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保护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法制保护范文篇1

摘要：地理标志是世界贸易组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提出的，要求wto的各缔约国给予保护的一种独立知识产权。国外立法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为商标法保护模式和专门法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采用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的方式存在着缺陷，不能实现对地理标志全面的保护。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应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以保护我国的地理标志。

关键词：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商标法专门立法

一、地理标志的涵义及其法律保护意义

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地理标志是指其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它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论文百事通地理标志作为某种特定的知名产品来源的标志，是由产地标志、原产地名称逐步演变而来的。早在1883年3月签署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就对产地标志的保护问题进行了规定；1958年10月签署的《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是一个专门保护原产地名称的国际条约，该协定对原产地名称的定义、保护方式、保护途径做了详细规定；而地理标志的定义则是在1994年4月签署的trips协议中正式确立的，并逐步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trips协议将地理标志列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形式，对其保护问题做了若干规定。

在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于2005年6月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作了定义：“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地理标志是标示这些特色产品来源地的标志，它同时还表明这些产品的质量、信誉和其他特征与其来源地密切相关。使用地理标志不仅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来源的信息，满足消费者追求产品真实产地的愿望，而且还意味着向消费者提供了该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的质量保证。

我国是发展中农业大国，而地理标志产品大多是农产品，因此保护地理标志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作用重大。

二、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模式

虽然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作了详细的规定，但trips协议没有确定保护地理标志的具体方法，不同国家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有较大的差异，各国在地理标志的保护方式甚至地理标志的定义上都存在分歧。目前世界各国保护地理标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商标法保护模式

商标法保护模式是实行普通法的国家主要采取的一种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该模式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的保护体系，通过将地理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方式进行保护，并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商标法模式。该模式的优点是根据商标法兼容性的特点，将与商标基本功能相同的地理标志用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既无需任何其他附加资源的投入，又可有效避免因主管机关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和纠纷。采用此模式的国家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商标法。

（二）专门立法保护模式

法国是这种保护方式的代表，早在1919年法国就颁布了《原产地名称法》，规定了原产地名称的概念、主管机构、认定程序及法律诉讼程序。迄今有20多个国家采用此模式。从地理标志的保护强度看，保护水平最高的当属特别法模式。该模式充分考虑到了地理标志权作为一项知识产权的特点，通过专门立法使保护的内容和形式明确规定。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这种保护模式以瑞典、日本为代表。将地理标志侵权行为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采用该模式的国家一般是国内符合地理标志要求的产品较少，没有必要耗费太多社会资源予以保护。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只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较少的国家，所以一般说来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主要有商标法保护模式和专门立法保护模式。

三、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现状

在我国，1999年8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的规章；2001年3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2005年6月，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从概念、申请到保护监督作了统一系统的规定。而2001年10月新修订的《商标法》明确指出地名可以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使用。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商标法和特别法保护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对地理标志实行两套法规、两个部门同时管理：国家工商行政机关依据商标法律制度，将地理标志纳入到证明商标、集体商标体系之中进行保护，仿效的是美国模式；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实施保护，仿效的是法国模式。

同时存在两个地理标志保护机构根据不同的法律行使行政权力，必然造成权力的冲突、管理体制上的冲突和地理标志管理秩序的混乱，导致市场主体无所适从，而这又必然造成权力主体的冲突，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浪费了国家管理资源。2005年末的“龙口粉丝”案就是这种地理标志“两股道”管理模式导致权力和权利冲突的典型案例。

四、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模式

鉴于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问题，有学者主张我国应专门制定一部地理标志保护法，也有学者主张我国以采用商标法模式为宜。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用专门法来保护地理标志。理由如下：

（一）我国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能够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

在1999年8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和2001年3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布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的基础上，2005年6月，国家质检总局按照wto的trips协议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有关规定，在总结、吸纳原有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已于2005年7月开始施行。该规定的内容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作了详细的规定，它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日趋完善。该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解决地理标志有关法规之间的不一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施行后，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同时废止。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中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这就使《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两部不同的法规得到了统一和完善，申请人在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上只执行一个法规，大大方便了申请。

2.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明确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依照只能开展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工作。并同时对出入境检验检疫和质量技术监督两个部门受理原产地域产品的范围作出明确的分工，解决了管理较差和同一产品重复申请的问题。

3.进一步明确地理标志的涵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明确了地理标志产品的概念，规定较为全面，消除了歧义。解决了以往对地理标志产品，即原产地域产品、原产地标记产品的涵义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分歧的问题，使申请人可以容易的了解本地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从而积极申请保护。

4.明确地理标志的申请主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明确规定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解决了《原产地与产品保护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对地理标志申请人的规定不一致、不明确的问题，有利于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存在的缺陷

用商标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就是把地理标志当作一种特殊的商标，放到商标法的保护伞中，通过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方式来保护。但地理标志与商标有本质性的区别，用商标法来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存在种种缺陷：

1.《商标法》对商标构成的规定无法应用于地理标志。《商标法》第10条规定商标包括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中不能含有地名，以保证商标的显著性。但被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保护的地理标志却正是由地名和产品通用名称组成的。

2.商标法对商标权保护期的规定并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从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来看，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若想取得长期保护，要经过续展程序，才可保证其权利具有永久性，过了续展期后，商标权即告终止和丧失，进入公有领域。而地理标志一经注册成功后，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永久存续不受时间的限制。

3.以商标形式保护地理标志无法解决地理标志的权利主体和权属关系问题。注册商标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单一的，注册商标只属于商标注册人。而地理标志只是一个地域的名称，是该特定地区内所有生产同类产品的符合条件的生产者均可使用的共有的、开放性的权利。

4.商标标示商品出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使公众识别出同类商品的生产者或同类服务的提供者。这样就具有识别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功能；而地理标志则除了直接标示商品的来源，以区别其他同类商品的产地。如果将地理标志注册为商标，商标总局在质量技术检测方面的劣势无法解决地理标志质量标准控制问题。

5.地理标志的注册是一种权力确认。商标权的获得是以商标的注册为先决条件，而地理标志获得保护的前提并不是注册登记，注册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这种权利进行的一种确认。因此，地理标志的注册不是权利产生的前提，而是一种公示宣告、一种权利确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地理标志是一种独立于商标法律体制之外的知识产权，属于商标体制的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无法全面实现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与规范。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地理标志的保护采用商标法保护模式，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商标法已经采取了通过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形式保护地理标志的做法，这一做法符合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再单行立法。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将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说成是“国际惯例”而主张我国采用，这并非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当前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商标法保护存在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地理标志的专门性法规和规章保护日趋完善，鉴于地理标志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我国符合地理标志特征保护的产品众多的特点，我国应尽快建立与商标保护相区别的地理标志及其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马晓莉.地理标志立法模式之比较分析.电子知识产权,2003(1)

2.李凯年.解读《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6.3(3)

法制保护范文篇2

关键词：弱势群体法理基础权利保护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界定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关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学术界有多种说法：郑杭生等在1996年出版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陈成文在其专著《社会弱者论》中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有的学者指出：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不但实际的经济收入偏低，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困难的人群。他们往往面临着心理的和经济的双重困境。按照国际社会学界、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界达到的基本共识，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法学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与其它学科上的界定相比，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法律规范性、强制性和可司法性。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认为，弱势群体应当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及华侨、归侨、侨眷等。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除对一切公民所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出全面的明确规定外，还对具有特定情况的公民设置专条，给予特别保护。”笔者认为弱势群体具体是指妇女、退休人员、军烈属、儿童、老人、残疾人、青少年、华侨、农民等。

二、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在《权利的时代》一书前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追求的是人作为人的尊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人权与平等理念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价值基础，社会弱势群体有权追求被人尊重和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法治社会应当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将人权的理想落实为现实的存在，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权利的保护。在当今中国，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法律保护及保障制度的建立十分重要。其理由如下：

（一）实现社会平等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从法的价值看，平等为法的价值之所在。平等的价值理念一经出现就播及四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一切法律、法规得以实施的基础。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障也正体现了法的平等价值。弱势群体是社会的弱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其财产上和人身上的弱势地位，而法理上的平等理念要求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财产上均应获得平等的对待。

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法的这种普遍性内在地要求法对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对待。但社会上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要求法的例外优待，这是对法的普遍性提出的挑战。强势群体寻求更多的法外特权以保证自己的强势地位，而弱势群体则希望法的倾斜保护以改变自己弱势地位。显然，法所面对的是如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的价值取向是以“不平等”求正义。正义所需求的平等绝非物理量上的绝对相等，而应当是实质的平等。立法上并不禁止对公民权利的差别性规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法的实质平等与正义。平等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法治社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平等与公平。

（二）实现权利理念的需要。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弱势群体实现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必然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做得并不够，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上升到宪政的高度去认识。只有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得到确认，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性质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进而现实地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三）社会稳定发展理念的需要。法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的首要作用是确立社会秩序，使社会有序、稳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稳定才能避免冲突这一危害社会秩序的根源。构建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必须坚持发展的理念。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自身利益上的冲突，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不断进步。

三、完善弱势群体基本权利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宪法》规定，加强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单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强化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宪法》中规定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根本性原则，加入保护弱势群体的相关条款，进而在法治过程中确实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

有了《宪法》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作为依据，其他部门法才可能逐步予以细化，相继制定《劳动安全法》、《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立法，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实现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

（二）增强弱势群体在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弱势群体的参与，尊重弱势群体作为被保护者的意愿，更真实地反映他们的需要，在法律、法规施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如果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就会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危机，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发展完善。

有关弱势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靠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弱势群体问题是政府、弱势群体及非弱势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弱势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参与到执行的过程中来。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保护弱者、救济弱者，从而维护弱者最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制度。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则就是公平，因而它要求将全体国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它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有最广泛的覆盖面，只有这样才可体现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对弱者最基本的人权保护，忽视人权的基本理念，致使我国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农民工等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由于我国实施城市低保制度时间较短，总体救助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待完善，这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内容是不相符的，因此，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就应将长期被忽视的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完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司法救济机制，健全司法援助制度。

司法救济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手段，也是最有效、最核心的权利救济方式。我国的司法资源在平等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甚至可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弱势群体实行“倾斜保护”的原则。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通过司法判决对弱势者的权利进行保护的判例，如德国，男女不平等现象很严重，为此，法院在相关判决时尽可能进行特殊的倾斜保护。德国的《不来梅邦的平等法律》第4条“妇女保障名额规定”中规定：“在任用及拔擢官员、法官时，若有女性应征者与男性应征者具有同一资历，且该部门之女性不及半数者，应优先任用及拔擢女性。”这表明，对弱势群体之一的妇女权利采取倾斜性司法救济是被德国所认可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对弱势群体实行倾斜性的保护这一原则是可行的。

在保障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健全法律援助制度。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落到实处。各地的司法援助机构应脚踏实地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机关与相关部门的配合机制，为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咨询，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给予法律救助，必要时提供援助律师。

四、结语

法治社会呼唤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给予人权保障上的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是由他们的弱势地位决定的。在法治社会，人权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在人权的法治原则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是我们实现宪政目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严存生.法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84.

［2］肖泽晟.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7.

［3］赖静.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刍议［j］.天府新论，2007，（6）：38.

法制保护范文篇3

一、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概念

所谓知名人物商品化权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是指将能够产生商业信誉的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声音、动作等人格形象因素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无形财产权。换言之，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就是其通过商业使用而取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具有以下特征：(一)权利的主体可以是知名人物本人、其创造者或者被许可使用的人。体育明星对其姓名或者肖像享有商品化权，迪斯尼公司对其虚构的人物享有商品化权。㈡权利的客体为知名人物的形象，即它以可确定知名人物身份的各类人格特征为权利的对象。知名人物的形象可以是真实的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的姓名、肖像或者其他特征；还可以是其他虚构的人物，如卡通人物米老鼠、蓝猫等。例如，在鲁迅后人与“鲁迅美术学院”案件中，鲁迅的肖像、姓名就是其商品化权的权利对象，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擅自进行商业使用。当然，知名人物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意义上，还包括其他一些事物或者活动的知名称谓。因此，更准确地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就是知名形象商品化权。而且，作为保护对象的知名人物形象的范围本身有极大的弹性，并有扩大的趋势。㈢为商业目的使用。这里的“商业目的”是狭义的，是指广告或者促销商品，而不仅是在商业中使用或者追求利润。权利人对知名人物的特征主张商品化权，也常常是因为这些特征被他人用作商业目的。正如美国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权威性地指出，知名权（即商品化权）通常并不包括在新闻报道、评论、娱乐、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中使用他人的特征，或者偶然在广告中使用该特征。(四)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财产性。知名人物的肖像、姓名等特征，通过商品化可以转化为财产或者获得经济报酬，给知名人物的创造者、拥有人及其授权使用人带来经济利益。知名人物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主要是以下原因：⑴它可以吸引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注意。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特征甚至可以作为区别商品的标识或者品牌，如李宁牌运动服以著名运动员李宁的名字作为商标，就很好地与其他品牌的运动服区别开来。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也可以作为特定商品的装饰，增强其吸引力和显著性。⑵知名人物的姓名和图像也具有担保作用，能够刺激购买。将知名人物使用在商品上，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响，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⑶知名人物对特定商品的认可，可以使消费者有机会与公共人物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至少有许多消费者无意识地看中这种联系。

二、知名人物商品化权保护的意义

商品化权是已发展成为保护知名人物特征的商业利益的权利。总体上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即其本身是知名形象的创造者或者管理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可以转化为商业价值，也是一种商业成果。尤其随着现代影像媒体的不断进步，作品越来越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逐步为人所周知。而将这些角色的形象以至名称用于商品上或者服务上，往往会强烈地唤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由于作品中的角色，特别是著名的角色，包含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常被他人擅自在商业上使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从表象上看，将知名人物注册为商标符合商标的形式性要求，与商标法关于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也不相冲突，但从实质看，商标注册人主观上存在借“名人效应”提高产品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该行为，属典型的“搭便车”行为。这不仅不符合法律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有违社会公德。试想，将某知名人物的名字进行商标注册后，社会公众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认为，此产品与该知名人物具有某种特定联系或者取得了权利人相应的授权。出于对该知名人物的认可，公众可能倾向于接受该商标的商品。因而，注册人的注册行为事实上无偿占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产品来源和公众认识也是一种误导。同意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不仅侵害了知名人物的在先权利，也容易混淆商品来源，不利于稳定经济秩序和倡导良好社会风气。

三、我国的法律保护

正是由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运用法律保护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外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来看，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保护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法以及其他法律保护途径。在这里仅从商标法的角度谈一下对商品化权的保护问题。商标法可以对知名人物商品化权进行有效的保护，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绰号或者照片等都可以注册为商标，按照商标法保护。如果他人擅自将知名人物的特征注册为商标，权利人可以以侵犯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而主张在先权利。例如，英国1994年商标法的一个重大修改是不要求注册人必须使用商标，为方便转让而注册商标是允许的。该规定可以适用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利的保护。知名人物可以在许多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商标，然后许可他人使用。而且，商标法改革白皮书在建议撤销原来的注册人必须是使用人的规定时，就承认商标许可在叙述发展的知名人物商品化活动中就有重要作用。

我国商标法相应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商标法》第八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商标申请注册”。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同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兼“使用在先”原则。对于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在三个月公告期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期满予以核准注册。第四十一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四、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商业利用”的范围。由于商品化权只适用于对他人姓名、肖像或者形象的商业利用，特定的使用是否构成商业使用呢？在广告中的使用通常构成商业使用，在新闻报道、传记或者电影中的使用通常并不构成商业使用。但是，在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认定起来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一些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虽然被视为商业使用，但不构成侵犯商品化权。例如，美国一家报纸将其报道的体育新闻复制成宣传画（上面有体育明星的巨幅照片），并将其单独出售给公众。但是，法院认为该宣传画描述了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及报纸有权通过复制其发表的作品进行自我广告，这种使用受美国宪法保护。

2.知名人物的“形象”的范围。这涉及到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也就是有标识意义的“资产”。最初，商品化权限于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的使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扩展到识别知名人物的所有特征，包括姓名、绰号、面孔、画像、声音、（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以及其他特征。知名人物的特征对于促销商品是有价值的，知名人物具有防止他人擅自作商业使用的利益。美国“知名权”方面的权威学者j.thomasmccarthy教授就指出，认定侵犯知名权的标准是原告能够在广告中被“识别出来”。例如，某著名主持人的开场白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但如果有人未经授权使用在广告中，就有可能侵犯了权利人的商品化权。公务员之家

3.知名人物知名的“标准”，也就是要求“众所周知”，这是必要条件。因为，如不知名，他人就利用不了它的竞争优势，即是被使用了也不影响竞争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不具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意义。只能根据民法的一般条款，从保护公民的姓名权或者肖像权的角度来处理。而且，如果不要求知名度，就可能导致商品化权的滥用或者不当保护。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名”是指“著名”和“有名”，即知名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称得上具有“知名度”，这类似于知名商标的评定。商家利用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是想通过知名人物的声誉，吸引消费者，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获取商业利益。设想使用普通人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去申请注册商标，就有可能达不到它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对于知名人物的认定，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而要根据个案来处理。

注释：

①朱妙春著：《商标及专利纠纷案纪实》，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法制保护范文篇4

关键词：古典名著古典名著名册制度保护作品完整权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尴尬

2007年的嘎纳电影节展示了日本拍摄的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剧中，唐僧由日本演技派女星深津绘里反串，日本青春偶像组合smap成员之一的香取慎吾在片中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神经质超人，好吃懒做之徒；日本著名笑星内村光良和伊藤淳史分别扮演沙僧与猪八戒。在装扮上，四人显得夸张另类，脾气暴躁。故事情节方面与原著大不相同，剧中的孙悟空和女妖谈起了恋爱。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出口成脏。

日商开发的流行成人网络游戏《红楼馆奴隶》角色均取自《红楼梦》，主角林黛玉被描述成风尘女子，是其母与外国人通奸后的私生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践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对古典名著的态度。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寻求对古典名著的系统保护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本文即从这个角度探索古典名著的保护制度，主张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必要性

(一)古典名著的界定

在具体讨论为何要强调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经典文化名著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清楚古典名著的概念。本文所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应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时间的代名词，经过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仍保留下来的著作，说明了其在历代人们的心中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历史不认同的作品不可能仍然流传至今并博得今人的青睐。(2)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之所以主张加强古典名著的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作品中传播的思想和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作品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让祖先的智慧和历史的积淀在现代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继承和发扬。(3)符合正统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主流文化，又有非主流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不利于该民族发展壮大的糟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精华指的就是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思想观念或文化，至少并不与之相冲突。相反，那些历史上出现的，虽经历史沉浮仍保存下来但却主要宣扬暴力、分裂、反人类之类思想的作品，则不属本文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之列。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党派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否定一些古典名著的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名著，虽符合上面三个条件，但其作者死亡至今并没有超过50年的，可以不援用本文所主张的古典名著保护制度。因为依照目前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而不需要再援用新的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势在必行

现代社会中保存的古典名著突出地表现在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上。文化价值体现在，名著彰显了一国的传统价值，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对一国传统的保持和传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名著来表现，并通过古典名著这一特殊载体的保存和传播而得以流传，成为后来社会的文化主干。商业价值则在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技术的前进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名著的作者、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3]、名著中描述的特殊地点和行为方式等，以进行商业化炒作，赚取商业利润。

这两种价值本应该而且可以和谐共存，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价值失去了平衡，导致文化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商业价值的滥用而遭到了扭曲。导致名著这两种价值失衡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文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外国文化的冲击，许多中国人并不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越到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今天，人们越发不重视其价值，篡改、改编甚至胡编、瞎编名著的事例比比皆是，借名著的影响来搞笑、戏说名著，硬借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之名大行践踏名著之事。这类行为严重歪曲了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扭曲了名著所承载的思想精神，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二，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古典名著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尴尬，也与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国内外恶搞《西游记》，戏说四大名著的现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古典名著正在遭受折磨，意识到的人也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心理而沉默，甚至参与其中。而真正有勇气并切实行动起来为捍卫古典名著而战的人则少之又少，显得力单势薄，孤立无援。

第三，商业化运作的负面刺激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名著之悲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化导向越来越浓，加上制度约束缺位和行业自律不力，使得许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赚取商业利润，从而牺牲古典名著以迎合某些群体的低级趣味，肆意发挥，毫无节制。这种对名著掠夺式的商业利用使这些人在赚足了腰包的同时，却给民族带来了伤害。

三、著作权法律制度下保护古典名著的路径

(一)现行著作权制度中古典名著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其时间性，即超过法律规定期间后权利人的权利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0条和第21条分别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期，自然人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期为作者(合作作品的为最后一位作者)有生之年加其死后50年，而精神权利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没有限制。根据这样的规定，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作者已无财产权可言，法律只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任何人均可以使用，不必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调整知识产权所有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知识产权专有性与智力成果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加速财富的积累。

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样的规定对古典名著保护不利。首先，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的重点倾向于现在和将来的作品，“其关注的是那些新的、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对已过保护期的作品则关注甚少。其次，在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上，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以由作者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行使，但在作者没有继承人或者年代久远以后，由谁来维护上述权利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再次，科学技术和文化需求的发展，使得名著的利用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规制的情况下，对名著的利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精神权利的损害，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同时目前的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极易使古典名著因“丛林法则”而陷入“公共财产的悲剧”，即“当存在一种潜在的能够产生价值的资源，且能够为任何人所共同使用时(即不存在任何制度和规则上的限制)，每个使用者都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资源进行利用以适应个人的需要”，这样某些强势群体或特殊使用者“便会攫取大多数的公共财产”。就古典名著而言，被当作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资源时，便有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过分利用名著而破坏名著的固有价值，最终可能会导致古典名著地位的沦丧，而目前的制度则无法改变名著的这种遭遇。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健全、修正著作权制度，实行古典名著著作权行使主体的转移、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完善名著使用和纠纷解决程序。

(二)变更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

1.著作权保护的“一元论”和“二元论”

在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问题上，目前各国通行的是两种模式，即“一元论”和“二元论”，德国和法国分别是这两种理论的典型。按照德国“一元论”，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可分割，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保护期限相同，均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合作作品则为最后一位作者死后70年。作者死后超过70年的，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接管作者的精神权利，由该部门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按照法国“二元论”模式，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是独立的，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而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该权利永远存在，不可剥夺并且不因时效而丧失”，“该权利因作者死亡可以转移至其继承人”（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1-1条，黄晖译，郑成思审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页。），可以继承。

上述两种模式中，德国的“一元论”更有利于实现对作者及作品的保护，因为作者有生之年由作者自己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死后70年内各种权利由其继承人保护，70年之后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即不论作品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均不会出现权利保护的真空。相比之下，法国模式则会出现保护不力、权利虚置的弊端。

2.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法国式的“二元论”模式，著作财产权保护到作者死后50年，著作人身权中发表权以外的三项权利没有期限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第15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按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被继承人的晚辈继承人只到子女，即使代位继承，享受权利的也只是被继承人子女的子女。据此可以断定，大多古典名著作者的继承人都早已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谁来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上述《条例》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著作人身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那么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由谁来保护呢？《条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按照立法意图，《条例》之所以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由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其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立法意图的实现，使得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有保障，而不至于使《著作权法》“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之规定落空。因此，作者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情况下，著作人身权也应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古典名著正符合这种情况，照理说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悲剧呢？

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古典名著已经“沦为”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得而用之，没有限制。二是因为《条例》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压力和动力。三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现行著作权制度，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古典名著是不能受到干涉的，进而将这种自由过度放大。

为了改变古典名著遭受“蹂躏”，保护不力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古典名著的保护上，采用德国的“一元论”，由国家及其专门机构来行使其著作权，更能实现保护经典、传承文明的目的。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并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代表国家全面负责古典名著的保护工作。

(三)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

1.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模式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关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业单位方面，2007年5月25日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挂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着力破解古籍保护的三大难题（参见中国古籍保护网：http：///service/others/gujibhw.）。

政府机关方面，2007年4月30日，国务院下达批复，同意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函〔2007〕4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http：///zwgk/2007-05/10/con-tent_610359.htm.）。另外，名著的价值在商业上显示的潜力很大，如四大名著在国外注册为商标，或者外国公司在我国抢注这些商标（国务院网站《浙江省动漫游戏企业打响中国四大名著商标保卫战》，http：///jrzg/2006-04/18/content_256372.htm.），因此，保护名著还得从商标法的角度考虑，商标局等管理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但保护古籍(古典书籍)与本文主张的古典名著不同，保护古籍在于对古籍的搜集、整理、普查、登记、修复等工作上，是对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书籍的物理性保护和保存，而几乎不涉及古籍内容的使用和知识产权问题。而保护古典名著的知识产权则是本文的目的，上述单位和机构的工作并不能实现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但如何设置呢？

现在的知识产权行政体系中，尽管国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局是专门管理著作权的机构，但是古典名著还涉及到商标等问题，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然而，分别由两个机构各自管理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就是现在出现的这种保护不力的状况。如果建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将涉及古典名著保护的所有权限包括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权限等，从现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行使则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

那么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应该是怎样的呢？由于同时涉及到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多种权利，知识产权局则主要管理的是专利事务，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置于三者之下均不合适。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保护古典名著根本的出发点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良性利用和传播，更多的是一项文化工程。因此，可以考虑参照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做法，将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作为文化部的下属部门，可用“古典名著保护司”之名，由文化部统一协调。因古典名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学性质上十分近似，因此也可以联合保护，合设机构。

2.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前文界定了古典名著的范围，但仅此并不能确定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具体有哪些，还需要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做更具操作性的工作，进行统计登记，将古典名著一一确定下来。只有知道哪些具体的名著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保护，即先要确定古典名著保护制度的客体。

学者探讨的传统知识保护的路径值得借鉴，他们主张建立传统知识登记库或传统知识数据库，“建立和规范传统知识的整理、认定、登记和管理制度”，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从而为其保护提供基础性数据。同时，国家已经实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定期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要实行对古典名著的有效保护，建立合适的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负责收集、认定、登记、管理和使用监督等工作，将古典名著保护的工作拆分细化，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或部分由名著使用费、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许可费（考虑到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或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税。）、滥用古典名著的行政罚款等转化而来。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成立几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建立和完善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的工作成果值得借鉴。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参考古籍保护中心的做法，对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归类整理，登记于专门设置的古典名著登记簿上，并如实同步地公布在其门户网站上，以供公众自由免费查阅。

登记的性质类似于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记具有权威性和公示公信力，公众可以方便快捷而又低成本或零成本地了解和查阅古典名著的保护、利用情况。归类登记可以采用多种标准，灵活处理，可以按照朝代登记，也可以按照古典名著的种类如小说、经传、戏曲、诗歌等。为便于公众查阅和了解情况，可以参考古籍保护中心对所有古籍的分类登记方式，或在种类下再依朝代和年代登记。确定古典名著的登记范围时，应把握一定的尺度，范围太小或太大都有所不当，应既能充分保护我们的古典名著，忠实地利用名著，合理平衡保护、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3.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职能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成立后，除了行使建立和管理古典名著名册之外，还应承担一系列的职能，主要是保证古典名著的合理使用，主要有：

第一，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起草古典名著保护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古典名著著作权的管理规范和重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制定确定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的标准和程序。

第二，登记古典名著的商业性利用情况，进行行政执法，查处或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古典名著滥用案件；确定需要提前审查方能使用古典名著的情形，并进行审查。

第三，代表国家处理涉外古典名著著作权、商标权关系，向国外主体收取古典名著利用的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许可费等；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建立世界古典名著保护双边协议等。

第四，与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局、商标局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如商标局在许可古典名著的商标前，应征求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意见。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局、商标局也应应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和协助。

第五，建立古典名著交流平台和古典名著保护网，在网上及时，定期更新古典名著的登记、更新、管理、使用、执法等信息，公众无需注册即可自由浏览。

第六，负责古典名著著作权管理工作全国性宣传、教育及表彰活动。

(四)古典名著的使用监督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及时听取民众对古典名著利用情况的监督举报，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如实备案，及时调查并做出相关处理决定。同时，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也应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和国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并如实备案。对来自国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局、商标局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的建议尤其应慎重考虑并作合理答复。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对涉嫌滥用名著的行为，在查明实情后有行政决定权，可以决定是否采取相关的措施。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古典名著名册制度的执行运转情况，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决定、措施和理由均应如实及时公布在相关的网站上并备案，建立信用档案。

为了实现对名著利用的有效监督，笔者建议为商业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时，如将某部小说改变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应征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或向其备案，同时将备案情况公布于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以供公众知晓。至于究竟是征得该机构同意还是只需向其备案，应视对名著的利用和改编情形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为减少成本，商业性使用一般只需备案并上网公布即可，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须征得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该机构应事先将需要同意才能使用名著的特殊情形作明确规定和说明，以防限制名著的正常使用，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播。

鉴于我国目前的地域、交通和经济状况等现实，若统统要求使用者都实地到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交纳纸质的材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某种程度上也无此必要。因此，使用者在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时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该机构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并及时公布即可。在只需备案的情况下，使用者递出相关材料后即告完成手续，便可直接为相应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根据材料中载明的情形监督使用者的使用状况。为了鼓励人们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不应过于苛刻使用者必须严格限制在递交的材料记载的范围内，可以在不违背名著基本意思的情形下适当突破；但为了便于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监督，使用者备案后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会对备案的利用方式和范围作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备案调整事项，该机构应作变更登记。

在国外如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均成立了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向本国名著保护机构备案并签订合同，缴纳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许可费。同时，如果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的古典名著时，本国的名著保护机构便会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进行干预，防止本国的古典名著被作歪曲作品原意的使用。这种方法既可有效保护本国经典名著，防止外国主体对本国文化的不敬，又可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不失为一箭双雕之计。笔者认为，这项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外国主体使用中国的古典名著用于商业用途时也应向中国缴纳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许可费，中国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承担起这项职能。

(五)古典名著的行政执法

在使用名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人为了个人私利出奇出新改编甚至瞎编名著以吸引公众的眼球，满足其好奇心和猎奇欲，从而破坏名著的完整性，侵犯作者的原意。尤其是塑造了著名人物形象的著作更易遭到这样的改编。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鼓励人们监督古典名著的使用并积极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反映情况，该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及时组织调查，查清基本事实后应尽可能做出严谨科学的判断，涉及侵犯名著著作权的可以征求国家欧洲杯买球平台的版权局的意见。最后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以自己或者文化部的名义对滥用名著者实施处罚，如罚款、责令停止滥用名著、停止销售产品或强令销毁产品、关闭网站禁止传播等。情况恶劣的还可以建议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涉嫌违背刑事法律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相对方不服名著管理机构的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上述古典名著保护网记载的情况不服的，相对方也可以申请更改或涂销记录；作了变更记录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同时应载明变更的理由，予以公布。

法制保护范文篇5

关键词：强制保险；责任风险；保险费；法制环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责任保险作为社会管理功能最强的险种，其发展和完善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保监会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责任保险的自愿推广还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对风险较大的群体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目前我国应对必要的责任风险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承保，并根据我国的经济与法制发展要求，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范畴。

一、强制保险概念辨析

强制保险是指基于国家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投保的保险。

强制保险一般是国家或政府实现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点是与社会保险相：—致的。社会保险也是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险形式。为了与社会保险相区分，更科学地界定强制保险的定义，有必要认识强制保险以下的两个特征：

(一)强制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

尽管绝大多数强制保险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仍然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因此是商业性的险种；而社会保险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承办。

(二)强制保险中投保人是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或无过失侵权而受到经济损害的第三方可以从保险公司直接得到赔付

因此原则上强制保险均为责任保险(在我国，意外伤害保险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强制保险的一个险种)。而社会保险中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的人)是为自己投保，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得到保险赔付金的是被保险人。

二、扩大我国强制保险险种范围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但目前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以下三项原因确定的。

(一)责任保险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

责任保险是通过将致害人侵权责任风险分散给社会，对受害人(被侵权人)提供经济补偿的救济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且日益体现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侵权责任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损害赔偿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仅凭借致害人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公众建立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相继出台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发生重大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了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必要的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理／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发展缓慢

尽管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大额责任风险的分散和转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责任保险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合汽车责任险)。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更是出现了萎缩，保费收入32.88亿元，同比减少1.95亿元，负增长5.59%。责任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3.02%，同比减少0.9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缓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国责任保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地区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也仅占财产险保费总收入的3%。自愿责任保险的实施之所以举步维艰，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

1.法制环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此外已经立法的损害责任赔偿额度对比其他国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展尚不具备充分的法制条件。

此外，即使侵权责任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受害方没有提起诉讼；即使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即便法院判决赔偿，致害人的赔偿也仅以自身财产为限，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小的主体根本不需要承担高额责任风险。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机侥幸心理，自愿购买责任保险的主体十分有限。

2.责任风险衡量的困难导致责任保险费率不合理

由于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形的、投保时尚未发生或被发现确认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使得责任保险的保费衡量较之其他险种更具挑战性。其困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责任风险本身的变化迅速。由于法律环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责任风险的规模和额度也不断地增加，这使得责任风险的估测不能再单纯地以以往的索赔记录和经验数据为依据，还应同时预计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风险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估测的难度。二是部分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长。责任保险的赔偿分为以责任事件发生为基础和以缴纳保费为基础两种。如果以责任发生为基础，则只要是保险期间内发生责任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无论受害人何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都要承担赔付责任，即长尾巴保险。这种有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出现的索赔使责任风险的准确估测更为困难。

即使在海外责任保险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也由于其风险估测的困难而通常扮演着“亏损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国，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保险险种——雇主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都是亏损的。

由于责任保险的高赔付率，53%的英国承保人认为责任保险本身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险种。之所以开办责任保险，有45%的承保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业务，35%的承保人认为只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的业务。

目前我国同样存在着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难题。我国国内责任保险业务费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由于责任保险的许多险种开办时间短，鉴于有限的经验数据，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因此为了避免亏损，对一些风险大的责任保险项目，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已经提供的责任保险项目，则大多存在着定价过高，赔付率过低的现象。而且为了控制风险，最高保险限额普遍偏低，如医疗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限额一般只有10万元，一旦发生大的责任事故，被保险人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可以说，责任保险在定价和确定限额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强制保险险种的范围过小

我国已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除了正在讨论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还有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等。与保险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强制责任险范围过小，而且即使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就“真空”上路。

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现实障碍，而强制责任保险的险种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实施强制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费率厘定

尽管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险手段帮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为了使保险公司盈利或扩大业务。又由于强制保险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和价格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为了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机构在厘定费率时应遵循公正性，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本着“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根据投保单位风险的大小分级确定费率。

(二)险种范围

强制责任保险险种范围增加，社会覆盖面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强制责任险的发展是以法制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成熟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单位的效益一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时，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

法制保护范文篇6

关键词：强制保险；责任风险；保险费；法制环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责任保险作为社会管理功能最强的险种，其发展和完善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保监会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责任保险的自愿推广还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对风险较大的群体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目前我国应对必要的责任风险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承保，并根据我国的经济与法制发展要求，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范畴。

一、强制保险概念辨析

强制保险是指基于国家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投保的保险。

强制保险一般是国家或政府实现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点是与社会保险相：—致的。社会保险也是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险形式。为了与社会保险相区分，更科学地界定强制保险的定义，有必要认识强制保险以下的两个特征：

(一)强制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

尽管绝大多数强制保险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仍然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因此是商业性的险种；而社会保险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承办。

(二)强制保险中投保人是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或无过失侵权而受到经济损害的第三方可以从保险公司直接得到赔付

因此原则上强制保险均为责任保险(在我国，意外伤害保险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强制保险的一个险种)。而社会保险中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的人)是为自己投保，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得到保险赔付金的是被保险人。

二、扩大我国强制保险险种范围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但目前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以下三项原因确定的。

(一)责任保险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

责任保险是通过将致害人侵权责任风险分散给社会，对受害人(被侵权人)提供经济补偿的救济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且日益体现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侵权责任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损害赔偿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仅凭借致害人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公众建立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相继出台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发生重大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了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必要的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理／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发展缓慢

尽管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大额责任风险的分散和转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责任保险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合汽车责任险)。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更是出现了萎缩，保费收入32.88亿元，同比减少1.95亿元，负增长5.59%。责任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3.02%，同比减少0.9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缓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国责任保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地区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也仅占财产险保费总收入的3%。自愿责任保险的实施之所以举步维艰，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

1.法制环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此外已经立法的损害责任赔偿额度对比其他国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展尚不具备充分的法制条件。

此外，即使侵权责任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受害方没有提起诉讼；即使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即便法院判决赔偿，致害人的赔偿也仅以自身财产为限，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小的主体根本不需要承担高额责任风险。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机侥幸心理，自愿购买责任保险的主体十分有限。

2.责任风险衡量的困难导致责任保险费率不合理

由于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形的、投保时尚未发生或被发现确认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使得责任保险的保费衡量较之其他险种更具挑战性。其困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责任风险本身的变化迅速。由于法律环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责任风险的规模和额度也不断地增加，这使得责任风险的估测不能再单纯地以以往的索赔记录和经验数据为依据，还应同时预计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风险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估测的难度。二是部分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长。责任保险的赔偿分为以责任事件发生为基础和以缴纳保费为基础两种。如果以责任发生为基础，则只要是保险期间内发生责任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无论受害人何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都要承担赔付责任，即长尾巴保险。这种有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出现的索赔使责任风险的准确估测更为困难。

即使在海外责任保险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也由于其风险估测的困难而通常扮演着“亏损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国，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保险险种——雇主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都是亏损的。

由于责任保险的高赔付率，53%的英国承保人认为责任保险本身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险种。之所以开办责任保险，有45%的承保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业务，35%的承保人认为只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的业务。

目前我国同样存在着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难题。我国国内责任保险业务费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由于责任保险的许多险种开办时间短，鉴于有限的经验数据，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因此为了避免亏损，对一些风险大的责任保险项目，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已经提供的责任保险项目，则大多存在着定价过高，赔付率过低的现象。而且为了控制风险，最高保险限额普遍偏低，如医疗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限额一般只有10万元，一旦发生大的责任事故，被保险人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可以说，责任保险在定价和确定限额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强制保险险种的范围过小

我国已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除了正在讨论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还有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等。与保险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强制责任险范围过小，而且即使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就“真空”上路。

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现实障碍，而强制责任保险的险种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实施强制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费率厘定

尽管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险手段帮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为了使保险公司盈利或扩大业务。又由于强制保险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和价格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为了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机构在厘定费率时应遵循公正性，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本着“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根据投保单位风险的大小分级确定费率。

(二)险种范围

强制责任保险险种范围增加，社会覆盖面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强制责任险的发展是以法制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成熟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单位的效益一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时，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

法制保护范文篇7

关键词：强制保险；责任风险；保险费；法制环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责任保险作为社会管理功能最强的险种，其发展和完善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被保监会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责任保险的自愿推广还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对风险较大的群体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目前我国应对必要的责任风险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承保，并根据我国的经济与法制发展要求，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范畴。

一、强制保险概念辨析

强制保险是指基于国家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投保的保险。

强制保险一般是国家或政府实现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点是与社会保险相：—致的。社会保险也是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险形式。为了与社会保险相区分，更科学地界定强制保险的定义，有必要认识强制保险以下的两个特征：

(一)强制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

尽管绝大多数强制保险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仍然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因此是商业性的险种；而社会保险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承办。

(二)强制保险中投保人是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或无过失侵权而受到经济损害的第三方可以从保险公司直接得到赔付

因此原则上强制保险均为责任保险(在我国，意外伤害保险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强制保险的一个险种)。而社会保险中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的人)是为自己投保，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得到保险赔付金的是被保险人。

二、扩大我国强制保险险种范围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但目前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以下三项原因确定的。

(一)责任保险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

责任保险是通过将致害人侵权责任风险分散给社会，对受害人(被侵权人)提供经济补偿的救济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且日益体现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侵权责任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损害赔偿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仅凭借致害人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公众建立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相继出台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发生重大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了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必要的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理／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发展缓慢

尽管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大额责任风险的分散和转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责任保险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合汽车责任险)。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更是出现了萎缩，保费收入32.88亿元，同比减少1.95亿元，负增长5.59%。责任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3.02%，同比减少0.9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缓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国责任保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地区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也仅占财产险保费总收入的3%。自愿责任保险的实施之所以举步维艰，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

1.法制环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此外已经立法的损害责任赔偿额度对比其他国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展尚不具备充分的法制条件。

此外，即使侵权责任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受害方没有提起诉讼；即使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即便法院判决赔偿，致害人的赔偿也仅以自身财产为限，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小的主体根本不需要承担高额责任风险。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机侥幸心理，自愿购买责任保险的主体十分有限。

2.责任风险衡量的困难导致责任保险费率不合理

由于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形的、投保时尚未发生或被发现确认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使得责任保险的保费衡量较之其他险种更具挑战性。其困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责任风险本身的变化迅速。由于法律环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责任风险的规模和额度也不断地增加，这使得责任风险的估测不能再单纯地以以往的索赔记录和经验数据为依据，还应同时预计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风险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估测的难度。二是部分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长。责任保险的赔偿分为以责任事件发生为基础和以缴纳保费为基础两种。如果以责任发生为基础，则只要是保险期间内发生责任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无论受害人何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都要承担赔付责任，即长尾巴保险。这种有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出现的索赔使责任风险的准确估测更为困难。

即使在海外责任保险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也由于其风险估测的困难而通常扮演着“亏损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国，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保险险种——雇主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都是亏损的。由于责任保险的高赔付率，53%的英国承保人认为责任保险本身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险种。之所以开办责任保险，有45%的承保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业务，35%的承保人认为只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的业务。

目前我国同样存在着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难题。我国国内责任保险业务费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由于责任保险的许多险种开办时间短，鉴于有限的经验数据，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因此为了避免亏损，对一些风险大的责任保险项目，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已经提供的责任保险项目，则大多存在着定价过高，赔付率过低的现象。而且为了控制风险，最高保险限额普遍偏低，如医疗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限额一般只有10万元，一旦发生大的责任事故，被保险人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可以说，责任保险在定价和确定限额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强制保险险种的范围过小

我国已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除了正在讨论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还有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等。与保险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强制责任险范围过小，而且即使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就“真空”上路。

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现实障碍，而强制责任保险的险种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公务员之家

三、实施强制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费率厘定

尽管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险手段帮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为了使保险公司盈利或扩大业务。又由于强制保险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和价格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为了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机构在厘定费率时应遵循公正性，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本着“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根据投保单位风险的大小分级确定费率。

(二)险种范围

强制责任保险险种范围增加，社会覆盖面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强制责任险的发展是以法制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成熟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单位的效益一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时，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

法制保护范文篇8

强制保险是指基于国家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的，所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或个人必须投保的保险。

强制保险一般是国家或政府实现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工具，这一点是与社会保险相：—致的。社会保险也是国家或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险形式。为了与社会保险相区分，更科学地界定强制保险的定义，有必要认识强制保险以下的两个特征：

(一)强制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

尽管绝大多数强制保险都是政策性的业务，但仍然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因此是商业性的险种；而社会保险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事业，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承办。

(二)强制保险中投保人是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或无过失侵权而受到经济损害的第三方可以从保险公司直接得到赔付

因此原则上强制保险均为责任保险(在我国，意外伤害保险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强制保险的一个险种)。而社会保险中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的人)是为自己投保，即保险事故发生后，得到保险赔付金的是被保险人。

二、扩大我国强制保险险种范围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但目前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以下三项原因确定的。

(一)责任保险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基础

责任保险是通过将致害人侵权责任风险分散给社会，对受害人(被侵权人)提供经济补偿的救济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创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之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并且日益体现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侵权责任的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损害赔偿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仅凭借致害人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公众建立对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相继出台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得以落实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此外，近年来我国在发生重大事故时，由于责任保险的缺位以及侵权责任人的逃逸或经济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个人成为了责任事故的最终承担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全，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因此必要的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有助于理／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发展缓慢

尽管责任保险对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大额责任风险的分散和转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在实践操作中，责任保险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合汽车责任险)。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更是出现了萎缩，保费收入32.88亿元，同比减少1.95亿元，负增长5.59%。责任险保费收入仅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3.02%，同比减少0.9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缓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国责任保险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地区的责任险保费收入也仅占财产险保费总收入的3%。自愿责任保险的实施之所以举步维艰，大致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

1.法制环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此外已经立法的损害责任赔偿额度对比其他国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责任保险险种的开展尚不具备充分的法制条件。

此外，即使侵权责任在法律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受害方没有提起诉讼；即使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即便法院判决赔偿，致害人的赔偿也仅以自身财产为限，这意味着资产规模小的主体根本不需要承担高额责任风险。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机侥幸心理，自愿购买责任保险的主体十分有限。

2.责任风险衡量的困难导致责任保险费率不合理

由于责任保险的标的是无形的、投保时尚未发生或被发现确认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使得责任保险的保费衡量较之其他险种更具挑战性。其困难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责任风险本身的变化迅速。由于法律环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责任风险的规模和额度也不断地增加，这使得责任风险的估测不能再单纯地以以往的索赔记录和经验数据为依据，还应同时预计到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风险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估测的难度。二是部分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长。责任保险的赔偿分为以责任事件发生为基础和以缴纳保费为基础两种。如果以责任发生为基础，则只要是保险期间内发生责任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无论受害人何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都要承担赔付责任，即长尾巴保险。这种有可能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出现的索赔使责任风险的准确估测更为困难。

即使在海外责任保险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也由于其风险估测的困难而通常扮演着“亏损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国，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保险险种——雇主责任保险和一般责任保险都是亏损的

由于责任保险的高赔付率，53%的英国承保人认为责任保险本身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险种。之所以开办责任保险，有45%的承保人认为主要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业务，35%的承保人认为只是为了支持其他险种的业务。

目前我国同样存在着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难题。我国国内责任保险业务费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确定的。由于责任保险的许多险种开办时间短，鉴于有限的经验数据，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因此为了避免亏损，对一些风险大的责任保险项目，保险公司不愿承保；已经提供的责任保险项目，则大多存在着定价过高，赔付率过低的现象。而且为了控制风险，最高保险限额普遍偏低，如医疗责任保险的每次事故限额一般只有10万元，一旦发生大的责任事故，被保险人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可以说，责任保险在定价和确定限额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责任保险的有效供给与需求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强制保险险种的范围过小

我国已经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除了正在讨论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还有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等。与保险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强制责任险范围过小，而且即使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实施的责任保险也没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就“真空”上路。

鉴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现实障碍，而强制责任保险的险种范围过于狭窄。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实施强制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费率厘定

尽管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的一种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险手段帮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而不是为了使保险公司盈利或扩大业务。又由于强制保险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条款和价格都必须无条件接受，所以为了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监管机构在厘定费率时应遵循公正性，充分考虑到投保人的风险程度和最大赔付金额，本着“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根据投保单位风险的大小分级确定费率。

(二)险种范围

强制责任保险险种范围增加，社会覆盖面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强制责任险的发展是以法制的发展和保险市场的成熟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单位的效益一般，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时，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

(三)政府支持

由于责任风险的多变性，责任保险的经营风险大大高于其他的商业保险。因此在推动强制保险的同时，各级政府应对保险公司进行扶持，提供一定的保障。对于较大的责任风险，政府可以出面促使各保险公司联合承保，以进一步分散风险；应对强制保险提供税收优惠。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普法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维权意识，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促进责任险市场环境的成熟，以保证强制保险的充足投保，并以强制保险为依托培育社会各界的责任意识、责任风险意识和责任保险意识，为自愿责任保险的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法制保护范文篇9

与自愿保险相比，强制保险具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

一般说来，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即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对于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则完全背离了自愿原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投保某个险种，保险人也必须开办相应的保险业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其强制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强制投保。按照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条的规定，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由此可见，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就无法取得驾驶牌照并不得上路行驶。2.强制承保。保险监管机构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或随意解除保险合同。例如，当投保人因故未能及时缴纳保险费时，保险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滞纳金，但不能以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为由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由上述可知，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完全颠覆了作为近代私法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并直接与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由此可见，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是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二）高度的公益性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为何国家会在某些领域推行强制保险合同呢？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克服任意性商业保险合同的弊端。在任意性商业保险中，投保人是否购买保险合同，购买多大限额的保险合同完全由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能由于投保人没有购买保险或者购买保险的赔偿限额过低从而导致受害第三人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因此，为了实现对广大受害第三人的充分保护，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强制投保人购买保险合同，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色彩。

（三）非营利性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强制保险具有高度的公益性色彩。因此，推行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助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来弥补受害第三人的损失，以此来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从这种意义上讲，强制保险具有非营利性。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由于强制保险是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要求投保人购买某种保险合同，并由保险监管机构批准某些保险公司从事该种业务，如果允许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该种保险产品，相对于那些未被批准从事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而言相当于变相的不正当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强制保险应当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

（四）受公私法共同调整

公私法划分是法律最基本的分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类型的法律，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保险合同的订立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域，应当受保险私法的调整，实行契约自由原则。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超越了公私法之间的那条鸿沟，通过对保险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更多的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因此，强制保险不再仅仅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而是同时受公私法共同调整。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义务并不仅仅是一种私法义务，同时也具有公法义务的性质。与之相对，法律对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制裁规范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当相关主体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时候，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事责任，还包括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强制保险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长久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学者们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何”，[2]“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从而对于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自我表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将其奉为神圣。”[3]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财产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财产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在个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之下，自由、民主、人权、社会秩序等基本价值的连续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4]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限制了当事人的订约自由，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支付一定保险费来购买保险，似乎也有侵犯投保人财产权之嫌。基于上述原因，强制保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也不断遭受非议，学者们针对强制保险提出的质疑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侵犯财产权

一直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受到各国立法者的广泛关注，立法者们认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道理并不断通过立法来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②]与之相对，学者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之相关的论述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触动了私有财产保护的禁区。按照相关强制保险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出资购买某种保险，这样一来，原本投保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的权利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投保人应当承担购买某种保险的义务。事实上，为了购买强制保险，投保人必须按期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就意味着，投保人的财产自由支配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其财产权也受到了侵犯。

（二）有图利保险公司之嫌

强制保险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向保险公司购买某种保险，原本应由投保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现在却变成了投保人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最关键的是，该义务的履行结果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增多和保费增加，因此，强制保险的推行是否存在着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有诱发道德风险之疑虑

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减少对保险事故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强制保险的推行可能会导致被保险人放松警惕，抱有侥幸或过分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扩大损失的程度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因此，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三、强制保险之正当性解析

虽然不少学者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并未因上述质疑而有所停滞，相反，从世界各国强制保险的推行情况来看，强制保险制度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之中。例如，在德国，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税务顾问法》第67条规定了税务顾问和税务人的强制职业责任保险，《审计师法》第54条规定了审计师强制职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律师法》第51条规定了律师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公证法》第19a条规定了公证人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类，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医用产品法》第20条规定了医用产品强制责任保险。第三类，事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了强制旅游责任保险，《货物运输法》第7a条规定了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此外，相关法律还规定了航空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油污染损害强制责任保险、核能源利用强制责任保险等。第四类，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例如，《保安服务业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了保安雇员强制责任保险。第五类，特殊行为强制保险。例如，《联邦狩猎法》第17条规定了狩猎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5]在比利时，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法律对狩猎者、机动车、公立学校（火灾和民事责任）、公共场所（在公共建筑物发生火灾和爆炸时的民事责任）、有毒水体、核设施、航空器和油污染规定了强制保险。[6]

即使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规定：消费场所之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人应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其“建筑法”第77条规定：机械游乐设施经营者应依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发展观光条例”第31条规定：观光旅馆业、旅行业在营业中，应依照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此外，其“石油管理法”、“海洋污染法”、“民用航空法”、“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煤气事业管理规则”均规定了意外责任强制保险。在特殊行业方面，“铁路法”、“大众捷运法”等都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在特殊职业方面，“会计法”、“公证法”、“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等都规定了相关的强制责任保险。其他，诸如日本、韩国、英国、俄罗斯、南非、瑞士等国的相关立法在许多领域中也规定了强制保险。[5]由上述可知，目前在世界各国，强制保险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强制保险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此外，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基础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一）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投保人是否投保、投保多大金额的责任保险、保险人是否承保等，完全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保人未能投保责任保险或者保险人拒绝承保，则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寄希望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资力之外，受害人没有其他的选择。此外，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人可以凭借其娴熟的保险从业经验约定各种抗辩事由，以对抗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索赔请求。由此可见，以自愿为基础的责任保险制度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政策目标。[7]对于强制保险而言，则可以避免自愿保险的上述弊端。一方面，按照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投保人投保何种类型、多大金额的保险都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受害人可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这就避免了当被保险人缺乏赔偿资力的时候可能导致受害人一无所获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强制保险合同对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做出了明确的限定，除非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保险人不能拒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稳定社会秩序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吉凶祸福变幻莫测，社会个体的生老病死以及财产的毁损灭失等偶然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时候，如果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偿，不仅会给受害人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③]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推行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则当相关主体并未投保责任保险时，受害人无法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与之相对，实行强制保险之后，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保险人都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以减轻受害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此时，强制保险的推行就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依据。

（三）对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营利性的限制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投保人负有购买保险的义务，这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和保费收入持续上升，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疑虑，即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是否有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事实上，各国立法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制保险保护受害人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目标出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此可见，保险公司在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应当以非营利性为基本原则，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

（四）道德风险之预防

在保险实务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可能使得保险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损失幅度骤增，造成保险人理赔成本的飞速上涨并损害危险共同体的利益。在强制保险中，为了预防上述道德风险，可以实行浮动保险费率，即将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与保险事故的发生频率挂钩。对于那些经常出险的被保险人，应当向其征收较高的保险费；对于那些很少出险的被保险人，则可以允许其享受较为优惠的保险费率，以此实现“奖优罚劣”并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由于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突出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故意或恶意行为所引起的保险事故虽然在任意责任保险中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在强制保险中，保险人仍然要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为了预防道德风险，法律通常规定，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后可以向故意实施侵害行为的被保险人追偿。

四、结语

强制保险理论认为，可以借助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把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纳入商业保险的运行轨道中，充分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保障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合力”克服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8]如上文所述，虽然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有侵犯财产权，图利保险公司以及诱发道德风险之嫌，但是为了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在我国，近年来，强制保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例如，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了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规定了煤矿企业井下作业职工意外伤害强制保险。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了承运人责任强制保险。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职业强制保险。此外，我国现存的强制保险还包括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与沉船打捞责任强制保险等。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并实现特定的社会公共政策，应当积极稳妥的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

【摘要】与自愿保险相比，强制保险具有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高度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以及受公私法共同调整等特性。虽然许多学者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是由于强制保险具有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因此强制保险在世界各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之中。

【英文摘要】comparedwithvoluntaryinsurance，compulsoryinsurancehasthecompulsorycharacteristicinconcludingthecontract，altitudinalcommonwealcharacteristic，non-profitcharacteristicandthecharacteristicofadjustedbypublic-privatelaw.althoughmanyscholarsputforwardsuspicionabouttherationalityofcompulsoryinsurance，withthefunctionofdispersetheliabilityriskoftheinsurant，protectthevictimandstabilizesocialorder，inmanycountries，compulsoryinsuranceisstillintheprocessofrapiddevelopmentanddilation.

【关键词】强制保险；道德风险；质疑；正当性

【注释】

[①]规定上述强制保险的法律规范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等。

[②]例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于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时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49年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有关内容和权利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私人财产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受法律保护”。1979年《秘鲁共和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财产权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13条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③]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灾难性的责任事故在国内频繁出现，如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北京密云灯会事故、吉林中百商厦“2·15”火灾等重大人员伤亡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江朝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6.

[2]acton，thehistoryoffreedomp.297.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3.

[3]安东尼·奥格斯.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宪政与权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4.

[4][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92-293.

[5]杨华柏.完善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思考[j].保险研究，2006，（10）.

[6]b.a.koch，h.koziol（eds.），unificationoftortlaw：strictliability，kluwerlawinternational.p.71（2002）.转引自刘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重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

法制保护范文篇10

关键词：强制保险；道德风险；质疑；正当性

强制保险又称法定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强制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与强制无过失保险，前者如德国等欧盟国家、日本等立法例采之，后者主要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采纳。[1]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因此，强制保险的适用条件存在着严格的限制。按照我国《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在我国现阶段，强制保险的险种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等。由此可见，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制在那些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中。为了对强制保险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下文中，笔者将对强制保险的特质以及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一、强制保险之特质

与自愿保险相比，强制保险具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

一般说来，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即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对于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则完全背离了自愿原则。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投保某个险种，保险人也必须开办相应的保险业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其强制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强制投保。按照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条的规定，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由此可见，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就无法取得驾驶牌照并不得上路行驶。

2.强制承保。保险监管机构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能拒绝承保或随意解除保险合同。例如，当投保人因故未能及时缴纳保险费时，保险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收取滞纳金，但不能以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为由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由上述可知，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完全颠覆了作为近代私法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并直接与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由此可见，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是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二）高度的公益性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合同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性，为何国家会在某些领域推行强制保险合同呢？归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克服任意性商业保险合同的弊端。在任意性商业保险中，投保人是否购买保险合同，购买多大限额的保险合同完全由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能由于投保人没有购买保险或者购买保险的赔偿限额过低从而导致受害第三人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因此，为了实现对广大受害第三人的充分保护，国家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强制投保人购买保险合同，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色彩。

（三）非营利性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强制保险具有高度的公益性色彩。因此，推行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助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来弥补受害第三人的损失，以此来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从这种意义上讲，强制保险具有非营利性。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由于强制保险是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要求投保人购买某种保险合同，并由保险监管机构批准某些保险公司从事该种业务，如果允许保险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该种保险产品，相对于那些未被批准从事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而言相当于变相的不正当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强制保险应当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

（四）受公私法共同调整

公私法划分是法律最基本的分类，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类型的法律，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公私法划分的标准，保险合同的订立属于典型的私法领域，应当受保险私法的调整，实行契约自由原则。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超越了公私法之间的那条鸿沟，通过对保险合同订立上的强制，更多的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因此，强制保险不再仅仅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而是同时受公私法共同调整。从这个角度分析，强制保险合同的订立义务并不仅仅是一种私法义务，同时也具有公法义务的性质。与之相对，法律对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制裁规范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当相关主体违反强制保险合同订立义务的时候，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事责任，还包括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二、强制保险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长久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学者们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何”，[2]“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从而对于作为道德存在的人的自我表现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洛克到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将其奉为神圣。”[3]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财产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财产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在个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之下，自由、民主、人权、社会秩序等基本价值的连续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4]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限制了当事人的订约自由，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支付一定保险费来购买保险，似乎也有侵犯投保人财产权之嫌。基于上述原因，强制保险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也不断遭受非议，学者们针对强制保险提出的质疑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侵犯财产权

一直以来，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受到各国立法者的广泛关注，立法者们认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道理并不断通过立法来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与之相对，学者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之相关的论述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是强制保险的推行，恰恰触动了私有财产保护的禁区。按照相关强制保险法规的规定，投保人必须出资购买某种保险，这样一来，原本投保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的权利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投保人应当承担购买某种保险的义务。事实上，为了购买强制保险，投保人必须按期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就意味着，投保人的财产自由支配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其财产权也受到了侵犯。

（二）有图利保险公司之嫌

强制保险的推行，要求投保人必须向保险公司购买某种保险，原本应由投保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购买保险，现在却变成了投保人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最关键的是，该义务的履行结果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增多和保费增加，因此，强制保险的推行是否存在着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有诱发道德风险之疑虑

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减少对保险事故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强制保险的推行可能会导致被保险人放松警惕，抱有侥幸或过分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扩大损失的程度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因此，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三、强制保险之正当性解析

虽然不少学者对推行强制保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并未因上述质疑而有所停滞，相反，从世界各国强制保险的推行情况来看，强制保险制度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之中。例如，在德国，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税务顾问法》第67条规定了税务顾问和税务人的强制职业责任保险，《审计师法》第54条规定了审计师强制职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律师法》第51条规定了律师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联邦公证法》第19a条规定了公证人强制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类，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医用产品法》第20条规定了医用产品强制责任保险。第三类，事业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德国民法典》中规定了强制旅游责任保险，《货物运输法》第7a条规定了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此外，相关法律还规定了航空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油污染损害强制责任保险、核能源利用强制责任保险等。第四类，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例如，《保安服务业管理规定》第6条规定了保安雇员强制责任保险。第五类，特殊行为强制保险。例如，《联邦狩猎法》第17条规定了狩猎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等。[5]在比利时，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非常的广泛，法律对狩猎者、机动车、公立学校（火灾和民事责任）、公共场所（在公共建筑物发生火灾和爆炸时的民事责任）、有毒水体、核设施、航空器和油污染规定了强制保险。[6]

即使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规定：消费场所之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人应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其“建筑法”第77条规定：机械游乐设施经营者应依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发展观光条例”第31条规定：观光旅馆业、旅行业在营业中，应依照规定投保意外责任保险。此外，其“石油管理法”、“海洋污染法”、“民用航空法”、“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煤气事业管理规则”均规定了意外责任强制保险。在特殊行业方面，“铁路法”、“大众捷运法”等都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在特殊职业方面，“会计法”、“公证法”、“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条例”等都规定了相关的强制责任保险。其他，诸如日本、韩国、英国、俄罗斯、南非、瑞士等国的相关立法在许多领域中也规定了强制保险。[5]由上述可知，目前在世界各国，强制保险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强制保险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此外，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基础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投保人是否投保、投保多大金额的责任保险、保险人是否承保等，完全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保人未能投保责任保险或者保险人拒绝承保，则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寄希望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资力之外，受害人没有其他的选择。此外，对于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保险人可以凭借其娴熟的保险从业经验约定各种抗辩事由，以对抗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索赔请求。由此可见，以自愿为基础的责任保险制度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政策目标。[7]对于强制保险而言，则可以避免自愿保险的上述弊端。一方面，按照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投保人投保何种类型、多大金额的保险都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受害人可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这就避免了当被保险人缺乏赔偿资力的时候可能导致受害人一无所获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强制保险合同对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做出了明确的限定，除非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保险人不能拒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稳定社会秩序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吉凶祸福变幻莫测，社会个体的生老病死以及财产的毁损灭失等偶然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的时候，如果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偿，不仅会给受害人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推行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则当相关主体并未投保责任保险时，受害人无法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与之相对，实行强制保险之后，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保险人都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以减轻受害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此时，强制保险的推行就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依据。

（三）对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营利性的限制

如上文所述，强制保险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投保人负有购买保险的义务，这必然会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量和保费收入持续上升，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疑虑，即强制保险合同的推行是否有图利保险经营者之嫌？事实上，各国立法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制保险保护受害人以及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目标出发，各国通常是按照不盈不亏或者保本微利的原则来确定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此可见，保险公司在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应当以非营利性为基本原则，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推行强制保险的正当性。

（四）道德风险之预防

在保险实务中，道德风险的存在可能使得保险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损失幅度骤增，造成保险人理赔成本的飞速上涨并损害危险共同体的利益。在强制保险中，为了预防上述道德风险，可以实行浮动保险费率，即将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与保险事故的发生频率挂钩。对于那些经常出险的被保险人，应当向其征收较高的保险费；对于那些很少出险的被保险人，则可以允许其享受较为优惠的保险费率，以此实现“奖优罚劣”并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由于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突出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对于被保险人故意或恶意行为所引起的保险事故虽然在任意责任保险中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在强制保险中，保险人仍然要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为了预防道德风险，法律通常规定，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后可以向故意实施侵害行为的被保险人追偿。

四、结语

强制保险理论认为，可以借助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把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纳入商业保险的运行轨道中，充分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保障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合力”克服人类文明进程中无法避免的损失。[8]如上文所述，虽然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有侵犯财产权，图利保险公司以及诱发道德风险之嫌，但是为了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在我国，近年来，强制保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例如，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了民用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规定了煤矿企业井下作业职工意外伤害强制保险。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了承运人责任强制保险。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职业强制保险。此外，我国现存的强制保险还包括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强制保险与沉船打捞责任强制保险等。由此可见，在我国现阶段，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并实现特定的社会公共政策，应当积极稳妥的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适用范围。

参考文献：

[1]江朝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6.

[2]acton，thehistoryoffreedomp.297.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3.

[3]安东尼·奥格斯.财产权和经济活动自由.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宪政与权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54.

[4][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92-293.

[5]杨华柏.完善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思考[j].保险研究，2006，（10）.

[6]b.a.koch，h.koziol（eds.），unificationoftortlaw：strictliability，kluwerlawinternational.p.71（2002）.转引自刘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重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