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论文范文10篇-欧洲杯买球平台

时间：2023-03-29 05:59:51

法制建设论文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1

文章针对当前社会上广大干部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腐败现象，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的新课题，深刻分析产生数据不实的各种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地提出各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这个理论强调：要打好统计数据“打假”这场硬仗，除了广泛学习、宣传，领导带头执法守法之外，加强统计法制建设是保证统计数据真实的重要途径。

文章由于能抓住统计数据不实这个“老大难”问题，研究群众关心的“热点”、统计法制的“难点”、科研的“冷点”问题，在统计法制建设方面有些突破，填补统计法制建设理论的空白。由于题意新颖，时代性强，可操作性和学术价值大。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经济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赞扬，先后在大连、宜昌、峨眉山等地举办的全国理论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被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文化出版集团等五个单位评为“优秀论文”。文章收入《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中国改革经纬录》、《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中国知识经济文选》和《中国教育大精典》等十多种大型文献丛书。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如何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亟需探讨并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本文试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有关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的途径的问题，提些粗浅意见，以便与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

一、当前统计法制工作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颁布十多年来，它开创了我国统计有法可依的新局面，使统计工作开始走上法治的轨道，这促进我国统计改革和统计工作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因为我国统计工作从人治走向法治，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时常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观念淡薄，权大于法，人治重于法治的遗风尚未消除。目前，在统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1987年1月19日国务院批准施行）尚未能得到普遍而严格的遵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和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中，在大量新增的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中，由于统计法制建设工作跟不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假”谋私，唯“利”是报，报喜不报忧，层层虚报现象，在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地方，更有沉渣泛起之势。如虚报产值“翻番”、人均收入“增百”，瞒报投资规模、基建项目、出生人口、奖金津贴、重复调查，滥发和乱发报表现象仍很普遍。有些敢于坚持原则、维护《统计法》的统计人员，反遭排挤、打击；而对于肆意打击、报复，违反《统计法》的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则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未能依法查处或查处不力，由此可见，在统计战线上执法、守法与违法之间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

为切实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做到依法统计，使统计工作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当前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影响依法统计的各种原因、以便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途径进行清理整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统计法制建设，使统计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那么，在当前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干扰影响统计法制建设有那些原因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历史上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人治，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言出法随，以言代法，一人说了算，在封建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唯上”、“唯权”、“唯人是从”、“唯言是听”的封建宗教法思想和宗法意识，造成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这是影响依法统计的历史原因。

（二）是“官僚主义”的原因，由于封建社会推行人治，权大于法的恶习未肃清，发号施令，“长官意志”横行。人为的干扰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及时性，出现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有的单位统计数字是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出现“依人统计”、“依言统计”，搞数字游戏等不正之风。其主要特点是：“讲成绩时数字膨胀，讲问题时数字缩小”。例如，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却出现了“要评功授奖产量、产值放卫星，要评救济减免数字低得可怜”的怪现象。一些基层领导人对统计数字的干扰尤为严重，统计数字对某些领导来说确有了特殊的“用途”，他们甚至会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定数，以数谋权，数为我用，数字要大要小，要高要低，由一人说了算，对统计工作横加干预，甚至对坚持实事求是的统计人民进行打击报复，根本就不把《统计法》放在眼里。例如，八九年年报表中，有××镇上报的工农产值数字不实，比例失调，当市统计局核实统计数字有问题时，要与该镇有关人员共同校对核实，以示负责，可是镇的主要领导一是不支持、不合作；二是都出面向领导说情，甚至公然到统计局质问，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但是，我们统计局从领导到干部都给予耐心解释指标函义，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并按《统计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坚决依法统计，如实上报，维护《统计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的正义行动得到市领导和上级统计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实践证明，贯彻《统计法》有很大一部分阻力是来自单位领导人身上。

（三）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原因，当统计数字关系到本单位、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或个人的荣辱升迁时，这时统计数字就具有了特殊的“用途”和“价值”。他们深知，只有仅仅的几个数字，说些假话，报点假数，欺上瞒下，就能白日升天，飞黄腾达。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在腐化发溴毒害人们，使得一些追名逐利的人不顾《统计法》，铤而走险，为了本单位、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或个人荣辱升迁等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虚报、冒报、瞒报或篡改统计数字，这种涉及局部地区“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名利的违法行为，它利用群众的期望心里作用。因此，它的欺骗性、危害性更大，往往给依法统计设置重重障碍，增加查处违法行为的难度和阻力。

">（四）是统计人员本身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法制观念不强、统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原因。《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虽然颁布实行多年，但因中国长期实行人治，法治的观念很淡薄，各种工作程序还未规范化、制度化。加上统计人员本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未能适应法制建设的新形势，未能依法办事。存在重复调查，滥发乱发报表，对违法统计的行为监督检查不力，听之任之，对于明知故犯，违反《统计法》的人员，特别是领导人，怕“穿小鞋”，怕“秋后算帐”，怕打击报复，而不改揭发、检举，不敢坚持真理，使统计资料难以准确地反映客观情况，损害《统计法》的社会权威和严重影响廉政建设。

（五）是统计法律规范未能跟上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各种经济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如国营、集体经济采取了承包、租赁、股份、联营、合作等多种灵活的经营方式，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八0年我市仅有个体工商户604户，到九五年已发展到2万2千多户，要对这些范围广，零星分散的个体工商户进行依法统计，真可谓是“难于登青天”。还有中外合资、合作、“三资”企业、港澳台胞在国内投资的企业也日益增多。这些新兴企业多数没有行政主管机关，企业内部统计人员不落实，统计制度和统计报告制度不健全，有的甚至连专兼职统计人员也没有。例如，“三资企业”不报统计报表，一问三不知，虽有《统计法》，却徒叹奈何！又如，商业系统的各镇食品站，由于生猪和“三鸟”不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现已名存实亡、无从统计，供销总社改为集团公司、粮食局在粮价放开后，其所属各所站、公司统统实行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定死任务”、“定上缴税金”，要么一年早知道，每月完成多少销售额从年头就可报到年终，要么到年终还没有人统计呢？他们的一改一放，都把统计人员改行或撤销了，把正常的统计网络破坏了，要管管不得，有法难依。上面事实，已足说明现行的统计法规的一些内容、条文不够完善，统计法制机构不健全，统计法制队伍力量薄弱。所有这些，都是影响和干扰在市场经济下加强统计法制建设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关系和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形势下要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保证统计数字及时准确、信息灵通，并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呢？这是摆在我们统计战线广大干部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课题，结合我们的统计工作实践，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条主要途径来切实加强统计法制观念。

（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统计法规的学习宣传活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逐步树立统计法制观念。

要克服权大于法的恶习，要扫除人治重于法治的遗风，要解决在统计工作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首先必须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学法、懂法、守法、执法的自觉性。只有大张旗鼓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统计法规宣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到家喻户晓。同时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统计人员学习统计法规的有关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弄懂弄通统计法规的内容、具体条文及其内涵、外延的含义，理解法规的精神实质、才能使人们懂法、守法、提高执法的自觉性。从而，在广大班干部群众中逐步树立统计法制观念，增强了人们的统计法制意识。

（二）要强化执法机构，不断提高统计检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充分发挥统计调查监督的职能作用，逐步树立统计执法部门的权威性。

为了有效地组织统计法规检查工作，保证统计法规的贯彻实施，就必须强化统计执法检查机构，从上到下建立了检查监督体系，层层设置专职或兼职的检查监督机构和人员。但《广东省统计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却规定在县级统计机关只设统计检查员，实践证明，在县级只设统计检查人员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需要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经济组织的建立，大量的统计法制检查工作是在县一级，任务很繁重、很艰巨。建议上级应在县（县级市）级设置统计执法检查机构，要大力加强县级统计检查机构的人员编制，做到机构健全，人员落实，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统计法制检查队伍。我相信：只要做好统计法制干部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统计检查员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建设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派、业务精通、秉公执法、敢于碰硬的检查队伍，就能使统计执法工作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就能发挥统计监督作用和树立统计执法部门的权威。

（三）要积极开展统计数字质量大检查，及时查处违法案件，坚决维护统计的严肃性。

为保证统计法规的贯彻实施，确保统计数字的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在宏观管理上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资料数字。我们要结合年中或年终统计年报工作，积极开展以数字质量为重点的大检查，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查处那些严重或比较严重地违反统计法规的人员、事件。特别是指标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人员，以及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行使法定职权的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统计，同违反统计法规行为作坚决斗争、表现突出的有功人员，必须依法给予表彰、奖励。做到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奖罚分明，以维护统计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促进统计工作尽快走上依法统计的轨道。

（四）要不断完善统计法规体系，使统计法制建设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统计工作从“人治”到“法治”开创了新局面，标志着我国统计工作开始了有法可依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统计法制工作还刚刚起步，现行的统计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例如《广东省统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对违犯统计法受罚款，届时不交罚金的，又没有象违反审计法和物价政策那样规定由银行强制划款的较强硬措施，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我国现行统计法律法规存在不完备，条文不够具体，缺乏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以上这些问题，建议上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执法机关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以便尽快建立健全一整套国家、地方和部门较为完备的统计法规体系，使统计法制建设日臻完善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

（五）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自觉守法执法，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把统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各级领导和广大统计人员对贯彻实施统计法规负有重要责任。一个单位统计法规执行得好坏，关键是领导，实践证明“那个单位的领导能够认真学法、守法，坚持实事求是，带头执法，那里的统计人员一般是不敢违法的；反之，那里的统计人员就难以执法，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把统计法规贯彻执行好，首先要从领导做起，抓好领导的表率作用，要明确领导者的责任，把执行统计法规列入做为各级领导进行任期考核的内容之一，使各级领导都能做学法、守法、执法的带头人，为认真贯彻实施统计法规做好领导保证。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2

那么，在当前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干扰影响统计法制建设有那些原因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统计法规的学习宣传活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逐步树立统计法制观念。

（二）要强化执法机构，不断提高统计检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充分发挥统计调查监督的职能作用，逐步树立统计执法部门的权威性。

（三）要积极开展统计数字质量大检查，及时查处违法案件，坚决维护统计的严肃性。

（四）要不断完善统计法规体系，使统计法制建设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五）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自觉守法执法，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把统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与此同时，各个部门还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积极支持统计法规的贯彻执行。统计法规是全面性的重要经济法律，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有关部门、地方和领导利益，如果没各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仅依靠统计部门自身力量是不够的，再好的统计法规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只有紧紧依靠人大和政府的领导，积极争取司法、监察、纪检等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齐抓共管，才能有效地加强统计法制建设。

综上所述，只要抓好各级领导带头学法、守法、执法，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广泛开展统计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执行统计法规的自觉性，强化统计执法检查机构，充分发挥统计的监督作用，积极开展统计数字质量检查，及时查处违法案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以上几条主要途径，切实加强统计法制建设。我相信，统计法制建设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需要，是会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发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和重要作用的。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道德社会运行导向功能

新的世纪是一个剖新的世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对于思想道德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再将以善为核心的道德视为远离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相反，道德观念的更新、道德活动的台理化可以对高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起到越来越大的导向功能。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机制的各个部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相互发生作用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发展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运行的形式“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l】l。瑚‘。哲学角度上讲，它指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原因，就是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行为当然是社会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容。

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所谓道德现象，就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1w可见，一般说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道德有复杂的结构和多重规定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并非纯粹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社会运行有多重规定性，如运行状态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运行方向上的规定性等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功能功能一般意义上是指功效与作用，导向功能是指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引导功能=道穗的导向功能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提供了一套善恶价值标准系统，能够对社会运行的方向起引导作用，是社会确立其运行方向的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导向系统，具体从以_卜几点阐明：

一、道德观念是引导社会运行的价值观念

人们一般认为，真菩美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正如张出年先生说，人们经常谈论价值，其中更根本的、基本的价值是真善美，“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善恶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是关于社会道德领域的标准，但是无论从这个标准的来源．发挥作用的领域上看．都并不是这样狭隘的．孤立的价值标准，都是社会的综合标准。

f—j道德价值标准是在对各种社套关系的综夸反映基础上产生的

从道德起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批驳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诸如良知良能、善良意志、自我意识等起源论，也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道德是诸如理念逻辑、绝对精神等客观精抻的起源论．认为道德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客观的社会必然性的产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人们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便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应当”、“善等这样一些指导人类行为的观念和准则。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肯定道德的客观起源基础的也就是说．道德产生于客观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但是，作为价值观念，它毕竟不同于客观现实本身，客观事实本身一般地说无价值可言．道德的善恶观念的直接基础是列客观事实的认识：而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也只是道德的基础．而不是善恶本身，认识的价值是特定的“当我们把真当作一种价值来理解时，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一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客体的角度，所看到的一种综合价值”】”，因此就真、善、美三个基本标准中真与善的关系来看．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价值观念和傍值标准，而是复合了真的标准是在对客观事实的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真”的回应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只把它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从“善”的这种认识基础来看．“真不仅仅是对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年4益关系的认识，它还包括对人与自然环境，宏观的社会各子系统，个人与个人等关系形式的认识。从内容上讲还包括对自然界各部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十领域的各个层面上的认识。因此，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个人行为的高尚与否的价值，而是一种反映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现象，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价值如果说，我们把奉献、重义轻利等当作善，是对普的狭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在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诸如公正、和平、保护环境等观念，是对善这个价值观念的更广泛意艾上的理解因此，存在着作为人生观、社会观，甚至世界观的善的观念，它在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各种关系等客观现象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描绘出这样一种境界：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和人格完善实现了，和谐统一，人类社会运行公正有序。

一二1道德价值标准在社套的各个领域都能发挥佧用

从价值系统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也是综合的价值标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式，有其系统的理论形式和其他存在形式。但是，道德意识和观念在社会中却没有特定的领域，“它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挤身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渗透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i2]聊。一切人的话动和关系，不管是个体形式的主体，还是群体形式的主体．都同道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强或弱地拥有一定的“善．或“恶”1的价值。善恶本身并不是不证白明的抽象概念，何谓善，何谓恶，必须立足于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才能确定其特定含义当然，就社会运行的机制而言，也有一些自发的机制．

所谓“自发机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律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机制””如家庭机制的形成、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群这种整合机制的形成等，都是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所导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人识规律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们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因此，推动社会运行的人为机制就越米越多了=所谓人为机制是指人类根据一定的社会运行目标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促进人类发展的活动中，也意味着人娄将零担更多更大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无论ff。么领域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在能动意识和行为产生之前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进行价值造择和权衡。这种造择和权靳所依据的价值系统往往是多方位的，往往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善恶价值系统。社会在进行经济模式改革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不会带来负效应．如财富分配不均，两扳分化，妨碍公正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用“善”的价值系统在对经济活动评价的标准显然，道德这种提供价值观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它甚至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部对人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发挥着作用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认为大多数^已经十分习惯于相信，至少名义上相信，道德力量乃是一切人类社会兴亡的最后决定因素一一而宗教还曾经这样使许多人相信：宇宙的力量也和社会的力量一样，乃是受道德目的所调节的。现代英国激进哲学家尼尔森更明确指出，“革命必须服从道德反应，“必须更仔细斟酌社会是否发展到了需要革命的时期。这里要求把人们的道德反应’也充分考虑在内……如果理论同由于这个评价而引起的道德反应’相矛盾的话，理论就必须服从这个反应……用心等待恰当的时机……判断个恰当的时机的东西，就是‘道德直觉…[7i,pl5,不管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在实质内容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但在道德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个问题上跳出了狭隘的认识一展示出了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功能，从而肯定了道德在社会运行各个领域甚至整体运行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二、道德活动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发生导向功能的具体实施途径

道德活动，广义上讲指一切具有善恶价值的人的社会活动我们所讲的是狭义的道德活动，它实际上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方面，固为在社会生活中专门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所谓道德活动指的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去分析社会现象，利用道德事件进行评价，并作出道德判断的活动正屉在这样的活动中，道德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社会运行的导向功能和其他各方面的功能才得以发挥，因此，我们说，道德活动是导向功能得以发挥的具体实践途径。主要有两种形式：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

i一)道德认识是把握世界、认识社会的特殊方式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是一种价值，是道德主体的需要同满足需要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巨大动力就社会整体来说，需要是社会运行的能源系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等多种形式和性质的需要，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调．社会运行才会正常而有序，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道德从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角度出发，是认识各种社会需要是否协调的认识视角和工具在社会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一定社会的道德总体上以价值标准的形式显现着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所指向的社会运行的预期目的。因此，道德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立足于一定价值观基础上的认识，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来认识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运行的方向是否与人们的利益一致。因此，选种认识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导向功能发挥的意识前提

l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运行方向上的矫正

道德评价是人们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道德所规定的价值观对社会现象作出道德评判。道德平价一方面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的规范，制约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这些准则作为评价的产物，叉代表着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评价将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善和恶等等加之于评价对象，往往通过左右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左右宏观的社会运行方向。道德评价的主要方式包括：个人言论风俗评价、舆论评价、理论分析评价等多种形式，其中对社会运行起到直接影响方式的主要是风俗评价、舆论评价和理论分析评价道德评价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评价本身，它是从人的需要．尤其是整体利益出发，使社会运行从方向上符台它所维护的利益．

“道德就是通过形成特殊的社会秩序和准则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的”。i。

三、正确认识道德对社会运行的导向功能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对社会的运行都发挥影响。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甚至提出“德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体现了道德在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但这并不意昧着道德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法律调节上的真空地带。如：社会上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以及有法不愿依的严重法律失灵现象，仍需要依靠道德的导向功能从而在道德提供善恶标准的基础上，形成守法、公平等一系列的原则和规范，去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台理性，使社会运行秩序得到道义上的保证。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4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邓小平法制法治

引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

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矢志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他的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一个是法治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邓小平集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与民主建设逐步成熟的同时，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又将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而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是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专制不相对立，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地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注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数量，还要从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社会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实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伴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原有的权力垄断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治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

第二，厉行法治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建国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早期的民主政治仅局限在民主方法或民主作风之上，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使人民的民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厉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厉行法治的社会观念基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民主的不断深入，在全民中传统的人治观念开始淡化，对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接受，使得人们在寻求个性发展的同时，不断要求民主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实现，人们的民主观念得到空前的提高，厉行法治的观念基础也已经初步形成。

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8]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9]他的这种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法制”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权的民主、稳定、繁荣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以至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在我国历时十年之久的“”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正确地总结“”的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再发生的办法，是保证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治久安的关键。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0]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他开始思考怎样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入手，防止和避免“”那样的错误重演，保证国家的政治生活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和发展。他说：“我们现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1]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就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保障，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再次向全党重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2]为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备后，政府也健全了司法部门，这种情况下还由党直接管就不合适了，必须做相应的转变。因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他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8]三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再次重申：“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19]四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0]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21]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经济法制思想

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是其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22]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经济活动要法制化。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太多，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而企业内部职工责、权、利不分，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积极性不高；再者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价格的制定等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受着各方面计划指标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主经营活动法制化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法制化的构想。

第二、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领域出现大量贪污、腐败现象。惩贪治腐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我们经济生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经济犯罪，邓小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一方面“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5年我国对经济犯罪实行了严打，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创造安定团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23]

（五）关于立法

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他在提出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把有法可依，即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加强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前提，有法才有序，无法则国乱。关于立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24]

邓小平关于立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精神：第一，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没有快步伐的立法，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第二，立法质量要保证。虽然立法速度要加快，但是重要的还是要保证立法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要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仍然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新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三，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立法虽然是一件极具严肃性的工作，但也不应当墨守成规，要结合新形式、新政策，灵活调整。从立法技术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较为困难的，而对地方来讲，法的适用范围要小得多，立法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第四，立法方式要民主、公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必然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在立法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公开，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律制定出来也更便于人们去遵守和维护。

（六）关于法的平等性原则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存在，既不允许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更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实行法治的最起码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已经得到了确认，但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从1957年起，宪法所确定的这一原则就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才又重新得到确认。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是特权。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始终没能消除，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并高度重视，他强调任何人犯了法，都要依法追究。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上的讲话》中，他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治了，效果也大。”[25]1989年5月31日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反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处罚。”[26]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七）关于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法制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只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制建设，全体人民却法制观念淡漠，决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善的，更不能说这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强调了有法必依，这是对全体公民加强守法的基本要求，坚持守法是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守法意识的提高，也就表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邓小平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27]同年12月，他又强调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28]这就提出了在我国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要求和加强普法教育的任务，要使各行业的人都能够服从其所应遵守的法律，仅仅是守法还不够，还要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法律。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此外，人人守法，人人护法还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著名论断，并着重指出，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29]这是极富前瞻性的论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是使其顺利成长、成材的重要保障。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有及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只有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

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一，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开始恢复工作后，明显地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一共制定了327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自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约6600件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颁布了约10000件规章，国务院颁布了约4600件规章。我国的各部门法已基本齐全。为了更有效地立法，避免法律之间“打架”的现象，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立法法》，这一法律的颁布，必然对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立法工作的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公务员之家

第二，司法制度日臻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早在1978年12月，他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就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30]1980年12月，他又强调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十几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力度和司法监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坚决清除司法队伍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实利益。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的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1999年《行政复议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全国首例对部委“红头文件”提请审查的复议案件。现在，全国“法律援助”体系正逐步形成，律师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律师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1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其中，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就没有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结论

作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他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领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国家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大幅度地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要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科学的，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过去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的指导，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注释：

[1]《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055-1056页，第1100-1101页。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13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第32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第35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第18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主要参考书目：

1.《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5

（一）农业立法不断加强、成效显著，农业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行政法规。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办事逐步向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办事转变的过程。我国农业领域的立法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时期（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以后到""开始之前。这一阶段，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业问题所处的重要地位，加上三大改造任务较重，国家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农业法制建设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来看，特别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注意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创建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当时的立法重点首先是制定有关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创建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农业法制建设方面，又侧重于变革、调整生产关系的立法。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保护农民已得的土地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及恢复和发展农林渔牧业生产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了保证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能够有步聚、有规则、有秩序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之前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1950年6月），从而在两年多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个人所有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八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为了把中焕发出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53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到了1955年夏秋，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为了正确引导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56年3月、1956年6月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这两部章程中，都规定了自愿互利、退社自由、民主办社的原则和制度，因此，在合作化前期，农业得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但到了合作化后期，章程中的这些制度和原则受到了破坏，特别是1958年在全国推行的大规模的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农民生活严重困难，国民经济被迫调整。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整顿"的"共产风"，党中央于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农村工作六十条"虽然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十年动乱时期。这一阶段，整个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农业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业领域几乎没有制定过新的法律、法令。

这个时期农业领域的法律、法令，经过清理，现行有效的已经不多，主要是：农业税条例、屠宰税暂行条例等。

这一时期农业领域立法的主要特点是：前期比较重视，农业立法的针对性比较强，注重解决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拘泥于法律的结构要求和完整性；法律语言比较通俗易懂，但形式、章节体例等不太规范；基本上没有设定法律责任，法律的贯彻实施主要是依靠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后期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法制建设停滞不前，农业管理主要依靠政策、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进行。

2.既依靠政策调整、又依靠法律调整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80年代，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重点是稳定和和逐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发［1985］1号)，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7年中央下发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提出了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以及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进入9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突出抓好粮棉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投入，推进科教兴农战略，保障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我国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的新形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提出新阶段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增长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中央在部署2000年农村工作时，进一步作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对结构调整的内涵作了深刻的论述。2001年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基本目标。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依靠政策调整的同时，党和国家还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就农业立法而言，截止2002年3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可以说，我国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主要是：(1)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了农业法；

(2)为加强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草原防火条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3)为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了农业技术推广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4)为减少农业自然灾难，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制定了防洪法、气象法、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防汛条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

(5)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防治病虫害，制定了种子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6)为规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制定了乡镇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7)为规范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交易，制定了粮食收购条例、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行政法规；

(8)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除这些规范农业领域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外，还有54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00多件行政法规涉及农业、农村或者农民问题。如：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执业医师法、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征收教育费附加暂行规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行政法规。

总之，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领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对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农业行政执法不断加强，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提高随着农业领域法律制度的不断建立、完善，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不断得到加强，农业行政执法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括土地管理、森林保护、植物检疫、渔政管理、畜禽防疫检疫、种子管理、农机监理和农业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在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级涉农行政机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整顿行政执法队伍，逐步将行政执法本身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不断加强各级涉农行政机关在自觉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复议等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级监督和政纪、审计、财政等专项监督。一些地方和部门还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上级行政机关推动下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公开、公正、高效执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法制建设，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相比，同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客观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立法方面，有些亟需的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比如，有些法律、行政法规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体现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不够，对农民权益保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不够；有些法律、行政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有些规定针对性不强等。在行政执法方面，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突出；有些行政执法部门"自费"执法，执法权力与利益挂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滥用职权、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乡镇干部的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也还不够健全。

二、对加强农业法制建设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我国的农业法制建设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方面，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农业法制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农业不仅为我们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为工业提供主要原料。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没有农业的发展和发达，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劳动力资源，但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对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只有加强农业法制建设，不断为农业的资金投入、科技投入和农产品的产、供、销、运等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农业法制建设要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中心

一是，农业法制建设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立法，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深化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发挥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提高用水效率。

二是，农业法制建设要尊重经济规律，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确定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建立健全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机制。无论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是农业生产活动，都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本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资源有其特殊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还没的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农业领域立法只有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保障市场机制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强化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才能进一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三是，要依法强化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我国农业生产手段又比较落后，农民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从事农业的比较效益较差，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是一个脆弱的产业；农民的经济实力较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民也必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更需要国家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特别保护。

(三)农业法制建设要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改革也是革命，必然触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诸多领域深层次的矛盾，涉及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在前进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矛盾是难免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需要运用法律、法规推进整体的和配套的改革。就农业领域而言，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制问题。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注意体现改革的精神，把体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突破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通过加强农业法制建设来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运转协调、灵活高效、政策透明、管理科学的农业管理体制，使农业行政管理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农业行政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职责权限，明确职能分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多层管理的弊端。

(四)农业法制建设、特别是农业立法要体现党中央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我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20多年来农村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把党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通过立法程序，把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升成为法律、法规，使农业、农村问题立法进程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以确保党的农村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持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高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威信，从根本上保障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五)尊重客观规律，开源与节流并举，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促进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具有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特点，除了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外，自然要素是其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意味着向自然界的索取，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是不可再生的，有些虽然可以再生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为了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用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农业生产中对自然要素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更是农业领域立法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农业生产才能持续发展；反之，我们就可能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比如，长期形成的漫灌的农业灌溉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水资源，而且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最终导致了水资源的短缺和土地盐碱化的加重；再如，由于管理不力，长期以来超载放牧、滥砍乱伐，导致了草场的退化和环境的恶化，最终使我们尝到了沙尘暴的恶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仅靠生产者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引导，有些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设定基本的法律制度、措施时，不仅要考虑生产的需要、农民的利益，更要考虑这项制度、措施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是否符合自然要素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不仅要考虑到这项制度、措施在本行业的积极作用，还要考虑到它的确立和实施是否会对其他相关行业产生消极影响，把一项具体制度、措施放到整个农业领域、农村经济的大局乃至国民经济大局和农村社会稳定中去考虑。做到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

(六)善于运用政治的观点分析、解决"三农"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把我国的的事情办好，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与农业、农村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说到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研究和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大局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富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这就需要我们从全局的高度，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积极稳妥地解决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努力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农业法制建设需要研究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是：国内农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粮棉等重要农产品均出现阶段性的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农民增收难度大；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不合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高；除园艺、水产品和部分畜产品外，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外国农产品大量涌入，直接影响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价格，供大于求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原有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难度会增大；农民增收将进一步放缓，农村劳动力就业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有利有弊，利弊共存，既有机遇，又是挑战。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关键是要正视现实，抓住机遇，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我们考虑，就农业法制建设来说，应当根据"趋利避害、减少冲击、善用权利、扩大出口"的总体思路，充分反映世贸组织规则确立的基本原则，建立一套既有利于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市场化公平竞争的农业法律制度。既要注重农业实体方面的立法，更要注重农业程序方面的立法；既要注重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生产安全方面的立法，更应注重有关市场主体、农业支持与保护、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利用外资等方面的立法；既要履行世贸组织规则，又要灵活、综合地用足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其中的例外条款，把农业发展与扩大农产品出口、增收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稳定结合起来。具体来说，需要研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强化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入世挑战的根本性措施。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建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通过农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后，农业法制建设就要体现新形势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目标，促进和保障这一战略性调整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我国农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整个农村经济形成一个新局面。

二是，建立健全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利用《农业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健全农业保护措施立法。同时，要利用《农业协议》例外条款，健全农业间接保护措施立法。主要是：(1)建立健全援助贫困地区的法制制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实现政府对贫困地区援助计划下的合法支付，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力度，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立法工作的研究，通过立法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2)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重点加强面源污染的控制、改善农产品生产环境，通过实现政府在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达到为农业提供多种支持的目的。(3)建立健全农业灾害救济方面的立法。通过对自然灾害的救济支付，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最低利益。(4)完善农业投入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方面的立法研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微量允许标准"条款，建立健全农业投资援助和补贴方面的立法，通过对农业结构性缺陷的支付补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特别是要重点研究改革农业补贴的方式、环节、对象，将原来流通环节的补贴，重点转移用于生产环节，并补贴给农业生产者。(5)加强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支持，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还要抓紧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农产品质量标准、动植物检疫、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

三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强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加强农业合作社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对合作社提供的合法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研究制定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引导、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的培育，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建设重点小城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业性服务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主体，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竞争能力。

四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以粮棉为重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信贷服务，鼓励投资农业。注意加快改进和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改变农业保障水平低、保险索赔难的状况，切实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消除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性障碍，推广应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

(二)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切实贯穿于农业法制建设中，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

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农业秤要素。农业领域的许多立法项目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立法本身即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立法，如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法等。现行农业领域的一些资源立法由于受立法时认识的局限，未能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人类在利用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认真协调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认识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专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有关的行动方案，并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相关的立法中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要求的法律调整手段，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是，如何在农业法制建设中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现行农业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制定的。由于当时，改革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必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比如：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注重对资源的一般性管理，而对资源的资产性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使资源性资产长期处于粗放利用的状态，浪费比较严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显化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建立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农业法制建设如何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及如何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比如，如何使农业承包成为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取水权转让在合理配置水资源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投入机制和补贴方式；如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等，需要在将来的农业立法中认真处理、逐步完善。

(四)应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新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高科技革命，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法律在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要发展，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当前，在农业立法领域，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抓紧研究科技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既要利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又要避免其对环境和人类可能产生的危害或潜在的危害。建立、健全促进和规范农业科技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在农业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生物体遗传性状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可能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这已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到生物技术的向前发展和广泛应用。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规以及科学、合理的安全评估体系和防范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和配套规章，建立了安全评价、进出口管理和标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好这些制度和措施，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挑战，从根本上讲都与农业管理体制有关。农业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进行以市场取向为改革目标的继续和延伸。应对农业加入世贸组织，必须加快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转变农业行政管理职能，从过去的农业生产管理，向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转变，从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转变为提供"绿箱"公共物品服务，从过去的单一产量目标，向增加农民收入、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多目标转变，从过去的农业政策管理，向农村发展综合规划转变，强化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统筹协调与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对农业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做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体制，合理配置行政执法权，防止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提高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效率。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六)研究、借鉴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世贸组织成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农业法制

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成员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一是，通过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措施来干预、支持和保护国内农业，实施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制定《农业调整法》，通过立法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在美国，不管民主、共和两党谁来执政，法律始终是政府干预农业的重要手段。1996年的《美国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法案。该法案通过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确立了农产品销售保护价制度；通过制定促进农产品出口计划、潜在市场开发计划以及市场发展计划等贷款或援助形式帮助本国农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例如，1998年的《欧盟2000年议程》，通过将价格支持补贴转为对贫瘠低产地区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市场营销的支持来保护成员国的利益。韩国的《世贸组织履行特别法》规定对受加入世贸组织影响的农民进行补贴。三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和强化执法等实施对农业的干预。例如，在美国任何组织一旦发展到足以实施行业垄断或者价格垄断的时候，司法机关就会以"反垄断法"为由，强制将其分解或者责令其退出，但只有农业合作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农业合作社在规模和市场价格的形成方面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四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合法利益，促进了整个国内农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印度诉美国、欧盟对大米、海产品进行不正当限制案件就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著名案例。

以上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欢迎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附件

截止2002年3月底，在农业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1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2件（现行有效）。具体情况是：

1.在种植业、养殖业、动植物检疫、农业环保、农业科技、乡镇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方面，制定法律10件、行政法规24件。主要有：农业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1988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草原法（1985年6月18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修正）、乡镇企业法（1996年10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年10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79年2月10日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1987年5月21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兽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公布）、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10月20日农牧渔业部）、土地复垦规定（1988年11月8日国务院）、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1988年10月9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31日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令第一号）、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7月3日国务院）、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1992年5月13日根据《院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条例（1992年12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12月26日化学工业部）、草原防火条例（1993年10月5日国务院）、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9月17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5日农业部令第一号）、种畜禽管理条例（1994年4月15日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公布）、乡镇煤矿管理条例（1994年12月20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9月30日国务院）、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1996年12月2日国务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5月8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粮食收购条例（1998年6月6日国务院）、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1998年8月5日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1年1月4日国务院，1998年12月27日国务院重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5月29日国务院，2001年11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等。

2.在林业方面，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6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行政法规14件（其中3件属重复统计）。主要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1年12月13日）、森林法（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试行，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野生动物保护法（属重复统计）、种子法（属重复统计）、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属重复统计）防沙治沙法（2001年8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1982年2月27日国务院）、军队营区植树造林与林木管理办法（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7月6日林业部）、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8月25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9月10日林业部）、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12月18日国务院）、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2年3月1日林业部）、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属重复统计），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属重复统计）、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等。

3.在水利方面，制定法律4件、行政法规19件。主要有：水法（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1985年7月22日国务院）、航道管理条例（1987年8月22日国务院）、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国务院）、开发建设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规定（1988年9月1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水利部令第一号）、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1988年10月27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1988年11月30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2月20日建设部令第一号）、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防汛条例（1991年7月2日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1991年2月15日国务院）、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8月8日国务院）、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1989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89年7月12日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一号，2000年3月20日国务院重新）、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2000年5月27日国务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1993年8月19日国务院，2001年2月21日修订公布）、军用饮食供应站供水站管理办法（1989年10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1989年11月17日民政部、总后勤部令第一号）等。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6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务员伦理法律法规，对公务员伦理的要求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中。比如《宪法》、《国家公务员法》、《监察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上述规定既不具体，又未形成完整的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体系，现实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伦理培训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务员伦理失范的规制体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常常是“运动式培训”、“运动式监督与追责”，雷声大、雨点小，“躲过了初一，安心过十五”的状况比较多，这些都不利于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严肃查处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36900人、司法工作人员12894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可见，目前我国公务员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很大，若从源头抓起则公务员伦理失范缺乏系统规制难辞其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加强对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规制，不仅仅看到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本身，更应该看到这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导致公务员伦理失范、腐败蜕化的症结所在。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得失或者优缺点。国外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他国家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大都参照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如日本在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在60多年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是在美国人的指导下颁布的，相隔不到一年又颁布了《地方公务员法》。其后来于1999年4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也显然受到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公务员伦理法治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配套性机制有值得我国研究的地方，现以其为例，对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作一简要分析。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以19世纪后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为标志的，行政伦理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开始了从孕育到发展的漫漫历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美国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进程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美国国会于1958年7月通过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该准则规定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伦理行为标准。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22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总统道德令”。但是这一时期公务员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美国各界的足够重视，因此上述准则及命令也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转折点出现在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强力催化剂推动了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加速构建。该事件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务员伦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案》。其中规定了在人事管理办公室内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同时建立了委任独立检察官的机制。该法案在1979年得到两次修订，1982年、1983年和1988年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1989年，布什总统签署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90年，修订并颁布了《政府官员与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9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共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该准则由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且内容更加详细、操作性也更强。经过上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美国逐步构建起了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公务员伦理法律体制。

三、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特点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的纵览不难发现，其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有值得称道之处。如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同时相应的配套机制也比较健全。当然，美国在公务员伦理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一些部门仍存在着监督缺位的问题，个别公务员的政治腐败等问题也并未杜绝等。但总体来说，现阶段美国公务员的制度建设仍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其伦理法制建设的特点也值得研究。

(一)行政伦理理论深厚

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之所以相对完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行政伦理理论基础深厚。从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到行政伦理学的孕育与发展，行政伦理的理论在持续深化和发展着。理论的发展为构建公务员伦理法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行政伦理理论也不是止步不前的，其与公务员伦理实践情况相结合，进而不断修正公务员伦理构建理论的某些内容以实现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二)内容详细、操作性强

美国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相应规定内容详细、操作性强。以1978年出台的《政府行为伦理法案》为例。该法案共7章，约3万5千字左右，详细规定了公务员伦理规范的基准及不同情形下公务员应如何规范其行为。法案明确规定，公务员一旦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处得到了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等，就必须依法进行申报;若收受了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礼品，或者从事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或业务投资，也必须依法进行申报。美国关于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数量众多，且内容详细。这些法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将公务员可能会产生的伦理失范行为基本上都纳入了法律法规系统中来加以规定。同时，也正因为内容详细，使得实践中公务员伦理规范的操作性显著增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务员自由裁量权受到合理限制，以规范其行为。

(三)机构专业、独立度高

专门机构的设置为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构建提供了机构保障。1979年在人事管理局下设置了伦理办公室以负责公务员伦理规范事宜。到1989年机构改革时，伦理办公室从人事管理局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另外，在美国官方还设有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而在民间也有诸如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芝加哥“改进政府工作协会”、“卡门考草根游说组织”等民间机构帮助推动公务员伦理规范制度建设工作的开展。另外，1978年根据《监察长法案》在政府部门下设置了监察长办公室，该专门性办公室将行政法纪监督与审计监督合二为一，为监督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并将其违法行为予以依法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对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的概括及特点的总结及分析可知，其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积累。其相关立法也是在不断地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我国建设公务员伦理法制，既不能急于求成，亦不能亦步亦趋。应该坚持立足国情，以全局思维思考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问题，立法先行，并配备相应的管理、监督、制约等机制。主要建议如下:

(一)制定《公务员伦理法》

若要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一部统一完整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是可行之策。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拥有完善的立法作为公务员伦理规范的保障。我国也不应落后于此，一部专门性的《公务员伦理法》的制定不仅仅意味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与世界接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系统地规范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该专门性法律的制定应该立足于我国实际，力求内容详细具体、标准明确、操作性强，以防止过于宽泛笼统所导致的在实践中难以应用的现象发生。

(二)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

仅仅制定一部《公务员伦理法》却没有专门机构来保障该法的有效实施是很难实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目的的。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在我国需成立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或者办公室。同时，要确保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其中，专业化旨在保障管理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有效地规范公务员伦理行为。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内应设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公务员伦理管理具体工作的落实。而独立性则更加强调公务员伦理管理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特别是防止党政机关的干涉。

(三)健全配套机制

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的大量发生既与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也与公务员自身不具备合格的伦理素养有关。在制定《公务员伦理法》及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要依法规范公务员的伦理行为需健全配套机制。一方面要提高公务员的伦理素养，加强伦理培训工作。通过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制定具体的培训方案，按时有序地开展诸如伦理讲座、专题研讨、编写并发放行政伦理手册等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与追责机制的联动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主要是由纪检、监察、审计、组织等部门以及人大及社会舆论等对公务员伦理是否符合规范进行监督与追责。这样的监管机制在实践中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却仍旧存在着“空监”现象。无权监督、无法监督、无力监督、不愿监督等现象仍旧大量存在。要实现各种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完善监管机制。如在公务员伦理委员会等专门性机构下设专门性的监管机构以统筹负责监督工作。一旦发现有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需及时启动追责机制，对其行为依法进行惩治，唯有此，才能保障公务员伦理规范机制的构建收到实效。

五、结语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7

(一)“两型社会”概念的厘定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欧洲杯买球平台的解决方案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域外的普遍规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针对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具体做到:

第一，立法工作上将宽泛的原则性的内容实施在具体的专门法律之中，化虚为实，将制度建设踏实的落脚于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切实将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工作落实到位。

第二，明晰权责，界定好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的权责和义务关系，防止推诿出现“公地悲剧”。

第三，切实通过法律被强制，行政指导，利用经济杠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高效，节约的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立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尤其是加快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对于我国目前严重的雾霾是有效的治理途径。不仅如此，还可以效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思维，建立污染物排放市场等多种循环经济市场立法。以促进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8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西方不同法治理念的比较分析,在较深入的层次上研究了法治与政府公共行政的关系,揭示了不同的法治就会有不同的政府公共行政。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分析和论证了我国转轨时期的法制建设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机构、谋求政府工作效率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公共行政改革,最终都取决于法制建设的成功。

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政府公共行政

一、中西方法治理念的比较分析

法治(theruleoflaw)作为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首要的、普遍的原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法律最高和政府权力要受法律限制与约束,是它最基本的理念。其基本内涵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组织、职权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原则、制度、程序、方式等各个方面,都由宪法、法律加以规定,政府行政机关严格依照规定设置机构、划分职权、配备人员,依法组织与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政府行政组织内部事务。这充分体现了法律既独立于政府和它的执行者之外,又与国家公共权力密切相联的关系。

概括起来,西方国家法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

第一,维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是法的根本目的。法治原则在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要求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提出了一切法律必须以保护人类固有的权利为目的;否则法律只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法治的目的背道而驰。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是作为一切立法必须遵循的标准和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

第二,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律对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规定,是在实体方面对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但还必须在程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不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①。

第三,畅通、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这是指在社会公众的利益遭到政府不法行为的侵犯以后,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司法救济措施。包括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撤销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律师制度等。

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与精神体现在法律制度和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中,体现和贯彻实施于政府公共行政活动之中,且历时变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统治方法和议会至上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法治原则的基本精神表现为:①行政权的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②行政权没有法律依据,不得使人民负担义务,或为特定人设定权利;③行政权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免除特定人在法律上应负的义务,或为特定人设定权利;④法律经各个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时,其裁量权的界限,仍须受法律限制。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根据法律,服从法律,遵守法律。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无法律即无行政”的政治格言和法治行政的精神。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并开始危及其统治。这在客观上迫使政府公共行政的权限范围以及公共行政活动所依之法发生了变化,法治原则明显表现为:①凡规定有关人民自由、财产权的法规,应受法律的支配;②以法律指导行政,行政行为与法律相抵触时,不产生效力;③行政活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力的限制非以法律制定不可。

与西方国家不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性本恶,而且人的这种恶性是其自身所无法克服和改变的。因此,要使人能够遵从社会秩序,特别是遵从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用一种人之外的强力来对人的恶性予以遏制,这种来自于人之外的强力便是法。所以,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都强调“一切断于法”,“一民一轨,莫如法”(《有度》)。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以法治人的简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法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手段和最重要的工具;法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也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治民无常,唯治为法”(《心度》)。“故法者,王之本也”(《心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因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国弱”(《有度》)。以法治人是中国“一切断于法”的“法治”传统的核心理念。

显而易见,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法治”,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甚至包括群臣在内,都无任何权利可言。同时也表明,并不是有法、“一切轨于法”就有法治。如果构成法治的法不是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为目的,反映和体现社会公众意志的法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也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而,在中国的“法治”传统中,西方概念中的法治理念并不存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的“人治”传统,导致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注重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或者对已设计的制度不重视执行,只注重谋略、策略等鲜明特点。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②

在我国现阶段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这种倾向,仍然只是把法作为政府治理国家、进行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手段与工具来使用。法只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而不能有效地被人民所掌握。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突出地表现为法不能有效地为社会公众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更无法有效地用来制约政府对权力的行使;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公众赋予义务、剥夺权利以及对社会公众的申请和辩护,往往用“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代替了必要的和充分的理由说明,社会公众运用法律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的制约,与政府运用法律对社会公众的管理和制裁相比,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政府习惯了对社会公众的高声训斥,但却不允许或听不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质问。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损害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③现在强调政府公共行政实行法治、依法行政,也就是强调法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和法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律权威是人们对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支持和服从,即人们对于法的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如果法律没有权威,无论制定多少、多么好的法律,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并不能把我国的法制建设当成是一个政治口号来宣传,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我国传统“法治”理念的唾弃。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法治”传统,只不过这些“法治”都是用来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缺乏了民主宪政精神。无疑地,当代意义上的我国法治要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符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相符合,就必须要注入民主宪政精神: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法必须具有最高性;人民可以且能够运用法来约束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中西方法治理念下的政府公共行政比较分析

在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法治理念下,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边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治理念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而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能对政府公共行政的一些而并非所有问题进行规定。

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不仅在涵义上,而且在应用上也发生了变化。政府尽管仍然依照职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活动,并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但政府不再以议会制定的法律为行政权力行使的唯一依据,政府公共行政所依之法,已由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律扩展到政府行政机关根据议会或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章。这种变化表明:一方面,法治作为政府公共行政的核心原则,依然强调凡行政应本于法,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公共行政固然应该依据法律从事,但不能说“无法律即无行政”,而是要“合法及适法行政”,即由根据法律行政变为法律支配下的行政。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这样,法治就不能只是恪守现行的法律。资产阶级法治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推动政府行政机关充分行使行政权来管理和控制社会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日趋强化,使国家公共权力日趋向政府倾斜,政府除了享有行政权外,还拥有委任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传统观念、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宪政原则的极大威胁。资本主义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地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

为此,西方国家采取了集权与分权并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存、放松规制(derdgulation)、政府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①、减少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从社会的部分撤退、建立小政府模式等改革措施。把原来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民营化,将其投入市场,由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来提供;而对那些不能推向社会的政府职能则通过政府采购或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的方式,交给社会承担。这些改革措施既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行政的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尊重他们对社会公共产品选择的权利,也精简了政府的职能和机构。

为了适应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法治的要求,西方国家又采取了以绩效为本、以结果为本的政府绩效评估措施(performancemesaurementofgovernment),以及以效率为中心的政府行政组织改革措施。强调政府要树立顾客意识、视服务对象为上帝;强调政府公共行政活动必须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己制定的规则为其行为导向;强调纳税人是为政府部门的工作结果而纳税;强调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力等。政府更加重视公共行政活动的产出,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西方国家近些年来以先进的信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手段,把政府再造成高效率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电子政府”(e-government)的推行,更是充分体现了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原则及其所蕴含的民主宪政理念。只不过在同时强调效率与对社会公众负责的背景条件下,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在形式上已不局限于刻板的法律条文,而是寓市场竞争机制于政府公共管理之中,变过去的“法律意识”为“服务意识”;变过去的重遵守法律法规为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由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这样,既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对高效率的需求,充分调动了政府及其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又能满足社会公众对民主的需求,更加强和方便了社会公众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使的限制与制约。

我国传统意义上“一切断于法”的法治”是建立在国家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政治体制基础上的。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必然导致行政集权,其行使也无边界。因而“法治”只能是作为国家管治社会的手段而存在和起作用;它既无法形成对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制与制约,也无法表现出它的最高权威性。因为在它之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可以左右与支配其运行的君主意志。这是一切封建专制社会的共同特征。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本质和宪政体制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还没有建立和形成。反过来,受过去封建传统“法治”的深厚影响,人民管理国家民主权利的行使以及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与约束也大都流于形式。人们往往从制度规定性的优越性出发来认识这个制度,但实践中又缺乏使这种制度得以落实的可操作性措施。这就必然会妨害人民合法权利的实现,甚至会破坏、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必然会妨害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与制约,政府自我扩张也就在所难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法治经济,它的确立和深入发展,产生了对法治的极大需求,成为全社会推动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但是,法治只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而且与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当法律最高和国家公共权力应受法律约束的理念没有形成、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没有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予以调整和改革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口号式的“法治”建设不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为它所做的只是形式上的“依法”,而忽视了法本身所内含的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法律最高和国家公共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是法所内含的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最集中的表现。所以,越强调“法治”和依法办事,就越导致了行政权力对市场与社会的干预和对人民合法权利的侵害,就越导致了权力的商品化。因为这种缺乏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的法,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的背后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延伸。强调用这种缺乏宪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的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强调用国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实际上是强调用政府自身制定的规则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体现的本质规定性,并不能证明现实中的法就是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奶逑帧7ㄊ怯晒一刂贫ɑ蛉峡傻摹a⒎ㄕ咄柚⒎ɡ捶从澈腿范ㄆ渥陨淼奶囟ɡ?甚至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和垄断地位,因而不惜抵触宪法和法律,并呈现出主要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作为本部门、本地区的代言人出现的立法特征。这是我国立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行政立法而言,我国行政立法涉足大量的基本经济关系领域而代替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经济法律,会导致政府通过行政立法巩固和扩大行政权力,使许多经济立法成为部门利益立法的情形发生;行政手段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干预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甚至还会导致低效率的经济后果。政府行政立法“泛化”①及其对市场干预过度的后果,又会成为政府进一步通过行政立法干预市场的理由。最终导致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和政府干预领域的不断扩张。市场领域逐渐地被政府取代,“私法”领域逐步被“公法”领域侵占,市场主体因政府的变相干预越来越失去了他们活动的自由和本来拥有的利益。政府行政立法通常还以收费、办证照等为内容,乱收费、乱罚款,在市场准入方面大作文章,造成了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沉重负担。虽然无论是成熟的或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依法干预,但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政府行政权力一旦以这种“泛化”的行政立法形式进入市场,就易造成官商一体的局面,甚至为官商搞行政权力垄断提供法律上的托词,造成行政法规愈多、市场愈小,这样一种法制建设适得其反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一旦在加强法治的旗号下任其发展,那么法律的效用就会减少。这种“法治”决不是市场?盟蟮姆ㄖ巍?/p>

法律没有最高性与政府行为缺乏法的限制与约束,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对法治的践踏与破坏。其结果,就政府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无确定的范围,即政府职能不明确。政府职能问题实际上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与市场和社会发生关系的范围及其权力作用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因此,政府职能与政府行政权力密切相关,它是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效能。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必定导致政府活动无范围。转变政府职能是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而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就是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确定的范围之内。就政府对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而言,必定导致“长官意志”。具体表现就是指挥者以权力为依据,服从者以长官的意志为依据;下级只对长官负责,不对职位负责、不对法律负责。这势必造成下级的晋升奖励是通过满足上级的利益、欲望而获得实现的后果;造成下级因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不敢监督上级的情形;造成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就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责任追究的特权存在。

三、我国转轨时期的法制建设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

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要求,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状态。市场经济越发达,各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就越强,社会对法治的需求也就越强。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法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市场经济是以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是建立在各市场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和平等性、并且承认各自利益的基础之上。

(2)市场经济造就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这种多元的利益结构在政治体制上,就会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

(3)市场经济以分散决策为特征。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扩大分权的范围,减少政府集权的规模,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4)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标准,以集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了。

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属性必然要求法治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引导、规范、保障和服务作用,在以市场化为社会发展取向的转轨时期,作为政府公共行政核心原则的法治应当是法律最高的同义语。

因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相适应,与这种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法治相适应,政府公共行政也须进行改革。政府公共行政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是由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的管理方式的变化;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由权力支配一切变化为法具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法治意味着法律的统治”①。深刻地理解和领会这种改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法治原则的本质在于揭示了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是崇尚体现广大社会公众利益和意志的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正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文化经济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②因此,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法治原则下的政府公共行政应当是:

第一,政府公共行政应以维护和促进实现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权利为宗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权利经济。因此,政府公共行政对法治原则的体现,一是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其行为的基点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和规范市场机制。二是要促进市场的发展,使市场效应最大化。在客观环境上,为市场主体实现其最大利益创造条件,而不是对市场主体利益的实现设置违背市场规律的障碍。三是政府公共行政应以社会公众的需要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四是政府应树立顾客意识和服务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各项工作制度,包括工作程序制度、监督制度、公共责任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公众权利救济制度,使政府自觉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第二,政府公共行政应坚持行政职权法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权力无所不及。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行政权力应从社会、从市场中实行部分撤退。整个社会和市场运行由过去的以政府计划为边界变化为以法律为边界。因此,坚持政府行为职权法定,也就是要坚持政府活动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政府职权来源于法律规定,这反映的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与要求;政府职权法定,政府活动以法律为边界,这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对有限和有效政府的发展要求。要做到政府职权法定,前提就是要培养政府尊重法律的法律意识。政府要从习惯于把法当成是治民的手段的工作作风转变为政府实施法律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权利的工作作风;社会公众要从守法的法律意识转变为应用法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意识。只有当社会公众感受到了法律可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才会遵守法律。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本身就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第三,政府公共行政应坚持活动程序法定。坚持职权法定,是在实体法方面对政府权力行使的限制。但是,即使政府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其行为的方式仍然可以造成对社会公众的伤害。因此,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受政府和官员不正当权力行使方式的侵害,还必须在程序方面、在权力行使的方式方面,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实现从无序行政向有序行政的转变。政府依法定程序行使自己的职权,社会公众依法定程序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这同样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①参见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规定。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安全;法制

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而我国已成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15年，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0．9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促使网民的消费行为逐渐向移动端迁移和渗透［1］。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络理财、炒股等网上理财和消费手段不断发展。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网络诈骗、网络虚假广告、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愈发猖獗而且网络购物中，经营主体违法、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广告违法、消费侵权等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加强网络市场法制建设，保障网络市场信息安全，势在必行。

一、完善立法

我国虽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但是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已有法律无法适应网络市场。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基本法律法规中关于具体网络违法行为的惩罚办法，并大力推进专门针对网络市场的法律法规出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要求的重要举措。制定一套完善的网络基本法。针对微信、微博、qq、博客、论坛等领域可能出现的泄密、反动言论、诈骗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并根据《刑法》做出相应的惩治措施。在网络消费市场，针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经营主体违法、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广告违法、消费侵权等问题要加大惩罚力度，做出严格规定。对于网络理财市场，提高要求，规范规章制度，坚决抵制侵害公民权益。互联网发展工程中，各立法部门应当协调合作，不断修订和完善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保障网络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加强监管

目前，对于网络市场的管理，我国旨在控制，但是这种一味禁止的管理只能引起网民的反感，而无法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因此，加强网络监管，需改进监管方式，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创建有效的网络监管体制。首先，有关的网络监管部门要坚守“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原则，恪尽职守，严格监督网络信息，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检举，保证网络市场的安全。其次，执法部门要做与网络监管部门做好对接工作，协调配合，保证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就能马上进行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打击工作。此外，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健全优化网上投诉机制和调节系统［2］。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全面监督打击网络违法行为。最后，也要加强对网络接入服务商的监督管理，以保证服务商为网民们提供健康合法的网络服务。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我国网络执法人员专业素质还不够高，因此应借鉴学习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方式，借助公安院校培养出一批职业的高素质人才。其次还可以发展在职培训，全面提高网络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素质。而网络技术发展飞快，因此要定期对网络执法人员进行培训，掌握新的知识。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定期到基层进行调研，完善自己知识面。打造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网络执法队伍，切实提高网络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深化宣传

重视舆论的力量，用舆论来引导人民群众重视网络安全。对典型网络交易违法案例多多进行宣传，对网络违法行为加大宣传力度，其一，提醒群众增强自我保护防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二，震慑网络违法者、使心怀不轨者自觉遵纪守法。由于网络的地域性、虚拟性等特点，许多网民并不了解网络违法行为和网络不当行为，也对网络违法行为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导致网络立法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应当积极借助各方面的宣传平台，发动社会和群众的力量，培养网民的网络法律意识，营造文明良好的网络环境。

四、技术研发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说，世界各国早已想尽办法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我们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研制出网络预警与网络执法系统，进一步管理网络市场。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而我们也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完善网络市场法制建设，才能战胜困难，捉住机遇，在发展的浪潮中迎难而上。

作者:赵月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信息工程大队

［参考文献］

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制法治发展

有学者言：“法治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悠久民族的群体性的文化选择课题，除了历史和文化自身的答案以外，任何欲进行书斋作业的‘学术定位’的企图都是虚妄的。”①那么，如何对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情况作以反思，更非易事。本文仅以中国的法制建设为主体或参照对此进行尝试，或许离目标接近了一步。

一、法制与法治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对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国，“法制”的用法首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此处所谓法制，乃指国法、或典章制度，强调法律制度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或官府）创造的，即使是酷法、恶法，或专横之法，也属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不过是人治之下的一种法律统治形式。这种人治之下的法制（“专制的法制”），与近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意义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它强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制”这一概念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基本观点有三种：“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制度’；一种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遵守执行和遵守法律与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一种则简化为依法办事的原则，即一定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管理的原则。”③从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学者趋于赞同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将其定义为，“所谓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序和过程。”④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制的含义的解释，都是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如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有的主张三权分立制，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张“议会至上”，有的主张自由，有的主张福利国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对社会主义法制如何界定？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社会主义法制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其基本要求为“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关的。

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在西方学说史上，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最早论述法治问题。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⑤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们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讨论法治问题，而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其内容大体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二战以后，在国际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了三项原则，即立法保持“人类尊严”，防止权力滥用、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可以看出，法制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综观法治一词的使用状况，其具有如下意义：它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方式、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一种价值取向或一种政治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的、原则、制度和。”⑥其基本内容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⑦

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⑧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⑨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⑩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11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12

三、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中发展到极端，使“”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14由于这些思想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

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从法制到法治——性的飞跃

（一）性向传统的突破。

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3.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从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家的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如果将党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难免会出现唯党的意志是从的局面，长官意志将成为最终的权威，发展的结果是党内部的严重腐化，苏共的发展结果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强调“法治”，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党仍然须作为一般的政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21由此看出，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法律的最高权威，法治核心之一的法律至上原则。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中“民主法治”思想对我党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的十年是唯党意志的十年，甚至出现了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经法定的任免程序的情况。如果在“法治”的建设中，没有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或许又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现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22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形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3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来说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24所以，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一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议，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法治原则。○25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方式处理事务。○26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27

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传统的背景条件即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法制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对西治文明的继承，又在本土条件下，完成了质的飞跃。

1.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现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倾向。在以“法制”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仅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层面，而未当成一种价值追求、治国状态。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法学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学理论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化法治的理性的东西，其“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对其优秀的成分加以承继，并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扬弃。由于西方法学家和社会实践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而这种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

2.结合本国实际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法律变迁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28这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本土化和国际化（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重构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先进法治文明之后，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再定位。

⑴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基础。“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29由于“中国领导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法治融入了下列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并且市场的成分在逐步增加，但较之其他经济制度，国有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对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稳定，主张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可以看出，其社会基础包含如下因素：

a.“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源泉。”○31

b.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有力政治保障。没有中共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其仍然是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

c.中西人文精神的合璧：重构法治的精神基础。同志曾在五十年前说过，“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32这启示我们：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一切制度都是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的，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的关系。黑格尔也说：“历史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历程，法律所表现的风格、礼节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33社会主义中国在法制建设中，在反思自身历史的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应吸取西方之长，以补己之短，达到精神文化及理性文化的交融。

2.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总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建立民主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最核心的是：

a.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34其构成包括“内在品质要件：公民权利神圣和外在形式要件：规则至上。”○35法律至上原则是内在品质要件和外在形式要件的统一。有学者更指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6所以，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党派、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

b.权力制约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建立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权力制约的理论不能不深入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讲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讲了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讲了党权与政权要分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37无论是成克杰、胡长清，还是广西玉林四个市委书记“前腐后继”，从制度上看无不是因为权力太大，没有制约机制造成的。所以，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应该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c.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特征。其含义是赋予法官以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的独立的自由裁判权。在“法制”的背景条件下，虽然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司法机关成为其他国家机关的附庸，在人事任免、财政制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职能无法依法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其他国家机关的特权思想。在“法治”的背景下，应当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司法制度，同时，对一切由法官说了算的职权主义司法制度依法进行监督，防止司法专横。

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无所谓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我们践行的差异。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行的发展历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又要结合社会的广泛参与，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等仍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下的法治进程会有序展开。

及注释：

①《从法制到法治》程燎原，出版社2000版

②④《法•宪法》舒国滢、周叶中编审法律出版社2001版

第95、102页

③《法理学》李龙主编武汉大学1996年版第214页、第239-240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学》商务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⑥《法理学》葛洪义主编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258页

⑦《法理学》蒋晓伟主编同济大学1999年版第266-269页

⑧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⑩《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2年第3期第95页

○11○14《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刘作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第138-145

○12《法治论》王人博程燎原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第292-294页