关系,并保证结果的质.这样才能正确的发挥数学模型的作用,避免进入数学陷阱.

3总结

我们应始终辩证的看待经济与数学的关系,既不忽视数学的作用,也不盲目的应用数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数学对静静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但胡乱的应用导致的经济形势分析不准确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着手于实际.对以往的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如何正确的选择数学模型才是研究的关键和首要问题.对于经济研究,我们不能将数学视为唯一理论,在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采用最基本的经济观察,要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物价原因进行分析,做到真正以经济研究为主题.总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但要正确应用数学理论,数学模型的应用要立足于经济研究.

作者:吴耀泽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桑丽楠．试论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与经济数学模型的应用[j]．商,2016,(19)．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7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方法问题

一、前言

经济学与数学这二者本身的性质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二者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首先在经济研究之中运用到了书算数的方法，这为之后经济问题借助数学手段解决问题开了先河。在这数百年之间，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并不仅仅是好处，过度依赖数学使得经济研究之中出现了失误，有些数学理论并不适合经济研究。所以如何辩证地看待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文章将对此展开研究探讨。

二、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经济学与数学本身的性质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二者之间并非没有联系，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二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经济学要不要用数学。经济学究竟要不要用数学，这是一个问题。前人过分依赖数学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使得人们似乎并不能信任数学了。那么经济学的发展究竟要不要用书学呢？数学是“数”与“形”相结合，是研究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科学。数学之中包含抽象的符号还有运算规则，将这些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这样一来，就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充满了趣味性。抽象符号区别于文字本身，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得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的枯燥乏味了。与此同时，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多义性，表达不准确就会引发歧义。借助数学符号就可以有效减少这样的问题，减少不必要的争吵，提升了工作效率增强了科学性。还有注意的一点是借助数学符号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文字与数学符号这二者各有千秋，既有好处有坏处，二者互补，共同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二）为什么要用数学。数学与语文作为教学之中两大主科不是没有道理的。数学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数学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推动经济的繁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大概也就是经济学要模仿数学的缘由吧。在论证方面，经济学的理论论证是仿照数学的论证方式的。首先就是借助数学工具与数学方法来论证经济理论；或者是经济理论与数学方式方法、统计学的方式方法相结合，这两者都是经济学应用数学的成果。近年来，出现了金融数学这一新兴学科，这是经济学与数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专家们预测将会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一门学科。或者说在中国，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宽广的国家，这也在提醒我们要切实弄清楚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学要怎样运用数学

搞清楚了经济学要不要用数学以及为什么要用数学之后，就是怎样借助数学来发展经济学呢？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性质以及各方面都是不相同的，二者之所以能够相互结合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说价格、供给等共同的要素，这都是可以用比较明确的数据来表示的，这也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可以互通之处。投入产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数学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一个研究经济系统各部门之间表现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的数学模型。所谓的投入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成本，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人力成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原材料的等的成本，甚至还有进行研究所用到的实验室以及实验原料等的成本。各种成本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谓的投入。至于产出，就比较易懂了。所谓的产出，就是我们从事某项活动所创造出的产物及其使用的方向。比如说，日常的生活消费，服务行业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行业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生产出生产发展的各种用具、及其以及能源，还有就是服务行业出售自己的劳力来为人们提供服务。这种关系是借助线性代数这一数学方法，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发展与数学的发展相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学在应用数学方法的过程之中，无论是从线代到数学分析，还是从数学分析到概率论，这些都是借助客观实际的，是以最初的假定为条件，一旦突破了最初的条件，就意味着经济学的发展有了重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也就书去了反应社会实际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怎样应用数学的道理。

四、结束语

经济学与数学本身在性质以及其他的各方面都是没有什么相通之处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二者之间没有渊源。文章针对究竟经济学的发展究竟要不要使用数学、为什么要使用数学以及最后的怎样使用数学，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事实证明，经济学借助数学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过度地依赖数学也是不可取的，发展经济学要适度借助数学原理、公式，实现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张东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现代经济学发展[1].东击论丛,2004（1）:30-32.

[2]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5）:93-96.

[3]曾佳妮.浅析数学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j].低碳世界,2017（2）:174-176.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8—0037—07

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应保持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又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转换其研究视角。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学科基本稳定性的前提下转换其研究视角，也是政治经济学说史变迁中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本文将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诞生以来，就一直服务于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其研究视角也随着该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相关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发展、完成到1830年开始瓦解，在这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一是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威廉·配第尝试用培根成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揭示、发掘经济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继承综合先人的观点，坚持自然秩序论，反对“人为秩序”，这意味着他们已了解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给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研究客观规律的任务。二是在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而且有很大发展，于是，研究财富的增长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亚当·斯密的学说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其代表作《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的条件，目的在于找出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经济学完成阶段，李嘉图面对当时英国社会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矛盾，从维护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把阐述分配规律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企图通过对各阶级之间分配问题的研究，来确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卫资本家的利益。

1830年，古典经济学开始瓦解。马克思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解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前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其代表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继承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描述经济现象、阐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为己任。

从1830年至今为止的170余年时间里，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几乎每50年转变一次，至今为止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由约翰·穆勒于19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虽然较为激烈，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在维护“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试图改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主要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途径，以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第二次转变是由马歇尔于19世纪90年代完成的。当时，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使得资产阶级思想领域不得不转移研究视角，即从调和矛盾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集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马歇尔一方面将经济学体系建立在心理因素和数量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将研究内容由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移到消费、需求和效用。第三次转变是由保罗·萨缪尔森于20世纪40年代末综合完成的。他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弥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目前，西方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转换的方向是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并强调“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与统计定量”。（洪银兴：《现代经济学》，2版，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也经历了三次发展：一是列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二是斯大林依据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三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我们尚未真正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但还存在着不成熟性。

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在“苏联范式”影响下导致的政策代替理论、理论滞后于实践两个缺陷外，还有两个缺陷：

一是忽视不同背景下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它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根据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劳动经济这一背景下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这些结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教条。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根据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同样，西方经济学理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技术经济、资本经济目前则以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内容在内的新经济为基本分析背景。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必须研究其对我国经济实践的适用性问题。

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重于规律实现过程或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前一阶段是革命，后一阶段是建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要阐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一规律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从近期来看，我们应该把这一规律在实现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革命”的角度说，我们既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要分析其经济运行关系的调整及其对经济制度层次上的矛盾的缓和作用；就“革命”与“建设”两者关系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现行政治经济学未能走出对“长期规律”分析重于对“实现过程”分析、对“革命”的研究重于对“建设”的研究的圈子，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化建设的气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所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起点回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深切感到转换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准则

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就国际范围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新经济的挑战；在国内，面临着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转变形式，即主要由政治或军事手段转为经济形式，实施所谓的“和平演变”、“经济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失去发言权，就会失去竞争力。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这一角度或视角重构其研究体系和内容。

为了找到重构的路径，防止理论上陷入误区，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不变”与“变”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和内容作相应的调整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改变。“没有必要改变”，是因为生产关系值得研究，“不应该改变”，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指明前进的道路并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在已经进行的三次研究视角转换中，也是“变”与“不变”相结合的。从1830年古典经济学中非科学的成分被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承、发展一直到目前为止的近170年的时间里，西方经济学坚持以论证、补充或完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中心，以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理想社会为目的这个宗旨始终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在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特定的视角观察和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象和机理。例如，在西方经济学变动最大的第三次视角转换中，萨缪尔森建立了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是同一理论体系中所涉及的两种不同情况。这样，既维护了斯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想社会的说法，又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所以，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第二，“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正确认识三个层次的“斗争”与“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一是从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态势看，“斗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而“建设”和“发展”是“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行建设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取胜。二是从社会主义自身的产生、发民过程来看，“斗争”和“建设”一样，是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的两个过程或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后，应该转为“建设”阶段，“建设”是共产党人为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展开的与物质世界的“斗争”。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角度看，“斗争”和“建设”是社会面临的矛盾形式。目前，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即主要矛盾是“建设”，“斗争”则是次要矛盾。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由“斗争”转为“建设”和“发展”，包含上述有关“斗争”与“建设”的三个层次的含义，而不是否定“斗争”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而变迁的。在穆勒进行第一次转换时，虽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尚未构成威胁。所以，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还试图寻找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方式。马克思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并批评穆勒及其追随者们所做的一切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到马歇尔进行第二次转换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不得不转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第二次转换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而其内部经济运行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第三次转换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转换主要是围绕其经济理论本身的修补、完善而展开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转换经济学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三，经济的本质关系与现象的关系。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的本质关系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两者截然分开，似乎经济本质关系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只能由西方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把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作为既定前提和目标就反映了其倾向性，说明它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忽视经济关系。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密切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它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参见高鸿业等：《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另一方面，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成果得到承认的事实表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一种“回归”研究经济关系的趋向，尽管它们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表层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看，经济关系研究与经济现象研究也是相互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卷中所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本质，而在第三卷中“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中，我们不应回避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且，根据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关系的实现加强对社会主义各种经济现象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由封闭走向开放，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经济现象研究的有用成果。这正如西方学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方法、经济范畴甚至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分析一样，对理论的发展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第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指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而不是研究经济政策。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政策并供政府决策部门和相关经济主体选择，是经济学“致用性”的具体含义。所以，要改变目前政治经济学作为“政策解释学”的形象，必须调整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次序，即由“用理论去解释政策”转换为“由理论推导出政策”。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转换路径初探

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首先必须在研究体系上突破目前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二分天下”的框架，将其“合二为一”，建立由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和经济运行关系等三个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

“二分天下”体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一般的有姓“资”姓“社”之嫌，也不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问题，而是在强调对立的同时，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作为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内部并存等情况下内在的经济联系，从而不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利用经济规律。

构建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是能够成立的。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思想，生产关系从横向来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从纵向看，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属性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私有制度、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这可称为经济制度关系；有在经济制度关系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关系，或以各种形式外化或反映经济制度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财产资本（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股份资本（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经济形式的安排与工厂监管制度、市场自发调节等管理体制，这属于次一级的关系，可称为经济体制关系；有属于一般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关系等。

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在“合二为一”的新体系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并且更趋完善。一方面，静态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关系一般和比较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从动态角度研究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可以始终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主线，并通过这一人类社会共同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贯穿起来，即在经济制度关系层次上，按照经济制度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共同规律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进行经济分析；在经济体制层次上，按照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关系也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共同规律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展开经济研究；在经济运行层次上，分析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的微观与宏观、封闭条件下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理。

按照“合二为一”体系的研究主线和思路，还需要更新其研究内容。

一是在经济制度层次上，实现由为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关系向为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转换，重视经济制度关系的现实基础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还不雄厚，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关系，是为了探索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途径，强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人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

为此，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方面要静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一般，动态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演变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交替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在经济基础薄弱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效率区间、矛盾及其解决；考察公有制度的本质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途径；探索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现实路径，等等。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在生产力不发达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还带有“旧社会烙印”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的研究。在传统的经济研究中，我们不承认或忽略公有制在实践中面对人们的“私”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矛盾，这是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的确，所有制关系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实现由“私”向“公”的转变，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可能同步实现转变。我们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的存在，经济学能做而且应该做的是研究两者的关系，找到“公”与“私”的协调机制，规范“私”的实现机制和实现次序，并引导其为实现“公”的本质要求服务。

二是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上，实现由“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分析结合”的转换。这里所说的“内”和“外”，是就生产关系系统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的。传统的经济分析主要是就体制论体制的。在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体制内、外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指：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内部，在静态研究经济体制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作用区间和实现机制，动态研究其运动规律的同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为考察对象，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如市场有组织和市场信息不完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制度建设理论等）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探索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服务。二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考察对象，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改革前后）和横向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探索社会主义的目标体制模式和现阶段促进体制转型的成本、路径、次序和相关制度安排。

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外部，主要研究：（1）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制度关系（第一层次的生产关系）变迁的效应。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制度关系的影响，这是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非常薄弱的环节。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到列宁时代的国家部分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规律如何？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一体制模式的变迁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与公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过程。（2）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运行关系（第三层次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关系和体制关系约束下运行的，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关系下，经济体制关系不同，经济主体的目标、行为选择从而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经济运行一般，更要研究经济制度、体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态、政策及其效果。

三是在经济运行关系层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的转换，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理论研究上的“开放”。在经济运行层次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性，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为我所用。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利用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的人类文明成果。

第二，经济运行分析方法上的“开放”。我们必须从追求自圆其说的分析方法转向现代经济学的次序分析，它是一种根据不同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相应政策、措施，并在比较分析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与效应的基础上决定其推进次序的方法。

第三，经济运行体系内部三个层次间的“开放”。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上文说过，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在经历着第四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其主题就是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用微观经济行为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裂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微观经济原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套，而不是两套。”（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二是在对外经济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之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加强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研究，即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影响；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负效应，等等。

改革是必然的，但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然而，只要我们改革并不断地发现、修正改革过程中的错误，改革就会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也是如此。

［收稿日期］2000—05—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23、24、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2、1974.

［2］洪银兴.现代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