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法学论文范文篇1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对话经常被呼吁，但对话并非总能经常进行。对话不是说话，它的实质是对话者自由、平等、开放、和平地交流观点，主观上试图避免分歧和误解恶化的后果，同时尽可能促成共识的形成。通常，对话正常进行需要如下前提：

其一，对话主体必须具备对对方的独立性、平等性的主观认识。当对话者对对方主体的独立性没有合理认知，那么对话者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平等观，具有平等本质的对话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则笑话讲述一个乞丐夸耀自己终于和一个富翁讲上话了，因为当他开口向富翁乞讨时，富翁大声叫他滚开。很显然，这种语言上的来回并不是对话。在基本主体性都不认可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对话。主体性的认知均是基于不同角度对客观独立性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独立性本身。

其二，双方对彼此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如同我们奉行“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一样，对话双方也需要对对方尊严和存在价值予以认可和尊重。无论对方的研究领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我们都应该尊重其在各自领域的发展和成绩，也就是对其自身纵向领域的发展予以肯定，在其横向领域上是否与己步调一致应予以宽容地理解。如果缺乏基本尊重，对话将可能缺乏理性，从而扭曲对话的实质，偏离了对话的初衷。

其三，对话必须存在前提性的共识才可进行。前提性共识不同于对话可能达成的共识结果，相反它是双方产生对话意向的源泉。如果对话双方完全没有共识，彼此认为不可能有话题，或者说其中任何一方认为没有共同话题，对对话是否具有意义表示怀疑，那么对话不可能展开或顺利进行。民法学与宪法学之所以可以展开对话有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双方认为这种对话必须存在。这种共识源于双方同属于法学学科群，共同怀有对法学建设目标的追求。这种共识可以促成对话，尽管共识的深浅会影响对话的效果。

二、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必然性

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法及其现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部门法。宪法学是以宪法和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宪法是配置国家权力、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法。无论是法学研究的理论状况还是学科发展的共同需要，抑或是民法与宪法自身的发展，都呼唤着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沟通与交流。其必然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

1、宪法学的自醒和自觉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调整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由于社会转型导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局面，但宪法学却并未及时跟进，作出相应调整，对社会现象和现实未能做出相应的及时的分析，更不用说理论指导。“从法学内部，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不少学者包括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刑法学者等对本学科的问题进行了宪法与宪政分析，形成了……一大批著作和论文，但鲜见宪法学界运用宪法与宪政原理分析行政法学、刑法学等学科的问题。”[②]宪法学界也逐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尤以一些书籍、文章、会议等表现出宪法学界的自醒意识，如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前言》书籍、文章《21世纪宪法学的发展方向》、第一届第二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基本方法研讨会”。基于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与长期发展的相对封闭，宪法学主动表达对话交流的愿望，完成了对话主体一方的形成。

2、民法学对自身不能完全自足性的认知

相比宪法学而言，民法学对自身的不自足性的认识要晚得多，这主要基于民法学自身较为发达的知识体系以及在市场经济下的显学地位。但是私权利主体之间关系有时不可避免地遇到公权力的入侵，一种在自身体系内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渐受到阻碍。在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也逐步意识到，“这种自我封闭，既使得民法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无法成为民法学研究的知识资源，也使得民法学问题成为纯粹的民法学者的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无法切入民法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人为的知识隔绝。”并进而主张“民法学界应该建构起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与法学以外的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与自然科学进行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即民法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平台。”[③]

两者各自的不自足导致对话，以谋求在不自足的前提下达致一种融通，并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的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

“过去两个不同的部门大多局限于各自的领域里，认为两个学科的关系不是太大，不仅限制了各自学科的视野，而且使得对很多范畴、概念的理解产生了误解。”[④]对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宪法与部门法的普遍关系的角度，“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⑤]在这种认识下，宪法必然要求部门法不得与之相抵触，即使宪法自身可能并非完全无暇。具体到法的适用性时，这种关系的理论却无法为现实提供指导。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件所做的“8·13”批复中“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无法道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宪法权利与宪法责任等等。显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效仿或推及其他。

另一种是从平行部门法的角度，认为宪法和民法一样只是法的一个部门而已。它仅仅是调整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不统摄和涵盖其他法的调整领域。每种学科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实行自治。而传统的公法私法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观点，导致各自为政。但实际上每个民事主体同时又生活在宪法的模式之下，一方面和另外的民事主体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契约自由的同时又受到公权力某些规则的限制。

尽管民法学与宪法学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但是双方都属于法学的领域，相互之间的天然联系与融通无法割裂。在更大的系统领域双方面临着相同的任务，追求着相同的价值。应该说由于两者调整对象的相互交织与相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前提性共识已经形成。

（三）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

由于当下一些现实问题交织着宪法和民法的调整，理论又无法满足，展开对话藉希解决现实问题自然是对话的功利主义预期。应该说这种交汇发展的现实问题有不同情形，有的是看似民法问题却需要宪法调整，有的看似宪法问题最终却需要民法完成。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经济成分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由于宪法本身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进行的界分与定位，民法调整的范围受到限制。早在2001年“8.13批复”可窥见一斑，2006年同命不同价一案则更显冲突。宪法自身制度的匮乏导致根本法需求助于部门法。

如果说上述一些宪法问题在累积着宪法与民法问题的碰撞，那么可以说“物权法草案”的制定是引发双方正式对话的导火索。而巩献田教授对物权法草案发难的公开信后的纷杂言论也是激发理性对话产生的现实原因。例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49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等等诸如此类的带有规范公权力行为的法条多次出现是否合理。民事主体的利益同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导致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不得不面临两法交融的问题。很显然，当下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理论都无法解决民法典制定过程中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无法指导立法实践。

简而言之，立法问题是现实发展的重大冲突。基于“学术研究水准直接影响立法水准”，[⑥]因此在统一民法典尚未诞生之际，开展民主的学术对话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并进而提高立法水平则是理性研究者的合理选择。

（四）对话是避免两者割裂发展的危险的必然选择

各自割裂的发展可能导致宪法的虚置以及权威地位进一步下降，并动摇人们对依法治国包括宪法至上的信心。而民法可能获得假性繁荣与显赫地位，但是转而迅即它作为法律的保障作用会进一步受到打击。

当然有一种割裂发展并非主观为之。如当宪法缺失某些调整功能，民法却不得不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时，民法首先求助于宪法，但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可能导致放弃解决，或者“违心”地接受某种宪法模式，然后民法也可能自行解决，诉求于自身的自足性，试图回归古罗马时期“万民法”的辉煌时期。但是无论是囿于宪法框架下的发展，还是基于梦幻帝国时期的狂妄，这两种方式都于法本身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相违背。理性的法学研究者总是试图考虑阻止这种情形的产生。于是，民法学与宪法学试图通过对话，达到对问题自在的共识，并进而谋求和谐发展的途径。

三、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话题

话题是彼此感到困惑，而且主观上认为与对方的沟通交流有益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它可以是边缘的，也可以是核心的。

（一）民法与宪法的地位之争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民法的地位就是民法学的地位、宪法的地位就是宪法学的地位的圈套，并进而将民法学的地位视为是民法学者的地位，宪法学的地位视为宪法学人的地位，从而使得双方之间的关于该话题的争论走样，变成饭碗之争。“持‘饭碗法学’观点者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从事自己这个领域的研究往往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都抱着‘饭碗法学’的态度，相互排斥、互相封杀，我们的法学将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合作，这将对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⑦]

那么对于“宪法是最高法”这一命题，是否有必要存有置疑？台湾学者苏永钦认为“不论是民事立法者（狭义）或民事司法者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或民法作为国家的法律，在不能抵触宪法规定这一点上，当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民法更不因其概念及制度有较高的技术性，而可以成为宪法之秩序内的独立王国。”而“这样的误解在民法学者间颇为常见。”[⑧]

实际上民法与宪法的地位问题上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在法现象意义上，大多数学者承认民法先于宪法而产生；在法规范意义上，宪法高于民法。但经常由于学者使用语境的不同，孤立地、割裂地理解容易引起歧义。

（二）公法、私法的属性归类

在公私法的分类方法上，民法属于私法已无疑义，但宪法的归属上还存在争议。我们发现宪法学界甚至认为自身在公私法的分类上处于超然地位，显然这种统帅地位或者试图统帅众法的归类不能获得普遍认可，因此对于在公私法前提下的双方地位产生歧义。

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宪政乃以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⑨]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⑩]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绝对地使用相对划分的公法、私法体系的泥沼，混淆概念。即使是在普通法国家的美国在理论上也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同时渗透着公法与私法；可以说，凡是有私法的地方，一般也都能找到公法的影子。

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新旧共存，传统的体系还未完全褪去，新的理论又扑面而来。君不见“统一公法学理论”、“公法学的崛起”、“公法论坛”竞相出台，而另一方面民法独霸私法之誉，于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公法私法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合理解释我们传统的法律体系。

（三）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式上的不同

民法与宪法均属于保障权利之法，但因约束的义务主体导致保障方式上存有差别。这个话题还可以衍生许多小的话题如财产权、隐私权、人格权等等的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方式的差异。宪法主要是通过约束规范公权力主体防止私权利受到侵害，民法则是通过规范约束民事主体的方式防止民事关系对应一方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前者是通过落实宪法责任来达到救济和弥补，后者是通过追究民事责任来予以救济。对于公民本人来说，权利本身是确定的，如公民享有财产权，这一财产权对于权利主体而言就是一种权利，界分“民法财产权”和“宪法财产权”无意义且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权利并不因为保障方式上的差别而界分为不同性质的权利。

（四）经济制度与经济成分的法律地位

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法律、政策等在确认和调整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制度。从内容上看，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经济管理体制和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宪法对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生产关系的确认与调整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11]而民事法律也必然涉及到因经济制度的划分而形成的不同民事主体，那么到底是所有的经济成分都是适格的民事主体呢还是只是一部分。又如民法可否介入公共财产的保护领域，公共财产是否也存在宪法保护方式和民法保护方式的不同，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如何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等等问题。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出发点不同，观点上自然就存在冲突。

（五）公权私权的协调

公权私权上的纠葛首先表现在截然对立地看待私权（利）领域和公权（力）领域，误认为民法调整私权，不应进入公权领域，而宪法仅调整公权领域不进入私权领域。殊不知，规范公权力的目的也是保护私权利，而私权利也会受到公权力的影响。其实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已经说明截然分割的公私领域并不存在。

公权私权纠葛还表现在，当私权利领域的活动可能触犯宪法精神或基本原则或条文时，私法的调整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如契约自由这种民法基本精神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如何限制？劳动合同中对于工伤致残、疾病、死亡等概不负责，或只负责发给较短时间的生活费等条款是否也是签字生效？在美国也有类似例子，如美国琼斯诉阿尔弗雷德h·梅耶公司，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私人行为时可能发生种族歧视进行了宪法限制。

（六）学科研究方法比较

民法学与宪法学在研究方法上极为类似，应该说是共同采用法学基本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宪法学与政治学的混淆导致宪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明显趋弱。相反民法学却已经发展到非常具体的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有助于宪法学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

（七）民事法律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

民事立法究竟应该树立何种理念，是以私权为中心调整一切与私权发生关系的主体，还是在上位法的框架下，界定自身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原则。在立法技术上，某些涉及到私权的内容是否需要照搬、挪用上位法或相关法的规定；法律制定依据到底是需要民法典公开表明依据宪法，还是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如物权法宣称依据宪法。

（八）违宪判断标准

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多方面的。“违宪”这一判断不能轻易做出，一方面是因为违宪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就像违法、犯罪一样不能被随意判断，另一方面违宪到底是从宪法条文解读，还是从宪法精神解读并没有统一标准。但是宪法与政治的关系相对密切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因为政治问题需要回避宪法判断。总之这一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挑战，也是实践中的尴尬。

（九）某些话题的内容超越了两者的功能，如公共财产本来是由公权力控制，可是当它进入民事关系领域时，它的身份是否会改变呢？如果它不改变，则有违民事关系平等主体之嫌，如果改变，谁有权将它改变。正如童之伟教授指出：“《草案》在享有基础性物权的主体资格方面并没有确认平等，也不可能确认平等。只要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继续存在、只要起草者依照宪法办事，情况就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12]物权法立法的阶段性导致立法上的模棱两可，保守与前进都显得不够有力，或许我们需要采取过渡性的态度，调整过渡时期的物权关系。

四、如何评价对话

评价对话建立在对对话结果的认识上面。首先对话的结果不能预设。如果双方预设了对话的结果，那么双方则容易误将自己预设的结果作为共识的内容，则不免产生说服而不是对话的心理，与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其次，对话的结果并非仅通过明显的共识体现。对话是使双方的共识更为巩固，分歧更为微小；对话也可能仅仅是使双方消除部分误解或成见，增进了解；功利主义眼光或许抱定要有共识才能叫做成功的观点。但其实对话若能将问题的症结明确下来也是成果。最后，对话化解对立情绪，产生良好的研究氛围。

应该说本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它为解决前述理论困惑以及现实发展矛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至少对话促使对话双方冷静思索之余尽最大可能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成分。对话留给我们一些思考。或许我们有必要换位思考，如果民法是这样，那么宪法是什么；宪法是这样的，那么民法是什么，惟如此我们“×”法中心主义或“×”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就会消失。或许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并非是同步的，[13]这种步调不一是否会带动所有学科加快步伐，走到理想彼岸，还是会遇到羁绊又需重新调整。这些思考会留给我们更多的话题。

对话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除了这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正式以对话为名的会议，我们陆续发现专业期刊上有关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系列笔谈，如《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杂志》、《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等等，还有接下来的会议，如2006年6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承办在重庆召开的物权法研讨会。梳理对话的成果有助于巩固双方的共识并有利于下一次的对话。对话的初衷是相互交流与融通，是对彼此的尊重。因此，一次性地工具式地对话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两者相互借鉴并达致对法律终极价值一致的认识仍不断继续。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并非将来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而终结。

互动与回应是对话的基本特质，否则话题就无法深入。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也不无遗憾，如说话多过对话，自说自话多过相互探讨。这种局面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对话双方对对话本身的认识还不够，双方固有的思维假定导致各自为政；或者是双方对彼此话题的前提的不一致导致误解不易解开；或许在这场学术对话中，对方双方的主体地位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或者对话人本身虽有独立意识，但还未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不善于独立思考。

应该承认，本次对话产生对法学研究的美好展望。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对话代表着法学研究的本质回归。当然，当下在一个较为狭窄的领域展开一个兴师动众的对话，一定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法学研究出了问题。针对曾经出现过的狭隘专业观的苗头，历史上的法学家表现出的警惕今天似乎仍然具有说服力。如吴经熊先生认为部门法的学科划分过于狭窄，法学者“因为各专一科的缘故，他们就往往把界限划得太严格，久而久之，以为这些界限是自然的分界。风不进，雨不出；两个疆域之间是永不会发生关系的。”他称这种现象导致了“法学的孤独化的趋向。”[14]同样，现代学者的思考也不无批判性。“从理论上讲，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都以人类美好未来为精神寄托，地位平等，研究互契，不应存在宪法学就唯研究宪法、部门法学就唯研究部门法的划地为牢、望文生义式的学科思维。学科的交叉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需要同时增强自主性河开放性。条块分割、井水不犯河水，是学术与理论发展的大忌，是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15]

我们的法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理解性对话和交流中向前发展着。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法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16]”

参考文献：

1、（英）戴维·伯姆：《论对话》，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5、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物权法研讨会论文集”，西南政法大学6月26日会议文集。

8、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9、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10、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11、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2、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3、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14、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5、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注释：

[①]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②]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③]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④]参见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⑤]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⑥]童之伟：《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⑦]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⑧]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⑨]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71页。

[⑩]（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1]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2]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3]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而言，有时不得不黯然承认，宪法学的发展较为缓慢，研究局面也较为“沉寂”。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思维还不够。而宪法学会有计划地开展关于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也表明较为强烈的自省、自觉意识。

[14]吴经熊：《关于现今法学的几个观察》，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收于《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法学论文范文篇2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对话经常被呼吁，但对话并非总能经常进行。对话不是说话，它的实质是对话者自由、平等、开放、和平地交流观点，主观上试图避免分歧和误解恶化的后果，同时尽可能促成共识的形成。通常，对话正常进行需要如下前提：

其一，对话主体必须具备对对方的独立性、平等性的主观认识。当对话者对对方主体的独立性没有合理认知，那么对话者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平等观，具有平等本质的对话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则笑话讲述一个乞丐夸耀自己终于和一个富翁讲上话了，因为当他开口向富翁乞讨时，富翁大声叫他滚开。很显然，这种语言上的来回并不是对话。在基本主体性都不认可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对话。主体性的认知均是基于不同角度对客观独立性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独立性本身。

其二，双方对彼此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如同我们奉行“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一样，对话双方也需要对对方尊严和存在价值予以认可和尊重。无论对方的研究领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我们都应该尊重其在各自领域的发展和成绩，也就是对其自身纵向领域的发展予以肯定，在其横向领域上是否与己步调一致应予以宽容地理解。如果缺乏基本尊重，对话将可能缺乏理性，从而扭曲对话的实质，偏离了对话的初衷。

其三，对话必须存在前提性的共识才可进行。前提性共识不同于对话可能达成的共识结果，相反它是双方产生对话意向的源泉。如果对话双方完全没有共识，彼此认为不可能有话题，或者说其中任何一方认为没有共同话题，对对话是否具有意义表示怀疑，那么对话不可能展开或顺利进行。民法学与宪法学之所以可以展开对话有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双方认为这种对话必须存在。这种共识源于双方同属于法学学科群，共同怀有对法学建设目标的追求。这种共识可以促成对话，尽管共识的深浅会影响对话的效果。

二、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必然性

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法及其现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部门法。宪法学是以宪法和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宪法是配置国家权力、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法。无论是法学研究的理论状况还是学科发展的共同需要，抑或是民法与宪法自身的发展，都呼唤着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沟通与交流。其必然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

1、宪法学的自醒和自觉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调整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由于社会转型导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局面，但宪法学却并未及时跟进，作出相应调整，对社会现象和现实未能做出相应的及时的分析，更不用说理论指导。“从法学内部，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不少学者包括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刑法学者等对本学科的问题进行了宪法与宪政分析，形成了……一大批著作和论文，但鲜见宪法学界运用宪法与宪政原理分析行政法学、刑法学等学科的问题。”[②]宪法学界也逐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尤以一些书籍、文章、会议等表现出宪法学界的自醒意识，如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前言》书籍、文章《21世纪宪法学的发展方向》、第一届第二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基本方法研讨会”。基于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与长期发展的相对封闭，宪法学主动表达对话交流的愿望，完成了对话主体一方的形成。

2、民法学对自身不能完全自足性的认知

相比宪法学而言，民法学对自身的不自足性的认识要晚得多，这主要基于民法学自身较为发达的知识体系以及在市场经济下的显学地位。但是私权利主体之间关系有时不可避免地遇到公权力的入侵，一种在自身体系内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渐受到阻碍。在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也逐步意识到，“这种自我封闭，既使得民法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无法成为民法学研究的知识资源，也使得民法学问题成为纯粹的民法学者的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无法切入民法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人为的知识隔绝。”并进而主张“民法学界应该建构起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与法学以外的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与自然科学进行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即民法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平台。”[③]

两者各自的不自足导致对话，以谋求在不自足的前提下达致一种融通，并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的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

“过去两个不同的部门大多局限于各自的领域里，认为两个学科的关系不是太大，不仅限制了各自学科的视野，而且使得对很多范畴、概念的理解产生了误解。”[④]对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宪法与部门法的普遍关系的角度，“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⑤]在这种认识下，宪法必然要求部门法不得与之相抵触，即使宪法自身可能并非完全无暇。具体到法的适用性时，这种关系的理论却无法为现实提供指导。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件所做的“8·13”批复中“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无法道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宪法权利与宪法责任等等。显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效仿或推及其他。

另一种是从平行部门法的角度，认为宪法和民法一样只是法的一个部门而已。它仅仅是调整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不统摄和涵盖其他法的调整领域。每种学科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实行自治。而传统的公法私法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观点，导致各自为政。但实际上每个民事主体同时又生活在宪法的模式之下，一方面和另外的民事主体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契约自由的同时又受到公权力某些规则的限制。

尽管民法学与宪法学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但是双方都属于法学的领域，相互之间的天然联系与融通无法割裂。在更大的系统领域双方面临着相同的任务，追求着相同的价值。应该说由于两者调整对象的相互交织与相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前提性共识已经形成。

（三）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

由于当下一些现实问题交织着宪法和民法的调整，理论又无法满足，展开对话藉希解决现实问题自然是对话的功利主义预期。应该说这种交汇发展的现实问题有不同情形，有的是看似民法问题却需要宪法调整，有的看似宪法问题最终却需要民法完成。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经济成分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由于宪法本身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进行的界分与定位，民法调整的范围受到限制。早在2001年“8.13批复”可窥见一斑，2006年同命不同价一案则更显冲突。宪法自身制度的匮乏导致根本法需求助于部门法。

如果说上述一些宪法问题在累积着宪法与民法问题的碰撞，那么可以说“物权法草案”的制定是引发双方正式对话的导火索。而巩献田教授对物权法草案发难的公开信后的纷杂言论也是激发理性对话产生的现实原因。例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49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等等诸如此类的带有规范公权力行为的法条多次出现是否合理。民事主体的利益同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导致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不得不面临两法交融的问题。很显然，当下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理论都无法解决民法典制定过程中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无法指导立法实践。

简而言之，立法问题是现实发展的重大冲突。基于“学术研究水准直接影响立法水准”，[⑥]因此在统一民法典尚未诞生之际，开展民主的学术对话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并进而提高立法水平则是理性研究者的合理选择。

（四）对话是避免两者割裂发展的危险的必然选择

各自割裂的发展可能导致宪法的虚置以及权威地位进一步下降，并动摇人们对依法治国包括宪法至上的信心。而民法可能获得假性繁荣与显赫地位，但是转而迅即它作为法律的保障作用会进一步受到打击。

当然有一种割裂发展并非主观为之。如当宪法缺失某些调整功能，民法却不得不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时，民法首先求助于宪法，但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可能导致放弃解决，或者“违心”地接受某种宪法模式，然后民法也可能自行解决，诉求于自身的自足性，试图回归古罗马时期“万民法”的辉煌时期。但是无论是囿于宪法框架下的发展，还是基于梦幻帝国时期的狂妄，这两种方式都于法本身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相违背。理性的法学研究者总是试图考虑阻止这种情形的产生。于是，民法学与宪法学试图通过对话，达到对问题自在的共识，并进而谋求和谐发展的途径。

三、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话题

话题是彼此感到困惑，而且主观上认为与对方的沟通交流有益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它可以是边缘的，也可以是核心的。

（一）民法与宪法的地位之争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民法的地位就是民法学的地位、宪法的地位就是宪法学的地位的圈套，并进而将民法学的地位视为是民法学者的地位，宪法学的地位视为宪法学人的地位，从而使得双方之间的关于该话题的争论走样，变成饭碗之争。“持‘饭碗法学’观点者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从事自己这个领域的研究往往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都抱着‘饭碗法学’的态度，相互排斥、互相封杀，我们的法学将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合作，这将对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⑦]

那么对于“宪法是最高法”这一命题，是否有必要存有置疑？台湾学者苏永钦认为“不论是民事立法者（狭义）或民事司法者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或民法作为国家的法律，在不能抵触宪法规定这一点上，当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民法更不因其概念及制度有较高的技术性，而可以成为宪法之秩序内的独立王国。”而“这样的误解在民法学者间颇为常见。”[⑧]

实际上民法与宪法的地位问题上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在法现象意义上，大多数学者承认民法先于宪法而产生；在法规范意义上，宪法高于民法。但经常由于学者使用语境的不同，孤立地、割裂地理解容易引起歧义。

（二）公法、私法的属性归类

在公私法的分类方法上，民法属于私法已无疑义，但宪法的归属上还存在争议。我们发现宪法学界甚至认为自身在公私法的分类上处于超然地位，显然这种统帅地位或者试图统帅众法的归类不能获得普遍认可，因此对于在公私法前提下的双方地位产生歧义。

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宪政乃以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⑨]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⑩]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绝对地使用相对划分的公法、私法体系的泥沼，混淆概念。即使是在普通法国家的美国在理论上也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同时渗透着公法与私法；可以说，凡是有私法的地方，一般也都能找到公法的影子。

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新旧共存，传统的体系还未完全褪去，新的理论又扑面而来。君不见“统一公法学理论”、“公法学的崛起”、“公法论坛”竞相出台，而另一方面民法独霸私法之誉，于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公法私法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合理解释我们传统的法律体系。

（三）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式上的不同

民法与宪法均属于保障权利之法，但因约束的义务主体导致保障方式上存有差别。这个话题还可以衍生许多小的话题如财产权、隐私权、人格权等等的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方式的差异。宪法主要是通过约束规范公权力主体防止私权利受到侵害，民法则是通过规范约束民事主体的方式防止民事关系对应一方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前者是通过落实宪法责任来达到救济和弥补，后者是通过追究民事责任来予以救济。对于公民本人来说，权利本身是确定的，如公民享有财产权，这一财产权对于权利主体而言就是一种权利，界分“民法财产权”和“宪法财产权”无意义且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权利并不因为保障方式上的差别而界分为不同性质的权利。

（四）经济制度与经济成分的法律地位

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法律、政策等在确认和调整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制度。从内容上看，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经济管理体制和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宪法对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生产关系的确认与调整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11]而民事法律也必然涉及到因经济制度的划分而形成的不同民事主体，那么到底是所有的经济成分都是适格的民事主体呢还是只是一部分。又如民法可否介入公共财产的保护领域，公共财产是否也存在宪法保护方式和民法保护方式的不同，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如何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等等问题。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出发点不同，观点上自然就存在冲突。

（五）公权私权的协调

公权私权上的纠葛首先表现在截然对立地看待私权（利）领域和公权（力）领域，误认为民法调整私权，不应进入公权领域，而宪法仅调整公权领域不进入私权领域。殊不知，规范公权力的目的也是保护私权利，而私权利也会受到公权力的影响。其实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已经说明截然分割的公私领域并不存在。

公权私权纠葛还表现在，当私权利领域的活动可能触犯宪法精神或基本原则或条文时，私法的调整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如契约自由这种民法基本精神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如何限制？劳动合同中对于工伤致残、疾病、死亡等概不负责，或只负责发给较短时间的生活费等条款是否也是签字生效？在美国也有类似例子，如美国琼斯诉阿尔弗雷德h·梅耶公司，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私人行为时可能发生种族歧视进行了宪法限制。

（六）学科研究方法比较

民法学与宪法学在研究方法上极为类似，应该说是共同采用法学基本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宪法学与政治学的混淆导致宪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明显趋弱。相反民法学却已经发展到非常具体的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有助于宪法学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

（七）民事法律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

民事立法究竟应该树立何种理念，是以私权为中心调整一切与私权发生关系的主体，还是在上位法的框架下，界定自身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原则。在立法技术上，某些涉及到私权的内容是否需要照搬、挪用上位法或相关法的规定；法律制定依据到底是需要民法典公开表明依据宪法，还是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如物权法宣称依据宪法。

（八）违宪判断标准

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多方面的。“违宪”这一判断不能轻易做出，一方面是因为违宪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就像违法、犯罪一样不能被随意判断，另一方面违宪到底是从宪法条文解读，还是从宪法精神解读并没有统一标准。但是宪法与政治的关系相对密切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因为政治问题需要回避宪法判断。总之这一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挑战，也是实践中的尴尬。

（九）某些话题的内容超越了两者的功能，如公共财产本来是由公权力控制，可是当它进入民事关系领域时，它的身份是否会改变呢？如果它不改变，则有违民事关系平等主体之嫌，如果改变，谁有权将它改变。正如童之伟教授指出：“《草案》在享有基础性物权的主体资格方面并没有确认平等，也不可能确认平等。只要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继续存在、只要起草者依照宪法办事，情况就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12]物权法立法的阶段性导致立法上的模棱两可，保守与前进都显得不够有力，或许我们需要采取过渡性的态度，调整过渡时期的物权关系。

四、如何评价对话

评价对话建立在对对话结果的认识上面。首先对话的结果不能预设。如果双方预设了对话的结果，那么双方则容易误将自己预设的结果作为共识的内容，则不免产生说服而不是对话的心理，与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其次，对话的结果并非仅通过明显的共识体现。对话是使双方的共识更为巩固，分歧更为微小；对话也可能仅仅是使双方消除部分误解或成见，增进了解；功利主义眼光或许抱定要有共识才能叫做成功的观点。但其实对话若能将问题的症结明确下来也是成果。最后，对话化解对立情绪，产生良好的研究氛围。

应该说本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它为解决前述理论困惑以及现实发展矛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至少对话促使对话双方冷静思索之余尽最大可能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成分。对话留给我们一些思考。或许我们有必要换位思考，如果民法是这样，那么宪法是什么；宪法是这样的，那么民法是什么，惟如此我们“×”法中心主义或“×”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就会消失。或许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并非是同步的，[13]这种步调不一是否会带动所有学科加快步伐，走到理想彼岸，还是会遇到羁绊又需重新调整。这些思考会留给我们更多的话题。

对话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除了这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正式以对话为名的会议，我们陆续发现专业期刊上有关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系列笔谈，如《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杂志》、《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等等，还有接下来的会议，如2006年6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承办在重庆召开的物权法研讨会。梳理对话的成果有助于巩固双方的共识并有利于下一次的对话。对话的初衷是相互交流与融通，是对彼此的尊重。因此，一次性地工具式地对话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两者相互借鉴并达致对法律终极价值一致的认识仍不断继续。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并非将来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而终结。

互动与回应是对话的基本特质，否则话题就无法深入。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也不无遗憾，如说话多过对话，自说自话多过相互探讨。这种局面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对话双方对对话本身的认识还不够，双方固有的思维假定导致各自为政；或者是双方对彼此话题的前提的不一致导致误解不易解开；或许在这场学术对话中，对方双方的主体地位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或者对话人本身虽有独立意识，但还未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不善于独立思考。

应该承认，本次对话产生对法学研究的美好展望。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对话代表着法学研究的本质回归。当然，当下在一个较为狭窄的领域展开一个兴师动众的对话，一定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法学研究出了问题。针对曾经出现过的狭隘专业观的苗头，历史上的法学家表现出的警惕今天似乎仍然具有说服力。如吴经熊先生认为部门法的学科划分过于狭窄，法学者“因为各专一科的缘故，他们就往往把界限划得太严格，久而久之，以为这些界限是自然的分界。风不进，雨不出；两个疆域之间是永不会发生关系的。”他称这种现象导致了“法学的孤独化的趋向。”[14]同样，现代学者的思考也不无批判性。“从理论上讲，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都以人类美好未来为精神寄托，地位平等，研究互契，不应存在宪法学就唯研究宪法、部门法学就唯研究部门法的划地为牢、望文生义式的学科思维。学科的交叉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需要同时增强自主性河开放性。条块分割、井水不犯河水，是学术与理论发展的大忌，是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15]

我们的法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理解性对话和交流中向前发展着。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法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16]”

参考文献：

1、（英）戴维·伯姆：《论对话》，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5、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物权法研讨会论文集”，西南政法大学6月26日会议文集。

8、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9、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10、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11、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2、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3、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14、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5、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注释：

[①]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②]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③]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④]参见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⑤]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⑥]童之伟：《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⑦]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⑧]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⑨]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71页。

[⑩]（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1]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2]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3]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而言，有时不得不黯然承认，宪法学的发展较为缓慢，研究局面也较为“沉寂”。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思维还不够。而宪法学会有计划地开展关于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也表明较为强烈的自省、自觉意识。

[14]吴经熊：《关于现今法学的几个观察》，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收于《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法学论文范文篇3

写出一篇好的论文，作者的知识当然是必不可少了，除了根本的对文章语言的操作水平之外，作者首要的条件就是有该范畴满足的知识和才干。那么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1.充分了解法学学术界在自己的论文标题所含内容方面已有的效果。法学学术界已研讨和争辩的问题许多,对自己来说,应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研讨的论文在法学学术界是否有人研讨过?假如有人研讨过,还应了解已获得哪些效果?假如对此有争辩,应了解各种观念的观点及论据是哪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只要在了解上述情况的条件下才干断定自己挑选研讨什么新问题(即选题),才干不再研讨前人现已研讨过的问题,不再作重复的劳作甚至是无效的劳作。

2.充分把握与自己论文有关的首要材料。把握必要的材料是写好法学学术论文的根底。所谓必要的材料,是指写作论文所必不可少的材料。欲把握这些材料,首先应搜集与论文有关的一切材料,通过挑选,择取首要材料,在写作论文时对它们妥贴地加以使用。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备料作业,有必要做好。不然,写出的论文就短少坚实的根基,质量天然不高。

3.有充足的写作时刻。写作法学学术论文,从选题、搜集材料、编写提纲到行文写作、修正定稿等,需求许多、很长的时刻。关于法学学术论文的写作时刻,且不说写博士、硕士论文需求一至两年,即使是写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法学学术论文,也有必要花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刻。既想写出高水平的法学学术论文,又想在十天半月之内一举成功,即使是写出来了,质量也不会高,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这是由于,写法学学术论文是一项长时间的、艰苦的科研活动,在很短的时刻内是无法获得高质量的科研效果的。

4.有充分的写作精力。写作法学学术论文,既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作,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一旦写作提纲定型,从行文开端,就有必要会集一段时刻,废寝忘食地将论文趁热打铁。假如自己没有充分的精力,是难以完成此任的。由此可见,充分的精力也是写出高质量法学论文的一个重要条件。

法学论文范文篇4

按照沈氏勾画的曲线，我国古代法学盛衰的过程大体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此学最盛；秦代"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此学遂衰；两汉律家辈出，此学复盛；晋、北齐、隋、唐、宋诸代，皆法学盛世；元代废除律博士之官，法学自此而衰；明、清两代不重视法律，此学日衰。

近来许多学者对沈氏的上述概括大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把法学收归官府控制，但并未限制人们学习法令，所以不能因此断言"此学遂衰"。至于将明清两代列为法学衰世，就更与史实不符了。他们列举了许多实例，譬如明太祖朱元璋如何亲自抓修律，如何注重讲读律令，明清两代出了多少律学大家，出了多少律学名著等等，甚至认为清代在注释法学、实用法学、比较法学、辑佚与考证、普法教育等方面都有光辉的成就。因此断言，明清两代，尤其清代的法学，就算不是历代之最，也应居盛世之列，将其列入"法学衰世"，那未免太离谱了。

毋庸置疑，这些反对意见不是毫无道理。所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嘛。我这里也只是谈点个人私见。

据笔者拙见，沈氏所说的法学与前述批判者们所说的法学，概念不尽相合。不是沈家本离谱，而是批驳者不识谱。

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孔子言道政、齐刑而必进之以德、礼，是致治之原，不偏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虞廷尚有皋陶，周室尚有苏公，此古之法家，并是专门之学，故法学重焉！自商鞅以刻薄之资行其法，寡恩积怨而人心以离，李斯行督责之令而二世以亡，人或薄法学为不足尚。然此用法之过，而岂法之过哉。汉改秦苛法，萧何修律，虽以李悝之法为本，而秦法亦采之。然惠帝除夷族之法，文帝除诽谤妖言之法，除肉刑，景帝减笞法，其时人民安乐，几致刑措。用法而行之以仁恕之心，法何尝有弊。尝考法学之盛衰，而推求其故矣。"[01]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沈家本所说的法学是以一定价值观为依托的法学，并非价值莫问的狭义律学。这特定的价值观便是孔孟的"仁"，这是该文立论的出发点，以下通篇议论皆由这一基点推衍而出。

自秦灭六国以来，家天下的专制集权统治横行两千余年，朝代相替，君王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无非是捍卫自家的政权，排斥他人对政权的参与和分享。因此，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和法律本身就缺乏道德和正义的依据，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不仁"。

光绪三十一（1905）年三（4）月廿（24）日沈家本与伍廷芳联名奏上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也指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他们还借外国人之口批评中国旧律的"不仁"："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各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亦惟此数端为最甚"。[02]

这段话频频使用的"仁政"和"不仁"正与前引"用法而行之以仁恕之心"一句相呼应。所以，说白了，仁与不仁之价值探究正是法学能否获得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那只"学习法令"，却不敢探问法令背后之价值基础的所谓律学，恰如阉割过的生命，全无了激情，又岂有兴盛之望。

接下来，沈家本提出了两个判断法学盛衰的外在参数。其一是法学是自在之学还是为官府所垄断之学，这是判断法学盛衰的一个重要指标。他指出："自李悝著法经，其后则有商鞅、申不害、处子、慎到、韩非、游棣子诸人，并有著作，列在《汉志》法家。是战国之时，此学最盛。迨李斯相秦……若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自是，法令之书藏于官府，天下之士，厄于闻见。斯时，朝廷之上，方以法为尚，而四海之内，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者，而此学亦遂衰。"

这段话里"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者"是一关键所在。此中的道理不难明了。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03]正是说的这个道理。盖学术研究必有自由竞争之氛围，方能养成独立探索、以理服人之学说。所谓"以吏为师"，即先以官方的价值观为预设之取舍，则必不可能有公正、客观的价值判断，必不可能有求真、求善的执着，自亦不可能有自在独立之学问。

下文谓"汉人不皆以吏为师……其后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郑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犹为此学，尤可见此学为当时所重，故弟子之传此学者，亦实繁有徒。法学之兴，于斯为盛。"

将此段与下文作一比较，读者便能看出其中的蹊跷。

"明设讲读律令之律，研究法律之书，世所知者约数十家，或传或不传，盖无人重视之故也。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国无专科，群相鄙弃……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

何以汉代"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法学之兴便"于斯为盛"；而明代研究法律之书者"数十家"，反到法学"日衰"呢？

众所周知，清代自乾嘉以来，考据学大兴，其间亦不乏科学之精神，但就整体的学术而言，仍不足观。律学为清代学术之末流，其成就较之主流学术更有不及；虽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在所谓注释法学、实用法学、比较法学、辑佚与考证、普法教育等方面不乏成就，但都是半截子学问，称其为法学盛世，那才是真的离谱了。萧一山先生曾对清代的考据学作过一番总括的评价：

清代的考据学虽开拓了一时的风气，呈现出灿烂的奇观，对整理古籍的成绩，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科学归纳的方法，都有所成就；然而以经义训诂掩蔽一切，买椟还珠，日趋于琐碎支离，贻饾饤补苴之讥。章实斋说：''''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他们最初又何尝不知道治学是为的明道救世？但欲灼知古今治乱之源，非由字通词、由词通意不可，东原说是犹渡江河，必赖舟楫。原意也是不错的。但后来只在字与词里''''繁称博引，游衍而不得所归''''，简直是只荡舟而不渡江河了。颜习斋说：''''书之文字固载道，而文字不是道，犹车载人，车岂是人？''''又说：''''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可谓学琴乎？更有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谱果琴乎？''''汉学家大有谓车为人、谓谱为琴的气味。学问只弄得半截，而风气却弥漫一世，使聪明才智之士，疲精瘁神于经传小学，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衷，国家社会，都缺乏正直指导的人才，而贪庸无耻的士大夫，却把持着宦途。文化学术变了质，政治经济脱了轨，乱阶由此酝酿，盛衰当然循环……汉学家不特忘记了治学经世的目的，而且忘记了学行一致的精神，加重''''文人无行''''的罪恶，狂荡恣肆，受人诟病，反以专业自诩。中国文化又遭逢一次厄运，离开中庸之道更远了。[04]

将这段评论适用于清代的律学，大致也是不错的。何况法学以探究公平、正义为职志，更是"明道救世"之大学，若清代律学之沉湎考据，流于琐屑，不过无心、无本的小学，何言盛世？

其二是学术与政治环境之关系。

沈家本说："夫盛衰之故，非偶然矣。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则法学之盛衰，与政治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然则有极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则法为虚器，而学亦等于卮言。此固旷观百世，默验治乱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

前面沈家本已经说了，元、明、清三朝是法学的衰世；再由这段话反推，显然在沈氏看来，这三朝的法学之衰，实由其政之衰所致。

明清之世，思想高压、文化专制愈演愈烈，清代复夹带种族之见，文字之祸，交踵而至，文人学子无不噤若寒蝉。政治之失德，莫此为甚，又何谈学术之昌明，所以孟心史先生说：

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像生焉者一也。……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像生焉者二也。……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之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容安富，享国长久，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呜呼！[05]

萧一山先生说得更是严厉：

清代以利禄诱惑士大夫阶级，原欲制造''''汉奸''''，以压制反侧，结果是''''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趋''''，''''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政治遂成了自私自利的贪污世界。然而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06]

总之，高压政治必然造成学者的人格扭曲，迫于专制淫威，人们不得不远离现实，"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从此公平扫地、正义沦丧，法理更无人敢于问津，是以沈家本将清代法学归入衰世，诚不谬也。我辈若不考察该文立论之背景、体会作者之苦衷，终不能明其深意。

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原载《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版。

[0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1页。以下不另注出处者，皆据该文。

[02]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版，第5325页。

[0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04]萧一山：《清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再版，第76页。

[05]孟森：《明清史讲义》，台北，里仁书局印行，1982年版，第556－560页。

法学论文范文篇5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法学论文范文篇6

一、从题材大小考虑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我所说的文章的篇幅和容量，大体上相关，但是又有所不同。有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小，但是容量很大；有的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大，但容量不是很大。这很像写小说，有的小说篇幅很短，容量却很大，就是描写的重大题材，通过一滴水来反映世界。

一般说来，法学论文的篇幅有长有短，小的几千字，三千字或者六七千字；长的万把字甚至数万字。考虑文章采用怎样的篇幅和容量，就要根据自己选题的大小，决定写多长的文章，容量有多大。例如，在我所写的文章中，长的，容量大的，如《中国他物权制度及其重新构建》一文，数万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同时包括全部的他物权的体系和结构，还要对各种具体的他物权进行概述，因此才决定写这样长的文章。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一文，主要写的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以及监督方式的体系，也是一为重大的题材，因此，也用了数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它。相反，在《霍夫曼计算法及其运用》一文，所要阐释的就是一个赔偿的利息计算、扣减问题，因此，就只写了两、三千字，问题足以说明。当然，我也写过《21世纪民法发展展望》一文，2000多字，写了一个重大的题材，但是只写了很短的文章，这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理论论坛”这种载体上有关，没有办法容纳大篇幅的文章。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学论文的篇幅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以6000字到10000字为宜。这样的文章，在刊物上比较好发表。太长的文章，刊物要为你拿出那么多的版面，除非文章特别好，一般的编辑都很吝啬，是不愿意给你提供的。因此，适合做论文的题材，应当适中，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一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虑论文的题材。

在选择论文题材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个规律，就是越小的题材，越容易写出动人之处。这是因为，小题材做出大文章，必然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论证，需要更多的素材，在论证上要更加深入、细致、周到。这样的文章作大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在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材料不够，分析不够，问题说不深，说不透，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也不解决问题。我看现在的一些省级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就犯这样的毛病，言之无物，几乎是没有科研的价值。

在自己写作还不成熟的时候，更要注意选择小题目，争取写得更好，字数也不要太多，以5000至8000为好，这样的文章最容易发表。比5000字还小的文章，适合在报纸上发表；8000字以上的文章，发表较难。根据这个情况，习作法学论文，要注意上述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成功的把握，不要写3万至5万字的文章，因为发表的机会太小了。

总之，就是要选择适合作论文的题材来写法学论文，特别重要的大题材，就要留着写书了，不能用作论文写作。以后，我专门要讲一讲法学专著的写作方法。

二、确定论证的主题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主题定下来，文章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因此，确定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曾经狂热地鼓吹过文学作品的“主体先行论”，要按照既定的主题，编写故事，塑造人物。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法学论文中，却必须坚持主题先行，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主题，就没有一篇好的法学文章。

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法学论文是法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实质内容服务的。研究法学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展现法学科研成果。因而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来，确定成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整篇文章中来展现它。

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并不难。选定一个题材，把这个题材的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的难度在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新颖，是不是实用。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正确，不新颖，不实用，科研成果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也就失败了，还没有写作呢，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我的一个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要写的就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严格责任。这个题材，是很好的，用1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合适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完全准确。他的意见是，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中，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其他的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都是严格责任。这样的观点，恐怕多数学者是反对的，而且也不能就说是正确。这是因为，严格责任在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当然，国内学者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将严格责任作这样范围的扩大，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主题，就不好说是选得准的。还有，有一位学者写文章，宣称中国的民法中，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现在的学术界和实务界鼓吹精神损害赔偿是错误的。这种主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民法通则》经过几番征战，才肯定了这样的制度，现在不依据法律说话，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对于这样的主题，受到批判是十分应当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捍卫这项来之不易的民法制度。

我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选定。在《法学研究》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对自由权的侵害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被评为《法学研究》100期优秀论文。这篇文章的题材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单位对职工非法进行强制治疗20余天，法院认为不构成侵害人身自由权。这是完全不对的。争论的焦点，就是人身自由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确定为人身自由权的性质属于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就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的，写出来，自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制订《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为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要追究侵权民事责任。这个主题，在当时，也是新颖的，在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篇文章之所以获奖，是有道理的。

还可以再说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权的延伸保护问题。在1986年以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出现了在主体死亡后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人格权延伸保护的观点，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研究》上发表。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谁爱批评谁就批评，进行争论不是更好？

论文的主题要直白，不要隐讳。这正和文学作品相反。文学作品的主题讲究隐蔽，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不同的读者阅读有不同的感觉，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好的主题处理方法。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让读者去猜，而主题是越直白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用这样的写法写出的文章，才是法学论文中的上乘作品。

还要有一点，就是文章的主题必须一经贯之，在文章中不可进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中心，没有基本观点，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论文了。

最后，文章的主题能够归纳起来，在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能够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是成功的。我曾经和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展现深刻的理论内涵；实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把复杂的案件归结为一句话，正好与要适用和法律相等。在做法学论文中，是要丰富理论内涵，但是不等于文章的主题复杂。主题一定要简明，理论一定要深厚。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就成功了一多半了。

三、确定论证的方法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主题确定了，论证方法不对，论证得不好，也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一）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还是驳论

在一般情况下，法学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应当是立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一种什么观点，其实也就是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着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方法，使这个观点立得住，别人批不倒，立论就成立了。

有时候，法学文章也要用驳论。集中一个错误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批驳，展现这一观点的谬误所在，认识它的错误本质，推翻这个主题，使之不能够在理论界兴风作浪，让它没有市场。采用驳论写作的文章也是有的，只是不多。驳论的结果，还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没有力量。有一位有资格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甲的意见不对，乙的意见也不对，丙的意见也不对，“但是究竟什么观点对，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样的驳论，就没有力量，价值也不大。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既有立论，也有驳论的，是最为常见的。立论和驳论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得好，文章就是成功的。

（二）其次，要研究具体的论述方法

比较法、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综述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在文章中使用。有的时候做一篇文章，就使用一种论述方法。例如，用比较法写作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法学的论文。推介国外的一种制度，说明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情况借鉴使用，就是推介法的文章。

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尤其是分量较重的文章中，往往不会只用一种论证方法，而是根据文章说明的具体情况需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初学者看来，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但是，只要在写作实践中坚持下去，并且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一定会学会运用这些论证方法。

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是推介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就是讲美国的这项制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操作，但是对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引进到中国来予以借鉴，没有提出一句。这样就影响了文章的价值。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实用的价值，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

四、研究文章的结构

在法学文章的写作中，结构问题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和确定的主题的需要，进行论述。所谓“文章无形”，主要是指的这一点。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

一是通常的论述方法。有的同志在这样归纳这种写作方法时说得很形像，就是：“概念、特征、沿革、意义、构成、责任、适用中的问题”。在很多法学文章中，都是这样来结构的，确实是经常用的常规结构方法。在通常论述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这个制度也就基本清楚了。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灵活的变换。例如，这个制度是从外国介绍过来的，就要在介绍沿革中多着笔墨，详细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借鉴这种制度的好处。写实务性较强的文章，要在构成和责任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二是总论分论方法。如果写一个制度的内容很多，又要介绍总的制度，又要介绍具体的制度内容，这时候，用总论分论的方法写，眉目清楚，一看就明白，写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我在写作《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一文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上篇将中国合同责任的总的问题说清楚，下篇将各种具体的合同责任一一作以介绍。这种结构，是用于较大的文章，大概要是几万字的文章才用得上。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结构。我有一篇文章4万多字，也使用这样的结构，责任编辑觉得不好，只好改成现在的分成几个平行的小标题的做法。当然也不错。

三是判解研究方法。在1990年的时候，我借鉴王泽鉴先生的做法，搞判解研究，写出来了几十篇这样的文章，形成了一种风格。前一段，王泽鉴先生来北京，我们交谈过，他对我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北大讲学时他还专门说过。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构，比较灵活，总是先从判例和司法解释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法理，说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处理办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的评价是，结合实际，针对性强，有实践和理论价值，可读性强，读者喜欢。

四是综述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综述，也是一种结构文章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种会议的讨论进行综述，对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都是这种结构方法的运用。第二种是对具体的理论问题进行综述，同时加以评价，例如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对各家学说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做出评价。这种结构方法可以按照问题来结构，较为灵活。

五是平铺直叙方法。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要说几个问题，就一一点出来；列一个题，就说明一个问题；再列一个题，再加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极为简单，很好用，就是文章看起来较为呆板。我在写作《关于修订婚姻家庭如何处理配偶忠实义务的几个问题》时，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第一是如何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第二是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第三是关于违背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问题。三个问题平平道来，倒也有一定的新意。

结构文章的方法是很多的，只介绍这几种，供大家参考。

五、关于文字表述等问题

（一）法学论文的表述，文字不要花哨，要平实，要精练，要言之有物，要说到位。切忌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能过浓，过浓就不是理论文章了。同时，在论述的时候，要说到为止，不能怕读者不明白，就翻来覆去地讲，既浪费文字，也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跟有些学生说过，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要对读者进行定位。在写研究性的文章时，要设定读者几乎是自己一样的水平，甚至要认为读者的水平比自己高，不能认为读者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样，写作的东西就是普法文章，而不是理论研究论文。只有将读者设定为同等的研究者，才能够起点高，把文章写得精炼。如果是写普法文章，那当然要按照读者是普通人来写，要按照读者是不懂法律或者很少懂法律的人来写。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研究帮工换工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第一稿写了3万字，凡是遇到了一个概念，就进行界定和说明，好像读者都是法盲一样。我跟他说了这个意见，说“你可以想象读者都是法学专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改一遍试一试”。删掉了这些概念的介绍，文章就剩了1.5万字。我又帮他改了一遍，就剩了7000字，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

（二）写文章要分题，分成几级小标题（短小的文章除外）。在总标题下，一篇大的文章要分成不同的级别的小标题，称作一级题、二级题、三级题、四级题……。一般情况，分为三级题就行了，分四级题的也很多见。不同的题级，要用不同的题号。一级题用“一、二、三……”，二级题用“（一）、（二）、（三）……”，三级题用“1、2、3……”，四级题用“（1）、（2）、（3）……”。这样，文章就眉清目秀，井井有条，不会眉目不清。现在很多的学者写作的时候，不作这样的区分，写出来的文章层次混乱，不好理解。这是应当改进的。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像说的那样，写文章开中药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是，既然要分题，就要遵守分题的规则。当然，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对了。

（三）关于注释。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好好看《法学研究》上的文章注释的方法，严格照着做，使自己的文章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很好看。现在的注释是太不规范了，包括大的学者都是如此。写文章要从小处严格练习，养成好习惯。

六、关于构思

要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必须进行缜密的构思，按照上面所说的各种要求，对一篇文章的全部进行全面地考虑，并且一定要在考虑成熟后再动笔。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篇文章酝酿到了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不写出来就不行了的时候，再动笔开始写。在我的实践中，对一篇文章的酝酿和构思，总是要想很长时间，真正想清楚了，写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万把字的文章，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写完。

法学论文范文篇7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我所说的文章的篇幅和容量，大体上相关，但是又有所不同。有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小，但是容量很大；有的时候，文章的篇幅很大，但容量不是很大。这很像写小说，有的小说篇幅很短，容量却很大，就是描写的重大题材，通过一滴水来反映世界。

一般说来，法学论文的篇幅有长有短，小的几千字，三千字或者六七千字；长的万把字甚至数万字。考虑文章采用怎样的篇幅和容量，就要根据自己选题的大小，决定写多长的文章，容量有多大。例如，在我所写的文章中，长的，容量大的，如《中国他物权制度及其重新构建》一文，数万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同时包括全部的他物权的体系和结构，还要对各种具体的他物权进行概述，因此才决定写这样长的文章。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一文，主要写的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历史沿革，以及监督方式的体系，也是一为重大的题材，因此，也用了数万字的篇幅，来展现它。相反，在《霍夫曼计算法及其运用》一文，所要阐释的就是一个赔偿的利息计算、扣减问题，因此，就只写了两、三千字，问题足以说明。当然，我也写过《21世纪民法发展展望》一文，2000多字，写了一个重大的题材，但是只写了很短的文章，这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理论论坛”这种载体上有关，没有办法容纳大篇幅的文章。

这里要说明的是，法学论文的篇幅和容量，在一般情况下，以6000字到10000字为宜。这样的文章，在刊物上比较好发表。太长的文章，刊物要为你拿出那么多的版面，除非文章特别好，一般的编辑都很吝啬，是不愿意给你提供的。因此，适合做论文的题材，应当适中，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一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虑论文的题材。

在选择论文题材的时候，应当注意一个规律，就是越小的题材，越容易写出动人之处。这是因为，小题材做出大文章，必然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论证，需要更多的素材，在论证上要更加深入、细致、周到。这样的文章作大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在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材料不够，分析不够，问题说不深，说不透，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也不解决问题。我看现在的一些省级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就犯这样的毛病，言之无物，几乎是没有科研的价值。

在自己写作还不成熟的时候，更要注意选择小题目，争取写得更好，字数也不要太多，以5000至8000为好，这样的文章最容易发表。比5000字还小的文章，适合在报纸上发表；8000字以上的文章，发表较难。根据这个情况，习作法学论文，要注意上述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太成功的把握，不要写3万至5万字的文章，因为发表的机会太小了。

总之，就是要选择适合作论文的题材来写法学论文，特别重要的大题材，就要留着写书了，不能用作论文写作。以后，我专门要讲一讲法学专著的写作方法。

二、确定论证的主题

论文的主题，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主题定下来，文章的基本格局就定下来了。因此，确定主题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曾经狂热地鼓吹过文学作品的“主体先行论”，要按照既定的主题，编写故事，塑造人物。这是不对的。但是在法学论文中，却必须坚持主题先行，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主题，就没有一篇好的法学文章。

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作者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本观点。法学论文是法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形式是为实质内容服务的。研究法学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来展现法学科研成果。因而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来，确定成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整篇文章中来展现它。

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并不难。选定一个题材，把这个题材的核心内容提炼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的主题。确定法学论文的主题的难度在于，这个主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新颖，是不是实用。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如果不正确，不新颖，不实用，科研成果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文章也就失败了，还没有写作呢，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我的一个学生写作博士论文，要写的就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严格责任。这个题材，是很好的，用10万字的篇幅来阐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合适的。但是，他的观点，也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完全准确。他的意见是，在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中，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其他的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都是严格责任。这样的观点，恐怕多数学者是反对的，而且也不能就说是正确。这是因为，严格责任在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当然，国内学者对严格责任的理解也不一样，尽管如此，将严格责任作这样范围的扩大，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主题，就不好说是选得准的。还有，有一位学者写文章，宣称中国的民法中，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现在的学术界和实务界鼓吹精神损害赔偿是错误的。这种主题，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民法通则》经过几番征战，才肯定了这样的制度，现在不依据法律说话，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对于这样的主题，受到批判是十分应当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捍卫这项来之不易的民法制度。

我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选定。在《法学研究》中，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对自由权的侵害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被评为《法学研究》100期优秀论文。这篇文章的题材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我办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单位对职工非法进行强制治疗20余天，法院认为不构成侵害人身自由权。这是完全不对的。争论的焦点，就是人身自由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我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确定为人身自由权的性质属于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就构成侵权行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的，写出来，自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制订《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就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为人格权，侵害这个权利，要追究侵权民事责任。这个主题，在当时，也是新颖的，在实践中，也有重要价值。这篇文章之所以获奖，是有道理的。

还可以再说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权的延伸保护问题。在1986年以后，对《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出现了在主体死亡后要不要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几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人格权延伸保护的观点，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详细的阐释，在《法学研究》上发表。当然，也有学者反对，但是，作为一种学说，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谁爱批评谁就批评，进行争论不是更好？

论文的主题要直白，不要隐讳。这正和文学作品相反。文学作品的主题讲究隐蔽，隐藏得越深越好，让不同的读者阅读有不同的感觉，这才是文学作品最好的主题处理方法。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让读者去猜，而主题是越直白越好，要让读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用这样的写法写出的文章，才是法学论文中的上乘作品。

还要有一点，就是文章的主题必须一经贯之，在文章中不可进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中心，没有基本观点，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论文了。

最后，文章的主题能够归纳起来，在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能够用一句话就说清楚，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是成功的。我曾经和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展现深刻的理论内涵；实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把复杂的案件归结为一句话，正好与要适用和法律相等。在做法学论文中，是要丰富理论内涵，但是不等于文章的主题复杂。主题一定要简明，理论一定要深厚。做到了这一点，文章就成功了一多半了。

三、确定论证的方法

论证方法是说明主题的基本方法。主题确定了，论证方法不对，论证得不好，也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一）首先要确定的是，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还是驳论

在一般情况下，法学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应当是立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一种什么观点，其实也就是文章的基本论点。围绕着这个主题，全面阐述它的正确性、必要性，以及具体的适用方法，使这个观点立得住，别人批不倒，立论就成立了。

有时候，法学文章也要用驳论。集中一个错误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批驳，展现这一观点的谬误所在，认识它的错误本质，推翻这个主题，使之不能够在理论界兴风作浪，让它没有市场。采用驳论写作的文章也是有的，只是不多。驳论的结果，还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驳论就没有力量。有一位有资格的老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总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甲的意见不对，乙的意见也不对，丙的意见也不对，“但是究竟什么观点对，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样的驳论，就没有力量，价值也不大。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既有立论，也有驳论的，是最为常见的。立论和驳论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得好，文章就是成功的。

（二）其次，要研究具体的论述方法

比较法、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综述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在文章中使用。有的时候做一篇文章，就使用一种论述方法。例如，用比较法写作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法学的论文。推介国外的一种制度，说明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情况借鉴使用，就是推介法的文章。

实际上，在一篇文章中，尤其是分量较重的文章中，往往不会只用一种论证方法，而是根据文章说明的具体情况需要，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在初学者看来，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各种论证方法，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但是，只要在写作实践中坚持下去，并且经常动脑筋想问题，就一定会学会运用这些论证方法。

我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是推介美国的一项诉讼制度，就是讲美国的这项制度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操作，但是对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其引进到中国来予以借鉴，没有提出一句。这样就影响了文章的价值。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研究实用的价值，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

四、研究文章的结构

在法学文章的写作中，结构问题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和确定的主题的需要，进行论述。所谓“文章无形”，主要是指的这一点。

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构方法。

一是通常的论述方法。有的同志在这样归纳这种写作方法时说得很形像，就是：“概念、特征、沿革、意义、构成、责任、适用中的问题”。在很多法学文章中，都是这样来结构的，确实是经常用的常规结构方法。在通常论述一种制度或者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都要说明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这个制度也就基本清楚了。但是，在使用这个方法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灵活的变换。例如，这个制度是从外国介绍过来的，就要在介绍沿革中多着笔墨，详细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借鉴这种制度的好处。写实务性较强的文章，要在构成和责任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二是总论分论方法。如果写一个制度的内容很多，又要介绍总的制度，又要介绍具体的制度内容，这时候，用总论分论的方法写，眉目清楚，一看就明白，写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我在写作《中国合同责任研究》一文中，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上篇将中国合同责任的总的问题说清楚，下篇将各种具体的合同责任一一作以介绍。这种结构，是用于较大的文章，大概要是几万字的文章才用得上。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结构。我有一篇文章4万多字，也使用这样的结构，责任编辑觉得不好，只好改成现在的分成几个平行的小标题的做法。当然也不错。

三是判解研究方法。在1990年的时候，我借鉴王泽鉴先生的做法，搞判解研究，写出来了几十篇这样的文章，形成了一种风格。前一段，王泽鉴先生来北京，我们交谈过，他对我的这种研究方式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北大讲学时他还专门说过。这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结构，比较灵活，总是先从判例和司法解释入手，进行分析，阐释法理，说明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和处理办法。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这样的文章，读者的评价是，结合实际，针对性强，有实践和理论价值，可读性强，读者喜欢。

四是综述方法。对一个问题进行综述，也是一种结构文章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种会议的讨论进行综述，对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都是这种结构方法的运用。第二种是对具体的理论问题进行综述，同时加以评价，例如在某个理论问题上，归纳出几点，对各家学说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做出评价。这种结构方法可以按照问题来结构，较为灵活。

五是平铺直叙方法。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要说几个问题，就一一点出来；列一个题，就说明一个问题；再列一个题，再加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方法极为简单，很好用，就是文章看起来较为呆板。我在写作《关于修订婚姻家庭如何处理配偶忠实义务的几个问题》时，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第一是如何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第二是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规定为法定离婚理由，第三是关于违背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问题。三个问题平平道来，倒也有一定的新意。

结构文章的方法是很多的，只介绍这几种，供大家参考。

五、关于文字表述等问题

（一）法学论文的表述，文字不要花哨，要平实，要精练，要言之有物，要说到位。切忌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文章有一点色彩，但是不能过浓，过浓就不是理论文章了。同时，在论述的时候，要说到为止，不能怕读者不明白，就翻来覆去地讲，既浪费文字，也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跟有些学生说过，在写法学论文的时候，要对读者进行定位。在写研究性的文章时，要设定读者几乎是自己一样的水平，甚至要认为读者的水平比自己高，不能认为读者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那样，写作的东西就是普法文章，而不是理论研究论文。只有将读者设定为同等的研究者，才能够起点高，把文章写得精炼。如果是写普法文章，那当然要按照读者是普通人来写，要按照读者是不懂法律或者很少懂法律的人来写。

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研究帮工换工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第一稿写了3万字，凡是遇到了一个概念，就进行界定和说明，好像读者都是法盲一样。我跟他说了这个意见，说“你可以想象读者都是法学专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改一遍试一试”。删掉了这些概念的介绍，文章就剩了1.5万字。我又帮他改了一遍，就剩了7000字，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

（二）写文章要分题，分成几级小标题（短小的文章除外）。在总标题下，一篇大的文章要分成不同的级别的小标题，称作一级题、二级题、三级题、四级题……。一般情况，分为三级题就行了，分四级题的也很多见。不同的题级，要用不同的题号。一级题用“一、二、三……”，二级题用“（一）、（二）、（三）……”，三级题用“1、2、3……”，四级题用“（1）、（2）、（3）……”。这样，文章就眉清目秀，井井有条，不会眉目不清。现在很多的学者写作的时候，不作这样的区分，写出来的文章层次混乱，不好理解。这是应当改进的。当然，这种分题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像说的那样，写文章开中药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要结合实际，该怎样分，就怎样分。但是，既然要分题，就要遵守分题的规则。当然，分成几级题目也是可以变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都是可以的，但是，无论用什么，都要层次清楚，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对了。

（三）关于注释。

注释要写得规范。最规范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注释方法。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好好看《法学研究》上的文章注释的方法，严格照着做，使自己的文章在形式上看起来，就很好看。现在的注释是太不规范了，包括大的学者都是如此。写文章要从小处严格练习，养成好习惯。

六、关于构思

要写好一篇好的法学论文，必须进行缜密的构思，按照上面所说的各种要求，对一篇文章的全部进行全面地考虑，并且一定要在考虑成熟后再动笔。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篇文章酝酿到了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不写出来就不行了的时候，再动笔开始写。在我的实践中，对一篇文章的酝酿和构思，总是要想很长时间，真正想清楚了，写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了，万把字的文章，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写完。

法学论文范文篇8

thisthesisstartsatgivinganevaluationtothe“newlegalrealism”oftheunitedstates，andanalyzedtherealismpositionandempiricalresearchmethodofthe“lawandsociety”studying，andit‘sdevelopingandmeaninginthescopeofworld.basisonthatstudying，thisthesisthenanalyzedtheproblemsinsidetheideasofruleoflawandjurisprudenceofcontemporarychina，inordertopromoteakindofrealismresearchapproachandpositionwhichbasesontheempiricalresearchmethod，studyingfactsandconcreteproblems，anditstargetistosolvingactualityproblem.

关键词：法律现实主义法与社会研究中国法学

从法学与法治理念的关联上看，当代中国法学的问题不仅关乎其学术价值和品位，也关系到我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实践和改革以及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方向。在学派林立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是作为指导理念或是学术立场，对待各种学说、流派和方法论，均不能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因而多元化的标准显然最为合理。然而，在基本理念的把握上，这些方法之间毕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冲突和选择，不仅很难不偏不倚地将其加以中和，而且每一种方法也只有在坚守其本质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本文在不否定其他法学方法的基本价值的同时，着重评介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及其背景，倡导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和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并据此对中国法学进行反思，以确立一种分析、研究和建构中国法学的理论框架。

一、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辨析

从2003年开始，一个称之为“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学流派从美国法与社会研究阵营中祭起了他们的旗帜，[1]2005年，该学派的一次高峰专题研讨会和一个网站相继登场[2]，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麦考利教授则发表了一篇堪称宣言的重要论文。[3]2006年伊始，在美国法学院协会盛大的年会上，麦考利教授又对此进一步进行了详细的论证。[4]众所周知，20世纪前期曾在美国风光一时的法律现实主义似已成为明日黄花，[5]那么“新法律现实主义”与原有的“法律现实主义”流派有何渊源？其勃兴的背景何在？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新法律现实主义”并不讳言其与老一代法律现实主义之间的渊源与联系。[6]法律现实主义从庞德的法社会学理念出发，强调充分认识“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lawinaction）之间的差距，主张通过司法实践认识法与社会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倡导直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释放法律的能量”，并彻底粉碎了传统法学精心构筑的关于法治与民主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现实主义既是对传统法学原理的解构，又充满了能动主义的创造性。继法律现实主义之后，批判主义法学、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法学乃至经济分析法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解构性、批判性传统，而法与社会研究则将研究“行动中的法”的道路坚持到底。[7]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现实主义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法学乃至司法理念。[8]乃至于今天，客观地评价法律自身的功能与局限已经不再成为法学界的禁忌，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环境和氛围已经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法律现实主义”才可能以否定之否定的姿态亮相。“新法律现实主义”并非老调重弹，它显示出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的积淀，笔者试将二者的联系与差异归纳如下：[9]

首先，法律现实主义的基点都是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现实的关联，把法视为一种与社会相关的因变量（dependentvariable），即依社会条件而变化的因素。然而，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尽管明确承认法与社会的差距，但实际上主要立足于司法金字塔的上层，即将关注的焦点置于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上诉法院，除少数现实主义者如弗兰克所做的关于初审法院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注目于一些“伟大”或经典的上诉判例及上诉法官的行为，也即采用了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法学界有一种倾向，常常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除非这些问题在上诉案件中受到关注、从而进入法律体系的上层。很明显，很多重要问题永远也不会进入法院或行政机构。当一个问题从社会民众经由律师、起诉立案、审判，最终进入各种上诉程序时，在这一过程中，问题与事实二者往往都发生了变化。”[10]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倡导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经验性研究，主张从社会基层和未经法院及法律职业染指的社会生活事实着手，探讨秩序形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活法”或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力，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和发挥法的作用。经过法与社会研究数十年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识到，仅仅关注正式的法律规则、司法制度和上诉案例已远远不足以解释法律的真实运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从社会秩序和纠纷解决的原貌出发，就成为一种必需的选择。不言而喻，当法学家从法律启蒙者转向以社会现实为师之时，也就必然失去其高高在上的精英与社会制度建构者的偶像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自下而上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上层”的意义，严格地说是寻求“上下贯通（bottom-to-top）”。[11]

其次，与老一代现实主义同样，新法律现实主义与传统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那些从抽象理念出发的法律迷信和制度迷信完全对立，并以改造法学、改革法律教育、重构法律理念为根本目标。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出于其政治目标和理念，借助一些经验事实对传统法学原理发动攻击，因而激起了法律职业集团的强烈反对。然而，一方面，由于其研究的出发点与其政治目标直接相连，势必削弱研究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并导致结论失之于偏颇。例如，他们强调政策、目的对法律的影响，认为法官实际上是在根据政策和标准价值观创造法律，据此，对法律的解释可能会因人而异。这种对法律与政策的混淆可能会导致过分强调政治对法律的作用，最终导向放弃法治。[12]另一方面，目的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也难以避免偏激、片面和失误，甚至由此掩盖了其自身价值及其发现。与之相比，新法律现实主义自始就强调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基本定位和不与任何政治倾向结盟的立场。对于社会改革，“新法律现实主义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做出这种回应，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有些研究将会是相对中立的，会将重点放在对法律制度的功能进行客观描述上；有些研究将完成对律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以发挥他们的其他社会作用。此外，有时新法律现实主义并不能主张追求一种利益无涉的、中立和无偏向的事实。自下而上地考察法律，经常会发现法律并非大多数人希望的那样。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有些研究事实上可能会起到揭丑的作用；一些最好的研究甚至可能导致引火烧身。”[13]有时一些经验性研究发现的事实可能是令人不快的，也“可能支持某些相当受保守派欢迎的结论”。[14]尽管这种立场可能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不满，但新法律现实主义将坚持探寻那些掩藏在各种偏见性解释阴云背后的事实，相信事实自己会说话。新法律现实主义坚持进行动态和发展的观察，并不认为法律只能是对习惯的确认，承认当事实本身足以证明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和需求时，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构能够起到推动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或出发点，将经验实证研究作为最基本的方法。[15]

第三，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尽管强调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并开此先河，但事实上他们多数人却很少真正实行，[16]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将经验性研究作为其基本进路，并以此鲜明特色区别于传统法学和其他法学流派。例如，尽管与法经济学、批判主义法学[17]、乃至其他后现代流派[18]对法以及具体制度和事实上的认识可能是相似或相同的，但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对于通过数学模式、逻辑推理、自上而下的判例推定乃至于根据灵感和直觉的研究结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坚持在未经验证之前，理论模式尽管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并不能因其逻辑的严谨而自我证成为真理，最多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或预期。[19]这意味着，新法律现实主义不承认任何根据传统法律意识形态和抽象理念推演出的“颠扑不破”或普适性的规律，也并不是以结论和政治立场作为其学派的旗帜，而是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用以检讨各种法律理念和制度，揭示以往被法律意识形态和形式主义掩盖或模糊化的事实，建立科学的前提与起点。同样以这种方法为纽带，新法律现实主义又能够将不同的研究者积聚到一个阵营。[20]

第四，新老现实主义对于司法的态度不同。老一代法律现实主义本质上是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鲜明的司法能动主义指向；尽管他们承认“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存在着差距，但是仍期待通过国家的正式司法制度（尤其是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上诉法院）推动法律与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其关注点是国家权力、法律制度和规则，依靠的则是法律精英和司法权——通过他们施放法律的能量。可以说，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是司法能动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击破了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想或神话，却又将新的迷信寄托于以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为代表的司法系统（主要是各种上诉法院）之上。与之相比，新法律现实主义更具多元化倾向，他们并不否认法的作用和法治的价值，但是基于“法与社会”40余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性知识，他们不再认为法律在现代社会（即法治社会，至少是美国社会）起着绝对的中心作用，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律的局限性及其在社会治理和现实生活的有限作用，并与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共同宣告了法律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死亡。[21]麦考利教授反复重申，他尊重法治原则和法律的作用，但必须承认，事实证明，法律在社会治理中仅能起到一种边缘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法律既包括成文法律规则和判例，也包括正式的司法诉讼制度。真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往往是社会关系自身根据需要产生的规则和制裁机制，以及道德等辅助机制，法律仅仅是通过强制力设定基本框架和边界而已。如果前一套机制无效或低效，法律往往也很难促其发挥作用。继1960年表成名作《企业的非合同行为》之后，麦考利教授检讨了吉尔默、麦克尼尔及其他学者的合同法理论，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经验性研究，他认为，美国的合同行为正在进一步远离合同法的制约，走向更大的自由。[22]从研究成果及结论上看，新现实主义在对司法和法律之功能的保守评价上与传统现实主义者迥然相异。

最后，在方法上强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整合。法律现实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阵营绝对清晰的法学家团体，而是一种主张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法学的基本立场或方法，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将这一立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法学界中的社会科学兴趣日益增长，但是迄今法学界并没有建立一种能将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学科和方法加以整合的组织化的研究范式……进行上下贯通（bottom-to-top）的法律分析要求一种能整合在各种层次上的经验性研究的模式，使用一种能够整体性地理解法律的潜力及其问题的范式。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以整合那些人种（类）学和许多社会学大量调查的发现和细致的研究成果。……这显然需要关注法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也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模式”。[23]新法律现实主义首先在理念上统合了德国法学家埃利希的“活法（livinglaw）”和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的“行动中的法（lawinaction）”的概念，将欧洲大陆的法社会学传统（包括历史法学、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与美国法学的实用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其次，以经验性研究方法统合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行为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于统计学等等；最后，以尊重事实的立场开放性地接受一切能为经验和实践检验和证明的政策提案和立法目标，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国家权力与民间自治的互动，裁决机制与协商调解程序的相互作用，激进的改革与守成之间的博弈，等等。

二、法律现实主义的现代土壤及社会背景

沿着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发生的轨迹，可以看到法与社会研究产生与发展的现代土壤和社会背景，其具体特点是：

首先，如前所述，从法学乃至与法治自身的发展看，现代初期开始树立的理想主义神话确实在逐渐破灭，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对客观事实的认知开始从边缘走向法学界的主流。早期现实主义以“离经叛道”的方式道出的事实和预测，在今天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惊异；相反，今天已经没有哪个法学院还在固守着亚理士多德时代的法治理念。这种思想解放已经从早期现实主义者的政治目的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立场，并逐步成为美国乃至于当代世界各国法学研究的基调。

其次，新法律现实主义建立在法与社会研究及其他法学流派研究成果的深厚积累之上。时至今日，法与社会研究早已超越了基础理论的奠基时代，产出了卷帙浩繁的经验性研究成果。这些发现不断验证和补充着早期的一些预测和猜想；而新现实主义阶段的到来，则表明这种积累将会是永无穷尽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的结论同样需要重新验证、补充、更新和发展。因此，对于法与社会研究而言，理论模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正是持续不断的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及其发现赋予了其永久的生命力。1984年，麦考利教授在纽约州立大学发表了纪念法与社会研究协会成立20年的michhell演讲，他在总结这一运动的成就时提出了著名的七个命题：

1、法律不是自由的（lawisnotfree是双关语，也可理解为法律不是免费的）。

2、法律是通过一些代表自身利益、占有有限资源的角色在其所能充分掌控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

3、很多通常被视为法律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替代性机制承担的，在我们称之为“公”和“私”的因素之间，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贯通的。

4、人，无论是单独或是集体行动，都不能期待他们在面对法律时被动地遵守。

5、律师除了在法庭进行对抗之外，还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6、我们的社会以多种方式处理纠纷，而放弃（忍让）和回避也是其中重要的方式。

7、尽管法律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其影响往往是间接、微妙和模棱两可的。[24]

该演讲发表以来，麦考利教授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补充和修正这七个命题。一些研究者响应了这一期待；而今天这些当初被视为“七宗罪”的命题已不再令人感到新奇了。[25]事实上，法与社会研究和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方法，它不会提供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也不会给出一成不变的答案，例如，法治与社会协调的最佳程度，正式的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最佳结合点，纠纷解决与权利实现的最佳方式和模式等等。因为这些概念和标准都是相对的、因社会的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而迥然各异的，所以，对每个国家或社会的研究、结论、政策目标和方案必然是具体的，并且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验证的。

第三，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在1920年代，法学还是一个由法学家垄断的封闭体系，这一方面是由法律职业的垄断性、历史延续性及其利益需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法律自治及法律思维逻辑的限制。然而，法律的发展证明其自治性并不能阻隔社会的批判和影响，现实主义理念打开了法学封闭的大门，从此，法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已不可逆转。社会科学方法的导入给法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发展动力，开始重新检验法学据以自洽的前提，推翻了一些神话、修正了一些前提，也描画出了法律的真实作用及其限度。借助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和全面地发现和界定事实；而借助人文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研究思路，则可以对法律现象乃至规则提供更加开放和现实的解释。[26]

第四，法律家共同体的社会回归。最初，法律现实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支持一种政治改革，它大胆地揭露了法律自治理念和法律职业集团竭力掩藏的事实，揭开了蒙在美国人眼前的纱幕。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传统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生产和延续着正义，同时也维护着这个职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法律事务的垄断和法律话语权，长久以来，这种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历史说明，如果谁侮辱了传统的法学教授和法律职业，他们就可能成为强大的敌人向你进行报复。”[27]然而，一旦这种批判和反思从外部引发了来自内部的呼应，就是法律重归社会的开始。adr运动、对民间社会力量及其规范的重视以及法律教育改革，[28]无不反映出一种新的开放理念和法律家回应社会的积极态度，而法与社会研究以及新法律现实主义则是这种社会回归的旗帜和先导。只有具备了这种勇气和态度，法律家才可能在社会治理和法律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9]

最后，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及司法危机。当代法与社会研究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法律多元的理念，而这实质上是对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回应。[30]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多元化的价值观与规则体系，单一化的法治思路和制度远远不能解释和应对。在长期的实践和尝试之后，人们发现，如果仅依靠国家权力、法律及正式机制，是远远无法满足社会治理需要的。以社会自治和自律机制补充法律调整，以协商和解替代诉讼对抗，以宽容和协调、长久的合作关系辅助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实际可行性和社会效果评价法律的必要、成本和运作方式，以多元化的价值和动态的方式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和谐与效益的统一中推动社会发展，这些理念都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逐步形成为公共政策和价值观。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多元化理念的挑战，开始颠覆某些传统法律文化、原理和法律思维。另一方面，曾被推崇备至的司法机制在现实中已日益暴露出种种局限或弊端，被称之为司法的危机。这种事实进一步从外至内地加快了对司法迷信和传统法理的颠覆，并推动了司法改革。[31]

三、当代世界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及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关注法与社会之联系的法社会学，还是从事实和实际需要出发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想都并非美国的专利。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在回顾其思想渊源时，不仅将其归功于欧洲的法社会学思想家，而且高度评价法人类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32]在欧洲大陆，从历史法学派、马克思、埃利希、杜尔凯姆到卢曼等人为代表的法社会学（及法人类学）传统，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学派的现实主义理念，不仅对其法律制度及社会制度的建构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比较法研究中也体现出一种实证主义风格。[33]

不可否认，现实主义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现实主义”流派，但在法社会学的研究中又确实贯通着一种共同的基本精神，并在当代不同国家的法学界中产生了共鸣。可以说，现实主义法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亦有着深厚的基础。继受西方法学的日本法学家综合欧洲和美国的学术传统，很早就开拓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法社会学研究和现实主义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学家目光向下，深入实际进行实证调研，进一步推动了法与社会的有机协调与互动。日本的法意识论、法文化论和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成果对当代法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34]法人类学则将法律多元理论阐发得更具解释性；[35]而在实证研究方面，东亚学者同样成果卓著，无论是法史学、纠纷解决研究或部门法学，乃至理论法学很多都以鲜明的现实性课题和实证性研究方法构成其研究特色。[36]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国家对于法与社会及全球化的关系普遍给予关注。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联性的研究。例如，2002年在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为期十天的国际研讨项目：“亚洲——开放的社会与法”（lawandtheopensocietyinasia），与会者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是，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必须积极面对法与社会互动这个课题，一方面实现法与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本土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法制的协调，同时还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37]近年来，东亚法律多元的思潮影响日增，例如，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安田信之所提出的法律多元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方法论或认识论，得到了许多法学家的认同。[38]这种认识框架强调，在非西方国家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中，除了认识过国家权力与法律的作用外，更需要尊重经济和市场规律，同时需要提高其文化自觉和对社会基础的维护。而法学家则应该放弃对形式主义、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家共同体利益的片面追求，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社会的客观事实，客观评价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准确把握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这就需要对法的实际运行进行自下而上的经验性研究，需要对法律制度建构及发展战略提出符合实际的提案，并进而在社会转型、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方面做出积极应对。

在中国，尽管面对着法律意识形态和普适主义的强大抵制，但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仍以本土化、实证研究等理念和方法显示出其力量，并直接与法律移植和制度建构、法律改革等现实议题紧密相关。不容否认，目前中国大陆的法学家也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大量涉及法制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问世；非正式制度、调解乃至私力救济的意义逐步被法律界所承认，民间法也成为热门话题。[39]学者倡导的现实主义和实证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学自身的改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司法实务界。2004年初，笔者在一篇探讨中国法院诉讼调解的论文中指出，法院调解政策的变化，预示着“司法政策和改革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40]同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时提出：在中国目前的法院审判中，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41]毫无疑问，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法律界已经放弃了对法律教义（或形式）主义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追求，也很难与传统的实用主义立场完全区别开来，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法律界也开始接受现实主义的理念，与世界性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潮殊途同归。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和法学界已经开始脱离了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支配，但可以预见，今后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必然是教条主义与现实主义重复博弈的过程，政策的反复在所难免，但单一化的法律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将难以再成为唯一的主宰。

四、反思中国法学与法治

新法律现实主义理念既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令我们反思法学理论存在的问题，又可藉此思考中国法治理念的转型和建构。诚如许多学者所言，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基本上建立在一种现代性情结或范式之上，[42]而中国的法治建构则与法律移植的主题息息相关。在法制现代化运动中，法律移植主要是指通过引进外国法，制定和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尽管关于法治本身以及继受西方法的必要性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基本共识，其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其真正走向及具体的制度建构仍充满了变数。迄今为止，处于法律移植情境中的法学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法律移植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各国法律继受的初期，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法律精英（特别是法学家）设计并操作，即使在今天，法律移植的主导权、决策权也仍是掌握在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精英手中[43].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已渗透在日常的立法或“改革”活动中，然而，尽管立法与决策的参与者范围扩大了，但就其整体而言，与当年沈家本等先人对国外法律与中国社会实际的认识及其慎重态度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法律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者与决定者除热衷于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考察外，很少在本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所谓法系、历史渊源、形式、成本等问题也很少展开过认真论证，遑论慎思民族习惯和传统文化。多数立法未经过全民参与的社会论证就迅速完成。[44]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和移植中并没有开通真正表达民众和社会需求的渠道。在移植过程中，立法者和法学精英自身知识的不足、利益与价值观的左右，论证中对事实的裁剪、信息高度不对称，以及媒体舆论（同样主要代表社会精英）的操作等因素相互纠葛，加之民众对立法的陌生和疏远以及参与的困难，即使采用了某种公开的形式或程序，民主选择的功能也难以实现。

其次，法律移植通常采用的是国家权力和“法律中心”的单一视角，旨在将现代的法律规则、制度、形式、程序从西方法治国家移植到本国，体现着国家或政府以法律为工具实现社会治理的强烈需求和期待。随着制度和规则的移植，法律教育制度、法律职业群体和法学研究亦在以的方式日益扩大，不断壮大的法律职业集团在为社会带来福祉和正义的同时，也在试图建立对司法活动乃至纠纷解决过程的垄断，并通过争取参与决策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利益及影响。国家权力与法学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上达到一致，并以法律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助长一些轻率的移植。毫不奇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其成为移植目标的首选，目前美国对中国法律制度、教育和文化的渗透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45]然而，这种偏好和选择由于往往并非是对其制度的优劣、可行性、移植成本和理念进行详细考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常常是不考虑与原有制度的衔接，舍近求远，徒增许多混乱。有时一个制度的引进近乎于草率，乃至于或成为具文、或与原有的体系发生无法释解的冲突[46].

第三，法律中心论与法律形式主义构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把持着话语权并对法学和立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47]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仅仅以一些现念或概念（例如人权、隐私权、知情权、自由权等等）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而不问这些概念背后的利益和条件究竟是什么，不关心社会环境和基本事实，更不关心法律的道德基础。而当制度与规则的运行及其效果不尽如人意时，法学家提出的“法律信仰”、[48]“法律家共同体”等理念亦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而司法机关推行的种种改革和政策，同样受到这些理念支配，乃至经常遭遇到现实的嘲弄。[49]

最后，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尽管“国情”、民意和承受力等概念经常成为立法中某项制度或规则能否成立的重要理由，但是就整体而言，依然主要是基于利益平衡和成本方面的考量，立法者、法学家及主流社会舆论在立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非常低，无论是《婚姻法》、《物权法》的制定修改或是民法典的编纂，以传统文化、社会道德、伦理习惯等为理由的意见和建议不仅鲜有考虑，也很难被法律所吸收。[50]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言，[51]中国大陆法律移植和建构中的文化自觉和传统维系意识最弱，法的实施效果也最差——各种非正式救济机制往往受到国家和法律的打压；[52]民间社会规范在正式的司法活动中原则上不被承认。[53]

在我国，现实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出现，但相对于主流的法律意识形态，其声音和影响还非常微弱。然而，以这种立场或方法反思中国大陆的法律移植以及法学研究，确实非常必要，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需要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实证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法学、为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诚然，中国的法治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进程，法律精英在制度建构中确实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法学研究和制度建构可以仅从原理和理念出发。事实证明，精英主导的政策、立法和改革许多不过是某种利益的体现，有些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应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及可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为了减少错误信息和对公众的误导，法学家应尽可能基于第一手资料和真正的事实展开其研究和论证，既不是仅仅依据法律条文，也不是仅仅根据一些被媒体剪裁和炒作过的“案例”材料[54]坐而论道。经验性研究本身存在着固有局限性，并且极大地依赖于研究者拥有的资源、科学精神及诚信，以及能力和技术。[55]而且，其研究发现常常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冷遇。然而，只有经验性研究才能使我们接近于法律和社会的真实，而如果没有真实的前提，任何制度建构和设计都不可能是合理的。经验性研究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大量事实证据（包括实况调研、数据、统计等等）揭示社会和法律运行的真实状况和客观需求，发现问题，探讨分析制度建构的一切必须条件和成本收益。总之，应以一套科学的方法、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使法学、立法和对法治的期待到回归到现实的基础上。[56]

其次，应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检讨中国法治发展之路，破除所谓法律信仰的虚假命题，客观地认识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57]保证法与社会的协调，平稳地实现社会转型。现实主义并非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以事实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它摈弃超验的法律意识形态、形式主义和唯原理主义（普适主义），能够融会贯通各种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学、法文化论、公共管理以及其他学派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可以将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的问题同时放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考量，将具体制度的建构建立在实证和经验性的考察分析之上，兼顾可行性、现实性和成本效益分析，其具体结论则应该是开放的。在我国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法治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主张循序渐进的发展进路，避免通过盲目推进法律制度迅速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道德和价值观，造成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失范，并在数代人中出现连续性的不可逆转的效应——社会的精神生活贫乏、信仰缺失、道德失范以及社会凝聚力和自治力丧失等等。“”以来，我们在推进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忽略了现代西方文明中多元化的因素、尤其是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的重要社会功能，在破旧立新的发展中对基层秩序、社会共同体以及道德等机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近年来以“”的方式推进法治的结果，尽管起到了社会启蒙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职业扩张权力与利益争夺的契机，对法律的权威与正当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在这种背景下，当务之急、并且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最艰难的使命，是重建社会的道德与精神信仰，培养全社会的诚信、责任和主流文化。[58]正如西方学者裴文睿（randypeerenboom）指出的：“法治并不总是最有效的欧洲杯买球平台的解决方案。在有些情况下，依靠市场或政治渠道，而不是依靠正式的法律，可能是约束当事方或解决纠纷的更有效的方法。而且，只有在与文化价值、非正式惯例和制度及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法律才是最有效的。……在没有其他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习俗相应变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进行法律体制改革，会使改革的效力受到限制”。[59]

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不是仅热衷于通过宪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实现社会治理，而是更注重通过法的实施与纠纷解决的实际，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尤其是应重视社会基础、文化传统、人民的生活行为习惯和社会成本。从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在法典编纂和法律制定中，已不大可能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收集民间习惯等方式缩小法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因为社会转型与变动的速度是惊人的，传统习惯已经迅速嬗变，而新的习俗和行为规范无时不在形成变化中，期待以类似法国或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建立无所不包的民事秩序，由以解决所有民事纠纷，本身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此，毋宁将民法典设定为一种基本框架、原则和规则，减少对它的理想主义期待，同时尊重社会机制自身的调节规律，借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规范（socialnorm），提倡当事人和社会成员以协商、和平（非对抗）、经济、灵活的方式，在法律的框架下（intheshadowoflaw）争取双赢或多赢的解决。[60]

第四，科学合理地进行法律移植、制度建构和路径选择。仅仅发现法与社会的差距是不够的，还应由此探索合理的发展战略，建立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目标。现实主义的态度认同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价值，认为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和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应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国家规制与社会自治的协调，尽可能地通过既有制度的转型发挥现代功能，减少大规模解构与频繁变动带来的动荡与风险；另一方面，在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和程序方面应继续坚持现代化目标，促进社会逐步向这一目标迈进。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国家（立法者）对于文化的态度往往会决定不同的继受模式和结果，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增加文化认同意识，确立多元化模式和路径，建立更多的替代性机制。

最后，以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借鉴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提高法学的科学性。在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价值得到社会和法律界的认同之时，最重要的是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方法自身的局限。“今天，新法律现实主义可能会面临着基于社会科学立场的批评，甚至包括一些基于资料数据的研究者对其发动的挑战。然而，只要双方都忠实地遵守科学游戏规则，就都会做出有益的贡献”。[61]最易给现实主义研究方法造成致命伤害的，是伪实证主义的方法，即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非科学方法，目前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主要包括：先入为主地提出论断或主观臆测，以零星获得的所谓实证资料或媒体上的案例进行填充；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无知导致的对资料数据的误读或误用；个别或少数第一手资料的过度使用；缺乏对资料数据局限性的认识；个案及田野调查的局限；证据不足的结论，事实资料的虚假处理、剪裁或缺乏说明，等等。有时，由于训练不足，或受主观先见的支配，调研者即使亲自进入基层和实践，也未必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同样，缺乏对以往研究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同类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导致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的观察之上，难以做出更有价值的分析。[62]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麦考利教授告诫我们：即使有些社会科学研究看起来能支持我们偏好的观点，但只要我们关心的是事情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寻求支持自己观点的权威修辞，就必须以怀疑和谨慎的目光去加以审视。[63]同样，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不仅需要相互借鉴，也需要通过经验性方法和客观的态度进行交叉验证。[64]实证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尽可能发现事实或提供最充分的证据，以将结论或制度建构建立在扎实的前提或基础之上，当不同调研获得的事实及分析能够相互印证时，应该说这种实证研究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接近了相对客观的事实或真相。[65]

总之，新法律现实主义是对传统法学方法的反思，但并非后现代主义，这种立场并不否定法治的价值和功能，但不认为法治是唯一和万能的；同样，它并不主张以非正式制度和非法律方法替代法制，而是寻求多元化的路径。现实主义强调以经验实证性方法发现事实，在此基础上科学地设计制度、分析其利弊和成本，选择现实可行、成本与风险较低的道路；其研究强调立场的客观和中立，但不排除支持一些相对保守的观点和做法。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和法律移植而言，法律现实主义的口号应该是法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6]对于中国法学而言，法律现实主义代表着一种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一种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其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和起点，而不是一种结论和意识形态。

本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在构思本文时，笔者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麦迪逊）作访问学者。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该校stewartmacaulay教授极大的启迪和帮助，笔者通过电子邮件与其进行了十余次较长的笔谈，教授不仅提供了大量参考文献，并欣然同意笔者将其介绍新法律现实主义的论文翻译成中文，还将他刚刚完成、准备在2006年1月学会发表的最新论文提供给我作参考。教授平易近人、睿智渊博的风范和魅力与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犀利的论证一样，令人难忘。macaulay教授在国内有多种中文译名，如马考利、麦考莱等，笔者根据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的标准译法，译为麦考利。

[1]新法律现实主义由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首倡，2003年该校首先组织了有关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研讨会（the‘wisconsintradition’andthe‘newlegalrealism’）；2004年5月美国法与社会协会（lsa）成立40周年纪念年会主题为：lawonbooksandlawinaction–legalrealism，newformalism，andthenewlegalrealim；相关资料及网站参见lawandsocietyassociationhomepage.由美国律师协会基金和维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所共同资助的“新法律现实主义项目”，旨在发展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关于法律的经验性研究（empiricalresearch）范式（paradigm）。/events.php：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访问日期，访问日期：2005-11-10.经验性研究，即实证性研究，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等，重在通过事实资料和证据的收集提出并验证各种理论设想和制度设计模式，以追求研究和制度建构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效益性。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冠之实证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助第二手资料或统计数字进行的，甚至借助媒体报道的个别案例展开，这类实证研究的事实前提往往存在许多不真实或不准确之处，并极易以讹传讹，导致较大的误解和误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有时直接采用经验性研究的概念，强调通过研究者的观察和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

[2]/events.php：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

[3]thenewversustheoldlegalrealism：“thingsain‘twhattheyusedtobe”，wisconsinlawreview，volume2005，number2，pp365—403.笔者已将全文译出，《政法论坛》近期即将发表。此外，在此前的一系列论文和教材中，作为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成果还可参见：“freedomfromcontract：solutionsinsearchofaproblem？”，wisconsinlawreview，volume2004.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volumei，theintroductorycourse，lexisnexis，2003.

[4]stewartmacaulay，contracts，newlegalrealismandimprovingthenavigationoftheyellowsubmarine，draftattheassociationofamericanlawschoolsmeetingin12-15-2005.麦考利教授向笔者提供了这篇尚未正式发表的手稿，该文将在年内（2006年）在tulanelawreview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新现实主义理念和经验性（实证）研究方法的问题。

[5]法律现实主义是指美国1920——30年代兴盛一时的法学流派，尽管它给美国传统法学和美国人的法律信念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推动了司法能动主义和法律乃至社会改革运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或法学，它却似乎已一度淡出乃至销声匿迹。美国学者schlegel指出：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死亡，其原因是：（1）其产生的制度化环境是暂时性的；（2）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的个人特质；（3）推动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困难。（johnhenryschlege，americanlegalrealismandempiricalsocialscience：fromtheyaleexperince，28buff.l.rev.（1979），转引自前引麦考利论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下，现实主义的法学理论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说，受到了传统法学阵营坚决的抵制和联合打压。johnhenryschlege，americanlegalrealismandempiricalsocialscience：fromtheyaleexperince，28buff.l.rev.459，521（1979）。转引自前引麦考利论文。

[6]“我们将采用一种集经验性研究的复合考察、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为一体的三维方法（tripartiteapproach）——这正是”老“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然而经过数代人的新思维，这些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前引注2）。

[7]法与社会研究正是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直接渊源，参见：stewartmacaulay，lawrencem.friedman，johnstookeyed.lawsociety，readingsonthesocialstudyoflaw，w.w.nortoncompany，newyork，london，1995.lawrencem.friedman，thelawandsocietymovement，38stan.l.rev.763（1986）；bryantgarthjoycesterling，fromlegalrealismtolawandsociety：reshapinglawforthelaststagesofthesocialactiviststate，32lawsoc.yrev.409（1998）；felicev.levine，goosebumpsand“thesearchforsignsofintelligentlife”insociolegalstudies：aftertwenty-fiveyears，24lawsoc.yrev.7（1990）；davidm.trubekjohnesser，“criticalempiricism”inamericanlegalstudies：paradax，program，orpandora‘sbox？，14lawsoc.inquiry3（1989）。

[8]“正如friedman指出的：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在终结时几乎打败了其所有的敌人。今天，如果你告诉一个法律家群体，你认为政治对法律制度起着重要的影响，法治并非像表面上的那样确定而是相当灵活的；你相信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哈欠连天并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是否据此陈词滥调行事，则是另一回事”。麦考利，前引注3.

[9]麦考利教授前引注3论文从学说史的角度分析了与前辈的异同，以下诸点为笔者参考该论文及其他文献的内容，根据自己的理解归纳分析而成。

[10]williaml.f.felstineretal.，theemergenceandtransformationofdisputes：naming，blaming，claiming……，15lawsoc.‘yrev.631（1980-1981）。转引自前引注3论文。

[11]新现实主义宣称：我们延续了法社会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道路，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对法的作用进行更多的经验性研究。这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要求更多地关注数据资料的收集，以保证更准确地理解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及其实践。这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关注也会推向政策领域，在此我们同样希望植根于“民主”，关注人民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法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必须研究处于上层“top”的法律精英及机构，以便更加彻底深入地理解法律过程（legalprocesses）。前引注2.

[12]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d：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ition，lexisnexismatthewbender，2003.pp6-7.

[13]前引注3.

[14]例如，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诉讼高潮（爆炸）一直被一些理想主义法学家描述为带来了公民权利的扩张和社会进步，但是，近期的经验（实证）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至少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些论断。这对于热衷于权利扩张和诉讼的法律家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研究发现。参见前引3论文集所列举文献。亦可参见范愉：《集团诉讼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有关美国集团诉讼的资料。

[15]这种法学研究为现实的社会发展服务的精神，即产生于20年代初的“威斯康星理念”的主旨。

[16]霍姆斯大法官尽管承认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对这类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以为然；而除了弗兰克和卢埃林的少量研究外，现实主义法学家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17]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18]参见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

[19]笔者曾与麦考利教授讨论过经验性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异同，并以布莱克（donaldblack）、埃克里森（robertc.ellickson，orderwithoutlaw：howneighborssettledisputes）和埃里克？波斯纳（erica.posner，lawandsocialnorms）为例，说明其间的差异。麦考利教授认为，布莱克和埃里克森属于经验性研究，但是埃里克？波斯纳的研究则不属于此。其中埃里克森的经验性研究非常出色，但其最后的理论分析模式借助了博弈论的假设，布莱克的经验性研究及其理论抽象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他将法律界定为政府的控制，这是许多研究行动中的法和法律多元论的法社会学家所不能接受的。埃里克？波斯纳的方法不属于经验性研究，甚至像是一种思想实验，但是他对社会规范的关注却是绝大多数法社会学家和现实主义者所认同的，是一个很好的视点（实际上也借助了经验的证明）。麦考利教授认为，博弈论或经济分析法学的许多理论模式和预设，在没有获得经验性资料之前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方法既不能取代经验性资料的验证，也不能因其精致而证明自身的正确。“所有应用于法律的社会科学方法都存在缺点。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发现水分子公式那样，寻求一种能够以同样方式证明的确定无疑的真理”。（引自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

[20]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中既有法与经济分析学派、又有不少批判法学的急先锋，但是，其基本立场是反对从原理和逻辑出发的。事实上，凡是严格恪守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在有关法律的作用和对具体的制度的态度上往往较容易达成一致，至少能够站在同一起点上对话和交流。他们的共同对手则是那些传统的法律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然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并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犬儒主义者，而是从质疑先验原理出发，走向科学的实证研究，并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构，以达到法律与社会的协调。

[21]grantgilmore教授说：“天堂没有法律，在那里狮子与绵羊能和睦相处；……越是糟糕的社会，法律越多。在地狱里除了法律什么也没有，并且严格地遵守程序公正。”grantgilmore，theagesofamericanlaw111（1977）。转引自麦考利。此说或许过于偏激，但是相对于传统法学对法律和程序正义的理想主义描述，也许是一剂良药。麦考利教授也对那些试图通过诉讼解决所有社会纷争的空想提出过讽刺，他说“我曾经开玩笑说，往冲突中的坦克车上扔一本法律书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引自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

[22]“freedomfromcontract：solutionsinsearchofaproblem？”in2004wisconsinlawreview.该论文指出美国目前合同纠纷诉讼正逐步减少，法院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解决纠纷，通过对各种新合同理论的分析和综述性研究，其结论认为，从行动中的法的角度看，人们确实是正在从合同中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市场开始超越合同法的约束，传统的合同理论和合同义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和灵活选择所取代。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发生改变。参照：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volumei，theintroductorycourse，lexisnexis，2003.新法律现实主义项目追求发展一种包括人类的法律实践在内的更多方面的解释模式。也就是说，除了理性的选择之外，人和机构时常还会受到文化、社会结构、情绪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他们是无法选择的。为了分析法律的影响，我们必须研究在他或她参与其中、并必然能够理解的“复合型从属（多元依附）的社会关系。参见前引注2.

[23]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前引注2.

[24]stewartmacaulay，lawandthebehavioralsciences：isthereanytherethere？，6lawpol‘y149，182（1984）。

[25]1998年，frankmunger教授对这七个命题进行了评论，并增加了一些反映更新的法与社会文化的内容；他还从法与社会的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正当性（legality）的视点：（1）法是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要素；（2）法律的内容和意义是由一群自成一体、各有独自的经历、却在同一历史场景中出现的行为主体所赋予的；（3）在研究中一个日益受到质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法律中立的神话和法的自治；（4）法律家创造文化，但受其在政治和经济机制中的作用所限定。munger总结说：我强调，所谓“新”批判经验主义的发现以及我们对法与社会领域的洞察与麦考利教授所总结的早期经验性成果高度一致，然而，我们已不再理解早期成果中用以描述法律的远大理想与其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一词的意义。frankmunger，mappinglawandsociety，incrossingboundarless：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inlawandsocietyresearch21，42-55（austinsaratetal.eds.，1998）。转引自前引注3论文。

[26]事实上，不断援引法外因素（包括道德、习惯、文化、政治目标、价值观和社会利益权衡等等）对法律规则及原则进行解释已成为法律实践中不言而喻的准则，所谓有职业法律家从法律规则、逻辑和原理出发根据法律思维进行的推理、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技术和过程已经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遵循。制度建构中道德、传统文化、成本效益等因素更是不得不考虑的基本要素。

[27]前引注3论文。

[28]例如，美国的诊所式教育（cliniclegaleducation）就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了改造传统法学院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adr是诊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美国的考察中发现并得到证实的是：诊所教育的教师群体较之正式的法学教授而言，对现行法律制度更具有批判性，更重视实际操作性，也更少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迷信。

[29]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合同法课程以教授“行动中的法”为宗旨，笔者围绕这种教学方式与麦考利教授进行了讨论，笔者谈到：在中国，我们经常为法学教育的目标感到困惑，人们希望对法律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培养，一方面使他们具有法律“信仰”，将法律奉作至尊；另一方面希望使他们获得法律的操作技能——法律解释、举证、辩论、法律规则援引适用等等，这些技能使他们区别于普通的民众，成为法律规则的运作者。而法与社会的研究则告诉他们规则以外的秩序、非法律合作的意义，以及法律的局限性等等，这对于那些期待从法学院获得法律“信仰”、技术和操作性知识的学生而言，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法律的权威、功能以及对法律技术的尊重和掌握？更进一步地说，“行动中的法”学说是否会动摇社会对法治的信念？麦考利教授认为：如果只以理想化或意识形态的方式看待法制，那么这种法的理论，就会远远脱离律师和社会成员的实践经验，那么，又怎能期待人们严肃地对待我们的理论？我认为，显然我们的方法有助于培养训练那些希望成为律师的人——如果行动中的制度涉及和解和谈判，如果（通过诉讼）主张权利需要较高成本（包括诉讼费用以及对有价值的关系造成的损害），而且，如果我们的法律规则体系本身存在矛盾——那么，律师必须能够对付这些问题。但是理论家也面临一些挑战。我不认为法律与社会研究方法意味着否定法律的运作及需要。法律有影响和作用，但是它不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我们有许多诉讼的替代方式，而律师应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合理的选择。理论家也必须如此。如果一种理论只适用于所有的交易中的一个非常有限的微小类型，这是什么样的理论？我时常说，我们教育的使命是要使学生成为敢于怀疑的人、但不是犬儒学者（愤世嫉俗）——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引自本人与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通信）。

[30]这种多元化理论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自然法学、规范分析法学和法社会学三种方法进行调和或综合，而属于法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立场。其主旨是在尊重传统法学流派及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实证方法对考察和验证那些未经证实的或需要验证、发现的事实，用事实证明、证伪或补充、修正各种理论假说或已经过时的理论、制度及观念。

[31]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及资料参见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1辑（1998年2月）；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趋势，《比较法研究》2003年4期；《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2节。以及（英）朱克曼主编，傅郁林等译：《危机中的民事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麦考利教授指出：我们使用“行动中的法”这一概念描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事业，但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考虑到了埃利希的理念。实际上，我们受到的埃利希理念的影响可能比对庞德思想的意识更多。……此外，我还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教授的《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惯（crimeandcustominsavagesociety）》中获益甚多。参见前引注3论文。

[33]因篇幅所限，不得不略去这一段重要的学说史的追溯。

[34]参见何勤华：《当代日本法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四章；陈根法：《论日本法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五、七章，以及国内已经译出的川岛武宜和大木雅夫等人的著作。

[35]例如，千叶正士著，强世功等译：《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36]例如，日本法理学年会每年的主题都是实践性的，例如，医学伦理的挑战、所有权的发展及理论更新、司法改革等等，而选择纯粹理论研究的法理学家则比较罕见，很多参加法理学年的会员都同时是部门法的专家，而重要的法与社会课题的研究往往都是跨学科的。同样，诸如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传统法学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和比较研究都具有很强的实证指向。

[37]这一项目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属于亚洲科学研讨系列项目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日本、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分为9个专题：法律文化与法律意识，法律与宗教，亚洲宪法与社会重构；亚洲合同法与所有权法，公司法、贸易法和投资法，刑法的发展与犯罪问题，纠纷解决、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国际法与亚洲国际法律支援，亚洲国家的法律资源共享及数据库建设等。不过，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显然存在许多重要的不同，包括制度建构的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自然条件等诸多的差异，甚至法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法学家普遍更关心的是建立规则体系（立法）和制度改革问题，但对法律文化以及法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关心不足。

[38]yasuda，nobuyuki：howcanlawinteractwiththesociety？—anoteonrecentlawreformmovementinasia，安田教授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昂格尔的三种法的类型的理论模式上的重构。笔者有关这一理论模式的评介和对中国法制的思考，见范愉：从司法实践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关系，收入《比较法在中国》（2005年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简略版载《法律科学》2005年1期。在2006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东亚法哲学研讨会（台湾大学）上，安田信之教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一理论。参见该研讨会网站：www.law.ntu.edu.tw/east-asia2006/ea-home/ea-home.html.

[3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引证率”并不足以作为一种证明某种学说或学者影响力的科学依据。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遵守科学规范的环境中，引用率才能显示其功能。当前的问题时，首先，在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撰写的“论著”中，相当多的剽窃、变相抄袭和不规范使用，无疑是不会标注原作者的姓名的，剽窃与引用成反比，越是专门的研究，此类情形越严重。其次，引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引证权威的层次，正像以前将马恩列斯语录作为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一样，目前许多研究中这种引证情况还相当普遍，反映了学术界的偶像崇拜和一种非科学的风气，而一些对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法学家”，无非是借助了传播的话语权，同样并不代表其学术威望。第三，目前中国书籍文献出版量与速度与读者实际获得和阅读的文献不成比例。研究者没有形成在著述之前首先检索和穷尽已有资料的学术习惯，加之学风不正，评论界存在趋炎附势、弄虚作假和炒作之风，因此，实际上仅有少量文献和书籍会引起关注和引用。最后，很多法律实务界以论文作为业绩评价标准，经常举办各种论文比赛、评奖等活动，在选题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集中的批量生产，集中引用、重复引用、非规范引用的情况极为普遍。总之，目前我国法学界以引用率判断学术成就和影响是不够科学的、至少是不充分的。

[40]范愉：“调解的重构”（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3期（91页）。

[41]颜茂昆：“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载《人民法院报》2004-10-12.

[42]邓正来教授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邓教授对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批判是深刻和极具建设性的，但是笔者对于中国法学家是否能够或有必要建立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表示疑问，因为理想和理念本身是无法证明自身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的，而学者本身更是难以具有这样的能力。

[43]参见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该论文对此有较深刻的批评。

[44]在某些原本并无既有制度的领域，如股票、期货和一些现代金融制度，尚可容忍反复试错，但也同样存在着与既有制度衔接的问题。而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基础的诸法领域，如民法及民事诉讼，移植而来的制度与现实社会治理需求与效果的差距则根本无法消弭。而理念方面的冲突同样在所难免，从《物权法》制定中的问题和波折就可略见一斑。

[45]法律输出乃至法律帝国主义的一条捷径就是通过法律家的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进行渗透，在这种渗透中，法律家起到了最积极和忠实的中介和推动作用。当代中国法律教育和培训中，美国法律教育和法学的影响已占压倒优势，乃至于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也被送到美国培训。美国法学译著在中国出版的种类和数量非常惊人，不过，这个进程未必是美国法学家的自觉意识。美国许多在1960年代曾参与法律与发展运动的老一代法学家后来在实践中深刻反思，批判和否定了法律输出和法律帝国主义。而在我国，那些对美国法治持批评态度的“法与社会”研究、批判主义法学等学派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而有意识地被加以筛除或不受欢迎。

[46]例如有关引进美国集团诉讼问题的讨论。参见笔者：《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强世功认为：当代法理学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即倡导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法律观。……从形式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了一种“法制主义”（legalism），即从形式合理性、普遍适用性、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这些法律规则本身的内在特征入手来理解法律；从实质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即把自然权利作为思考法律内容的出发点。“法理学可能由此变成法律人的意识形态，丧失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发展可能性，逐渐沦为一种新的教条。今天，法学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已经初见端倪。”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性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实际上法学家偶像化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激进法律理想主义往往借助媒体，压倒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加剧非理性情绪。

[48]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问题已经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发展为一种思想体系，尽管其中不乏积极意义（参见许章润等著：《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收入该文集的笔者论文：法律怎样被信仰）。所谓信仰并非信念或信心，通常是指宗教及其他非理性的超验信念。实际上，所谓法律信仰的命题本身是对西方某些法学思想的误读，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依据。在三大法学流派的思想中都不能推断出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信仰的命题，如果是指对自然法学中崇尚的正义价值观等的信仰的话，那么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律文化同样如此。能够成立的命题是“法”的信仰，即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之上或背后的价值——正义、公平、真善美和道德的信仰，法律只有借助这些力量才能提高其正当性和权威，从而有效地实施，而不是仅依靠国家权力和对法律规则的迷信。

[49]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曾以“司法能动主义”为其最高理想，以程序公正为基本理念，但前一个时期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均已告失败或受挫。尽管法院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调整政策，宣称应以现实主义为基点，但是从其推行的改革规划看，很难说现实主义已成为法院的主导理念，毋宁说仍处在多种理念的博弈过程中。

[50]近年来法学界虽然不断强调本土化主张，但在具体立法和制度设计中，这种文化自觉却始终并不明显，或停留在一些大而空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类的标榜和纯精神层面的道德（德治）宣传。2000年《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曾提出有关禁止姻亲之间婚姻的问题，招致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精英的激烈反对，迅即被摒弃于修改案之外。

[51]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的法律乃至于宪法中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无论是日本的“和”或集体主义的理念，还是韩国人刚柔相济的精神，在其法律规则及其实施中都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而关乎民生和家庭的民法中更是渗透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尊重与延续。

[52]近年来，随着一些提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声音和实践中的需求，对于制度化的人民调解已经开始进行重构，但相当多的意见倾向于将其正规化、法制化，与此同时，民间私力救济正在活跃地发展，有可能占领非正式救济的广阔空间。

[53]只有在实践问题积重难返时，才可能由司法解释文件加以协调。例如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彩礼问题的处理意见。目前一些基层法院和法庭已开始承认甚至强调民间社会规范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但是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这不可能成为法院和司法活动的主流。

[54]以2005年在各种媒体上炒作的王斌余案为例，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媒体报道大相径庭，一个身携上千元现金、刚刚自愿接受了劳动部门的调解、5天之内就能够结清欠薪的人，因一时激愤杀害了几个并非其雇主的无辜者（包括妇女）。而在媒体的报道下，学者们将其描述为一个“身无分文”、“投诉无门”，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杀害恶老板的“弱势群体”代表。微妙的事实改变就这样成为一些学者立论的基础。参见：王斌余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人民法院报》2005-19-20；要新闻事实还是法律事实？王斌余案真相还原，《检察日报》2005-09-21.

[55]麦考利教授指出：经常，我们最多只能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和量化的描述，最多做出一些猜测，这些猜想是每个人在做了我们的考察之后都能够发现的。然而，我们的研究是由规范的立场所支撑的，而不是依赖于那些奇闻轶事、都市传说、或我们自己想要相信的自说自话，因为有太多的法学教授专门研究了一两个事例，就断言这是一个必须引起关注的相当典型的或重要的现象。前引注3论文。

[56]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对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有客观真实的了解，在比较法研究方面，同样需要依赖经验性的资料及分析。

[57]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会鼓励国人“不把法律当回事”的态度，实际上，法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证明，法律的实施程度及效果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而是与法律主体的利益、守法的道德意识及执法成本成正比（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36页以下，第二节、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为了使法律能有效实施，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利益与价值取向，及其与社会道德的同向性（也包括与传统和习惯的同向性），其次是能否承担必需的成本（同向性越高则成本越低，反之亦然）。确立法律权威需要守法的道德信念和执法成本，而民众对法律认知及情感的提高并不会因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促成。在这个意义上，“不把法律当回事”是中国的一种事实，需要的不是否定这一事实的存在，而是如何面对这种现象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

[58]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从本质上而言，法治的建立与实施，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的。然而，即使是宪政，如果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无法实施，最终不过是理想而已。事实上，目前我们尽管已有认识甚至呼吁，但实际上对于精神与道德的重建几乎束手无策。

[59]裴文睿（randypeerenboom）：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载《洪范评论》第1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60]一个由中美学者联合进行的对北京市民在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方面的调研，采用了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同样的问卷和方式，调研结果表明：“当在中国观察纠纷行为的时候，很多西方的观察者都倾向于寻找（希望有）大众对正式法律动员的信心和支持。……笔者对这种强大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动机、功用和经验基础有所怀疑。笔者觉得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正式的法律比其他已有的选择要好。（美）麦宜生著、王平译：市民生活中的法律，收入郭星华、陆益龙等著：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1—102页。同时，研究也显示出，中国民众对于实质（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区别比较淡漠，一般而言更关注结果的公正而不是过程或程序。

[61]butseeelizabethwarren，themarketfordata：thechangingroleofsocialsciences，2002wis.l.rev.1.转引自前引注3.

[62]麦考利教授已故的妻子jackiemacaulay是一位卓越的律师和编辑，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她在一篇论文中将法学界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列举为：（1）急功近利的短视观点；（2）样本偏差及对第二手报告缺少足以识别的标识；（3）对样本提供者的定位、识别的偏差；（4）对研究进行所处的环境定义不完整；（5）没有数据的细节（例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研究穷人的特点并假定其他人必然与之不同）；（6）无效的因果推论；（7）外在世界的偏差（影响到所收集的社会统计资料）；（8）具有“意义”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不详）；（9）理论、概念和方法不充分的问题，包括：（a）虚假的二分法；（b）可疑的对称；（c）结果未定的循环；（d）缺少替代物；（e）带有贬义的标签和证据不足的臆测；（f）理论与操作中的变数不一致；（g）过于简单的模式和无批判的变动；（10）由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成功道路造成的问题。（jackiemacaulay，somebarrierstodrawingconclusionsfromsocialscienceresearch（1979），）

[63]前注3论文。

[64]例如，近年来某些社会学研究，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实证特性，简单地将西方实证研究的二手资料或某一些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的基础，借助媒体的炒作，将某些性学、同性恋、女权问题等研究引上了歧途，同时产生了非常消极的社会效果。而不少社会科学研究对法的理解往往也是从原理出发的。

法学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

与一般文章的写作不同，学士论文的写作除了要符合学术论文的基本属性要求，以及遵循一般的写作步骤外，还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1]学术规范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无数学者通过不断试错，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渐形成，约定俗成并获得大家认可的写作传统或称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种规矩使学术研究与一般的问题探讨区别开来，从而也使专家、学者与一般大众区别开来，有利于促进学术的专业化，形成专业圈子或称专业槽。现在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往往通过学术团体或国家统一制定的标准的方式出现，但它并不是纯粹人为设计的东西，而主要是学术研究本身内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学术规范无论对于论文本身的价值，还是对于学术训练来讲都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学者的生命线。也正因为如此，论文是否合乎学术规范的要求就成了论文评定的一个基本指标。

这里主要谈论学术规范中的形式规范，即论文的结构格式问题，并且限定在法学学士论文的范围。论文的结构格式包括很多方面，这里谈的是论文一般应必备几个部分，以及各部分的写法，属于论文内在格式的一个方面，区别于论文排版的规定格式等其它外在格式要求。

一篇完整的学士论文包括前部、中部和后部三个部分。[2]前部主要包括题目、摘要和关键词，是论文的前置部分。中部主要包括正文和注释，是文章的主体。后部主要包括参考文献和致谢，是文章的附属部分。

一、题目

论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依序排列，位于论文的前面。它们有机结合，不可分割，属于一个小的整体，总是被检索工具一同收录。它们的内容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论文的实质内容，节省时间和精力。

论文题目又称标题，是文章最重要的标志和象征符号，可谓“论文之眼”。它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题目是反映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同时也是提供检索的特定使用信息。如何选择合适的题目往往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因为它必须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出于研究的方便，往往确定了选题后就相应地选择一个题目，但它只是临时起到标识论文的符号作用。题目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根据写作内容及观点的变化往往会有些变化，通常是在定稿并完成答辩以后，题目才能最后完全确定。

论文题目具有以下功能：明确研究对象或揭示论点、确定一个研究的最佳角度或进路、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或引起阅读兴趣。通常题目既可以经过综合考虑后确定，也可以从论文题材、主题、命题中选取。如：浅析司法赔偿制度、司法赔偿制度需要改革吗？司法赔偿制度必须改革，等等都可以作为论文的题目。在具体设计上，题目一般为词组，但也可以为句子；作为题目的句子大多为陈述句，个别也可以为疑问句。此外，除了主标题外，论文还可以有副标题。

题目一般要求：[3]1.准确得体，紧扣论文主题。2.与内容相符，范围大小一致，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3.比较新颖、醒目，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4.语言凝练、简洁，主标题不超过二十个字。学生写作一般存在的问题有文字太长，文学色彩比较浓，题目与内容不符等等。如：论文题目是“网络问题”，而内容中却只是写到犯罪问题，没有写到一般违法问题；论文题目是“对我国证人拒绝作证的思考”，实际上却写的是“刑事案件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问题”。

二、摘要

摘要或称内容提要，是论文最简捷的梗概，用通俗的话说即从论文中摘出的要点。通常用在期刊上一篇较长文章的前面，或专门的索引工具以及网上期刊文章的浏览器上。摘要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自含性），有依据，有结论，是一篇完整地短文，应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核心内容，不阅读全篇论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是对题目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读者希望通过它来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论文的基本内容，以粗略评估论文的学术价值，从而决定自己是否有必要阅读论文，以及是泛读还是精读。如果摘要写得不好，论文被收入文摘杂志或检索核心数据库，进而被人阅读和利用的机会就很少，导致论文的基本功能——传播信息，促进交流无法得到充分实现。

摘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结论，重点是结果和结论。摘要采用陈述语气，不加注释和评论，讲求言简意赅，表述准确、客观，一般字数在200字到300字之间。

摘要的主要功能包括两个方面概括和引导，相应的其应具有两个特质“全”和“新”，二者缺一不可。[4]所谓“全”就是摘要应尽可能全面地提示文章的要点。这主要包括论题（研究对象）、论点、论据和论证，即论文探讨了什么问题，根据什么材料和理由，运用什么分析方法，得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所谓“新”就是摘要应把文章最有新意的东西提示出来。这一般也体现在上述四个要点上。有人认为摘要应包括三点：论文的重点、特点和新见解，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论文摘要的引导功能，而忽视了其概括功能。

学生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把摘要写成了前言，甚至仅仅包括写作意义这一个方面。2.内容过于宏观和抽象，没有实质内容，使人无法了解文章的主要观点或精华所在。3.写入常识性的东西，以及重复论文题目中已有的信息，不够精炼。4.内容中包含“本文”、“作者”等类似的词语。考虑到摘要的作用，作者应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论文，以第三人称来书写。同时摘要通常独立使用，“本文”的含义不明，容易使人迷茫：到底是指摘要本身或是指论文。

三、关键词

关键词是从文章中选取出来，最能体现论文特点和创新价值的名词或术语，它们反映文章的主题内容，对论文具有实质意义。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能覆盖论文的主要内容。它们可以起到使读者提神醒目的作用，可谓画龙点睛之“词”。通常关键词在文章中多处提到，既构成了理解论文的基本框架，又使该论文于其它论文区别开来。不同的文章关键词一般不会，也不应该完全相同。

关键词是对文章重点概念或理念的强调，同时也对摘要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它一般从论文的题目、分标题、摘要以及正文的重要段落中选取。关键词特别讲求简明扼要，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以3-8个为宜。如果可能，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中提供的规范词中选取。

学生在写作中出现的问题：一是关键词不关键，并不具有类似“题眼”的重要作用，而是属于文章中的普通词汇，并且其用法与通常用法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有的论文把“不和谐之处”、“预防和对策”等作为关键词。二采用过多的通用词，而不是专用词。三是关键词“多而不精”，使人无法把握论文的核心内容。四是遗漏关键词，不能覆盖全篇论文。

四、正文

正文与注释结合在一起，构成广义上的正文部分。正文是论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构成论文的主脉，注释则辅助说明正文，是论文的支脉，对正文起基础性支撑作用。

正文通常没有明确的格式要求，属于可以比较自由写作的部分，因为它属于实质内容的写作，具体的格式应该完全适应不同的具体内容的要求。尽管如此，正文还是必须按照论文的内在逻辑需要，分为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这通常称为学术论文的基本型（三段式）。

绪论，又称序言，它位于正文的最前面，是读者进入正文的第一步。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读者比较轻松地进入下面的正文本论部分，为读者深入理解论文作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这部分主要阐明写作背景、缘由、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目的、前人的研究工作介绍、论文的主要思路和结构。绪论并不阐明自己的中心观点，更不进行论证，基本上采取叙述的方式。这部分的写作风格通常是提纲挈领，平板直叙，由浅入深，通俗易懂。

本论，狭义的正文部分。它是文章的基本内核，对论文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可以详细地阐述对问题的独特分析，从各种角度来充分地论证论点（这也是“本论”二字的基本含义），集中表述研究成果。这部分要求专业性强，语言精确，逻辑严密，分析深刻。

结论，正文的最后部分。它是对全文的概括提炼和总结升华，提出对所述论题的总结性看法和意见，指明论文的创新之处。如果不可能导出应有的结论，也可以没有明确的结论而进行必要的探讨。在这一部分，通常还要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结论概括性强，比较简短，所以除了论文前部之外它往往也是读者快速了解论文内容及理解其学术价值时必读的部分。这部分的要求是主题明确，语言精练，思维辩证，留有余地。

五、注释

学术性文章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文章，如政治性文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在论述中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注释问题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规范要求问题，但“这里的形式性规范并不仅仅是形式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5]也正因为如此，学士论文的写作对注释有严格的要求。除了必须遵守格式的要求外，学校往往还规定一篇学士论文必须至少有多少条注释，如15条等等。

有必要说明，“注”和“释”不是一回事。注，是指引注或称引证，指出某段文字是引用某人某篇文章或专著里面的内容。其主要功能在于表明论文言之有据，起到索引作用。释，是指解释，说明该处文字的有关情况，包括对论文中讨论的某些论点补充其它的佐证文献，插入在论文中被干扰的引述，拓展在论文中论述的观点，纠正文章的论点，等等。“注”和“释”通常合在一起，简称注释。这是因为在论文写作中，二者往往同时出现，功能互补。

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带有许多注释的论文是绅士派头的表现，从而“使论文看起来像论文”，并且往往是一种障眼法，实际上并非如此。注释与正文中的其它内容相比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增强论文的说服力。没有注释，论点就缺乏支撑力和扩张力，论文就显得不充实，不丰满，似乎文中的观点是不需要以别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的，论述是没有语境的，这不容易使读者信服。2.反映了学术的继承性。注释表明了作者对前人的相关学术成果有了清楚的认识，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理解并继承了（包括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对一篇论文来说，如果说主题思想反映其具有创新性的内涵的话，那么注释则反映了其具有基础性的外延。有学者把注释称为论文的“皮囊”，[6]非常形象、传神。3.反映了学术的创新性。表明作者专注于发现和研究学术上的新问题，没有重复别人的研究工作，从而避免了个人和社会资源的浪费。4.保持论文思路的连贯性。把相对次要的内容放到注释中去，可以突出论文的主题，从而使论文避免了一般性表述和资料的堆积，节省篇幅，使论文结构更紧凑、语言更精炼，不致枝蔓。5.体现良好的学风。注释分清了他人的观点与作者的观点，表明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此外，注释还明白交代了论文的起点和深度，这为论文的审阅者评估其水平和价值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一般注释应具有三性：相关性、原始性和学术性。[7][8]首先，相关性是注释最基本的要求。这里的“相关”大致包括以下含义：1.注释应能够使读者看出他人观点与作者观点在学术上的承继关系；2.注释应足够详尽、准确，使读者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作者所参考过的相关资料；3.注释内容应与正文中的内容联系密切。

其次，原始性关注的是注释内容的真实性。它主要指的是要尽量引用原始的资料，即原文或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的范围比较狭窄，像译文、选集摘编等都不属于原始资料。同时原始性也指要努力真实地反映所引用文献的原来含义，不能以讹传讹。有一门学科叫考据学，其目的就是要考证某一事实或观点的来源，如某一观点是谁在何种情况下说的，其当时的目的是什么，等等。这里的原始性（也包括注释的其它两种属性）就含有考据的因素。它需要作者具有探索真相的勇气，“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劲头，养成严谨的治学作风。

第三，学术性指的是注释包含学术分析、研究的因素。注释可以分为一般罗列式的注释和分析性的注释两种。前一种属于一般论文注释类型，主要是提供文献的最基本的外在资讯，如文献作者、题目、出版物和出版时间等。而后一种则还要对文献进行比较、鉴别和分析，具有学术性。分析性注释阐明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作者知识的广度，对论文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学生论文中注释部分容易出现的问题有：1.注释过滥。为了注释而注释，把根本没有必要注释的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也给以注释，导致注释过于繁琐。2.注释的内容主要限于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对法学家的著作引证很少。似乎革命导师都是法学家，这些巨人的话就是真理，引证它们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3.大量引用中央文件上的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混淆了法律与政治的区别。4.对文献理解不够，引证时没有忠实于原文。5.“注”较多，“释”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学生论文不精炼，往往把“释”的内容写到正文中去的缘故。6.引用了别人的最新成果，但没有注释。这属于“文贼”行径，应该坚决予以杜绝。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哪些主要文献。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部分，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尽管注释中已经包含了引证文献，但参考文献部分并非多余。这一方面可以使全部参考文献与其它内容分开，单独集中在一起，且分门别类，使读者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比注释更全面的文献信息，更加便于读者了解其内容和查找到它们。[9]此外，参考文献的著录还便于有关情报的研究。如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往往就成为衡量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强调重视参考文献，实际上是要求重视写作之前的文献检索。论文中参考文献部分的内容，如文献数量的多寡、文献类型的多样性程度以及文献的档次，一方面标识出论文写作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材料来源，反映了作者阅读的范围和努力程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了论文水平的高低。在西方国家任何学术文章都必须要有参考文献部分，在我国一般的论文或专著未必有参考文献部分，而学位论文则规定必须要有这部分内容，这是对训练性论文的一种强制要求。不仅如此，各学校一般还规定文献的最低数目要求，如15篇以上。

这里要注意的是：1.文献应尽量多样化、全面、新颖。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论文的前提。2注意参考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3.参考文献不一定在论文中直接引用过，但必须确实认真阅读（未必通篇阅读）过并对论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4.一般只著录公开发表的文献。5.采用标准化的著录格式。

七、致谢

致谢是论文中“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容。它是作者在论文完成以后，发自内心的，对在自己写作过程中在学术上给予自己实质性帮助的主要人员的谢忱。这通常包括自己的指导老师、其它有关的老师、同学、亲友等。[10]在学习、训练性论文如学位论文中都包含致谢部分，而一般论文则未必。致谢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论文不是纯粹由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人的帮助对论文完成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对他人工作的尊重，同时也表明自己具有学术素养，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致谢部分应简短、诚挚、有感而发。学生在这方面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对论文写作帮助不大的人员写进去，不要把致谢写成毫无实质内容的客套，也不要篇幅写得太长，如有些学生写了满满一页纸，甚至两页纸，就没有必要。

结语

学士论文的撰写，既是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知识和技能的重温和综合运用的过程，同时又是学生自己独立探索，积极创新，对以后研究工作的预演和模拟的过程。学士论文的完成既是本科学习的终点，又是毕业后新的工作的起点。24岁左右的年龄，利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学生严肃认真地对待，付出艰辛的努力。但独立思考与写作并不仅仅是一件苦差事，毋宁说它更是一种乐趣，因为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而不必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而最终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并获得答辩老师以及同学的赞许，会使人油然而生某种智力的满足感，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写论文是在体验一种经历，获得一种终身受用的能力，即发现问题，找出处理问题的适当方法，按照一定的沟通技巧阐述问题。论文写作是一种挑战，而挑战的结果是自己的丰硕收获——知识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应该明白，论文是一次唯一的作一些可以使你终生受益的作业的机会”。[11]

如何才能写好法学学士论文？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予以回答。如果有人想通过本文寻找捷径，恐怕他要失望了。本文并没有告诉学生该把什么东西放入论文，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此外，本文没有，也不可能对其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一一予以分析和说明。实际上论文写作中的不少重要的问题，如检索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论文的结构、论述方法和写作技巧等等，本文都没有详细阐述。不仅如此，即使是本文重点论述的内容也必然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法学学士论文的写作主要不是一个理论探讨的过程，而是一个亲身实践的过程。何尝有人通过读书本学会了游泳？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论文写作的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无定法，只要世界上还有论文存在，关于论文写作方法的探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文，能够真正受到一些启发，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参考文献：

[1]张少瑜.谈谈法学论文的学术规格[a]，法学评论[j],2000(3).

[2]王嘉陵编著.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89.

[3]梁慧星.课题选定与题目设计――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一）[a]，中国民商法律网.

[4]张少瑜.谈谈内容提要的写作[a]，法学评论[j],2001(5).145-147.

[5]朱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a]，法治及其本土资源[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11-219.

[6][7]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a]，中外法学[j]，2000（1）。101-112。

法学论文范文篇10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应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1.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

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池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肩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2.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

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3.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

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加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池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浸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加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了冶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同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龙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